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公元7世纪，拜占庭帝国、萨珊帝国及其臣民都已经被几个世纪的战争耗得筋疲力尽。一股在阿拉伯半岛兴起的新势力乘虚而入。

阿拉伯半岛的居民既有沙漠中的游牧民，又有城镇定居者。他们在两大帝国的边界上生活了几个世纪，与两个帝国做生意，充当它们的雇佣兵，抢劫它们的商队，有时还成立一些小王国投靠其中一方，故而对罗马和波斯两个世界都相当熟悉。他们大部分是异教徒，但也不乏基督徒和犹太教信徒。似乎正是通过与后者的对话，一位麦加的商人穆罕默德（约570—632年）开始相信一神论原则：神只有一位，祂没有形体，只通过神圣经典向世人显现，并将在最后的审判日出现，审判全人类。他曾体验到种种异象，神在其中委托他在他的人民中用阿拉伯语传播这一信息。

622年，穆罕默德领着信徒迁徙到麦地那，在那里以他的宗教即伊斯兰教的原则为基础，建立一个社群，它很快发展为成功的小国。穆罕默德死后，他的众多启示被汇编成书，这就是伊斯兰教神圣的经典《古兰经》。他的追随者袭击并征服邻近地区，将新宗教传播开来。在短短几十年里，他们从拜占庭帝国手中夺取巴勒斯坦和埃及，又从波斯帝国夺取伊拉克和波斯。到8世纪中期，居鲁士在1200多年前建立的波斯帝国（见第二章）消失无踪，而拜占庭帝国被压缩到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和意大利南部的部分地区。

当时世界上的大部分犹太人便成了整个伊斯兰帝国的居民，这个帝国东起印度河，西至大西洋，西班牙也包括在内。由于这个变化，巴勒斯坦、埃及和西班牙的犹太人，几乎立刻摆脱了在怀有敌意的基督徒统治下所忍受的迫害、骚扰和羞辱。这也是从流散开始后，他们首次被纳入一个统一的文化、经济和政治体系。这两个因素促使他们欣欣向荣，发展出近代以前最成功的流散地犹太社群。

阿拉伯人刚开始征战四方时并没打算让全世界皈依伊斯兰教。虽然存在个别宗教强迫现象，但总的说来，人们改宗伊斯兰教，是因为伊斯兰统治下的状况更有利于穆斯林；同理，他们改用阿拉伯语，只是因为它是政府管理和公共生活所用的语言。和基督教及犹太教一样，伊斯兰教也与异教水火不容，但它尊重基督教和犹太教，视它们为一神论姊妹，因为它们也拥有一部神启之书。因此，只要犹太人和基督徒能够遵守特定的条件，穆斯林就允许他们保留祖先的宗教。

在伊斯兰统治下生活的犹太人和基督徒被当作“迪米”（ dhimmis ），即“受保护的臣民”。他们的身份地位由一套名为《欧麦尔条约》的法规规范。根据这些法规，迪米的生命和财产受到保障，宗教实践受到宽容；作为交换，他们要缴纳特别的税款，行为举止也要与臣民的身份相配。他们不得新建教堂或犹太会堂，也不得维修旧场馆，不得公开举行宗教游行或传教。他们也不得袭击穆斯林、携带武器或骑马，而且必须穿有别于穆斯林的服装。后来又增加了其他限制：他们的住宅不得高过穆斯林的住宅，不准使用阿拉伯语名字，不准学习《古兰经》，不准售卖发酵饮料，也不能担任公职。

忍受这些有辱人格的规定，还要付钱才能享受这些待遇，对于落入伊斯兰统治的基督徒和琐罗亚斯德教徒来说，是可耻的负担，故《欧麦尔条约》刺激他们改信伊斯兰教。但对于曾经生活在基督教国家的犹太人来说，《欧麦尔条约》的内容虽然听起来严苛，实际上却带来解脱，因为这意味着伊斯兰宗教和国家承认他们的地位，并且保障他们有权利生活和维持信仰——这次并非在圣奥古斯丁那种羞辱性的逻辑下苟延残喘，而是在先知穆罕默德本人的责令下自在过活。虽然穆罕默德在晚年谴责了犹太人，还在麦地那迫害过犹太人，但伊斯兰教没有像基督教那样与犹太教直接竞争，而且也没有什么敌视它的历史原因。于是，在伊斯兰统治的最初几个世纪里，《欧麦尔条约》中的歧视性规定经常被无视或通融。总的说来，只要伊斯兰教处在强盛时期，比如从它兴起一直到约10世纪以及15和16世纪的奥斯曼帝国时期（将在第六章探讨），犹太人就建造华丽的住宅，起阿拉伯语名字，有些还学习《古兰经》；基督徒则开酒馆，售卖发酵饮料（甚至经常卖给穆斯林）；没有人介意穿着区别身份的服装，反正对此早就习以为常。

另一个原因也使早期穆斯林统治对犹太人影响不大。和基督教统治时的情况不同，犹太人不再是唯一遭歧视的宗教团体，更不是这些团体中人数最多的。轮到基督徒尝尝最受歧视的滋味了，他们在伊斯兰治下的宗教地位要比犹太人的更成问题。虽然《古兰经》把基督徒和犹太人同归为“圣书之民”，但是三位一体的教义使恪守一神论的穆斯林在神学上怀疑基督宗教，而十字架和圣像在基督教崇拜中占据的显赫位置，也让严禁崇拜任何造像的穆斯林把基督徒看作偶像崇拜者。犹太人数量少得多，且恪守一神论，在反对造像方面几乎同穆斯林一样坚决，故在这一时期引起的关注和怀疑要少得多。最后一点是，与基督徒不同，犹太人没有政治身份，他们的独立国家消失已久；而和伊斯兰世界隔地中海相望的（并且在西亚部分地区接壤）是拜占庭帝国，这个基督教神权政体与伊斯兰世界战事不断，伊斯兰领地上的基督徒迪米自然被怀疑通敌，或者至少心系外敌。由于这些原因，为数众多的基督徒起初不如犹太人受待见。

随着伊斯兰帝国的建立，西方历史的重点开始从说希腊语和拉丁语的世界转向说阿拉伯语的帝国，而它的范围比前两者中任何一个在鼎盛时期的都大。20世纪的欧美读者必须努力消化这个事实，因为作为欧洲的文化后裔，我们自然容易认为，历史的主流就是欧洲历史。但是从7世纪到13世纪，欧洲远远未入流。自5世纪蛮族入侵以后，西罗马帝国在政治、经济和技术上都已衰败，欧洲文明进入衰落期（经常被称为黑暗时代），过了几个世纪才恢复。在东方继承罗马的拜占庭帝国，领土已大大缩小，在抵御伊斯兰帝国时只能采取守势。但是伊斯兰帝国辽阔、强势、繁荣，它用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来团结内部，其领土除了取自波斯帝国等地，还有许多原来属于罗马和拜占庭帝国。幅员辽阔带来巨大的财富和伟大的文化，被征服民族的技艺和学识都融入新兴的跨民族的伊斯兰文化。因此，欧洲的黑暗时代正值伊斯兰的黄金时代，而全世界犹太人中的大部分成了这个伟大帝国的居民，是其伟大的受益者。

巴勒斯坦犹太社群在伊斯兰统治下有所恢复，但没有恢复到它在罗马帝国基督教化以前所拥有的领导地位。638年，阿拉伯人从拜占庭帝国手里夺下耶路撒冷，废除从哈德良时期正式生效的犹太人不得在城中定居的禁令。不过，阿拔斯王朝 于750年掌权，将巴格达建为首都（762年），巴勒斯坦恢复了连接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通道的历史地位。而巴格达则成了世界性大都会，在这座涌现过哈伦·拉希德（Harun al-Rashid）等伟大哈里发的都市中，伊拉克的犹太社群（仍然称为巴比伦社群，尽管巴比伦帝国早已不复存在）兴旺繁荣，成为最显赫的流散社群。穆斯林允许犹太人维持在波斯统治时期就享有的半自治身份。作为犹太人的首领，流散领袖至少在理论上成为朝臣，不仅领导当地流散社群，还领导哈里发治下的所有犹太社群，负责收税，并为帝国全境的犹太法庭任命法官。据说，每逢他上朝觐见哈里发，街上会有传令官跑在前面，用阿拉伯语高呼：“我们的大师、大卫之子在此，闲人回避！”因为流散领袖仍自称是犹大国王约雅斤（见上文）的后裔，享受一定程度的王室待遇。

伊斯兰的统治状况有利于城市生活和贸易，犹太人受到普遍趋势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城市化，脱离农业而转向商业。到8世纪末，在伊斯兰世界，住在城镇中当工匠或商人的犹太人要比犹太农民多得多。地中海和红海在政治、文化与语言领域的统一促进了国际贸易，随着个人财富的积累，一些犹太人开始在地中海和印度（公元1000年左右在柯钦［Cochin］附近出现第一个犹太社群）之间积极开展贸易活动。

无论对于穆斯林主体民族还是犹太少数民族，繁荣都带来文化发展。穆斯林在巴格达的中央集权也将世界性的权威赋予伊拉克的犹太机构。苏拉和蓬贝迪塔的犹太学院搬到巴格达，从整个伊斯兰世界筹集资金和招募学员，院长被视作犹太宗教传统的主要诠释者以及宗教律法与实践的最高权威。他们顶着“高昂”（ gaon ，复数为 geonim ）的头衔；术语“高昂”源自意为“荣耀”的希伯来语单词，同时也是“雅各的荣耀学院院长” 这一华丽头衔的简称。

在伊斯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犹太人享有一定的自治；拉比不仅仅是礼仪和家庭律法方面的专家，更充当法官和社群权威。遍布伊斯兰世界的地方拉比将疑难案件提交给高昂仲裁，案件内容涉及社群组织、商业、继承，以及离婚（当时也和现在一样，更多牵涉财产分割，而非单纯宗教事务）。高昂的回答叫“答复”（ responsa ，相当于伊斯兰教的“法特瓦”［ fatwa ］）。

伊拉克犹太学院里教授的主要科目是宗教律法。首要的教科书自然就是《巴比伦塔木德》，它是高昂们的先驱——萨珊时期苏拉和蓬贝迪塔学院的院长（见第三章）——所汇编的关于犹太宗教传统的巨著。正是巴比伦高昂们的世界性权威赋予《巴比伦塔木德》高于《巴勒斯坦塔木德》的地位，让前者在犹太世界受到更广泛的传播和学习，至今亦然。同样，由高昂编纂的祈祷书也成了全世界犹太人的标准读物，以致旧的巴勒斯坦祈祷仪式全都被彻底废弃。高昂给犹太宗教生活的许多方面留下永恒印记；7—11世纪的这段时期号称犹太史上的高昂时代，这是恰如其分的。

最精力充沛、最有影响力的一位高昂是苏拉的萨阿迪亚·本·约瑟（882—942年），他的事业堪称犹太智力生活的里程碑。萨阿迪亚是第一位用阿拉伯语编写犹太律法和宗教书籍的重要的拉比权威，光是这一语言学上的事实就显示出他给犹太智力生活带来了多大变革。萨阿迪亚实际上是一类新型拉比的代表，他不仅发展了犹太律法及布道传统，还探究了当时犹太传统以外的更广泛的智力关切。

犹太人通常说所在地的语言，穆斯林征服伊拉克后，犹太人和当地其他居民一样，渐渐不说亚兰语而改说阿拉伯语。在伊斯兰扩张时期，阿拉伯语从一个边缘部落的语言转变成一个伟大的世界性文化的语言。阿拉伯学者接触到印度、波斯、希腊的古老文明，汲取外来智慧，将之融入阿拉伯半岛本土的文学传统；他们把用古代语言特别是希腊语写作的书籍翻译成阿拉伯语，勤加钻研，并用新的方法发挥书中的理念，尝试将它们与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文学传统相协调。这种智力酝酿过程造就出见多识广的学者阶层，它主要由穆斯林组成，但也包括基督教徒、琐罗亚斯德教徒和犹太人，他们拥有共同的哲学和科学传承，这为相互理解奠定广泛基础，使来自不同的、有时甚至相互敌视的教派和社群的成员可以和衷共济。广义说来，他们共同的知识基础是希腊科学和哲学，而共同的语言是阿拉伯语。

萨阿迪亚精通阿拉伯语言和文学，有机会接触这种新的广阔多元的智力生活的潮流，他是第一位尝试用这种视野系统地重新思考犹太传统的重要拉比权威。这方面他只有一位先驱，即亚历山大城的斐洛，此人在1世纪就尝试用希腊哲学重新思考犹太传统。与斐洛（他用希腊语写作）一样，萨阿迪亚也用所在地的语言写作；与斐洛不同，在萨阿迪亚生活的时代，拉比犹太教久已成为犹太教的主流形式，而萨阿迪亚本人就是一位伟大的拉比。部分由于他的权威，部分由于当时的文化氛围，他的作品对整个伊斯兰世界内部及其外部的犹太社群都产生了广泛影响。

作为第一个大量使用阿拉伯语写作的重要拉比，萨阿迪亚堪称犹太-阿拉伯语文学的奠基人。书写与犹太律法相关的著述，是拉比权威分内之事。除此之外，他还将《圣经》翻译成阿拉伯语，并撰有一本大部头的阿拉伯语《圣经》评注。鉴于《圣经》在他那个时代的拉比教育中只占据次要地位，逊于《塔木德》，这部《圣经》评注就显得非同寻常。与同类著作相比，他的《圣经》评注是第一部由一位深受哲学影响的拉比写的，而他的《信仰和意见之书》是有史以来第一部系统的犹太神学论著。正是通过萨阿迪亚的这些作品，对犹太传统的哲学分析才获得正式地位。萨阿迪亚还积极与那些观点和他相左的拉比以及宗派主义者论辩，同时用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写下一些论辩著作。当时犹太会堂举办宗教仪式只用希伯来语，所以他用希伯来语为犹太会堂创作诗歌，但在指导诗人们创作仪轨诗歌时，他选择阿拉伯语作为他的教科书的语言。因此，萨阿迪亚可谓将拉比犹太教阿拉伯化了：他不仅选用阿拉伯语，而且调整拉比传统以适应当时智力生活的精髓。

萨阿迪亚终生致力于融合犹太传统与通过阿拉伯语习得的希腊哲学和科学思想，这标志着一种智力潮流正在兴起，它将成为伊斯兰世界犹太人的特质，而伊斯兰此时正处于西方文明的前沿。只要伊斯兰世界保持领先地位，用阿拉伯语写作的拉比就会延续萨阿迪亚所开创的努力。正如穆斯林此时是西方世界智力生活的先锋一样，伊斯兰世界的犹太人也是当时犹太世界智力生活的先锋。

在宗教论辩中，萨阿迪亚捍卫《圣经》，反驳理性主义批评家的攻击，后者曾指出经文中的自相矛盾和逻辑谬误。他和卡拉派之间的论辩更重要，卡拉派是犹太教内部一个宗教运动，其名称意为“经书之民”。这一运动由阿南·本·大卫创立于8世纪晚期的伊拉克，他宣称拉比犹太教的整个历史都是对犹太宗教原则的欺骗性歪曲，并试图推翻高昂们的权威。阿南想要恢复《圣经》作为唯一宗教权威的地位，让人人能自由独立地诠释它，只有卡拉派社群自己积累的传统才能对此有所限制。对于不受高昂权威牢牢控制的犹太社群，比如远在波斯的犹太社群，这种方法很有吸引力，但其本质却导致分裂。阿南在9世纪和10世纪的传人，如便雅悯·纳哈文地（Benjamin al-Nahawendi）和但以理·库米西（Daniel al-Qumisi，他将这一运动带到巴勒斯坦）等人，对他的学说有所修改，并发展出自己的《圣经》诠释传统，汇编出自己的教仪传统和法典，其中大部分使用的是阿拉伯语。

卡拉派信徒热衷研究《圣经》，不仅积极创作《圣经》评注，还成为研究希伯来语语法和《圣经》写本传统的先驱。正是在10世纪，《圣经》的希伯来语文本被权威性地固定下来，这即使不是卡拉派所为，起码也是在他们影响的推动下取得的成果。

卡拉派反叛拉比犹太教，并非为了弱化拉比律法的复杂和严格；它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相当严格乃至奉行苦修的犹太教。尽管如此，它还是从伊斯兰统治的全境吸引到追随者，其中包括许多富人，其传播之广使它可以和拉比犹太教分庭抗礼，以致推崇《塔木德》的犹太人获得与众不同的称号“拉比派”（Rabbanite）。虽然两个群体互相指责对方是异端，但双方信徒这一时期仍然通婚。不过鉴于拉比派的悠久历史以及流散领袖和学院等制度的威望，伊斯兰政府通常只承认拉比派为犹太教的权威代言人，这样，拉比派最终压制了卡拉派，但并未彻底消灭他们。卡拉派运动于12世纪在穆斯林东方衰落，但仍活跃于埃及，并持续至今。它在西班牙只是昙花一现。它在巴勒斯坦和拜占庭有一个重要社群，集中在君士坦丁堡周围；在17和18世纪，卡拉派从那里扩散到克里米亚和立陶宛，一直存续至现代。一些小的卡拉派社群在以色列和土耳其等地至今存在。

在萨阿迪亚身后，随着伊斯兰帝国分裂成一个个地区性的伊斯兰政权，随着伊拉克失去伊斯兰世界内部的统领地位，伊拉克犹太社群相对于其他犹太流散社群的重要性渐渐衰减。10世纪的高昂们向其他流散社群发出呼吁，要求各地提供捐助，以维持他们的机构，但到1038年，最后一位享有国际权威的高昂，即蓬贝迪塔的哈伊（Hai）也去世了。

正当伊拉克衰落之际，别的伊斯兰地区渐渐繁荣，其中就有8世纪被穆斯林征服的西班牙。这次征服把当地规模很小的犹太社群从一个特别苛待他们的政权下拯救出来（见第三章）。在伊斯兰的仁政下，当地犹太人与西班牙共同繁荣，很快摆脱拜占庭帝国的掌控。到10世纪，当地统治者僭取“哈里发”头衔，正式宣布独立，抛弃了腐朽不堪的拜占庭帝国。首都科尔多瓦（Córdoba）变成宏伟的都市，一度跻身于伊斯兰世界的伟大城市之列，不仅招徕财富，而且吸引了艺术家和学者。经济繁盛、越来越强的独特的地域身份意识和自豪感也令犹太人受益匪浅，一些犹太人就通过贸易和纺织品制造业发家致富。

10世纪中期，一位名叫哈斯达伊·伊本·沙普鲁特的犹太人平步青云，成为科尔多瓦哈里发的朝臣。他是首位“朝臣-拉比”，这是伊斯兰西班牙一种典型的领导人：既担任公共生活中有权有势的职位，又负责犹太社群事务。他们中的许多人深谙犹太宗教传统，有些还亲自参与伊斯兰西班牙极其活跃的文学和智力生活。哈斯达伊运用手中权力，维护伊斯兰西班牙犹太社群的利益。由于他的财富和影响力，科尔多瓦出现一个犹太作家和学者圈子。他特别鼓励希伯来语诗歌创作，赞助过两位诗人，他们的创作标志着中世纪希伯来语文学黄金时期的肇始。

用希伯来语创作的诗歌一直是犹太仪轨的重要组成部分，创作新的仪轨诗歌已成为经久不绝的传统（上文已提到萨阿迪亚这方面的努力），但此前没有将希伯来语用于非仪轨用途的传统。随着犹太人采纳穆斯林的礼仪和习俗，他们发现，在任何说阿拉伯语和研习阿拉伯语的地方，阿拉伯语诗歌都广受欢迎，于是他们也开始欣赏起这些诗歌来。在阿拉伯语世界，诗歌不仅用于娱乐，还作为宣传和推广的载体在公共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受哈斯达伊赞助的诗人发挥了诗歌的这种功能，但他们使用希伯来语而不是阿拉伯语，因为他们是为有文化的犹太贵族小众内部使用而创作的。这种对阿拉伯语文学风尚的借鉴延续了从萨阿迪亚开始的一种趋势，也就是将犹太传统和伊斯兰世界的智力与文学潮流结合起来。不久，诗人们就用希伯来语写下阿拉伯语中大部分时髦的话题：爱情、饮酒（虽然伊斯兰教禁止饮酒，但饮酒是阿拉伯语诗歌最受青睐的主题）、友谊、个人与公共事务。虽然创作希伯来语世俗诗歌的潮流蔓延到阿拉伯语世界的其他地方，但最伟大的作品出自穆斯林西班牙的希伯来语诗人之手。

其中最有权势也最有趣的朝臣-拉比是撒母耳纳吉德 （993—1055或1056年），他在11世纪的格拉纳达登上高位，当时伊斯兰西班牙已经分裂成许多小王国。据传，撒母耳之所以引起宫廷注意，是因为他能在外交信函中熟练使用华丽的阿拉伯语文风。通过个人魅力和娴熟的政治手腕，他成了格拉纳达亲王不可或缺的谋臣，并一度成为这个小国家事实上的统治者。他还肩负一些军事责任，因为他写过许多希伯来语诗歌，其中描述了他目睹的格拉纳达军队同塞维利亚和阿尔梅里亚（Almería）等邻国军队作战的场面。除了宫廷职责，他积极从事文学事业，撰写宗教律法和希伯来语语法的书籍，并创作了大量题材广泛的诗歌。在当地犹太社群中，他的多才多艺、温文尔雅、博闻广识和对社群的忠诚，让他逐渐被奉为楷模。穆斯林也尊重他的能力，但对他虽身为迪米却拥有控制穆斯林的权力而愤愤不平。撒母耳有能力约束这些不满，但继承他宫廷职位的儿子约瑟却没这本事。1066年，约瑟在一次针对格拉纳达犹太人的大暴动中被杀。在伊斯兰西班牙的历史上，乃至当时的整个伊斯兰世界，这场暴动属于孤立事件，因为犹太人的地位总体上相当安全。不过它也提醒人们，虽然伊斯兰教能够宽容对待犹太人，但他们终究是异类。

然而，格拉纳达大屠杀预示下个世纪将有更严重的麻烦。从1146年开始，摩洛哥的一支极端伊斯兰教派，即狂热的穆瓦希德派 ，抵达并逐渐控制西班牙，将其领地上的犹太教和基督教都宣布为非法。这仅是伊斯兰教历史上第二例由政府组织的反迪米运动（第一例出现在哈基姆时期，马上就会讲到），它给犹太人带来破坏和精神创伤。虽然穆瓦希德派最终放宽了相关规定，但犹太人生活受到的破坏却是永久性的，因为最成功和最有创造力的犹太社群之一从此告终。许多犹太人离开伊斯兰西班牙，逃往普罗旺斯，带去他们独特的犹太-阿拉伯传统，大大丰富了当地原本较封闭的犹太社群的智力生活（见第五章）。

许多犹太人至少能够留在伊比利亚半岛，因为在穆瓦希德派开始迫害前，穆斯林从未彻底征服的几个北方基督教王国已经开始向穆斯林领地扩张。卡斯提尔国王就于1085年占领托莱多。新的基督教领地欢迎犹太人，许多犹太人逃去那里避难，以至于在一段时间里，基督教统治反倒显得比伊斯兰教统治对犹太人更仁慈，这与一般模式相反。可惜好景不长，下一章将揭示后续发展。

在逃离穆瓦希德派迫害的科尔多瓦犹太人中，有位名叫迈蒙的法官，他的儿子今天人称迈蒙尼德（1138—1204年），此人将成为伊斯兰时代最著名的犹太人 ^（返回） 。迈蒙尼德10岁左右时，他一家人离开西班牙，先去了摩洛哥，又去了巴勒斯坦。他成年后定居埃及，在那里功成名就。

埃及早已是犹太人生活的重要中心。法蒂玛王朝 于公元10世纪控制埃及，建造开罗城作为首都。这个王朝的缔造者，也像西班牙的阿布德·拉赫曼（Abd al-Rahman）那样，自封为“哈里发”，宣告独立；他主要的一位谋臣是皈依伊斯兰教的犹太人。法蒂玛王朝除埃及以外还控制巴勒斯坦，它授予治下的犹太人相当的社群自治权，犹太人因其温和统治而兴旺。在将近一个世纪中，该政权承认巴勒斯坦的拉姆勒（Ramle）拉比学院为其统治地域内最高的犹太事务权威；1071年，巴勒斯坦省被入侵的突厥人占领，一位号称“犹太人首领”的官员成了犹太人的主要权威。在喜怒无常的法蒂玛王朝统治者哈基姆（1007—1021年在位）治下，犹太社群经历了最困难的时期，哈基姆采取一系列措施羞辱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子民，但他很快又撤回这些规定，故并未造成任何长久的精神创伤。1171年，即在迈蒙尼德抵达埃及之后几年，埃及落入阿尤布王朝 之手，该王朝的领袖就是著名的萨拉丁，他在统治的大部分时期内善待犹太人。在法蒂玛和阿尤布两个王朝的治下，都有少数犹太人在宫廷中担任要职。

在所有中世纪犹太社群中，迈蒙尼德时代的埃及犹太社群留下的文献最多，因为埃及一座犹太会堂中的戈尼萨（ geniza ）幸存至今 ^（返回） 。戈尼萨是存放废弃书籍和书面材料的储藏室。犹太人认为销毁任何写有上帝名字的文件都是亵渎神明之举，因此有必要使用这样的储藏室，以防上帝名字本身遭到损毁。即使在不直接涉及宗教事务的著作中也会经常提到上帝，因此，保存旧著述而不销毁的惯例就被用于任何用希伯来语字母写的东西，最终造成一种舍不得丢弃任何书面材料的倾向。不再需要的书籍或文件要么埋入墓地，要么无限期存入戈尼萨。福斯塔特（Fustat）老城最初位于开罗城南面，如今已并入开罗城，那里是著名的本·以斯拉犹太会堂的所在地，会堂里面就有一间持续用到19世纪末的戈尼萨。在19世纪，这间储藏室引起欧洲藏书家注意。1897年，它被打开并被系统发掘整理，人们发现里面藏有各种文学作品的写本：《圣经》与《塔木德》的评注、答问集、诗歌、祈祷书、哲学和科学作品。它们自中世纪起就存放在那里，前所未有地拓宽了人们关于中世纪犹太人智力生活的视野。但更值得注意的是，这间戈尼萨还藏有数量和种类空前的文书资料：私人及商务信件、商业合同、销售清单及提货账单、婚约、写作练习、书单、库存清单和护身符。这一发现意外地使人们能够看到10—13世纪的中世纪埃及的日常生活，不仅包括犹太人的日常生活，而且也包括穆斯林的日常生活，许多细节甚至未见于伊斯兰世界的资料。这些材料数量巨大、零碎驳杂、难以辨认，由于分散在欧美各图书馆也难以获取，在被发现一个世纪后，对它们的研究仍远未完成。近期翻修的本·以斯拉犹太会堂可在开罗参观。

迈蒙尼德于1165年到达开罗，作为外来者，他必须克服当地犹太社群领袖的反对，才能在社群里获得权威地位。最终，他成为埃及的首席拉比权威，尽管还不能确定他是否拥有“犹太人首领”的头衔。但他确实享有国际声望，整个地中海世界甚至包括基督教欧洲的犹太社群都在寻求他的意见；这种威望使他与伊拉克末代高昂们产生冲突，他们认为他篡夺了他们本已被削弱的权威。他的名声不仅建立在精通宗教律法上，还因为他拥有哲学、科学和医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他是萨拉丁一位宰相的私人医生，每日往返于福斯塔特和开罗，照料宰相的妻妾和子女。

迈蒙尼德是萨阿迪亚所开创的那类拉比的最高典范：既是宗教律法专家，又完全参与同时代的智力生活，他的著作涵盖犹太传统和各门科学。他经久不衰的名望和权威主要来自两部大作：一部是犹太律法法典，用希伯来语写成，并按照原创的逻辑体系编排而成；另一部是用阿拉伯语创作的哲学专著《迷途指津》，旨在让研究哲学的犹太人确信犹太传统在哲学上是合理的。后者成为中世纪犹太哲学最著名的书籍，但它用的方法对于不说阿拉伯语因而没有接触过希腊-阿拉伯哲学思想的犹太社群来说太超前。在这两部大作以外，迈蒙尼德还写有多部医学专著和一部逻辑学专著，这些都是既为非犹太人又为犹太人写的纯粹哲学著作。

阿尤布王朝从十字军手里夺回巴勒斯坦，巴勒斯坦犹太社群再次受埃及统治，并在这一时期一直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它有自己的拉比学院，起初在太巴列，后来在拉姆勒，该学院曾试图和伊拉克众学院争夺权威地位。在9世纪早期，该学院的院长打算通过为流散地犹太人制订历法来恢复犹太族长的特权，但萨阿迪亚阻止了这一企图。对犹太人和穆斯林来说，巴勒斯坦仍然有点偏离主流。

对穆斯林而言，随着1099年十字军的到来，情况改变了。在将近两个世纪中，巴勒斯坦被穆斯林和基督徒反复争夺，因为基督徒想要恢复基督教对圣地的控制。基督徒成功建立起一个耶路撒冷王国，从1099年持续到1187年，他们直到1291年才被完全驱逐出巴勒斯坦。犹太人被禁止在耶路撒冷城中居住，但获许造访，在巴勒斯坦的其他十字军领土上，他们也没有受到迫害（1096年穿越欧洲的十字军却迫害过犹太人，见第五章）。他们的地位大致和十字军所占领土上的穆斯林居民一样。因此，十字军对中东犹太人没有造成直接影响。

但是，十字军开启了伊斯兰世界漫长的衰落进程，最终对伊斯兰世界犹太人的地位产生不利影响。7世纪对波斯和拜占庭的迅速征服、伊斯兰领土的辽阔和富饶、拥有无数清真寺和学校的众多伟大城市、伊斯兰学者的盛名以及他们智力成果的辉煌——所有这些成就都赋予伊斯兰世界足够的自信，可以宽容臣民，让迪米安定生活。虽然这个帝国早在9世纪就开始政治分裂，但随后出现的独立和准独立国家仍长期保持强势和自信。可是现在，伊斯兰力量开始衰弱。早在十字军东征开始前，西西里岛已被诺曼人征服（1091年）。十字军入侵东方时，伊斯兰最重要的珍宝之一——西班牙逐渐落入西方的基督教征服者手中（这一过程实际上从1085年持续到1248年）。十字军还为威尼斯、比萨和热那亚等意大利城邦控制东地中海贸易开辟道路。到13世纪末，穆斯林被赶出欧洲，北非海岸不断遭到欧洲人袭击，而蒙古人开启了穿越亚洲的长征。1258年，巴格达落入蒙古人之手，哈里发统治结束，任何对伊斯兰帝国残存的妄想一并湮灭。权势和财富的天平正倒向基督教欧洲。

对此，伊斯兰教的部分回应是转而针对它的非穆斯林臣民，基督徒和犹太人都在其列。过去普遍被忽视的《欧麦尔条约》中的歧视性法令现在得到严格执行：犹太人和基督徒不得不穿上有特征的服装，他们甚至不能在城市中骑驴，教堂和犹太会堂被肆意破坏，犹太医生丧失治疗穆斯林病人的权利。犹太人和基督徒面临前所未有的骚扰和羞辱，并遭到暴民的鄙视和暴力袭击。14和15世纪，伊斯兰世界经济实力逐渐衰退，迪米的生活状况随之恶化，许多人干脆皈依伊斯兰教。这些压力带来的后果反映在这个事实中：亚历山大城曾经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犹太人生活中心之一，但到1481年，城里只剩下60户犹太家庭。

伊斯兰法律仍然保护迪米的性命，没有发生大屠杀。蒙古人征服巴格达甚至短暂改善过迪米的状况，因为蒙古人还不是穆斯林，他们废除了“迪米”这个法律范畴。蒙古人不但对犹太人和基督徒没有宗教偏见，而且需要他们的支持。一位早期的蒙古统治者甚至任命一位犹太医生兼学者为宰相。但是，犹太人的发迹有时会在穆斯林人口中引发骚乱，而当蒙古人于1295年皈依伊斯兰教后，他们以皈依者的热情恢复《欧麦尔条约》的歧视性规定。鉴于不宽容气氛普遍存在和经济萧条，伊斯兰全盛时期特有的文学和智力创造力难以为继。伊斯兰核心地区的犹太教陷入停滞。

在埃及，突厥人和切尔克斯人的马穆鲁克 统治者（1250—1517年）不仅歧视迪米，还歧视其他非统治阶级的穆斯林。这种情形加剧了非统治阶级穆斯林对迪米的憎恨，迪米在社会等级上本就低他们一等。将犹太人和基督徒区别于穆斯林，并将他们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的规定被不断更新和巧妙扩大，导致一种敌视“非信士”的氛围出现，这在伊斯兰扩张时期是不可思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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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时代的诗歌

穆斯林西班牙的犹太贵族与同时代阿拉伯贵族的生活作风非常相似。他们的宅邸有花园，用来举办户外夜间酒会，招待其他贵族。人们在聚会上背诵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的诗歌，有时伴着乐器吟唱。并非所有犹太人都认为这么做是恰当的。一位参与者的矛盾心态在杜纳什·本·拉布拉特的一首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此诗热情洋溢地描述了10世纪在科尔多瓦举办的一次聚会，但也表达出诗人列席时的歉疚。

传来一声呼唤：“醒醒！

破晓时请将美酒痛饮。

在玫瑰和香樟中铺排

一场终生难忘的宴请。

在石榴树丛

和低矮的银莲花丛中，

藤蔓舒展叶片

棕榈树向天高耸。

那里歌者悦耳地哼唱

应和鼓声的激荡，

那里六弦琴乐音如诉

应和喷泉飞溅的沙响。

在每棵高高的树冠

果实垂吊得沉甸甸。

所有的鸟儿都欣喜

欢歌在树荫之间。

白鸽咕咕的声音

听着像爱的歌吟。

她的伴侣在上空鸣叫——

那些唧啾婉转的灵禽。

我们要躺进花园一醉方酣

头戴玫瑰花环。

赶走愁楚和恐惧

我们要作乐与寻欢。

我们要将美食欣飨，

我们要狂饮佳酿，

就像巨灵大快朵颐，

淋漓酣畅。

等到第一缕曙光照耀

我将拿起屠刀

宰杀牝牛的幼犊；将

牡羊、小牛、奶牛变作佳肴。

氤氲着馥郁的芬芳，

在那些熏香烟柱的中央，

让我们等候末日，

欢度时光。”

我对他斥责：“住口！

你怎能兀自饱喝美酒

当锡安山正落入

未受割礼者之手。

你的言语像个笨蛋！

懒散已是你的习惯。

上帝最后将来审判

你必受罚，因你愚顽。

《托拉》是上帝的喜悦

在你眼中却轻描淡写，

而锡安高山已颓圮，

任狐狸肆虐。

我们岂能置若罔闻

或者欢举酒樽，

当所有人正唾弃

并鄙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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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纳什·本·拉布拉特作，雷蒙德·谢德林译，摘自《葡萄酒、女人和死亡：中世纪希伯来语诗歌论美好生活》（费城：犹太出版社，1986年），第41—42页。

犹太人生活的恶化在非洲西北部并不明显。穆瓦希德王朝的狂热在12世纪一平息，歧视性法令的执行就不再严格。当时分布在今天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的犹太社群安享平定，从1391年开始，犹太人从邻近的基督教西班牙逃来避难（见第五章），人口涌入带来活力。难民中不少是学者和拉比，他们复兴了该地区的智力生活。这股移民潮也对摩洛哥的犹太人生活产生有利影响。在这里，从1286—1465年统治菲斯（Fez）的马林王朝 比穆斯林臣民更宽容迪米，甚至让犹太人当朝臣。但普通民众难以容忍迪米，这在当时的伊斯兰世界已经司空见惯。大约在1438年，鉴于多起针对菲斯犹太人的骚乱引发很大社会动荡，为了保护犹太人，一个名为“犹太区”（mellah）的有围墙的区域被专门划分出来。这种模式在摩洛哥各地反复出现，犹太人和广大民众逐渐隔离。设立犹太区，初衷是提供保护，但最终将犹太人孤立。犹太区也不总是能提供有效的保护。1465年，一位犹太人被任命为宰相，整个王国发生一系列屠杀事件，这是研究执政者和民众对犹太人态度迥异的绝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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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阿拉伯语言和文学

除了拉迪诺语和意第绪语两个重要的例外，流散地犹太人一般讲所处环境的语言。因此，在穆斯林征服之后，当世界上大多数犹太人处于伊斯兰统治之下时，他们的行为举止变得和非犹太人邻居完全一样，并逐渐把传统语言——亚兰语、希腊语、柏柏尔语和拉丁语——换成阿拉伯语。不久，他们开始用阿拉伯语写作，到10世纪，诞生了犹太-阿拉伯语文学。

犹太人写阿拉伯语时，通常使用希伯来文字母，而非阿拉伯文字母。原因可能是他们运用起希伯来文字母表最自如。在早先的时代，教育总是始于宗教教育。对犹太人来说，这意味着首先要学会阅读希伯来文，因此很多犹太人具有希伯来文读写能力。他们往往通晓阿拉伯文的字母，可以用它为非犹太读者写作，但如果与犹太同胞交流，就没有理由再费力使用阿拉伯文。

犹太-阿拉伯语文学包括神学、哲学、希伯来语语法著作，《圣经》各卷的评注，对宗教律法的拉比裁决。另外也有关于医学和天文学等科学主题的犹太-阿拉伯语书籍。甚至有一本犹太-阿拉伯语的书专门讲如何创作希伯来语诗歌。

然而，大量犹太-阿拉伯语著述不属于文学范畴。戈尼萨（见正文）保存的材料中包含许多信件、货单和其他日常书写，这些都以日常事务中使用的阿拉伯语方言写就。这些文书弥足珍贵，让我们一窥中世纪地中海世界普通百姓的生活，想象中世纪人的音容笑貌。

中世纪以后，许多伊斯兰国家的犹太人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常常被迫生活在封闭的社群中，犹太-阿拉伯语才真正发展成专门的犹太方言。流行的宗教书籍都用这种方言写就，此外还有关于《圣经》人物生平的诗歌，以及供婚礼和其他公共活动使用的宗教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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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5世纪下半叶，始自十字军东征的中东及犹太史上的变革进程结束。这一地区出现一股新势力，把衰败的旧政权扫地出门，代之以一个新兴的、生机勃勃的伊斯兰国家。这股新势力就是奥斯曼土耳其人，这是包括蒙古人在内的一系列中亚入侵者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在横扫小亚细亚后，奥斯曼帝国于1453年占领君士坦丁堡，这是伊斯兰教从7世纪起就觊觎的珍宝。他们继而在1517年占领巴勒斯坦和埃及，随后夺取伊拉克和北非海岸的大部分地区。这些征服结束了拜占庭1000多年的历史。至此，犹太人已经被驱逐出西班牙和西欧大部分地区；1502年，什叶派萨非（Safavid）王朝 在波斯出现，使那里原先重要的犹太社群被边缘化。但是，奥斯曼帝国的发迹将为犹太人在新崛起的伊斯兰世界中重新繁荣提供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