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班牙和葡萄牙驱逐出境对犹太人生活影响深远，远远不止改变了1492年后被迫离开伊比利亚半岛的犹太家庭的命运。渐渐地，犹太人不仅被逐出伊比利亚，而且被逐出西班牙的其他领地，包括西西里岛、撒丁岛和意大利部分地区。在16世纪，某个地方有时会接纳这些难民，但最终还是将他们再次赶走。出于对宗教裁判所的恐惧，留在伊比利亚特别是葡萄牙的马拉诺，在整个16和17世纪不断离开伊比利亚半岛。这是人口不断流动的一个时期，马拉诺的流动引出一系列问题：挽救一些人的财富，接济另一些穷人，为他们找到新家，帮他们融入既有犹太社群，解决他们因当过基督徒而造成的宗教问题，等等。简言之，马拉诺问题主宰了地中海世界的犹太人生活，稍后又在尼德兰成为长期存在的问题（见第七章）。

尽管西班牙犹太人正在经历艰难的最后一个世纪，但东地中海地区正经历的变化将使他们能够作为流亡社群重新组织起来，再度繁荣昌盛。奥斯曼土耳其人在一个半世纪前出现在中亚，征服了巴尔干半岛和匈牙利，于1453年占领君士坦丁堡，终结了拜占庭帝国；他们很快又控制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接下来是伊拉克和北非大部分地区。奥斯曼帝国为萧条分裂的中东注入新活力，成为基督教欧洲有力的竞争者和对手，而欧洲的近代国家此时才刚刚诞生。随着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它首先接管旧拜占庭帝国说希腊语的犹太人和中东大部分说阿拉伯语的犹太社群；当西班牙犹太人大祸临头时，它欣然欢迎这些说西班牙语的流亡者。苏丹认为犹太流亡者是他们不断扩张的国家的经济资产，这个国家虽然军事和农业技艺发达，但缺乏商业经验、国际联系和语言技能，而所有这些恰好是西班牙流亡者可以提供的。据说，苏丹巴耶济德二世（Bayazid Ⅱ）曾对斐迪南被誉为精明的统治者而大惑不解，因为他逐出犹太人，令自己国家陷入贫困，却肥了敌人。

只要奥斯曼帝国在一系列英明统治者的领导下蓬勃发展，它就给予臣民相当大的宗教自由。在伊斯兰中东漫长的衰落时期，用来羞辱迪米的歧视性规定这时遭到忽视，犹太人只要缴纳特别的迪米税，就享有自治。地方当局偶尔虐待犹太人，但总的说来，奥斯曼统治在16世纪中期如日中天，西班牙犹太人进入一个新的黄金时代。

西班牙犹太人流亡者很快就控制了奥斯曼帝国既有的犹太社群。并非所有的新来者都是塞法迪犹太人，奥斯曼帝国也吸引到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但是倚仗数量优势和对西班牙传统的自豪，塞法迪犹太人控制了奥斯曼帝国的犹太人，并赋予它独特的西班牙色彩。这些变化伴随着社群间的冲突而出现。重要的塞法迪社群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君士坦丁堡、萨洛尼卡、埃迪尔内（Edirne）、士麦那和其他许多城市；在其中一些城市，尤其是萨洛尼卡，塞法迪犹太人不仅统治着当地犹太社群，而且左右着整个城市生活。原有的塞法迪犹太难民由于有西班牙和葡萄牙犹太难民加入，人口不断增加。而后，意大利犹太难民又加入进来，因为驱逐范围在不断扩大，先是扩大到意大利的西班牙属地，1569年又波及意大利的大部分教宗领地。

奥斯曼犹太人有个特征非常显著，即西班牙语在犹太社群的事务中占据支配地位。在西班牙，犹太人没有专用语言；他们和邻居讲基本相同的方言，但谈话一旦涉及犹太习俗和使用一些犹太的表达方式，他们就会夹杂希伯来语术语。在奥斯曼帝国，他们加入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等许多宗教与语言群体相对和谐地在一些大城市中共同生活，就像在君士坦丁堡那样。这里没有压力改说某种通用语言。犹太人自然就在新的定居点继续讲西班牙语，奥斯曼犹太人就被当作说西班牙语的社群。塞法迪犹太人还把他们的语言带到奥斯曼帝国征服的阿拉伯语领土上，比如巴勒斯坦、埃及和伊拉克，但在这些语言较单一的地区，许多犹太人继续讲阿拉伯语。后来，奥斯曼帝国犹太人的西班牙语发展出自己的特点，和故乡日新月异的西班牙语相比，它显得有点古旧，并且夹杂着一些源自土耳其语和希腊语的词汇，最终演化成一种独特的犹太语言，名为“犹代默语”（Judezmo，意为“犹太的”）或“拉迪诺语”（Ladino，意为“拉丁的”）。这种语言至今仍有人使用，不过会说的人越来越少，主要是在以色列。塞法迪犹太人对西班牙文化的珍视和自豪，反映在他们继续追踪西班牙的文学发展上，西班牙文学本身在16世纪进入黄金时期。当时的西班牙语作品开始在东方出现希伯来语译本，就证实了这种关联。

和君士坦丁堡一样，萨洛尼卡也是塞法迪犹太人生活和文化的大都会；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萨洛尼卡一直是主要的犹太中心，但它最繁荣的时期是在16世纪。就像在奥斯曼帝国的许多城市一样，萨洛尼卡的犹太社群实际上由许多不同的小社群组成。巴伐利亚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在15世纪加入最初的罗马尼奥特犹太人社群，接踵而来的是被逐出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法国和北非的犹太人。每个团体都建有社群，以原籍所在地——西西里岛、卡拉布里亚（Calabria）、马略卡岛（Mallorca）、里斯本等——命名，都有各自的犹太会堂，并为成员提供一整套社群服务。必要时，这些社群协同工作，共同发布法令。各社群的拉比有时也发布联合裁决，比如在1514年他们宣布，在涉及离婚和嫁娶的律法中，马拉诺应该被视为完全的犹太人。萨洛尼卡犹太人从事国际贸易、珠宝制作、纺织，以及羊毛与丝绸的染色工作。萨洛尼卡犹太人开办奥斯曼帝国第一家印刷社，当地学者创作了大量拉比答问集、诗歌、科学作品和卡巴拉著述，甚至还有一本希伯来语、卡斯提尔语、犹太-希腊语的三语对照版《圣经》。除了名为叶施瓦（yeshivas）的普通经学院，他们还建了一所歌唱学校，以及一所讲授医学、自然科学、天文学等学科的学校，将全面培养学者的文艺复兴理想吸收进培养有学问的拉比的传统理想中去。这种渊博的智力趣味迥异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对《塔木德》的心无旁骛，是塞法迪犹太人在其巅峰期的典型追求，也与他们的祖先即伊斯兰西班牙说阿拉伯语的犹太人如出一辙。

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环境既有利于犹太人个人，也有利于社群。塞法迪犹太人富有且国际化，他们的关系网络遍布整个地中海地区，他们可能在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尼德兰甚至法国都有马拉诺亲属，可以顺利开展商业和外交活动。犹太人对政府特别有用，部分是因为人脉和语言技能，还有一个传统的原因，即他们忠实可靠：就连最雄心勃勃的犹太贵族也不会攫取权力，也不存在一个犹太国家可以让他们出卖奥斯曼帝国的利益。在与帝国的主要竞争对手西班牙打交道时，犹太人特别有用，尽管他们对西班牙及其语言非常熟悉，但他们丝毫不可能对一个残暴对待过他们的政权保持忠心。到16世纪中叶，许多犹太人已经身居高位，获得影响力，当上医生、金融家、外交官和政治家。塞法迪犹太权贵阶层重新出现在奥斯曼帝国，而且规模更大，这种模式在西班牙的伊斯兰和基督教两个时期都出现过，这些富庶的、有国际视野的犹太人在公众生活中占据显赫地位，同时还深入参与犹太社群事务。

这个时代最有权势的塞法迪犹太权贵是格拉西娅·纳西夫人（约1510—1569年） ^（返回） 和她的侄子约瑟·纳西先生（1524—1579年）。格拉西娅夫人生于葡萄牙的一个西班牙犹太家庭，祖上可能是在1492年逃到葡萄牙的，并和其他难民一起被强制改宗（见第五章），然后成了马拉诺。她嫁给一个在安特卫普有人脉的马拉诺商人。丈夫死后，她和家人离开葡萄牙，先后去了英格兰、低地诸国 和意大利，她在意大利公开恢复犹太教信仰。在此期间，她从事大量商业活动，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和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提供贷款。同时，她还为想要逃离葡萄牙的马拉诺提供援助。在威尼斯，她被亲妹妹告发到宗教裁判所，不得不逃往伊斯坦布尔，1553年，她和她的资本在那里受到苏丹苏莱曼大帝的欢迎。

她的马拉诺侄子若奥（João）和她一起离开葡萄牙，他是皇家医官的儿子。离开葡萄牙后，他继续在鲁汶求学，后来接手安特卫普的家族生意。他年轻时就引起当时一些最有权势的人的注意，包括查理五世、弗朗索瓦一世和未来的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他能够动用奥斯曼宫廷中的人脉，确保苏丹支持格拉西娅夫人从威尼斯获释。次年，他在伊斯坦布尔与她会合，也重新信奉犹太教，更名为约瑟·纳西。

在伊斯坦布尔，格拉西娅夫人继续帮助马拉诺，并试图推翻宗教裁判所，还资助犹太学者，建立犹太宗教机构。她代表犹太人民做的最雄心勃勃的一件事，是在1556年试图组织奥斯曼帝国全体犹太人来抵制安科纳（Ancona）城，以惩罚此城在准许24位马拉诺回归犹太教之后又背信弃义，将他们烧死。如果抵制成功，将对该城造成毁灭性打击，但犹太人因利益冲突无法团结一致，终究落败。

约瑟在塞里姆皇子与他的兄弟巴耶济德争夺皇位的斗争中支持塞里姆，这位皇子即位当上塞里姆二世后，约瑟就成了他最亲近的谋士之一。虽然约瑟作为犹太人不能担任任何正式的宫廷职务，但塞里姆却赐予约瑟崇高的头衔和广泛的权力，封他为纳克索斯岛（Naxos）及周边群岛的公爵，后又加封为安德罗斯岛（Andros）伯爵。此前，苏丹曾把在太巴列的一些权利让予格拉西娅夫人，而约瑟已经获得这份权利转让的延长期，因此他实际上也是太巴列及其周围地区的领主。约瑟试图把太巴列变成羊毛和丝绸生产中心，希望以此助益当地和帝国的经济。他从意大利各教宗国引进桑树和犹太难民来种植和培养，令该地区短暂繁荣。但是约瑟本人从未到访此地，这个经济发展计划无疾而终。

约瑟为太巴列所作的规划可能是一项更大规划的核心部分，即在巴勒斯坦建立避难所，解决马拉诺问题。他曾协助格拉西娅夫人保护马拉诺，试图诱使威尼斯城将一个岛屿作为马拉诺的避难所。后来，土耳其人因为塞浦路斯岛同威尼斯开战，约瑟得到承诺，一旦土耳其获胜，就让他成为该岛的国王。他可能有过利用该岛实施马拉诺问题的政治解决方案的想法。但是，1571年，土耳其人在勒班陀（Lepanto）战败，他的事业便风光不再。

太巴列的短暂繁荣只是1517年奥斯曼帝国征服埃及后，巴勒斯坦和埃及犹太社群经历的普遍复兴中的一个例子。这些贫穷萧条的社群，就像马穆鲁克统治下的所有犹太社群一样（见第四章），由于西班牙犹太难民的涌入而突然生机焕发。加沙、希伯仑和阿卡（Acre）复兴了，耶路撒冷也是如此，至今环绕耶路撒冷老城的巨大城墙就始建于1537年，还有我们刚刚提过的太巴列的短暂繁荣。但在复兴的巴勒斯坦犹太社群中，采法特最为重要，它位于上加利利，以前从来不是犹太人生活的主要中心，这时却变为犹太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宗教中心之一。

1492年的动荡既有政治后果，又有宗教后果，因为它促使许多犹太人深入反思犹太人处境的意义，并导致神秘主义宗教思想的强化。许多虔诚的犹太人被吸引到采法特的各个学院，那里的核心人物是以撒·卢里亚拉比（人称“狮子”［Ari］ ） ^（返回） 。他创造了研读西班牙伟大的神秘主义经典《佐哈尔》的一种新方法，试图把犹太人所受的苦难解释为与神的本性密切相关的宇宙事件，把犹太教的仪式解释为救赎的上帝本人和实现弥赛亚时代的一种手段。他的门徒把他的思想传播到奥斯曼帝国各地，以及意大利和欧洲的其他地方。采法特的卡巴拉仪式和祈祷文也随着卢里亚的思想传播到犹太世界的其他地方，融入当地的犹太仪轨，甚至为非神秘主义者接受；这些仪式中的一些沿用至今，在常见的祈祷书里仍能找到。主流犹太教对这些创新的接纳程度可从以下例子判断：约瑟·卡罗拉比（1488—1575年）是卢里亚的同事，是权威犹太法典的作者，连他都相信神灵显现。

在驱逐浪潮之后，与这类末世论冥想如影随形的是弥赛亚运动。在16世纪20年代，一个名叫大卫·卢本尼的江湖骗子出现在意大利和葡萄牙。他自称是消失的古以色列支派的王子，说这些支派如今生活在埃塞俄比亚，自己受上帝委派，前来从土耳其人手里解放圣地。在葡萄牙，他赢得众多马拉诺信徒，包括所罗门·莫尔科。他们一起前往意大利，设法见到教宗克雷芒七世，试图说服他组建一支马拉诺军队；莫尔科险些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后来，他们又在雷根斯堡（Regensburg）见到查理五世，显然想敦促他号召犹太人与土耳其人作战。这一次，莫尔科没能逃脱；他在曼图亚（Mantua）被宗教裁判所烧死在火刑柱上，而卢本尼则被送回西班牙，很可能于1538年死于那里举行的一场公开火刑。

17世纪以沙巴塔·泽维为核心的弥赛亚运动是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一场 ^（返回） 。泽维是卡巴拉主义者，1626年生于士麦那。当时流言四起，说弥赛亚将于1648年降临；在这类预言破产和乌克兰发生赫梅利尼茨基迫害之祸（见第七章）后，泽维开始相信自己就是众所期待的弥赛亚。在赢得一些追随者后，他举行了一些奇怪的仪式，当众念出禁止言说的上帝之名，于是被革除教籍。他云游四方，足迹踏遍君士坦丁堡、萨洛尼卡、开罗和耶路撒冷，聚起信众，其中包括神秘兮兮的加沙的拿单，此人把沙巴塔主义打造成一场大众运动。1665年，泽维在士麦那宣布1666年将是弥赛亚降临之年。整个奥斯曼帝国甚至基督教欧洲的犹太人都向他欢呼；重要的拉比和称职的社群领袖，无论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还是塞法迪犹太人，都把他当回事。他动身前往君士坦丁堡，想要废黜苏丹，开启弥赛亚时代，但不出所料，才到加利波利（Gallipoli），他就被捕入狱。犹太人蜂拥而至，向他致敬，并等待他发出向圣地进发的信号。但苏丹决定终止他的妄自尊大，给出两条路任他选，要么改宗，要么死亡。沙巴塔·泽维皈依了伊斯兰教。

^（返回） 沙巴塔·泽维的叛教打击了整个奥斯曼帝国和基督教欧洲的犹太社群的士气。加沙的拿单试图挽救这种局面，宣称这只是泽维的弥赛亚计划的一部分，他必须下降到黑暗世界，才能在那里战胜邪恶力量；许多犹太人把这种拯救承诺当成救命稻草，告诉自己泽维的叛教只是一种策略。即使沙巴塔·泽维在1676年死后，加沙的拿单仍试图保持这场运动的活力，坚称沙巴塔·泽维被吸入“天光”，隐遁于更高领域。这种说法使该运动得以续命，特别是在土耳其、意大利和波兰。沙巴塔在土耳其的许多信徒追随他改宗，一边等待他的回归，一边公开信奉伊斯兰教而暗地信仰犹太教；这一团体叫转信派（Dönmeh），在现代土耳其仍然存在。在18世纪，一位名叫雅各·弗兰克的波兰犹太人复兴了这场运动，他自称是沙巴塔·泽维转世，并在皈依伊斯兰教以前布道，宣讲一种混合《佐哈尔》、基督教和穆斯林思想的奇谈怪论，而且反对犹太律法。但总的说来，沙巴塔运动的垮台造成士气低落，犹太社群陷入长期分裂，或支持或反对沙巴塔派。

奥斯曼帝国犹太人低落的士气，与这个帝国经济和文化的全面衰退相伴相生。早在16世纪末，中央政府对各省的控制就开始削弱。从15世纪中叶到16世纪中叶，苏丹对犹太人表现出诚意，但这种诚意从穆拉德三世执政时期（1574—1595年）开始减少，他是第一位对犹太人执行歧视性规定的奥斯曼帝国苏丹；他向犹太社群勒索钱财，威胁要将他们统统杀掉，然后取消这道命令，换取贿赂。

随着17世纪的发展，这些消极趋势进一步恶化。经济萧条使大多数人穷困潦倒；中央政府控制不力，地方当局则肆无忌惮地掠夺，所有少数民族都饱受欺凌，毫无安全可言。奥斯曼帝国在1683年未能征服维也纳，随后相继失去匈牙利和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导致士气低迷。伊斯兰社会向内发展，失去早先引以为豪的世界主义，宗教上则变得更加保守。在阿拉伯国家，执政的土耳其人鄙视阿拉伯人，而阿拉伯人的回应是把自己受到的鄙视发泄在迪米身上，宗教紧张情绪随之高涨。在许多地方，犹太人实际上失去了法律保护。限制犹太会堂修建和数量的法规重新生效，奥斯曼帝国的犹太人只得改在私人住宅举行宗教仪式。恶劣的社会环境一直持续到19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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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法特

采法特是以色列上加利利山区一座风景如画的小镇，现在的居民为艺术家和极端虔诚的信徒，前者可能倾心于这片风景和小镇的古雅，而后者则为当地密集的著名神秘主义者的坟墓所吸引。

在1492年西班牙驱逐犹太人之前，采法特的犹太人人口很少。1492年以后，特别是在奥斯曼土耳其从马穆鲁克手里夺得巴勒斯坦以后，难民开始涌入。当时，耶路撒冷的条件对这些人不太有利，但加利利的城镇却比较宜居，在16世纪，不少学者和神秘主义者来此安家办学。其中有一位名叫约瑟·卡罗的西班牙拉比，来采法特之前，他在萨洛尼卡度过大半生。他编撰的宗教法典《备好的餐桌》至今被正统派犹太人奉为圭臬。但除此以外，他还是神秘主义者，他有一本日记，记录《密释纳》在夜间向他显灵，监督和指导他的精神生活。另一位迁居采法特的学者兼神秘主义者是所罗门·阿卡贝兹，他写了一首颂歌，把安息日比作新娘，至今每逢周五晚上仍在世界各地犹太会堂里唱诵。卡罗在采法特的门徒是摩西·高杜维洛，他娶阿卡贝兹的妹妹为妻。他为采法特虔信者所组织的神秘主义修会制订生活规则，要求成员每天结对会面，讨论他们的精神生活，每周五也要会面，讨论前一周的行为举止；他们需要在每顿饭前忏悔自己的罪；彼此交流时要说希伯来语。在这些人的影响下，采法特变为一块世外桃源，支配这里的是学术、祈祷，以及非传统的极端苦修行为，如午夜守夜和延长禁食。

许多故事讲述了神秘主义者虔诚的英勇之举。有一则说的是约瑟·德拉雷纳，他用神秘主义学识引诱撒旦进入他设下的圈套。正当他即将摧毁撒旦并开启弥赛亚纪元之际，他失手让敌人逃脱，世界从此一直处于堕落的状态。

在这些神秘主义人物中，最浪漫的是以撒·卢里亚拉比，人称狮子，他是采法特为数寥寥的具有阿什肯纳兹血统的神秘主义者。他在开罗度过青年时代，据说他在那里的老师是先知以利亚本人。移居采法特后，他广纳门徒，成了一系列民间传说的主人公。据说他是超人，面庞像太阳一样闪闪发光，他精通所有科学知识，听得懂树木、鸟类和天使的语言。据说，他通过观察就能说出一个人的灵魂在来到此世以前经历了什么轮回，以及他此世的使命又是什么，能说出牲畜、昆虫、鸟类和石头里寄居着过往时代的什么恶灵。他知晓过去与未来，还指导人们怎样为前世的罪孽赎罪。卢里亚死于1572年，卡罗死于1575年，阿卡贝兹死于1584年；此后，采法特作为犹太人宗教生活中心的重要性开始落后于耶路撒冷。但它从未失去神秘的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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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犹太人由盛转衰还有一个原因：16世纪以后，从伊比利亚逃来的难民减少，荷兰和意大利这时成为他们更理想的目标。难民减少使帝国的犹太人失去能够恢复元气的新鲜血液，还削弱了他们和西欧的联系，而西欧正在迅速扩张和现代化。奥斯曼帝国的犹太人在贸易领域的优势逐渐输给希腊人，在银行业的优势又逐渐输给亚美尼亚人。到18世纪末，大部分生活在奥斯曼帝国和毗邻的伊斯兰领土上的犹太人已陷入贫穷与落后。

尽管条件如此不利，一些犹太人仍然能够发迹，这多亏了“协议”（capitulations）制度。“协议”是指一些条约，其目的是允许建立便于国际贸易的商业殖民地；这些条约是与在奥斯曼帝国有商业利益的外国谈判达成的，允许这些国家在帝国对自己的国民拥有治外法权。犹太人和基督徒在这些殖民地业务中是不可或缺的中间人，获得外国保护和某些税收豁免，一些犹太人因而取得与欧洲国家建立联系的优势。但从长远来看，这一制度更有利于受俄国保护的希腊正教徒和亚美尼亚商人，以及受法国保护的法国天主教徒，因为欧洲大国倾向于把生意交给自己的教友。

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既标志着欧洲基督教国家开始大大加强干预，又标志着奥斯曼帝国转变成现代中东的漫长进程的开启。这一进程将对该地区的犹太人产生深远影响。

一些欧洲大国觉察到奥斯曼帝国的衰弱，担心它一旦崩溃，会打乱欧洲均势，于是向帝国施压，要求它改革。这些改革旨在加强中央政府的控制，确保国内各民族的权利；其中一些改革对犹太人的地位产生广泛影响。1839年，帝国将公民平等权扩展到非穆斯林。1856年，帝国颁布法令，不能再在官方文件中恶言谩骂非穆斯林。最后，在1876年，它将完整的公民权授予奥斯曼帝国全体臣民。这是对过去的重大突破，因为在伊斯兰领地上，一个人的地位总是由宗教和宗教社群的成员资格决定的。但源自西方的公民权是个新概念，无法立即在整个帝国生效，尤其是在帝国的各阿拉伯省份里。

加强中央控制力的措施也影响到犹太人。犹太社群的权力有所下降，因为既然犹太人正式成为帝国公民，拉比法庭的仲裁权就会削弱。另一方面，中央拉比权威机构大拉比司（希伯来语为 hakham bashi ，这一机构曾短暂存在于16世纪）成立了，而宗教社群被安排进所谓的米勒特（millet）制，即每个非穆斯林宗教社群都成为官方承认的自治体，由指定的社群领袖代表自治体成员向国家负责。这些制度旨在加强中央政府的控制，但实际效果是将政治法律上的平等和官方承认部分给予非穆斯林宗教社群。迪米缴纳的特别税也遭废除，非穆斯林进入地方顾问委员会。

北非有大量犹太社群，随着奥斯曼帝国对北非的控制松动，当地犹太人的法律地位也相应发生改变，但他们所处的环境完全不同。1830年，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随后在突尼斯和摩洛哥建立保护国。法国很快将阿尔及利亚同化，在发布一系列偏袒当地犹太人的措施后，于1870年授予他们法国公民的权利。突尼斯的穆斯林统治者有点西化，法国还没有在突尼斯建立保护国之前，他们就已经对犹太人实行较自由的官方政策；但由于穆斯林人口反对，犹太人只能继续作为宗教社群成员而不是作为公民生活。大多数突尼斯犹太人更希望得到法国公民身份而不是突尼斯公民身份，但这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成为可能。

不过在摩洛哥，对犹太人的极端虐待引起西欧的关注。在欧洲代表团的施压下，摩洛哥苏丹做出含糊的改善承诺，但代表团一离开，他便撤回承诺。这里刚宣布成立法国保护国，菲斯就发生屠杀犹太人事件。摩洛哥犹太人从未获得法国公民身份，但在保护国的统治下，他们的生存条件有所改善 ^（返回） 。

埃及在官方名义上是奥斯曼帝国的自治省，但在19世纪几任埃及帕夏（pashas）的统治下，它表现得相当独立。犹太人的人身安全和物质生活随着国家发展而改善，埃及的现代化比邻国更迅速。但只是在英国占领埃及后，当地犹太人才在1882年实现完全的公民平等。

在叙利亚，宗教社群之间的紧张情绪始终高涨，但在紧张局势中首当其冲的，却是人数更多、更显眼的基督徒。另一方面，叙利亚基督徒和穆斯林一样憎恨犹太人，正是他们把欧洲特有的反犹主义引入这一地区。中东的穆斯林蔑视非穆斯林，无礼地对待他们，但直到19世纪，他们才听说中世纪基督教欧洲制造的将犹太人妖魔化的神话。1840年，第一起严重的血祭诽谤出现在中东，这就是大马士革事件。一名犹太理发师受到指控，说他杀害了一位基督教修士，将鲜血用于逾越节。为此，犹太儿童和大马士革犹太社群的领导人被监禁，一些人受不了酷刑，屈打成招。罗得岛、贝鲁特和士麦那发生骚乱，穆斯林加入基督徒袭击犹太人的行列。法国领事支持这一指控，叙利亚犹太人呼吁国外犹太社群提供援助，这一事件很快升级为国际事件，与西欧列强在中东的利益相交织。英国代表犹太人出面干涉，派摩西·蒙蒂菲奥里前往这一地区，他是极其富有的英国塞法迪犹太人慈善家。经过棘手的谈判，他设法从苏丹那里得到一份谴责血祭诽谤的声明。

也门犹太人的处境和摩洛哥犹太人一样悲惨，但在19世纪没有得到丝毫改善，当时也门法治崩溃，所有非穆斯林都容易受到剥削、敲诈和袭击。他们一直处在水深火热中，完全受歧视，以色列国一建立，整个社群就彻底移居以色列。在伊拉克，犹太人的处境非常糟糕，以致沙逊等巴格达富裕家族都逃到了印度或澳大利亚。

在伊朗，什叶派伊斯兰教于16世纪成为国教，这对犹太人尤其不利，因为神职人员几乎拥有无限权力，所有非穆斯林被定义为仪式上不洁净。直到19世纪末，在西方思想的影响和西方机构的压力下，他们的地位才略有改善。

在19世纪，中东犹太人逐渐变得更加西方化和城市化。犹太人被吸引到开罗和亚历山大等大城市，从中世纪传承下来的传统生活模式开始瓦解。随着年轻人接受欧洲服饰和文化模式，代沟出现，女性开始离家和参与文化生活。世界犹太人联盟为中东犹太人的现代化推波助澜，它于1860年在巴黎成立，致力于全世界犹太人的解放、福利和进步，尤其是在中东的法国领土上。为此，它建立了遍布奥斯曼帝国和北非的学校系统，宗教和世俗教育并重，用希伯来语和法语教学，还在巴勒斯坦建立了一所农业学校。联盟的学校讲授世俗和宗教科目，让修习的犹太人获得文化优势，这与基督徒在西方基督教教派建立的教会学校中获得的文化优势是相同的。虽然许多犹太人继续把孩子送进传统宗教学校，但联盟的学校还是打造出了一批西方化的、富裕的中东犹太人。

在这个世纪里，犹太人的法律地位、经济状况和教育水平都在缓慢提高，但他们和穆斯林大众的关系却没有起色。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犹太人欢迎西方化，视之为摆脱压迫、贫穷和落后的通道，而穆斯林视之为殖民主义和剥削。几个世纪以来，穆斯林拒绝犹太人保有最低限度的尊严，待以诋毁和蔑视的态度，现在他们认为犹太人对西方利益的欢迎是背信弃义。穆斯林一直身陷贫困的泥潭，痛恨犹太人和基督徒的成功。因此，中东犹太人的法律和经济地位的改善实际上有损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人身安全。

从1821年希腊起义开始，巴尔干各地不同教派的基督徒为摆脱奥斯曼帝国而斗争，引发巨大民族冲突（到20世纪末，这仍是该地区一个灾难性问题）。希腊人、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相继起义，每次都会杀害犹太人，而一旦他们实现独立，即使西方施压也无法保证犹太人的安全。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期间，对犹太人的迫害愈演愈烈。1917年，萨洛尼卡城的犹太人区被烧毁后，希腊政府拒绝犹太人重新入住他们的老区，并出台其他针对他们的歧视性法令。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这个动荡萧条的时期，塞法迪文化仍然生机勃勃，法语、土耳其语和拉迪诺语的犹太报纸出现在巴尔干半岛与奥斯曼帝国的所有主要城市，拉迪诺文化欣欣向荣，尤其在小说、民间诗歌和音乐领域蓬勃发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身为法国公民的阿尔及利亚犹太人为法国英勇作战，但不是法国公民的突尼斯犹太人就不愿战斗，更何况突尼斯的法国官僚中还有反犹主义。在英国当局不情愿的支持下，巴勒斯坦和英国的犹太人组织起犹太人军团，帮助英国对抗土耳其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瓦解了奥斯曼帝国的残余势力，1923年，它变成土耳其，领土以安纳托利亚为主体。作为一个政教严格分离的现代政权，土耳其给予包括犹太人在内的所有公民平等权利和宗教自由。中东其他国家的犹太人远没有这么幸运。尽管这些国家大多为欧洲列强所控制，但战前影响犹太人生活的模式和潮流影响依旧，只因国家不同而各有差异。恰在战前成为法国保护国的摩洛哥，是少数几个犹太人状况有所改善的国家之一，但该国官方仍将他们归类为迪米。在其他地方，形势恶化了，因为甚嚣尘上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让中东犹太人的处境日益艰难。

阿拉伯民族主义想要建立不受欧洲影响的阿拉伯国家，其公民资格将以阿拉伯身份和伊斯兰宗教为基础。这场运动具有显著的伊斯兰教和阿拉伯特征，犹太人普遍视之为威胁。在一些国家，非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试图把自己定位成“阿拉伯犹太人”，但收效甚微。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占领伊拉克后，犹太人和基督徒都恳求这位救星不要恢复阿拉伯政府，或至少给予他们英国公民身份。在英国委任统治伊拉克期间，犹太人和基督徒可以担任公职，有位犹太人甚至当上内阁部长；但1932年伊拉克独立以后，非穆斯林就不可能再担任政府职务。在阿尔及利亚，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和亲法派势力造成社会分化，犹太人坚定地站在后者一边，在个人生活方面倾向于彻底的同化。埃及比大部分中东国家更西方化和国际化，受泛阿拉伯民族情绪的影响也较轻，因此，埃及犹太人能参与公众生活，一些人还加入民族主义政党，甚至在议会中任职。但总的说来，犹太人认为他们的利益更依赖西方列强而非阿拉伯国家。

对有些中东犹太人来说，民族身份问题的出路是西方化。这一路径受到无处不在的世界犹太人联盟的鼓励，它的方案是通过吸收法国文化来实现自我完善。彻底的西方化最自然地出现在阿尔及利亚犹太人身上，他们拥有法国公民的法律地位，可以自视为法国人并追求同化，这一路径也受许多法国本土犹太人的青睐。和法国本土主张同化的犹太人一样，他们并不总是能被非犹太人接受为法国人，还不得不面对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者的特别敌意。似非而是的是，他们对这种敌意的反应是更加热切地拥抱法国身份。

许多中东犹太人在犹太复国主义中找到出路。作为一场运动，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是将犹太人重组为一个民族国家，并在巴勒斯坦建国。这场运动于19世纪末在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中兴起（详见第十章），但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对许多中东犹太人有着天然的感召力。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相比，中东犹太人与以色列地一直有着更紧密的联系，部分是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生活在离以色列地更近的地方，部分是因为在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几个世纪里，大部分中东犹太人和巴勒斯坦处于同一政治与文化领域。19世纪早期，塞法迪犹太人开始在巴勒斯坦定居，成为工匠、企业家和农业殖民地开发者。19世纪后期，来自也门和布哈拉等地的非塞法迪中东犹太人加入进来。这些移民活动独立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因为后者直到19世纪末才在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中初起。

埃及犹太人成立了许多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巴勒斯坦犹太难民来到邻近的埃及，引发更激烈的犹太复国主义活动。摩洛哥犹太人较少西化，宗教上也更传统，他们虽然热情拥护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但颇具影响力的世界犹太人联盟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而欧洲犹太复国主义者对中东犹太人的状况又一知半解，这些都使犹太复国主义在摩洛哥不能有效地组织起来。阿尔及利亚犹太人自然不接受犹太复国主义，因为他们普遍倾向于同化进法国人身份。犹太复国主义在突尼斯比较成功。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犹太复国主义一开始势头强劲，尤其是在巴勒斯坦犹太难民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抵达那里以后。犹太复国主义在伊拉克的组织结构发展缓慢，伊拉克各种势力盘根错节，既有得势而保守的犹太商人阶层、英国委任统治当局、世界犹太人联盟，又有正在崛起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这样，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追随者不得不保持低调。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阿拉伯民族主义首先在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接着在其他国家兴起，再加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本身的欧洲取向，导致犹太复国主义活动在中东地区渐渐偃旗息鼓。

从1929年起，犹太复国主义引起的紧张局势变得严峻，耶路撒冷当年发生暴乱，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引起阿拉伯国家的注意，导致对巴勒斯坦犹太人提出激烈而广泛的指控。阿拉伯民族主义与犹太建国意愿的冲突日益加剧。中东人民与西方殖民列强的紧张关系由此升级，导致中东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处境进一步恶化。阿拉伯民族主义开始效仿欧洲法西斯主义，发生险恶转向。纳粹德国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看来是有吸引力的典范，既因为它敌视英国和法国这两个活跃于中东的首要殖民大国，还因为它提供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典范。欧洲法西斯主义带有恶毒的反犹主义基因，它基于基督教妖魔化犹太人的传统，酝酿出一则神话，说犹太人有国际阴谋，企图控制世界。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反犹经典《锡安长老会纪要》和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不含它的反阿拉伯段落）的阿拉伯语译本已经开始流通（前一书见第八章，后一书见第九章）。到30年代末，蓄意毁坏犹太人财产已经司空见惯，犹太人在中东许多国家的地位岌岌可危。为了让关系正常化，犹太社群领袖否定犹太复国主义；埃及犹太人领袖强调自己对埃及怀有爱国热情，试图把埃及宣传为犹太-阿拉伯和平协作的典范。但是，在历史巨轮推动下产生的一系列事件面前，这些努力只是螳臂当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入侵巴尔干半岛，那里的犹太人生活就此告终，因为德国人灭绝犹太人的政策是坚定无情的。（巴尔干半岛和包括萨洛尼卡的希腊犹太人的命运，见第九章。）在战争中，埃及和也门的犹太社群相对来说安然无恙，但伊拉克犹太人的情况急剧恶化，在1941年巴格达犹太人遭到屠杀之后尤其如此。

在北非，突尼斯犹太人受到德国的直接控制，但德国占领时间太短，没来得及像在占领欧洲后那样实施灭绝。尽管阿尔及利亚有法国人反犹的历史，尽管摩洛哥犹太人遭到歧视，但西北非犹太人清楚地看到，他们的利益在同盟国一方，法国在1940年向德国投降对他们是沉重打击。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落入维希政府的控制。阿尔及利亚犹太人被剥夺他们钟爱的法国公民身份，维希政权的反犹法律被严格执行到西北非所有犹太人身上。法国维希政府关于犹太人的法律没有在叙利亚和黎巴嫩这两个法国保护国实施。或许令人惊讶的是，摩洛哥苏丹宣布自己反对这些反犹法律，据说他曾试图向法国当局上诉，声援摩洛哥犹太人。这些地区在1942年和1943年获得解放，但没有立刻给犹太人带来解脱，因为维希政府的官员在许多情况下仍控制着有关国家的行政当局。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使大部分中东犹太人相信，继续希望与当地人口保持正常关系已经毫无意义，而且也使他们对欧洲列强不再抱有幻想，他们以前曾指望欧洲列强提供帮助。这促使犹太复国主义在该地区年轻人中蓬勃发展。但犹太复国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继续走向对抗。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发生多起反犹太复国主义和反犹太人的暴乱。1947年11月，当联合国投票决定将巴勒斯坦一分为二，让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分别治理的时候，暴力浪潮席卷中东。只有摩洛哥幸免于难。

1948年以色列国建立，犹太人在阿拉伯世界（摩洛哥除外）的生活终结。利比亚和也门的犹太社群很快彻底走空，犹太人口大多移居以色列。伊拉克犹太社群紧随其后而去。许多叙利亚犹太人搬到黎巴嫩，因为黎巴嫩是个相对国际化和宽容的多民族国家，另有许多叙利亚犹太人移居以色列。在埃及，下层犹太人去了以色列，而一些富人则前往欧洲或美国，但大多数中上阶层留了下来，对他们来说，情况确实变得正常些了。摩洛哥的大量犹太人也来到以色列，但主要不是因为受到压迫，而是出于由以色列战胜阿拉伯联盟而引发的纯粹的弥赛亚狂热。现代世俗国家土耳其脱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奥斯曼帝国，土耳其犹太人这时依旧欣欣向荣，但人数已大为减少。

因此，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东的犹太社群已无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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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希伯来文印刷

现代活字排印术（typography）的发明传统上可追溯到1440年。第一批印有日期的希伯来文书籍出现在1475年的意大利，但早在十年前，罗马就出现犹太人印刷商。大部分早期希伯来文印刷书籍产自意大利，但希伯来文印刷社在15世纪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也有。1492年，遭驱逐的犹太难民把他们的活字模从伊比利亚带到摩洛哥、意大利和土耳其，印刷术在这些地方出现。

奥斯曼统治者禁止穆斯林从事印刷，认为这是颠覆破坏的根源。他们允许犹太人从事印刷，只要他们不使用阿拉伯文活字，当时的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共用这种字体。（土耳其语的印刷迟至1727年才合法。）1493年，西班牙犹太难民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奥斯曼帝国的第一家印刷社，并从那里把印刷术传播到奥斯曼帝国的其他城市和埃及。约瑟·纳西先生是印刷业的重要赞助人，他的遗孀在君士坦丁堡维持着一家印刷社。

在16世纪上半叶，意大利仍然是希伯来文印刷的主要中心，有两家相互竞争的重要公司：革舜·松奇诺（Gershom Soncino）公司和但以理·邦贝格（Daniel Bomberg）公司，后者由威尼斯一位专营希伯来文书籍的基督教印刷商开办。松奇诺在1527年把业务转移到奥斯曼帝国；正是邦贝格在1520—1523年间印制出第一套全本《塔木德》，堪称不朽功业。教宗尤利乌斯三世在1553年下令，烧毁所有找得到的《塔木德》版本，并禁止出版任何新版本，意大利的希伯来文出版经历了暂时的衰退，但威尼斯很快复兴，成为印制希伯来文书籍的主要中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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