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班牙和葡萄牙驱逐出境对犹太人生活影响深远，远远不止改变了1492年后被迫离开伊比利亚半岛的犹太家庭的命运。渐渐地，犹太人不仅被逐出伊比利亚，而且被逐出西班牙的其他领地，包括西西里岛、撒丁岛和意大利部分地区。在16世纪，某个地方有时会接纳这些难民，但最终还是将他们再次赶走。出于对宗教裁判所的恐惧，留在伊比利亚特别是葡萄牙的马拉诺，在整个16和17世纪不断离开伊比利亚半岛。这是人口不断流动的一个时期，马拉诺的流动引出一系列问题：挽救一些人的财富，接济另一些穷人，为他们找到新家，帮他们融入既有犹太社群，解决他们因当过基督徒而造成的宗教问题，等等。简言之，马拉诺问题主宰了地中海世界的犹太人生活，稍后又在尼德兰成为长期存在的问题（见第七章）。

尽管西班牙犹太人正在经历艰难的最后一个世纪，但东地中海地区正经历的变化将使他们能够作为流亡社群重新组织起来，再度繁荣昌盛。奥斯曼土耳其人在一个半世纪前出现在中亚，征服了巴尔干半岛和匈牙利，于1453年占领君士坦丁堡，终结了拜占庭帝国；他们很快又控制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接下来是伊拉克和北非大部分地区。奥斯曼帝国为萧条分裂的中东注入新活力，成为基督教欧洲有力的竞争者和对手，而欧洲的近代国家此时才刚刚诞生。随着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它首先接管旧拜占庭帝国说希腊语的犹太人和中东大部分说阿拉伯语的犹太社群；当西班牙犹太人大祸临头时，它欣然欢迎这些说西班牙语的流亡者。苏丹认为犹太流亡者是他们不断扩张的国家的经济资产，这个国家虽然军事和农业技艺发达，但缺乏商业经验、国际联系和语言技能，而所有这些恰好是西班牙流亡者可以提供的。据说，苏丹巴耶济德二世（Bayazid Ⅱ）曾对斐迪南被誉为精明的统治者而大惑不解，因为他逐出犹太人，令自己国家陷入贫困，却肥了敌人。

只要奥斯曼帝国在一系列英明统治者的领导下蓬勃发展，它就给予臣民相当大的宗教自由。在伊斯兰中东漫长的衰落时期，用来羞辱迪米的歧视性规定这时遭到忽视，犹太人只要缴纳特别的迪米税，就享有自治。地方当局偶尔虐待犹太人，但总的说来，奥斯曼统治在16世纪中期如日中天，西班牙犹太人进入一个新的黄金时代。

西班牙犹太人流亡者很快就控制了奥斯曼帝国既有的犹太社群。并非所有的新来者都是塞法迪犹太人，奥斯曼帝国也吸引到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但是倚仗数量优势和对西班牙传统的自豪，塞法迪犹太人控制了奥斯曼帝国的犹太人，并赋予它独特的西班牙色彩。这些变化伴随着社群间的冲突而出现。重要的塞法迪社群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君士坦丁堡、萨洛尼卡、埃迪尔内（Edirne）、士麦那和其他许多城市；在其中一些城市，尤其是萨洛尼卡，塞法迪犹太人不仅统治着当地犹太社群，而且左右着整个城市生活。原有的塞法迪犹太难民由于有西班牙和葡萄牙犹太难民加入，人口不断增加。而后，意大利犹太难民又加入进来，因为驱逐范围在不断扩大，先是扩大到意大利的西班牙属地，1569年又波及意大利的大部分教宗领地。

奥斯曼犹太人有个特征非常显著，即西班牙语在犹太社群的事务中占据支配地位。在西班牙，犹太人没有专用语言；他们和邻居讲基本相同的方言，但谈话一旦涉及犹太习俗和使用一些犹太的表达方式，他们就会夹杂希伯来语术语。在奥斯曼帝国，他们加入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等许多宗教与语言群体相对和谐地在一些大城市中共同生活，就像在君士坦丁堡那样。这里没有压力改说某种通用语言。犹太人自然就在新的定居点继续讲西班牙语，奥斯曼犹太人就被当作说西班牙语的社群。塞法迪犹太人还把他们的语言带到奥斯曼帝国征服的阿拉伯语领土上，比如巴勒斯坦、埃及和伊拉克，但在这些语言较单一的地区，许多犹太人继续讲阿拉伯语。后来，奥斯曼帝国犹太人的西班牙语发展出自己的特点，和故乡日新月异的西班牙语相比，它显得有点古旧，并且夹杂着一些源自土耳其语和希腊语的词汇，最终演化成一种独特的犹太语言，名为“犹代默语”（Judezmo，意为“犹太的”）或“拉迪诺语”（Ladino，意为“拉丁的”）。这种语言至今仍有人使用，不过会说的人越来越少，主要是在以色列。塞法迪犹太人对西班牙文化的珍视和自豪，反映在他们继续追踪西班牙的文学发展上，西班牙文学本身在16世纪进入黄金时期。当时的西班牙语作品开始在东方出现希伯来语译本，就证实了这种关联。

和君士坦丁堡一样，萨洛尼卡也是塞法迪犹太人生活和文化的大都会；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萨洛尼卡一直是主要的犹太中心，但它最繁荣的时期是在16世纪。就像在奥斯曼帝国的许多城市一样，萨洛尼卡的犹太社群实际上由许多不同的小社群组成。巴伐利亚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在15世纪加入最初的罗马尼奥特犹太人社群，接踵而来的是被逐出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法国和北非的犹太人。每个团体都建有社群，以原籍所在地——西西里岛、卡拉布里亚（Calabria）、马略卡岛（Mallorca）、里斯本等——命名，都有各自的犹太会堂，并为成员提供一整套社群服务。必要时，这些社群协同工作，共同发布法令。各社群的拉比有时也发布联合裁决，比如在1514年他们宣布，在涉及离婚和嫁娶的律法中，马拉诺应该被视为完全的犹太人。萨洛尼卡犹太人从事国际贸易、珠宝制作、纺织，以及羊毛与丝绸的染色工作。萨洛尼卡犹太人开办奥斯曼帝国第一家印刷社，当地学者创作了大量拉比答问集、诗歌、科学作品和卡巴拉著述，甚至还有一本希伯来语、卡斯提尔语、犹太-希腊语的三语对照版《圣经》。除了名为叶施瓦（yeshivas）的普通经学院，他们还建了一所歌唱学校，以及一所讲授医学、自然科学、天文学等学科的学校，将全面培养学者的文艺复兴理想吸收进培养有学问的拉比的传统理想中去。这种渊博的智力趣味迥异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对《塔木德》的心无旁骛，是塞法迪犹太人在其巅峰期的典型追求，也与他们的祖先即伊斯兰西班牙说阿拉伯语的犹太人如出一辙。

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环境既有利于犹太人个人，也有利于社群。塞法迪犹太人富有且国际化，他们的关系网络遍布整个地中海地区，他们可能在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尼德兰甚至法国都有马拉诺亲属，可以顺利开展商业和外交活动。犹太人对政府特别有用，部分是因为人脉和语言技能，还有一个传统的原因，即他们忠实可靠：就连最雄心勃勃的犹太贵族也不会攫取权力，也不存在一个犹太国家可以让他们出卖奥斯曼帝国的利益。在与帝国的主要竞争对手西班牙打交道时，犹太人特别有用，尽管他们对西班牙及其语言非常熟悉，但他们丝毫不可能对一个残暴对待过他们的政权保持忠心。到16世纪中叶，许多犹太人已经身居高位，获得影响力，当上医生、金融家、外交官和政治家。塞法迪犹太权贵阶层重新出现在奥斯曼帝国，而且规模更大，这种模式在西班牙的伊斯兰和基督教两个时期都出现过，这些富庶的、有国际视野的犹太人在公众生活中占据显赫地位，同时还深入参与犹太社群事务。

这个时代最有权势的塞法迪犹太权贵是格拉西娅·纳西夫人（约1510—1569年） ^（返回） 和她的侄子约瑟·纳西先生（1524—1579年）。格拉西娅夫人生于葡萄牙的一个西班牙犹太家庭，祖上可能是在1492年逃到葡萄牙的，并和其他难民一起被强制改宗（见第五章），然后成了马拉诺。她嫁给一个在安特卫普有人脉的马拉诺商人。丈夫死后，她和家人离开葡萄牙，先后去了英格兰、低地诸国 和意大利，她在意大利公开恢复犹太教信仰。在此期间，她从事大量商业活动，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和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提供贷款。同时，她还为想要逃离葡萄牙的马拉诺提供援助。在威尼斯，她被亲妹妹告发到宗教裁判所，不得不逃往伊斯坦布尔，1553年，她和她的资本在那里受到苏丹苏莱曼大帝的欢迎。

她的马拉诺侄子若奥（João）和她一起离开葡萄牙，他是皇家医官的儿子。离开葡萄牙后，他继续在鲁汶求学，后来接手安特卫普的家族生意。他年轻时就引起当时一些最有权势的人的注意，包括查理五世、弗朗索瓦一世和未来的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他能够动用奥斯曼宫廷中的人脉，确保苏丹支持格拉西娅夫人从威尼斯获释。次年，他在伊斯坦布尔与她会合，也重新信奉犹太教，更名为约瑟·纳西。

在伊斯坦布尔，格拉西娅夫人继续帮助马拉诺，并试图推翻宗教裁判所，还资助犹太学者，建立犹太宗教机构。她代表犹太人民做的最雄心勃勃的一件事，是在1556年试图组织奥斯曼帝国全体犹太人来抵制安科纳（Ancona）城，以惩罚此城在准许24位马拉诺回归犹太教之后又背信弃义，将他们烧死。如果抵制成功，将对该城造成毁灭性打击，但犹太人因利益冲突无法团结一致，终究落败。

约瑟在塞里姆皇子与他的兄弟巴耶济德争夺皇位的斗争中支持塞里姆，这位皇子即位当上塞里姆二世后，约瑟就成了他最亲近的谋士之一。虽然约瑟作为犹太人不能担任任何正式的宫廷职务，但塞里姆却赐予约瑟崇高的头衔和广泛的权力，封他为纳克索斯岛（Naxos）及周边群岛的公爵，后又加封为安德罗斯岛（Andros）伯爵。此前，苏丹曾把在太巴列的一些权利让予格拉西娅夫人，而约瑟已经获得这份权利转让的延长期，因此他实际上也是太巴列及其周围地区的领主。约瑟试图把太巴列变成羊毛和丝绸生产中心，希望以此助益当地和帝国的经济。他从意大利各教宗国引进桑树和犹太难民来种植和培养，令该地区短暂繁荣。但是约瑟本人从未到访此地，这个经济发展计划无疾而终。

约瑟为太巴列所作的规划可能是一项更大规划的核心部分，即在巴勒斯坦建立避难所，解决马拉诺问题。他曾协助格拉西娅夫人保护马拉诺，试图诱使威尼斯城将一个岛屿作为马拉诺的避难所。后来，土耳其人因为塞浦路斯岛同威尼斯开战，约瑟得到承诺，一旦土耳其获胜，就让他成为该岛的国王。他可能有过利用该岛实施马拉诺问题的政治解决方案的想法。但是，1571年，土耳其人在勒班陀（Lepanto）战败，他的事业便风光不再。

太巴列的短暂繁荣只是1517年奥斯曼帝国征服埃及后，巴勒斯坦和埃及犹太社群经历的普遍复兴中的一个例子。这些贫穷萧条的社群，就像马穆鲁克统治下的所有犹太社群一样（见第四章），由于西班牙犹太难民的涌入而突然生机焕发。加沙、希伯仑和阿卡（Acre）复兴了，耶路撒冷也是如此，至今环绕耶路撒冷老城的巨大城墙就始建于1537年，还有我们刚刚提过的太巴列的短暂繁荣。但在复兴的巴勒斯坦犹太社群中，采法特最为重要，它位于上加利利，以前从来不是犹太人生活的主要中心，这时却变为犹太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宗教中心之一。

1492年的动荡既有政治后果，又有宗教后果，因为它促使许多犹太人深入反思犹太人处境的意义，并导致神秘主义宗教思想的强化。许多虔诚的犹太人被吸引到采法特的各个学院，那里的核心人物是以撒·卢里亚拉比（人称“狮子”［Ari］ ） ^（返回） 。他创造了研读西班牙伟大的神秘主义经典《佐哈尔》的一种新方法，试图把犹太人所受的苦难解释为与神的本性密切相关的宇宙事件，把犹太教的仪式解释为救赎的上帝本人和实现弥赛亚时代的一种手段。他的门徒把他的思想传播到奥斯曼帝国各地，以及意大利和欧洲的其他地方。采法特的卡巴拉仪式和祈祷文也随着卢里亚的思想传播到犹太世界的其他地方，融入当地的犹太仪轨，甚至为非神秘主义者接受；这些仪式中的一些沿用至今，在常见的祈祷书里仍能找到。主流犹太教对这些创新的接纳程度可从以下例子判断：约瑟·卡罗拉比（1488—1575年）是卢里亚的同事，是权威犹太法典的作者，连他都相信神灵显现。

在驱逐浪潮之后，与这类末世论冥想如影随形的是弥赛亚运动。在16世纪20年代，一个名叫大卫·卢本尼的江湖骗子出现在意大利和葡萄牙。他自称是消失的古以色列支派的王子，说这些支派如今生活在埃塞俄比亚，自己受上帝委派，前来从土耳其人手里解放圣地。在葡萄牙，他赢得众多马拉诺信徒，包括所罗门·莫尔科。他们一起前往意大利，设法见到教宗克雷芒七世，试图说服他组建一支马拉诺军队；莫尔科险些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后来，他们又在雷根斯堡（Regensburg）见到查理五世，显然想敦促他号召犹太人与土耳其人作战。这一次，莫尔科没能逃脱；他在曼图亚（Mantua）被宗教裁判所烧死在火刑柱上，而卢本尼则被送回西班牙，很可能于1538年死于那里举行的一场公开火刑。

17世纪以沙巴塔·泽维为核心的弥赛亚运动是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一场 ^（返回） 。泽维是卡巴拉主义者，1626年生于士麦那。当时流言四起，说弥赛亚将于1648年降临；在这类预言破产和乌克兰发生赫梅利尼茨基迫害之祸（见第七章）后，泽维开始相信自己就是众所期待的弥赛亚。在赢得一些追随者后，他举行了一些奇怪的仪式，当众念出禁止言说的上帝之名，于是被革除教籍。他云游四方，足迹踏遍君士坦丁堡、萨洛尼卡、开罗和耶路撒冷，聚起信众，其中包括神秘兮兮的加沙的拿单，此人把沙巴塔主义打造成一场大众运动。1665年，泽维在士麦那宣布1666年将是弥赛亚降临之年。整个奥斯曼帝国甚至基督教欧洲的犹太人都向他欢呼；重要的拉比和称职的社群领袖，无论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还是塞法迪犹太人，都把他当回事。他动身前往君士坦丁堡，想要废黜苏丹，开启弥赛亚时代，但不出所料，才到加利波利（Gallipoli），他就被捕入狱。犹太人蜂拥而至，向他致敬，并等待他发出向圣地进发的信号。但苏丹决定终止他的妄自尊大，给出两条路任他选，要么改宗，要么死亡。沙巴塔·泽维皈依了伊斯兰教。

^（返回） 沙巴塔·泽维的叛教打击了整个奥斯曼帝国和基督教欧洲的犹太社群的士气。加沙的拿单试图挽救这种局面，宣称这只是泽维的弥赛亚计划的一部分，他必须下降到黑暗世界，才能在那里战胜邪恶力量；许多犹太人把这种拯救承诺当成救命稻草，告诉自己泽维的叛教只是一种策略。即使沙巴塔·泽维在1676年死后，加沙的拿单仍试图保持这场运动的活力，坚称沙巴塔·泽维被吸入“天光”，隐遁于更高领域。这种说法使该运动得以续命，特别是在土耳其、意大利和波兰。沙巴塔在土耳其的许多信徒追随他改宗，一边等待他的回归，一边公开信奉伊斯兰教而暗地信仰犹太教；这一团体叫转信派（Dönmeh），在现代土耳其仍然存在。在18世纪，一位名叫雅各·弗兰克的波兰犹太人复兴了这场运动，他自称是沙巴塔·泽维转世，并在皈依伊斯兰教以前布道，宣讲一种混合《佐哈尔》、基督教和穆斯林思想的奇谈怪论，而且反对犹太律法。但总的说来，沙巴塔运动的垮台造成士气低落，犹太社群陷入长期分裂，或支持或反对沙巴塔派。

奥斯曼帝国犹太人低落的士气，与这个帝国经济和文化的全面衰退相伴相生。早在16世纪末，中央政府对各省的控制就开始削弱。从15世纪中叶到16世纪中叶，苏丹对犹太人表现出诚意，但这种诚意从穆拉德三世执政时期（1574—1595年）开始减少，他是第一位对犹太人执行歧视性规定的奥斯曼帝国苏丹；他向犹太社群勒索钱财，威胁要将他们统统杀掉，然后取消这道命令，换取贿赂。

随着17世纪的发展，这些消极趋势进一步恶化。经济萧条使大多数人穷困潦倒；中央政府控制不力，地方当局则肆无忌惮地掠夺，所有少数民族都饱受欺凌，毫无安全可言。奥斯曼帝国在1683年未能征服维也纳，随后相继失去匈牙利和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导致士气低迷。伊斯兰社会向内发展，失去早先引以为豪的世界主义，宗教上则变得更加保守。在阿拉伯国家，执政的土耳其人鄙视阿拉伯人，而阿拉伯人的回应是把自己受到的鄙视发泄在迪米身上，宗教紧张情绪随之高涨。在许多地方，犹太人实际上失去了法律保护。限制犹太会堂修建和数量的法规重新生效，奥斯曼帝国的犹太人只得改在私人住宅举行宗教仪式。恶劣的社会环境一直持续到19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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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法特

采法特是以色列上加利利山区一座风景如画的小镇，现在的居民为艺术家和极端虔诚的信徒，前者可能倾心于这片风景和小镇的古雅，而后者则为当地密集的著名神秘主义者的坟墓所吸引。

在1492年西班牙驱逐犹太人之前，采法特的犹太人人口很少。1492年以后，特别是在奥斯曼土耳其从马穆鲁克手里夺得巴勒斯坦以后，难民开始涌入。当时，耶路撒冷的条件对这些人不太有利，但加利利的城镇却比较宜居，在16世纪，不少学者和神秘主义者来此安家办学。其中有一位名叫约瑟·卡罗的西班牙拉比，来采法特之前，他在萨洛尼卡度过大半生。他编撰的宗教法典《备好的餐桌》至今被正统派犹太人奉为圭臬。但除此以外，他还是神秘主义者，他有一本日记，记录《密释纳》在夜间向他显灵，监督和指导他的精神生活。另一位迁居采法特的学者兼神秘主义者是所罗门·阿卡贝兹，他写了一首颂歌，把安息日比作新娘，至今每逢周五晚上仍在世界各地犹太会堂里唱诵。卡罗在采法特的门徒是摩西·高杜维洛，他娶阿卡贝兹的妹妹为妻。他为采法特虔信者所组织的神秘主义修会制订生活规则，要求成员每天结对会面，讨论他们的精神生活，每周五也要会面，讨论前一周的行为举止；他们需要在每顿饭前忏悔自己的罪；彼此交流时要说希伯来语。在这些人的影响下，采法特变为一块世外桃源，支配这里的是学术、祈祷，以及非传统的极端苦修行为，如午夜守夜和延长禁食。

许多故事讲述了神秘主义者虔诚的英勇之举。有一则说的是约瑟·德拉雷纳，他用神秘主义学识引诱撒旦进入他设下的圈套。正当他即将摧毁撒旦并开启弥赛亚纪元之际，他失手让敌人逃脱，世界从此一直处于堕落的状态。

在这些神秘主义人物中，最浪漫的是以撒·卢里亚拉比，人称狮子，他是采法特为数寥寥的具有阿什肯纳兹血统的神秘主义者。他在开罗度过青年时代，据说他在那里的老师是先知以利亚本人。移居采法特后，他广纳门徒，成了一系列民间传说的主人公。据说他是超人，面庞像太阳一样闪闪发光，他精通所有科学知识，听得懂树木、鸟类和天使的语言。据说，他通过观察就能说出一个人的灵魂在来到此世以前经历了什么轮回，以及他此世的使命又是什么，能说出牲畜、昆虫、鸟类和石头里寄居着过往时代的什么恶灵。他知晓过去与未来，还指导人们怎样为前世的罪孽赎罪。卢里亚死于1572年，卡罗死于1575年，阿卡贝兹死于1584年；此后，采法特作为犹太人宗教生活中心的重要性开始落后于耶路撒冷。但它从未失去神秘的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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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犹太人由盛转衰还有一个原因：16世纪以后，从伊比利亚逃来的难民减少，荷兰和意大利这时成为他们更理想的目标。难民减少使帝国的犹太人失去能够恢复元气的新鲜血液，还削弱了他们和西欧的联系，而西欧正在迅速扩张和现代化。奥斯曼帝国的犹太人在贸易领域的优势逐渐输给希腊人，在银行业的优势又逐渐输给亚美尼亚人。到18世纪末，大部分生活在奥斯曼帝国和毗邻的伊斯兰领土上的犹太人已陷入贫穷与落后。

尽管条件如此不利，一些犹太人仍然能够发迹，这多亏了“协议”（capitulations）制度。“协议”是指一些条约，其目的是允许建立便于国际贸易的商业殖民地；这些条约是与在奥斯曼帝国有商业利益的外国谈判达成的，允许这些国家在帝国对自己的国民拥有治外法权。犹太人和基督徒在这些殖民地业务中是不可或缺的中间人，获得外国保护和某些税收豁免，一些犹太人因而取得与欧洲国家建立联系的优势。但从长远来看，这一制度更有利于受俄国保护的希腊正教徒和亚美尼亚商人，以及受法国保护的法国天主教徒，因为欧洲大国倾向于把生意交给自己的教友。

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既标志着欧洲基督教国家开始大大加强干预，又标志着奥斯曼帝国转变成现代中东的漫长进程的开启。这一进程将对该地区的犹太人产生深远影响。

一些欧洲大国觉察到奥斯曼帝国的衰弱，担心它一旦崩溃，会打乱欧洲均势，于是向帝国施压，要求它改革。这些改革旨在加强中央政府的控制，确保国内各民族的权利；其中一些改革对犹太人的地位产生广泛影响。1839年，帝国将公民平等权扩展到非穆斯林。1856年，帝国颁布法令，不能再在官方文件中恶言谩骂非穆斯林。最后，在1876年，它将完整的公民权授予奥斯曼帝国全体臣民。这是对过去的重大突破，因为在伊斯兰领地上，一个人的地位总是由宗教和宗教社群的成员资格决定的。但源自西方的公民权是个新概念，无法立即在整个帝国生效，尤其是在帝国的各阿拉伯省份里。

加强中央控制力的措施也影响到犹太人。犹太社群的权力有所下降，因为既然犹太人正式成为帝国公民，拉比法庭的仲裁权就会削弱。另一方面，中央拉比权威机构大拉比司（希伯来语为 hakham bashi ，这一机构曾短暂存在于16世纪）成立了，而宗教社群被安排进所谓的米勒特（millet）制，即每个非穆斯林宗教社群都成为官方承认的自治体，由指定的社群领袖代表自治体成员向国家负责。这些制度旨在加强中央政府的控制，但实际效果是将政治法律上的平等和官方承认部分给予非穆斯林宗教社群。迪米缴纳的特别税也遭废除，非穆斯林进入地方顾问委员会。

北非有大量犹太社群，随着奥斯曼帝国对北非的控制松动，当地犹太人的法律地位也相应发生改变，但他们所处的环境完全不同。1830年，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随后在突尼斯和摩洛哥建立保护国。法国很快将阿尔及利亚同化，在发布一系列偏袒当地犹太人的措施后，于1870年授予他们法国公民的权利。突尼斯的穆斯林统治者有点西化，法国还没有在突尼斯建立保护国之前，他们就已经对犹太人实行较自由的官方政策；但由于穆斯林人口反对，犹太人只能继续作为宗教社群成员而不是作为公民生活。大多数突尼斯犹太人更希望得到法国公民身份而不是突尼斯公民身份，但这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成为可能。

不过在摩洛哥，对犹太人的极端虐待引起西欧的关注。在欧洲代表团的施压下，摩洛哥苏丹做出含糊的改善承诺，但代表团一离开，他便撤回承诺。这里刚宣布成立法国保护国，菲斯就发生屠杀犹太人事件。摩洛哥犹太人从未获得法国公民身份，但在保护国的统治下，他们的生存条件有所改善 ^（返回） 。

埃及在官方名义上是奥斯曼帝国的自治省，但在19世纪几任埃及帕夏（pashas）的统治下，它表现得相当独立。犹太人的人身安全和物质生活随着国家发展而改善，埃及的现代化比邻国更迅速。但只是在英国占领埃及后，当地犹太人才在1882年实现完全的公民平等。

在叙利亚，宗教社群之间的紧张情绪始终高涨，但在紧张局势中首当其冲的，却是人数更多、更显眼的基督徒。另一方面，叙利亚基督徒和穆斯林一样憎恨犹太人，正是他们把欧洲特有的反犹主义引入这一地区。中东的穆斯林蔑视非穆斯林，无礼地对待他们，但直到19世纪，他们才听说中世纪基督教欧洲制造的将犹太人妖魔化的神话。1840年，第一起严重的血祭诽谤出现在中东，这就是大马士革事件。一名犹太理发师受到指控，说他杀害了一位基督教修士，将鲜血用于逾越节。为此，犹太儿童和大马士革犹太社群的领导人被监禁，一些人受不了酷刑，屈打成招。罗得岛、贝鲁特和士麦那发生骚乱，穆斯林加入基督徒袭击犹太人的行列。法国领事支持这一指控，叙利亚犹太人呼吁国外犹太社群提供援助，这一事件很快升级为国际事件，与西欧列强在中东的利益相交织。英国代表犹太人出面干涉，派摩西·蒙蒂菲奥里前往这一地区，他是极其富有的英国塞法迪犹太人慈善家。经过棘手的谈判，他设法从苏丹那里得到一份谴责血祭诽谤的声明。

也门犹太人的处境和摩洛哥犹太人一样悲惨，但在19世纪没有得到丝毫改善，当时也门法治崩溃，所有非穆斯林都容易受到剥削、敲诈和袭击。他们一直处在水深火热中，完全受歧视，以色列国一建立，整个社群就彻底移居以色列。在伊拉克，犹太人的处境非常糟糕，以致沙逊等巴格达富裕家族都逃到了印度或澳大利亚。

在伊朗，什叶派伊斯兰教于16世纪成为国教，这对犹太人尤其不利，因为神职人员几乎拥有无限权力，所有非穆斯林被定义为仪式上不洁净。直到19世纪末，在西方思想的影响和西方机构的压力下，他们的地位才略有改善。

在19世纪，中东犹太人逐渐变得更加西方化和城市化。犹太人被吸引到开罗和亚历山大等大城市，从中世纪传承下来的传统生活模式开始瓦解。随着年轻人接受欧洲服饰和文化模式，代沟出现，女性开始离家和参与文化生活。世界犹太人联盟为中东犹太人的现代化推波助澜，它于1860年在巴黎成立，致力于全世界犹太人的解放、福利和进步，尤其是在中东的法国领土上。为此，它建立了遍布奥斯曼帝国和北非的学校系统，宗教和世俗教育并重，用希伯来语和法语教学，还在巴勒斯坦建立了一所农业学校。联盟的学校讲授世俗和宗教科目，让修习的犹太人获得文化优势，这与基督徒在西方基督教教派建立的教会学校中获得的文化优势是相同的。虽然许多犹太人继续把孩子送进传统宗教学校，但联盟的学校还是打造出了一批西方化的、富裕的中东犹太人。

在这个世纪里，犹太人的法律地位、经济状况和教育水平都在缓慢提高，但他们和穆斯林大众的关系却没有起色。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犹太人欢迎西方化，视之为摆脱压迫、贫穷和落后的通道，而穆斯林视之为殖民主义和剥削。几个世纪以来，穆斯林拒绝犹太人保有最低限度的尊严，待以诋毁和蔑视的态度，现在他们认为犹太人对西方利益的欢迎是背信弃义。穆斯林一直身陷贫困的泥潭，痛恨犹太人和基督徒的成功。因此，中东犹太人的法律和经济地位的改善实际上有损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人身安全。

从1821年希腊起义开始，巴尔干各地不同教派的基督徒为摆脱奥斯曼帝国而斗争，引发巨大民族冲突（到20世纪末，这仍是该地区一个灾难性问题）。希腊人、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相继起义，每次都会杀害犹太人，而一旦他们实现独立，即使西方施压也无法保证犹太人的安全。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期间，对犹太人的迫害愈演愈烈。1917年，萨洛尼卡城的犹太人区被烧毁后，希腊政府拒绝犹太人重新入住他们的老区，并出台其他针对他们的歧视性法令。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这个动荡萧条的时期，塞法迪文化仍然生机勃勃，法语、土耳其语和拉迪诺语的犹太报纸出现在巴尔干半岛与奥斯曼帝国的所有主要城市，拉迪诺文化欣欣向荣，尤其在小说、民间诗歌和音乐领域蓬勃发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身为法国公民的阿尔及利亚犹太人为法国英勇作战，但不是法国公民的突尼斯犹太人就不愿战斗，更何况突尼斯的法国官僚中还有反犹主义。在英国当局不情愿的支持下，巴勒斯坦和英国的犹太人组织起犹太人军团，帮助英国对抗土耳其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瓦解了奥斯曼帝国的残余势力，1923年，它变成土耳其，领土以安纳托利亚为主体。作为一个政教严格分离的现代政权，土耳其给予包括犹太人在内的所有公民平等权利和宗教自由。中东其他国家的犹太人远没有这么幸运。尽管这些国家大多为欧洲列强所控制，但战前影响犹太人生活的模式和潮流影响依旧，只因国家不同而各有差异。恰在战前成为法国保护国的摩洛哥，是少数几个犹太人状况有所改善的国家之一，但该国官方仍将他们归类为迪米。在其他地方，形势恶化了，因为甚嚣尘上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让中东犹太人的处境日益艰难。

阿拉伯民族主义想要建立不受欧洲影响的阿拉伯国家，其公民资格将以阿拉伯身份和伊斯兰宗教为基础。这场运动具有显著的伊斯兰教和阿拉伯特征，犹太人普遍视之为威胁。在一些国家，非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试图把自己定位成“阿拉伯犹太人”，但收效甚微。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占领伊拉克后，犹太人和基督徒都恳求这位救星不要恢复阿拉伯政府，或至少给予他们英国公民身份。在英国委任统治伊拉克期间，犹太人和基督徒可以担任公职，有位犹太人甚至当上内阁部长；但1932年伊拉克独立以后，非穆斯林就不可能再担任政府职务。在阿尔及利亚，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和亲法派势力造成社会分化，犹太人坚定地站在后者一边，在个人生活方面倾向于彻底的同化。埃及比大部分中东国家更西方化和国际化，受泛阿拉伯民族情绪的影响也较轻，因此，埃及犹太人能参与公众生活，一些人还加入民族主义政党，甚至在议会中任职。但总的说来，犹太人认为他们的利益更依赖西方列强而非阿拉伯国家。

对有些中东犹太人来说，民族身份问题的出路是西方化。这一路径受到无处不在的世界犹太人联盟的鼓励，它的方案是通过吸收法国文化来实现自我完善。彻底的西方化最自然地出现在阿尔及利亚犹太人身上，他们拥有法国公民的法律地位，可以自视为法国人并追求同化，这一路径也受许多法国本土犹太人的青睐。和法国本土主张同化的犹太人一样，他们并不总是能被非犹太人接受为法国人，还不得不面对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者的特别敌意。似非而是的是，他们对这种敌意的反应是更加热切地拥抱法国身份。

许多中东犹太人在犹太复国主义中找到出路。作为一场运动，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是将犹太人重组为一个民族国家，并在巴勒斯坦建国。这场运动于19世纪末在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中兴起（详见第十章），但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对许多中东犹太人有着天然的感召力。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相比，中东犹太人与以色列地一直有着更紧密的联系，部分是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生活在离以色列地更近的地方，部分是因为在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几个世纪里，大部分中东犹太人和巴勒斯坦处于同一政治与文化领域。19世纪早期，塞法迪犹太人开始在巴勒斯坦定居，成为工匠、企业家和农业殖民地开发者。19世纪后期，来自也门和布哈拉等地的非塞法迪中东犹太人加入进来。这些移民活动独立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因为后者直到19世纪末才在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中初起。

埃及犹太人成立了许多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巴勒斯坦犹太难民来到邻近的埃及，引发更激烈的犹太复国主义活动。摩洛哥犹太人较少西化，宗教上也更传统，他们虽然热情拥护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但颇具影响力的世界犹太人联盟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而欧洲犹太复国主义者对中东犹太人的状况又一知半解，这些都使犹太复国主义在摩洛哥不能有效地组织起来。阿尔及利亚犹太人自然不接受犹太复国主义，因为他们普遍倾向于同化进法国人身份。犹太复国主义在突尼斯比较成功。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犹太复国主义一开始势头强劲，尤其是在巴勒斯坦犹太难民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抵达那里以后。犹太复国主义在伊拉克的组织结构发展缓慢，伊拉克各种势力盘根错节，既有得势而保守的犹太商人阶层、英国委任统治当局、世界犹太人联盟，又有正在崛起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这样，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追随者不得不保持低调。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阿拉伯民族主义首先在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接着在其他国家兴起，再加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本身的欧洲取向，导致犹太复国主义活动在中东地区渐渐偃旗息鼓。

从1929年起，犹太复国主义引起的紧张局势变得严峻，耶路撒冷当年发生暴乱，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引起阿拉伯国家的注意，导致对巴勒斯坦犹太人提出激烈而广泛的指控。阿拉伯民族主义与犹太建国意愿的冲突日益加剧。中东人民与西方殖民列强的紧张关系由此升级，导致中东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处境进一步恶化。阿拉伯民族主义开始效仿欧洲法西斯主义，发生险恶转向。纳粹德国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看来是有吸引力的典范，既因为它敌视英国和法国这两个活跃于中东的首要殖民大国，还因为它提供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典范。欧洲法西斯主义带有恶毒的反犹主义基因，它基于基督教妖魔化犹太人的传统，酝酿出一则神话，说犹太人有国际阴谋，企图控制世界。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反犹经典《锡安长老会纪要》和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不含它的反阿拉伯段落）的阿拉伯语译本已经开始流通（前一书见第八章，后一书见第九章）。到30年代末，蓄意毁坏犹太人财产已经司空见惯，犹太人在中东许多国家的地位岌岌可危。为了让关系正常化，犹太社群领袖否定犹太复国主义；埃及犹太人领袖强调自己对埃及怀有爱国热情，试图把埃及宣传为犹太-阿拉伯和平协作的典范。但是，在历史巨轮推动下产生的一系列事件面前，这些努力只是螳臂当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入侵巴尔干半岛，那里的犹太人生活就此告终，因为德国人灭绝犹太人的政策是坚定无情的。（巴尔干半岛和包括萨洛尼卡的希腊犹太人的命运，见第九章。）在战争中，埃及和也门的犹太社群相对来说安然无恙，但伊拉克犹太人的情况急剧恶化，在1941年巴格达犹太人遭到屠杀之后尤其如此。

在北非，突尼斯犹太人受到德国的直接控制，但德国占领时间太短，没来得及像在占领欧洲后那样实施灭绝。尽管阿尔及利亚有法国人反犹的历史，尽管摩洛哥犹太人遭到歧视，但西北非犹太人清楚地看到，他们的利益在同盟国一方，法国在1940年向德国投降对他们是沉重打击。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落入维希政府的控制。阿尔及利亚犹太人被剥夺他们钟爱的法国公民身份，维希政权的反犹法律被严格执行到西北非所有犹太人身上。法国维希政府关于犹太人的法律没有在叙利亚和黎巴嫩这两个法国保护国实施。或许令人惊讶的是，摩洛哥苏丹宣布自己反对这些反犹法律，据说他曾试图向法国当局上诉，声援摩洛哥犹太人。这些地区在1942年和1943年获得解放，但没有立刻给犹太人带来解脱，因为维希政府的官员在许多情况下仍控制着有关国家的行政当局。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使大部分中东犹太人相信，继续希望与当地人口保持正常关系已经毫无意义，而且也使他们对欧洲列强不再抱有幻想，他们以前曾指望欧洲列强提供帮助。这促使犹太复国主义在该地区年轻人中蓬勃发展。但犹太复国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继续走向对抗。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发生多起反犹太复国主义和反犹太人的暴乱。1947年11月，当联合国投票决定将巴勒斯坦一分为二，让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分别治理的时候，暴力浪潮席卷中东。只有摩洛哥幸免于难。

1948年以色列国建立，犹太人在阿拉伯世界（摩洛哥除外）的生活终结。利比亚和也门的犹太社群很快彻底走空，犹太人口大多移居以色列。伊拉克犹太社群紧随其后而去。许多叙利亚犹太人搬到黎巴嫩，因为黎巴嫩是个相对国际化和宽容的多民族国家，另有许多叙利亚犹太人移居以色列。在埃及，下层犹太人去了以色列，而一些富人则前往欧洲或美国，但大多数中上阶层留了下来，对他们来说，情况确实变得正常些了。摩洛哥的大量犹太人也来到以色列，但主要不是因为受到压迫，而是出于由以色列战胜阿拉伯联盟而引发的纯粹的弥赛亚狂热。现代世俗国家土耳其脱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奥斯曼帝国，土耳其犹太人这时依旧欣欣向荣，但人数已大为减少。

因此，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东的犹太社群已无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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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希伯来文印刷

现代活字排印术（typography）的发明传统上可追溯到1440年。第一批印有日期的希伯来文书籍出现在1475年的意大利，但早在十年前，罗马就出现犹太人印刷商。大部分早期希伯来文印刷书籍产自意大利，但希伯来文印刷社在15世纪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也有。1492年，遭驱逐的犹太难民把他们的活字模从伊比利亚带到摩洛哥、意大利和土耳其，印刷术在这些地方出现。

奥斯曼统治者禁止穆斯林从事印刷，认为这是颠覆破坏的根源。他们允许犹太人从事印刷，只要他们不使用阿拉伯文活字，当时的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共用这种字体。（土耳其语的印刷迟至1727年才合法。）1493年，西班牙犹太难民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奥斯曼帝国的第一家印刷社，并从那里把印刷术传播到奥斯曼帝国的其他城市和埃及。约瑟·纳西先生是印刷业的重要赞助人，他的遗孀在君士坦丁堡维持着一家印刷社。

在16世纪上半叶，意大利仍然是希伯来文印刷的主要中心，有两家相互竞争的重要公司：革舜·松奇诺（Gershom Soncino）公司和但以理·邦贝格（Daniel Bomberg）公司，后者由威尼斯一位专营希伯来文书籍的基督教印刷商开办。松奇诺在1527年把业务转移到奥斯曼帝国；正是邦贝格在1520—1523年间印制出第一套全本《塔木德》，堪称不朽功业。教宗尤利乌斯三世在1553年下令，烧毁所有找得到的《塔木德》版本，并禁止出版任何新版本，意大利的希伯来文出版经历了暂时的衰退，但威尼斯很快复兴，成为印制希伯来文书籍的主要中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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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从1500年开始，欧洲社会及其智力生活发生变化，对犹太人影响深远。欧洲经济体系的扩张带来犹太人经济状况的改善，几百年来，犹太人一直放债，但这个先前遭鄙视的行业现在转变成受人尊敬的投资领域。在17世纪，重商主义和资本主义崛起，财政上的权宜之计成为比宗教更重要的宽容标准。近代早期还为逐渐打破教会对智力生活的垄断奠定了基础，这是先通过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再通过启蒙运动实现的，正是启蒙运动瓦解了宗教上歧视犹太人的神学基础。在这一时期后半段，政治思想也发生变化，犹太人有可能被视为国家的个体公民，而不是称为犹太社群的共同体的成员。这些变化只有到1700年以后才充分表现出来，但其基础是在近代早期奠定的。

我们已经看到，在整个中世纪基督教欧洲的大部分地区，犹太人可以从事的职业范围大大缩小，除了放债几乎干不了别的，而且通常只经营小规模的典当和旧货交易。这种限制让一些犹太人能够积累资本，使他们精于理财和投资。驱逐和强迫移民让犹太家庭与社群的成员散布整个西方世界，令犹太人获得跨国关系，而这很容易转化成商业人脉。最后，尽管阿什肯纳兹和塞法迪犹太人之间存在文化差异，但同为外来者的身份、同样信奉少数派宗教、共同的书面语言希伯来文，这些因素有利于他们充当中间人，协调基督教欧洲和伊斯兰中东之间的商业联系。因此，虽然16世纪初全世界犹太人都境况悲惨，但他们经济恢复的基础已经存在。

迫害和驱逐的浪潮始于十字军东征，逐渐驱使中欧犹太人向东前往波兰和立陶宛，这在13和14世纪尤其显著，但是，欧洲犹太人重心转往东欧的大规模迁徙直到15世纪后期才出现。这种迁徙既是西欧加紧排拒的产物，又是东欧统治者持欢迎态度的结果。奥斯曼苏丹曾鼓励逃亡中的塞法迪犹太人去其领土定居，因为他们教育水平高、技能丰富、国际商业联系广。出于相似原因，波兰的国王和贵族也鼓励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在其领土上定居。

15世纪的波兰（当时与立陶宛合在一起）是一个主要的欧洲大国，但它缺乏管理大庄园和长途贸易的人力与专业知识。这方面需求在东部尤其强烈，波兰贵族在那里拥有大片土地和数千村庄，但他们不愿亲自管理，甚至不愿去居住。犹太人充当这些贵族的管家，成了他们在当地人口中的代理，这是上文提到的生活模式的变种：犹太人和领主之间有特殊关系，他们与民众一起生活，但不是民众的一部分。到1600年，犹太人已经定居在整个地区，从事手工业、农业、贸易、税款包收和租税收集。在中欧和西欧，他们几乎被完全排除在经济生活之外，但他们在东欧的波兰和立陶宛找到一片常态化的乐土，这和塞法迪犹太人在奥斯曼帝国的情况异曲同工。

和塞法迪犹太人一样，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也把家乡语言带到新家。和其他中世纪犹太人一样，德意志犹太人一直讲所处环境的语言，但他们来到波兰后，既不属于统治者又不属于农民阶层，大多生活在自己人圈子中，不使用邻居的语言。保留德语进一步表明他们融入东欧人口的程度较小。犹太人说的德语已经混合了一些希伯来语词汇；在东欧，它逐渐吸收斯拉夫语元素，越来越不像德语，以致有了自己的名字，叫意第绪语。就像拉迪诺语和犹太-阿拉伯语一样，意第绪语也用希伯来文字母书写。

由于经济条件改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可以更自由地发展智力生活；他们将大部分智力投入传统的《塔木德》学术，使之获得巨大声望。卢布林、波兹南、克拉科夫的重要学院蓬勃发展，而利沃夫和卢布林的贸易大集市成为这些学院重要的招生中心。直到最近，近乎全身心地投入《塔木德》学术，仍然是阿什肯纳兹宗教实践的标志。

随着数量激增，犹太社群在东欧获得广泛自治权，这在四地委员会中体现得最充分，它相当于一个规范东欧犹太人生活的犹太议会。该机构是有拉比代表参与的世俗团体，通过一个区域组织网络监管了数千社群，从1580年到18世纪早期有效管理着东欧犹太人。其威望使它的裁决甚至能对西欧犹太社群产生影响，因为西欧没有类似规模的组织。

东欧犹太人在1648年遭受严重挫折，东乌克兰的哥萨克人得到乌克兰农民和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支持，在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1595—1657年）的领导下反叛波兰人。信奉东正教的乌克兰人屠杀波兰贵族和天主教神职人员，他们对犹太人特别凶残，因为犹太人是令人憎恨的收税者，是农民耕种的庄园土地的管家。有时，犹太人被要求皈依基督教以获取生路，他们会像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的祖先那样，杀死自己和全家来殉教。在恐怖的屠杀和暴行中，这场叛乱向西、向北蔓延，混乱局面一直持续到1655年俄罗斯和瑞典入侵立陶宛才结束。犹太人每次都是受害者。由于屠杀和由此引起的向西欧的回迁，波兰犹太人口锐减。波兰犹太人到17世纪末才恢复元气，但士气低迷。东欧犹太人对沙巴塔·泽维及其弥赛亚运动（见第六章）的狂热，可能就是这次创伤造成的；后来泽维叛教的消息是更沉重的打击。

在中欧，14和15世纪的人文主义运动复兴了对古代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在这些研究的影响下，学者们开始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教会教义的影响。有些人把注意力转向《圣经》的希伯来语文本、犹太人的《圣经》评注，以及后来的犹太著述，特别是卡巴拉。因此，希伯来语和拉丁语、希腊语一起被纳入文艺复兴鼎盛时期的学术。基督徒认同犹太教文本的一个奇怪例子发生在1513年，为维护《塔木德》，基督教学者约翰内斯·鲁希林居然在教会法庭上和一个名叫佩弗科恩（Pfefferkorn）的前犹太人起了争执，因为后者想要查没神圣罗马帝国的所有《塔木德》书册。鲁希林的声望使希伯来语研究在基督教学者中受到尊敬。但鲁希林仍抱持中世纪教会对犹太人的否定态度，而其他人文主义者，如伊拉斯谟，则认为过度发展希伯来语学术会威胁到基督教。因此，虽然人文主义加深了基督教学者对犹太传统的认识，但没有给犹太人生活带来直接的有益影响。

马丁·路德在1517年发起宗教改革，不但没有鼓励基督教宽容犹太教，反倒加剧了基督教神职人员的反犹态度。在运动早期，路德把教会对犹太人的迫害囊括进他对教会的批评，以为通过攻击教宗和推崇《圣经》权威，就能争取犹太人加入基督教。但事与愿违后，他转而开始攻击犹太人，将他们比作“令人作呕的害虫”，敦促基督徒敌视他们，并赞同将他们逐出德意志各州。

面对改革派的挑战，教会做出反宗教改革的回应（这里不妨把反宗教改革追溯到1545年召开的特伦托会议），这是更大的倒退。正如上文所见，教会的官方政策给予犹太人微薄的宽容，中世纪的教宗作为这一政策的执行者，通常是保护犹太人的。16世纪初，文艺复兴时期秉持人文主义精神的教宗特别偏袒犹太人，许多意大利主要城市的统治家族也如此，比如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曼图亚的贡扎加（Gonzaga）家族、佛莱拉（Ferrara）的埃斯特（Este）家族等。而现在，教宗为了重新夺回对基督教世界的控制，开始打击一切宗教越轨者，犹太人也包括在内。

或许令人惊讶的是，特伦托会议并未专门处理犹太人问题，但1541年成立的耶稣会却发起咄咄逼人的运动，让犹太人皈依。1555年，教会给意大利犹太人一次特别沉重的打击，当时教宗保禄四世下令，将罗马和其他教宗领地的犹太人隔离进带有围墙的犹太人居民区，即牢笼一般的隔都（ghetto），所有城镇的犹太人都必须住在那里，隔都的大门每天从日落到日出都会上锁。小镇上的隔都可能只是一条拥挤脏乱的街道，两头各有一扇大门。意大利第一个隔都于1516年在威尼斯建立，后来的所有隔都都沿用这一名称（“隔都”一词在威尼斯方言里的意思是“铸造厂”，这是威尼斯最初为限制犹太人而指定的居民区的名称）。意大利以外的一些城镇已经有带围墙的犹太居民区，尤以法兰克福为著。隔都现在成了犹太人生活的标志，起初在意大利和普罗旺斯的教宗领地，然后出现在大部分意大利主要城市。建造隔都一直持续到1732年。

在反宗教改革的反动气氛下，宗教裁判所现在盯上从伊比利亚逃到意大利并回归犹太教的马拉诺；意大利不再安全，他们中的许多人又逃往奥斯曼帝国，正如第六章所说；我们在那章还提到教宗撤回对安科纳的马拉诺的保护，造成血腥后果。教宗领地上的犹太人必须佩戴区别身份的标记和黄帽，他们被禁止拥有房产，还被驱逐出生活了几个世纪的小城镇。意大利印刷的大量希伯来文书籍受到强制审查。

但是，即使反宗教改革的严格限制也没能阻止意大利犹太人生活和文化的欣欣向荣。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犹太人已变成一个相当多样化的群体。最初的拜占庭意大利犹太人（见第五章）此时遍布整个半岛，不同的移民群体也加入他们的行列，包括13和14世纪逃避迫害与驱逐的德意志犹太人，15世纪末被逐出伊比利亚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犹太人，16世纪为寻求贸易机会而向西转移的奥斯曼帝国的犹太人。最后这个群体叫黎凡特犹太人，是半岛上继意大利、阿什肯纳兹、塞法迪之后的第四个犹太人群体。在稍大的城镇里，所有四个群体都保持各自的身份；在威尼斯的隔都，人们至今仍可参观古老的德意志、西班牙、意大利和黎凡特犹太会堂。最后，在整个16世纪，马拉诺持续从伊比利亚半岛迁来。

像在中欧那样，意大利犹太人基本上被逐出手工业和商人行会，主要靠典当业和与近东的贸易为生，不过并没有统一的模式，犹太人在许多地方仍可从事不同行业。但通常，某个地方有犹太社群，完全是因为这里需要犹太人从事典当业。为了给穷人提供小额贷款，地方政府经常给个别犹太人颁发名为康多塔（ condotta ）的契约，允许他们在规定年限内住在某地，条件是必须在那里开典当行。有些地方设立基督教慈善贷款协会，就是想把犹太人排挤出典当业，或诱使他们降低利率。但在许多城镇，犹太典当行和慈善贷款协会和睦共处，相安无事。

康多塔制度还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在需要资本投入的大城市，整个社群的犹太人都会获得康多塔，以满足大规模项目的资金需求。（这就是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的背景。）契约需要定期更新，每次更新时会由犹太社群和地方当局谈判，议定条款。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犹太人生活有个特点最有趣：即使被赶进隔都，他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采纳了这个多姿多彩时代的礼仪、品位、智力活动和消遣方式。就像西班牙的希伯来语黄金时代那样，希伯来语诗歌既是娱乐方式，又是社会和社群生活的载体。但在意大利，犹太人还用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写诗。按照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品味，意大利犹太人将布道发展成一种正式的演说；犹太布道者将布道文汇编出版，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音乐家特别是弦乐师比比皆是，合唱音乐大大发展，甚至犹太会堂里都能听到；所罗门·德罗西（Salomone de'Rossi）既为曼图亚宫廷创作世俗音乐，又为犹太会堂谱写经文歌。犹大·索莫（Judah Sommo）创作出第一部希伯来语戏剧。年轻人组织赛会，拉比们不得不就新事物辩论：是否允许在安息日踢球，是否允许犹太人打网球——因为网球比赛也是打赌的场合，而打赌可能是一种禁忌的赌博形式。用纸牌和骰子赌博已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利昂·德·摩德纳（Leone de Modena）拉比是17世纪初威尼斯最伟大的布道师之一，他就沉溺此道，不能自拔，曾在回忆录里追悔莫及。然而，尽管参与世俗娱乐和大众文学，但意大利犹太社群的教育基础，仍然是犹太传统的基本著作——《圣经》及其评注和《塔木德》及其评注，以及理性哲学传统的经典，还有《佐哈尔》和其他卡巴拉主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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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女商人

虽然格拉西娅夫人是近代早期最有权势的犹太女性，但她并非当时唯一在商业上取得卓越成就的女性。另一位杰出的模范是本温尼达·阿巴伯内尔，她是伟大的拉比兼朝臣以撒·阿巴伯内尔先生的侄女，本书正文已提到这位拉比曾努力调停与天主教皇室的关系。1492年，身为贵族的阿巴伯内尔家族逃出西班牙，定居那不勒斯。在那里，本温尼达嫁给表兄撒母耳·阿巴伯内尔，他是以撒先生之子，当时已成为那不勒斯国王的一位财政家。本温尼达受过良好教育，甚至做过埃莉诺拉（Eleonora）的家庭教师，埃莉诺拉是西班牙摄政王之女，后来成为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一位公爵之妻。

本温尼达是她丈夫银行事业活跃的合伙人。撒母耳在遗嘱中不顾继承人必须是儿子的犹太律法传统，指定本温尼达为总继承人，让她掌管家族生意。撒母耳解释说，做此决定，是因为他的财富来自她的巨额嫁妆，那是他的创业资本，而且把家业和生意交给她比交给儿子更让他放心。撒母耳只给诸子和三个女儿留下定额遗赠，并规定由本温尼达在她认为合适的时候转交。

到1547年撒母耳去世时，犹太人已被逐出那不勒斯，他们全家定居在佛莱拉。当年，本温尼达和佛罗伦萨公爵谈成几份银行业合同，公爵许可她和她的一个儿子在托斯卡纳地区诸城镇中开办连锁银行。她和埃莉诺拉的关系一如既往，和其他西班牙贵族一样，她有时会出现在佛罗伦萨的公爵府邸。

意大利的多数犹太妇女和多数基督教妇女一样，都穷困卑微，在家从事丝绸纺织和羊毛加工。但也有一个中产阶级，其中包括像吉内芙拉·布拉妮丝这样的女性，她们住在佛罗伦萨的隔都。佛罗伦萨丝绸行会接纳了吉内芙拉，不是作为卑微的丝绸纺纱工，而是作为丝绸生产商。在她1574年的遗嘱中，她给佛罗伦萨犹太社群留下遗赠，用于教导贫穷的犹太男孩；接济十名犹太贫民；为八名犹太女孩制备嫁妆；还要装饰犹太会堂，“花20枚金币置办一座银质烛台和一袭约柜帷幔，犹太人要承诺以吾名称呼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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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后期，西欧对犹太人越来越友好。1579年，低地诸国摆脱天主教西班牙的控制，获得宗教自由。次年，葡萄牙被西班牙吞并，葡萄牙宗教裁判所在搜寻秘密犹太人方面原先敷衍了事，此时一下严格起来。这些因素共同导致新基督徒和马拉诺从葡萄牙流向阿姆斯特丹，西班牙马拉诺后来也跑到这里。因此，阿姆斯特丹在17世纪最繁盛的时期一度得名“荷兰的耶路撒冷”，因为当地犹太人非常多，他们的生活非常丰富。17世纪中叶，德意志犹太人加入塞法迪犹太人，两个社群并肩存在，但塞法迪犹太人赋予这个社群特殊的色彩。许多到达阿姆斯特丹的马拉诺是医生、律师、政府官员和教士；这些知识分子在荷兰找到天然的家园，荷兰在经济大发展时期也是人文主义的中心。犹太人受到欢迎，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商业技能和人脉，他们积极参与荷兰的经济扩张。犹太商人在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投资，还远赴苏里南、库拉索岛与荷属巴西。（荷属巴西将成为第一批纽约犹太移民的来源地，见第八章。）到17世纪后期，阿姆斯特丹犹太人获许建造新犹太会堂。一座宏伟的葡萄牙人犹太会堂于1675年落成，是当时阿姆斯特丹最优美的建筑之一，至今仍可参观。

近代新智力思潮对荷兰犹太人生活的影响比对许多其他犹太社群的影响更大。在17世纪后期，荷兰是异端宗教思想、哲学自由思想和智识蓬勃发展的中心。荷兰犹太社群组织（即“马阿麦德”［ mahamad ］）倾向于推行严格的社群纪律，试图控制社群成员出版书籍，但无法阻止犹太人阅读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书刊。马阿麦德的僵化管理与17世纪荷兰典型的宗教宽松气氛格格不入，因此出现令人不安的反抗案例。乌列·达·科斯塔的例子令人心酸，他是葡萄牙新基督徒，回归犹太教并逃到阿姆斯特丹，加入当地犹太社群。但他在葡萄牙时就对宗教产生怀疑。在阿姆斯特丹，他因自由之思想被当地的马阿麦德革除教籍。他两次恳求与社群和解；他在第二次被勒令忏悔时，受尽羞辱，忏悔过后就自尽身亡。

更重要的例子是贝内迪克特·斯宾诺莎（1632—1677年）。他受过完整的拉比教育，进而研读迈蒙尼德等伟大的中世纪犹太哲学家作品，再研究笛卡尔等近现代哲学家。他加入了一个哲学圈子，其中许多成员和当时的众多思想家一样，完全拒绝把神的启示作为知识的来源，坚持理性至上。由于这些观念意味着否认整个犹太传统的神圣权威，斯宾诺莎在1656年被革除教籍 ^（返回） 。斯宾诺莎接着写出《神学政治论》，书中包含对犹太教的根本性批判，由此隐含着对基督教的批判。此书陈述了哲学上的自然神论 ，影响巨大，斯宾诺莎的著作在犹太人和基督徒中是检验异端的试金石。

16世纪末，繁荣的汉堡城也开始欢迎犹太人，尤其是塞法迪犹太人。16世纪90年代，12户葡萄牙马拉诺家庭来到汉堡，打算从事贸易。他们起初受到欢迎，但后来他们的犹太身份暴露，基督教神职人员就想驱逐他们。但是，他们的存在被认为十分有益，汉堡参议院允许他们留下。这个社群繁荣发展，尤其是在17世纪，当时西班牙将贸易从阿姆斯特丹转向汉堡的政策赋予它很大的贸易优势；汉堡一度拥有欧洲第二大塞法迪犹太社群。在17世纪中叶以前，德意志犹太人基本上被排斥在汉堡外。

17世纪下半叶，英国开始重新接纳犹太人，但并未公然推翻1290年的驱逐令。自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起，英国就有少量马拉诺；她的医生就是一名马拉诺，后因涉嫌向她投毒而被处决，此事轰动一时。在查理一世统治期间（1625—1649年），马拉诺的数量和经济实力都有所增长，于是出现对其是否宽容的问题。1649年的清教徒革命为宽容铺平道路，因为清教徒推崇《旧约》，同时也因为奥利弗·克伦威尔认为犹太人的商业对国家有利。另一方面，神职阶层担心犹太人会危害基督教，商人也惧怕来自犹太人的竞争。1650年，阿姆斯特丹的玛拿西·本·以色列拉比（1604—1657年）向英国议会请愿，希望允许犹太人进入英国并能公开信奉犹太教；1655年，他亲自来到英国，向政府递交请愿书。克伦威尔做出非正式保证，允许伦敦有小规模的塞法迪犹太社群。查理二世还确认了对犹太人进入英国的授权，深信他们能给整个国家带来的经济利益比保护英国商人阶层免受竞争更重要。到17世纪末，犹太人可以在英国公开活动。

1618—1648年，蹂躏欧洲的三十年战争实际上促进了中欧犹太社群的发展。神圣罗马帝国和德意志各邦的统治者需要巨额资金支撑战争。犹太商人有能力筹集现金，统治者向他们借钱还有一个好处：往往可以用廉价的特许和特权偿还，比如在原来禁止他们进入的地区居住或做生意的权利。这种情况在战争发展到瑞典人入侵德意志时愈发常见；天主教和新教双方的君主都不顾民众态度，纯粹出于自身利益而向犹太人借款，并授予他们居住特权。这样，中欧犹太社群的数量和经济地位都得到增长。

三十年战争标志着犹太人开始广泛参与国家财政和大规模军备供应。战争结束后出现许多德意志小邦国，这时出现第一批“宫廷犹太人”，他们都是富人，财力足以满足这些小邦国君主的需求；在18世纪中期以前，宫廷犹太人是欧洲令人瞩目的存在。他们作为财政家和顾问被带到说德语的小宫廷，但职能逐渐向其他领域拓展，直到他们变得不可或缺。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财政事务中，荷兰和汉堡富有的塞法迪犹太人成了重要人物，哪怕这些国家特别敌视犹太人。宫廷犹太人经常被免除犹太人往往必须忍受的限制；他们能得到头衔和荣誉，有时甚至能和主人一起参与社交活动。但有时，一旦他们失去利用价值，就会被基督徒主人抛弃，他们显然还是基督徒民众的“眼中钉”。宫廷犹太人的活动有个明显特征：他们都是犹太社群内部事务的领袖，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改善社群成员的状况，保护犹太人免受攻击。

宫廷犹太人的一个突出例子是撒母耳·奥本海默（1630—1703年），他获得融资，负责组织向奥地利军队分发补给，这支军队在17世纪70年代与法国作战，又在1683年保卫遭到奥斯曼土耳其围困的维也纳。1700年，一群暴徒冲进他的住宅，毁掉账目，事后政府拒绝偿还欠债，致使他破产身亡。另一个有名的例子是参孙·韦特海默（1658—1728年），他资助了奥地利及其德意志盟友的军事行动，在1711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的加冕典礼上，他被赐予一条金链。

这一时期的犹太大众仍然穷苦，许多人在中欧和东欧四处游荡，靠当小贩、乞丐甚至土匪来谋生。这些流民给当地犹太社群带来严重社会问题，给慈善资源造成负担。不过，到18世纪，在犹太个人经济实力增强和西欧智力氛围改变的共同作用下，西欧对犹太人的态度开始改善。怀疑论、自然神论和其他启蒙哲学打破基督教对西方智力生活的垄断，评价犹太教和犹太人状况不用再背负神学谴责的负担（虽然狄德罗、伏尔泰等个别启蒙运动的领袖仍然轻蔑地将犹太教视为迷信、蒙昧的体系，认为犹太人无知且排外）。关于国家和公民身份的新概念出现了，按照这些概念，国家逐渐被视为由受单独一套法律管辖的个体公民组成，而不再是由自治或半自治实体（包括犹太社群）组成的网络。这些原则并没有立即完全生效，但就已经实施的程度而言，它们有利于作为个体的犹太人，使他们得以改善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状况。

与此同时，这些趋势虽然有利于犹太人个人，但容易削弱犹太社群。提供给个人的机会弱化了社群的控制，许多犹太人对自由做出的反应，是疏远或彻底抛弃犹太社群和犹太传统，以获取法国、德国或其他国籍身份。个体离心力量和社群向心需求之间形成的冲突，成为近现代犹太教的典型问题。

在一个充斥新政治理论的时代，许多知识分子转而关注社会中的犹太人问题，许多思想家设想，犹太人如果经过适当教育，可以为国家体制吸纳。比如，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就渴望“改进”犹太人，使他们对社会更有用，并让他们为接受完整的公民权做好准备——如果他们当之无愧的话。1782年，他多少减轻了他们的税务负担，又采取措施鼓励他们接受社会和语言同化。他的方法看上去可能相当自命不凡，但比起以前那种认为犹太人只配生活在痛苦中的态度来说，已经大有改观。18世纪几位开明的君主采纳了这种处理犹太人问题的方法，但通常只是口惠而实不至。

英国政治哲学家约翰·托兰德提出的方法更积极，他在1714年指出，只要授予犹太人公民权利，就能把他们变成更有用、更有生产力的公民。戈特霍尔德·以法莲·莱辛也持这种观点，作为同情犹太人的德国启蒙运动人士之一，他指出犹太人尽管在宗教和社会上与众不同，但只要他们是人类，就应该得到平等对待。他关于犹太人的思考受到摩西·门德尔松（1729—1786年）的影响。门德尔松是德国犹太哲学家，能游刃有余地在犹太世界和启蒙运动世界之间穿梭。门德尔松精通当时的哲学，在当时的智力生活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他也想拯救犹太教，把它作为一种智力体系认真对待。他用启蒙运动的精神重新阐述犹太教的基本思想，认为犹太教绝非堕落的宗教，实际上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理想。门德尔松的作品和人格给许多有影响力的非犹太思想家留下深刻印象，他们认为他身上体现了启蒙运动的一个观念，即全人类所共有的理性力量甚至可以使一个落后的民族变得文明开化。

门德尔松为“改进”犹太同胞而努力贡献力量，将《圣经》翻译成德文来为他们提供一个正确使用德文的范本，他用希伯来文字母印制他的译文，以便他们能够完全读懂。他还影响了一代犹太知识分子，他们通过希伯来文杂志和书籍向犹太大众传播启蒙思想和现代思想。这些作家史称“启蒙者”（希伯来语为 maskilim ）。

经过最初的犹豫，法国大革命为犹太人提供了一个非常明确的选择：如果他们愿意适应法国人的文化习俗，放弃在整个中世纪保持的集体身份，就可以享受法国人的全部公民权利。拿破仑对这种立场稍事修改。1806年，他召开犹太名人会议，后又召集一个基本上由拉比参加的犹太教公会，来对名人会议的决议予以宗教认可。该犹太教公会就许多事务做出规定，其中包括：犹太人有宗教义务将自己出生或定居的国家视为祖国，确认法国犹太人热爱其他法国人，谴责高利贷，宣布法国法庭优先于犹太法庭。由此取消了犹太人集体地位的原则后，犹太教公会休会。

这是犹太教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时刻，因为第一次有一群犹太人正式定义自己是一种宗教而不是一个民族。由此奠定平等对待犹太人的基础后，拿破仑部分恢复了中世纪体制，成立了一个中枢机构来集体代表犹太人，并监督实施他为犹太人制订的计划。最后，拿破仑建立隶属于宗教部的地区协会（consistories），以监督法国犹太人生活。

拿破仑后来又推行一些歧视犹太人的法律，实际扭转了将犹太人作为帝国公民平等对待的立场；此外，犹太人获得公民身份并没有改变法国人憎恶犹太人的传统，尤其是对阿尔萨斯说德语的犹太人的憎恶。不过，拿破仑还是被犹太人视为伟大的解放者，整个19世纪，法国犹太人的法律地位不断提高。这对法国西南部领土上的塞法迪犹太人来说尤其有利，他们大多是几个世纪前从毗邻的西班牙逃来的马拉诺的后裔，在文化上已经高度适应法国。

法国犹太人的解放扩展到意大利和拿破仑在征服战争中占领的德国领土，并最终在1812年勉强扩展到普鲁士的犹太人。但随着拿破仑帝国崩溃，回潮出现。维也纳会议拒绝批准犹太人在帝国统治下获得的权利，1819年还发生名为“嗨噗！嗨噗！骚乱”的反犹暴动。犹太人积极参与1848年席卷欧洲的自由主义革命，但革命失败再次阻碍全面解放的进程。直到19世纪下半叶，犹太人才在中欧获得完全的公民权利：在意大利，这是随着19世纪60年代国家统一而获得的；在奥匈帝国，是通过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皇帝在1867年颁布宪法后获得的；在德国，经过起起伏伏，直到1871年德国统一和德意志帝国建立后不久才获得。在英国，这一进程远没那么旷日持久；19世纪早期，犹太人除了不能担任公职，实际上已享有英国人的所有权利，就连这一差别也在1858年随着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在下议院入座而消失。

摆脱桎梏后，欧洲犹太人迅速像欧洲大众那样实现人口增长和物质进步。他们的人数此时已远远超过中东犹太人，后者的故事上一章已经讲过。随着社会的世俗化和商业化，大量犹太人开始从事新职业，或把传统职业规模做大。犹太人从小贩变成店主再变成商人，从《塔木德》学者变成律师、医生甚至德国的教师（但他们仍然极少能获得大学教授职位）。不到几十年，他们就离开隔都，加入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少数人跟随17世纪宫廷犹太人的脚步，就像他们为德意志各邦君主所做的那样，为国家提供贷款和承销债券，大获成功。这类代表有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国的佩雷拉（Pereiras）家族、普鲁士的布莱希罗德（Bleichroeders）家族。巴伐利亚的犹太地产所有者希尔施男爵还出资修建铁路。

并非所有社会成员都愿意把犹太人当作公民同胞加以接受，被同化的犹太人不得不一再面对这一事实。反犹情绪根深蒂固，甚至在开明的法国社会的知识分子领袖中也是如此，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案件就是例子。德雷福斯是法军的犹太人高级军官，1893年被控犯有叛国罪，作为罪证的文件后来被证实系伪造 ^（返回） 。这起案件和法国军方的欲盖弥彰受到国际瞩目，尤其是在小说家埃米尔·左拉和阿纳托尔·法郎士干涉后。他们呼吁全世界关注法国军事体制对待德雷福斯的不公正。德雷福斯终获平反，但他已在魔鬼岛流放地服刑了五年。

犹太人地位的急剧变化对社群内部生活影响深远。既然犹太人不再是犹太社群的臣民而是自愿成员，许多人选择脱离社群的控制。有些人甚至皈依基督教，部分是为了给他们触手可及的机会铺平道路，部分仅仅是为了顺应社会主流。但就连许多没有如此极端的人也疏远犹太社群，对宗教仪式敷衍了事，优先考虑欧洲教育而不是犹太教育。在许多情况下，这是一个原则性的决定；既然犹太教的地位已从民族身份降到宗教身份，它就无法维持真正被这个时代的世俗文化或基督教灵性所吸引的人的忠诚。在另一些情况下，背离传统只是冷漠的产物，因为世上已没有什么能再强迫人们遵守传统。

开明的犹太教领袖试图改革宗教，抵制这些破坏性走向。他们深受支持政治解放的论点的影响，意在把犹太教重建为一种宗教和伦理体系，看起来就像德国的新教；他们希望尽可能减少犹太身份中的民族成分、与犹太身份有关的仪式，以及任何可能把犹太人视为迷信的外国人的宗教行为。在实践层面上，他们改造犹太会堂的仪式，使之更庄严、更合乎理性，并开始用德语布道甚至诵读祈祷文。他们改称犹太会堂为“圣殿”，这是专门留给耶路撒冷圣殿用的词，以表明他们放弃了古老的弥赛亚梦想，即梦想有朝一日为重新团聚的犹太民族重建被罗马摧毁的圣殿。激进的改革家希望废除所有妨碍与非犹太人融合的宗教屏障，如饮食法和禁止与异族通婚的规定。第一所改革派犹太会堂是1818年建立的汉堡圣殿，它发行了一本基于葡萄牙犹太教仪式的改革派祈祷书，其中包括德语而非希伯来语的祈祷文。

犹太学术中一个新的历史学派出现，也促进了犹太宗教传统的现代化，其方法是详细研究和记录多个世纪以来犹太仪式、传统与教义所经历的变化。这种方法为进一步变革提供了历史先例，因为它表明并非所有的仪式都同等神圣，同时它还提供了历史标准，用以证明哪些要素在犹太传统中是真正恒常的，因而也不太容易改变。这股潮流的伟大代表人物之一是亚伯拉罕·盖格（Abraham Geiger，1810—1874年），这位拉比兼历史学家有点激进，但知识极其渊博。

犹太会堂仪式的变化在德国和奥地利犹太社群中引起很大争议，为此19世纪中叶召开了几次德国拉比会议，试图确定改革原则。但是无法达成一致，结果是正统派和改革派会众在德语国家并存，1840年后在伦敦也是如此。但就连正统派也在参孙·拉斐尔·希尔施（Samson Raphael Hirsch，1808—1888年）等人的领导下逐渐改变，他努力为犹太传统寻找新的智力基础。在撒迦利亚·弗兰克尔（Zacharias Frankel，1801—1875年）与改革派决裂后，出现中间立场。和改革派一样，弗兰克尔也否定传统宗教教义的字面真理，但他的不同在于，他不否定传统宗教仪式所表达的犹太身份中的民族成分。他成了保守派犹太教的思想奠基者，这是第三股趋势，但它直到下个世纪才在美国成为一股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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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柴尔德家族

罗斯柴尔德这个著名的金融家和慈善家家族之名，源于16世纪挂在法兰克福家族宅邸前的红色盾牌（德语 为roter Schild） 。这个家族在18世纪脱颖而出，当时梅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引起未来德意志诸侯国黑森-卡塞尔的统治者威廉九世的注意，他是这位统治者的钱币和古董收藏品的供应商。威廉是欧洲最大一笔财富的继承人，梅耶·阿姆谢尔赢得威廉的信任，逐渐增加他在威廉的金融交易中的份额。拿破仑在耶拿获胜（1806年）后，威廉被流放，他把大部分财产托付给梅耶在伦敦的儿子拿单，拿单在为威廉购买债券和保护其利益的过程中自己也发了财，成为伦敦股票交易的中心人物。他借钱给英国政府，资助正在西班牙与法国人作战的威灵顿的军队。他有个兄弟雅各（也叫詹姆斯），定居在巴黎，雅各帮助拿单把这笔巨款成功经法国心脏地带运到西班牙。与此同时，老父亲和长子阿姆谢尔·梅耶则留在法兰克福，另外有两个兄弟所罗门和卡尔分别在维也纳与那不勒斯经营家族生意。

在整个19世纪，主要的罗斯柴尔德企业分属三个商行，分别由梅耶·阿姆谢尔（德国）和他的儿子内森（伦敦）、詹姆斯（巴黎）创办。这三个商行都代表各自政府经营着庞大的金融企业，资助本国的犹太人机构，并为常规慈善机构提供资金。罗斯柴尔德五兄弟的许多后代在罗斯柴尔德家族内部通婚，彼此往往有业务联系。尽管外界常常误解，但德国、法国、英国的三个罗斯柴尔德商行实际上是独立运营的。

^（返回） 德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犹太教改革的争论中支持正统派社群，他们法兰克福的祖宅在“嗨噗！嗨噗！骚乱”和1848年革命中遭到攻击。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内，该支的领袖是梅耶·卡尔·罗斯柴尔德，在促成德国统一的普奥战争中，他站在普鲁士一方；他被选入北德意志帝国议会，后被任命为普鲁士上议院议员。这一支到1901年消亡。法国这支率先开发铁路。它积极支持法国犹太社群的活动，其成员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为巴勒斯坦早期犹太人定居点提供了关键资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法国沦陷时期，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全都逃脱了德国人对该家族的追捕；一位成员加入“自由法国”组织，在战争结束时是戴高乐政府在巴黎的军事长官的副官。英国商行在创始人拿单去世后，由莱昂内尔·拿单·罗斯柴尔德领导，他在1847年成为英国国会第一位犹太人议员，而他的儿子拿单尼尔是上议院第一位犹太人议员。虽然拿单尼尔没有犹太复国主义倾向，但他的儿子莱昂内尔·沃尔特·罗斯柴尔德却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并在争取《贝尔福宣言》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罗斯柴尔德家族一些人仍在支持犹太人的事业，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他们对犹太事务的参与总体上已经减少；向非犹太世界同化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对其他犹太人的影响是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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