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从1500年开始，欧洲社会及其智力生活发生变化，对犹太人影响深远。欧洲经济体系的扩张带来犹太人经济状况的改善，几百年来，犹太人一直放债，但这个先前遭鄙视的行业现在转变成受人尊敬的投资领域。在17世纪，重商主义和资本主义崛起，财政上的权宜之计成为比宗教更重要的宽容标准。近代早期还为逐渐打破教会对智力生活的垄断奠定了基础，这是先通过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再通过启蒙运动实现的，正是启蒙运动瓦解了宗教上歧视犹太人的神学基础。在这一时期后半段，政治思想也发生变化，犹太人有可能被视为国家的个体公民，而不是称为犹太社群的共同体的成员。这些变化只有到1700年以后才充分表现出来，但其基础是在近代早期奠定的。

我们已经看到，在整个中世纪基督教欧洲的大部分地区，犹太人可以从事的职业范围大大缩小，除了放债几乎干不了别的，而且通常只经营小规模的典当和旧货交易。这种限制让一些犹太人能够积累资本，使他们精于理财和投资。驱逐和强迫移民让犹太家庭与社群的成员散布整个西方世界，令犹太人获得跨国关系，而这很容易转化成商业人脉。最后，尽管阿什肯纳兹和塞法迪犹太人之间存在文化差异，但同为外来者的身份、同样信奉少数派宗教、共同的书面语言希伯来文，这些因素有利于他们充当中间人，协调基督教欧洲和伊斯兰中东之间的商业联系。因此，虽然16世纪初全世界犹太人都境况悲惨，但他们经济恢复的基础已经存在。

迫害和驱逐的浪潮始于十字军东征，逐渐驱使中欧犹太人向东前往波兰和立陶宛，这在13和14世纪尤其显著，但是，欧洲犹太人重心转往东欧的大规模迁徙直到15世纪后期才出现。这种迁徙既是西欧加紧排拒的产物，又是东欧统治者持欢迎态度的结果。奥斯曼苏丹曾鼓励逃亡中的塞法迪犹太人去其领土定居，因为他们教育水平高、技能丰富、国际商业联系广。出于相似原因，波兰的国王和贵族也鼓励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在其领土上定居。

15世纪的波兰（当时与立陶宛合在一起）是一个主要的欧洲大国，但它缺乏管理大庄园和长途贸易的人力与专业知识。这方面需求在东部尤其强烈，波兰贵族在那里拥有大片土地和数千村庄，但他们不愿亲自管理，甚至不愿去居住。犹太人充当这些贵族的管家，成了他们在当地人口中的代理，这是上文提到的生活模式的变种：犹太人和领主之间有特殊关系，他们与民众一起生活，但不是民众的一部分。到1600年，犹太人已经定居在整个地区，从事手工业、农业、贸易、税款包收和租税收集。在中欧和西欧，他们几乎被完全排除在经济生活之外，但他们在东欧的波兰和立陶宛找到一片常态化的乐土，这和塞法迪犹太人在奥斯曼帝国的情况异曲同工。

和塞法迪犹太人一样，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也把家乡语言带到新家。和其他中世纪犹太人一样，德意志犹太人一直讲所处环境的语言，但他们来到波兰后，既不属于统治者又不属于农民阶层，大多生活在自己人圈子中，不使用邻居的语言。保留德语进一步表明他们融入东欧人口的程度较小。犹太人说的德语已经混合了一些希伯来语词汇；在东欧，它逐渐吸收斯拉夫语元素，越来越不像德语，以致有了自己的名字，叫意第绪语。就像拉迪诺语和犹太-阿拉伯语一样，意第绪语也用希伯来文字母书写。

由于经济条件改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可以更自由地发展智力生活；他们将大部分智力投入传统的《塔木德》学术，使之获得巨大声望。卢布林、波兹南、克拉科夫的重要学院蓬勃发展，而利沃夫和卢布林的贸易大集市成为这些学院重要的招生中心。直到最近，近乎全身心地投入《塔木德》学术，仍然是阿什肯纳兹宗教实践的标志。

随着数量激增，犹太社群在东欧获得广泛自治权，这在四地委员会中体现得最充分，它相当于一个规范东欧犹太人生活的犹太议会。该机构是有拉比代表参与的世俗团体，通过一个区域组织网络监管了数千社群，从1580年到18世纪早期有效管理着东欧犹太人。其威望使它的裁决甚至能对西欧犹太社群产生影响，因为西欧没有类似规模的组织。

东欧犹太人在1648年遭受严重挫折，东乌克兰的哥萨克人得到乌克兰农民和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支持，在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1595—1657年）的领导下反叛波兰人。信奉东正教的乌克兰人屠杀波兰贵族和天主教神职人员，他们对犹太人特别凶残，因为犹太人是令人憎恨的收税者，是农民耕种的庄园土地的管家。有时，犹太人被要求皈依基督教以获取生路，他们会像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的祖先那样，杀死自己和全家来殉教。在恐怖的屠杀和暴行中，这场叛乱向西、向北蔓延，混乱局面一直持续到1655年俄罗斯和瑞典入侵立陶宛才结束。犹太人每次都是受害者。由于屠杀和由此引起的向西欧的回迁，波兰犹太人口锐减。波兰犹太人到17世纪末才恢复元气，但士气低迷。东欧犹太人对沙巴塔·泽维及其弥赛亚运动（见第六章）的狂热，可能就是这次创伤造成的；后来泽维叛教的消息是更沉重的打击。

在中欧，14和15世纪的人文主义运动复兴了对古代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在这些研究的影响下，学者们开始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教会教义的影响。有些人把注意力转向《圣经》的希伯来语文本、犹太人的《圣经》评注，以及后来的犹太著述，特别是卡巴拉。因此，希伯来语和拉丁语、希腊语一起被纳入文艺复兴鼎盛时期的学术。基督徒认同犹太教文本的一个奇怪例子发生在1513年，为维护《塔木德》，基督教学者约翰内斯·鲁希林居然在教会法庭上和一个名叫佩弗科恩（Pfefferkorn）的前犹太人起了争执，因为后者想要查没神圣罗马帝国的所有《塔木德》书册。鲁希林的声望使希伯来语研究在基督教学者中受到尊敬。但鲁希林仍抱持中世纪教会对犹太人的否定态度，而其他人文主义者，如伊拉斯谟，则认为过度发展希伯来语学术会威胁到基督教。因此，虽然人文主义加深了基督教学者对犹太传统的认识，但没有给犹太人生活带来直接的有益影响。

马丁·路德在1517年发起宗教改革，不但没有鼓励基督教宽容犹太教，反倒加剧了基督教神职人员的反犹态度。在运动早期，路德把教会对犹太人的迫害囊括进他对教会的批评，以为通过攻击教宗和推崇《圣经》权威，就能争取犹太人加入基督教。但事与愿违后，他转而开始攻击犹太人，将他们比作“令人作呕的害虫”，敦促基督徒敌视他们，并赞同将他们逐出德意志各州。

面对改革派的挑战，教会做出反宗教改革的回应（这里不妨把反宗教改革追溯到1545年召开的特伦托会议），这是更大的倒退。正如上文所见，教会的官方政策给予犹太人微薄的宽容，中世纪的教宗作为这一政策的执行者，通常是保护犹太人的。16世纪初，文艺复兴时期秉持人文主义精神的教宗特别偏袒犹太人，许多意大利主要城市的统治家族也如此，比如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曼图亚的贡扎加（Gonzaga）家族、佛莱拉（Ferrara）的埃斯特（Este）家族等。而现在，教宗为了重新夺回对基督教世界的控制，开始打击一切宗教越轨者，犹太人也包括在内。

或许令人惊讶的是，特伦托会议并未专门处理犹太人问题，但1541年成立的耶稣会却发起咄咄逼人的运动，让犹太人皈依。1555年，教会给意大利犹太人一次特别沉重的打击，当时教宗保禄四世下令，将罗马和其他教宗领地的犹太人隔离进带有围墙的犹太人居民区，即牢笼一般的隔都（ghetto），所有城镇的犹太人都必须住在那里，隔都的大门每天从日落到日出都会上锁。小镇上的隔都可能只是一条拥挤脏乱的街道，两头各有一扇大门。意大利第一个隔都于1516年在威尼斯建立，后来的所有隔都都沿用这一名称（“隔都”一词在威尼斯方言里的意思是“铸造厂”，这是威尼斯最初为限制犹太人而指定的居民区的名称）。意大利以外的一些城镇已经有带围墙的犹太居民区，尤以法兰克福为著。隔都现在成了犹太人生活的标志，起初在意大利和普罗旺斯的教宗领地，然后出现在大部分意大利主要城市。建造隔都一直持续到1732年。

在反宗教改革的反动气氛下，宗教裁判所现在盯上从伊比利亚逃到意大利并回归犹太教的马拉诺；意大利不再安全，他们中的许多人又逃往奥斯曼帝国，正如第六章所说；我们在那章还提到教宗撤回对安科纳的马拉诺的保护，造成血腥后果。教宗领地上的犹太人必须佩戴区别身份的标记和黄帽，他们被禁止拥有房产，还被驱逐出生活了几个世纪的小城镇。意大利印刷的大量希伯来文书籍受到强制审查。

但是，即使反宗教改革的严格限制也没能阻止意大利犹太人生活和文化的欣欣向荣。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犹太人已变成一个相当多样化的群体。最初的拜占庭意大利犹太人（见第五章）此时遍布整个半岛，不同的移民群体也加入他们的行列，包括13和14世纪逃避迫害与驱逐的德意志犹太人，15世纪末被逐出伊比利亚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犹太人，16世纪为寻求贸易机会而向西转移的奥斯曼帝国的犹太人。最后这个群体叫黎凡特犹太人，是半岛上继意大利、阿什肯纳兹、塞法迪之后的第四个犹太人群体。在稍大的城镇里，所有四个群体都保持各自的身份；在威尼斯的隔都，人们至今仍可参观古老的德意志、西班牙、意大利和黎凡特犹太会堂。最后，在整个16世纪，马拉诺持续从伊比利亚半岛迁来。

像在中欧那样，意大利犹太人基本上被逐出手工业和商人行会，主要靠典当业和与近东的贸易为生，不过并没有统一的模式，犹太人在许多地方仍可从事不同行业。但通常，某个地方有犹太社群，完全是因为这里需要犹太人从事典当业。为了给穷人提供小额贷款，地方政府经常给个别犹太人颁发名为康多塔（ condotta ）的契约，允许他们在规定年限内住在某地，条件是必须在那里开典当行。有些地方设立基督教慈善贷款协会，就是想把犹太人排挤出典当业，或诱使他们降低利率。但在许多城镇，犹太典当行和慈善贷款协会和睦共处，相安无事。

康多塔制度还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在需要资本投入的大城市，整个社群的犹太人都会获得康多塔，以满足大规模项目的资金需求。（这就是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的背景。）契约需要定期更新，每次更新时会由犹太社群和地方当局谈判，议定条款。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犹太人生活有个特点最有趣：即使被赶进隔都，他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采纳了这个多姿多彩时代的礼仪、品位、智力活动和消遣方式。就像西班牙的希伯来语黄金时代那样，希伯来语诗歌既是娱乐方式，又是社会和社群生活的载体。但在意大利，犹太人还用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写诗。按照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品味，意大利犹太人将布道发展成一种正式的演说；犹太布道者将布道文汇编出版，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音乐家特别是弦乐师比比皆是，合唱音乐大大发展，甚至犹太会堂里都能听到；所罗门·德罗西（Salomone de'Rossi）既为曼图亚宫廷创作世俗音乐，又为犹太会堂谱写经文歌。犹大·索莫（Judah Sommo）创作出第一部希伯来语戏剧。年轻人组织赛会，拉比们不得不就新事物辩论：是否允许在安息日踢球，是否允许犹太人打网球——因为网球比赛也是打赌的场合，而打赌可能是一种禁忌的赌博形式。用纸牌和骰子赌博已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利昂·德·摩德纳（Leone de Modena）拉比是17世纪初威尼斯最伟大的布道师之一，他就沉溺此道，不能自拔，曾在回忆录里追悔莫及。然而，尽管参与世俗娱乐和大众文学，但意大利犹太社群的教育基础，仍然是犹太传统的基本著作——《圣经》及其评注和《塔木德》及其评注，以及理性哲学传统的经典，还有《佐哈尔》和其他卡巴拉主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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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女商人

虽然格拉西娅夫人是近代早期最有权势的犹太女性，但她并非当时唯一在商业上取得卓越成就的女性。另一位杰出的模范是本温尼达·阿巴伯内尔，她是伟大的拉比兼朝臣以撒·阿巴伯内尔先生的侄女，本书正文已提到这位拉比曾努力调停与天主教皇室的关系。1492年，身为贵族的阿巴伯内尔家族逃出西班牙，定居那不勒斯。在那里，本温尼达嫁给表兄撒母耳·阿巴伯内尔，他是以撒先生之子，当时已成为那不勒斯国王的一位财政家。本温尼达受过良好教育，甚至做过埃莉诺拉（Eleonora）的家庭教师，埃莉诺拉是西班牙摄政王之女，后来成为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一位公爵之妻。

本温尼达是她丈夫银行事业活跃的合伙人。撒母耳在遗嘱中不顾继承人必须是儿子的犹太律法传统，指定本温尼达为总继承人，让她掌管家族生意。撒母耳解释说，做此决定，是因为他的财富来自她的巨额嫁妆，那是他的创业资本，而且把家业和生意交给她比交给儿子更让他放心。撒母耳只给诸子和三个女儿留下定额遗赠，并规定由本温尼达在她认为合适的时候转交。

到1547年撒母耳去世时，犹太人已被逐出那不勒斯，他们全家定居在佛莱拉。当年，本温尼达和佛罗伦萨公爵谈成几份银行业合同，公爵许可她和她的一个儿子在托斯卡纳地区诸城镇中开办连锁银行。她和埃莉诺拉的关系一如既往，和其他西班牙贵族一样，她有时会出现在佛罗伦萨的公爵府邸。

意大利的多数犹太妇女和多数基督教妇女一样，都穷困卑微，在家从事丝绸纺织和羊毛加工。但也有一个中产阶级，其中包括像吉内芙拉·布拉妮丝这样的女性，她们住在佛罗伦萨的隔都。佛罗伦萨丝绸行会接纳了吉内芙拉，不是作为卑微的丝绸纺纱工，而是作为丝绸生产商。在她1574年的遗嘱中，她给佛罗伦萨犹太社群留下遗赠，用于教导贫穷的犹太男孩；接济十名犹太贫民；为八名犹太女孩制备嫁妆；还要装饰犹太会堂，“花20枚金币置办一座银质烛台和一袭约柜帷幔，犹太人要承诺以吾名称呼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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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后期，西欧对犹太人越来越友好。1579年，低地诸国摆脱天主教西班牙的控制，获得宗教自由。次年，葡萄牙被西班牙吞并，葡萄牙宗教裁判所在搜寻秘密犹太人方面原先敷衍了事，此时一下严格起来。这些因素共同导致新基督徒和马拉诺从葡萄牙流向阿姆斯特丹，西班牙马拉诺后来也跑到这里。因此，阿姆斯特丹在17世纪最繁盛的时期一度得名“荷兰的耶路撒冷”，因为当地犹太人非常多，他们的生活非常丰富。17世纪中叶，德意志犹太人加入塞法迪犹太人，两个社群并肩存在，但塞法迪犹太人赋予这个社群特殊的色彩。许多到达阿姆斯特丹的马拉诺是医生、律师、政府官员和教士；这些知识分子在荷兰找到天然的家园，荷兰在经济大发展时期也是人文主义的中心。犹太人受到欢迎，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商业技能和人脉，他们积极参与荷兰的经济扩张。犹太商人在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投资，还远赴苏里南、库拉索岛与荷属巴西。（荷属巴西将成为第一批纽约犹太移民的来源地，见第八章。）到17世纪后期，阿姆斯特丹犹太人获许建造新犹太会堂。一座宏伟的葡萄牙人犹太会堂于1675年落成，是当时阿姆斯特丹最优美的建筑之一，至今仍可参观。

近代新智力思潮对荷兰犹太人生活的影响比对许多其他犹太社群的影响更大。在17世纪后期，荷兰是异端宗教思想、哲学自由思想和智识蓬勃发展的中心。荷兰犹太社群组织（即“马阿麦德”［ mahamad ］）倾向于推行严格的社群纪律，试图控制社群成员出版书籍，但无法阻止犹太人阅读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书刊。马阿麦德的僵化管理与17世纪荷兰典型的宗教宽松气氛格格不入，因此出现令人不安的反抗案例。乌列·达·科斯塔的例子令人心酸，他是葡萄牙新基督徒，回归犹太教并逃到阿姆斯特丹，加入当地犹太社群。但他在葡萄牙时就对宗教产生怀疑。在阿姆斯特丹，他因自由之思想被当地的马阿麦德革除教籍。他两次恳求与社群和解；他在第二次被勒令忏悔时，受尽羞辱，忏悔过后就自尽身亡。

更重要的例子是贝内迪克特·斯宾诺莎（1632—1677年）。他受过完整的拉比教育，进而研读迈蒙尼德等伟大的中世纪犹太哲学家作品，再研究笛卡尔等近现代哲学家。他加入了一个哲学圈子，其中许多成员和当时的众多思想家一样，完全拒绝把神的启示作为知识的来源，坚持理性至上。由于这些观念意味着否认整个犹太传统的神圣权威，斯宾诺莎在1656年被革除教籍 ^（返回） 。斯宾诺莎接着写出《神学政治论》，书中包含对犹太教的根本性批判，由此隐含着对基督教的批判。此书陈述了哲学上的自然神论 ，影响巨大，斯宾诺莎的著作在犹太人和基督徒中是检验异端的试金石。

16世纪末，繁荣的汉堡城也开始欢迎犹太人，尤其是塞法迪犹太人。16世纪90年代，12户葡萄牙马拉诺家庭来到汉堡，打算从事贸易。他们起初受到欢迎，但后来他们的犹太身份暴露，基督教神职人员就想驱逐他们。但是，他们的存在被认为十分有益，汉堡参议院允许他们留下。这个社群繁荣发展，尤其是在17世纪，当时西班牙将贸易从阿姆斯特丹转向汉堡的政策赋予它很大的贸易优势；汉堡一度拥有欧洲第二大塞法迪犹太社群。在17世纪中叶以前，德意志犹太人基本上被排斥在汉堡外。

17世纪下半叶，英国开始重新接纳犹太人，但并未公然推翻1290年的驱逐令。自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起，英国就有少量马拉诺；她的医生就是一名马拉诺，后因涉嫌向她投毒而被处决，此事轰动一时。在查理一世统治期间（1625—1649年），马拉诺的数量和经济实力都有所增长，于是出现对其是否宽容的问题。1649年的清教徒革命为宽容铺平道路，因为清教徒推崇《旧约》，同时也因为奥利弗·克伦威尔认为犹太人的商业对国家有利。另一方面，神职阶层担心犹太人会危害基督教，商人也惧怕来自犹太人的竞争。1650年，阿姆斯特丹的玛拿西·本·以色列拉比（1604—1657年）向英国议会请愿，希望允许犹太人进入英国并能公开信奉犹太教；1655年，他亲自来到英国，向政府递交请愿书。克伦威尔做出非正式保证，允许伦敦有小规模的塞法迪犹太社群。查理二世还确认了对犹太人进入英国的授权，深信他们能给整个国家带来的经济利益比保护英国商人阶层免受竞争更重要。到17世纪末，犹太人可以在英国公开活动。

1618—1648年，蹂躏欧洲的三十年战争实际上促进了中欧犹太社群的发展。神圣罗马帝国和德意志各邦的统治者需要巨额资金支撑战争。犹太商人有能力筹集现金，统治者向他们借钱还有一个好处：往往可以用廉价的特许和特权偿还，比如在原来禁止他们进入的地区居住或做生意的权利。这种情况在战争发展到瑞典人入侵德意志时愈发常见；天主教和新教双方的君主都不顾民众态度，纯粹出于自身利益而向犹太人借款，并授予他们居住特权。这样，中欧犹太社群的数量和经济地位都得到增长。

三十年战争标志着犹太人开始广泛参与国家财政和大规模军备供应。战争结束后出现许多德意志小邦国，这时出现第一批“宫廷犹太人”，他们都是富人，财力足以满足这些小邦国君主的需求；在18世纪中期以前，宫廷犹太人是欧洲令人瞩目的存在。他们作为财政家和顾问被带到说德语的小宫廷，但职能逐渐向其他领域拓展，直到他们变得不可或缺。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财政事务中，荷兰和汉堡富有的塞法迪犹太人成了重要人物，哪怕这些国家特别敌视犹太人。宫廷犹太人经常被免除犹太人往往必须忍受的限制；他们能得到头衔和荣誉，有时甚至能和主人一起参与社交活动。但有时，一旦他们失去利用价值，就会被基督徒主人抛弃，他们显然还是基督徒民众的“眼中钉”。宫廷犹太人的活动有个明显特征：他们都是犹太社群内部事务的领袖，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改善社群成员的状况，保护犹太人免受攻击。

宫廷犹太人的一个突出例子是撒母耳·奥本海默（1630—1703年），他获得融资，负责组织向奥地利军队分发补给，这支军队在17世纪70年代与法国作战，又在1683年保卫遭到奥斯曼土耳其围困的维也纳。1700年，一群暴徒冲进他的住宅，毁掉账目，事后政府拒绝偿还欠债，致使他破产身亡。另一个有名的例子是参孙·韦特海默（1658—1728年），他资助了奥地利及其德意志盟友的军事行动，在1711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的加冕典礼上，他被赐予一条金链。

这一时期的犹太大众仍然穷苦，许多人在中欧和东欧四处游荡，靠当小贩、乞丐甚至土匪来谋生。这些流民给当地犹太社群带来严重社会问题，给慈善资源造成负担。不过，到18世纪，在犹太个人经济实力增强和西欧智力氛围改变的共同作用下，西欧对犹太人的态度开始改善。怀疑论、自然神论和其他启蒙哲学打破基督教对西方智力生活的垄断，评价犹太教和犹太人状况不用再背负神学谴责的负担（虽然狄德罗、伏尔泰等个别启蒙运动的领袖仍然轻蔑地将犹太教视为迷信、蒙昧的体系，认为犹太人无知且排外）。关于国家和公民身份的新概念出现了，按照这些概念，国家逐渐被视为由受单独一套法律管辖的个体公民组成，而不再是由自治或半自治实体（包括犹太社群）组成的网络。这些原则并没有立即完全生效，但就已经实施的程度而言，它们有利于作为个体的犹太人，使他们得以改善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状况。

与此同时，这些趋势虽然有利于犹太人个人，但容易削弱犹太社群。提供给个人的机会弱化了社群的控制，许多犹太人对自由做出的反应，是疏远或彻底抛弃犹太社群和犹太传统，以获取法国、德国或其他国籍身份。个体离心力量和社群向心需求之间形成的冲突，成为近现代犹太教的典型问题。

在一个充斥新政治理论的时代，许多知识分子转而关注社会中的犹太人问题，许多思想家设想，犹太人如果经过适当教育，可以为国家体制吸纳。比如，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就渴望“改进”犹太人，使他们对社会更有用，并让他们为接受完整的公民权做好准备——如果他们当之无愧的话。1782年，他多少减轻了他们的税务负担，又采取措施鼓励他们接受社会和语言同化。他的方法看上去可能相当自命不凡，但比起以前那种认为犹太人只配生活在痛苦中的态度来说，已经大有改观。18世纪几位开明的君主采纳了这种处理犹太人问题的方法，但通常只是口惠而实不至。

英国政治哲学家约翰·托兰德提出的方法更积极，他在1714年指出，只要授予犹太人公民权利，就能把他们变成更有用、更有生产力的公民。戈特霍尔德·以法莲·莱辛也持这种观点，作为同情犹太人的德国启蒙运动人士之一，他指出犹太人尽管在宗教和社会上与众不同，但只要他们是人类，就应该得到平等对待。他关于犹太人的思考受到摩西·门德尔松（1729—1786年）的影响。门德尔松是德国犹太哲学家，能游刃有余地在犹太世界和启蒙运动世界之间穿梭。门德尔松精通当时的哲学，在当时的智力生活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他也想拯救犹太教，把它作为一种智力体系认真对待。他用启蒙运动的精神重新阐述犹太教的基本思想，认为犹太教绝非堕落的宗教，实际上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理想。门德尔松的作品和人格给许多有影响力的非犹太思想家留下深刻印象，他们认为他身上体现了启蒙运动的一个观念，即全人类所共有的理性力量甚至可以使一个落后的民族变得文明开化。

门德尔松为“改进”犹太同胞而努力贡献力量，将《圣经》翻译成德文来为他们提供一个正确使用德文的范本，他用希伯来文字母印制他的译文，以便他们能够完全读懂。他还影响了一代犹太知识分子，他们通过希伯来文杂志和书籍向犹太大众传播启蒙思想和现代思想。这些作家史称“启蒙者”（希伯来语为 maskilim ）。

经过最初的犹豫，法国大革命为犹太人提供了一个非常明确的选择：如果他们愿意适应法国人的文化习俗，放弃在整个中世纪保持的集体身份，就可以享受法国人的全部公民权利。拿破仑对这种立场稍事修改。1806年，他召开犹太名人会议，后又召集一个基本上由拉比参加的犹太教公会，来对名人会议的决议予以宗教认可。该犹太教公会就许多事务做出规定，其中包括：犹太人有宗教义务将自己出生或定居的国家视为祖国，确认法国犹太人热爱其他法国人，谴责高利贷，宣布法国法庭优先于犹太法庭。由此取消了犹太人集体地位的原则后，犹太教公会休会。

这是犹太教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时刻，因为第一次有一群犹太人正式定义自己是一种宗教而不是一个民族。由此奠定平等对待犹太人的基础后，拿破仑部分恢复了中世纪体制，成立了一个中枢机构来集体代表犹太人，并监督实施他为犹太人制订的计划。最后，拿破仑建立隶属于宗教部的地区协会（consistories），以监督法国犹太人生活。

拿破仑后来又推行一些歧视犹太人的法律，实际扭转了将犹太人作为帝国公民平等对待的立场；此外，犹太人获得公民身份并没有改变法国人憎恶犹太人的传统，尤其是对阿尔萨斯说德语的犹太人的憎恶。不过，拿破仑还是被犹太人视为伟大的解放者，整个19世纪，法国犹太人的法律地位不断提高。这对法国西南部领土上的塞法迪犹太人来说尤其有利，他们大多是几个世纪前从毗邻的西班牙逃来的马拉诺的后裔，在文化上已经高度适应法国。

法国犹太人的解放扩展到意大利和拿破仑在征服战争中占领的德国领土，并最终在1812年勉强扩展到普鲁士的犹太人。但随着拿破仑帝国崩溃，回潮出现。维也纳会议拒绝批准犹太人在帝国统治下获得的权利，1819年还发生名为“嗨噗！嗨噗！骚乱”的反犹暴动。犹太人积极参与1848年席卷欧洲的自由主义革命，但革命失败再次阻碍全面解放的进程。直到19世纪下半叶，犹太人才在中欧获得完全的公民权利：在意大利，这是随着19世纪60年代国家统一而获得的；在奥匈帝国，是通过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皇帝在1867年颁布宪法后获得的；在德国，经过起起伏伏，直到1871年德国统一和德意志帝国建立后不久才获得。在英国，这一进程远没那么旷日持久；19世纪早期，犹太人除了不能担任公职，实际上已享有英国人的所有权利，就连这一差别也在1858年随着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在下议院入座而消失。

摆脱桎梏后，欧洲犹太人迅速像欧洲大众那样实现人口增长和物质进步。他们的人数此时已远远超过中东犹太人，后者的故事上一章已经讲过。随着社会的世俗化和商业化，大量犹太人开始从事新职业，或把传统职业规模做大。犹太人从小贩变成店主再变成商人，从《塔木德》学者变成律师、医生甚至德国的教师（但他们仍然极少能获得大学教授职位）。不到几十年，他们就离开隔都，加入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少数人跟随17世纪宫廷犹太人的脚步，就像他们为德意志各邦君主所做的那样，为国家提供贷款和承销债券，大获成功。这类代表有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国的佩雷拉（Pereiras）家族、普鲁士的布莱希罗德（Bleichroeders）家族。巴伐利亚的犹太地产所有者希尔施男爵还出资修建铁路。

并非所有社会成员都愿意把犹太人当作公民同胞加以接受，被同化的犹太人不得不一再面对这一事实。反犹情绪根深蒂固，甚至在开明的法国社会的知识分子领袖中也是如此，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案件就是例子。德雷福斯是法军的犹太人高级军官，1893年被控犯有叛国罪，作为罪证的文件后来被证实系伪造 ^（返回） 。这起案件和法国军方的欲盖弥彰受到国际瞩目，尤其是在小说家埃米尔·左拉和阿纳托尔·法郎士干涉后。他们呼吁全世界关注法国军事体制对待德雷福斯的不公正。德雷福斯终获平反，但他已在魔鬼岛流放地服刑了五年。

犹太人地位的急剧变化对社群内部生活影响深远。既然犹太人不再是犹太社群的臣民而是自愿成员，许多人选择脱离社群的控制。有些人甚至皈依基督教，部分是为了给他们触手可及的机会铺平道路，部分仅仅是为了顺应社会主流。但就连许多没有如此极端的人也疏远犹太社群，对宗教仪式敷衍了事，优先考虑欧洲教育而不是犹太教育。在许多情况下，这是一个原则性的决定；既然犹太教的地位已从民族身份降到宗教身份，它就无法维持真正被这个时代的世俗文化或基督教灵性所吸引的人的忠诚。在另一些情况下，背离传统只是冷漠的产物，因为世上已没有什么能再强迫人们遵守传统。

开明的犹太教领袖试图改革宗教，抵制这些破坏性走向。他们深受支持政治解放的论点的影响，意在把犹太教重建为一种宗教和伦理体系，看起来就像德国的新教；他们希望尽可能减少犹太身份中的民族成分、与犹太身份有关的仪式，以及任何可能把犹太人视为迷信的外国人的宗教行为。在实践层面上，他们改造犹太会堂的仪式，使之更庄严、更合乎理性，并开始用德语布道甚至诵读祈祷文。他们改称犹太会堂为“圣殿”，这是专门留给耶路撒冷圣殿用的词，以表明他们放弃了古老的弥赛亚梦想，即梦想有朝一日为重新团聚的犹太民族重建被罗马摧毁的圣殿。激进的改革家希望废除所有妨碍与非犹太人融合的宗教屏障，如饮食法和禁止与异族通婚的规定。第一所改革派犹太会堂是1818年建立的汉堡圣殿，它发行了一本基于葡萄牙犹太教仪式的改革派祈祷书，其中包括德语而非希伯来语的祈祷文。

犹太学术中一个新的历史学派出现，也促进了犹太宗教传统的现代化，其方法是详细研究和记录多个世纪以来犹太仪式、传统与教义所经历的变化。这种方法为进一步变革提供了历史先例，因为它表明并非所有的仪式都同等神圣，同时它还提供了历史标准，用以证明哪些要素在犹太传统中是真正恒常的，因而也不太容易改变。这股潮流的伟大代表人物之一是亚伯拉罕·盖格（Abraham Geiger，1810—1874年），这位拉比兼历史学家有点激进，但知识极其渊博。

犹太会堂仪式的变化在德国和奥地利犹太社群中引起很大争议，为此19世纪中叶召开了几次德国拉比会议，试图确定改革原则。但是无法达成一致，结果是正统派和改革派会众在德语国家并存，1840年后在伦敦也是如此。但就连正统派也在参孙·拉斐尔·希尔施（Samson Raphael Hirsch，1808—1888年）等人的领导下逐渐改变，他努力为犹太传统寻找新的智力基础。在撒迦利亚·弗兰克尔（Zacharias Frankel，1801—1875年）与改革派决裂后，出现中间立场。和改革派一样，弗兰克尔也否定传统宗教教义的字面真理，但他的不同在于，他不否定传统宗教仪式所表达的犹太身份中的民族成分。他成了保守派犹太教的思想奠基者，这是第三股趋势，但它直到下个世纪才在美国成为一股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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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柴尔德家族

罗斯柴尔德这个著名的金融家和慈善家家族之名，源于16世纪挂在法兰克福家族宅邸前的红色盾牌（德语 为roter Schild） 。这个家族在18世纪脱颖而出，当时梅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引起未来德意志诸侯国黑森-卡塞尔的统治者威廉九世的注意，他是这位统治者的钱币和古董收藏品的供应商。威廉是欧洲最大一笔财富的继承人，梅耶·阿姆谢尔赢得威廉的信任，逐渐增加他在威廉的金融交易中的份额。拿破仑在耶拿获胜（1806年）后，威廉被流放，他把大部分财产托付给梅耶在伦敦的儿子拿单，拿单在为威廉购买债券和保护其利益的过程中自己也发了财，成为伦敦股票交易的中心人物。他借钱给英国政府，资助正在西班牙与法国人作战的威灵顿的军队。他有个兄弟雅各（也叫詹姆斯），定居在巴黎，雅各帮助拿单把这笔巨款成功经法国心脏地带运到西班牙。与此同时，老父亲和长子阿姆谢尔·梅耶则留在法兰克福，另外有两个兄弟所罗门和卡尔分别在维也纳与那不勒斯经营家族生意。

在整个19世纪，主要的罗斯柴尔德企业分属三个商行，分别由梅耶·阿姆谢尔（德国）和他的儿子内森（伦敦）、詹姆斯（巴黎）创办。这三个商行都代表各自政府经营着庞大的金融企业，资助本国的犹太人机构，并为常规慈善机构提供资金。罗斯柴尔德五兄弟的许多后代在罗斯柴尔德家族内部通婚，彼此往往有业务联系。尽管外界常常误解，但德国、法国、英国的三个罗斯柴尔德商行实际上是独立运营的。

^（返回） 德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犹太教改革的争论中支持正统派社群，他们法兰克福的祖宅在“嗨噗！嗨噗！骚乱”和1848年革命中遭到攻击。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内，该支的领袖是梅耶·卡尔·罗斯柴尔德，在促成德国统一的普奥战争中，他站在普鲁士一方；他被选入北德意志帝国议会，后被任命为普鲁士上议院议员。这一支到1901年消亡。法国这支率先开发铁路。它积极支持法国犹太社群的活动，其成员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为巴勒斯坦早期犹太人定居点提供了关键资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法国沦陷时期，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全都逃脱了德国人对该家族的追捕；一位成员加入“自由法国”组织，在战争结束时是戴高乐政府在巴黎的军事长官的副官。英国商行在创始人拿单去世后，由莱昂内尔·拿单·罗斯柴尔德领导，他在1847年成为英国国会第一位犹太人议员，而他的儿子拿单尼尔是上议院第一位犹太人议员。虽然拿单尼尔没有犹太复国主义倾向，但他的儿子莱昂内尔·沃尔特·罗斯柴尔德却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并在争取《贝尔福宣言》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罗斯柴尔德家族一些人仍在支持犹太人的事业，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他们对犹太事务的参与总体上已经减少；向非犹太世界同化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对其他犹太人的影响是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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