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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作《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于2009年在日本出版，正好是10年以前。10年时间里，这本书获得了为数不少的读者，实属荣幸。听闻浙江人民出版社将要出版发行本书的简体中文版的消息之后，我真是感到万分欣喜。
与此同时，因为在本书中登场最多的国家就是中国，所以让中国的读者们读到这本书，也让我颇感压力。2019年的中国，不仅是联合国会费分摊比例达到第二位的经济大国，更是成功到达了月球背面的航天大国。虽然本书所讲述的历史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但是正如爱德华·霍列特·卡尔所说的那样，“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对于过去的评价也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当下视角的影响。这本书已经有了整整10年的历史，希望接下来您将读到的内容，还不至于因为这些岁月而变得过时。
接下来，我想先说明一下写作这本书时的时代背景和意图所在。我写下这本书的2009年，因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已经肆虐了一年多时间。虽然在这本书出版时，针对世界规模的经济不景气，各国都已经采取了相应的对策。然而，在这之后的2011年3月，日本又遭遇了东日本大震灾以及随之而来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到了2012年9月，因为日本突然展开对钓鱼岛的“国有化程序”，使得中日关系也变得极为紧张。因此可以说，写下这本书的2009年以及之后的数年间，日本在受到世界金融危机打击的同时，还面临着其他诸多问题。虽然其中不少问题都是因日本自己而起，但是确实可以说在这段时间里，日本人的所谓“安全感”开始被重新定义了。
面对这样的形势，我当时就想到在今后的日本社会内部，围绕着日本近现代史以及日本的未来这些问题，恐怕会不断发生尖锐的对立和论争，而且这些对立和论争也会与日本的对外态度互相影响。事实上，日本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否认从军慰安妇、强制劳工、南京大屠杀等事实的反动潮流，以及针对首相“战后70年谈话”的评价等问题，确实都陆续发生了。
在本书的后记中，我写道：“我们在度过生命中的每一天的同时，总在无意识地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做出评价和判断。在评价或是判断当今社会的状况时，又会无意识地借用过去的事例进行类比，当进一步对未来进行展望时，同样会无意识地对比过去和现在的事例。
“在这些时候，年轻人的脑海中储存了多少可供类比的历史事实，对这些事实又进行了什么程度的整理分析，这些因素最终将会左右他们对于现在和未来的判断。”
现在重新回顾这段话，我觉得依然如此。甚至可以说，对于初中和高中学生这样的年轻一代，抑或是年纪虽大，但是头脑还年轻的人们来说，越来越有广泛了解日本这个国家的历史，也就是那些战争的历史的必要性了。
我这样想的理由，首先是因为刚刚所讲的，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正如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人一样，2009年的日本人也在主观上产生了某种危机意识。另一个理由则在于，围绕着73年前制定的《日本国宪法》，如今护宪与改宪双方正在展开激烈的争论。在序章的“战争与社会契约”这一节中，我提到了卢梭的理论。他认为，对于战争中的国家，其终极目标就在于改写敌国的宪法，也就是国家存续所仰仗的社会基本秩序。日本在二战战败之后，就按照占领军的要求改写了《大日本帝国宪法》以及其中所体现的天皇制，以新的《日本国宪法》与象征天皇制取而代之。
那么，为了讨论宪法的修改问题，就有必要把1945年8月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前提进行思考。在《朝日新闻》2015年春天进行的有关“日本开战的原因”的舆论调查中，对于“目前为止本国的追究与阐明是否已经足够充分”这个问题，尚有65％的人选择“还不充分”（《朝日新闻》2015年4月18日晨间版）。对于很多日本人来说，那场战争还留有诸多有待解释和定义的问题。
刚刚我已经提到，这本书是为年轻人所写的。不过，对于过去日本利用日俄战争的回忆，来将“九一八”事变正当化这种做法，即利用过去战争的观念与历史，为新的战争进行背书的行为，是值得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警惕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太平洋战场上，日军既没有制海权也没有制空权，作为对手的美军则拥有压倒性的技术优势。但是，中日两国于1931年之后在中国东北与华北平原上展开的战斗，则大部分是士兵之间面对面的杀戮。日军给中国带去的惨祸，自然罄竹难书，而很多日本士兵也因此患上了严重的战争神经症。近年来，吉田裕的《日本军兵士》与中村江里的《战争与心理创伤》等研究，很好地揭示了这些事实。
当时身在中国的日军士兵与军官之中，也有不少人对于中国有着很深的理解。日本从明治初年开始施行义务兵制，到1943年甚至废止了对于学生的暂缓征召制度。因此，像在东京大学文学部学习研究中国文学的武田泰淳（1912—1976年）这样的人被征召进军队的例子，也并不罕见。
武田在他所写的《司马迁》的序文中，这样写道：“我对于《史记》的思考，始于昭和十二年踏上战场之时。在充满危险的战地生活中，我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这千古流传的古代经典的强大之处。那些在汉代写下的历史的世界，也让我有一种现代的感觉。当我思考着历史的严酷、世界的严酷，或者说现实的严酷之时，总是能在《史记》中找到一些参考或是根据。”
武田入伍之后被派往自己研究的国家——中国，他在那里重新认识了《史记》的世界和古代经典的力量。在战争期间，他写出了《司马迁》并成功出版。司马迁的《史记》完全着眼于政治中的个人，武田将司马迁这种对于世界的理解娓娓道来，意在与当时日本所信奉的“万世一系”的天皇神话形成对照。身处战争中的审查制度之下的知识分子，应该会很容易理解他的这番用意。
在经历了长时间战争的国家之间，居然还存在这样的关联性，我本人对于这一点也深感兴趣。在日本人与美国人之间，就很难发现诸如武田与司马迁，或是竹内好与鲁迅之间的那种关联性。反过来，如果是英国人或是美国人，倒是有可能通过文化、艺术、音乐等媒介，与德国人产生相似的关联性。长久以来不断从中国学习文化的日本，在近代以后又对中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种日本视角下的说明，希望中国读者也能有所了解。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学生，目前正在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学习日本近代史的章霖，他利用写作博士论文的宝贵时间，付出了非同寻常的努力来翻译这本书。同时，也要感谢浙江人民出版社为出版本书所做的诸多努力。这本书另有繁体中文版已在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出版，不过，作为作者，我相信浙江人民出版社的这个版本，才是最能正确反映我想法的中文“决定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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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