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小屋的周围打着木桩，小屋建在木头支架上，从远处看，就像一只小鸡立在浅水区。大陆的闷热笼罩着一切。任何能在水里持续漂流一个月的东西——树皮、树枝和整棵的树，如果没有在数千英里的漂流途中被截住，最终都会聚集在伯利兹，这是密西西比河口的一片平地。被淹死的鹿和野牛没能漂到这里，因为鲶鱼和乌龟早在它们漂到这里之前就把它们吃掉了。最重的一层漂流物藏在这些森林垃圾翻起的涟漪下面，那是水面下一股巨大的潜流，波涛暗涌，虽然新鲜但并不好闻，水流在随着它的重量下沉。暗流中的铁来自遥远的北方，银来自落基山脉，但主要是污泥。森林中的成千上万条支流卷着腐殖质，翻滚着流经杰斐逊统治下的16个州，与三角洲的黑土搅在一起。长期以来，这条河流汇集两岸的淤泥，独自向着南方流去。但在过去的10年里，由于流域上游的耕作、播种和收割，径流的淤泥一直在增厚。

1807年初，从“阿文提诺号”望过去，在这个航道上浮锚的是一个个子不高、皮肤黝黑的男人。自查尔斯顿建立以来，他就是这艘船上唯一的奴隶。船员们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他既构不成威胁，也不是主要的货物。一直以来，他都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别人也听不懂他的话。但是他们不再担心他会跳下去，就像当初那些在大西洋口岸站在围栏上试图跳海后被拽回来的黑人。他身上有两件令人吃惊的事情，一是他睡觉的时候总是蜷缩成同一个姿势，二是他脖子上戴着一个铁项圈，上面刻着“休·杨的财产”。 ⁽¹⁾

从他的眼中可以看出来，他是记得的。从非洲来到南卡罗来纳州，1000多万人被迫移民到这个新的世界，他和他们一样幸存了下来。他们或被捕或被绑架而来，或者干脆就是买来的，然后被运往海岸，从一个陌生人的手里贩卖到另一个更陌生的人手里（这些人或是白人，或是棕色人，或是有一头棕褐色与黑色的卷发）。他们被从黑暗的地牢中带出来，手脚戴着铁链，白人水手把这一大批非洲人捆在海岸边的一艘大独木舟上。海水冲刷着船舷，独木舟上的人都能感受到溅起水花的咸味。他们穿过汹涌的波涛上了海中的浮式据点，然后被拖到罗德岛的船上。他们相互推挤着前进，用轻巧又迅速的步伐在一个只有4英尺高的顶棚下保持着平衡，即使对这些平均身高只有5英尺的人而言，这个地方也太矮了。在他们面前，一些散发着恶臭的男人蜷缩在地板上。他们的睡相告诉这些新上来的人该如何躺着：左边朝下，面对背紧贴着躺在一起。船长认为这样对心脏有好处。

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允许继续进行奴隶贸易。以后的20年里，这个新国家的公民从非洲海岸拉来了10多万人口。其间，充满了抗争。有些人紧紧抓住地牢和奴隶集中营的门框不肯进去；有的带着锁链成队从船边翻进海里，一起淹死在海浪中；有时水手用棍子把他们打倒在甲板上，有的奴隶会夺过他们的棍子；当船员让他们出来操练的时候，他们会冲破栅栏。大西洋的贩奴航程中，有10％经历了重大叛乱，但是基本以失败告终。水手在船中间向那些绝望的人们发射加农炮弹，船上的排水口血流成河，尸体都被扔进海里喂了鲨鱼。 ⁽²⁾

现在这个人都还记得他当时是怎样躺在呕吐物里，躺在粪便里，躺在尿液里，怎样吃着那些他们带来的桶里的食物。他听见另一层甲板上的女人为一个垂死的婴儿或是姐妹痛哭；当水手要将她们带到船员的住处强奸时，他听到她们在挣扎反抗；他看见水手把那些身体已经僵硬、带着一脸苦笑的人拖了出去。天使也曾险些伸手把他抓走。他晕船到连胆汁都吐了出来；痢疾导致他拉得倾泻一空，差点儿没了命；他在船舱里发烧，汗如雨下，气喘吁吁地等着从桶里盛的一口饭食。他当时很可能像那几百万人一样死去，但他活了下来。

他也许是幸运的。这艘船最后停靠在了查尔斯顿港。随后，船员把他卖给了当地的一位新奥尔良中间商，这个人给他锁上了一个铁项圈，上面烙着这个商人的名字。另外一个白人把他从东湾街带到阿文提诺码头。牌子在风中“咔咔”作响，风里还夹杂着加兹登码头那艘旧船上散发的恶臭。在库伯河的对岸，秃鹰落在树上拍打着翅膀，它们知道这个港口的洋流会将尸体堆积到沙洲的某个位置。仅在那一年，25艘船在此隔离等待检疫期间，就有700个非洲人死在船上。 ⁽³⁾

又一次航行之后，这艘小船驶进了阿文提诺的泊位。白人海关官员爬上了绳梯。那个戴铁项圈的黑人观察着这一切。他能看出来，靠在桨上休息的那个奴隶也经历了那片黑暗的海域。划桨人也看向了这个戴铁项圈的人，并回忆起了奴隶甲板上浸出水的木头挤压在他伤痕累累的脸颊上的感觉。

但这次重新登陆的经历也许会有所不同。奴隶制本身从一开始就一直在变化，从最初塑造了新世界的糖岛模式（sugar-island model），直到变成现在这种状况。这个戴着铁项圈的男人不是要去一个小岛，也不是要去一个紧邻海岸线的孤立居民区，他要前往一片广袤的大陆。在泥泞沼泽地的浓雾后面，奴役没有地域上的界限，只有政治上的限制，奴隶主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去制定政策，这些奴隶未来的主人是美国公民而非殖民者，他们有权投票，竞选政府公职。同样地，是这些奴隶主的财产利益而不是遥远的帝国官僚计划决定着奴隶的命运。这个戴着铁项圈的男人和所有跟他一起走进这片大陆腹地的人，将要生产的不是一件奢侈品，而是一种无限扩张的新经济中最基本的商品，因而他们生产的商品也拥有无限的市场。这就意味着，对于奴隶主的数量没有限制，对于那些想要从奴隶制中获取利益的投资者的数量也没有限制。只有当奴隶主良心发现，或者世界投资市场无法调动足够的储备时，才能阻止资本流向奴隶制的新地界。

这都是确定无疑的，但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整个美国和所有想将奴隶制扩大到大陆中部大河谷的企业家是否可以深入北美腹地。直到1807年，这个疑问依旧没有答案。事实上，这个疑问自18世纪90年代开始就始终存在，并且持续了十几年。由于这个原因，奴隶制的扩张并不是注定的结局。四次剧烈的暴力冲突，其中三次都发生在该河谷地区，河水震动着“阿文提诺号”，这才是决定奴隶制命运的关键。

自1807年开始，从旧大陆来到这片新大陆的人中，4/5来自非洲而非欧洲；这些人戴着锁链被关在船舱里，甚至不能在甲板上自由活动。三等舱里熙熙攘攘的人群，吵着闹着要远离饥荒、摆脱贫困，他们是爱尔兰人、意大利人或者俄罗斯犹太人，那些人后来也来到了这片新大陆。1000万来自中央航道的非洲人被掳到这里，他们塑造了这个新世界，并且将新大陆与旧大陆联系起来。一个与之规模类似的变化，就是在这个半球上数百万原始居民的死亡。借助人口灾难和中央航道，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和英国这些帝国统治了美洲前300年的历史。一旦将所有的金银财富洗劫一空，这些国家就会从巴西到弗吉尼亚建立起一系列种植园殖民地，以寻找更大的财富来源。虽然很多种植园规模很小，但其对经济和政治产生的影响却是巨大的。1763年，在第一次《巴黎和约》中，法国以其在加拿大的全部殖民地换取了瓜德罗普岛。 ⁽⁴⁾

在1807年之前，蔗糖是这些岛屿上主要的产物，也是欧洲大部分新财富的来源。16世纪早期，葡萄牙人把甘蔗带到巴西。那时，他们已经学会如何榨汁，如何熬煮甘蔗汁，以及如何在马德拉岛或圣多美等大西洋岛屿上使甘蔗汁结晶。在那里，欧洲人首次将甘蔗的挥发性成分、肥沃的土壤、奴隶制和背井离乡的非洲奴隶结合在一起。在巴西，这种结合不仅在起泡的甘蔗汁桶中收获了蔗糖结晶，还获得了巨额的收益。16世纪晚期的西欧经济中，有威望的消费者吃糖的数量越来越多。巴西曾一度是早期现代欧洲的硅谷，是创造巨额利润的技术孵化器，是一夜暴富的代名词。当海难将鲁滨孙·克鲁索扔到荒岛时，他打算成为巴西的一名种植园主。 ⁽⁵⁾

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巴巴多斯岛取代巴西成为第一产糖地。巴巴多斯岛的全盛期也只持续了几十年，牙买加紧随其后，声名鹊起。在一个又一个的岛上，欧洲人和他们所携带的病原体夺去了当地人的生命，贩奴船在海上航行，甘蔗在这片土地上生长。甘蔗地里劳作的奴隶死后，又会有一波幸存下来的奴隶从贩奴船上爬到这片甘蔗地，接替他们的劳动，从而使奴隶主变得极其富有。在每个岛上，最富的人把其他人排挤出去，然后一个新的小岛出现了，它为企业家们提供更新鲜的土壤，为投资者们提供吸引资金的新方式。糖岛破坏和开发的过程塑造了这个新世界前3个世纪的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虽然弗吉尼亚与南卡罗来纳不同于糖岛，但它们同样是流通渠道。北部殖民地本来与这些毫不相干，但后来他们开发了糖岛所需的造船业、谷物种植业和畜牧业，并开始将甘蔗糖浆蒸馏制成朗姆酒，运输奴隶，贩卖奴隶制造的商品。 ⁽⁶⁾

在欧洲的商店和厨房里，糖起初是富人的奢侈品。到了1700年，糖变成了新兴中产阶级咖啡和茶里的甜味剂，同时也是一种上等的调料。到了1800年，糖成了英国穷人的奢侈品，偶尔作为熬过一天辛苦工作的兴奋剂，或是一种让哭闹的孩子安静下来的奖励。糖和奴隶制一起，加速了欧洲的贸易，拓宽了企业家获得金融资本的途径，刺激了追求利益的欲望，促进了集权国家收入的增长和国力的增强。但糖和奴隶制绝没有使西欧的经济超越世界其他地区。中国人也消费糖，而且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一直是世界贸易的中心。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大部分欧洲人时常面临饥荒的威胁。他们按照当地人的农业传统种植粮食作物，而这些传统农业技术的复杂性、效率和生产力都更接近公元元年时的状况，而不是1900年。大部分穷人和农民像戴着铁项圈的奴隶一样矮小，因为自农业时代以来，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还没有得到改善。 ⁽⁷⁾

在船尾的甲板上，白人海关官员和船长一起走到这个戴项圈的男人面前，盯着他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船长在一份文件上签了字，海关官员又回到了船里。在白人的文件里，这个人依旧没有名字，但墨水已经记录下了他的存在。这艘划艇向着海关小屋划了回去。“阿文提诺号”的海员们拉着船锚，升起船帆，船锚发出碰撞的声音，船帆在空中飘荡。驾驶盘转动起来，这艘双桅船驶入了航道。

戴项圈的男人在围栏上向远处眺望。薄雾渐渐散去，一片低平的陆地进入视野。接下来几天，“阿文提诺号”顺着蜿蜒的河流穿过密西西比的新土地。慢慢地，河岸开始上升，堤坝保护着后面的平地，地里长着绿色的甘蔗。他最先看到的是临时搭建的小木屋，然后是被小木屋簇拥着的大房子。三天后，河道向右拐后变直，一丛密密匝匝的桅杆映入眼帘。他们抵达新奥尔良了。

1800年，当法国旅行者皮埃尔-路易斯·迪瓦隆（Pierre-Louis Duvallon）看到一小丛桅杆，他便预言新奥尔良“注定会成为北美的主要城市之一，也许还是新世界最重要的商业中心”。新奥尔良在1718年由法国人建成，于1763年割让给西班牙。来到这个城市的设计者、愿景家和投资者同样能预见到这里广阔的前景。迪瓦隆认为，坐落于密西西比河口的新奥尔良，要比尼罗河、莱茵河、多瑙河和恒河更具有经济潜力，这里将会成为半个大陆产品的接收地。迪瓦隆甚至说，在新奥尔良，“自然与社会的精粹恰到好处地结合在一起，完全超乎想象”。 ⁽⁸⁾

然而，自从13个殖民地取得独立以来，强大的帝国决心让新奥尔良远离美国的控制。1783—1804年，西班牙一再地剥夺美国居民通过新奥尔良向上游地区运输商品的权利。每当他们这样做时，西部的居民就会考虑改变他们的效忠对象。美国官员对此很忧虑，曾多次试图与西班牙谈判关于密西西比河口附近这座城市的出售和割让事宜，但是，西班牙试图遏制这个新国家的发展，因而一再地拒绝了他们。 ⁽⁹⁾

西班牙顽固地控制着密西西比河口，这使得美国依然有可能分裂，但是，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改变了历史的进程。1791年，在法国加勒比圣多明各殖民区，受奴役的非洲黑人爆发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起义。圣多明各岛是伊斯帕尼奥拉岛东部的第三个岛屿，是当时最后一个糖岛，也是法兰西帝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但是，8月的一个夜晚，第一个奴隶制磨坊停止了运转。在整个圣多明各蔗糖帝国，这个世界上最有利可图的地区，奴隶们涌入大厦豪宅里屠杀奴隶主，在蔗糖仓库和甘蔗地里放火，成千上万的人在殖民统治区海地角游行。在遭到阻止后，他们又重新集结。当时这场起义波及了整个殖民地区。 ⁽¹⁰⁾

到1791年末，起义已造成成千上万的白人和黑人死亡。甘蔗地里的滚滚浓烟被吹进了大西洋信风中。难民逃到查尔斯顿（当时他们已经充满了对奴隶叛乱的恐惧），逃到古巴，逃到大西洋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所到之处，他们带去的是一个天翻地覆的世界的疯狂故事。由于法国大革命推翻了统治法国1000多年的君主专制，欧洲人陷入了认识混乱的痛苦中，当时人们对这些事件反应不一，但都深感困惑。小规模的奴隶叛乱是一回事，黑人取得完全的胜利又是另外一回事。事实上，欧洲思想家一直在讨论法国的那场革命，却对圣多明各的事绝口不提。例如，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黑格尔，他当时正在围绕一个奴隶反叛主人的理想化古典形象构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但他却从来没有谈及现实世界中正在发生的奴隶叛乱，即使他阅读的每篇周报上都有关于流血冲突的报道，但他坚持认为，非洲黑人与一个由欧洲民族国家新获得自由的公民塑造的未来无关。 ⁽¹¹⁾

但是，圣多明各的这场革命创造了一个现代世界。今天，圣多明各被称作海地，它是西半球最贫穷的国家，但是，海地革命是当时最具革命性的革命。当这一切结束时，这些曾在欧洲帝国的相互倾轧中受到压榨的人们，统治了这个曾经奴役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公民地位（至少在理论上）是迄今为止最平等的。他们在加勒比推动的事件，促使法国革命家在国民议会中坚定地采取更为激进的立场。例如，在1794年解放所有法国奴隶，试图使圣多明各这个经济龙头支持法国的新任领导人。然而，奴隶革命本身就已经消灭了岛上的奴隶制。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之前是一名奴隶，他将一群狂暴的反抗者组织起来，建立了一支起义军，这支军队保护了他们的革命果实。1794—1799年，杜桑·卢维杜尔的军队击败了成千上万的反革命英国红衫军的侵略。 ⁽¹²⁾

1800年，圣多明各名义上依然是法兰西共和国的一部分，实际上已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杜桑·卢维杜尔在写给法兰西第一人拿破仑·波拿巴的信中自称“第一黑人”。拿破仑当时是法兰西共和国的第一执政，也是一位出身卑微的传奇人物。他是一位政治和战争领域的领袖，而非商业巨头，他的军事胜利摧毁了陈旧的那一套。然后，他试图去创造一个新的国际秩序、一种新的经济、一套新的法律、一个新的欧洲、一个新的帝国。但在1800年 与英国签订《亚眠和约》后，这个表面看起来实行了共和制的国家变成了君主制。拿破仑把目光投向了一个新的目标：收复皇冠上的蓝宝石——失落的圣多明各。1801年，他派出了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舰队——大约有5万人——在他妹夫查理斯·勒克莱尔（Charles Le-Clerc）率领下进入这个岛屿，他们的任务是干掉圣多明各首领，也就是当过奴隶的杜桑·卢维杜尔。拿破仑命令道，“要灭掉非洲黑人的威风”，要通过欺骗和暴力压制所有叛乱，将所有幸存的非洲人再次套上奴隶制的枷锁。 ⁽¹³⁾

拿破仑还组建了第二支军队，并给了这支军队第二个任务。1800年，他签订了一份秘密条约，将西班牙控制了37年的路易斯安那“归还”法国。第二支军队被派往路易斯安那，在那里插上法国国旗。这支军队有2万人之多，比整个美国军队都要庞大。拿破仑早已从内部征服了一个革命共和国。他现在又派了一支强大的军队，试图通过野蛮的武力去征服另一个领地。至于第三个共和国，当拿破仑的第二支军队登陆路易斯安那的时候，它在密西西比上游的存在，将破坏美国东西分界线地区的稳定。 ⁽¹⁴⁾

杰斐逊在华盛顿听闻了有关这个秘密条约的传言。为了维持他独立白人共和国向西推进的乌托邦计划，杰斐逊向奴隶制的扩张作出妥协。现在他面临着又一个迫在眉睫的选择：要么虚伪地妥协，要么毁灭。1786年，他和约翰·亚当斯作为反叛共和国的代表被派到英国皇家法院，对杰斐逊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所遭受的屈辱更让他痛心的了。当一个戴假发的法官大声地喊出美国特使的名字时，乔治三世还在盛怒之下，他傲慢地转过身，然后大摇大摆地走了，大臣们一阵窃笑。然而，正如此时杰斐逊对前往巴黎的特使罗伯特·利文斯顿（Robert Livingston）所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占据这个地方的人是我们天生的宿敌，这个地方就是新奥尔良。”杰斐逊不得不以某种方式开放密西西比河。他写道，如果法国军队占领新奥尔良，“我们就必须和英国及其舰队联合”。 ⁽¹⁵⁾

拿破仑有他自己的野心。他没有理会杰斐逊对于密西西比河口这座城市最初的报价。虽然杰斐逊总统让前去谈判的詹姆斯·门罗（美国未来的总统）带去了一个更高的报价：1000万美元买下这座城市及周边地区，但法国最后仍没有答应这笔交易。勒克莱尔的军队大批登陆圣多明各的时候，法国发现海地角已是一片废墟，作为焦土政策的一部分，此地被付之一炬。勒克莱尔通过骗局成功抓获了杜桑·卢维杜尔，并将他押至法国，囚禁在侏罗山的一个堡垒里。然而，反抗并没有因此停止。卢维杜尔的军队开始接连告捷，战胜拿破仑的大军。法国军队开始由镇压叛乱转向种族灭绝，数千名疑似叛乱分子及其家属惨遭杀害。这种恐怖行径激起了更激烈的反抗，随之而来的还有黄热病和疟疾，数千名法国士兵因此丧命，其中包括勒克莱尔。

1802年中期，法国的第一波军队已经退却了，拿破仑极不情愿地将路易斯安那的军队转移到圣多明各。随后，加勒比地区的第二次远征也宣告失败了。虽然杜桑·卢维杜尔在大洋彼岸的牢房里正冻得瑟瑟发抖，但他留下的军队成为率先粉碎拿破仑野心的决定性力量。“该死的糖，该死的咖啡，该死的殖民地。”有人在宴会上听到一位白人首脑这样抱怨。1803年4月7日，看守卢维杜尔的狱卒进入牢房，发现这位黑人领袖笔直地坐在椅子上，已经去世了。同一天，门罗的船驶入法国海岸。4月11日，门罗的车队还没有抵达巴黎，一位法国部长就邀请利文斯顿到他的办公室。 ⁽¹⁶⁾

拿破仑的这位官员的报价惊得利文斯顿差点从他的及膝短裤中跳出来：不仅仅是新奥尔良，而是整个法属路易斯安那——整个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的西岸，全部出售。美国只花了1500万美元就买下了82.8万平方英里，即5.3亿英亩的土地，每英亩约合3美分。这片广阔的土地使这个国家的面积扩大了一倍。最终，美国从路易斯安那领地中先后划出15个州。到20世纪末，杰斐逊的这笔意外之财将为世界生产大量的粮食。可以想见，利文斯顿难掩自己的兴奋，当即同意了这个决定。 ⁽¹⁷⁾

就这样，1804年伊始，举行了两场重大的仪式。每一次都正式化了受奴役的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成功推翻了欧洲帝国最有利可图、发展最充分的蔗糖奴隶制所带来的结果。其中一个仪式在太子港举行，由几个经历了奴隶队伍、奴隶制、革命和战争的领导人主持。1月1日，他们宣布国家正式独立，他们称之为海地——他们认为，在西班牙人将这里的泰诺原住民赶尽杀绝之前，泰诺人称这里为海地。即使这个国家的历史充斥着杀戮、内战、独裁和灾难，即使白人国家一直绞尽脑汁地拒海地于国际社会之外，但海地独立后的第一部宪法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公民观念：只有黑人才能成为海地公民。那么，谁是“黑人”呢？是那些反对法国和奴隶制，并且接受黑人统治海地这一事实的所有人。也就是说，即使是“白人”，也能成为海地的“黑人”公民，只要他（她）否认白人应当统治社会、非洲人应当服务他人这样的观念。 ⁽¹⁸⁾

海地的独立不仅粉碎了拿破仑征服西半球的计划，还敲响了新世界奴隶制的丧钟。在糖岛上，生产力取决于那些从非洲掠夺来的黑人劳动力的不断供给。一些曾认为非洲奴隶贸易并非不道德行为的欧洲人转变了看法，因为奴隶贸易给圣多明各带来了灾难，那里初尝自由滋味的男女现在满怀愤怒。1791年，受到圣多明各反叛分子身首异处和巴黎断头台恐吓而暂停的英国反奴激进主义，现在成了传统的伦敦智慧。1807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终止了英国的国际奴隶贸易。英国政府和统治阶层认为，废除奴隶贸易为他们提供了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布朗（Christopher Brown）所谓的“道德资本”。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可以利用其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向西班牙、法国和葡萄牙施压，要求他们也废除其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 ⁽¹⁹⁾

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也在推进本国禁止国际奴隶贸易的法案，1808年是宪法同意这条禁令的第一年。但是，该禁令之所以在政治上具有可行性，原因之一是贩奴船不必再经由中央航道。托马斯·杰斐逊在1806年向国会提交的年度报告中，敦促实施奴隶贸易禁令。向西、向南和向西南的领土扩张，使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奴隶主能够从源源不尽的奴隶队伍中买到像查尔斯·鲍尔那样的人。因此，法案的通过并不意味着投票的那些南方代表认为奴隶制是错误的，正如他们中的一个人所说：“绝大多数南方人并不认为奴隶制是一种犯罪。” ⁽²⁰⁾

无论如何，海地革命已经让美国这个年轻的国家为了奴隶贸易开放了密西西比河口。1803年12月22日，大约在太子港宣布独立10天前，路易斯安那的新总督与新奥尔良官方进行了权力交接。美国的所得依赖于数十万非洲男性、妇女和儿童的牺牲，这些人在圣多明各奋起反抗那个似乎被写入美国宪法的社会制度，即对非洲黑人的奴役。这种对海地革命胜利的依赖是一个巨大的讽刺。杰斐逊关于“扩张”的言论一定程度上是依赖于白人对奴隶反抗的恐惧，而并没有承认是杜桑·卢维杜尔死后的胜利，使这个国家和奴隶制的扩张成为可能。当时唯一指出这位共和党总统是一个没穿衣服的皇帝的声音，来自杰斐逊的老对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他表示：“我们应该感谢圣多明各的恶劣气候、这个地方黑人居民的勇气及其顽强的抵抗……事实是，波拿巴被迫（并不是被杰斐逊强迫）放弃了他在密西西比河岸殖民的宏伟计划。” ⁽²¹⁾

甚至直到今天，大多数美国历史教科书中，关于路易斯安那购买案的描述，都没有承认这是圣多明各的奴隶革命促成的。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件。1804年，海地人向世界宣告他们的社会理念，即公民完全放弃白人特权。但是与此同时，他们革命的成功，却给密西西比河口带来了一个新的奴隶制帝国，这片伟大的大陆会孕育第二个奴隶制帝国，且其经济实力远超第一个。

因此，那个戴着铁项圈的男人并非意味着旧的被迫移民的结束，而是新一轮强迫移民的开始。但是，获得的领土并不会自动变成管理权，潜在的财富也不能自动转化成滚滚财源。为了将密西西比河口潜在的可能变为现实，奴隶主就不得不跨越语言与文化的差异共同努力，尤其是在1807年以后，他们不仅要找寻新的奴隶资源，还要去摆平那些威胁他们权力的挑战。假如我们能够在1809年5月15日采访奥尔良领地的总督威廉·克莱伯恩（William C．Claiborne），他可能认为奴隶主们的前景不容乐观。那天，他在坐落于新奥尔良阿姆斯丹广场总督府——一栋白色石头建筑——的书桌前匆忙潦草地写信。这个建筑由西班牙人建造，现在是路易斯安那州的州立博物馆，但是在1804年“改旗易帜”之后的几年里，这里曾是帝国边疆政府的神经中枢。

克莱伯恩是一个风风火火的人。随着新美国的扩张，他的政治事业平步青云。1775年克莱伯恩出生于弗吉尼亚，后来移居田纳西州，并于1795年当选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国会议员。势力强大的弗吉尼亚盟友使他获得了新吞并的奥尔良地区（现在的路易斯安那）联邦总督的任命。但是，他想在这里完成的一切似乎都泡汤了，其中有一些是由于他自己的失误，比如他不愿意学习法语。他为人鲁莽冒失，像他的国家一样总是火急火燎。就在这时，他从座位上一跃而起，望向窗外的河流，然后又急匆匆地大步回到座位上，继续潦草地写信，全身晃动。 ⁽²²⁾

因为总督刚刚得到一个棘手的消息，一艘来自古巴装满奴隶的船只试图停靠在新奥尔良港，这违反了禁止向美国输入奴隶的禁令。进口奴隶的问题可能会激化这个领地固有的矛盾。由于文化上的差异，讲法语的居民与讲英语的新教徒会在新奥尔良街头争论舞会上应该跳哪一种舞，是英格兰的时尚舞还是法国的流行舞。在这里，一些有钱的白人男子先是和黑白混血的女子同居，之后再找个有头有脸的白人女子结婚，“美国”女性（还有少数男性）对此怨声载道。这样的事情在弗吉尼亚时有发生（克莱伯恩很了解托马斯·杰斐逊的类似故事），但他们通常都秘而不宣。同时，新到美国的移民会利用境外资本主导新奥尔良的商业活动，他们可以畅通无阻地获得那里的商品和利润。路易斯安那的法国人只能依靠他们对该地区固定资本的控制，以及拒绝出售土地的方式来阻止美国移民。 ⁽²³⁾

文化冲突一直动摇着路易斯安那新居民的忠诚。西班牙帝国仍对东西边境地区虎视眈眈，不愿放弃西佛罗里达。传言有人密谋将密西西比河流域脱离华盛顿控制，谣言引起了很多人的密切关注，包括西班牙人、对美国不忠心的法国路易斯安那人以及野心勃勃的讲英语的人。最臭名昭著的就要数1806年的那场阴谋了，据称是由前副总统阿伦·伯尔和詹姆斯·威尔金森将军策划的，企图在路易斯安那建立一个脱离联邦的共和国。虽然威尔金森是受雇于西班牙的一名特工，但是并未被逮捕。而伯尔遭到了逮捕，但是随后关于他叛国罪的审判却演变成了杰斐逊的一场灾难。总统看起来像一个急于扭曲事实的人，以此来报复对手（伯尔是杰斐逊在1800年选举中的竞选副手，据说他试图通过与联邦党人合作，使选举结果由众议院决定，从而窃取总统职位）。 ⁽²⁴⁾

圣多明各革命之后，最扑朔迷离的就是路易斯安那奴隶制的未来。奥尔良领地1804—1810年的法律记录显示，这里有15927名奴隶，学者们已经找到了足够的信息对其中的5527名奴隶进行种族鉴定。其中，61％似乎是生于非洲，27％生于路易斯安那，6％生于加勒比海，还有6％生于英属北美地区（见表2.1）。在新奥尔良的市场里能听到数十种非洲语言，能看到一些奇怪的“国家标记”，从甘蔗地里走出来的男女脸上刻着部落的伤痕。那些从非洲来的“奇怪黑人”看起来特别具有抵抗倾向。1810年，约翰·帕弗瑞在自己的种植园写道：“我们的老朋友曼丁哥·查尔斯（或称哥利亚）又从种植园逃跑了，和他一起的还有一个叫克莱克的人。”帕弗瑞的种植园在圣查尔斯教区，位于距新奥尔良50英里的上游地区，取名“焦蔗”（Burnt Cane）。帕弗瑞是一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商人，在18世纪90年代搬到了路易斯安那，接管他姐夫的制糖企业。1810年底，企业负债累累，他无力偿还，便把公司卖给了新奥尔良企业家威廉·肯纳和史蒂芬·亨德森，之后在路易斯安那的阿塔卡帕斯地区开展棉花种植业务。克莱克就藏身于圣查尔斯的森林里。 ⁽²⁵⁾

资料来源：霍尔数据库，网址：www.ibiblio.org/laslave/。
注：此表中除非洲人的数量外，其他群体的统计数据均借鉴了变量研究的成果，其出生地不唯一。

圣多明各的精神存在于克莱伯恩试图统治的路易斯安那。新奥尔良街头的大部分白人警察都出生在这座法国岛屿上。糖和制糖专家也从那片被烧毁的殖民地来到了路易斯安那。1794年，逃到此地的难民、制糖工安东尼·莫林帮助艾蒂安·波尔成为路易斯安那第一位用甘蔗制糖的种植园主。一个小的圣多明各在沿着从圣詹姆斯教区向下延伸到这座城市的“日耳曼口岸”勃然兴起，甘蔗田取代了玉米地。1804年，有70多家制糖厂投入运营。随着100多英里甘蔗地的种植，军官阿莫斯·斯托达德看到了“悲伤与痛苦的场面”。他还补充道：“创伤和撕裂是由意志消沉的主人与监工造成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表现出一种奇怪的无知和堕落，折磨着陌生人的情感，榨干他心里的血……上帝啊！你为什么不让他们遭到报应！”这番话与杰斐逊所说的如出一辙。 ⁽²⁶⁾

圣多明各的难民及其说法语和西班牙语的同胞似乎无法超越复仇的结局，他们要求更多的奴隶。从他们的视角来看，路易斯安那殖民地长期以来缺少黑人奴隶，在美国收购之前的10年，他们进口的黑人不到2000人。1804年克莱伯恩到这里，带来了国会可能会在这个领地禁止国际奴隶贸易的消息，他发现“人们几乎普遍赞成这种不人道的贸易”。他的报告称，“禁令是不满的根源”，甚至说英语的居民也表示：“他们必须进口更多的奴隶，否则他们将会永远被毁灭。” ⁽²⁷⁾

毁灭！永远毁灭！克莱伯恩的一个副手写道：“没有什么东西能像从非洲进口野蛮的黑人一样引起他们的兴趣。”新近偷来的被称作“野蛮黑人”，也叫“头”。克莱伯恩报告称：“对于调节法国居民与美国政府的关系而言，重开奴隶贸易大门比其他任何承诺都有效。”尽管他也担心路易斯安那会因为奴役非洲人而变成第二个圣多明各。然而，1804年7月，路易斯安那的白人得知，国会也计划禁止美国其他地区与路易斯安那之间进行国内奴隶贸易。新奥尔良爆发了，公众集会中充斥着要脱离联邦的言论。集会领导人围攻克莱伯恩说：“一旦禁止奴隶贸易的法令出台，即使是最受尊敬的人物站在面前，也压制不住他们的怒火。” ⁽²⁸⁾

在10月奴隶贸易禁令实施之前，有进取心的人蜂拥而至，但并没有像克莱伯恩预想的那样带来“成千上万的非洲黑人”，只有6艘来自非洲船只上的463名黑人，外加3艘来自牙买加和哈瓦那的船只所载的270名奴隶。但是到1805年，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将新奥尔良的领地地位提升到和密西西比平等。新奥尔良的总检察长詹姆斯·布朗，一位在“日耳曼口岸”有一座甘蔗种植园的弗吉尼亚人，抓住了这条法令的空子。密西西比可以从其他州进口奴隶，甚至可以进口从其他港口转运来的非洲奴隶，因此，他坚持认为，新奥尔良领地的奴隶主们也可以这么做。杰斐逊允许了这种做法，奴隶进口就此恢复。 ⁽²⁹⁾

到1807年末合法的大西洋奴隶贸易结束之前，奴隶贩子把数百甚或数千名“野蛮黑人”从非洲途经查尔斯顿运送到新奥尔良，有时像戴着铁项圈的男人一样单个运送，有时两个奴隶一组，有时则是整船载入。此外，包括田纳西州法官安德鲁·杰克逊在内的奴隶主，将讲英语的奴隶运送到密西西比河地区。新一轮奴隶的涌入，满足了新奥尔良新移民、难民种植园主和像老克里奥尔人企业家这些人的需求。仅1804—1805年间，新奥尔良黑人销售的数量就增加了近5倍，随着奴隶供应量的增加，平均价格也随之下降（见表2.2和表2.3）。其实，并非所有的卖家（或者买家）都是白人。约翰·帕弗瑞的监工说，他从“一个名叫约翰·查西尔的人手里”购买了一辆“黑人绞车”。查西尔是个有四分之一黑人血统的混血儿。帕弗瑞特别提到，查西尔对所放的债务追得很紧。 ⁽³⁰⁾

资料来源：霍尔数据库，网址：www.ibiblio.org/laslave/。

资料来源：霍尔数据库，网址：www.ibiblio.org/laslave/。

由于伦敦和华盛顿的决策，这种繁荣并没有得以持续。英国坚持搜查和扣押去往它的敌国法国的美国商船，经常绑架一些船上的水手，强行让他们加入英国海军。1807年，杰斐逊禁止了所有的国际奴隶贸易。他的理论是，这样一来，英国和法国将会损失惨重，迫使他们最终同意尊重中立的航运，并允许美国船只携带美国的烟草、砂糖和其他作物，运抵他们所能找到的最好市场。

政府努力将杰斐逊的政策严格执行了18个月。猖獗的走私钻了这条禁令的空子，削弱了总统在国内外的权威。但是，走私并没有对新奥尔良的出口依赖型经济起到作用，并且贸易禁令在整个1808年还遏制了奴隶买卖。最终，在1809年3月1日，即杰斐逊卸任的前3天，国会用《互不往来法案》代替了贸易禁令，试图只禁止美国与英法之间的贸易。

现在，让我们回到1809年5月15日，克莱伯恩在他的办公室正处于恐慌的边缘，因为有一艘来自古巴圣地亚哥的船只载着“一些法国乘客和36个奴隶”，行驶在新奥尔良附近，他正在写信给华盛顿的上司报告此事。许多圣多明各的难民搬到了西班牙殖民地古巴，这些法国人中，有一些人曾为古巴新的制糖业的初期发展提供过帮助。但是，当1809年初拿破仑入侵西班牙时，西班牙帝国以驱逐难民的方式进行报复。现在，这些二次难民乘坐的船只已经穿越伯利兹，前来寻求庇护。一艘快速的信使船已经报告了这个消息，正在等待总督的指示。

克莱伯恩不知道该怎么办。在这座城市，许多之前的难民都非常同情最新的这波难民浪潮，其中许多人是离开了古巴的咖啡种植园和制糖厂来到这里的。有些难民是带着奴隶来的，但接纳他们是违反联邦法律的。甚至在总督写完给华盛顿的第一封信之前（这封信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它并不会对当时面临的紧急危机作出及时的回应），当地的法国领事就来到总督府，告诉他又有6000人正在来路易斯安那的路上。克莱伯恩打发领事尽快回去，然后撕开给华盛顿的第一封信的封条，写下了绝望的附言：“如此数量巨大又突如其来的移民来到这片领地，将会对我们自己的公民造成巨大的不便和尴尬。” ⁽³¹⁾

克莱伯恩能轻易地勾勒出当前出现的困境。在一个通常能容纳1.5万人的城市里，有9000人面临着食物、住宿和就业的问题，还有携带奴隶的法律问题。而且，这些难民中有1/3是自由黑人，他们被禁止移民到美国。自由黑人也不招新奥尔良白人们的待见，尤其是追求表面上美国模式的那些讲英语的人。在他们的美国模式下，所有黑人都是应该受奴役的对象。但是几天之后，新奥尔良的白人举行了会议，他们写请愿书表示希望克莱伯恩能接受这些难民。 ⁽³²⁾

可能是出于恻隐之心，也可能出于一些其他的原因，新奥尔良的市长给克莱伯恩写信，小心翼翼地向克莱伯恩施压，让他接受这些难民和他们的奴隶，信中写道：“接受这些难民能新建很多种植园，这样就能在三年之内收获大量的棉花和其他作物。”商业贸易会越来越多，与其他市场的联系会更为密切，白人市民也会更加团结，不管他们来自什么语种。市长和其他富有的路易斯安那人都坚持认为，推动奴隶制的扩张会使白人统治下的新奥尔良和白人主导的美国更加富裕、更加团结，各州和各党派的联系会更加紧密。最终，克莱伯恩妥协了，难民们过了河。如果国会当时得知此消息，一定会就此事争辩一番，但是鉴于既成事实，国会将此案例当作1807年国际奴隶贸易禁令的例外，对此作出了让步。总督本人仅执行了一条法律，他按照法律条文，驱逐了难民船上所有15岁以上的自由黑人。只有妇女和儿童可以留下来。 ⁽³³⁾

有一位名叫博纳麦的路易斯安那奴隶主，他在新奥尔良的《路易斯安那观察报》（ Moniteur de la louisiane ）上刊登了这样一则广告：“我想从来自古巴的新移民中雇用30名黑人‘斧头奴隶’，还会长期雇用一些黑人女工。”1809年，在新奥尔良买卖的奴隶数量急剧上升，近1/3来自古巴的奴隶被奴隶主贩卖，这些奴隶主需要用贩卖奴隶的资金去做别的事情。在移民史上，那些愿意而且有能力在困苦之中谋利赚钱的人往往会成功。拥有法国血统的克里斯蒂安·米尔滕贝格医生就是一例。他于1809年被赶出古巴。正在他将要登上开往路易斯安那的船只之前，他从难民玛丽·弗朗索瓦那里买了一个名叫皮埃尔·路易斯的奴隶。皮埃尔·路易斯生来就是个圣多明各奴隶，他的主人在1791—1804年的那场革命中将他一起带到了古巴。米尔滕贝格一到新奥尔良，就贩卖了一些奴隶，然后重新开始他的种植园主生涯，但他留下了皮埃尔·路易斯。米尔滕贝格利用贩卖奴隶所得的金钱，建了一个小型的甘蔗种植园，让皮埃尔·路易斯在那里做苦工。 ⁽³⁴⁾

难民的到来为路易斯安那南部注入了新的奴隶劳工和新的买家。英法之间的关系紧张和文化冲突，以及与华盛顿之间的距离，延缓了新西部融入美国的步伐。这些难民的加入有助于缓和一些矛盾的根源，他们所带来的奴隶数量，占奥尔良领地奴隶人口增长量的1/4。1806—1810年，奴隶人口从22701人增长到34000人；1809—1811年，3000名被卖到新奥尔良的奴隶中，难民带来的奴隶占16％（见表2.4）。这非但没有造成当地奴隶主之间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而争吵不休的局面，反而使美利坚帝国得到了扩张。 ⁽³⁵⁾

资料来源：霍尔数据库，网址：www.ibiblio.org/laslave/。
*所用的变量是“经由”某地的数量，即购买奴隶的人从某地或途经某地运到新奥尔良的奴隶数量；9157条其他销售或遗嘱记录不包含在内。

并不是所有密西西比河流域的人都愿意配合。敌对国家西班牙仍希望遏制美国的发展，英国也是如此，还有5万名美国原住民，他们也不准备让出脚下的这片沃土。他们仍然生活在数百万英亩的土地上，而这片土地已经被亚祖公司和其他投机者成功地变成了美国东北部城市金融交易的一份文件。不久，冲突便随之而来。早在1811年，那些被带到密西西比河谷称为“头”和“斧头奴隶”的人就试图改变事态的进程。

沿着密西西比河新奥尔良上游的东岸，在“日耳曼口岸”，数十个奴隶劳工营从法国勘探的“狭长区”延伸出来。这块狭窄的土地有一两英里长，一直延伸到茂密的森林沼泽地带。它们的样式（今天在空中鸟瞰依然清晰可见）可以让尽可能多的大地主进入密西西比河。每一份地产都有一片非常肥沃的土壤，位于堤坝和沼泽之间。沼泽地本身几乎是无法逾越的，里面到处是鳄鱼、蛇、豹和熊。逃奴们在沼泽地藏身，在这里躲避监工和自由的黑人奴隶捕手。1810年11月初，高强度的甘蔗收割劳动已经开始，40岁的菲利普（或称科尔斯）从肯纳和亨德森的新领地，也就是以前约翰·帕弗瑞那片“焦蔗”种植园里逃了出来。就在那一年，他上了纳奇兹人的船，被卖给了肯纳和亨德森。距城市几英里处有一个大型的奴工营，它是作为示范种植园“奥蒙德”而保留下来的。宾夕法尼亚州的理查德·布特勒及其合伙人塞缪尔·麦库切最近为奥蒙德购买了数十名新奴隶，其中一人就是6英尺高的约翰。他也在11月份跑进了树林，再也没有回来。随着1811年的到来，在那里的某个地方，从约翰·帕弗瑞手下逃跑的克莱克还躲藏在那里。 ⁽³⁶⁾

收割甘蔗的工作在1月初结束。几个星期以来，监工和种植园主一直在催促着黑人工头，这些工头则去逼迫其他奴隶收割、装运，让妇女们两班倒，没日没夜地把甘蔗装进厂房。那些糖商和工匠（自由人或者奴隶）对煮沸、过滤、结晶成糖这些工艺过程进行监督，不停地逼迫着他们手下的人全天候地干活。现在，一些奴隶要花几天的时间将糖和糖浆装桶运送到货船和小木舟上，运往新奥尔良。在过去的10年间，大多数来自非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人、出生在路易斯安那的人，以及少数来自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人，都要在1月份做一些沉闷辛苦的工作，如刨除尖锐的甘蔗茬，以便种植下一季的甘蔗。

河岸边有一道堤坝，用于防止曼纽尔·安德里的土地被春季的洪水淹没。如果你曾在1811年1月5日那个周六的午夜外出，你会听到堤坝上人们的窃窃低语，其中夹杂着克里奥尔法语和蹩脚的英语。这些男人并不是简单地坐在那里交易塔菲亚（一种由甘蔗汁制成的劣质朗姆酒），也不是妇女们在相互交流如何对监工或主人说长道短。他们是在谋划美国内战之前最大的一场奴隶起义。

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比如根据名字，我们就能猜出阿马尔出生于西非受穆斯林影响的萨赫勒地区，威廉·肯纳和斯蒂芬·亨德森的混血奴隶哈里可能来自切萨皮克，领地检察官詹姆斯·布朗的奴隶卡曼那可能来自现在的加纳，而且可能是因为他的主人成功打开了通往路易斯安那的国际奴隶贸易，他才被带到此地。至于查尔斯·德斯隆德斯，一个被认为是叛乱领袖和煽动者的人，我们并不清楚他到底是谁。他可能是克里奥尔人，换句话说，他可能是生于路易斯安那的黑人。但当时有很多人说他出生在圣多明各，还担任过安德里的指挥官，或是黑人监工。我们所能确切知道的是，奥古斯特·吉拉德在1809年作为一个难民离开圣地亚哥之前，曾买过一个名叫查尔斯的人。查尔斯在1787年生于圣多明各，因此他也许会记得一些1791年发生的事情。吉拉德离开古巴抵达新奥尔良的时候，卖了11个奴隶，其中一个就是查尔斯。曼纽尔·安德里就是那个买家。或许这个在奴隶革命和制糖革命中长大的查尔斯，和安德里安排的组织奴隶加工和提炼蔗糖的是同一个人。吉拉德的查尔斯也许就是1月5日晚上在堤坝上召集会议的查尔斯·德斯隆德斯。 ⁽³⁷⁾

关于奴隶的每次叛乱和反叛阴谋的指控，我们的了解大多出自被俘的叛乱分子的供词。当信息来自于那些受尽折磨想要保护自己体肤的人时，“了解”也许并不是一个合适的动词。然而，从收集到的资料来看，似乎在那次堤坝集会之后，起义领导人阿马尔、卡曼那、哈里和其他在“日耳曼口岸”上下游的指挥官同僚和蔗糖提炼工都回到了各自的种植园，把这些话告知他们信任的人。唯独查尔斯没有返回自己的种植园，他沿河去了艾蒂安·特里佩尼尔所有的那片狭长地带。走了1.5英里之后，查尔斯到达了那里，那是“他的女人”生活的地方。作为指挥官，查尔斯有着非凡的感召力、强壮的身体和强大的头脑，所以他能够让自己的追随者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他足智多谋又沉着谨慎，所以对于何时进退能够把握得当。这些品质使查尔斯在很多女人眼中魅力十足，这也使得这次起义的领袖角色非他莫属。 ⁽³⁸⁾

周日晚上，在夜色的掩护下，查尔斯等人一起沿着河边向安德里的地盘移动。特里佩尼尔的奴隶奥古斯丁后来说，他之所以和查尔斯一起去，只是因为这个指挥官拿枪对着他。也许查尔斯担心奥古斯丁是一个叛徒，或者说，也许奥古斯丁编造了这个枪的故事用以自保。无论如何，这个核心团体的大多数人都藏在安德里那片土地附近的树林里，而查尔斯又回到了安德里和他的儿子吉尔伯特的眼皮子底下工作。这些奴隶在等待时机，可能聊到了大家都有所了解的一件事：发生在圣多明各北部平原的奴隶起义。那次起义也是由像指挥官那样的高级奴隶策划的，起义领导人也是在夜间的仪式上聚集，而且那次起义也是依靠从甘蔗种植园集结的一支力量来打击白人，令他们猝不及防。

这些密谋者1811年战略的关键是长驱直入新奥尔良。他们显然认为其在“日耳曼口岸”的人数远远超过白人，足以将白人扫荡干净。然后，他们就可以拿下这座城市——美国西南部奴隶主势力的关键地区，并在这次起义中将它作为奴隶海岸的核心地带。一些指挥官和侍从都知道，1811年是一个特别有利的时间，因为当时路易斯安那正与西班牙在“西佛罗里达”对峙，那是从亚拉巴马州的莫比尔到庞恰特雷恩湖北岸的一片土地，美国声称这片土地属于自己。韦德·汉普顿将军就是曾在南卡罗来纳州购买查尔斯·鲍尔的人，当时他是美国陆军新近动员来的军官，他正希望在这片新的土地上名利双收。克莱伯恩总督命令汉普顿将军带领他的军队离开他们在新奥尔良的常规据点，去占领西佛罗里达。然而在1月6日，有人袭击了邮车。可能是草率的叛乱分子，也可能是某个逃奴。听到这个消息，克莱伯恩命令汉普顿暂且推迟前往西佛罗里达的行程。到了7日，也就是星期一，他又给汉普顿发了一条指示，描述了他所了解的“这次叛乱行动的一些相关情况”，命令汉普顿带领军队驻扎在这座城市附近。 ⁽³⁹⁾

1月8日，星期二，从日出到日落，查尔斯带着跟随他的奴隶在河流上游安德里营帐的后面聚集。午夜时分，他们向曼纽尔·安德里的前门行进。他们拿斧头劈开大门，冲了进去，寻找那个自称是他们主人的人。安德里的儿子挡住了他们的路，被他们砍倒。当斧头扔向安德里的时候，他跳出窗户，上了一艘停靠在岸边的船，划向密西西比河的西岸，安德里在那里盘算着以后要提高警惕。 ⁽⁴⁰⁾

在密西西比河东岸，起义者已经通过水路向新奥尔良行进。他们每经过一个地方，都有新兵加入。在安德里那里，朱庇特是第一个加入起义队伍的。后来朱庇特说，因为他想“到那座城市去杀白人”。他们与新奥尔良之间有两个教区，沿河有50多英里的路程。后来，起义者袭击了教区法官阿希尔·特鲁尔德的种植园。法官事先已经得知他们要到来的消息，当这帮人席卷而来的时候，他和他的侄女躲到了甘蔗地里。日出时分，起义者向着圣查尔斯教区行进，经过了一个又一个的种植园：皮库种植园、肯纳和亨德森种植园、特里佩尼尔种植园，以及德洛姆梅种植园。 ⁽⁴¹⁾

1月9日上午6时30分，指挥官皮埃尔叫醒他的主人埃尔莫金·拉布兰切。德洛姆梅的奴隶刚刚在河上告诉皮埃尔，一支反叛军队在朝这个地方逼近。后来，皮埃尔说一些信使已经投靠了叛军，但他们可能原本就是侦察员，想要打探一下这群“土匪”出现在拉布兰切的奴隶营时，皮埃尔手下有没有人想加入。但是，皮埃尔选择叫醒其主人拉布兰切。拉布兰切跳下床，带着他的妻子和一个名叫弗朗西斯的奴隶一起逃到了树林里。当叛军经过拉布兰切的制糖厂时，又有10人加入了队伍。 ⁽⁴²⁾

他们继续前进。林德尔（肯纳和亨德森的奴隶）走在队伍前面，敲着鼓。马图林（布鲁萨德的奴隶）手中握着剑，俨然像个军官。指挥官达格伯特（约瑟夫·德洛姆梅甘蔗地的奴隶）也和马图林一样。伊波利特找到了一匹马，骑了上去。在拉布兰切加入队伍的雷蒙德拿着一支火枪。其他人把甘蔗刀绑在长杆上，就像矛一样。有些人临时做了一些旗帜。他们来自路易斯安那、肯塔基、圣多明各、牙买加、刚果或是尼日尔三角洲东部的伊博村落，还有的出生于弗吉尼亚，这500名起义奴隶从房屋和甘蔗棚燃烧的烟雾中走出，沿河而下。

过去的10年里，白人一直用铁链把“野蛮黑人”串在一起，在新奥尔良大街上驱赶着这些“头”。现在已然今非昔比。到了下午，“日耳曼口岸”的大多数白人们不是已经逃走，就是正在逃跑。有一个倔强的奴隶主，简弗朗西斯·特里佩尼尔，艾蒂安的亲戚，不愿意离开，后来他的一个家奴，一个叫库克的年轻人，用斧子砍下了他的头。起义者把尸体扔在堤坝上，然后继续前进。夜幕降临的时候，他们已经占领了特斯特汉种植园，该种植园就在今天同名村镇的西部。他们把营帐安扎在杰克斯·福捷地区，正好在杰斐逊教区线以外，距离此地20英里处有一块土地，那是他们和美国的必争之地。 ⁽⁴³⁾

1月9日上午10点，一个惊慌失措的骑兵飞奔到新奥尔良的街道上，把他的缰绳扔在了阿姆斯丹广场，跑上总督府的楼梯，撞开克莱伯恩的门，把打探到的消息全部告诉了总督。随即，总督下令下午6点实行宵禁，关闭法国区的大门，并关闭了军备库（现在是美国博物馆所在地。一位路易斯安那的历史学家认为，克莱伯恩之所以如此安排，是因为叛军在这个城市的同伙已经在试图闯进军备库抢夺武器了）。同时，克莱伯恩派遣了许多军队沿河去迎战叛乱分子。

1月10日清早，天未破晓，起义军的营地很冷。晚上生起的篝火半夜时已经熄灭，当时还有几声枪响。后半夜，起义军就躲在福捷的糖厂和仓库周围的尖桩篱栅后面。现在，窸窣的响声越来越大，查尔斯和他的同伙们需要做好准备了：声音来自沿河道路，但是现在堤坝上和北部也传来这种声音。他们从围栏上方望过去，借着灯光，他们看见韦德·汉普顿的常规军和来自新奥尔良的志愿军正在沿路推进。从右边的堤坝看去，有海军陆战队，从左边的沼泽看去，是更多的志愿军。他们突然听到身后有马的嘶鸣声和马蹄的“嗒嗒”声。他们落入了陷阱。起义军听从命令或按照之前制订的计划，在围栏后面冲出来。有几个人跳上了马，其余的转身就跑，跑得飞快，而且没有发出一声喊叫。枪声猛烈地响起，起义军将密西西比河西岸赶来的骑兵冲散，消失在了晨雾里。 ⁽⁴⁴⁾

骑兵迎战十分仓促，试图重新整队。汉普顿的步兵已经去追赶叛军了。他们已经追了15英里，赶了整整一夜，汉普顿决心在叛乱扩大之前将它平定。军队踏过躺在福捷门前的一具尸体出发了，那是一个名叫特勒马库斯的老黑奴，直到前一天下午参加起义之前，他一直遭受着特斯特汉的奴役。 ⁽⁴⁵⁾

在接下来的4个小时里，起义军跌跌撞撞跑了15英里。有些人穿过凹凸不平的田地，向沼泽地奔去，而那些失散的人很可能被“日耳曼口岸”紧追不舍的骑兵逮到。在起义军和混乱的骑兵后面，是汉普顿和他的士兵，他们全副武装（不像许多起义者已经扔了自己的长矛），训练有素，信念坚定。

最后，骑兵回去将这个消息带给了汉普顿：那些叛乱分子因为太过疲惫，已经没有力气再跑下去了，正在伯纳德·伯努伊种植园的树林里稍作休整。起义队伍只剩下大约100人了，其余的可能在路上躲着，也可能已经被抓获了，又或是死在了路上。汉普顿的部队加快了步伐，很快就到了伯努伊的种植园。他们在骑兵的后面摆开队列，然后向叛军的临时防线发起猛攻。起义者四散奔逃，躲避着尖刀和子弹。那个已经逃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伊博人克莱克、布特勒和麦库切的蔗糖精炼工道森，还有其他10多个人已经倒下。其他人投降了，有的被白人当场处决，有的则被绑了起来。阿马尔与其他人绑在一起，虽然他在民兵攻击中幸存了下来，但惨遭割喉。 ⁽⁴⁶⁾

民兵押着俘虏沿河向特斯特汉的种植园赶去。一位名叫查尔斯·佩雷的圣约翰白人组织了一支骑兵，甚至横扫了距离那条河很远的地方，察看一个又一个的奴工营。他们命令那些没有和叛军一起走的指挥官，把他们的奴隶赶到地里去干活，让他们看起来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很多民兵都把逃亡者抓到树林里，逼他们指认那些跑回来试图混进干活队伍中的同伙。 ⁽⁴⁷⁾

12日，佩雷和他的士兵们回到了奴隶主安德里这里，带着叛乱分子皮埃尔·格里夫和汉斯·温普伦的首级。安德里向佩雷和他的部队（其中有几个自由黑人）展示了自己的战利品。灯光下，乌黑的院子里站满了拿着枪和刺刀的白人，安德里命令把那三个人绑起来，他们分别是巴塞洛缪，他曾经是特里佩尼尔的蔗糖精炼工；一个叫雅克·贝克尼尔，也可能叫杰克·巴克诺尔的男人；还有最重要的查尔斯·德斯隆德斯。佩雷说，有很多白人地主出席了这次“庭审”。一位出席这个“法庭”的美国海军讲述了接下来的情况。斧头砍掉了查尔斯的手——我们可以想象，安德里，一位刚失去了一个儿子的父亲，把查尔斯的手放在剁肉板上剁了下来。“随后就给了大腿一枪，后来又拿枪打了另一条腿，直到两条腿都废了，又开始朝身体开枪。”但是，还能做些什么呢？在查尔斯流血而死之前，有人打开一大捆稻草，把这个奄奄一息的人扔进稻草堆，把草撒在他身上，然后点了一把火。查尔斯·德斯隆德斯就这样被活活烧死了。 ⁽⁴⁸⁾

第二天，“日耳曼口岸”的奴隶主们在特斯特汉种植园建立了一个更有条理的审判机制。在接下来的48小时里，他们将被捕的32名叛乱分子一个接一个地带到他们面前。有些人试图为自己辩护，说很多人都参与了他们所谓的犯罪，但法不责众，不可能全部处决。圭亚曾经归约翰·帕弗瑞所有，现在是肯纳和亨德森的奴隶，有人控告他偷了一匹马，还带着人们离开了种植园。为了逃避这个指控，他说：“所有肯纳和亨德森的黑人奴隶都跟着那些土匪走了。”那些审判者说得很明确：供出所有的叛乱者及其名字，就可以活命。有些人说了。拉布兰切兄弟的奴隶丘比顿和特里佩尼尔的奴隶路易斯供出了数十个人，有些已经死了，有些还活着。因为丘比顿和路易斯把矛头指向了很多在押的人，其他人就没有什么可出卖的了。

最后一组人的表现非常与众不同。4月14日，卡曼那站在了法庭上。根据法庭的记录，他“坦承他在起义中表现卓越”，他所说的“坦承”是什么意思并不清楚。他主动承认了？他遭受酷刑了？他还说了些什么？法官们只是简单地写一些他们想要了解的？不管怎么样，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他没有揭发任何人。”他确实没有供出任何一个人，罗宾、哈里、伊波利特、库克、内德和艾蒂安也是如此。然后，法官将阿马尔带到他们面前。他们指控他是“叛军的领袖，许多人都谴责他”。阿马尔没有回应，虽然他想说，也许因为他已经不能说话了。也许他嘴里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只有当他挣扎着呼吸的时候，才能听到有风穿过喉咙的声音。 ⁽⁴⁹⁾

15日早晨，法官进行了宣判，20个人会被处死。丘比顿和路易斯也没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和其他保持沉默的人一样，他们最后也被处死。死刑将以枪决的形式执行。每个有罪的反叛分子都被带回其所属的种植园，在所有奴隶面前接受死刑。大约是在第二天，民兵执行了处决，在人群寂静的注视下，开枪射杀了这些人，然后砍下了他们的头。与此同时，在新奥尔良，有8人因为涉嫌谋划叛乱被施以绞刑。另外7人，包括查尔斯·德斯隆德斯，已经在安德里的“法庭”上作了处决。奴隶主们至少又将10人处以死刑，至少45人被本州判处死刑并执行。加上1月10日战斗期间和之后被杀的奴隶，至少有66人，也可能有接近100人。而吉尔伯特·安德里和简弗朗西斯·特里佩尼尔可能是仅有的死在叛军手里的白人。 ⁽⁵⁰⁾

1811年叛乱和海地革命都始于甘蔗种植最密集的地区，由少数指挥官组织策划，且都处于奴隶主面临内忧外患之时。然而，尽管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1811年起义的奴隶还是未能占领新奥尔良，也未能严重威胁到美国，或者奴隶主在密西西比河下游地区的统治。他们失败的原因有很多，这些原因预言了现代世界历史上的第二个奴隶制时代的多种特征，这个时代不仅不同于第一个奴隶制时代，而且还造就了一个更加不同、更加广阔、更加现代的世界。 ⁽⁵¹⁾

美国对于1811年叛乱迅速而残忍的反应告诉我们，美国西南部的奴隶主与加勒比的奴隶主不同，他们比加勒比的奴隶主更擅长运用自己的势力，因为他们吸取了很多教训：海地革命的教训，多数人是远远观望的（尽管其中一些路易斯安那的奴隶主曾经就在那里）；美国革命的教训，距当时还不太遥远；还有一些是从那些与印第安人之间似乎无休无止的战争中汲取的教训。他们的人数比岛上奴隶主的数量多，也比他们更善战，更善于运用刑法。面对危机，他们也更加理智，更有决断力。在奴隶制度主导的地区，白人可以召集两个关键的暴力因素，这两个因素是圣多明各的白人所没有的。其一，无论在地区还是全国范围内，白人都占大多数。尽管在美国的一些种植园里，奴隶的人数超过自由白人，比如“日耳曼口岸”的奴隶占当地人口的70％，但奴隶人数从未达到90％的压倒性多数，而这在糖岛则十分普遍。其二，由奴隶主主导的联邦政府可以行使镇压奴隶集体抵抗的职能。联邦军是打击1811年暴动的核心力量。政府保护奴隶主们的企业，反过来又通过占领和开发领地的方式来提高美国国力。 ⁽⁵²⁾

从表面上看，奴隶主属于固执的传统主义者，他们什么也没有抛弃，什么也没有学到。实际上，他们一直在学习，以提高自身收益。但在1811年的叛乱之后，他们对奴隶人口的监管上升到了新的高度。地方上加紧了对当地民兵的训练，巡逻队以新的规则彻底搜查奴隶居住区。克莱伯恩一如既往地焦躁不安，一有叛乱的谣言传到他耳朵里（就像1811年圣诞节前传到他耳边的那个谣言一样），他就会在当地实行警备状态。路易斯安那政府通过给予自由来奖励那些通风报信的人。美国自由黑人只占少数，而且总是在危机时刻与大多数白人站在一边，这与圣多明各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圣多明各，许多自由黑人参与了暴动。 ⁽⁵³⁾

路易斯安在国会中的支持者们利用这次起义作为借口，他们认为，一个面临特殊危险却为国家创造了巨大财富的地区，应该在共和国的议会中拥有一席之地。正如北方的几位议员警告的那样，这意味着整个国家现在被迫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决地去捍卫路易斯安那的奴隶制。但国会最终还是同意承担这一责任，于是，路易斯安那在1812年成为一个州。就像所有采取的措施和汲取的经验教训一样，这一举措在未来的几年都是至关重要的。

圣多明各的那场黑人暴动为美国赢得了密西西比河谷地，也造就了新的充满活力的奴隶制，奴隶制的发展反过来又带动了国家的发展。这种暴力已经延伸到了新奥尔良。对于那些想要奴隶制转型的企业家来说，来自内部威胁的高潮已经过去，而来自外界的暴力，将会再一次向奴隶主和他们的同盟发起挑战。 ⁽⁵⁴⁾

在韦德·夏博内的院子里，民兵站在阿马尔面前。所有认识他的男人、女人和孩子都要作为观众看着他。白人拿枪瞄准了他，乱枪齐射，他的身体一阵剧烈摇摆。他栽倒在地的时候，他脑子里有500亿个神经元，它们保守着甘蔗汁变成白色晶体的秘密，保留着只要一个笑话就能让他微笑的回忆，掌握着他满足爱人心愿的小伎俩，铭记着所有默默地站在这里的人的名字。他的脸贴在地上，那地上曾留下他的脚印。他的嘴里流着血，火药的硝烟聚成一团，向东边飘去。一位白人军官踏着靴子向他大步走来。阿马尔的大脑中，跳动的脑神经抚摸着45年的文字、画面、感觉，村里的伊玛目 拿着旧书，他的妈妈在泥砖房的门口喊他。他的脑中还有关于一艘贩奴船（或许不止一艘）的记忆，甚至还有圣多明各的谣言，所有的一切都在那儿，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经历，但他所有细胞的生命就此戛然而止。当一位士兵举起最近才磨锋利的斧头砍下阿马尔的头时，他不情愿地发出了最后一声喘息。

6个星期之后，一位商人搭货船顺流而下时，发现一种奇异的果实在生长。他写道：“沿着坎特雷尔和红色教堂之间，我看到了钉在堤坝桩子上的一些黑人的头。”在士兵的矛上，阿马尔的脸凝视着这片水面。秃鹰和乌鸦已经做了它们能做的事情。阿马尔的下巴慢慢地变得松弛，嘴巴干裂开来。人们既不敢把阿马尔放下来，担心如果被抓住不知会有什么后果，也害怕他不安的魂灵，所以他的黑人伙伴就将它留在了那里。也许有些人认为他做错了，他和那几十个被枭首示众的人头在堤坝上延伸了50英里，他们的选择给自己及其追随者带来了灾难。也许其他人认为他是一名烈士，是革命、骄傲和反抗的化身。

阿马尔不过是回应了当时的召唤，在能选择的时候作出了选择。在他死后的半个世纪，像他这样的人不再有机会作出选择。那个时候，他的颅骨早已在长期日晒下风化为碎屑，但是在他化为尘埃之前，他或许在堤坝上凝视着1814年最后几周顺流而下的平底船队。船上装载的不是寻常的猪肉、烟草和玉米等货物，而是来自田纳西州的一支白人军队，其规模是那支跟随叛乱军队而来的军队的8倍。

12月1日，西南地区的美国陆军部长安德鲁·杰克逊已经通过老切夫门托大道进入了新奥尔良，这条路从墨西哥湾沿岸一直通向比洛克西。杰克逊从莫比尔来，历经10天的跋涉，带领着1000名士兵一路接连告捷。这座城市在经历了大规模的暴力冲突之后再次兴起，当他带兵进城时，年轻的黑人和白人男孩们高呼杰克逊将军终于来了的消息。

在阿姆斯丹广场，塞萨尔、丹尼尔·加勒特和杰里曾因为参加1811年的暴动而在这里被处以绞刑。现在，新奥尔良白人居民再次聚集到这里，这次聚集更多是因为恐惧而非为壮观的场面所吸引。克莱伯恩（路易斯安那建州时，他当选为州长）先讲了几句话。随后，杰克逊由爱德华·利文斯顿陪同上了台，利文斯顿是一个油滑的政客，他准备将杰克逊的发言翻译成这座城市大多数人能接受的法语。 ⁽⁵⁵⁾

戴着金色肩章的蓝色制服看起来像是为这位高大的男士量身定做的，但并不是因为他帅气——他并不帅气。杰克逊的脸棱角分明，克里克印第安人称他为“利刀”。他曾经一头红发，现在红色变成了灰色。他身高有6英尺1英寸，在当时算是很高了，但非常瘦，最重的时候也只有140磅，现在他更瘦了。杰克逊在过去行军的18个月里，患上了严重的痢疾。他病到无法进食的日子还在一天天继续。巷战和决斗在他的身上嵌入了子弹，几个月前，他上臂残留的弹片从他二头肌的纤维中钻了出来。

杰克逊虽然羸弱，但他决心要打败所有他视为敌人的人，这样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意志让他像矛一样挺拔伫立。杰克逊的眼中没有一丝犹豫。在他还是田纳西州的法官时，一名罪犯拒绝出庭接受审判，并恐吓杰克逊派去抓他的民防团。最后，杰克逊从法官座椅上站起来，亲自去抓这名罪犯。他盯着那个村里的恶霸，令对方心惊胆寒，并使其乖乖进了法庭。后来被告被问及原因时说：“当我看着他的眼睛时，我看到一把枪在瞄准我。”

托马斯·杰斐逊在年轻的安德鲁·杰克逊短暂的参议员任期间认识了他，并且注意到此人极其情绪化：“因为他鲁莽暴躁，所以他几乎没有正常地讲过话。我看见他好几次试图说话，但因为愤怒而说不下去。”安德鲁·杰克逊的凶悍有一些神秘的内在缘由。1781年，一支英国军队扫荡南卡罗来纳州偏远地区的游击队要塞，抓走了14岁的杰克逊和他的哥哥罗伯特。安德鲁因为拒绝像奴隶一样为英国军官擦靴子而受到骑兵军刀的毒打，罗伯特则死在了监狱里。杰克逊活了下来，并且长大成人。现在，他把他的愤怒当作一件训练有素的武器。他在纳什维尔城外拥有几十名黑人奴隶，这也强化了他喜欢发号施令的习惯。这些奴隶的劳苦为其创造了财富，也提高了他的地位，为他赢得了当选田纳西民兵队长的机会。他现在管理着一个常规军事委员会，这是美国政府在战争的第三年保护墨西哥湾沿岸不受入侵威胁的唯一希望。 ⁽⁵⁶⁾

杰克逊告诉聚集在广场（后来广场以他的名字命名）上的人群，他能拯救这座城市。谣言说，成千上万的英国老兵正在靠近，他们的指挥官是那个曾经打败了拿破仑的惠灵顿勋爵。新奥尔良的白人害怕的不仅是大规模的英国侵略军从海上逼近，更害怕随战争而来的分裂和奴隶叛乱。他们害怕讲法语、西班牙语和英语的人之间的分裂。他们曾一起进行商业交易，购买来很多奴隶，还共同镇压过奴隶叛乱，这些经历弥合了彼此之间的裂痕。但是，面对英军入侵的压力，他们的关系会像旧伤复发一样再次破裂。这时，杰克逊告诉他们，他会将敌人扔到海里，不成功便成仁。 ⁽⁵⁷⁾

一阵欢呼声响起。让人们平息焦虑的不仅是杰克逊坚定不移的承诺，还有他的爱国言论。自从1812年英美战争开始，美国取得的胜利少之又少，这着实出乎人们的意料。美国曾尝试了各种战略，敦促英国给予美国在远海更多的贸易自由，但都未能如愿。1812年，詹姆斯·麦迪逊总统迫于共和党议员的压力，要求向英国宣战。最激进的国会议员是所谓的“战鹰”，他们大多是来自西部各州的年轻代表。他们认为，英国海军和陆军正在与拿破仑纠缠不休，这正是通过吞并加拿大来分裂大英帝国在北美统治势力的最好时机（结果证明，加拿大人并不想这样）。南方的国会议员也认为，与英国的战争能使他们从西班牙那里夺取更多的领地。他们刚刚吞并了西佛罗里达这条从莫比尔到路易斯安那州佛罗里达教区之间的地带，现在又在觊觎佛罗里达剩余的土地。

到1814年，美国民族主义者已经受到多次打击，备感失望。庞大的英国皇家海军已经在港口封锁了弱小的美国舰队，加拿大和英国军队在北部边境接连击败美军。一些讲英语的种植园主领导了一次未遂政变（后来被誉为“爱国者战争”），他们生活在西班牙统治的佛罗里达大西洋沿岸。西部人一直在战争的决策上起着主导作用，这使东北部的各州很恼火，于是开始在战备方面公开掣肘。1813年，佐治亚州和亚拉巴马的数十名克里克部落村民组织起来反抗白人定居者，那场冲突被称为“红棍战争”，以武装分子在战斗中佩戴的徽章图案命名。8月30日，1000名克里克士兵冲入一个名为米斯堡（Fort Mims）的边境营寨，里面有700名白人和黑人奴隶。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他们杀了250名白人男子、妇女和儿童，只有少数白人得以逃脱。克里克人没有杀害其中的黑人俘虏（克里克人中最有权势的人拥有黑人奴隶和棉花种植园）。 ⁽⁵⁸⁾

在田纳西州的安德鲁·杰克逊得知米斯堡的消息后，立即召集这个州的民兵，南下进军亚拉巴马。随后的战役十分残酷，既显示了杰克逊霸气的个性，也显示出西南部白人的决心，他们为了守住奴隶制扩张所需的沃土可以不顾一切。杰克逊暗自谋划，使其指挥不受后方政治对手的控制，他对逃兵格杀勿论，最终将2000名克里克人围困在马蹄湾的塔拉波萨河的河谷中。1814年3月27日，他的部队越过敌人的防线，一通乱砍乱杀，导致900名克里克战士丧命，而杰克逊方面只牺牲了70名士兵。之后，杰克逊召集所有克里克的领导人，包括反对“红棍”的那些人，让他们来杰克逊堡会面。在那里，杰克逊威逼他们签署了一项条约，割让2300万英亩（3.6万平方英里）的土地，面积相当于整个印第安纳州。友好的克里克人表示抗议，但杰克逊有军队，作为战胜的一方，他非常强势。克里克人签字放弃了他们在亚拉巴马一半以上的土地，其中大部分都是这个领地中部肥沃的黑土地。这片土地作为亚祖销售的一部分已经被多次勘察测量，如今再次被勘测出售，这次确实是卖给了白人居民。 ⁽⁵⁹⁾

杰克逊在马蹄湾的胜利，是美国1812年战争中两次真正的胜利之一，因为是与印第安人作战，并且在西南内陆腹地，这使许多人忘记将其视为1812年战争的一部分。从伤亡人数看，这是1812年战争中最惨烈的一场战役，双方共有将近1000人阵亡。当然，尽管马蹄湾一役是“拿破仑战争”中100场最惨烈的战役之一，但其伤亡数量肯定无法与在欧洲战斗20多年的大规模军队造成的伤亡相比。考虑到其结果，这场战役可以被列为影响最深远的战役之一。《杰克逊堡条约》的签订，将更多、更有价值的土地永久地交给了美国奴隶主，比法国花费大量鲜血和财物所换取的土地多得多。对克里克人的强取豪夺行为，为接下来半个世纪成千上万的交易奠定了基础。白人奴隶主对西南印第安人的军事统治地位，决定了后者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失去他们在亚拉巴马、佐治亚和密西西比剩下的土地。

杰克逊正在做的事情同样具有深远的意义。海地击败了战无不胜的法国，使整个密西西比河谷地区向美国开放，美国开始以奴隶制生产力为驱动进行扩张。在镇压1811年暴乱的时候，奴隶主和美国政府就已经表明，要义无反顾地抓住机会。在当前开放西南地区的新环境下，奴隶制正在发生改变，变得与之前那些早期的州和加勒比地区都有所不同。但是，从英国人的角度来看，《圣伊尔德丰索条约》 （ Treaty of San Ildefonso ）是非法的，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也是如此，因为拿破仑没有权利出售不属于他的土地。英国海军上将亚历山大·科克伦爵士突袭了切萨皮克海岸，将华盛顿烧成了平地，现在正在前往这个海湾夺取新奥尔良的路上，他要将比原来更大的路易斯安那归还西班牙，将美国限制在密西西比河的后面。

麦迪逊总统从白宫仓皇逃走，已然使他感到莫大的羞辱，但是，如果他要防止英国军队推翻他的前辈最重要的功业，他肯定需要帮助。能助他一臂之力的人就是杰克逊。8月，杰克逊将《杰克逊堡条约》强加给克里克人以后，他追击“红棍战争”的残余，来到表面上中立的西属佛罗里达。他夺取了彭萨科拉，将英国海军陆战队和一支舰艇船队击退。他还加强了莫比尔的防御工事，这是英国的另一个入侵目标。与此同时，英国将军队转移到一个在牙买加的中途补给基地。他们认为，路易斯安那是唾手可得的，因为这个地方由于种族冲突而四分五裂，而且一旦开战就会打乱奴隶主的财产经营，所以他们都会不战而降。11月末，杰克逊听说大规模的侵略军准备离开牙买加，于是传命田纳西州和肯塔基州的部队火速从密西西比转移到新奥尔良。他在22日离开了莫比尔。现在，他就在新奥尔良。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集结了更多的军队，想方设法逼近城市，又继续给那些意志不坚定的富有居民鼓舞士气。但是，英国人来了。

如果你从新奥尔良的老广场（今称法国区）开车进入马里尼，这个杰克逊时代完全在城市以外的郊区，你会发现兰帕特街变成了圣克劳德大道。圣克劳德大道横跨运河，运河两岸分布着白人区和黑人区。穿过安德里街和德斯伦特街，你会看到另一番风景，那里曾经被洪水冲得几乎不剩一间房子。尽管如此，还要继续前行。不用想那些简陋的水泥地和人行道，仅仅是下九区街道的名字，就会让你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不远处就是圣伯纳德高速公路，你从这里再走一分钟就能抵达战争现场。但是，这里距离法国区只有5英里。

如今，沼泽地已经被填平了，但是，在1815年初新奥尔良战斗打响的时候，查尔梅特是一个狭长地带，后面有900米（1000码）长的甘蔗地，甘蔗根茬覆盖了这片几乎无法通过的湿地与密西西比之间的缺口。入侵者的舰队在试图渡过这条蜿蜒曲折的防御河时，退缩了。与之不同的是，英国的陆军登陆博恩湖，几乎抵达了新奥尔良的后方，并且在12月22日和23日通过运河，穿过森林小路。爱德华·帕克南，一名37岁的拿破仑战争老兵，手下有一支大约5500人的常规军，现在已经几乎抵达了新奥尔良附近，再走5英里就能毁掉美国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地盘了。 ⁽⁶⁰⁾

虽然杰克逊可以在帕克南前往新奥尔良的要塞上部署4000多名士兵，但美国民兵在与训练有素的欧洲常规军激战中，历来战绩不佳。而且，那些军队还不是由安德鲁·杰克逊指挥的。他为新奥尔良的市政官员感到羞耻，因为他们（当英国军队抵达新奥尔良时）请求他从新奥尔良撤退到上游，并且宣布打开城门，以免因为抵抗而遭英军烧杀掠夺。杰克逊的队伍主要来自田纳西和肯塔基，也有来自路易斯安那南部两个营的自由黑人，其中一个是由来自圣多明各的难民组成的。据说这些敌人自从抵达这里两个星期以来，就向逃到他们阵营的几百名奴隶承诺，将给予他们自由。杰克逊告诫这两个黑人营的士兵，敌人“宣称这是一场复仇之战，要杀得片甲不留，他们的残忍、贪婪和恐怖是文明民族闻所未闻的”。他的意思是，只有胜利才能阻止圣多明各的悲剧在密西西比河谷的奴隶社会中再次上演。 ⁽⁶¹⁾

杰克逊选择的阵地位置极佳，他把防线设在阿巴拉契亚山脉和落基山脉之间最易守难攻的地带。1月7日过去了。到1月8日，他和他的部队驻扎在10英尺宽的罗德里格斯运河后面。这条河是查尔梅特的土地与本杰明·马卡蒂土地的分界线。凌晨1点，杰克逊叫醒了他的副官，他能嗅到敌人进攻的味道。4年前的这天，黑人指挥官们在奴隶主势力最集中的种植园发起攻击，4年后的这天，帕克南的军队开始悄悄行动了。

黎明时分，4000人组队穿过查尔梅特的狭长地带向前逼近。然后，战鼓齐鸣，炮弹纷飞，帕克南的军队开始向杰克逊的防线挺进。步伐齐整，英姿飒爽，浑然不知厄运即将降临。他们展现了过去一个世纪以来欧洲战场上应有的军容风纪。他们兵分两路进入查尔梅特地区，以避免陷入查尔梅特地区中间的巨大泥潭。但就在此时，杰克逊军队开始小心翼翼地瞄准英军队伍，子弹像暴风雨一般倾泻而出，炮火将帕克南的军队撕裂。帕克南亲自骑到前方来察看军队战栗着停滞不前的原因时，身中数枪，最后倒在了沼泽地边上，流血至死。 ⁽⁶²⁾

早上8点，战斗结束。2000名英国伤亡士兵躺在查尔梅特平原，其中有300人已经死了，而美军方面只死了13人。尽管如此，当杰克逊的手下请求继续追击撤退的英国军队时，杰克逊还是明智地拒绝了，他知道英军还有2000名训练有素的储备军。相反，他让敌人收拾行装。1月25日，侵略者撤离，和他们一起走的还有800名已经自行解放的奴隶。

在抑制奴隶主势力方面，虽然强大的军队要比奴隶们的反叛更有效，但奴隶们也赢了这一回合。损失这800名奴隶一点也不会动摇坚不可摧的奴隶制，很多年后，英国承诺为此对路易斯安那的奴隶主予以补偿。这是独立战争结束之后到内战之前，美国取得的最重大的胜利。在美国得胜的几个小时之内，一位骑兵快马加鞭，带着胜利的消息从圣查尔斯堡飞驰而过，然后左转经过长期以来挂着造反者人头的堤坝，踏上了切夫门托大道。另外一个骑兵上了沿河道路，经过那些依然伫立着的杆子。事实上，直到好几周以后的2月4日，这则消息才送达首都。当消息抵达时，人们欣喜若狂，欢呼雀跃。

这份喜悦并没有因为同时从欧洲传来的另一个消息而有所减弱。1814年12月22日，美国谈判代表与英国在中立城市根特签署了一项和平条约——《根特条约》。当时，英国的舰队才驶离博恩湖。条约从根本上将一切都还原到了1812年时的状态，将侵占的领地物归原主。有些人认为，这个条约的签订使杰克逊在新奥尔良的胜利变得无关紧要，只不过将杰克逊塑造成了国民英雄。但是，英国仍拥有路易斯安那领地，根据他们自己的说法，他们既可以继续拥有这片领土，也可以将其归还西班牙。事实上，《根特条约》第九条要求美国归还从英国的印第安人同盟那里获得的土地，包括“红棍”的克里克印第安人的土地。然而，由于杰克逊的胜利，美国不必推翻《杰克逊堡条约》，因此也就不用归还3.6万平方英里土地给克里克人。所以当海地革命中的牺牲撼动了帝国这棵大树时，美国趁机获得了意外之财。新奥尔良战役守住了美国所获的这笔横财，也认可了杰克逊从克里克人那里攫取的大片土地。奴隶制现在可以畅行无阻地扩张了。

这个戴铁项圈的男人来到了一个奴隶制的新疆域，这是用暴力开拓出来的。圣多明各革命推翻了早期现代奴隶制的旧模式，而现代奴隶制曾将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推向大西洋世界。海地的革命家给世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人权观念，即人人有权成为平等的公民。但是，这个观念无论是在独立的海地还是在其他地方，都没有实现。的确，旧奴隶制的消亡为一些新事物的产生腾出了空间，这个新事物就是第二种新的奴隶制。这个现代化的进程首先在美国西南部成形，为更广泛的群体带来好处和权力的同时，用更加激进的暴力手段将他们与外界隔离开来。在密西西比河口，暴力武装像守护婴儿一样保卫着刚刚起步的现代化进程，防止奴隶对它的阻碍，他们在这个婴儿的摇篮边筑起壁垒，上面挂着许许多多叛乱者的头颅。接下来，杰克逊的胜利开辟了数千平方英里的土地，完成了美国向西南部的扩张。如今，建立一个拥有丰富资源的大陆帝国已经成为可能。然而，他们自身的暴力行为加剧了混乱无序的状态，如果想要在这种混乱的条件下建立大范围的领地，这些胜利者还需要很多条件，比如信用、土地、市场、庄稼、权力和双手——尤其是手，能写字、能购买、能伸出、能抓握、能耕种，也能收获的手。 XqEqaot+EgjDR8MMq3SGFOPW+2uw72DDlNrOVIrOC5LA3GadOhy7riVUs30NT2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