19世纪欧洲的民族主义运动致使意大利和德国各自统一，又以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的瓦解为代价，在巴尔干和东欧催生出一些独立国家。欧洲犹太人仍在为自己面临的困境寻求解决办法：在东欧，他们的社会地位是不被接受的外来团体；在西欧，虽然他们已经取得充分的公民身份和权利，但反犹主义势头不减。一次次民族复兴运动为犹太人树立潜在榜样。适用于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和罗马尼亚人的模式，说不定也适用于犹太人。

日薄西山的奥斯曼帝国被所有国家视为“欧洲病夫”，民族主义运动已经夺走它的一些领土。许多犹太人开始构想建立一个国家实体来恢复正常生活，以此解决犹太人问题。

鉴于犹太人近两千年来一直梦想返回以色列地，建立犹太国家的首选地点自然就是那里。巴勒斯坦已经有可观的犹太人口，其中有西班牙的塞法迪难民的后裔、中东国家近来移民的后裔，以及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受各种宗教运动影响而从欧洲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的后裔。在犹太复国主义兴起前，那里的犹太人口不断增长，到1860年，犹太人开始在耶路撒冷城墙外新建居住区，这些街区如今已成闹市区。虽然生活方式仍旧遵循传统的宗教和经济模式，但人们对建立农业定居点产生兴趣，特别是在1870年世界犹太人联盟创办一所农业学校以后。

摩西·赫斯的《罗马与耶路撒冷》首次明确表达了建立犹太国家的希望，此书于1862年在德国出版。东欧的利奥·平斯克吸收这一理念，写出《自我解放》（1882年）；一些希伯来语媒体作家如埃利泽·本-耶胡达（见下文）也接受这个理念。然而，正是1881年俄国的集体迫害（见第八章）才直接催生出一些统称为“热爱锡安”（ Hibbat zion ）运动的犹太民族主义组织。这一运动起源于东欧犹太人，大部分东欧犹太人已经对融入主流社会感到绝望，正因如此，东欧的犹太教育、传统生活、民族凝聚力都异常强大。在这些组织中，第一个组团向巴勒斯坦移民的组织是“比卢”运动（得名于《圣经》中一句规劝“雅各家啊，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的首字母缩写）。

西欧犹太人总体上仍坚持融入非犹太社会的解放理想，并不完全沉浸于犹太传统，他们对犹太民族主义要么冷眼旁观，要么积极反对，不过他们也承认这或许能解决东欧同胞的问题。然而，把犹太复国主义理念转变成一场国际运动的，却是一名同化了的匈牙利犹太人 ^（返回） 。西奥多·赫茨尔（1860—1904年）似乎不太可能成为这场运动的发起者。他是生活在维也纳的作家和记者，对犹太教几乎一无所知，倒是很推崇法国，视之为具有进步与启蒙思想的国度。作为维也纳一家报社驻巴黎的通讯员，他对德雷福斯事件暴露的法国反犹主义深感震惊，遂将余生致力于寻求犹太人问题的全球解决方案。他在著作《犹太国》（1896年）中力主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在小说《新故土》（1902年）中预言这个国家能够取得的社会及技术成就。虽然他在西欧犹太人中知音寥寥，但东欧犹太人却对他推崇备至。

1897年，赫茨尔在瑞士组织召开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会议的高潮是达成了一项决议，声称“犹太复国主义立志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受公法保障的民族家园”。赫茨尔想让奥斯曼苏丹批准他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未果后转而与英国谈判，希望英国同意在乌干达建立犹太人定居点。这一计划暴露出赫茨尔的想法与东欧犹太大众的民族感情大相径庭，他们愤怒的反应一度削弱了他的领导权。但英国最终退出谈判，赫茨尔又恢复在巴勒斯坦创建犹太国家的计划，毕竟那里是犹太人的发祥地，是他们一直魂牵梦绕的归宿。

与此同时，“比卢”的移民加入自15世纪奥斯曼征服以来就居住在巴勒斯坦的各色犹太人的行列。他们想要建立农业殖民地，为未来的犹太人定居点打下基础，同时也为所有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迈出重要一步。他们满怀理想主义，但缺乏必要的实际技能，若非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男爵给予大量财政援助，他们肯定会失败的。

与犹太民族主义一同兴起的，是希伯来语作为口语的复兴，这是犹太民族在现代取得的杰出的集体文化成就。希伯来语作为口语早在公元1世纪就已没人再讲，但在犹太历史上仍作为书面语言广泛使用。与基督教世界的拉丁语不同，对希伯来语的了解并不限于神职人员或富裕的精英阶层。为了适应缺乏正常国家制度的现实，犹太教早就规定，终生坚持用《圣经》最初所用的语言学习《圣经》和拉比传统是所有犹太人的宗教义务。不光神职人员，所有犹太成年男子每天都要朗诵复杂冗长的希伯来语祈祷文。大多数犹太人的学校教育以学习希伯来语开蒙，继而记诵长篇希伯来语文本。因此，自古以来，在传统犹太社群里，即使文化程度较低者也保留着大量被动习得的希伯来语知识。正因为希伯来语知识在东欧犹太人中相当普及，犹太“启蒙者”才能在18世纪晚期使用希伯来语，向东欧犹太大众传授数学、自然科学和地理等现代学科。我们看到，到19世纪中期，希伯来语已用于诗歌和小说创作。

作为现代欧洲人，赫茨尔一度设想犹太国家的语言是德语或俄语，但鉴于语言在当时兴起的各种民族主义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受过更传统教育的东欧犹太知识分子和活动家自然转向希伯来语。希伯来语运动的推动者是埃利泽·本-耶胡达（1858—1922年），他一生致力于恢复犹太人民的故国和语言。1881年，他搬到巴勒斯坦，告诉妻子从此只用希伯来语和她交流，遂开始了他复兴希伯来语的奋斗。在语音上，他采用巴勒斯坦当时广泛流行的塞法迪发音，这至今仍是希伯来口语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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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语复兴

现代犹太人最辉煌的集体成就，甚至可能比以色列建国更卓著，就是复兴希伯来语。从来没有其他语言可以像这样在长时间不说后还能复兴。

19世纪后期，东欧充满理想的年轻犹太复国主义者受希伯来语的强烈吸引，把这门语言视为自己努力重建的民族身份的基本组成部分。他们还使用希伯来语，强使自己与东欧犹太小镇中基于意第绪语的文化决裂。他们认为，在让犹太人重新成为故土上劳动与耕耘的民族的尝试中，复兴希伯来语似乎是水到渠成的产物。这也与将巴勒斯坦作为所有流散社群的犹太人共同家园的概念相符；希伯来语可能只是书面语言，但它是所有犹太人唯一的共同语言。这一事实也反映了19世纪耶路撒冷的真实情况，说阿拉伯语、意第绪语和拉迪诺语的犹太人在该城混居，他们经常用共通的书面语言希伯来语进行口头交流。

在19世纪后期，希伯来语有几种发音传统并存，它们部分可追溯至古代，部分受当时犹太人所说希伯来语口语的影响。在复兴希伯来语的早期，耶路撒冷有大量中东犹太人，说阿拉伯语的犹太人所普遍使用的希伯来语发音（被不准确地称为塞法迪发音）就占据上风。但是，从20世纪早期开始，成批到达的阿什肯纳兹移民无法掌握某些对习惯说阿拉伯语的犹太人而言很容易的发音。因此，现已成为标准希伯来语的塞法迪发音，实际上是阿什肯纳兹、塞法迪和中东发音特点的综合体。

希伯来语复兴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找到词汇，既能满足日常需求，又能表达在常见的古代文本中阙如的现代概念。为了应对这类问题，1890年成立了希伯来语委员会（后于1953年由希伯来语学术院接替），它从《塔木德》和中世纪希伯来语文学中搜寻植物、工具、服装和家具等领域的词汇。委员会还创造新词。这门语言的结构有利于这项工作。像其他闪族语言的词汇那样，希伯来语词汇通常由三个辅音词根构成。元音、前缀和后缀根据相当规则的模式来修饰这些词根。一旦需要一个词表达某个古代不存在的新事物，往往可以找到一个古代词根，再利用这些标准模式之一，造出一个新词。

例如，表达铁路列车的单词就是从古词根r-k-b中提炼出来的，它出现在包含骑术概念的词语中。《圣经》中有动词 rakhav（骑）及名词rekhev和merkava（战车），《塔木德》中有动词hirkiv（连接），于是现代希伯来语有了rakevet（火车）。在某些情况下，说希伯来语的人只是借用外来词汇，如表达学院的akademya和大学的universita。有时外来词已被新造的希伯来语单词替代，比如在20世纪60年代流行的informatsya（信息）就已让位给meda，它是用普通的意为“知道”的希伯来语词根新造的，而且更符合常见的希伯来语名词结构。有时会从外语中挪用动词，再套上希伯来语的动词模式，比如tilfen（打电话）和gilven （激励）就有很自然的希伯来语“感觉”，尽管它们都源自外语词根（分别来自英语的“to telephone”和“to galvanize”）。希伯来语学术院仍继续就拼写、发音、语法和词汇等问题辩论与裁决，并且不时发行词典，为专门领域提供语言学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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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希伯来口语已有几个世纪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但它是天然纽带，一头连接着巴勒斯坦当时占多数的塞法迪犹太人，另一头连接着随早期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的到来而不断增加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因为希伯来语是一个有着不同方言的民族所共有的传统语言。本-耶胡达将希伯来语作为世界犹太人联盟设在耶路撒冷的学校的教学语言之一，又出版希伯来语报纸和期刊讨论犹太话题与一般话题，并根据需要创造出许多希伯来语词汇。他耗时多年编纂了一部长达17卷的希伯来语历史辞典（他去世后才出版），虽然其中有些部分今天已显过时，但它仍是最全面的希伯来语辞典。他还成立希伯来语委员会，并担任主席，这是今天以色列国家语用仲裁机构——希伯来语学术院的前身。在前无古人的发展中，本-耶胡达的努力终于结出硕果，经过反复辩论和争议，希伯来语终被采用为新生犹太人家园的语言。

第二波移民潮持续了十年，它是由1903年俄国的基希涅夫集体迫害和1905年俄国革命的失败共同促成的。这些移民大多是理想主义的先锋，致力于社会主义，以及将希伯来语变成犹太人的日常语言。他们的代言人是A.D.戈登，他虽然不是社会主义者，但宣扬以下理念：只有通过劳动的有益力量和回归自然，犹太人才能复兴。这些移民发展出以色列特有的农业组织：集体定居点（kibbutz，基布兹）和合作定居点（moshav，莫沙夫）。从他们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中产生出一些政党，它们后来联合成马帕伊（Mapai）党，即当今以色列工党的前身。在英国委任统治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以色列建国后（1948年后），巴勒斯坦犹太社群的领导人都来自这些政党：如以色列第一任总理大卫·本-古里安 ^（返回） ，第二任总统伊扎克·本-兹维。1909年，第一座犹太人城市特拉维夫在巴勒斯坦建立 ^（返回） ，如今已是以色列的大都会。

犹太人口的增长和犹太农业定居点的扩张导致当地阿拉伯人的反对相应加剧；在1908年的土耳其革命后，这种反对与日俱增，有组织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开始出现。犹太人定居点的安全形势江河日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加入同盟国，对英作战。由于担心阿拉伯和犹太的民族主义者煽动暴乱，土耳其在巴勒斯坦的总督贾马尔（Jamal）帕夏大肆抓捕和驱逐许多犹太定居者。他以破获了一个效力于英国的犹太间谍组织为借口，迫害犹太定居者，而不问他们是否支持间谍活动。1917年12月，英国将军埃德蒙·艾伦比进入耶路撒冷，犹太人把他当作解放者夹道欢迎。

在整个一战期间，阿拉伯和犹太的领导人一直在牺牲土耳其的利益，争取英国对各自民族抱负的支持。哈希姆家族是以侯赛因酋长（emir）为首的阿拉伯权贵家族，它对土耳其开展破坏活动（由人称“阿拉伯的劳伦斯”的T.E.劳伦斯与英国协调），以支持英国的战争行动；作为回报，他们得到承诺，可以在战后实现阿拉伯独立，建立一个哈希姆家族统治的王国。犹太人组织犹太军团代表英国作战，犹太复国主义领导层费尽心思，努力说服英国政府在巴勒斯坦地区解放后承认当地犹太人的权利，允许自由移民，并承认那里犹太复国主义机构的合法地位。哈伊姆·魏茨曼在这项工作中卓有成效，他是化学家，因发现合成丙酮的方法而对战争做出重大贡献。这些努力在1917年终于换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勋爵的正式宣言：“英国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并将尽最大努力促成此目标实现。”就在艾伦比将军解放耶路撒冷前一个月，《贝尔福宣言》受到全世界犹太人的热烈欢迎。但英国对犹太人和哈希姆家族分别做出的承诺相互冲突，为未来几十年中东地区的冲突埋下祸根。

战后，英国从新成立的国际联盟那里得到包括约旦河两岸在内的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委任统治的目的是执行《贝尔福宣言》，同时保障这一地区其他群体的权利。委任统治当局成立了犹太代办处，它将与委任统治当局合作，通过鼓励犹太人的移民和定居来创建犹太民族家园。犹太代办处与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由魏茨曼领导）密切合作，实为英国控制下的犹太准政府。在整个委任统治时期，犹太代办处由工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主导。

但在战后交割中，哈希姆家族建立一个独立阿拉伯王国的要求被忽视了。为了部分满足哈希姆家族，英国分割巴勒斯坦，成立外约旦酋长国（emirate），将之授予哈希姆家族阿卜杜拉酋长，而他的弟弟费萨尔（Faisal）此前已被英国人拥立为伊拉克国王。但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要求废除《贝尔福宣言》，并在1921年发动暴乱。甚至早在正式授权英国建立委任统治之前的漫长谈判期间，已经有阿拉伯人袭击犹太人定居点，迫使英国人暂停犹太移民。犹太人为了反击，组建犹太营，但英国当局不允许他们行动，犹太营只得解散。这一经历向犹太领导层表明，有必要建立一支独立但秘密的军事力量，即哈加纳。哈加纳导致英国重新定义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许诺，削减承诺给犹太人的领土，并答应阿拉伯人限制犹太移民。英国很快就放弃了修订《贝尔福宣言》的尝试，但这一系列事件确立起英国在整个委任统治时期的政策模式，因为阿拉伯人对犹太人在西巴勒斯坦的存在越来越反对，在极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阿明·侯赛尼被任命为耶路撒冷穆夫提（穆斯林教法权威）之后，情况更加恶化。

战后出现了第三波犹太移民潮，主要由来自波兰的劳工犹太复国主义“先锋”（ halutsim ）组成，他们投身于农业和体力劳动，疏浚沼泽，建立集体定居点（基布兹），推动希伯来语言和文化的发展。始于1925年的第四波移民潮并非受意识形态影响，而是由逃避波兰反犹主义的难民组成。这一时期在巴勒斯坦成立了一批犹太机构，如哈加纳（防卫组织），希伯来工人总工会（Histadrut）以及希伯来大学。在这十年里，以弗拉基米尔·雅博廷斯基为首的右翼运动“修正主义者”也在壮大，他们和劳工犹太复国主义政党分庭抗礼。在20世纪30年代，雅博廷斯基领导的修正派和逐渐被大卫·本-古里安掌控的工党之间的矛盾日益白热化。最后，修正主义者退出哈加纳，转而建立一支独立的修正派军事力量，即伊尔贡。

阿拉伯人越来越反对犹太人的存在。这种反对有许多理由。当地贫困的阿拉伯农民（ fellahin ）住在一些大家族拥有的土地上，这些家族生怕现状有任何改变，他们尤其担心涌入巴勒斯坦的西方犹太人会输入欧洲政治制度，给农民带来代议制政府的理念。在巴勒斯坦普通阿拉伯人看来，犹太移民不像是想要在历史家园上重建民族身份的古代中东人的后代，而更像是又一次入侵的西方殖民者。以伊斯兰教的观点来看，犹太人的日益增多改变了该地区的宗教面貌，而犹太人争取主权的诉求，又冒犯了伊斯兰教认为迪米只配恭顺屈从的观点。最后，阿拉伯人听命于奥斯曼帝国达四个世纪之久，如今又处在英国控制下，他们此时正在发展自己的民族主义抱负。1929年，侯赛尼穆夫提的煽动性宣传激起严重暴乱，在耶路撒冷、采法特，特别是在希伯仑，造成多人死伤。为了安抚阿拉伯人，英国人暂停了犹太人移民。

但是，20世纪30年代欧洲的迫害造成犹太人不断向巴勒斯坦移民，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关系愈发紧张。以英法为一方和以德意为另一方之间的对抗也日益升级，巴勒斯坦本已紧张的局势进一步恶化。正如第六章所述，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视德国为天然盟友，可以与其联合反抗令人憎恨的英法殖民政权，而德国纳粹政府的官方反犹政策，正好道出阿拉伯人怨恨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心声。随着欧洲战云密布，英国人急于安抚阿拉伯人，以免危及自己对巴勒斯坦的控制，因为那里不仅有重要港口海法，而且靠近苏伊士运河。这些考虑使英国人的天平越来越向阿拉伯人倾斜，犹太人的分量越来越轻。

在侯赛尼穆夫提的领导下，阿拉伯高等委员会于1936年成立，并在轴心国的支持下发动宣传运动，导致阿拉伯人多次攻击犹太人定居点。英国人起初袖手旁观，但当阿拉伯人开始攻击英国驻军时，英国人便允许哈加纳公开活动，甚至派一名军官来训练哈加纳。暴力活动一直持续到1939年，而与此同时，英国人决定修改他们对巴勒斯坦的政策。由英国政府授权研究巴勒斯坦委任统治问题的皮尔委员会得出结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各自的民族抱负不可调和，应该再次分割巴勒斯坦。新计划是建立一个由沿海地带、加利利和耶斯列山谷组成的犹太国家，一个由中部山区和内盖夫组成的阿拉伯国家，以及一个包含耶路撒冷、雅法和拿撒勒的英国飞地。犹太人对于是否支持该计划意见不一，工党大多表示赞成，而修正派强烈反对。阿拉伯人对此则完全拒绝。1937年阿拉伯人再次掀起暴力事件，随后阿拉伯人甚至拒绝参加有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出席的分治问题会议，使英国人确信该计划无法执行。因此，英国人在1939年发表臭名昭著的白皮书，严格限制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实际上废除了《贝尔福宣言》。这种出尔反尔的行为对巴勒斯坦犹太人定居点产生了毁灭性影响，但它并没有达到阻止阿拉伯人支持轴心国的目的，二战在同年晚些时候爆发，整个巴勒斯坦问题退居幕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政治处境艰难。尽管英国显然已成为敌人，但犹太人必须与之合作，以打败德国人，否则德国人的胜利将彻底结束犹太人的历史。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犹太人仍希望通过与英国积极合作，为战后创造有利条件。许多巴勒斯坦犹太人为英国而战；犹太旅在1944年成立，它的旗帜上有一颗黄色的大卫星。然而，1942年德国军队在利比亚战败后，犹太人和英国政府的关系再度恶化；英国限制犹太人获取武器，并将从欧洲向巴勒斯坦运送犹太难民的船只遣返。其中好几艘船沉没，数百人丧生。

战争结束时，欧洲难民营中数以万计的犹太难民的困境，使所有人相信有必要开放巴勒斯坦以接受犹太移民，唯独英国人和阿拉伯人无动于衷。导致英国在战前偏袒阿拉伯人的地缘政治因素此时仍然有效，只不过随着冷战的开始，苏联取代德国，成为英国的对手和阿拉伯人的后台。满载着难民的船只摇摇欲坠地从欧洲抵达巴勒斯坦，但英国人要么将它们遣返，要么拦截在公海上。修正派向委任统治政府宣战，开始实施破坏计划；而一个更极端的组织即斯特恩帮，则通过政治暗杀与英国人斗争。1946年6月，数千名犹太人被捕，犹太人的武器被收缴；作为报复，伊尔贡炸毁耶路撒冷的大卫王酒店，许多政府机构在那里设有办事处。

犹太代办处和巴勒斯坦的其他官方犹太机构与这种极端主义划清界限，既出于道德及策略的考量，也因为修正派的单独行动威胁到他们的权威；他们协助英国人展开抓捕，导致犹太左翼和右翼关系破裂。英国当局以大规模抓捕来回应暴力活动，并在塞浦路斯为非法移民设立拘留营，这些非法移民当时刚从德国死亡集中营获释。在哈加纳的帮助下，有些难民船逃脱英国的封锁；出现了几次戏剧性的对抗，其中最著名的是蓬头垢面的难民和登上“出埃及号”轮船的英军之间的战斗。不出所料，英国的强硬态度甚至让犹太温和派都变得更加反对英国的委任统治，并使犹太左翼和右翼重归于好。巴勒斯坦的领导层此时团结一致反对英国的政策，英国和巴勒斯坦犹太人实际上已处于战争状态。

由于没有能力调停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利益之争，恼羞成怒的英国决定撒手不管，将问题提交联合国处理。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投票决定，将巴勒斯坦重新划分为两个主权国家：犹太人的国家由加利利东部、沿海平原和内盖夫组成，耶路撒冷由国际共管，其余部分将成为阿拉伯国家。这一动议得到美国的支持，还出乎意料地得到苏联的拥护。1945年在开罗成立的阿拉伯国家联盟以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事务为己任，宣布将用武力抵制分治。英国宣布将不会协助实施这项决议。分治计划的执行工作便留给巴勒斯坦犹太人和全世界犹太人。英国委任统治结束的日期定在1948年5月14日星期五。就在这一天，犹太代办处负责人大卫·本-古里安在特拉维夫宣告，一个犹太国在巴勒斯坦建立，这就是以色列国。

但以色列的独立战争已经打响。

以色列

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关于分割巴勒斯坦并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阿拉伯国家的投票刚结束，周边国家的阿拉伯非正规军就开始涌入巴勒斯坦，攻击犹太人定居点。虽然英国拒绝调停，并继续解除犹太人的武装，但犹太人设法维持了对建有犹太人定居点的巴勒斯坦大部分地区的控制。1948年5月14日，当以色列宣布独立，最后一批英军撤离后，约旦、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和埃及的军队便在沙特阿拉伯和也门的支援下，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鉴于这七个阿拉伯国家的规模和地理优势，以色列似乎毫无胜算。但到1949年3月停战时，以色列已经控制加利利、海岸地带、内盖夫、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以及西耶路撒冷——这比分治计划所划归的领土还要大。约旦占领约旦河以西的山地（现称为约旦河西岸，原是打算留给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家的）和东耶路撒冷（原是打算国际共管的），包括被奥斯曼帝国城墙包围的老城。

原先住在以色列新控制区的许多阿拉伯平民逃离家园，或许是应阿拉伯军队或以色列军队的要求，或许只是出于害怕战争的暴力。其间，至少在代尔亚辛（Deir Yassin）村发生一起暴行，以色列军队在该村屠杀平民，造成更多难民逃亡。阿拉伯领导人向难民保证，阿拉伯国家会重整旗鼓，再次投入战斗，让他们重返家园；阿拉伯国家没有吸收难民，而是将他们安置在难民营，这些难民营日后满是挥之不去的贫穷与绝望，一代代难民在那里滋长着他们对以色列的仇恨。

与此同时，以色列开始了建国进程。1949年1月举行大选，成立议会（名为“克奈塞特”［Knesset］）和第一届政府，大卫·本-古里安任总理，哈伊姆·魏茨曼任总统。鉴于耶路撒冷在犹太史上古老而重要的地位，它被定为以色列首都，尽管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当时对此拒绝承认。

中东和北非国家的犹太人担心与这个犹太国的联系会在本国受到敌视，纷纷逃往以色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剩下的欧洲犹太难民也逃到以色列，以色列国内很快出现大量难民。以色列议会颁布《回归法》，使犹太人移民有权立即、自动获得公民身份。虽然迫切需要人力，但随之而来的人口爆炸给这个年轻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困难，特别是考虑到这些移民来自多个国家，在文化和技术水平上差异悬殊。

虽然以色列吸收的人均移民数高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但它同时要应对持续紧张的政局。在独立战争后，阿拉伯国家从未做出和平承诺。约旦和埃及为继续斗争而培养名为费达因 （fedayeen， 意为“自我牺牲者”）的游击团伙，对以色列境内的小目标实施伏击。阿拉伯国家不但抵制以色列，而且抵制与以色列有业务往来的公司和停靠以色列港口的航运公司。以色列飞机不得飞越阿拉伯领空，访问过以色列或持以色列护照的旅客不得进入阿拉伯国家。埃及对以色列关闭了苏伊士运河，并封锁通往以色列南部港口城市埃拉特（Eilat）的航道。约旦禁止犹太人进入耶路撒冷的圣地（它们大部分位于约旦占领区），并有计划地亵渎这些圣地。阿拉伯国家不但拒绝承认以色列，甚至拒绝提及其国名；几十年来，阿拉伯媒体称以色列是“犹太复国主义实体”。

冷战期间，中东成为美国与苏联博弈的几个地区之一。苏联向阿拉伯世界提供武器，把这里变成它的势力范围，苏联与叙利亚和埃及的关系尤其紧密。埃及领导人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是泛阿拉伯主义者，积极主张阿拉伯世界的联合与扩张。在苏联的鼓动下，埃及夺取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并加紧通过费达因突袭以色列。1956年10月29日，英法两国密谋与以色列一起攻打埃及。以色列军队占领西奈半岛，并在一周内重创埃及军队；然后，英法两国以隔离埃及人和以色列人为借口，进驻这一地区，夺回苏伊士运河。面对国际社会对英、法、以三国的愤怒谴责，以色列放弃西奈半岛，换取联合国关于埃以边境安全和埃及解除对埃拉特封锁的保证（但以色列仍然不能使用苏伊士运河）。不过，鉴于冷战时期联合国夹在美苏之间的尴尬地位，这些保证几乎没有什么效力，以色列仍不断遭受攻击。

尽管如此，随后将近十年里，以色列还是享有相对的安宁，可以把注意力转向经济和社会发展，并继续吸收来自阿拉伯世界、共产主义国家、南美洲、澳大利亚和南非的移民。1959年，以色列与联邦德国正式建交，联邦德国同意在以色列经济领域投资数百万美元，作为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迫害犹太人罪行的赔款。许多在迫害中饱受摧残的以色列人反对任何形式的和解，但本-古里安力排众议，接受赔款。这些资金极大地促进了以色列新经济的发展。

1960年，以色列安全部门在阿根廷抓获阿道夫·艾希曼，他是对组织灭绝欧洲犹太人计划负主要责任的纳粹官员，以色列再次直面纳粹屠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这向全世界揭露了纳粹德国对犹太民族犯下的暴行，同时提醒犹太人拥有自己的国家是多么至关重要。1962年，艾希曼因反人类罪被绞死，根据以色列法律，这是唯一可判处死刑的罪行。

苏联继续扶植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叙利亚和埃及。1967年，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受苏联鼓动，埃及总统纳赛尔试图借机清算和以色列的旧账。埃及和叙利亚指责以色列在其北部边境为发动袭击作军事动员。纳赛尔在西奈半岛集结军队，驱逐联合国应急部队，并封锁通往埃拉特的航道。由于确信埃及能够获胜，约旦国王侯赛因把他的军队交给埃及指挥，其他几个阿拉伯国家也是如此。

面对这些战争准备，以及埃及、伊拉克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见下文）意图攻占以色列并屠杀犹太人的嗜血宣言，以色列于1967年6月5日先发制人，在三个小时内摧毁整个埃及空军，随后仅用三天就攻占加沙地带和整个西奈半岛。当约旦进攻耶路撒冷时，以色列军队的回应是占领耶路撒冷老城、东耶路撒冷和整个约旦河西岸。为了应对叙利亚的持续炮击，以色列夺取战略要地戈兰高地，它一直是叙利亚炮击地势较低的以色列北部定居点的阵地。短短六天内，以色列一举吞并东耶路撒冷，占领约旦河西岸、戈兰高地和加沙地带。

整个国家都为在这场大捷中战胜了所有挑战以色列生存权的势力并收复了耶路撒冷剩下的圣地而欢欣鼓舞。以色列确信，攻占这些领土就获得了讨价还价的筹码，可以换取国际社会的承认，并最终解决自1947年开始的敌对行动。但阿拉伯国家不仅仍旧拒绝接受以色列的存在，而且要求以色列退回1947年分治决议（当时阿拉伯人自己反对这一决议）规定的边界，他们还拒绝签署和约，哪怕是基于分治决议规定的边界的和约。埃及和以色列之间断断续续的军事对抗一直持续到1972年，这一时期史称“消耗战”。更不祥的是，以色列占领和统治了一片拥有125万阿拉伯人的土地，这是一枚后患无穷的定时炸弹。但在那个举国欢庆的时刻，几乎无人对此有足够的先见之明。

迄今为止，以色列一直在和周边国家作战，这些国家都是为了自己或者名义上代表阿拉伯民族主义而战，但没有一个国家顾及仍住在巴勒斯坦或挤在难民营中的阿拉伯同胞的利益。随着以色列征服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有别于阿拉伯民族主义）开始成为该地区的一支活跃力量。1964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简称“巴解组织”）在约旦成立，它由众多巴勒斯坦阿拉伯组织构成。1968年，巴解组织通过一个宪章，号召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从以色列统治下解放出来，恢复巴勒斯坦人的尊严，摧毁以色列，并在其领土上建立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家园。

这些组织中最活跃的是法塔赫，其领导人是亚西尔·阿拉法特，他在1967年战争后成为巴解组织的主席。巴解组织在以色列境内和中东以外协调有组织的激进主义活动，多次策划劫机事件，并在世界各地炸毁犹太设施。侯赛因国王视巴解组织为破坏稳定的因素，用血腥的清洗将它驱逐出约旦。巴解组织在黎巴嫩建立新基地，在那里接连不断地策划和实施劫持、绑架和杀戮。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发生在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期间，以色列奥运会运动员在他们下榻的酒店里被谋杀。

然而，以色列在1967年后进入繁荣期，经济快速发展，形势似乎无限乐观。苏联的移民、与欧洲共同体的良好关系和大众旅游业都促进了经济发展。但相对的安宁也令军方更加松懈。埃及和叙利亚看到各自夺回苏伊士运河和戈兰高地的机会，计划发动突袭来扭转1967年六日战争的结果。以色列情报部门了解到埃及和叙利亚的军事动员情况，但没能做出正确评估；公众毫不知情，直到突袭当天，以色列才仓促动员应战。

突袭的日期选在1973年10月6日，正值赎罪日。这是一个宗教节日，连许多世俗犹太人都会遵守，因此，突袭让以色列猝不及防，不得不去犹太会堂召集士兵。以色列北部和西奈半岛同时遭受的攻击破坏力极强，对以色列的生存构成自1948年以来最严重的威胁。尽管落尽下风，被迫在两条战线上都后撤，以色列仍苦苦支撑。苏联大规模空运物资，支援埃及和叙利亚，而美国针锋相对，通过军事空运援助以色列。以色列很快重整旗鼓，突破叙利亚防线，朝大马士革方向进军。在西奈半岛，以色列渡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埃及纵深达25英里，然后美国和苏联达成停火协议。尽管在人力和物力方面远远不如对手，但以色列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军事优势，不过这次胜利没有带来欢乐。

这次突袭给以色列社会留下持久的创伤。一些最出色的领导人失去公众信任。民众对国防能力的信心受到打击，对真正的和平条约永远是那么触不可及心生怨怼。这种情绪随着巴解组织的激进主义活动越来越多，以及北部城镇不断受到袭击而加剧。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巴解组织成员劫持法航客机，改飞到乌干达的恩德培市。在约拿单·内塔尼亚胡（其弟弟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后来成为以色列总理）的率领下，一支以色列突击队在一次大胆而仓促的突击行动中攻克机场，将人质解救回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在袭击中牺牲，很快成为国家英烈。

这一时期困扰以色列的其他问题包括：国际支持急剧减少，最终导致197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宣布犹太复国主义属于种族主义；经济困难；移民减少；来自阿拉伯和其他中东国家的移民心生怨恨，因为他们感到自己被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支配的以色列政治文化生活所排斥；工党腐败引发愤怒；最重要的是，民众发现以色列所经历的一切艰辛并没有促成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正常化。这种不满在1977年大选中引发政治革命：利库德集团击败工党第一次掌权。利库德集团是从前修正派的传人，是建国以来一直在野的反对派，其领导人是前伊尔贡领袖梅纳赫姆·贝京。

1977年11月，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访问以色列，在以色列议会发表讲话，举世震惊；不久，受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鼓励，以色列和埃及开启和谈，卡特总统在1978年组织戴维营会议，帮助双方打破僵局。以色列同意将整个西奈半岛归还埃及，以换取埃及的正式承认和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贝京和萨达特能够达成协议，要归功于埃及的经济困难、冷战的发展、萨达特的个性和卡特的坚持。

贝京之所以能够在以色列国内赢得支持，向埃及做出必要让步，恰恰因为他是久负盛名的强硬派。不过，两位领导人在开展谈判时都冒了风险，特别是萨达特，他在谈判过程中疏远了整个阿拉伯世界；1981年，他在阅兵时被一名穆斯林狂热分子刺杀。多年来，尽管世事变迁，但埃及和以色列之间发展出一种“冷和平”，并维持至今。

次年，贝京发起以色列历史上第一次非自卫反击的军事行动。当时，包括巴解组织、叙利亚、黎巴嫩基督徒、黎巴嫩穆斯林在内的许多派别在黎巴嫩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在此背景下，贝京和他的国防部部长阿里埃勒·沙龙将军做出决定，要将巴解组织的游击队赶出他们在黎巴嫩南部的根据地，从而结束巴解组织对以色列北部定居点的袭扰。这一目标很快实现，还在黎巴嫩南部设立了一个安全区，但沙龙乘胜追击，一直将以色列部队推进到贝鲁特，将巴解组织的军事力量围困在城中。沙龙准许黎巴嫩基督徒袭击以色列把守的萨布拉（Sabra）和沙提拉（Shatila）巴勒斯坦难民营，并屠杀居民，以色列国内外舆论对此怒不可遏。

黎巴嫩战争的确成功摧毁了巴解组织在黎巴嫩的基础设施，导致它流亡到突尼斯，但这场战争却加强了叙利亚在黎巴嫩的地位，还使以色列失去国际社会的支持，甚至在以色列国内引起相当大的愤慨，因为以色列人意识到，他们的军队正在承受和制造重大伤亡，而得到的政治回报却少得可怜。直到1985年，以色列才在另一位总理的领导下从黎巴嫩抽身。黎巴嫩战争的失败摧垮了贝京的精神，他漫长的政治生涯落幕；1983年妻子去世后，他便辞职了。

20世纪80年代，伊朗支持的伊斯兰基要主义运动真主党崛起，引发新一轮极端暴力活动，从北方对以色列实施的游击行动性质上发生改变。但自1987年起，巴勒斯坦民众开始主导局面，当时加沙地带的一场自发暴乱蔓延到整个以色列占领地区，普遍抗议以色列的统治。远在突尼斯的巴解组织设法控制了这次起义（它在阿拉伯语里叫“因提法达”），并在几周后组织“团结日”，以色列的阿拉伯公民在这一天游行示威，表达对因提法达的同情。随后，有组织的罢工、游行示威和民间抗议活动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反对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占领。尽管以色列采取严厉报复行动，但暴力活动持续不断。儿童及青少年向以色列军队投掷石块的场景成了因提法达梦魇般的象征，以色列士兵并不比这些袭击者年长多少，他们卡在还击的本能和射杀儿童的恐惧之间，不知所措。

多年的动荡接踵而至，为了惩罚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为，以色列实行宵禁，拆除激进分子的房屋，长期关闭约旦河西岸的学校和大学，还实施大规模监禁，所有这些导致暴力行为变本加厉。1988年，约旦国王侯赛因正式宣布放弃对约旦河西岸的主权要求，同年晚些时候，阿拉法特宣布，他准备接受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国并存；但时任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立场僵硬，不为任何推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和谈的外部压力所动，他不仅拒绝承认巴解组织，而且积极鼓励在占领地区建设犹太人定居点，从而大大加剧了紧张局势。

1991年，在海湾战争和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总统布什为促成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谈判而做出巨大努力。先在马德里后在华盛顿召开的系列会议对以色列和阿拉伯代表来说是一次突破，双方第一次面对面交流，但以色列只与阿拉伯各国政府协商，仍然拒绝承认巴解组织作为谈判对手的资格。

1992年，伊扎克·拉宾领导的工党政府执政后，出现了突破的可能性。因提法达对双方的破坏性越来越大，致使以色列社会日趋两极分化：一方深信，只有承认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享有某种自治，才有和平；另一方则同样深信，这么做不是自杀就是违背上帝的旨意，或者两者皆是。拉宾是独立战争和六日战争的英雄，曾是强硬派将领，以关注以色列的安全闻名。他得出结论，因提法达对以色列人生活造成的损害大于以色列控制占领区所获得的利益。拉宾接受了与巴解组织对话的原则，部分是由于外交部部长西蒙·佩雷斯的倡议。当美国发起的谈判在华盛顿缓慢进行时，另一组秘密谈判于1992年和1993年在奥斯陆举行。结果就是《联合原则声明》，这是1993年9月13日在白宫草坪上举行的激动人心的仪式上签署的，以色列第一次承认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言人。《奥斯陆协议》制订出一个分阶段的进程，先是以色列从占领区撤出，然后巴勒斯坦人以一个名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实体逐步接管控制权；而关于耶路撒冷地位的棘手问题和其他细节则留待后续谈判解决。比尔·克林顿总统、拉宾、阿拉法特握手言欢，此情此景令人想起1978年贝京、萨达特、卡特之间的历史性握手，一个新时代仿佛从此开启。

《奥斯陆协议》在以色列和中东引发一波乐观情绪。长期以来，约旦默默期待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此时它就与以色列签署了和约，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也开始解冻。和平前景也鼓励外国在这一地区投资。不过，许多人还是觉得被该协议出卖了。许多巴勒斯坦人愤愤不平，他们感到协议给予他们的不是国家地位，而只是一个模糊的巴勒斯坦实体的分阶段自治。有些人对亚西尔·阿拉法特的领导权产生不满。伊斯兰基要主义者，特别是极端主义的哈马斯组织的成员，拒绝承认任何犹太国家的合法性，也拒绝承认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合法性，因为这个机构恰恰是靠承认以色列而得以存在的。许多以色列人无法接受一个前激进组织居然获得体面的新地位，更何况当初成立该组织的宗旨是要摧毁犹太国家和杀害犹太人口。许多正统派犹太人不能忍受丧失圣地任何一部分主权的想法。极端主义暴力活动持续不断，阻碍了最终解决问题的势头。

1995年11月4日，最终解决问题的希望化为泡影，当天在特拉维夫举行的一场大规模和平示威游行结束时，伊扎克·拉宾被一名犹太狂热分子暗杀。拉宾是唯一有威望要求公众支持和平进程的公众人物。虽然他的继任者西蒙·佩雷斯同样致力于与巴勒斯坦和解，但面对持续不断的武装袭击，他未能保住公众对和平进程的支持。1996年2月和3月，巴勒斯坦人发动的一系列自杀式爆炸袭击让工党政府倒台，利库德集团以微弱优势赢得选举。新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竞选口号是“要和平也要安全”，他推迟执行《奥斯陆协议》的重要部分，并且有计划地加强正统派犹太定居者在占领区和东耶路撒冷的地位。

巴以关系明显的螺旋式下降已成常态。哈马斯招募和训练巴勒斯坦年轻人，实施自杀式袭击或其他破坏活动，造成以色列人丧生。以色列领导人责怪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没能按照《奥斯陆协议》的规定制止这些活动，并不定期地关闭占领区居民进入以色列领土的通道。这确实减少了暴力活动，但也造成巴勒斯坦经济的严重恶化，加剧了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的仇恨。巴勒斯坦人还迁怒于巴解组织，致使极端基要主义运动哈马斯渔翁得利。

利库德政府对约旦河西岸的正统派犹太定居者和东耶路撒冷犹太人新建项目的持续支持，是对巴勒斯坦人的不断挑衅。此外，还发生了多起正统派犹太人对穆斯林的暴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起发生在希伯仑。1994年，一名正统派犹太定居者杀害了29名正在先祖墓地（the Tomb of the Patriarchs）前祈祷的阿拉伯人。每一起事件都使对方的强硬派势力得以加强。

在以色列建国50年，同时也是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召开101年后，以色列成为一个强大、现代、民主、繁荣的国家。这个事实彻底驳倒了以色列能否建成或者能否长久存在的质疑，这类质疑声在1967年以前不绝于耳。现在不确定的是以色列未来的前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关系远远未能尘埃落定，而且似乎正进入一种漫长而棘手的暴力状态。在以色列人中，世俗与信教的人正两极分化，由此威胁到犹太复国主义的构想，即以色列应该是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各色犹太人都可以一起和谐地生活。但以色列的建国基础是稳固的。

美国犹太社群

到以色列独立时，世界犹太人的分布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欧洲，保存完整的主要犹太社群只在英国和瑞士存在；欧洲大陆上的犹太人已经少得不再重要，数百万人已被屠杀，另有数百万人逃离。在中东，大部分犹太社群正在急速消亡。以色列犹太人虽然在增长，但仍然相当弱小，其人口增长先是受制于英国排斥性的移民政策，后来又被本国的安全问题和糟糕的经济状况拖了后腿。西半球的犹太社群当时占主导地位。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东欧的大规模移民在拉丁美洲（特别是阿根廷和墨西哥）和加拿大建起重要的犹太社群，而这些社群的规模现在又因战争难民的涌入而扩大。但是，美国的犹太社群才是犹太人口的主要中心。

正是在西方国家中最开放的美国，犹太人最显著地面临着现代性所带来的大问题：在美国社会中，个人生活不是由社群而是由个人抱负塑造的，任何人只要愿意接受共同的美国文化，就很容易为非犹太人接受，物质主义和商业主义又压倒大多数其他的价值体系，在这些背景下，如何保持鲜活的犹太身份？我们已经看到，现代性是如何消磨19世纪西欧犹太社群的凝聚力和削弱犹太身份意识的，但这个问题在美国更加尖锐，因为美国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都不太受传统约束。美国社会也存在对犹太人的轻蔑，在社会顶层和底层中尤甚，但保护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他们的大量移民与犹太人移民差不多同时来到美国）的法律同样适用于犹太人，而这里的反犹主义完全不像欧洲国家那样恶毒，因为中世纪的反犹传统在欧洲国家从未绝迹。在美国，最大的问题不是犹太人能被宽容多久，而是犹太身份和犹太文化能维持多久。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第二代美国犹太人已经成年，传统的观念和行为越来越为老年人所专属。随着美国人搬往郊区居住，城市中的犹太街区日渐衰落；犹太移民会堂、意第绪语报纸和意第绪语剧院逐渐减少甚至关张，犹太身份在大多数犹太人的生活中失去中心地位。甚至反犹主义都消失了，因为第三代和第四代美国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一起长大、一起上学、共同生活，越来越多地相互通婚，美国犹太人变得与其他美国白人无异。偶尔发生的亵渎犹太会堂的事件都会令人震惊，因为这实在不符合美国的特点。自二战以来，美国就坚定地承诺要保障少数群体的自由，并为此感到自豪。犹太人在美国的生活如此舒心，似乎他们可能会和其他美国人融为一体，最终消失。

以色列建国给美国犹太人带来巨大的自豪感。他们慷慨地在财政和政治上支援以色列，这两种支援对于以色列的生存都不可或缺。但美国犹太人很少移民以色列。在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和局势动荡的阿根廷，许多犹太人要么移居以色列，要么参与以移民为导向的犹太复国主义活动，但美国犹太人没有离开美国的动机。只有极少数理想主义者才会考虑放弃战后美国的繁荣，来到这个物质贫乏、充满不安全感的新生国家。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仅仅意味着支援以色列，这让以色列人感到绝望，因为在以色列人看来，犹太复国主义意味着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而忍受艰难险阻。以色列发展出具有自己风格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而美国犹太人越来越美国化，这两个最重要的犹太社群在社会层面渐行渐远。以色列建国初期，两国犹太人很少互访，这种发展趋势还不明显。但即使差异已变得不容忽视，它也没有削弱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热情支持。

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犹太人保持犹太身份的方式是加入犹太会堂（主要是保守派或改革派的犹太会堂），并向犹太慈善机构网络和以色列捐款。加入犹太会堂并不意味着严格遵守犹太教规定；大多数会众的参与动机主要是群体忠诚和民族凝聚力，而不是宗教。对大多数犹太人来说，身为犹太人意味着主要和犹太人交往，奉行犹太新年和逾越节的部分宗教仪式，奉行用在割礼、婚礼、成年礼（越来越向女性开放）、葬礼和父母逝世周年纪念（ yahrzeit ）等人生大事上的宗教仪式。在第二代美国犹太人中，对这些宗教仪式非常熟悉或真正感到舒服的人已经很罕见。每周两到三个下午，数百万犹太儿童去犹太会堂开办的希伯来学校上课，但其中没什么人能掌握哪怕最基本的会堂技能或家庭仪式。

然而，大量犹太人还是通过犹太会堂、犹太社群中心和一个复杂的组织网络而与犹太社群建立联系。这个网络负责为犹太教育、慈善事业和以色列筹资。大部分城市有一个犹太慈善机构联盟，负责共同筹资和分配资金。这些联盟又组成犹太联盟委员会（Council of Jewish Federations）和福利基金会（Welfare Funds），该基金会已成为美国犹太人的主要决策机构之一。另一个有影响的组织是美国主要犹太组织主席团会议（Conference of the Presidents of Major American Jewish Organizations），它有时充当美国犹太人的代言人。但是，没有一个机构能够代表所有美国犹太人，这与非犹太人经常假设的情况相反。

在20世纪60年代，当美国中产阶级青年反抗成年一代的权威时，许多犹太青年也积极反对一切犹太行为和传统价值观，（不无道理地）认为父母身上残留的犹太宗教成分只不过是另一种空洞的循规蹈矩，他们也这样指责整个美国社会。这种反叛有其政治因素。反抗越南战争的一代人把以色列的生存之战解释为军国主义，把以色列的存在解释为殖民主义；在60年代中期，以色列是美国犹太人的骄傲，还受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推崇，现在它也像美国那样被贴上“军工综合体”的污名标签。这一时期出现的新左派与旧左派不同，明显亲阿拉伯而排斥犹太复国主义，其信徒中有不少犹太知识分子。到70年代和80年代，这些“花样儿童”开始成家立业，犹太身份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与此同时，两个发展态势给犹太复兴带来些许希望。在成千上万被青年文化席卷的犹太人中，有一小部分人受过的犹太教育比普通美国犹太中产阶级受过的这类教育更多。他们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参加过犹太教育夏令营的青年。波士顿和纽约出现了一些犹太青年小团体，其成员把青年文化的风格和一些理念糅合进犹太传统，特别是哈西德主义的传统。正是本着青年文化的精神，他们抨击传统犹太体制，特别是大型的、缺乏人情味的郊区犹太会堂。此外，在以色列打完六日战争，刚刚占领约旦河西岸、加沙和西奈半岛后，他们就谴责老辈犹太人盲目支持以色列的对外政策。与许多漠不关心的犹太青年不同，这些小团体成员对犹太事务消息灵通并深入参与其中，他们渴望夺取领导地位，因为他们觉得当权派不如自己道德高尚，也不像自己这么尽忠职守。

不出所料，犹太当权派对这些年轻人严厉痛斥，指责他们打破犹太社群试图向外部世界呈现统一阵线的传统，尤其在他们发起反对以色列占领阿拉伯领土的游行之后。一些叛逆者最终投靠当权派，成了拉比、教员或犹太组织的工作人员。他们将以前不显著的新颖成分引入美国的犹太教育和宗教生活：更多地强调灵性价值；渴望在犹太传统中独辟蹊径，以发掘资源，构建更加多姿多彩、引人入胜的犹太人生活；领略犹太传统中的异域情调；能够即兴发挥。这些人对犹太会堂生活产生小但重要的影响，他们推动成立哈夫罗特（ havurot ），这是一种团契，既可以存在于大型会众中，又可以独立存在。哈夫罗特为渴望加入的人提供的犹太社群生活要更富热情但又不是正统派的，而它所提供的会堂仪式则更具实验性。他们还在争取女性加入犹太神职人员的运动中产生影响，这一运动随着1972年莎莉·普丽桑德（Sally Priesand）被希伯来联合学院任命为首位女拉比而结出硕果。到1989年，改革派和保守派的神学院都在培养女性拉比和领祷人了。

另一个发展态势是正统派令人意外的复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难民中，一些来自东欧的哈西德主义信徒的残部，一些在远东熬过战争岁月，另一些从集中营里劫后余生。这些移民加入已经存在于纽约布鲁克林的信奉哈西德主义的小团体，发展成庞大而繁荣的社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似乎只是一群来自异邦的遗老遗少。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一个在二战前已经来到布鲁克林的卢巴维奇派哈西德突然引起公众注意，因为他们发起国际运动，旨在争取全世界犹太人信奉正统派犹太教，特别是信奉他们所倡导的那种形式。

卢巴维奇运动在梅纳赫姆·孟德尔·施内尔松的领导下，以老练的手法和高度的献身精神组织起来，它出人意料地充分利用现代广告技术，宣扬一种大多数美国犹太人觉得稀奇古怪的宗教风格。卢巴维奇派传教士被派往美国各主要人口中心，以及世界各地的大部分犹太人聚居中心，他们在那里与远离传统的犹太人建立联系，争取让这些人遵守简单的宗教仪式，比如在周五晚上点蜡烛。卢巴维奇派的年轻使者把名为“诫命车”的厢式送货车停在美国各主要城市的闹市区，或停在大学校园附近，车上大声播放着犹太传统音乐，然后和长相像犹太人的路人搭讪，哄骗他们行犹太宗教仪式。犹太当权派正投入数百万美元，试图解决让美国犹太大众重新接受犹太教育的问题，他们对这个来自布鲁克林、奉行蒙昧主义的拉比获得的成功与影响感到惊讶。卢巴维奇派实际上没有从同化中挽救多少犹太人，也没有把很多犹太人变成卢巴维奇派信徒。但是，这位人们口中的“卢巴维奇大师”（Lubavitcher Rebbe）在广告和电视上的现身，以及他的使者在街头巷尾的出没，都引人注目，为宗教正统思想注入活力。在20世纪80年代，卢巴维奇运动试图通过宗教仪式团结全世界犹太人，为即将来临的弥赛亚做准备。有传言说施内尔松本人就是弥赛亚，但他直到1994年去世从未自称是弥赛亚。 ^（返回）

卢巴维奇运动并非正统派复兴的唯一例证。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公众对所有行为与道德问题的共识已经瓦解，许多美国人，无论基督徒还是犹太人，都转向传统宗教寻求安全感。这一趋势可能是卢巴维奇运动获得成功的部分原因，也无疑解释了为什么许多犹太人，尤其是在纽约地区，会被一种“正常的”或“现代的”正统派犹太教所吸引。这些“悔改者”（ baale teshuva ）通常在普通的郊区中产阶级家庭里长大，已经在文化上适应美国，但转而要严格遵守宗教规定。与哈西德主义不同，他们的职业属于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人士，有医生、律师、商人、会计、大学教师、股票经纪人、记者等。他们的穿着与普通中产阶级无异，也过着典型的美国式消费生活，但他们严格遵守宗教传统，努力接受良好的传统犹太教育，还让他们的孩子接受这种教育，为此他们把孩子送到正统派开办的走读学校，而非公立学校。有些大型律师事务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排斥犹太人或限制犹太雇员的数量，但如今在工作会议上却能看到戴传统犹太小帽的合伙人。这一趋势得到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社会鼓励民族区别的大形势的支持，而与战后几十年鼓励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的倾向正好相反。

在美国，这些年轻的“现代正统派”人数很少。他们中的一些人觉得，以色列拥有更适合过完全的犹太人生活的环境，因此移民去了那里。在以色列，他们容易认同政治右派，支持强硬派与阿拉伯人谈判；许多人甚至在以色列占领区定居，自视为新一代先锋，肩负着将“犹太”领土从非犹太人手中拯救出来的使命。

目前，美国犹太人中也出现两极分化，不过这种情况与以色列相似但不完全相同。大量美国犹太人仍然属于改革派和保守派的犹太会堂。保守派运动意识到，从移民时代开始的每周仅在下午开放几小时的希伯来学校传统已经失败，未能培养出一个对自己历史和传统有足够认识的犹太社群，也未能阻止同化，因此他们已加紧实施教育计划，开始建设一个由走读学校组成的网络。但是，参加自由主义运动的犹太人数量正在减少；相应地，对犹太志愿组织网络的捐助（这是美国犹太社群的标志性特征）也在减少。对以色列的支持依旧很强，但犹太身份在普通犹太人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总体上在减弱。然而，在人数减少的同时，改革派和保守派运动都变得越来越传统，而正统派的财富积累和政治权力有了长足发展，这得益于美国赞成对少数群体区别对待的大趋势。可以想象，也许一个世纪以后，美国犹太人将由一群数量不多但非常遵循传统的犹太人组成。

其他流散社群

美国犹太社群是最大的流散社群，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犹太社群；事实上，可以肯定地说，每个发达国家都有犹太人。在西半球，加拿大和阿根廷引人瞩目，那里的犹太人数量多，宗教和世俗的犹太机构都运转良好。墨西哥也有一个重要的犹太社群。在东半球的南部，重要的犹太社群分布在南非和澳大利亚。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年后，犹太人的生活正在欧洲慢慢复苏。当然，英国和瑞士的犹太社群没有受到战争的直接影响。在欧洲大陆，尽管阿尔萨斯-洛林的旧犹太社群遭到摧毁，但法国犹太社群仍是最大的，其人口得到来自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的犹太移民的补充。这次移民潮不时引起反犹主义的爆发，而来自相同国家的穆斯林移民则受到法国仇外情绪的冲击。虽然犹太人在战前几十年一直在不声不响地进入西班牙，但直到1968年，他们才在佛朗哥的独裁统治下获准组建社群；今天，马德里、巴塞罗那和南部几座城市都有活跃的犹太社群。

令人惊讶的是，德国出现了规模小但组织良好的犹太社群，其成员是战后返回的犹太人、从美国或以色列前来做生意的犹太人，以及来自苏联谋求改善生活的犹太人。1990年两德统一以后，德国政府邀请俄罗斯犹太人到德国定居，并做出诚恳努力，保护新生的犹太小社群免遭反犹主义骚扰，至今仍诚意十足（虽然德国的排外主义矛头现已指向土耳其移民）。波兰虽然在一个世纪以前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犹太人生活中心，但如今犹太人口已寥寥无几，不过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还有一些小规模有组织的社群。

在战争结束时，苏联有多达300万犹太人。尽管苏联犹太社群经历了前面章节提到的文化衰退，但他们的生活状况还不错，直到1948年，压迫时期才开始。1952年，最重要的几位意第绪语作家遭处决。这场迫害的高潮是所谓的“医生阴谋”，独裁者约瑟夫·斯大林逮捕莫斯科的犹太医生，指控他们犯有医疗暗杀罪；这些医生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才获释。斯大林死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犹太机构继续保持关闭，犹太人的宗教行为受到严格限制，犹太人上大学和在敏感职位工作的机会也受到严格限制。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少数犹太人获准离开苏联，前往以色列与家人团聚。

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获胜，打击了苏联亲阿拉伯的外交政策，苏联政府随后发起充满恶意的反以运动。与此同时，这场胜利也让苏联犹太人倍感自豪，向以色列移民的申请人数显著增加。但要取得出境签证困难重重，往往需要经历多年等待、失业和警方的刁难。在此期间，各种外国犹太组织在苏联开展地下教育活动，将祈祷书和宗教物品走私入境，试图让苏联犹太人保留犹太人的生活方式。以色列鼓励这种移民，这是增加本国人口的途径；美国的犹太社群加紧活动向苏联施压，要求放宽对犹太人移民的禁令。1971年，许多犹太人开始收到出境签证；大多数人更愿意去美国，但有许多人定居以色列。1971年后，更多人获准离开。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统治下，移民限制更加放宽，尤其在1989年后。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移民如洪水般外流。大部分犹太人去了以色列，在那里，他们的数量多到改变了以色列的人口结构 ^（返回） 。他们已成立一个政党，专门代表自己的利益；其领导人是纳坦·夏兰斯基，他是苏联犹太人，曾因代表犹太移民积极活动而在西伯利亚监狱关押多年。 nDf2lVI70ng9XKxQNshiEr4rlr746ItKbOEC34osI/oFsH7dv79s8lW43nu8CbR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