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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伦帝国强大而短命。到公元前539年，波斯人居鲁士将之征服，继而建立规模空前的大帝国，从印度一直延伸到埃塞俄比亚。在对待被征服者方面，居鲁士比前辈仁慈：他允许臣民拥有一定程度的自治，让他们的首领承担政治责任，尊重他们的宗教膜拜。在公元前538年，即征服巴比伦后不久，居鲁士下令在新设立的波斯犹地亚省重建犹大地人的社群和膜拜。流亡者获准在约雅斤之子设巴萨王子的带领下返回故土，此人是倒数第二位犹大王。
年表
约雅斤早在公元前597年就被流放到巴比伦，在巴比伦帝国崩溃以前，尼布甲尼撒的继任者将他从囹圄中释放，并给予一定优待；在巴比伦，他定然成为来自犹大地的流亡贵族圈的核心人物。随着波斯帝国的崛起，许多在巴比伦的犹大地人也飞黄腾达，这群上层人士中的一些人跻身波斯宫廷权贵。这类人已经没什么动力返回新设立的波斯犹地亚省。巴比伦的犹大地人依然觉得与犹地亚人有历史、家族、文化和宗教的联系，他们也依旧是个独特的族群和宗教团体；但他们已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流亡者，因为他们自愿留在国外。
同样的事还发生在埃及。靠近阿斯旺的尼罗河中有一座小岛，名为象岛，岛上驻扎着一支雇佣军，由犹大地人组成，他们可能早在公元前7世纪中期就已到此；这个殖民地存在了200多年，和波斯的犹地亚省一直有联络。象岛犹大地人建造了一座圣殿，举行与耶路撒冷相同的献祭仪式，哪怕耶路撒冷的第一圣殿毁灭后，他们仍将献祭仪式维持了很久。他们也并非埃及唯一的一群犹大地人，在公元前587年犹大王国覆灭以后，有些犹大地人曾逃到埃及北部。
巴比伦和埃及的犹大地人的社群，可以看作是最早、最持久的流散社群（Diaspora communities），这个术语指生活在以色列地之外的犹太社群。伊拉克的犹太社群绵延不绝，一直维持到1951年；埃及的犹太社群虽然几度濒临消亡，但次次绝处逢生，不过现今似乎真要永久泯灭了。
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才适合谈论今天所谓的犹太人。在历史上和世界各地，这些人自认为彼此不仅相互联系，还与古代以色列人王国的子民有联系，无论这种联系是族性、文化、智力传承还是宗教方面的。
《圣经》是希伯来语古籍的汇集。尽管想尽办法，我们仍然无法弄清这些书是何时又是如何被遴选、集结成一部权威正典的。我们只知道，到公元1世纪，所有今天组成《圣经》的书籍都被视作神圣的经书。在希伯来语中，《圣经》叫 Miqra（“读物”）或Kitve haqodesh（“神圣的经书”）；有时又称Tanakh， 此词由三个词的首字母组合而成，犹太传统用这三个词分别代表《圣经》的三个部分：《托拉》（Torah，又称《摩西五经》），《先知书》（Nevi'im），《圣录》（Ketuvim，或《圣文集》）。
《托拉》讲述了古以色列人的故事，从亚伯拉罕迁居迦南地讲到摩西去世。其间，古以色列人下到埃及，受奴役，然后逃离，再在沙漠中流浪40年，最后抵达约旦河边，渡河重新进入迦南地。这一叙述还充当律法的框架，这些律法即十诫以及后来构成犹太宗教法基础的大量民事和宗教规定，将用来管理古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生活。它还详细描述了献祭仪式，到古以色列王国时期，这些仪式就成为民众的主要宗教仪式。
《先知书》部分包含两类不同的书籍。前四卷内容承接《托拉》的叙述，从古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带领下进入迦南地开始，经过士师时代、扫罗建立君主制、大卫与所罗门执政、王国分裂，一直讲到第一圣殿毁灭和古以色列人在公元前587年丧失主权。《先知书》剩下的部分包含以色列众先知的言论，先知是祭司阶层以外的宗教领袖；从公元前7世纪开始，他们向民众布道，又告诫国王应谨记宗教责任，并为他们揭示政治事件的宗教含义。最著名的布道先知是以赛亚、耶利米、何西阿、阿摩司、以西结。最后几位布道先知（哈该、撒迦利亚、玛拉基）活跃在从巴比伦之囚回到犹地亚的初期。
《圣经》第三部分内容驳杂，其大部分书籍出自波斯时代。这部分以《诗篇》起首，《诗篇》包含150首宗教诗歌，可能是作为圣殿仪式的一部分而用来吟唱的。《箴言》是关于宗教举止和道德品行的格言集。《约伯记》是探讨苦难问题的长诗，全诗以民间故事为框架，主人公约伯忍受苦难，最终蒙福。接下来是名为“五卷”（Megillot）的五部短作：一卷是情诗（《雅歌》）；一卷是哀悼耶路撒冷毁灭的挽歌（《耶利米哀歌》）；一卷是对生命意义的沉思（《传道书》）；一卷是关于大卫王一位祖先的故事（《路得记》）；还有一卷是关于波斯宫廷阴谋的故事，这场阴谋差点让波斯犹太人灭族（《以斯帖记》）。《但以理书》包含一位在波斯的犹太朝臣在波斯所见的关于南国犹大人流亡和回归的异象；《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叙述了回归家园的故事（《尼希米记》实为公元前5世纪一位犹地亚省省长的个人回忆录），而《历代志》扼要重述了历任犹大王的故事。
在没有共同的政治框架、共同的语言或民族机构的情况下，怎样才能维持犹太身份？巴比伦犹太社群的领袖用一本书解决了这个问题。犹太宗教传统坚持认为，这本名为《托拉》的书（由《圣经》前五卷组成，“托拉”意为“教导”）是摩西在西奈山上领受的，但后来湮没无闻。而此时，巴比伦那些来自犹大地的长老将它重新颁布，并把学习它和遵行其中的律法作为这个民族的主要宗教责任。历史学家对这一过程的描述略有不同。据他们所说，《托拉》实际上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巴比伦那些来自犹大地的长老，利用王国时期的古老文件，编纂出一部正式的民族史，以及法律、习俗和宗教实践的汇编，从而能够以宗教行为为基础重组民族认同，并在某种程度上把这种民族认同转化成一种宗教。这些变化留在犹太身份和犹太宗教上的烙印至今可见。
犹地亚只是耶路撒冷周围一片狭小地带。得到波斯皇帝授权后，设巴萨和另一位犹大王室后裔所罗巴伯率领返乡的人民，努力在犹地亚重建被毁的圣殿。早期的重建工作成就有限，因为犹地亚人必须与贫穷及连年歉收作斗争。在政治上，犹地亚仍然从属于更大的波斯撒玛利亚省，它就是从撒玛利亚省分割出来的，它争取独立的努力自然遭到撒玛利亚当局的敌视。第二圣殿最终在公元前515年建成，其规模比不上宏伟的所罗门圣殿（一些老辈人还记得它的模样），也没有赢得住在撒玛利亚的耶和华信徒的效忠。耶路撒冷的防御工事仍是一堆废墟。
虽然人们试着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但这一工程直到皇帝批准尼希米接管后才完成。尼希米是亚达薛西一世的犹太朝臣，从公元前445年到公元前433年以后某个时间掌管犹地亚，此后又掌管过一段时期，但为时稍短。作为领袖，尼希米效率高、意志强，他自己写的回忆录作为《圣经》的一卷留存至今，其中描述了他不得不面对撒玛利亚省省长参巴拉（他甚至派人暗杀过尼希米）和外约旦省省长多比雅的反对。在第二次掌权期间，尼希米致力于加强犹地亚省的各项宗教制度建设。
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某个时刻，可能就在尼希米的任期内，另一位犹太官员以斯拉也从巴比伦来到犹地亚，波斯皇帝委托他把《托拉》立为该地区的法律。《圣经》的《尼希米记》和《以斯拉记》里保存的亚兰语文书中就有对以斯拉的委托书，还包含对一场动人庆典的描述。在这场庆典上，《托拉》在波斯皇帝的授权下第一次被正式公开诵读，并被作为犹地亚省的法律而颁布。这是犹太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至今都要在犹太会堂里每次诵读《托拉》的仪式上礼节性地再现。
犹地亚当局试图约束象岛犹太人的宗教活动，但似乎并没有采取措施关闭象岛圣殿，尽管它的存在有违《申命记》的律法（见第一章）。它一直维持到公元前410年，这时，一些埃及人军团开始反叛波斯人的统治，而犹太驻军继续效忠波斯人。象岛附近有座埃及公羊神克努姆（Khnum）的神庙，其祭司趁乱摧毁犹太圣殿，因为犹太人的动物献祭冒犯了他们的膜拜。镇压反叛后，波斯当局鉴于象岛圣殿历史悠久，允许重建，但又不想触犯耶路撒冷当局和埃及祭司的敏感神经，遂规定只能在圣殿中献果蔬。圣殿得以重建，但在公元前4世纪早期，象岛上的犹太聚落却消失无踪了。
对历史学家来说，在波斯时期剩余的岁月里，犹地亚的历史一片黑暗。我们只知道犹地亚由大祭司和波斯任命的省长共同治理，奉行一种神权政体。尼希米去世约一个世纪后，亚历山大大帝到来，犹太史的轮廓才再次清晰。犹太人的命运也随之急剧变化。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大帝首次进攻波斯帝国。11年后，33岁的他英年早逝，此时，他已征服波斯全境，包括犹地亚（公元前333年）和埃及。所有这些领土——几乎包括全部犹太人的流散地，都被希腊文化打上深深的烙印。在接下来几个世纪里，犹太人对希腊文化又爱又恨，连死命抗拒它的人也很难逃脱它的影响。在更广的范围里，犹太与希腊理想的相互影响将成为整个西方文明的一个特色主题。
在亚历山大统治期间，撒玛利亚城叛乱，作为惩罚，马其顿殖民者来此定居。为了在宗教上区别于马其顿异教徒定居者，本地居民（他们是古代北方以色列王国居民和公元前8世纪由亚述人引进的定居者的后代）在示剑（今天叫纳布卢斯［Nablus］）建造耶和华圣所。从此，这一宗教社群就叫撒玛利亚人，一直延续至今，但人数已大大缩减；《新约》故事中的“好撒玛利亚人” (1) ，就反映出三个世纪后犹地亚民众对他们的轻蔑。
亚历山大一去世，他的帝国就被手下将领瓜分，犹太人分布在两个辖区：塞琉古得到伊朗东部领土、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建立塞琉古王朝，巴比伦流散社群的犹太人就生活在这个王朝中；托勒密建立托勒密王朝，统治着埃及及其境内的犹太人流散社群，直到公元前30年。包括犹地亚省在内的地中海东岸领土此时名为克伊勒-叙利亚，它夹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两大强权间，是兵家必争之地，就像在古代以色列列王统治时代一样。埃及一开始占得上风，从公元前301年起控制这里。埃及人统治了一个世纪，没有干涉犹太事务，而是让原先犹地亚的神权政体在大祭司和长老会的领导下继续运行。在这个世纪里，埃及犹太社群迅速发展，尤其是新建的亚历山大城很快成为犹太人生活的中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犹太士兵表现突出，延续了以前象岛驻军的军事传统。他们非常希腊化，以致在法律上被当作希腊人，换言之，他们和统治者同属一个社会阶级，而有别于埃及臣民。为了给这些希腊化的埃及犹太人提供便利，《托拉》在这一时期被译成希腊文。到公元前3世纪末，在流散地生活的犹太人可能比居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还多。
公元前198年，塞琉古王朝统治者安条克三世（“大帝”）将托勒密王朝赶出亚洲，夺得巴勒斯坦。安条克三世允许犹地亚继续作为半自治州存在。但在他的第二位继任者安条克四世“神显”统治期间（公元前175—前163年），犹地亚和希腊统治者的关系破裂。塞琉古王朝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罗马的扩张，安条克三世为此已经蒙受了一次羞辱。财政吃紧致使塞琉古统治者洗劫臣民的神殿。神殿总是不错的财富来源，里面的祭器和装饰多为贵金属，此外，神殿向来被看作神圣不可侵犯，因而常常充当公款甚至私人储蓄的存放地。因此，塞琉古王朝打起犹地亚圣殿的主意，把它当作潜在的财源。
但是，安条克四世和犹太人之间的冲突，不止于安条克觊觎耶路撒冷圣殿的财宝。安条克四世渴望用希腊文化统一臣民，此时希腊文化刚在中东各民族中兴起，其组成部分是希腊的语言、时尚、宗教活动，以及包括哲学和体育的教育体系。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将希腊文化带给犹地亚，让当地人对希腊文化的态度产生分歧。许多贵族，包括祭司阶层（他们在神权政体中属于统治阶级）在个人生活中采用希腊方式。有些人更进一步，渴望把民族宗教和文化现代化，甚至不惜将圣殿仪式希腊化，并将那些按希腊标准衡量就显得怪异和原始的《托拉》律法废除。这些贵族和安条克有着共同利益，但和抵抗这些改变的犹地亚人格格不入。
犹地亚有位祭司，叫约书亚或耶孙 (2) （当时，上层犹地亚人普遍同时拥有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名字，就像今天许多美国犹太人同时拥有希伯来语和英语名字一样），他向安条克四世行贿，要求获得大祭司一职，并许诺将犹地亚希腊化。正统的大祭司遂出逃，但仍遭暗杀；他的儿子逃到埃及，在那里的狮城（Leontopolis）建起一座圣殿，在随后几个世纪，这座圣殿一直是犹太人重要的献祭场所。
耶孙把体育馆引入耶路撒冷。这是典型的希腊设施，里面向异教神祇致敬的各种赛事都需要裸体参加（“体育馆”［gymnasium］一词来自希腊语“裸体”一词）。这些赛事带有宗教色彩，大大冒犯了耶和华信徒。此外，体育馆的裸体规定让奉行割礼的传统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为了不显得土气或落后，许多犹地亚人放弃割礼，有的甚至不惜忍受痛苦的手术以恢复割礼前的原状。这样，引进体育馆成了把耶路撒冷变为希腊城市的第一步。
随后，耶孙的大祭司职位由梅涅劳斯接任。耶孙还只是行贿，梅涅劳斯居然卖掉圣殿中的礼器，还助纣为虐，协助安条克四世在公元前169年洗劫圣殿，甚至将圣殿外墙上的金叶剥走。至此，民众开始激烈反抗希腊文化的拥护者和塞琉古的统治。为了镇压反抗，安条克四世摧毁部分耶路撒冷，处决一批民众，并把城墙拆除。他在圣殿附近建起一座城堡，名为阿克拉（Akra），里面驻扎着塞琉古卫戍部队，此后25年，阿克拉城堡一直是犹地亚人仇视希腊统治的焦点。安条克四世还强制推行希腊化政策。《托拉》一度被波斯皇帝亚达薛西一世定为犹地亚人的法律，如今却被塞琉古国王安条克四世废除。《托拉》经书被毁，割礼、安息日和犹太节日等典型的犹太宗教制度全面遭禁。异教祭坛遍地皆是，民众还被强迫吃猪肉，以此证明他们服从新法律和新膜拜。公元前167年12月，圣殿本身正式改作异教神祠，猪肉被献上祭坛。安条克四世又下令，让民众把他当成神崇拜。帝王崇拜是亚历山大引进的，近东地区希腊统治者治下的异教徒臣民不以为怪，但在信奉一神教的犹地亚人眼中，这简直是疯了，他们很快把安条克四世的尊号“神显”（Epiphanes）谑称为“疯子”（Epimanes）。
安条克的举措标志着犹太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主题——犹太教作为受迫害的宗教这种观念——出现了。犹太人此前所经历的不幸，都还只是纯粹的政治后果，因为他们不过是一个小族，居住地恰好是南面和东面列强的必争之地。他们的宗教虽然和异教徒邻居的宗教大相径庭，但也只是民族文化的一种特色，尚未成为攻击对象。相反，安条克的举措，与其说针对的是他执政初期就已经控制的犹地亚省，不如说是针对犹地亚的宗教和文化。他像许多犹地亚人那样，决意让这种宗教和文化与他王国里的其他宗教和文化相协调。结果，诞生了第一批犹太殉教者，并引发了一场叛乱，他在该地区的控制力逐渐削弱。
叛乱由一个保守的乡村祭司家族发起，他们住在莫德因（Modein）村，领导人叫玛他提亚。他和五个儿子开展游击战，袭扰塞琉古部队，捣毁异教祭坛。玛他提亚的三子名为犹大，人称犹大·马卡比（“马卡比”为绰号，意为“锤子”），他继承了父亲的遗志。犹大胜仗连连，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反抗者，到公元前164年12月，他攻进耶路撒冷，围住阿克拉城堡中遭人恨的守军，让古老的仪式在遭亵渎的圣殿中重新举行，恢复耶和华崇拜。光明节（Hanukkah）就是为纪念这一事件而设立的节日，整个犹太世界至今仍在庆祝。不过，犹地亚仍是塞琉古王国的一个省。
公元前162年，安条克的继任者正式废除他的政策，将《托拉》恢复为犹地亚的法律，又任命阿耳基慕（Alcimus）为新的大祭司。此举终结了犹地亚拥护希腊文化的派系，犹大的叛乱本该到此为止。但是，犹大反对对阿耳基慕的任命，认为他在安条克实施迫害期间的行为，已构成宗教上的污点。于是，他再次进军，这次不是针对异教徒，而是针对犹地亚人中阿尔基慕的支持者，其中很多人曾和犹大并肩共同对抗安条克的军队。塞琉古新任国王底米丢（Demetrius）一世派出将领尼迦挪（Nicanor）迎战，但犹大获胜。公元前161年，犹大再次获胜，进入耶路撒冷，成为这一地区的主人。塞琉古王国日益衰败，和其他臣服于该王朝的小国首脑一样，犹大也转而投靠罗马，罗马元老院批准犹地亚享有政治自由。自公元前587年巴比伦人征服犹大王国以来，犹地亚人第一次获得承认，可以独立。然而，罗马从此也毫不含糊地介入了犹地亚事务。
公元前160年，犹大被杀，他的弟弟约拿单成为家族首领。8年后，塞琉古王国的篡位者任命他为大祭司，以回报他派兵支持这位篡位者对抗底米丢一世。这一任命改变了马卡比家族统治的性质：他们当初发动起义，是为了反抗塞琉古王朝和犹地亚统治阶级的希腊化，然而，约拿单却经由塞琉古王朝的任命而掌权，并像其他希腊化的专制小君主那样行事，即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而战斗，并在一众塞琉古王位的觊觎者之间斡旋。他的哥哥兼继承人西缅停止向塞琉古王朝进贡，并攻下阿克拉城堡。公元前140年，西缅在一次全民集会中宣告成为大祭司，兼任族长 (3) ，由此创立一个王朝。这个王朝一直延续到公元前37年，史称哈斯摩尼王朝。
只要哈斯摩尼王朝的存在有利于罗马，它就可以在塞琉古王朝的漫长衰落中繁荣。它最辉煌的成就由这几位君主取得：约翰·许尔堪（公元前134—前104年在位）、亚利多布一世（公元前104—前103年在位）和亚历山大·雅拿（公元前103—前76年在位）。许尔堪扩张领土，向北占领加利利地区，摧毁撒玛利亚人的圣殿，向南占领以土买（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内盖夫地区），强迫当地人犹太化。亚利多布在传统的大祭司头衔之外，又接受了国王的头衔；雅拿则完成对沿海地带的征服，还将领土扩张到外约旦。在此过程中，这个统治家族的性质彻底改变：从祭司出身的致力于推翻希腊化统治阶级的反抗者，演变成一连串希腊化的专制君主。
有些人对这种发展变化做出反应，他们退出主流社会，宣布和圣殿膜拜断绝关系，因为他们认为哈斯摩尼大祭司的行为亵渎了圣殿。此类宗教社群出现在这一地区的好些地方；最有名的是爱色尼派的社群，这个半隐修的组织起源于公元前2世纪，位于死海边的荒野。大部分学者认为，1947年发现的死海古卷就来自这个社群的图书馆。
法利赛派是另一个不时反对哈斯摩尼王朝的团体。他们似乎源自非祭司阶层，渴望恪守仪式的纯洁和宗教的正直，因此有时会和当局起冲突。他们的领导层不像祭司那样负责膜拜，而是精通专门的宗教律法和学问，这类宗教传统是对《托拉》的补充，他们称之为“口传托拉”。他们强调，人人都有义务奉行日益复杂和细碎的宗教实践，而不能仅仅靠祭司阶层代表民众举行的献祭来间接履行民族的宗教责任。到公元前1世纪，他们当中也包括一些祭司和贵族。约翰·许尔堪和亚历山大·雅拿有时会用暴力手段镇压法利赛派，但是雅拿的遗孀兼继任者撒罗米·亚历山德拉王后（公元前76—前67年在位）似乎受到法利赛派的影响，在她执政期间，他们甚至可能握有相当权力。一些学者认为，今天犹太教的主导形式，即拉比犹太教，就是以法利赛派的教导为核心而最终发展起来的。
从1947年开始，死海西面的旷野中发现大量写本和写本残片。其中有些是《圣经》和其他已知古书的残卷；还有一些是前所未知著作的残篇。大多数残片是用希伯来语写在羊皮纸或纸草上的，少数以亚兰语和希腊语写就。它们大部分应该写在和罗马人的战争（公元66—70年）之前。由于没有其他同样古老的希伯来语写本存世，也由于它包含前所未有的材料，死海古卷对于我们了解第二圣殿晚期的犹太教极其重要。
死海西北角的库姆兰地区有些山洞，里面发现的死海古卷为数最多。虽然有些学者持异议，但多数人认为，在犹地亚陷落前一两个世纪，住在这里的某宗教社群的成员将古卷放进库姆兰的山洞，要么是作为档案留存，要么是想在反罗马的战争中妥善保管。许多学者认为，该社群是爱色尼派的一个定居点。该社群的法规和信条在《会规手册》《大马士革法规》《感恩诗篇》《战争卷》等文书中得到阐述。我们由此知道，这个社群的成员不仅把耶路撒冷祭司阶层的领袖视作篡位者，还斥责犹地亚的哈斯摩尼王朝的诸王，但他们尊崇更早的大祭司家族，特别是其中一位神秘的殉教者“公义教师”。他们宣称拥有特别的神启，知晓如何真正解释《托拉》，并拥有自己的宗教历法。他们认为，自己正生活在一场天崩地裂的战争的边缘，作战一方是他们自己即光明之子，另一方是他们的对手即黑暗之子，这场战争将导向世界末日，让他们重获权力。如果他们确实是爱色尼派，那么他们当时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社群中，奉行财产公有，严守关于洁净的律法以致把外来者统统当作不洁，有些人甚至终生未婚。他们的一些教义似乎和早期基督教教义有渊源。
死海古卷支离破碎，再加上相关学者间的学术竞争所引发的问题，致使其出版和解读举步维艰、旷日持久。直到最近，人们还在为这项工作的拖沓而争论不休，但需要看到，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已经有大量死海古卷被出版和译成英文，很容易获得。未出版的古卷中，大部分目前也发行了临时性质的版本。
这一时期还有一个团体，名为撒都该派，但我们知之甚少。他们看来主要包括见多识广、属于贵族的祭司阶层，而祭司是前文提到的两个团体反对的对象。
从犹大·马卡比时代开始，罗马人成为犹地亚政局的幕后推手；撒罗米去世后，朝纲混乱，罗马人便直接插手。庞培大举进攻整个近东，占领耶路撒冷，将犹地亚变成罗马的属国，剥夺许尔堪二世（公元前63—前40年在位）的国王头衔（但仍然让他当大祭司，所以他名义上仍是犹太人的领袖），又削减他的领地。公元前37年，罗马人干脆废黜哈斯摩尼王朝，转而立希律（公元前37—前4年在位）为犹地亚王。
希律的统治标志着犹地亚历史一个有趣的转折，因为他连犹地亚人后裔都不是。他的祖先是以土买人，本居住在犹地亚以南的土地上，约翰·许尔堪后来征服和同化了以土买。希律的父亲在哈斯摩尼王朝供职，后被尤利乌斯·凯撒任命为犹地亚摄政官。希律有外族血统，不能担任大祭司；大多数法利赛派从不承认他是合法统治者，双方关系一直紧张。他渴望赢得臣民的支持，为此摆出尊重犹地亚的文化和宗教的姿态，但实则完全效忠于罗马人的利益，热衷于希腊文化。他能够上位，是因为一批批罗马将军和皇帝都发现，他是冷酷无情的操纵者、才华横溢的外交家和顾全大局的人，这些品质可堪大用。
希律的政治生涯与罗马史上一个重大事件——马克·安东尼和屋大维之间的冲突——有交集。希律支持安东尼。但安东尼的情人是埃及托勒密王朝的女王克利奥帕特拉，她施计离间他和安东尼，企图让巴勒斯坦脱离希律的统治，重新划归她管辖。公元前31年，屋大维通过阿克兴（Actium）战役打败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希律反而赢得屋大维的信任，尽管他一度效忠于屋大维的死对头，但他还是设法让屋大维相信，他具有潜在的利用价值。当上奥古斯都皇帝（公元前27—公元14年在位）后，屋大维让希律成为罗马在东方最有权势的诸侯。希律大举扩张，其领地几乎跟约翰·许尔堪和雅拿时期的领地一样大，还包括许多非犹太人口。他随心所欲地重组国家行政体系，削弱犹太教公会（这是犹地亚的最高审议机构）的权力，限制大祭司的任期，并起用一支只效忠于他个人的外籍雇佣军。
希律和他的王国一起飞黄腾达。他采取措施扩大灌溉、镇压匪盗，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作为统治者，他世故老成、见多识广，把希腊文人和学者迎到犹地亚。他兴建引水渠、剧场和其他公共建筑，用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项目改善国家形象。他还营造新城市，在古代撒玛利亚城原址上新建的塞巴思特（Sebaste）和地中海边上的凯撒利亚尤其受人瞩目；他建造新要塞，如耶路撒冷的安东尼亚要塞（the Antonia）、耶路撒冷南缘的希律堡（Herodion）、建在悬崖上可俯瞰死海的马萨达（Masada）；他还为自己建起富丽堂皇的宫殿。他最著名的工程是重修圣殿，在大规模拓宽原址的基础上，宏伟的宗教建筑群拔地而起，彻底替代之前已历经四百多年的朴素建筑。这种对民族宗教的敬意，就连希律的诋毁者也点头称道。事实上，希律重修圣殿，部分目的恐怕就是要赢得保守的犹太臣民的效忠。今天耶路撒冷的哭墙（也称西墙），正是当年希律圣殿的挡土墙的残留。
不过，这些成就都有代价。出于病态的猜忌，对任何能威胁到他权力的哈斯摩尼家族成员，希律统统赶尽杀绝，包括他的妻子玛利安妮（Mariamne）和三个儿子——在这些公案中，他的怀疑有时完全是合理的。然而，他又对自己犯下的恶行感到愧疚和抑郁。他的宫廷仿佛颓废的中心，聚集着残暴、阴谋和背叛。即便如此，希律仍是整个犹太史上成就最大、最丰富多彩的人物之一，完全配得上他的俗称：希律大帝（Herod the Great）。
这一称号还用来区别那些同名家族成员（故又有“大希律”的意思），他死后，他的王国被罗马人分割成几部分，同名家族成员成为这几部分的统治者。其中一位叫希律·安提帕，又叫分封王希律（Herod the Tetrach，公元前4—公元39年在位），统治着加利利地区和一部分外约旦；他就是杀害施洗约翰的那位希律王，据说是受他妻子希罗底和继女撒罗米 (4) 的挑唆。
犹地亚和罗马帝国的关系从此每况愈下，最终引发公元66年的犹太人叛乱。首先是在公元6年，犹地亚被重组为罗马行省，由多位异域出生的总督（procurators）先后执掌。他们大多腐败无能，从而激化了犹太人民和罗马当局的紧张关系。其中本丢·彼拉多最有名，他在任期内（26—36年）将耶稣钉上十字架。此事对日后的世界史至关重要，更别提对后来犹太史的影响了，但在当时，它只是众多反映罗马残暴统治犹地亚的事件之一。彼拉多曾下令将象征罗马帝国的鹰徽加在军团旗帜上，就引发过更大的骚乱。多年来，颐指气使的罗马官员、苛捐杂税、敌对的罗马军队和军队中无处不在的异教仪式，都让犹太人的怨恨日益加深。卡利古拉皇帝在位期间（37—41年），怨恨差点酿成叛乱，卡利古拉要求人们把他当作神崇拜，并下令在耶路撒冷圣殿中竖立他的金像。幸亏疯狂的皇帝很快一命呜呼，动乱才得以平息。
在卡利古拉的继任者克劳狄治下，情况暂时好转，他扶植大希律的孙子希律·阿格里帕，让他担任这一地区北部的统治者，后来又当上犹地亚王（41—44年）。希律·阿格里帕和皇帝私交甚笃，能得到皇帝准许，在这个多事之地便宜行事；与此同时，他比大希律更同情犹地亚人的生活方式和宗教，因此更受臣民信任。法利赛派视他为盟友，不过非犹太人臣民不他，当时人数还不多的耶稣的追随者尤其厌恶他。
但犹地亚本土仍归罗马总督治理，他们让罗马统治越来越不得人心，形势日趋严峻。匕首党（ Sicarii ）现身城市街头，用匕首刺杀涉嫌勾结罗马统治的人。在凯撒利亚（总督驻地），犹太人和希腊人爆发冲突，而平民与士兵间的矛盾更是不断。最后一任总督是弗洛鲁斯，他大肆敛财，甚至企图侵吞部分圣殿财宝，酝酿已久的叛乱便无法控制了。公元66年，祭司不再代表罗马献祭，群众起义随即爆发，很快演变成罗马史上著名的“犹太战争”。
战争持续了四年，部分是因为罗马人猝不及防，部分是因为罗马将领韦斯巴芗在公元68年尼禄皇帝死后为了争夺帝位而离开战场。在犹太战争间歇期，犹地亚不同的犹太派别出现内讧，导致最终的溃败。其中，奋锐党人（Zealots）特别棘手，这些人是暴力革命者，会攻击贵族和其他在他们看来不积极作战的团队。公元69年，韦斯巴芗皇位坐稳后，派儿子提图斯（Titus）完成对犹地亚的征服。罗马军队在公元70年攻破耶路撒冷，焚毁大希律建的圣殿。一些要塞多挺了几年；匕首党被围困在马萨达要塞内，为避免落入罗马人手中，他们于公元73或74年集体自杀。
攻占耶路撒冷是韦斯巴芗登基以来的首场军事大捷，他举行盛大的凯旋庆祝。他发行纪念币，又将犹地亚俘虏和劫自圣殿的礼器作为战利品游街示众。罗马广场上竖起一座凯旋拱门，纪念此战；拱门内侧的浮雕上刻画着劫自圣殿的七枝烛台。这座拱门至今矗立在广场遗址上，供游人驻足怀古。
罗马人征服埃及（公元前30年）后，希腊化的埃及犹太人仍然繁衍兴盛。他们享有自治社群的地位，由一位名为“族长”的领袖管理，这一职位后来由长老会取代。但是，他们的待遇不如托勒密王朝时期好，因为罗马人不承认他们是希腊人，而把他们归入埃及臣民。埃及犹太人既要求被承认为自治的社群组织，又要求享有全部公民权利，这在罗马人看来实在太放肆了。
因此，埃及犹太人的地位在罗马人统治时期每况愈下。公元38年，罗马的埃及总督弗拉库斯煽动暴民反对他们。在卡利古拉皇帝将弗拉库斯撤职，并（因为其他原因）处死后，暴乱虽然平息，但犹太人不满意，直到卡利古拉遇刺（公元41年），他们自己又发动了一场暴乱后才罢休。公元66年，他们再度起事。公元115—117年，正值图拉真皇帝统治时期，他们发动最后的暴乱，这也是同时发生在古利奈（Cyrene，位于今利比亚）和塞浦路斯的犹太人起义的一部分。这场叛乱引起对亚历山大城犹太社群的暴力镇压，当地著名的犹太会堂被毁。埃及犹太社群从此一蹶不振，哪怕到了穆斯林征服埃及后很久都没见起色。
巴比伦犹太社群却在帕提亚帝国 (5) 的统治下繁荣昌盛，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帕提亚帝国从塞琉古王国手中夺得对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控制权。罗马人接管巴勒斯坦以后，随着罗马人在那里的统治越来越暴虐，东部的犹太人日益忠于帕提亚，它当时足以和罗马分庭抗礼。作为回报，帕提亚人优待犹太人，像从前的波斯人那样赋予他们自治权。帕提亚犹太人开始兴旺，逐渐从农业生产生活转向城市商业生活。
帕提亚的犹太人自治可能已经由一位叫作“流散领袖”（exilarch） (6) 的官员负责管理，虽然该职位要晚些时候才广为人知。根据传统，只有发端于大卫的犹大王朝的后裔才能担任此职。上文提到，犹大王约雅斤（于公元前597年遭放逐）死于巴比伦。在那里，他起初身陷囹圄，后来获释，享受王室待遇。对于受大卫家族的后裔管理，巴比伦流散社群感到欣慰和自豪。这一职位将历经帕提亚帝国、萨珊帝国和几个世纪的伊斯兰统治，直到公元11世纪才消失。
到公元70年，犹太人再也不仅仅是一个中东小国的居民。甚至在公元前6世纪早期，如上文所见，巴比伦和埃及就已经出现重要的流散社群。而到公元70年，重要的犹太社群已遍布中东，罗马城和包括西班牙在内的罗马西部各省中也分布着犹太社群。犹太人仍然自视为古代犹大王国居民的后代，罗马人依然视他们为犹地亚人。他们每年从世界各地向耶路撒冷缴纳半个谢克尔 (7) 的圣殿税，而一旦犹地亚的犹太人叛乱，身在流散地的他们也会受到打击报复，不得不忍受反对犹地亚的暴乱。这样，巴勒斯坦在许多方面依然构成犹太身份的核心，但与此同时，犹太教正在重新定义自己，正在变成一种可以带往世界各地的宗教。
发现于罗马晚期古城贝特谢安的七枝烛台和其他圣殿物品。照片，版权方为泽夫·拉多万。
(1) 见《路加福音》20:25-37。——校者注
(2) 约书亚（Joshua）是希伯来语名字，耶孙（Jason）是希腊语名字。——校者注
(3) “族长”（ethnarch）这个头衔来自希腊文。——校者注
(4) 此“撒罗米”又常常译作“莎乐美”。——校者注
(5) 又译作“安息帝国”。——校者注
(6) “流散领袖”的原文是亚兰语Resh Galutha。——校者注
(7) 谢克尔（shekel）是古希伯来和现代以色列国的货币单位。——校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