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

东欧犹太人的状况远远落后于西欧犹太人。

18世纪70年代，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瓜分波兰，波兰庞大犹太人口中的大部分落入俄国，而在此之前，俄国一直将犹太人排除在外。为了控制这一庞大的“异教徒”人口，俄国只许犹太人在原有的居住地居住，并在刚从土耳其吞并而俄国人又想殖民的一些领土上居住。这一地区被称为“栅栏区”。这一限制经过修修补补，一直持续到俄国革命。1804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颁布《犹太人法令》，承诺了“最大的自由，最小的限制”。它允许犹太人进入俄国学校，允许犹太人开办自己的学校，只要这些学校用俄语、波兰语或德语开办即可。但它禁止犹太人在乡村居住或租用土地，禁止他们向农民出售酒精饮料。

后来，俄国采取措施将犹太人全部逐出乡村，与农民隔离；犹太人先是被约束在栅栏区的有限领地内，接着被塞进城镇。这一驱逐带来犹太集市小镇的扩张，这些小镇在意第绪语里叫“施泰托”（ shtetls ），其经济以集市为中心，各类店主、工匠、小贩熙熙攘攘，东欧庞大犹太人口中的大部分就住在这些小镇上。只有少数犹太人能够作为大商人进入俄国，而城市犹太无产阶级的出现则很缓慢。

拿破仑战败后，亚历山大自命不凡的开明专制让位于维也纳会议所传达出的反动态度，他对犹太人的压制愈发严厉。他的继任者尼古拉一世（1825—1855年在位）忽然想到清除这个国家的犹太人的办法：用军队作为工具，把犹太人同化进普通民众。他规定了服兵役的犹太男青年的配额。正常情况下，年满18岁后要服役25年，但犹太儿童12岁就从家中被带走，在名为“儿童营”（Cantonist battalion）的特殊部队接受训练，年满18岁后再开始正常服役。在受训期间，想方设法让他们皈依俄罗斯东正教。这项法令让犹太社群痛苦不堪，因为负责执行法令的社群领袖自然会保护自家孩子，而用穷人的孩子凑满配额。

另一个同化犹太青年的措施是为犹太人建立包含宗教与世俗课程的现代学校，但目的是让他们更接近基督徒，削弱他们对传统信仰的依恋。大部分犹太人察觉到课程背后的同化动机，因此这些学校从未受到广泛欢迎，但其少数毕业生日后在俄国成为犹太知识分子阶层的核心。历任沙皇还采取其他措施鼓励同化，他们奖励同化程度高的犹太人，惩罚其他人。

但即使在犹太社群内部，也有人看到将教育制度和犹太生活方式现代化的好处。在摩西·门德尔松及其弟子的影响下，犹太启蒙运动发端于德国，又经过加利西亚（Galicia）传到东欧。加利西亚位于波兰南部，在波兰被瓜分后落入奥地利手中。与栅栏区的犹太人相比，伦贝格（Lemberg）和布罗迪（Brody）等大城市中的犹太人与德国语言文化的接触更密切，虽然他们是严格的正统派，但有些人能够接受西方的知识，并用希伯来语讲授这些知识，使东欧犹太青年一窥现代文学与科学。对于数千名犹太经学院的学生来说，这类书籍不啻是一扇通往激动人心但又有点危险的新世界的窗户，经学院学生虽然精通希伯来语，但思想却受传统课程的局限而显得僵化。村里的自由思想者和被抓到把一本希伯来语小说夹在对开本《塔木德》中的经学院男孩，成了民间津津乐道的话题。19世纪中期的希伯来语教材、小说和诗歌为现代希伯来语文学奠定基础，也为希伯来语在世纪末作为口语的复兴奠定基础。在19世纪的后三十几年，意第绪语也成为现代文学语言，特别是通过沙洛姆·阿布拉莫维奇（Shalom Abramowitsch，1835—1917年）和肖洛姆·拉比诺维茨（Sholem Rabinovitz，1859—1916年）的作品，前者的笔名是门捷列·默克尔·塞福里姆（Mendele Mokher Seforim） ，后者的笔名是肖洛姆·阿莱汉姆（Sholem Aleichem） 。

东欧犹太大众没有被席卷西欧犹太人的宗教改革所影响，但他们当中也出现几股宗教潮流。在18世纪，哈西德主义兴起，这是一场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群众性宗教运动。以色列·巴阿尔·谢姆（约1700—1760年）创立的哈西德主义最先席卷乌克兰，然后横扫其他斯拉夫领土，它是对推崇《塔木德》所产生的过度理智倾向的纠正 ^（返回） ，这种倾向已主宰了东欧犹太人的虔诚。哈西德主义虽然在理论上植根于卡巴拉，但在实践层面却迎合普通人，强调欣喜若狂的崇拜，及以理想化的天真为形式的宗教表达。其领导人是魅力非凡的拉比，叫“柴迪克”（ zaddikim ）；他们在犹太小镇建立法庭，接受信众的效忠与示敬，这些信众常常远道而来，像朝圣者那样寻求灵感、建议，或只为得到祝福。一些柴迪克自称能够创造奇迹，或者有传言说他们能这样做；许多柴迪克被信众当作皇室一样对待，获得可观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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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第绪语

意第绪语本质上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从西欧带来的一种德语方言，从中世纪起，这些犹太人的中心就逐渐东移。因为阿什肯纳兹社群本身起源于意大利语和法语地区，所以这种德语方言总包含一些罗曼语单词和语音，其中有些在现代意第绪语中还能找到。但是，意第绪语真正形成自己的特色，要等到犹太人在波希米亚和波兰先后接触斯拉夫人以后。在阿什肯纳兹犹太移民东渐之际，原先住在这些地方的犹太人说一种犹太-斯拉夫语，这种语言逐渐消失（与此非常相似的是，在1492年西班牙驱逐犹太人后，犹太难民分批涌入巴尔干地区，他们说的西班牙语逐渐替代了当地犹太人说的罗马尼奥特语）。不过，移民和原住犹太人口的相互交流，使意第绪语中包含许多斯拉夫语成分。1500—1700年，随着东欧犹太人日益脱离德语区，他们的语言也越来越独特。意第绪语中的希伯来语和亚兰语成分在数量与重要性上有所增加，相关词汇不光与宗教有关，还被用来表达各种日常活动。这类成分总是出现在犹太人的交谈中；它们在广为研读的宗教文本如《圣经》及其评注、《塔木德》及其评注中随处可见，这些著作不仅涉及宗教主题，而且探讨日常生活。

大约在1700年以后，留在德语世界的犹太人在语言上倾向于向普通德语同化，因此西方的意第绪语逐渐消失。在东欧，到19世纪中叶，一种现代化的意第绪语文学开始出现，意第绪语出版业也应运而生；最终，用意第绪语授课的学校建立起来了，将意第绪语用作正规工作语言的犹太社会和行政机构也纷纷成立。但是，赞成犹太人融入欧洲生活的社会力量不看好意第绪语，就像他们也不看好犹太身份的其他方面一样。在20世纪早期，大部分城市中的东欧犹太人改说俄语或波兰语，虽然重要的说意第绪语的机构在20世纪30年代继续在城市中存在。在犹太小镇中，意第绪语一直是犹太人的主要语言，但这里的犹太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减少，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德国人消灭。苏联一度鼓励发展意第绪语文化，作为苏联众多民族语言之一和新兴犹太无产阶级文化的载体，但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苏联转而反对意第绪语和其他形式的犹太人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消灭了大量说意第绪语的犹太人及其文化机构。从1948年开始，苏联积极打压犹太文化，这里的意第绪语文化告终。

在1880—1924年间，数目庞大的东欧移民将意第绪语大规模带到美国。虽然这些移民对家乡的犹太小镇满怀乡愁，但他们更渴望抓住美国提供的机会，而不是保护母语文化，他们鼓励子女掌握英语，不惜忍受代沟的痛苦。虽然大部分人会把子女送到午后课堂接受犹太教育，但这些孩子所接受的教育，通常只是父母在犹太小镇里接受的犹太教育的缩水版，着重教授用希伯来语念诵祈祷文和研读《托拉》。希伯来语也以牺牲意第绪语为代价在犹太教育中获得地位，因为它在巴勒斯坦复兴为口语；美国犹太儿童如果学过任何犹太语言，基本上都是学的希伯来语。到第三代时，东欧犹太移民的后裔只认得少量意第绪语单词。

在美国以外，以色列、阿根廷和加拿大还有小规模的世俗意第绪语出版业和剧院。只在一个社群里，意第绪语继续作为日常语言蓬勃发展，这就是极端正统派犹太社群，尤其是在纽约和耶路撒冷的这种社群中。意第绪语学术研究在德国大学中广泛开展，它被认为是对中世纪德语的重要见证。在美国，对意第绪语的研究和文献整理受到意第绪语科学研究所（YIVO）的特别支持，这是一个科学研究意第绪语的组织，1925年在维尔纳成立，从1940年以来一直以纽约为中心开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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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西德主义遭到立陶宛一众伟大的学者-拉比的严厉攻击，这些人以维尔纳的以利亚（1720—1797年）为首。东欧犹太经学院的领袖正确地察觉到，哈西德主义是对其自身权威和领导地位的攻击。哈西德主义信徒被反对者（希伯来语为 Mitnaggedim ）革除教籍，双方有时向政府当局互相告发。虽然哈西德主义最初是个不太正统的运动，它在面对19世纪的现代化趋势时，却成了一股强大的保守主义势力，近来作为犹太教中最显眼的传统势力再次出现。

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促成集体迫害（pogroms），尤其是在乌克兰，随后在反动的亚历山大三世的统治下，更多压制犹太人的规定出台。1882年5月的法规可谓政府官方反犹政策的集大成者，它将犹太人驱逐出乡村，并把他们限制在栅栏区的城镇中。但这时已有许多杰出犹太商人和专业人士获准定居莫斯科，在那里建起一个重要社群，并建造了一座精美的犹太会堂，名为合唱会堂，屹立至今。1891年，整个犹太社群被逐出莫斯科，合唱会堂被封。在尼古拉二世统治时期（1894—1917年），俄国反动派以反犹主义为武器，与解放专制政权的进步势力作斗争。反动派炮制出诽谤性的《锡安长老会纪要》，这本伪作声称可以证明犹太人玩弄国际阴谋，想要夺取世界权力。

大约从1880年起，犹太人开始离开俄国，大批向西半球移民。这次外迁持续了40多年，一些特定的事件促成了这一外迁运动，如1881—1882年的集体迫害、1891年的专横法令、1903—1907年俄国的政治剧变等。但受迫害不是外迁的主要原因，因为大量犹太人也从罗马尼亚和奥匈帝国东部离开，那里远比在沙皇统治下安全。贫困才是主要原因。俄国犹太人的数量已经增长到580万，但仍被排除在俄国工业重镇和农业生产之外。人口过剩，经济机会渺茫，大量犹太人陷入痛苦绝望之中。阿根廷和加拿大等国人口稀少，有致富机会，也欢迎移民，但美国更强大、更富裕，机会遍地；此外，美国还有宗教自由的强大传统和一个成功的犹太社群。美国成了东欧弃儿的首选目的地。

没有离开的犹太人尝试了其他办法。一些人皈依基督教，这个办法不尽如人意，它不仅意味着切断家族联系，而且皈依后并不能在俄国东正教社会里获得社会认同。对犹太人根深蒂固的偏见使宗教歧视转向种族歧视。

对一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有吸引力的解决办法。许多犹太人作为劳工从犹太小镇搬到城市，他们在一些城市成了无产阶级的重要成员。当时工作条件恶劣，他们和非犹太工人一起受到左翼政治思想的影响。许多犹太人加入激进团体，寻求用国际主义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希望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会使民族身份无关紧要。有些人成功完成这一转变，但许多人要么没能放弃犹太身份，要么受到集体迫害事件的刺激，恢复了犹太身份。1897年，俄国和波兰犹太工人联盟（Bund）成立；它后来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下属机构，代表党内的犹太人势力。由于坚持犹太人的民族-文化自治，该联盟于1903年脱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继续运作，成立自卫组织来抵抗集体迫害，并促进教育和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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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西德主义大师

东欧犹太教最具特色的一个发展是柴迪克的出现，他们是哈西德运动的宗教领袖。这类领袖的典范是以色列·巴阿尔·谢姆，一位广受欢迎的治疗师。他开巫术配方、造护身符、念咒语，引领追随者做欣喜若狂的祈祷，提供实践和精神方面的指导。许多人相信他有超自然的能力，能见凡人所不见。他的一些追随者在东欧不同的犹太小镇自立门户，其中许多人建立的宗教社群长期存在，由他们的后代和门徒领导。这些社群各自的特色通常源于创始人的个性和教导。每个社群都有经过世代传承形成的知识体系，包括创始大师的格言和教诲、他的生平和轶事（有时包括神迹故事）、宗教乐曲（通常没有歌词）以及该社群独有的宗教仪式。这些社群中有许多在成立200年后仍然存在。

巴阿尔·谢姆的主要弟子是缅济热茨的多夫·贝尔（Dov Baer of Mezhirech，俗称“传道者”）和波罗诺耶的雅各·约瑟（Jacob Joseph of Polonnoye）。多夫·贝尔是《塔木德》学者和神秘主义者；他因极端苦修行为而染病，前往巴阿尔·谢姆处求医，从此留下做了弟子，后来成了他的传人。雅各·约瑟阐述了一套关于柴迪克角色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柴迪克就像人体的头或眼睛，他的社群成员就像脚；社群是鲜活的有机体，所有部件都发挥关键作用，以实现对上帝的真正忠诚，但柴迪克的责任是对其他人施加影响，其他人的责任是毫无保留地信奉他。

巴阿尔·谢姆的另一位弟子利亚迪的史努尔·扎尔曼（Shneur Zalman of Lyady）把哈西德主义带到立陶宛。他被当地正统派领袖告发到政府，后在圣彼得堡以叛国嫌疑受审，但被无罪释放。他获释的日子直到今天仍被他所创立的宗教运动的追随者庆祝，这一运动今天通常叫卢巴维奇派（Lubavitch）哈西德主义。在过去20年里，卢巴维奇派在纽约经历了令人瞩目的复兴。别尔季切夫的利未·以撒（Levi Isaac of Berdichev）是极受欢迎的柴迪克，他比其他柴迪克更加强调欣喜若狂的祈祷的重要性；他的名气来自他的意第绪语祈祷文，其中他为犹太人的苦难而责备上帝。为了争取犹太人支持哈西德主义，他和他的追随者四处旅行。

其他大师的号召力要小得多。巴阿尔·谢姆之孙——布拉斯拉夫的纳赫曼（Nahman of Bratslav），持一种激进的柴迪克观念，相当于说他本人身上包含弥赛亚的灵魂，而他的一位后代将真正成为弥赛亚。为传授这一理念和其他神秘主义教义，他讲过不少故事，如今被当作文学杰作。但纳赫曼此人喜怒无常，复杂而矛盾。他要求追随者定期向他忏悔；与其他柴迪克不同，他不是在每个安息日和节日都接待追随者，而只在一年中接待几次。他在乌克兰的陵墓长久以来一直是这派追随者的朝圣地，特别是在1991年乌克兰独立以后。科茨克的梅纳赫姆·孟德尔（Menahem Mendel of Kotzk）宣扬一种灵性完美的教义，他这方面的信念是如此毫不妥协，以致对弟子大发雷霆。最终，他将自己锁进书房边的一间密室，虽然他的追随者可以去那里集会，但在此后20年，几乎没有人见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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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复国主义，或者说一种犹太复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体，是另一种普遍的解决办法。我们将把它留到第十章作为以色列国的历史背景来讨论。

沙皇政权的衰落伴随着犹太人地位的持续恶化。1903年，基希涅夫（Kishinev）发生重大集体迫害。1905年10月17日，沙皇发表宣言组建立宪政府，次日，300多个城市出现持续一周的右翼发动的集体迫害。1911年，在政府支持下，连血祭诽谤也死灰复燃。一名基督教男孩在基辅被发现遭到谋杀；虽然警方已经知道凶手及其动机，但一位名叫孟德尔·贝里斯的犹太人还是受到指控，说他出于宗教仪式的目的谋杀男孩，贝里斯先入狱两年再受审。对贝里斯的指控引发全世界的强烈抗议，就像大马士革血祭诽谤（见第六章）和德雷福斯事件（见第七章）那样。尽管法官想方设法妨碍辩护，但贝里斯还是被一个由公正的农民组成的陪审团宣告无罪。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许多犹太人被迫迁出交战区（为了给战事腾出地方，不得不废除栅栏区），许多犹太小镇在战争中被摧毁。

因此，犹太人对沙皇退位和1917年临时政府的建立持欢迎态度，并视之为奇迹，因为几个世纪以来压在他们身上的重负似乎即将卸除。不过，当布尔什维克在列宁的领导下掌权后，全国各地出现骇人听闻的集体迫害，尤其是在1918年和1919年的乌克兰；唯一没有迫害犹太人的武装团体是布尔什维克红军，它实际上还惩罚了一些行凶者。犹太人开始视红军为保护者，一些人加入共产党，并不是为了献身于共产主义，而是出自某种不能再坐以待毙的犹太行动主义。布尔什维克解散了形形色色的犹太社会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政党，想在政治上继续活跃的成员只得加入共产党，共产党设立了自己的犹太支部。共产党及其犹太支部着手瓦解犹太宗教，并将犹太社群纳入新的无产阶级社群。

这种尝试演变成一场犹太内战，说意第绪语的犹太共产党人把矛头指向犹太复国主义者、说希伯来语的人（希伯来语被谴责为精英的资产阶级语言，相形之下，意第绪语被推崇为大众的无产阶级语言）和信教者。但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共产党调整方向，鼓励苏联境内各种民族文化发展有地方特色的社会主义，并坚持用当地语言开展政府和党的活动。党的资源向苏联境内众多民族团体的文化组织开放，其结果之一是国家支持的意第绪语文化的繁荣。意第绪语书籍和报纸开始出现，一些非俄籍意第绪语作家移民到苏联，希望参与这场复兴，但为时已晚。意第绪语读者年事已高，年轻人更喜欢俄语，因为俄国社会似乎机会更多。俄国犹太人和他们的美国表亲一样，乐于为现代世界而抛弃犹太小镇。

这种对个体文化的新兴趣与让留在犹太小镇的贫穷犹太人恢复元气的愿望一拍即合，催生出创办犹太人农业殖民地的想法。这将使犹太人能够在符合社会主义理念的合作定居点谋生，同时还允许他们过世俗化的犹太生活。犹太人曾在20世纪初试验过农业殖民地。此时更开辟出许多新殖民地，但并不大成功，当它们在1928年被集体化时，许多犹太人弃之而去。不过就在这一年，一个最浮夸的此类实验被付诸实施，显然是斯大林本人提议的：在比罗比詹（Birobidzhan）建起一个大规模犹太人定居点。这块面积和比利时相当的远东领土被标榜为“犹太土地”，暗示如果试验成功，它可能会变成一个犹太共和国。1934年，该地区被宣布为“犹太人自治区”。但比罗比詹生活艰苦，没有吸引到大批犹太人口。20世纪30年代后期，苏联政策再次转向，开始反对各色民族文化，包括犹太文化。党内犹太支部的领导人被指控有民族主义倾向，遭到清洗。

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3年）的指导下开始的密集工业化为城市创造出工作岗位。大量犹太人趁机大幅改善生活，但也在此过程中将残存的传统生活抛弃。他们生活在非犹太人中间，渴望提升自己，故将俄国文化作为自己的文化。尽管苏联和美国有许多不同，但犹太人在两国的发展趋势是类似的：随着犹太人在文化上渐渐适应，许多人进入职业阶层、文化领域，甚至军队；他们自然也和非犹太人通婚。但在苏联，犹太机构所剩无几，而且国家排斥任何宗教。在这种形势下，犹太人的宗教、文化甚至身份都开始蒸发。

与此同时，波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新成为独立国家，许多东欧犹太人因而没有受到苏联共产主义政权的直接影响。波兰起初保障境内少数民族团体的权利；但几个因素交相作用，导致旧的反犹主义模式得以延续，甚至加剧。波兰军队在1920年进入乌克兰，犹太人村庄遭到袭击，仿佛它们是军事目标。在整个20年代，在经济上歧视犹太人的论调威胁要将他们排除在国家经济生活之外，其理论根据是当时的经济条件只能养活“本地人”或犹太人中的一个。在20世纪30年代，许多犹太人主导的产业被国有化，犹太人被开除出公务员队伍。尽管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些政策带来痛苦，但在波兰城市中，仍存在一个稳固的犹太中产阶级，他们说波兰语，穿西服，享受着舒适生活。在这一时期，以意第绪语电影、戏剧和文学为载体的犹太文化有过短暂繁荣。

美国

直到19世纪末，东欧一直是犹太人口和文化的主要中心，但犹太人在1880年前后开始从欧洲向美国大规模迁移，逐渐使美国犹太社群变成占主导地位的流散社群。

当东欧的大规模移民潮兴起时，美国已经有了成熟的犹太社群。第一批犹太人定居者来自荷兰在巴西的殖民地累西腓（Recife），是23名塞法迪犹太人难民，他们于1654年到达新阿姆斯特丹，此前葡萄牙人刚从荷兰人手里夺取累西腓。在罗杰·威廉斯（Roger Williams）的罗德岛殖民地有过一个短期存在的犹太社群，位于新港。它于18世纪50年代重建，1763年建造的美观的新港犹太会堂现在是国家纪念馆。在18世纪，一位皈依基督教清教的犹太人在哈佛大学教授希伯来语，他撰写过一本希伯来语语法书，这是在美国出版的第一本使用希伯来语字体的书籍。到18世纪中叶，新港、纽约、费城、查尔斯顿和萨凡纳（Savannah）都拥有犹太社群。到美国革命时，各殖民地大约已有2000名犹太人，大部分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但塞法迪犹太人的习俗更盛行。不过他们的宗教知识水平不高，面临的同化压力很大。

大部分犹太定居者支持美国革命，大约一百人参加作战，新港的亚伦·洛佩兹（Aaron Lopez）和费城的哈伊姆·萨罗门（Haym Salomon）这两人还参与战争融资。萨罗门此前已因间谍和破坏活动被英国人判处死刑。在战争期间，他预支给大陆会议20万美元军费，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但他一直未能收回这笔钱，死时倾家荡产。1789年通过的联邦宪法取消了公务员的宗教测试和宣誓，使犹太人可以担任联邦职务（但各州只是逐渐取消这种宣誓；在新罕布什尔州，公开自己犹太身份的人直到1868年仍不能在州政府任职）。第一修正案的通过意味着政教分离，对犹太人来说，这赋予他们不受限制的自由和平等。

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大批来自巴伐利亚说德语的犹太移民和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匈牙利的犹太移民使美国犹太人口大大增加；一些人是1848年欧洲革命的政治难民，但大多数是被美国廉价土地和新兴城市吸引的小贩与牲口贩子。这些犹太人和美国既有犹太人的显著区别在于，他们的文化适应程度要低很多，而行为和宗教态度要传统很多。他们也不同于当时大部分欧洲非犹太移民，因为他们带来贸易经验，愿意在零售贸易迅速扩张的时代所产生的对商业技能的需求中获益。德裔犹太小贩扎堆聚集在城市中的德语街区（比如纽约的下东区） ^（返回） ，他们的足迹遍及全国，远至加利福尼亚州，在那里安家立业，为掘金者服务。在纽约，他们很快从推车小贩变成商店业主。

到美国内战时，美国各地包括中西部和南部，都有小型的犹太社群。这些城镇里的许多犹太人成了大商人。犹太人的世俗组织生活也开始出现，1843年，圣约之子会成立，它相当于犹太人的共济会和独立共济会（Independent Order of Odd Fellows）。之后，其他慈善组织、社会团体和兄弟会纷纷成立。犹太会堂也陆续建成，部分是出于虔诚，部分是作为与旧大陆的纽带。大多数犹太会堂最初照搬欧洲正统派犹太会堂的崇拜方式，后渐渐调整，变得更加美国化：取消男女分座，引进管风琴，还在仪式中使用一些英语。1824年，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成立了一个改革派会众，很快，纽约的以马内利圣殿也有了改革派会众。这些改革派会众努力发展一种符合美国社会环境的风格和仪式，以反映犹太人并非外来者，而是社会的正式成员，哪怕会以违背传统观点和做法为代价。

改革派犹太教的一个重要代言人是以撒·梅耶·怀斯（1819—1900年），他在奥尔巴尼当过拉比，时间不长，然后在辛辛那提一所犹太会堂当拉比，将改革派仪式引入这所会堂。在这一职位上，他精力充沛地为犹太人事业奔走，毕生致力于完全实现犹太人在美国生活的正常化。怀斯创办了周报《古以色列人》（ The Israelite ）。他试图把美国犹太宗教机构统一在自己麾下，但面对以撒·李瑟（Isaac Leeser）领导的宗教右翼和大卫·埃因霍恩（David Einhorn）领导的宗教左翼的联合反对，他很快败下阵来。

在美国内战中，犹太人通常与邻居站在同一边，无论是在北方还是在南方。只有两位拉比公开站在强烈要求废奴的立场上，他们是费城的正统派拉比萨巴托·莫莱斯（Sabato Morais）和巴尔的摩的改革派拉比大卫·埃因霍恩。

战后，犹太人继续兴旺发达，主要从事零售业；他们普遍经营服装生意，拥有全国四分之三以上的百货商场。只有少数人从事金融业，但犹太人在这个领域还不太突出。尽管已很繁荣，但犹太人仍然不能获得非犹太社会的接受。新犹太中产阶级的成员也有与上一代努力奋斗的犹太小贩同样的需要：创建自己的社会机构，包括社交俱乐部和慈善组织，以抗衡继续排斥他们的这类机构。到19世纪70年代，这些慈善组织向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提供援助。

但来自中欧的移民仍在抵达。到1880年，说德语的犹太人和改革派犹太教主宰了美国犹太人，以致改革派犹太教成为美国犹太教的同义词，而美国改革派犹太教是世界上最彻底的改革派犹太教。在上次尝试失败后，怀斯这次终于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改革派犹太教，在1873年创建了美国希伯来会众协进会（Union of American Hebrew Congregations），在1875年创办一所神学院——希伯来联合学院。改革派运动的原则是在1885年《匹兹堡纲领》中确立的，它几乎全盘否定犹太人的传统仪式和民族抱负，试图把犹太教重新定义为一股促进社会正义的力量。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东欧移民潮是犹太史上最大的人口流动之一。它从根本上永久改变了美国犹太人的特质 ^（返回） 。到1918年，美国犹太社群在世界上规模最大；美国从1924年开始关闭大门，它的犹太人口此时已增长到450万。

这股移民潮最直接的影响是，美国所有主要城市都有人口稠密的犹太区，尤其在较老的贫民区里。这些移民大多是来自俄国的贫困犹太人，他们当工人，许多人从事服装业，这很快成为一个独特的犹太行业。在生产服装的血汗工厂，残酷的工作条件令犹太人投身于劳工运动；随着世纪之交服装生产越来越工业化，以及1906年俄国第一次革命运动失败后社会主义犹太工人联盟（Bund）的领袖来到美国，工会主义得到加强。

犹太人口集中在大城市，促使意第绪语文化活动激增。意第绪语报纸、剧场、讲座涌现，后来又有意第绪语广播节目，甚至有意第绪语音乐出版商。意第绪语文化活动在内容上主要是世俗的，但满怀对故土风情的乡愁。它由意第绪语出版界和犹太劳工运动尤其是“工人圈”（Workmen's Circle）组织促成，并为参加者提供社会福利。一些同乡会（ landsmanshaftn ）也向移民提供帮助；数百座小犹太会堂纷纷落成，为移民服务。但是，这个多姿多彩的时期很快就在文化适应的进程中落幕，这再自然不过了，因为犹太人在美国没有抱团生存的传统，再者美国对大部分少数群体几乎没有设置任何法律障碍。移民的孩子以最快的速度美国化，大都离开移民街区，把对故土的乡愁抛在脑后。但是，这段移民时期给纽约等大城市的特征留下印记，它们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仍清晰可见，并保留至今。

富裕的德裔犹太人努力成为美国人，并获得非犹太人承认，在他们看来，东欧同胞的到来造成问题。新来者来自欧洲落后地区；他们贫穷，勉强算是受过教育，虽然有英文读写能力，但不会说英语。德裔犹太人担心，这些“古怪”的同胞不但会成为无法承受的财政负担，还会引起反犹主义，在此之前，美国的反犹主义充其量不过是非犹太人的势利，以及将犹太人排斥在俱乐部、私立学校和兄弟会外而已。不仅如此，这两类犹太人的人生观也显著有别：德裔犹太人认为自己是完全的美国人，只在宗教上和其他美国人不同（他们能否说服非犹太人相信这点则另当别论），但东欧犹太人几个世纪以来习惯了充当不同化的少数派，他们仍然觉得自己是异乡的异客。东欧的犹太性包括宗教实践，但没有被宗教实践所定义，因为即使在大多数人放弃或大幅减少宗教实践后，他们仍是一个在文化上有凝聚力的群体。与德裔犹太人相比，他们非常熟悉犹太传统，但对欧洲上层文化相当陌生，也没有德裔犹太人那种要让非犹太人接受的抱负。

德裔犹太人担负起帮助移民安家和美国化的责任，部分是因为不想让公众看移民的笑话从而危及自身地位，但部分也是因为德裔犹太人确实觉得与新来者同气连枝，尽管存在许多差异。他们建起一个慈善和教育机构的网络，援助贫困群体，帮助他们找工作；在许多城市，这些慈善机构联合成犹太慈善联盟，共同募集和分配资金。（这些联盟至今仍在，并在美国犹太人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还和自由派合作，开展了一项有效的政治运动，维护移民政策的开放。然而，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出现紧张，因为俄裔人感到德裔人颐指气使。随着俄裔犹太人数量的增长及其经济状况获得改善，他们开始为美国犹太人定下一个完全不同于德裔犹太人的基调。

一些犹太领袖担心，由于文化适应步伐过快，年轻一代正受到激进社会学说和物质主义的双重诱惑。纽约的美国犹太神学院成立于19世纪80年代，后在所罗门·谢克特的领导下于1902年重组，目的是为现代说英语的拉比提供培训，使他们能够吸引第一代在美国土生土长的犹太人。谢克特是杰出的犹太教学者，曾在剑桥大学教授拉比文献 ^（返回） 。作为宗教领袖，他努力建立各种机构，传播撒迦利亚·弗兰克尔曾在德国提倡的那种自由化但经得起史学检验的犹太教。于是，继改革派犹太教和由移民建立的各种正统派机构之后，保守派犹太教成了与它们并驾齐驱的第三个宗教运动。这个运动走中间路线，对第二代美国犹太人有着天然的吸引力，故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它是美国这三个运动中规模最大的一个。

移民时期建立的另一个重要教育机构是叶施瓦大学，其中还包括一所小学和一所拉比神学院，1928年以后还增加了一所提供世俗研究和传统《塔木德》教育的学院。叶施瓦大学一直是正统派犹太教在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机构，尽管正统派不如改革派和保守派犹太教那样组织集中，而且在有大量移民人口的城市中还存在许多也被称为“叶施瓦”的小型传统经学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东欧裔犹太移民向老资格的德裔犹太人发起挑战，争夺对美国犹太人事务的领导权。联合分配委员会的成立旨在救济困在俄国与同盟国交战区（即世界犹太人的主要人口中心，在以前的波兰境内）的犹太人；在这个组织中，尽管德裔犹太人是主要的资金提供者，但东欧裔代表却能与他们平起平坐。为了接替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工作，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被组织起来，因为前者的总部设在柏林，而战乱让它陷于瘫痪。除该运动的主席、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以外，德裔犹太人拒绝承认犹太复国主义，因为他们坚信犹太教仅仅是一种宗教，这就使基本上都是亲犹太复国主义的美国东欧裔犹太人在世界犹太人事务上有了发言权。东欧裔犹太人开始占据上风，特别是在美国犹太代表大会里。这个组织试图创建一个总机构，美国犹太人可以通过它协调犹太人政策。在1918年春季举行的该大会的代表选举中，东欧裔犹太人取得主导权，促使一项犹太复国主义计划获得通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政治转向孤立主义，1919—1921年的“红色恐慌”让外国人成了“心怀叵测”的代名词。犹太人尤其成为被敌视的目标，部分是因为犹太人在共产党和其他左翼团体中确实表现突出。汽车业大亨亨利·福特以白纸黑字公开攻击犹太人，说他们是劣等种族，参与了企图控制世界文明的大阴谋；他甚至在他的公司报纸上重新刊登《锡安长老会纪要》。三K党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获得广泛政治权利，把犹太人同黑人及天主教徒一起当作打击目标。种族主义政府官员也炮制数据，证明犹太人、意大利人和斯拉夫人在智力与道德上劣于北欧移民。这些敌视导致1924年《约翰逊法案》出台，从而把所有来自东欧和南欧的移民缩减成涓涓细流，美国犹太史上一个重要时期随之结束。

在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时期，移民子女开始进入白领职业，虽然大多数进入商业领域，尤其是服装贸易和房地产业。他们在许多行业中仍然受歧视，比如医学和牙医。尽管犹太人擅长金融业的观点很流行，但在这一时期，一个犹太人几乎不可能拥有或受雇于银行，在保险公司进入管理层同样不可能。（不过，还是有几家犹太人的投资银行。）犹太人还被排除在律师事务所和零售连锁店之外。20年代早期，在常青藤联盟大学就读的犹太学生人数显著增加，哈佛、耶鲁和哥伦比亚等大学就实行配额制，减少犹太人的入学人数。医学院分配给犹太人的名额少得可怜，许多犹太学生被迫去意大利学医。不过，纽约有择优录取的免费大学教育，纽约城市学院为数千犹太人提供教育机会，帮助他们进入职业生涯；因此，从事体力劳动的犹太人逐渐减少。犹太人也被吸引到智力和艺术行业，如出版、娱乐和电影。

^（返回） 始于1929年股市崩盘的大萧条给犹太慈善机构带来压力。它还造成令人担忧的反犹主义的抬头，部分表现为就业方面对犹太人越来越歧视。天主教神父查尔斯·考哥林（Charles Coughlin）在他的广播节目中定期向工人阶级选民抨击犹太人，在德国纳粹崛起的背景下，这让犹太人感到非常不安。但犹太人继续在商业和职业上取得成功。罗斯福新政形成一个择优录取的官僚体系，提供数千岗位，联邦政府成为不歧视犹太人的主要美国雇主。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是东欧裔犹太人的宠儿，因为他强烈反对纳粹主义，并拒绝反犹主义。

1933年后，犹太人在德国的地位恶化，这把大约33000名德国犹太人赶到美国。其中包括科学家（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知识分子；他们的调整适应往往艰难，主要是因为美国自身正在经历经济困难。但他们很快就在美国智力和科学生活的许多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希特勒的反犹主义有效地把德国知识界的领军人物从欧洲赶到美国。

美国流散社群不同于世界历史上任何其他犹太社群。我们在第二章已经看到，巴比伦犹太人如何迅速从一个流亡社群（即一个意识到自己的外来性并积极希望返回家园的社群），转变成一个流散社群（即一个被给予返回家园的机会但决定留下，并对返回者感到强烈亲情与责任的社群）。流散社群一般被当作更大社会中的外来团体，其成员与其他犹太流散社群的联系要比他们与非犹太人国民的联系更紧密，他们更多地活在遥远的犹太过去和对犹太未来的憧憬中，而不是活在当下。启蒙运动提供的解决方法是解散这个团体，而犹太复国主义提供了相反的解决方法，即重建犹太人的民族国家。然而，美国是建立在全体公民平等基础之上的国家，且主要由新移民组成，这里出现了一种新型流散社群。在这里，犹太人可以成为更大社会的完全参与者，同时又保持对全世界犹太人的忠诚，并维持规范内部事务的志愿机构。移民本人可能远远未能完全融入美国社会，但下一代完全融入的可能性则容易想象，本人成功或孩子成功的许多例子强化了他们融入的雄心。因此，在美国流散社群中，犹太人可以第一次既能积极当犹太人，又不觉得自己身处流散地。

数百万欧洲犹太人在美国找到家园。他们忍受背井离乡和颠沛流离的精神创伤，却极大地改善了生活。许多人在一生中从食不果腹迈向飞黄腾达，从一个把他们当成可恨的外国人的世界来到一片保证他们作为完整公民受法律保护的土地。他们甚至可以展望更美好的未来。不过，尚有几百万犹太人留在欧洲，而且即将灰飞烟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