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田中的孩子们一听到铁链相互碰撞而叮当作响，甚至还未看见从拐角处走来的队伍，就已经闻到了成年人的味道。30多个男人拖着脚镣，急匆匆地走在泥土路上，远远望去就像一架巨大的机器在移动。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戴着重达20磅的铁链，而这些铁链把他们的脖子和手腕拴在一起，前后相连。他们衣衫褴褛，破破烂烂的布条飘在空中，看上去像一面面静止的三角旗。他们的头发有的因恐惧而竖立在头顶上，有的则因沾满灰尘而软趴趴地贴在头皮上。走路时，有些人低着头，看起来像是紧张症患者，另外一些人则凝视遥远的前方。走在这些身披铁链的男人后面的是一群女人，她们身上松松垮垮地绑着绳索，同样是一脸茫然的表情。离开马里兰已有几周，他们小腿的肌肉都已变得僵硬，显示出极强的忍耐力。在队伍的最后，跟着一个白人，他大摇大摆地骑在一匹灰色的快马上。

孩子们拿着锄头站在那里，完全忘记了自己手头的活儿。1805年，在北卡罗来纳山麓罗文县南边的小路上，奴隶已并非“稀客”，但他们也并非每天都会路过。路边站着一个12岁的身材瘦高的姑娘，她的目光一直盯着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一个人，这个人独自走在两排队伍的前面，双唇紧闭，他的汗水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亮。也许是这个人让她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在她的记忆中，父亲身材高大魁梧。几年前，她的父亲便不再来和她们共度周末了。当时她的母亲告诉她，父亲已经被卖到了佐治亚州。就在这时，这个男人匆匆走过来，他也注意到了这个女孩。虽然他没有停下来，但他如同铁链般僵硬的脸上突然闪过一丝表情，好像是似曾相识。这个男人叫查尔斯·鲍尔，25岁，是两个孩子的父亲，看到女孩，他不禁想到了自己的女儿，今后10年，他的女儿也将没有父亲的陪伴。他继续沿着那条路走了下去，拉着后面两队人像条千足虫一样从女孩身边走过。后面还跟着赤脚的女人，她们的脚步逐渐远去。队伍最后面是骑马的白人，他俯视女孩，打量着她。这时田间的监工朝着这个一动不动的女孩喊了一声，“嘿”，或许女孩已经意识到，自己将来的命运将和这些奴隶联系在一起。 ⁽¹⁾

1英里等于1760码，也就是2000多步。每天走20英里已是相当漫长的旅程，而一周走100英里就更是艰辛了。1785—1865年的80年间，这些奴隶移民每天、每周都在不停地走，走过了一英里又一英里。他们穿过平原，越过高山，被驱赶到西部和南部地区。他们每走一步，便离故乡又远了一些。他们有时疲惫不堪，有时又酒令智昏，步履蹒跚，甚至有时不去想自己的处境，在阳光明媚的早上昂首阔步。就这样，他们在登船前已行走了700英里，也就是150万步之遥的路程。数周之内，他们跋山涉水，穿越州界，登船上岸，最终穿过了新旧蓄奴区的边界。

在这80年间，大约有100万人踏上了前往新蓄奴区的旅程（见表1.1）。本章讲述的就是当这些奴隶踏上征程时，他们是如何改变美国东西部地区形势的，这就好像是要改变从一个地方移植到另一个地方的谷物一样。它还讲述了第一批被迫移民者是如何为后来者开路的，因为后来又有100万名奴隶移民走过这700多英里的路程来到这里，为新美国未来70多年的奴隶制扩张打下了基础。这些奴隶和运奴者在这个国家的重要文件与协议上留下了印迹，他们在大地上、政治上、经济上所开辟出的道路，无疑巩固了国家的团结，加快了国家的成长。

资料来源：Michael Tadman， Speculators and Slaves：Masters，Traders，and Slaves in the Old South （Madison，1989），12．
注：此表数据未涵盖全部州。

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这个刚刚独立的国家的领袖们还不能确保把松散的各州紧密地团结起来。美国把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广大土地划归国有，但是这些土地却成了潜在的分裂因素。其他国家也想要这些土地，印第安人当然拒绝从这片土地上迁出，西部殖民者也谋划着从新成立的联邦政府中脱离出来创建独立联盟。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内部的分立也威胁着这个新生国家的统一。美国独立战争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印制纸币和债券，这也导致国家通货膨胀，负债累累，以及商品价格过低，在18世纪80年代，这直接引发了一场巨大的经济危机。当时货币也不稳定。事实上，当时的联邦政府并没有权力征税，当然也就不可能履行一个国家的职能。

从1619年首批黑人到达美国本土，到1775年独立战争爆发，奴隶制一直是殖民地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在17世纪60年代末之前，被运往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的黑人还不多，每年大概只有几十人。但这些黑奴与白人契约奴在切萨皮克湾及其支流区域建造了一个大型的烟草生产综合体。在奴隶制形成的50年间，殖民者从其他殖民地（如加勒比海地区的一些殖民地，17世纪中期当地的黑奴数量已经超过其他居民的数量）引进了“种族奴隶制”这个概念。到1670年时，美国的习俗和法律规定女性奴隶的子女仍为奴隶，黑人奴隶不享有任何权利，永远被视为局外人（即使他们改信基督教），劳动时可以受到鞭笞，奴隶主可以将其买卖和转移。他们是属于奴隶主的私人财产。所有黑人后代注定为奴隶。 ⁽²⁾

1670年前后，被运往北美的黑奴数量开始激增。截至1775年，贩奴商船运载了16万名黑人到切萨皮克殖民地，14万名黑人到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等新开发的奴隶殖民地，3万名黑人到北部殖民地。而这些黑人数量与那些被运往甘蔗种植园的黑人数量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18世纪末，奴隶贩子把150万名被绑来的黑人运往英属加勒比海岛地区（主要是牙买加和巴巴多斯等地），运往巴西的黑人超过200万人。除了疟疾频发的卡罗来纳稻米低地外，北美的奴隶数量都呈现增长趋势。到1775年，北美13个殖民地的人口共计250万人，其中奴隶50万人，几乎和英属加勒比殖民地的奴隶数量持平。黑奴劳力对北美殖民地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卡罗来纳低地的种植园主是这个尚处在革命阶段的共和体制国家中最富有的精英阶层。切萨皮克湾的烟草货船支撑了这些人的贸易航行。1800年之前，北方殖民地的商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把种植园产品卖到欧洲盈利，而新英格兰的奴隶贩子则经由中央航道将13万名黑奴运载到美洲。 ⁽³⁾

然而，独立战争的爆发威胁了奴隶主们的经济前景，前进的军队毁坏了低地稻米种植园中的基础设施。2.5万名卡罗来纳奴隶跟随着英国军队离开了种植园。此外，英国还在本土及其所在的整个殖民市场对美国进行贸易封锁。虽然欧洲大陆的烟草市场仍然开放，但是产品价格在18世纪80年代可以说是极速下滑。 ⁽⁴⁾

独立战争期间，联邦政府内部围绕奴隶制问题也产生了政治分歧。风雨飘摇的联邦政府深陷其在国内和欧洲欠下的债务危机，无暇分身，但是大陆会议的南北方代表们还在争论一个问题：如果税收按人头分配，是否要把南方黑奴算进来。独立战争还引发了一个更为广泛的问题，那就是奴隶制是否应继续存在，既然宣称人生而有天赋的自由权，那么奴隶的反叛就合情合理了。在17世纪70—80年代，北方各州立法机关不断接到诉状，人们控告奴隶制违反了自然权利。面对奴隶的呼声，托马斯·杰斐逊承认“上帝不会站在我们一边”。他并不是唯一一个作出此种表态的南方要人。 ⁽⁵⁾

然而，到18世纪80—90年代，这些奴隶身上所承载的希望、所体现的财富以及他们被迫迁移的方式，将会超越国家内部的矛盾，并加强各州之间的联系。奴隶们前进的步伐增强了奴隶主的力量，向南部和西部的被迫迁移催生了一种新的金融纽带和杠杆效应。即使是在这100万双脚中，人们也会找到迈出的第一个步伐，即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决定开拓奴隶制新领地的决定和行动。肯塔基州和密西西比州原本可以杜绝奴隶制，然而，在18世纪80年代，也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初期，费城、纽约、蒙蒂塞洛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决策者就已经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使奴隶制得以继续扩张。

独立战争中，接连不断的炮火袭击阻断了那些缺少山脉屏障的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州的白人拓殖者。很少有殖民者跨过阿巴拉契亚山脉，到达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地区，也就是如今的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但是，一些有移民意图的人对殖民地那条血界另一边的事也有所耳闻。早在17世纪初，一些白人商贩就深入如今的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及亚拉巴马州的丛林，他们用骡子载着珠宝、枪支和烈酒，有时这些商贩还会与黑奴和黑人助手一同前行。那些生还者回来告诉人们，那里有富饶的土地和宽阔的河流。更北部的一些殖民者则听信了拓荒者丹尼尔·布恩的描述，到阿巴拉契亚山脉另一边谢南多厄河谷以西的富饶土地探险。 ⁽⁶⁾

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才开始有大批移民涌向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地区。17世纪80年代初，肯塔基州每英亩土地能产100蒲式耳玉米，殖民者称之为“至福宝地……一个没有禁果的花园”，并把这些话传到了肯塔基州以东的地区。但是，印第安人却把这片土地称之为“黑暗血腥之地”，因为这个地方猎物丰富，他们一直都在为能在这片土地上狩猎而争斗。1782年，印第安人开始突袭这些拓荒者的定居地，撤退时还会把他们的奴隶带走。一些潜在的殖民者开始留意那片土地，到那边探险也格外小心。横穿阿巴拉契亚山脉隘口的“荒野之路”缓慢而艰险，肖尼人和切罗基族人每年都会在荒野之路上杀掉几十个行人。很少有印第安人于冬天开战，但是1780年的冬天，在约翰·梅和一个奴隶的旅途中，他们在这个崎岖阴郁的山上看到了许多正在融化的马匹和牛的尸体，看来这是人们在冬天试图穿越山脉失败后遭受了惨重的伤亡。 ⁽⁷⁾

同年，北卡罗来纳的奴隶主托马斯·哈特也在考虑运送一批奴隶到自己在肯塔基州的土地上：“把这些可怜的奴隶送到一个自己不敢去的地方”，看起来像是典型的“无代表而征税”的行为，不符合独立战争所宣扬的理念。但是，哈特最终还是改变了想法，带着一批奴隶穿过山路，让这些奴隶砍伐森林，在开垦出来的土地上种植玉米和烟草。但即使只做这些苦工，也会使他们时刻处于危险的境地。1789年，一份报纸基于一封来自西部边疆的信件，作出了这样的报道：“8月22日，在肯塔基州的列克星敦，在约翰逊上校的属地，有两名黑人儿童被杀，另外还有两名成年黑人受伤。”肖尼人有时会割掉俘虏的头皮，有时也会生擒回去。1794年，在肯塔基州斯雷特河上的一家炼铁厂里，3名印第安人抓到了一个奴隶。他们把他的胳膊绑起来带走，并且告诉他会把他卖到底特律（英国当时无视《巴黎条约》，仍在那里留有堡垒）去换塔菲亚，一种廉价朗姆酒。当时他们一行人在俄亥俄州停下来歇脚，印第安人给那个奴隶松了绑，让他去捡些柴火来，他便趁机逃走了。 ⁽⁸⁾

18世纪80年代，沿海地区的入侵者发起了数百次战役，其中一次发生在1786年。亚伯拉罕·林肯（第16届美国总统的祖父）出生于弗吉尼亚州，是当地的一个移民，当时他正在打理位于路易斯维尔以西的一块土地。突然间，几声枪响盖过了斧头的“咔咔”声，林肯倒下了。这时，印第安人从森林里小心翼翼地走了出来，林肯的儿子托马斯当时在地里玩耍，看到这一幕，马上蹲在一根圆木后面。狙击手还在到处搜寻，那个黑发的白人小男孩到底在哪儿呢？突然，又是“砰”的一声枪响，那个印第安人也倒地死了，是林肯只有十几岁的小儿子莫迪凯在田边小木屋里透过窗户射杀了他。当这些移民赢得越来越多这样的胜利后，穿过俄亥俄州来到南方的肖尼人则寥寥无几了。 ⁽⁹⁾

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旧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烟草地区靠奴隶制盈利的空间越来越小，甚至一些奴隶主也承认，奴隶制与这个新国家所宣扬的自由与权利不符。1782年，弗吉尼亚州州长托马　　斯·杰斐逊在《弗吉尼亚札记》中写道，奴隶制把白人变成了“暴君”。他在1776年起草的《独立宣言》初稿中，就谴责了英国对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支持。尽管杰斐逊本人拥有许多黑奴，但是他认识到如果人口买卖继续下去，他一直高调宣称的自然权利就成了一种谎言，而这种谎言和旧欧洲腐败的君主专制一样令人心生厌恶。但杰斐逊最终还是没有摆脱这种伪善，甚至没有解放曾为他生下孩子的奴隶。杰斐逊死后，他的财产账簿上有一条这样的记录：“萨莉 ，一个价值50美元的老妇女。”1781年，马萨诸塞州在审理一个名为夸库·沃克的逃奴案件时，承认奴隶制与本州的核心原则不相符，其依据是杰斐逊《独立宣言》中宣称的人生而有享受自由的权利。 ⁽¹⁰⁾

虽然弗吉尼亚州的政治家拒绝了杰斐逊逐步解放黑奴的建议，但是杰斐逊在进入这个新国家的立法机关后，他还是希望管理美国西部的是自由的、自给自足的农民，而不是由统治奴隶的种植园主形成的寡头政治。1784年，杰斐逊领导下的隶属于大陆会议的一个委员会建议颁布一条法令，专门用于管理阿巴拉契亚山脉周围的领土。但是，大会很多成员担心这样会使一些西部殖民地分离出去，甚至可能会落入欧洲帝国之手。由于英国人的印第安人同盟不断从他们的基地底特律向南发起进攻，西班牙趁机占据了纳奇兹周围英语区的殖民地。1784年，西班牙还封锁了美国西部主要的贸易通道，即密西西比河在新奥尔良的河口。立法者希望卖掉西部的土地以偿还独立战争所欠下的债务，而东部各州在解决有关西部土地的所属问题上争执不下。在肯塔基州，严格来说当时还是弗吉尼亚州的一部分，由于政府总是摇摆不定，像林肯家族这样的小农户很难把他们得来不易的田产经营好。由于还没有严谨的土地测量系统，这些竞标就好像疱疹一样堆积起来。弗吉尼亚州的律师们深入研究本州复杂难懂的土地法，跨过阿巴拉契亚山脉，最终以竞价高者得土地的办法解决了争端。 ⁽¹¹⁾

因此，1784年大陆会议所面临的西部土地问题，大到对国际关系，小到对日常的经济和法律权利都有着重要影响。杰斐逊颁布的《1784年条例》，主要是为了表明自己站在像年轻的托马斯·林肯这样的人一边。他还提出把阿巴拉契亚山脉与密西西比河之间的土地划给新增的16个州，并且规定新州与原本的13个州完全平等。杰斐逊所拟的第二个法案，即《1785年条例》，则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土地测量、标识与记录系统，这套系统可以避免重蹈拍卖肯塔基州土地的覆辙。 ⁽¹²⁾

杰斐逊认为，西部扩张的最大受益者是亚伯拉罕·林肯这样的白人小农，但是《1784年条例》宣布：“1800年后，美国已成立的各州将废除奴隶制以及强制劳役。”这将推动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的奴隶获得最终解放。随着全国性的奴隶解放，新英格兰地区的奴隶也可能得到解放。由于密西西比河流域纳奇兹附近的农场和种植园对奴隶劳动的依赖更为严重，到1790年为止，这个饱受争议的地区还有3000名黑奴。如果杰斐逊的提议获得通过，那么这里的奴隶应该也会获得解放。但是，根据《1787年宪法》制定之前所颁布的《邦联条例》（颁布宪法前政府就是依照这一战时妥协性法律组建的），国会上的任何提议，只有经大多数州代表同意才能上升为法律。虽然代表们能够接受杰斐逊的所有其他提议，包括国会应为所属领地立法，领地可以划归成州，以及推广土地测量及分配的相关规定。但是，包括杰斐逊自己所在的弗吉尼亚州的大多数代表，都拒绝了他所提出的废除奴隶制条款。失意之下，杰斐逊只好远渡法国担任美国驻法大使。 ⁽¹³⁾

杰斐逊于1789年9月从法国返回。在那里，他目睹了巴士底狱如何一点点被摧毁，也看到了一些不祥的征兆，那就是法国大革命最终将会演变成一场残酷的杀戮。他还开始和一名年轻的女奴发展为情人关系。当他回到美国时，政治上的一些变动改变了他的某些想法，让他重新思考是否在美国的西部发展奴隶制。杰斐逊想要建立一种全国性的政治联盟，以推翻由联邦党的农场主和商人所主导的旧格局，而支持奴隶制扩张是团结南北方的政治家最好的办法之一。

与此同时，国会采取了一项措施防止奴隶制的扩张。国会于1787年重新审议了杰斐逊的《1784年条例》，并且同意在俄亥俄以北地区实行废奴条令。无论从政治层面还是道德层面，这也许都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很少有（如果有的话）奴隶被运往俄亥俄州。此外，未来几十年中，美国西北部的奴隶数量一直很少，而法令本身也存在矛盾，从而为新州的奴隶制扩张留下了余地。然而，这条法令为国会禁止在联邦国土上实行奴隶制提供了一个重要先例。 ⁽¹⁴⁾

从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到1787年国会确立西北部领地的4年间，国会在稳定山区西部和东部方面几乎没有什么成果。局势依然很混乱：13个州的贸易政策、货币流通以及司法体制各行其是，互不相同。《邦联条例》只是13个殖民地为了战时对抗英国而制定的一个临时解决方案，它并没有赋予联邦政府实权，包括管理各州、控制货币流通以及征税的权力。其结果不仅使经济陷入混乱，而且导致政治和社会权力逐渐瓦解，富人们担心可能会遭受巨大的损失。在马萨诸塞州乡下，因为经济混乱，一些农民无法偿还债务及税款，法官因此取消了他们的抵押品赎回权，前大陆军士兵也因此关闭了法庭。在其他州，愤怒的群众选出了那些能为农民以及普通民众实行债务免除的立法机关，虽然这对债权人来说可能意味着一场经济灾难。

因此，1787年初国会休会之后，来自12个州的代表们齐聚费城，他们的任务是要建立一个更加强大的联邦政府。与会者包括未来的总统乔治·华盛顿和詹姆斯·麦迪逊，对美国政府的影响力大过绝大多数总统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世界上最有名的美国人本杰明·富兰克林也在其中。5月快结束的时候，他们走进独立大厅，拉上窗帘，锁上门。当他们在夏末走出来时，美国宪法也随之诞生了，这部宪法旨在把13个州发展成一个统一的联邦政府。宪法一旦获得各州支持，它所提出的集权体制将赋予国会行使其作为一个国家政府的职能：征税、保护边境、解决各州对西部领土的重复竞拍、实行稳健的贸易政策以及调控经济。大州与小州之间也达成协议，决定在众议院按人口比例选举议员，但是参议院的各州代表数量相同。 ⁽¹⁵⁾

但是，宪法中还包括另一项协议，那就是南北方的主要政治掮客要给他们那些犹豫不决的同僚们施加压力，让他们同意奴隶制的存在和扩张。他们争论和彼此妥协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确定各州的众议院席位时，是否把奴隶计入人口总数。宾夕法尼亚州的代表古弗尼尔·莫里斯警告称，这种做法会导致进口奴隶的州在联邦政府中的势力不断扩大，会因此助长非洲奴隶贸易。但是最终，除一个州之外，北方各州均同意在确定代表数量时，每名奴隶可以以3/5个人记入人口总数。“五分之三协议”不仅影响到众议院，而且影响到总统选举，因为每个州选举团的票数是按各州众议员人数加上两名参议员决定的。其中一个影响就是在未来的70年间，南方一直独占着总统的职位。在美国的前5位总统中，有4位是弗吉尼亚州的奴隶主；前12位总统中，有8位拥有奴隶。

从长远来看，这些总统通过奴隶制扩张实现了国家版图的扩张和经济的增长。但是，这些政策得以实现，不仅仅是因为在代表选举问题上的妥协，问题的根源其实还是宪法本身。正如古弗尼尔·莫里斯所建议的那样，大会必须考虑大西洋奴隶贸易的问题，这种贸易让奴隶源源不断地涌入这个新大陆。到18世纪80年代，许多美国白人和英国革命家认为，一个现代文明国家不应该再参与这种奴隶贸易的暴行。在制宪会议中，弗吉尼亚州的奴隶主乔治·梅森夸口称，弗吉尼亚州与马里兰州已经禁止了对人口的“邪恶走私”。如果让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继续进口奴隶，他担心这种贪婪会为这个新生国家“带来上帝的惩罚”。梅森谴责说，“每个奴隶主都是天生的暴君”，而这种诅咒可能还会继续流传下去。他称：“西部人（主要是指肯塔基州和其他刚建成的定居地的人）迫切地想在他们的新领地买进奴隶，如果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继续进口奴隶，估计他们会把奴隶填满整个国家。” ⁽¹⁶⁾

最南部沿海地区的那些政治家迫不及待地想为自己争取权利，梅森的评论激怒了他们。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C．平克尼称，虽然梅森自称是一名反对奴隶制、热爱自由的人，但其实他只是基于自己的利益才这样说。平克尼说：“如果停止进口奴隶，弗吉尼亚州将获利最大，它所拥有的奴隶的价值将提高，它也将得到更多。”平克尼其实也暗示了新大陆的奴隶制未来将产生的新变化：美国自身的黑人奴隶储备就能满足新的种植园地区对劳力的需求，这之所以可能实现，是因为切萨皮克的奴隶人口已经在自然增长，不需要依赖进口。平克尼之后又在理论层面为奴隶制进行了辩护。他称：“如果实行奴隶制是错误的，那么在世界上早该有国家证明了这一点……然而，从古至今有一半的人都曾为奴。”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也威胁要退出制宪会议。

大厅里门窗紧闭，酷热难耐，讨论也即将到达白热化状态。这时，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奥利弗·埃尔斯沃思（此人后来成为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站起来给切萨皮克的代表们浇了一盆冷水。埃尔斯沃思称，他“从未有过奴隶，因此也无法评价奴隶制对品行方面的影响”。他没有单纯地攻击奴隶贸易的道义性，也没有从道德层面为蓄奴的影响哀叹，而是让白人根据自己的经济利益决定大西洋奴隶贸易是否应该叫停。“随着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奴隶数量的极速增加，直接养育奴隶的成本已比进口的成本低很多……那我们也就不必干涉”内部的强迫移民了。另一位未来的首席法官，南卡罗来纳州的约翰·拉特利奇同埃尔斯沃思的观点一致，他同样认为“这个问题与宗教及人道方面无关”，他声称：“主导这个国家的只是单纯的利益。目前真正的问题在于南方各州是否会加入联邦。如果北方各州顾及他们的利益，他们也不会反对奴隶的增长，毕竟这也会增加他们运送商品的数量。”独立战争中，美国东北部的商人失去了英国蔗糖岛这个资源，而美国境内的新农场正好可以填补该空缺。因此，大会达成了一项协议，国会将禁止非洲的奴隶贸易，但是至少等20年之后再实行。 ⁽¹⁷⁾

数年之后，伊利诺伊州的政治家亚伯拉罕·林肯（他的名字与他那位在肯塔基州农田被射杀的祖父相同）认为，这种奴隶禁令无论拖多长时间，都只是那些耻于奴隶制的人所作出的让步。他指出，宪法中甚至都没有出现过“奴隶制”或是“奴隶”这样的字眼。相反，它使用了一些比较含蓄的说法，比如“从事服务或劳动的人”。又或许埃尔斯沃思和拉特利奇是对的：宪法是以利益为核心原则的。既然能够维护利益和团结，他们和其他美国白人当然愿意允许奴隶的强迫移民。无论是坦率来说还是委婉来说，结果显而易见：南方上下将通过大西洋贸易和内部贸易扩大奴隶制。同时，由于奴隶制的发展，美国东北地区的人们通过运送商品也获益匪浅。

但是，这些决定对一些美国人，甚至对很多白人来说都没有什么利益，至少没有直接利益。然而，他们不接受协议又会导致分裂，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对他们利益的损害更大。允许奴隶制的存在和扩张，就意味着政治上的团结。因此，这些黑人还要带着枷锁走向西部和南部，宪法的妥协塑造了一种经济，让奴隶生产的商品出口到越来越多的欧洲大陆国家。奴隶制的扩张使国家更加统一，在全国性的新资本市场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更为强大的经济体制。事实上，美国白人并不认为奴隶制扩张是他们不得不接受的一个事实，他们之所以接受，是为了避免陷入冲突，维系国家刚刚建立的纽带，在此基础上建立更为完美的联邦。南北双方的利益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将紧紧联系在一起。

1792年初，弗吉尼亚奴隶主约翰·布雷肯里奇有些担心。他在肯塔基山区拥有大量土地，他了解到大会成员正在那里编写一部宪法，这很可能让肯塔基州成为独立于联邦之外的一个州。他还听说大会上有些人和托马斯·杰斐逊以及乔治·梅森有着同样的疑虑。

但是，布雷肯里奇没有这样的疑虑。他曾经给他的一位女性亲戚这样的建议：“绝不能让任何人说服你去放弃你的土地和奴隶。”然而，她是不会被联邦决议所逼去放弃财产的。1789年，美国宪法签署生效后，第一届美国国会在纽约召开，并着手稳定混乱的土地问题。国会批准了《西北法令》，禁止在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伊利诺伊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以及明尼苏达州实行奴隶制。没有人曾想到这些地区会像约翰·拉特利奇在费城会议上所承诺的那样生产大宗商品。新国会为奴隶主在俄亥俄州以南地区留出了大片新土地，并于1790年通过《西南法令》，组建田纳西州。该法令几乎和《西北法令》如出一辙，只不过它忽视了一些禁止奴隶制的条款。 ⁽¹⁸⁾

在密西西比河的纳奇兹地区，奴隶们已经种上了大量的槐蓝。据1790年的第一次人口普查统计，肯塔基州有6.1万名白人和1.2万名奴隶。杰斐逊一直梦想建成一个由拥有土地的自耕农组成的共和国，而土地制宪会议以来，规定所有的土地纠纷要由全州上诉法院的3名精英法官处理，因此，肯塔基州没有变成杰斐逊所梦想的那种共和土地。在肯塔基州，21名投机者占有全州1/4的土地，他们当然会支持这种做法。同时，国会的代表大卫·赖斯是一名奴隶主兼长老会的牧师，他在大会上声称奴隶制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偷盗、绑架和强奸等行为。虽然有些奴隶主是好人，但是债务可能把他们逼得去拆散家庭。赖斯还坚持，奴隶制会把那些人民的公敌聚集起来，从而削弱新建成的共和国。但是，其他代表拒绝了解放奴隶的提议，他们认为奴隶制会吸引那些富有的拓殖者来购买投机者的土地，从而增强肯塔基州的实力。 ⁽¹⁹⁾

约翰·布雷肯里奇一听到这个好消息，就准备把他的奴隶运往山的西边。他不确定是否可以通过出租自己的奴隶来避免“种植园的困惑”。他听说西部缺乏劳动力，人们通过出租土地和黑奴所得的收入，可以超过他们以往任何一年的年收入。布雷肯里奇自己不想做这件事，因此说服了他的邻居约翰·汤普森，让他替自己带着家奴穿过山区到他在肯塔基州的土地。4月3日早上，汤普森在詹姆斯河弗卢万纳县带着布雷肯里奇的18个奴隶准备出发。 ⁽²⁰⁾

弗朗西斯·弗德雷克还记得那个早晨，那时他要运送奴隶到肯塔基州。那些要出发的人在黎明前便已集结完毕，他看着男男女女跪在老旧的工字住宅后的湿地上，“哀求着能和他们的爱人卖到一起”。其中还有一些被称作“园外丈夫”（abroad husbands），他们是其他奴隶主的奴隶，他们的主人允许他们每周六晚可以与妻子见面，而现在只能眼睁睁地等着黎明来临时和他们的妻子分离。还有一些“园外妻子”，她们凌晨3点就起身徒步赶来种植园，最后一次为她们的丈夫带来换洗衣物。那些将被卖掉的孩子抓着父母的手，哽咽抽泣。弗德雷克回忆说：“即便哀求也无济于事。”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带奴隶去肯塔基州了。他准备好后，他们便开始动身走向蓝岭，不久便消失在远方。 ⁽²¹⁾

他们确实是徒步前行。只要约翰·布雷肯里奇在山脉两侧都拥有奴隶，他就掌握了制约他们的关键。他可以软硬兼施，比如，他从岳父约瑟夫·卡贝尔那里继承了一个叫作比尔的奴隶。布雷肯里奇让他和他的姐姐莎拉一起去肯塔基农场。于是，他们的母亲维奥莱特找到布雷肯里奇的岳母，也就是莎拉的主人玛丽·卡贝尔。维奥莱特央求卡贝尔不要让莎拉去肯塔基州，如果非要这样，就让莎拉的丈夫史蒂芬（属于其他奴隶主）一同前往。维奥莱特说服了卡贝尔。然而，购买史蒂芬的钱超出了布雷肯里奇的预期。而如果把莎拉留在弗吉尼亚州，对布雷肯里奇来说也可以避免自己家庭内部的矛盾。因此，莎拉留了下来。但是比尔踏上了荒野之路，他明白如果自己逃跑了，那么所有的希望就会破灭，莎拉以及她可能生的孩子都将从维奥莱特的生活中消失。他所能做的就是把对自己的束缚看作一笔交易，用自己的自由换来姐姐的婚姻和母亲的晚年生活。 ⁽²²⁾

汤普森带着布雷肯里奇的奴隶穿过蓝岭，这里连接着皮德蒙特的夏洛茨维尔和谢南多厄河谷的司汤顿，就是现在的64州际公路的路线。弗德雷克根据自己的旅程回忆道，他们沿着山谷往上走，看到阿勒格尼河“如同蓝天一样在远处若隐若现”。平地居民想要寻找穿过褶皱山脉到宾夕法尼亚州莫农格西拉河的捷径，他们爬上了“一条狭长而曲折的山谷”，“每面都是看起来蓝光闪闪的巨大岩石”。弗德雷克当时有些担心：“这些石头如果掉下来，会把他们砸扁。”虽然当时是4月，但是晚冬的恶劣天气似乎总伴随着布雷肯里奇的这支队伍，每天不是下雪就是下雨。傍晚时，疲惫的人们围坐在路边的火堆旁，瑟瑟发抖，周围还不时传来狼群的嚎叫声。早上，他们与家人分离产生的愤怒爆发了。汤普森写道：“那时我终于知道了威士忌的价值。”事实上，它整天都发挥着重大的作用：“每当黑奴全身湿透准备停下来时，我就会拿出我的‘好朋友’——威士忌，每小时一次，除非他们睡着了，否则不得不给他们喝威士忌。” ⁽²³⁾

然而，人们半夜还是要经常醒来。弗德雷克回忆道：“监督员每晚都要点两三次名，每个人都要起来应答。”他们没有被锁在一起，虽然奴隶主在蓝岭的东端握有制约这些移民家庭的筹码，但他们还是担心奴隶逮到机会逃跑。其中一个逃跑的例子就是肯塔基州的玛丽，因为她的奴隶主乔纳森·斯托特要把她卖到俄亥俄州，她于是就逃了出来。她和一个黑白混血的男人一起逃走，他们渡过河，进入了西北领地。她逃跑的原因刻在了她的皮肤上，她的主人在广告（登在《自由先驱报》上）中写道：“她身体健壮，一只眼睛上有一道疤，后背上也有许多疤痕。” ⁽²⁴⁾

一些被迫移民的黑人穿过山区去了俄亥俄河的惠灵（当时在弗吉尼亚，现在位于西弗吉尼亚），其他一些人漂流而下，去了宾夕法尼亚州的莫农格西拉城。虽然宾夕法尼亚州的“冰川解放计划”会让奴隶制继续存在几十年，但是到18世纪90年代，据说宾夕法尼亚的一些白人在通往肯塔基州的沿线组织一个“黑人俱乐部”，以解放奴隶。1791年，3名弗吉尼亚州奴隶主史蒂文斯、弗西以和拉科正带着一群奴隶在平底船上行驶，忽然听到岸上有人叫他们过去，并“带上一些酒”。在荒野地区喝上一通威士忌，顺便打听一些交易信息，似乎还不错。很快，船就靠了岸。这时，岸上的一个白人突然拉走了船上的一个奴隶，带着他跑进了森林。奴隶主赶紧拉起操作杆，让船驶向下游，这时森林中传出一片嘘声。还有一年冬天，天气恶劣，奴隶和奴隶主被困在了宾夕法尼亚州雷德斯通的一个小旅馆，3名奴隶趁机逃走。弗吉尼亚的奴隶主带着他的伙伴重新回到了雷德斯通，指控当地白人“诱拐”黑人逃跑，但是当地政府认为他试图重新抓捕他“绑架”来的人，因而逮捕了他。“雷德斯通案件”最终演变成了弗吉尼亚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在联邦层面的对抗。1793年，南方人在国会通过了第一部综合性的逃奴法案，从而解决了这个危机。 ⁽²⁵⁾

奴隶主一旦穿越山区在俄亥俄河上抓到这些奴隶，奴隶们的逃跑率就会下降。平底船会一直行驶到路易斯维尔才停下来，这个地方正在不断发展边疆港口。从这里，旅行者可以前往列克星敦和蓝草地区（Bluegrass region）。在这个地区，经商成功者与失败者并存，如今越来越像是一个更加繁荣的皮德蒙特。在列克星敦周围的县中，大约有60％的白人没有土地，但是，所有20岁以上的白人男性都拥有2名奴隶。这里的土地比弗吉尼亚州的还要肥沃，奴隶们在田地里辛苦劳作，种植烟草、玉米和小麦。此外，他们还种植大麻，列克星敦和路易斯维尔周围绳索工厂的奴工会把大麻加工成绳索和船上用的索具。美国政府根据联邦宪法所赋予的权力，对那些愿意开通密西西比河口岸进行通商，并且留在合众国的肯塔基州奴隶主给予奖赏。1795年，美国与西班牙签署《圣洛伦索条约》 （ Treaty of San Lorenzo ），允许农场主把烟草、绳索和其他一些商品带到密西西比河下游，通过新奥尔良港口运往世界市场。

1792年，州宪法规定不能把奴隶运往肯塔基州进行贩卖，但是，这条禁令和其后颁布的许多禁令一样，漏洞百出。1795年，9岁的男孩威廉·海登被卖到弗吉尼亚州的阿什顿峡谷。他在奴隶贸易中度过了接下来的30年，他先是被当作商品卖掉，后来又成为奴隶贩子的雇员。他的买主带他走过荒野之路，把他卖给了肯塔基州林肯县的弗朗西斯·伯德特。在新主人家里，海登每天早晨都会看着池塘中旭日的倒影，因为以前在弗吉尼亚，他经常和他的母亲一起这样做，现在只能以此来安慰自己。他心里想着，自己的母亲现在也正在某个地方看着朝阳的倒影。同时，东南部的查尔斯顿也出现了奴隶买主，肯塔基州的这些奴隶买主通过大西洋贸易买来黑人，然后把他们赶到西部的列克星敦北部铅矿做苦工。 ⁽²⁶⁾

奴隶制正在肯塔基州迅速兴起，这让这个新州吸引了许多像约翰·布雷肯里奇这样的人。乔治·尼古拉斯——这位参与制定1792年州宪法的重要人物，把这些人称作“来自南方五州的重要移民”。这些移民让州内的体制更加倾向于保护私人奴隶这种财产。浸信会和其他教派的一些区域团体组成协会，惩罚那些宣传反对奴隶制的牧师。那些富有的开拓者掌控着土地法，这让普通白人农民倍感受挫，无奈之下他们只好搬离这里。年幼的托马斯·林肯在田中玩耍时，曾目睹了父亲的被杀，如今他已长大成人，希望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农场，希望自己开垦种植的土地归自己所有，但远在费城的投机者对他提起诉讼，使他不断败诉。1816年，他带着家人，包括刚满7岁的亚伯拉罕横渡俄亥俄河。托马斯的撤退是更广泛的失败的一部分，人们原本希望肯塔基州是属于自耕农的土地，而不是投机者对土地和人口进行高资本投资的地方，但现实根本不是这样。当弗朗西斯·弗德雷克和威廉·海登这样的年轻人向西行进时，另一批被迫迁移的队伍已经从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出发了。 ⁽²⁷⁾

1805年，马里兰州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早晨，查尔斯·鲍尔舒舒服服地坐在一辆牛车的板座上，手里拿着他主人的牛轭上的牵引绳，他正将队伍带往帕塔克森特河岸边的一个小镇。鲍尔虽然才25岁，但是他已有过5位主人了。巴拉德是他现在的主人，为人非常刻薄，他会让奴隶在大雪天光着脚在森林里工作。但是，鲍尔还抱有希望。他的邻居都知道他脾气温和，既强壮又聪明，和他那易怒的祖父和逃跑的父亲不一样。查尔斯·鲍尔曾被出租到华盛顿的海军工厂工作，但是，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一有机会到“外面”工作就逃跑，他又回来了。鲍尔做任何事情都能马上找到既快捷又省力的方法。因为他有动力，那就是他的妻子和孩子，他们都在另一个白人主人那里。鲍尔会用工余的时间给家人挣取食物和衣服。虽然后来他会嘲笑年轻时的自己，但他还是希望自己和家人能获得自由。像鲍尔这样的例子不止一个。马里兰州的烟草经济日趋衰退，奴隶主们允许黑人购买自己的自由。1790年，州内11万名黑人后代中，有5％获得了自由；到1810年，14.5万名黑人后代中，有22％获得了自由。马里兰州处在蓄奴州与自由州之间，成了“中间地带”。 ⁽²⁸⁾

鲍尔抵达小镇，按照指示，他把牛车拴在了主人在那里开的一个商店旁边。他的主人也骑马来了，走进店里和店主一起吃早饭。然后，巴拉德让鲍尔进去把剩下的食物吃了。鲍尔坐了下来，透过厨房的波纹玻璃窗户，他看见他的主人正和另一个白人饶有兴趣地谈论着。

鲍尔不安地咽下最后一口食物，站起来慢慢地走了出去。他给牛套上挽具，笨拙地摆弄着皮鞭和套索。突然，他感觉有几个人正在靠近他。他转过身来，看见不知打哪儿来了十几个白人正围着他。还没等他来得及看向旁边的一张冷面孔，他的头猛地抬起来，因为突然有人抓住了他的后衣领。有人冲着鲍尔大声喊道：“现在你是我的财产了。”鲍尔转过头，发现抓着自己的正是刚才和巴拉德说话的那个人。那个陌生人厉声说道：“你现在要和我去佐治亚州！” ⁽²⁹⁾

鲍尔呆站在那儿。几个白人抓住他，背过他的胳膊。很快，又有人把他的手绑在背后。大声叫喊着“现在你是我的财产了”的那个人猛地往前推搡鲍尔，害他差点绊倒，几个白人大笑起来。鲍尔感到十分无助，双脚几乎不能站稳。他想尽力拖延点时间，要求去看望他的妻子和孩子。他的新主人却说：“你可以在佐治亚州娶到一位新妻子。”鲍尔感到欲哭无泪，他后来说：“绝望中，我大声笑了出来。”

支持奴隶制的作家后来嘲笑那些改革家，认为他们把奴隶交易看成是情感悲剧，好像在说：“他们被卖的时候只能大笑——这是多么绝望的一件事啊！”在奴隶主的日常生活中，他们也明白大笑可能是奴隶宣泄感情的唯一方式了。鲍尔大笑着，脑子里迅速闪过“佐治亚”这个词。马里兰州的每个黑人几乎都知道这个词。1805年，几乎每个奴隶谈到佐治亚州，都有一个自己的故事。而鲍尔的故事就是他对母亲仅存的一些回忆。1784年，当时鲍尔4岁，他母亲的主人由于受到烟草价格下降的影响而破产，并相继离世了，这也许是他逃避债务的唯一方式。随后，鲍尔的母亲、鲍尔以及他的兄弟姐妹们站在马里兰州卡尔弗特县的老房子的院子前，作为死去主人的财产被拍卖。

鲍尔的父亲是另一个白人的奴隶，他想在妻子和孩子被卖掉之前去见上一面，但没有得到允许。其实，这也是出于安全考虑。当一个男人看到自己的儿子赤裸裸地站在买主面前的时候，可能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可是，那些露面的买主是长途跋涉来到马里兰州的几位男性，他们都来自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这些人主要是想买一些劳力，为他们在稻田或是槐蓝地工作，在印第安卡陶巴人撤走之后到森林里伐木。虽说直到1784年，他们都还没有弄清自己到底要在这片原始的内陆土地上种些什么，但是他们给出的价格比马里兰州所有的买主都要高，当地的卖家都称之为“天价”。几个卡罗来纳人让鲍尔和他的兄弟姐妹手足分离。一个佐治亚人买走了他们的母亲。由于鲍尔太小，没人愿意带他走500英里。最后，一个马里兰人买下了他，给他披上了一件自己孩子穿的多余的睡衣。那个买主骑上马，把鲍尔放在自己前面，就要调转马头回家。鲍尔离开前，他的母亲哭着跑了过来。她把鲍尔抢过来放在怀里，乞求那个人把他们母子都买下。还没等她解释完，那个佐治亚人就下了马，拖着他那双靴子走了过来，拿起鞭子便抽打鲍尔母亲的肩膀。最后，她只能把鲍尔交出来。查尔斯的母亲尖叫着，佐治亚买主把她拖向了院子。小男孩哭泣着紧紧抓住他的马里兰新主人。 ⁽³⁰⁾

18世纪80年代，大约有5000名奴隶走过古印第安人的贸易路线，来到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但是，这些人发挥的作用不是这个数字所能体现的，他们正是暴风雨来临的前兆。18世纪80年代，由于烟草价格大幅下跌，长绒棉（或称“海岛棉”）的价格提高了。18世纪90年代早期，卡罗来纳州与佐治亚州的奴隶已经开始使用一种叫“轧棉机”的新机器，这提高了短绒棉的加工速度。短绒棉是一种生命力和适应性都比较强的作物，它可以生长在长绒棉无法生长的边远地区。如此一来，奴隶主们便知道该在佐治亚州和卡罗来纳州种什么了。在南方，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奴隶们开始在私底下议论，在那里他们要吃棉花籽。一个奴隶听说有个佐治亚人要买他之后就逃跑了，他写道，被卖到那里是“一种最残酷的惩罚”。 ⁽³¹⁾

这些谣言都是道听途说，并没有人证实，因为并没有黑人从佐治亚州回来过。像约翰·斯普林斯那样的佐治亚人倒是回来过，他带着大量黄金去买奴隶，沉重的鞍囊把马的腹部都刮出了瘀伤。佐治亚人还带来信息说，边远的西南地区发展潜力更大。佐治亚州当时就得到了如今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这一地带的领土。从18世纪80年代末开始，政府官员和北方投资者发起了数个项目，旨在把西南地区的数百万英亩土地卖给相关各方。奴工建立起了未来的商品边界，而西南和东北地区的企业家则利用人们想在这里投资这一点，建立了土地投机的国家金融市场。北美土地公司持有人、美国的金融家、宪法的签署者罗伯特·莫里斯购买了那里200万英亩的土地，那些土地不过就是一片废地，充其量也就是贫瘠的松林泥炭地。然而，接下来还有一些更大的项目。虽然各州之间、各帝国之间以及印第安人都在争夺这些土地，一些人还是希望能够投机到肥沃的土地。当时备受瞩目的土地就是如今的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的6500万英亩土地。在一些土地投机者和船员的随记中，他们把这个地区称作“亚祖”（Yazoo），是以如今密西西比州境内的一条河流命名的。 ⁽³²⁾

亚祖地区有两个主要的投标计划。一个是在1789年发起的，佐治亚州似乎是要把田纳西州以南的土地交给联邦政府。实际上，由于美国宪法的批准，再加上北卡罗来纳州愿意把土地交给联邦政府，更加快了此项计划的实施。投资者们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土地，把南卡罗来纳亚祖公司、田纳西亚祖公司以及弗吉尼亚亚祖公司组织到了一起。弗吉尼亚亚祖公司（名义上说）是由美国革命家帕特里克·亨利领导的。支持者宣称，每个公司都是由一些“可敬的”绅士组成的，他们的付出将会为美国“荣誉”开拓出一片广阔而“富饶”的土地。这些公司和佐治亚州议会达成协议，以20万美元的价格购得1600万英亩的土地，相当于每英亩土地12.5美分。这就是传闻中的土地。一些支持者宣称，这片土地能够生产出1789年北美读者所能想到的所有农作物。人们都认为槐蓝、水稻和甘蔗等植物在亚祖地区会生长繁茂，可以达到一年两熟，这是世界上最富饶的土地，气候和古希腊相似，土地购买者会蜂拥而至！一位自称查尔斯顿的人在费城一份报纸上写道：“假如这里每个人只购买一个奴隶”，最终都会“为非洲奴隶贸易创造一个巨大的机会”。查尔斯顿认为，种植烟草和槐蓝的农场主可以用奴隶种植的作物来换取更多的奴隶，“可以先买一个，明年再买两个，以此不断累加”。 ⁽³³⁾

1789年，投资者们在头脑中已经把亚祖地区划为奴隶制地区，那些被亚祖地区的发展潜力吸引而来的投资者都指望着奴隶制能带来财富，以此把有关区域各方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那些自由州的人们，虽然可能对“五分之三妥协”的政治后果不满，但也毫不犹豫地把钱投到了这个奴隶制地区；他们希望通过土地投机、融资、运送奴隶以及销售商品，把钱赚回来。全国的投资者都买了这些土地公司的债券，并且让这些证券像纸币一样流通。 ⁽³⁴⁾

1789年，亚祖销售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了。但是不到6年，佐治亚州的议员又想出了第二套欺诈方案。也许这次受骗的就是佐治亚州的权力掮客，又或是佐治亚州人民。1795年，美国与西班牙政府签署了《圣洛伦索条约》，同意交出在亚祖地区的土地。新成立的佐治亚－密西西比土地公司马上就提出了一份新协议。该公司的领导，包括一位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一位地区执政官、两位国会议员、两位参议员（宾夕法尼亚州的罗伯特·莫里斯和佐治亚州的詹姆斯·岗恩），以及南卡罗来纳州的韦德·汉普顿（他即将成为这个国家最富有的人）。由于联邦政府即将出让佐治亚西部的主权，投机者们要花比贿赂联邦政府更多的钱去贿赂州议会，因此，公司派参议员岗恩带着大把现金赶往佐治亚的首府奥古斯塔市。 ⁽³⁵⁾

只用了几天时间，岗恩就说服了州议会，以价值50万美元的金银价格出售查特胡奇河与密西西比河之间3500万英亩的土地。佐治亚－密西西比土地公司马上把这些土地的所有权转让给了波士顿的新英格兰－密西西比土地公司和其他投机商。新英格兰－密西西比土地公司拥有大量的风险资本，他们把土地分成若干块，然后以纸质股票的形式出售给投资者。这些亚祖股票在波士顿引起了巨大混乱，不仅大幅推高了新英格兰－密西西比土地公司的股票价格，而且创造了纸面财富。但是在佐治亚州，人们非常愤怒。岗恩的同事，同时也是他的政治对手詹姆斯·杰克逊声称，整个计划就是一场骗局。虽说杰克逊自己就是一个出了名的土地投机者，但他却在下届州议会选举中掀起了反对亚祖销售的浪潮。1796年，议会选举的新代表通过了一项法案，推翻了之前的政府捐地项目，他们烧毁了1795年议会会议纪要中的销售记录。 ⁽³⁶⁾

然而，土地销售所带来的一些影响还未解决。显然，现在全美的人都想把钱投在奴隶制地区，他们认为，奴隶生产的商品将会有广阔的盈利市场。那些移民奴隶主也是这样想的，因此他们想要更多的奴隶。1786年，约翰·洛索给弗吉尼亚一位农场主写了封信（他正在经营这位农场主在佐治亚州的土地），信中说，这里的农作物生长良好，与印第安人即将爆发的战争会让他们获得更多的土地，而且“用黑奴来换取土地好像是最有利的交易”。 ⁽³⁷⁾

事实上，切萨皮克拥有大量“剩余”奴隶，而这些奴隶是用来换取私有土地的最好通货。弗吉尼亚州的爱德华·布特勒为了得到佐治亚州威尔克斯县的土地，答应用还在弗吉尼亚州工作的3个年轻奴隶来换土地。布特勒在日记中记道，买主希望“这3个奴隶中要有一个少女或是少妇”。而此时，布特勒在弗吉尼亚州也雇好了托马斯·伍顿，去帮他运送13名奴隶到佐治亚州。伍顿把3名“年轻可靠的黑奴”交给了他们的买主，然后把剩下的奴隶安置在布特勒刚购得的土地上。在此过程中，像伍顿这样不太富有的白人发现，对于那些愿意在切萨皮克购买奴隶，然后运往南方销售的人来说，发财的机会越来越多。18世纪80—90年代，美国白人开始独立运送更多数量的奴隶。因此，在这些美国黑人奴隶的口口相传中，“佐治亚人”成了恶魔的代名词、危险的象征。 ⁽³⁸⁾

查尔斯·鲍尔被绑着坐在雇来的船头上，这艘船从巴拉德码头出发，将穿越帕塔克森特河。他一声不响，因为他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命运。在美国黑人奴隶口中，“佐治亚”和“佐治亚人”仿佛成了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现实的代名词，而这些现实正在毁灭着他们在切萨皮克建立起的世界。虽然20年来，他一直对佐治亚人心怀恐惧，但当他面临家庭破裂和前途毁灭的命运时，还是难以承受。鲍尔也一直对奴隶贸易感到恐惧，他意识到，眼前这个不时穿过汗流浃背的船夫的佐治亚人正在制造一种比他想象中更狡猾的机制。

当他们快到对岸时，鲍尔看到一些黑人正挤在岸边。这些人是与他一样被俘的51名同伴，其中19名女人被一根绳子绑在一起，绳子拴在她们脖子的绳套上。另外32名男性的境遇则不同，鲍尔马上就要加入他们其中。一个铁匠正拿着铁具等着他：铁枷、手铐和锁链。买主解下鲍尔手上的绳子。据鲍尔后来回忆，他就站在那里，对自己的“命运毫不关心”，两个白人男性把铁枷套在他脖子上，然后把铜挂锁挂在铁枷的铁扣上，“咔嗒”一声锁住。

沉重的铁链让鲍尔也加入了那个32人的队伍，那个场景就像是几条鱼鳃被连在一起的鱼在行走。最后，铁匠拿出两条铁片，把它们套在鲍尔的手腕上，敲击螺钉把手铐锁牢。他又用一条短链把鲍尔右手的手铐和他旁边人左手上的镣铐连在了一起。这样，他们两个就必须紧挨着并且步调一致地向前走了。鲍尔现在也成了这支被称作“奴隶队伍”（coffle）的一员了。这个词是非洲人使用的一个专有名词，来自阿拉伯语 cafila ，意思是带着锁链的奴隶队伍。锤子猛烈地敲打着，螺钉把鲍尔同伴的手腕夹得生疼，他开始大叫起来。鲍尔表面看起来风平浪静，但是内心已经波涛汹涌。他的思绪开始驰骋，想到了今后将遭受虐待的地方，他认为那是他母亲很久以前遭到杀害的地方，他真希望自己从没有来到这世上，真想一死了之。但是，他现在被链子拴着，连死都没有办法。 ⁽³⁹⁾

他们在岸边等着。铁匠打了个哈欠。平底船快到岸时，鲍尔的心跳都快停止了。鲍尔晚年时谈道，虽然很艰难，但他还是马上振作了起来，“最后我想，既然事情已经到了不能再糟糕的地步，而且既然人生总是在变化的，那么总有一天我也会时来运转。虽然一切都是那么渺茫，但我还是得到了一丝解脱”。

船上坐着的是返回来的佐治亚人，这些人命令奴隶登船。鲍尔发现女性中有好几位都还怀着孕，32名男性连同鲍尔登上了船。他们一动起来，铁链就发出叮当的响声。奴隶桨手划着船，平底船向着塔克森特河南岸出发了。一位白人游客曾听切萨皮克的水手唱过一首歌：“出发吧，去佐治亚，划啊划！主人把可怜的黑奴卖掉了，哦，划啊划！把可怜的妻子和孩子抛下，哦，划啊划！”或许他们并没有唱这首歌。 ⁽⁴⁰⁾

不论男人还是女人，只要他们发现自己要被带到南方，绝望之下，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有些人选择逃跑，有些人则奋力反抗。一个名叫威廉·格兰姆斯的奴隶曾试图用斧头砍断自己的腿。这也难怪卖家和买主会瞒着像查尔斯·鲍尔这样的黑人，不告诉他们去哪儿，从而顺利地把他们带走；也难怪买家一旦把他们买来，就给他们带上脚链，又用铁链把他们拴在一起。这些男性可以带着镣铐一起行走，却没有办法带着镣铐一起逃跑，他们也没有办法跳下船游到岸上，更没有办法做到33个人拖着1000多英镑重的铁链在森林中不发出声响。这些铁链让佐治亚人违心地前进，也让奴隶离开了孩子和爱人，使他们看不到自由和希望。 ⁽⁴¹⁾

平底船在河的另一边靠了岸，人们蹒跚地走下船，佐治亚人把他们领上岸，带着他们朝西南方向一直走到天黑。他们在一个破旧的酒馆前停了下来，店主把他们带到一个大房间。趁天还没黑得看不见，这52个手带着锁链的人一起吃了一大锅玉米粥。

那天晚上，鲍尔躺在和他锁在一起的两个人中间，久久不能入睡。当他终于昏昏入睡时，他梦见儿子向他走来，在梦中，他的儿子试图把他手铐的锁链弄断，让他获得自由，这样他就可以修复儿子破碎的世界了。但是铁链并没有断，儿子渐渐消失了，这时祖父出现了。18世纪20年代，鲍尔的祖父出生于非洲，当他还是个少年时，就被人绑走卖掉了。买主带他穿越重洋来到了马里兰州，并为他重新起了名字。当鲍尔见到他时，白发苍苍的老本（Old Ben）已做了半个世纪的奴隶。但本没有放弃自己的伊斯兰信仰，也一直鄙视着奴隶主和那些屈服于白人的奴隶。相比之下，鲍尔的父亲没有那么桀骜不驯。但是，自1785年鲍尔的母亲和兄弟姐妹都被卖掉后，鲍尔的父亲开始变了。他经常在老本的小屋里待很长时间，和他一起讨论非洲的事和奴隶制的罪恶。奴隶主担心他可能会逃跑，便找来民防团，想让他们帮着抓住鲍尔的父亲，然后把他卖给佐治亚的奴隶贩子。老本无意中听到了两个白人的谈话，他连夜穿越树林走了3英里路来到鲍尔父亲的住处。本给了他儿子一袋干玉米和一壶苹果汁，然后送他去了宾夕法尼亚州。卡尔弗特县的人们从此再也没有听到过有关鲍尔父亲的消息。

本现在如果还活着，也会来救他的孙子。但是，这个老人10年前就已经离世了，而且即使他能来，鲍尔有这些锁链在身也难以逃脱。太阳升起的时候，鲍尔又在努力地跟上队伍、艰难前行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鲍尔他们跟着佐治亚人的队伍向西南前进，每天走10—20英里，一路上都能听到铁链叮当碰撞的声音。那些怀孕的妇女怨声载道。佐治亚人骑着马前进。他们穿过波托马克河之后，佐治亚人把身体最强壮的鲍尔从铁链中间移走，然后把他脖子上的挂锁拴在了第一条铁链上。鲍尔带着队伍行走的速度比原来加快了，两支并行的队伍急匆匆地在路上行进，这是弗吉尼亚州粮田中的一条土路，位于如今美国301号公路的路基下。

鲍尔的情绪一直在波动。然而，他的内心慢慢地变得和脸上的表情一样麻木，队伍中的男性大多也是这副面孔。鲍尔回忆道：“时间并没有让我屈服于这些锁链，只是让我更加熟悉它们。”这里所谓的熟悉，就是指晚上其他人睡着的时候，鲍尔爬到其他囚伴中间，掂量一下每条铁链，试着找到一根不结实的，但最终却是一无所获。但有时，这些奴隶贩子还是很粗心的，比如1801年押送杰克·尼尔到俄亥俄河的那几人。他们把尼尔绑在船边，一天晚上，尼尔把联结铁链和木头的钉子弄松了。他沿甲板爬到熟睡的奴隶贩子旁边，从白人的口袋中掏出装有实弹的手枪，然后一枪击穿了那人的头部。尼尔又来到船的另一头，另一个白人正在那里掌舵，尼尔说：“该死的，过去我的命掌握在你手里，现在换过来了。”

最终，尼尔在俄亥俄海岸被抓回来处死了。其实，其他奴隶也做过同样的事。1799年秋，一个奴隶在北卡罗来纳州杀死了一个名叫斯皮尔斯的佐治亚人。斯皮尔斯花了9000美元在北弗吉尼亚购买奴隶，这些钱是佐治亚州一个议员挪用的州财政公款。如果斯皮尔斯一路把他们带来并卖掉，也许这些钱还能赚回来，但是谁也不能预见这些。据报纸报道，一天晚上，他忘记把一把锁锁上，“黑人们起来，割断斯皮尔斯及其同伴的喉咙”。在地方当局重新抓捕这些人的过程中，有10个奴隶被杀。 ⁽⁴²⁾

每个奴隶都或多或少想过揭竿起义，只是这些锁链牢牢地锁着他们，让他们未能如愿。手铐束缚着他们的双手，他们既无法攻击别人，也无法保护自己。男性身上都戴着锁链，这让女性也更无力抵抗。女性与男性相隔离，因而更容易受欺辱。一天晚上，在弗吉尼亚绿蔷薇县的一个小酒馆中，一名旅客看到几个商贩把一队奴隶带到一个房间。这名游客于是留下了这样的记录，每个白人男性从奴隶中“带走一个女性去和他们过夜，这已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10岁的奴隶移民约翰·布朗曾看见奴隶贩子斯塔林·芬尼和他的助手在南卡罗来纳州路边的马车上轮奸一位女性，其他女性在旁边哭泣，而那些带着锁链的男性只能在旁边默默地坐着。 ⁽⁴³⁾

铁链也使另一种暴力行为得以实施。锁链拯救了白人，使他们不必去安抚这个奴隶的母亲，或者要买下那个奴隶的孩子。一旦这些奴隶加入队伍当中，除非铁链坏掉，否则他们绝无可能逃走。即使要走500英里的路，运送的人也不用半夜起床点名，以确保奴隶没有逃跑。

这些带着锁链的人不能单独行动，除了朝同一个方向前进之外，他们也不能集体行动，而即使是这样也是需要磨合的。一个人经常被另一个人从喉咙上垂下来的锁链绊倒。许多人腿上都擦出了瘀伤，脾气也慢慢磨没了。现在这支长长的队伍保持着一样的速度和节奏，也不再有人把手摆错方向。

虽然奴隶们成了一个整体，但他们并没有完全团结起来。奴隶之间的关系有时是对立的，有时则会结成同盟，或者两者都有。人们对彼此的气味和发出的声音感到愤怒、失落、绝望和厌恶，抱怨有人走得太慢或太快，抱怨自己甚至不能单独大小便。晚上，戴着铁链的男人们或被绳子捆在一起的女人们披此紧挨着，他们手腕和脚上的伤口开始隐隐作痛，他们开始争吵、推搡，发泄着自己的不满。当时，还不满13岁的约翰·帕克也成了这个戴枷锁前进的队伍中的一员。他还记得当时有一个叫杰弗的男孩经常被欺负，后来他站到杰弗一边，帮他对付一个抢他食物的大男孩。 ⁽⁴⁴⁾

只要队伍能继续前进，佐治亚人就不会管这些事。鲍尔带领着这支队伍稳步前行，穿过弗吉尼亚州来到北卡罗来纳州。时间一天天过去，这些从未卸下过铁链的男人身上变得越来越脏。晚上，虱子在他们的头皮上跳来跳去，铁链上也开始出现黑红的锈迹。不过，没关系，佐治亚人会让这些奴隶去市场之前洗干净。与此同时，这些奴隶仿佛成了铁链的推进物，这些铁链已不仅仅是一种金属或工具了，它成了一种机器。铁链和铁枷把奴隶们束缚起来，就是为了满足那些远在奴隶领地外的创业奴隶主和投资者的利益需求，让他们以300美元的价格从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购进奴隶，然后以600美元的价格卖到佐治亚州。

越过波托马克河之后，鲍尔意识到，如果继续待在队伍中，他就只能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戴着锁链继续前行，就像是那双顺从的、无知觉的脚。当然，这样做既有利于佐治亚人，也有利于那些奴隶卖主和买家，以及这些贸易的资助者。虽然这会让鲍尔远离家乡和家人，但是不论他愿意与否，他都必须这样做。而第二件事就不一样了，他可以选择做或不做。鲍尔决定记住来时的这条路，因为这会对他自己有好处。他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弗吉尼亚的土路和脚下那条北卡罗来纳州的小路。晚上戴着铁链躺下时，他小声念着河流的名字。5月末6月初时，他注意到玉米地中的玉米开始抽穗。队伍旁边冷酷的男人骑在马上，马蹄发出“嗒嗒”声。鲍尔每天都会和这个佐治亚人试探性地聊一些话题，比如马里兰的风俗习惯、烟草种植，以及他在海军工厂的事情。

奴隶们几乎一生都在学习从白人那里获取信息。但是，鲍尔现在却连这个佐治亚人的名字都套不出来。佐治亚人在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白人口中的名声并不好，一些人讨厌看这些奴隶队伍被带过城镇，因为这直接把奴隶制最不好的一面赤裸裸地展现在他们面前，还有一些人讨厌这些奴隶贩子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尴尬。在1800年总统选举中，托马斯·杰斐逊战胜了时任总统约翰·亚当斯，联邦政府也搬到了哥伦比亚特区，美国的中心也因此移到了切萨皮克。共和国宣称自由是不可剥夺的权利，而在共和国首都叮当作响的铁链却使人尴尬，尤其是对弗吉尼亚州的那些政治领袖来说，更为尴尬。北方一些联邦党人 的报纸称，杰斐逊之所以当选，是因为宪法中“五分之三法案”帮他获得了选举团的选票。换言之，弗吉尼亚州的权力并不是通过拥护自由，而是通过奴役他人得来的。 ⁽⁴⁵⁾

有时，佐治亚人和奴隶仿佛都想故意激化这种尴尬。在鲍尔被带到南方的几年后，一个奴隶贩子押送一队奴隶经过美国国会大厦，这时正好有几名国会议员出来在门前台阶上休息抽烟。一个奴隶举起他的链子，满带嘲讽地唱起当时流行的一首爱国歌曲《美国万岁》。另一个类似的造成这种情感冲击的事件不是奴隶的嘲讽，而是奴隶贩子的无理回答。杰西·托里是一名费城的医生，有一次他去国会时，看到一队带着锁链的奴隶经过。一个路人说，这些带队的白人“赶奴人”就像是“佐治亚人”。托里走过去询问其中一个人（当时肯定是带着一种责问的语气）：“你们那里的奴隶还不够吗？”那个人轻蔑地答道：“还不够。” ⁽⁴⁶⁾

另外还有一件事甚至成了媒体丑闻。19世纪早期，美国人正重新定义女性的角色，认为如果要把青年培养成这个年轻共和国的高尚公民，母亲们就要教会她们的孩子牺牲精神。1815年12月，一位名叫安娜的女性奴隶却做了一件在奴隶制扩张中匪夷所思的事。她被迫与丈夫和孩子分离，与其中两个孩子一起被卖给了一个佐治亚人，然后被人关在华盛顿特区F街乔治·米勒酒馆三楼的一个房间里。她从顶楼的窗户探出身来，不知道是想要逃跑还是自杀。反正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重力让她从25英尺的高处摔下，摔断了她的脊椎和双臂。她躺在床上，临死前说：“当初我不应该选择跳楼，结果他们带走了我的孩子，还把他们送到卡罗来纳州。” ⁽⁴⁷⁾

杰斐逊和他的同盟想要压制关于奴隶制的讨论。最终，他们在北方人的帮助下如愿以偿。18世纪90年代，杰斐逊及其盟友在许多问题上都曾与他们的对手联邦党人对抗，如法国大革命、联邦党人对加强联邦政府权力的尝试，以及在政治上反对总统应被视为叛国罪。但是，双方在奴隶制问题上却从未争论过。1800年的总统选举，虽然一些北方联邦党人控告杰斐逊在蒙蒂塞洛有一个“后宫”（harem），里面有许多奴隶情妇，但是，南方联邦党人和大多数北方联邦党人却对奴隶制问题讳莫如深。他们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利益的考虑。奴隶制扩张是各方政治领袖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之一。1796年，由南卡罗来纳州的罗伯特·古德洛·哈珀所领导的著名的南方联邦党，在国会阻止了佐治亚州废除亚祖销售的意图。哈珀与一些北方金融资本的倡导者，如杰斐逊的宿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都坚持认为合同就是合同，出售是最终决定。投资者和开发美国西南部的事业都应受到保护，使其不受由民众煽动而产生的立法机关的影响，从而推翻一项合法的交易。 ⁽⁴⁸⁾

有关亚祖申购的争论看起来似乎十分明了，即资本大亨与小农之间的对决，也就是联邦党人和杰斐逊派之间，以及联邦主义者和州权主义者之间的斗争。然而，事情并非那么简单。许多北方共和党人都投资了亚祖债券。许多佐治亚人认识到，如果继续出售，他们将获益匪浅。谈判桌上有一个潜在的交换条件。1798年，国会还在讨论是否要重新规划1795年被佐治亚议会低价出售的密西西比土地。一些北方联邦党人试图把《西北法令》第六条加入法案中，他们提议废除这个国家现存的奴隶制，尤其是在纳奇兹周围地区。虽然知道这片土地上至少已有一个州支持杰斐逊，但联邦党人罗伯特·古德洛·哈珀还是组织了一个包括联邦党人和共和党在内的跨区域联盟来反对修正案。这些人不仅包括南方人，还包括一些北方人，这些北方人意识到，如果废除奴隶制，佐治亚州可能拒绝把土地所有权交给联邦政府，而这将会影响土地的测量和销售，当然也会影响亚祖投资者收回他们投资成本的时间。投资者们也明白，如果让奴隶们在那数百万英亩的土地上从事生产，这些土地将产生更大的价值。 ⁽⁴⁹⁾

许多国会议员仔细分析了他们的直接经济利益，最终选择让密西西比成为蓄奴州。为了安抚他们的良心，杰斐逊的一些追随者开始宣称奴隶制的扩张将更有可能导致奴隶制的最终灭亡。弗吉尼亚州议员威廉·贾尔斯声称：“如果允许南方各州的奴隶到西部去，减少他们在旧州的数量，让他们更加分散，那么他们的境况很可能得到改善。而如果他们仍像现在这样集中在南方各州，他们的情况是不会有所改变的。”如果奴隶们分散开来，奴隶主就有可能给他们自由，毕竟白人身边的自由黑人太过集中，他们也会感到恐慌。因此，如果一些奴隶搬到新地区，那么他们在那里的劳动会升值，也会得到自由。让奴隶制扩张的目的是缩小它的范围，通过任其扩张而限制其影响力。其实，最想购买这一虚假土地所有权的是弗吉尼亚人。杰斐逊是最倡导奴隶分散的人。奴隶制一直无法让自由的奴隶主感到心安理得，而这个概念的提出，正好让他们找到了为自己开脱的理由。奴隶分散也正是对那个高唱美国国歌的奴隶的回应，也是对那个轻蔑的佐治亚人的回应，他知道每个黑人的价钱。 ⁽⁵⁰⁾

1798年，佐治亚州把土地移交给了联邦政府，国会把查特胡奇河和密西西比河之间的土地并入密西西比领地，并在那里保留了奴隶制。国会无法判定亚祖购买者有权得到他们在1795年购买的土地。在众议院的辩论中，弗吉尼亚州的联邦党人约翰·马歇尔是这些购买者中最积极的倡导者之一。马歇尔一直以来都是西南土地投机者的拥护者，不久之后，他就会被亚当斯总统任命为美国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 ⁽⁵¹⁾

杰斐逊当选总统后，试图解决这个国家政治的混乱状态。他在1801年的就职演讲中说：“我们都是联邦党人，我们都是共和党人。”其实他不妨直接说：“我们都是支持扩张者，我们都是亚祖投机者。”然后，自信满满地说：“我们都不是佐治亚人。”1805年，那个骑马男子带着查尔斯·鲍尔和一队奴隶，在弗吉尼亚首府里士满招摇过市。他这样做，也许是为了让那些还未完全被扩张主义这种混乱逻辑说服的人的眼睛和良心受到伤害。但是，佐治亚人不必对查尔斯·鲍尔这样的人解释，只要奴隶主愿意为偏远地区源源不断地提供男女奴隶，他们就不必向任何人解释。一些人看到了奴隶制扩张的丑恶，对他们来讲，佐治亚人的存在，只会令他们将热情浪费在一些根本不会理会他们的敌人身上。

鲍尔一行人在里士满西部乘船渡过了河。男人们拖着铁链，女人们挂着绳子，两支队伍从里士满出发，朝西南方向走了几周。终于有一天，在弗吉尼亚州南部，他们走过一条小路，来到一些矮房子前，房子周围是沙质烟草田。大约有100名男女和孩子正在田里干活，一个白人拿着长鞭在一旁监督。佐治亚人拦住了走过来的一个白人，问道：“这是谁的土地？”那人回答：“国会议员伦道夫先生的。”

队伍继续前行。他们穿过罗阿诺克河，来到北卡罗来纳州的皮德蒙特高原。接下来的一周里，他们艰辛地前行着，他们走过高原上的一些小农场，路过玉米田，看到田里的男女在辛苦劳作。亚德金河上，船夫正忙着拉纤绳：第一趟先运男人，接着又回来拉女人，这艘船已经超重，甲板上的水在鲍尔脚边飞溅。三天之后，佐治亚人告诉他们，已经进入了南卡罗来纳地界。在鲍尔的概念中，这个地方只是佐治亚州的一部分。夜幕降临了，死亡的念头又回来了。

到了早上，佐治亚人为了让奴隶们明白他们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地方，他终于张开了那张紧闭的嘴，说了几句话。他告诉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离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十分遥远，他们再也回不去了，必须放弃回去的念头。佐治亚人说的大部分是事实。这52名黑奴现在来到了那个地图上印刻着由奴隶们的汗水和肮脏的镣铐留下的铁锈的地方。当时是初夏时节，他们看到田里长着一种奇怪的农作物。鲍尔回忆道：“它看起来并不像是未成熟的荞麦。”这种作物其实是棉花。在这个地方，奴隶们看到的这些棉花看起来像食物，其实是要长成纤维的。就是在这里，他们最终还是陷入了奴隶制的扩张中，这种扩张形成于佐治亚人往返切萨皮克的20年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的时候，南卡罗来纳偏远地区的奴隶人口只有2万人，而现在这里的奴隶人口已经达到7.5万人。与此同时，佐治亚州的奴隶人口也在持续增长，从1790年的3万人增长到了1810年的10.7万人。 ⁽⁵²⁾

第二天他们赶路的时候，一个陌生人骑着马追上了佐治亚人，问道：“这些黑人是要卖的吗？”他想要买两个女人。两个人便交谈起来，争吵了一阵子，还互相辱骂了对方。陌生人盯着队伍中的女人，告诉她们他想让她们做些什么。队伍继续前行着。陌生人骑着马跟着，继续讨价还价。如果这个南卡罗来纳人愿意支付把铁链剪断的钱，那么和佐治亚人的交易就还有得商量。两个黑人1000美元，外加铁匠手工费。他们在一个打铁铺前停了下来，两个人还在不停地争论。陌生人说他曾经让带铁枷的黑奴劳累致死，他的话大家都听到了。鲍尔后来说，当时铁匠出来问：“你们两个到底在吵闹什么？”他才明白“吵闹”（Frolicking）一词在卡罗来纳人那里的意思：当他们争论、吵闹、协商、恐吓奴隶的时候，才是最能体现他们本性的时候。

铁匠摘下铁链的要价是2.5美元，他卸下螺栓，佐治亚人打开锁，南卡罗来纳买主便把两个黑人女子带走了。其中一个来自卡尔弗特，是4个孩子的母亲。鲍尔很久以前就认识她了。买走她的那个人太恐怖了，他希望自己别落到那种人的手里。

卸下了沉重的铁链，鲍尔感觉轻松了许多，但是他并不高兴。5个星期以来，他们带着铁链前行，这不仅改变了他们在地图上的位置，也彻底改变了鲍尔。当这些从马里兰来的新人路过时，奴隶们一直在埋头苦干。看得出这里的奴隶所受的管控更多，现在他也和他们一样了。

白人现在把鲍尔当作另一种财产对待。自17世纪以来，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法律规定，奴隶可以被当作一种动产。主人可以出售、迁移自己的奴隶，也可以将其与他们的亲人分开。佐治亚州和卡罗来纳州将弗吉尼亚奴隶法的很多方面纳入了他们的法律。但实际上，各州法律真正实施起来都有所不同。买这些奴隶的白人也是刚认识这些奴隶，他们毫无节制地使用他们。提到买卖奴隶，切萨皮克的奴隶主总是有很多的顾虑。比如，不同主人的奴隶之间的家庭联系，对暴怒的奴隶们的担心，对宗教信仰的担心，此外，还担忧来自其他自由州的指责。到1805年，这些戴着锁链前行的队伍改变了这种情况，甚至也影响了弗吉尼亚州。沿着这些东西走向或是南北走向的路上上下下，铁链使得奴隶们的脚不再听自己使唤。确实，这些拴着铁链的人更像是由别人来支配的，他们能更轻易地被带离家人，拿去贩卖。

这支队伍加重了对鲍尔的奴役，也让这种奴役变得更加灵活，它使鲍尔的前进步伐与这个国家最成功人士的需求联系在一起，也为那些明知奴隶制不道德又不想唤起自己良知的人提供了辩护，并将奴隶制纳入了新的州宪法。如果把年轻美国的政治经济比作拼图游戏，佐治亚人和亚祖的存在，让身戴枷锁的鲍尔成了其中的一片。比起宾夕法尼亚大道，虽然这些队伍可能离1810年约翰·马歇尔宣布“弗莱彻诉佩克案” 的房间并没有更近，但是几乎在所有的案件卷宗中都能看到他们被铁链锁住的脚印。法院面临的一个技术问题是，佐治亚州的立法机关能否推翻上一届会议通过的销售协议。马歇尔和法院最后判定，佐治亚州不能撤销这一销售。当初的销售协议很可能就是贿赂产生的，它可能违反佐治亚州大多数白人的意愿，但是向投资者的土地公司出售土地就是出售财产。而根据首席大法官对宪法中合同条款的解释，财产权是一种绝对的权利。投资该公司的人士大多数是新英格兰金融市场人士和银行家，他们应该从土地销售中获得收益，而联邦政府现在是这些土地的持有者。

联邦党人非常高兴，杰斐逊党人也是如此。马萨诸塞州、纽约市和费城的许多杰斐逊党人与他们的联邦党人对手一样，把他们的财产投资在股票和债券市场的开发上。如今，国会不得不赔偿这些亚祖的债券持有者，而对这些大量购买债券的投机者进行赔偿，无疑会增强整个美国资本市场的信心。法院也作出保证，让西南领地逐渐吸纳更多的资金。一些南方的杰斐逊党人感觉自己被法院中的共和党人背叛了，佐治亚的一些政客在公共场合表现得异常愤怒。先前佐治亚州议会打算卖掉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领地的一半土地，但是很显然，不论是杰斐逊还是其门生麦迪逊总统，都不打算支持佐治亚州而推翻这个决定，他们不希望因此影响亚祖销售的结果。

有关合约不可更改以及财产绝对化的原则已经被联邦宪法所接受。在弗莱彻案中，最高法官从未提到过奴隶制问题，但是法院的判决允许测量并销售2000万英亩的土地用于奴隶制扩张。马歇尔的判决为未来奴隶制及奴隶制扩张的辩护者提供了极好的工具。试想一下，如果佐治亚的人民都不能够推翻一个由明显腐败而产生的协议，那么州议会或是任何政府机关又如何能够让奴隶从他们的主人那里解放出来呢？根据蓄奴州的法律，黑人奴隶属于通过协议获得的财产。该项决议还暗示，任何立法机关都无权干涉奴隶主的权利，他们有权把奴隶当作绝对的财产，按照个人意愿对其进行迁移及转让。

奴隶制与金融资本主义相互关联的扩张，成了这个新生国家经济体系的驱动力，这一体系使大西洋沿岸以及内陆地区的精英阶层和其他人受益。在杰斐逊和麦迪逊看来，即将成为新州的密西西比领地将会增加其在选举人团和国会中的选票，用于对付联邦党，而且比他们通过拉拢核心的州权主义分子所获得的选票还多。后者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杰斐逊前助理约翰·伦道夫，一位越加憎恨亚祖的古怪之人。在查尔斯·鲍尔看来，伦道夫的那位挥着长鞭的监工仿佛就是佐治亚州的一种象征，在路的尽头若隐若现。然而，共和党人形成了一个支持金融和奴隶制扩张的联盟，吸纳了很多前联邦党人，并主导着美国的政治。到19世纪20年代，它成了自己成功的受害者。南方奴隶主中，只有少数人一直认为对佐治亚人以及奴隶制扩张骗局的攻击是伪善的，伦道夫就是其中之一。真话会让牵涉其中的人发疯，而曾任众议院议长的伦道夫就陷入过一种疯癫的状态，即使是对一个弗吉尼亚州政客来讲，那种情况也极其罕见。

另一个十分虚伪的人物就是布什罗德·华盛顿，他是乔治·华盛顿的侄子，也是最高法院的法官。这位典型的弗吉尼亚绅士曾于1799年从他去世的叔叔那里继承了弗农山庄，他在1810年与马歇尔站成一队。他这样做也许是因为首席法官提出的观点颇有道理，更有可能的是，有关合同和财产的规定为华盛顿这些人提供了一系列有利的借口。比如1812年，当人们得知华盛顿把弗农山庄的54个人卖给了奴隶商贩，这些商贩又带着他们穿过亚祖领地时，这种借口就派上了用场。报刊编辑控诉“美国之父”的侄子居然把人像“带角的牛”一样卖出去。为了回应这种评论，布什罗德·华盛顿写道：“代表我个人以及南方全部公民严正抗议质疑我们权利的行为，无论从道德层面还是法律层面来说，我们都有权这样处理我们所持有的其他种类的财产，同样也可以以此方式处理这种法律认可的财产。” ⁽⁵³⁾

虽然一路唱着歌的奴隶队伍和态度轻蔑的佐治亚人的矛盾就展现在国会的眼皮底下，但是像华盛顿的侄子这样的人可以依仗“弗莱彻诉佩克案”中有关财产的规定，避免面对奴隶制扩张中的矛盾。1788年，杰斐逊曾这样标榜自己，“没有人（比我）更愿意用一切代价”换取奴隶的解放。1814年，他悲伤地摇着头说，老一代（在解放奴隶方面）走得太慢了，他发现“年轻人大方的性情”并没有让新一代摆脱贪婪，在这个新时代来临之际，年轻人吸取了佐治亚州的经验，也急于从奴隶制扩张中创造财富。

布什罗德·华盛顿从杰斐逊的分散政策中得到了许多好处。他认为其出售奴隶的行为并不是出于贪婪，而是为了展示强迫迁移下如何使白人得到保护。他声称，随着弗农山庄黑人数量的增多，他们越来越不好管理。华盛顿的几个奴隶逃到了北方，用他们的脚侵犯了他的财产权。其余的奴隶则认为只要华盛顿死了，他们就自由了。法官开始担心有一天他们会用利刃刺死他，或是在他的食物里投毒。没有华盛顿，就没有奴隶制了。杰斐逊也表达过类似的担心，提出了“命运逆转”（reversal of fortunes）这一著名的论调，并且把切萨皮克奴隶主们当时的处境描述为，“抓着狼的耳朵骑在狼背上……既无法抓住他，也没有办法安全地离开”。即使白人们同意全面解放奴隶，他们也有着“深植内心的偏见”，而黑人也会拥有“无法抹去的回忆”。“新的矛盾”会让他们分裂，进而陷入毁灭性的种族战争，最后以“某一个种族的毁灭”而告终。 ⁽⁵⁴⁾

因此，杰斐逊、华盛顿以及其他弗吉尼亚白人作出了第三种选择，一种在经济上有利可图的选择，那就是把黑奴分散到南部和西部地区。由于佐治亚人的存在，这些德高望重的领导人和分散的阴暗面之间产生了所谓的情感与道德的距离。当奴隶队伍和佐治亚人经过的时候，他们或是绝望地搓着双手，或是声称奴隶将在新州过上比旧州更好的生活。虽然华盛顿声称这种强迫移民完全是为了奴隶们的利益，然而，1821年8月，当一位站在利斯堡的目击者目睹布什罗德·华盛顿的奴隶队经过时，他看到的却是一群“不幸之人”，他们中有的人被强行与妻儿拆散，许多亲属都不得不留了下来。而留在弗农山庄的那些人，经常向参观国父故居的游客倾诉苦水。 ⁽⁵⁵⁾

从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到1810年“弗莱彻诉佩克案”判决期间，奴隶制的扩张把整个国家连在了一起。显然，国家的需要促进了复杂制度和模式（同样重要的还有借口）的形成，而这使国家政治和金融联盟成为可能。个体奴隶主和其他想从各种经济机会中扩张的人的需要，促进了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有利于市场法律和统一市场的形成。国家扩张的需要，再加上奴隶本身具有行走的能力，奴隶在美国的各种政治妥协、政治同盟、金融计划以及这个年轻国家的地图中成了一种绝对任人支配的财产，令他们在奴隶制中越陷越深。奴隶制已经变成了国家公认的惯例，是宪法中严格定义的财产权，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习惯，也是一种政治妥协的模式，其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奴隶主有权买卖或是把奴隶迁移到新的领地。

而影响事件始末的还是这些行进中的奴隶——查尔斯·鲍尔、与他拴在一起的32名男性、跟在他们后面用绳子拴着的女性，还有那些即将长大被出售的奴隶。这些戴着锁链的奴隶和运送他们的白人从老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出发，叮当作响地走过数百英里的路程，到达一个陌生的地方，那里的一切都变幻莫测。虽然老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等地的政客们向世界营造了一种光彩浮夸的表象，但实际上其内部正在一点点坍塌。强迫移民和奴隶制扩张似乎成了双方已达成共识的谎言结构中永久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马歇尔灵活的法律现实主义和分散奴隶的骗局成了谎言的挡箭牌，而正是这个谎言造就了这个国家。为了使机器运转起来，华盛顿现在可以依赖一群“锁链专家”（chaining experts），让佐治亚人承担财产、人身以及地位的各种风险去运送奴隶。从各种意义上说，查尔斯·鲍尔他们现在比原来更容易运送了，因为政治、意识形态、法律和个人层面的冲突都减少了。

因此可以说，奴隶队伍把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绑在了一起。到了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鲍尔的脖子和手终于从整支队伍的锁链中解脱了出来，因为只有这样，他的主人才能把他和剩下的马里兰奴隶带到市场出售。由于他们一路上不断流汗化脓，体内有限的脂肪已消耗殆尽，因此，佐治亚人让他们在一个棉花农场主的房子里先休息20天。鲍尔及其同伴每天的食物是黄油，这样他们才能马上变得又圆又“胖”。他们会经常洗澡，以去掉身上和衣服上的虱子。很快，就有一些白人过来看他们，会问他们一些问题，并对他们进行身体检查。这里的人都很尊敬这个佐治亚人，称呼他为“商人”，而不是“赶奴者”或“佐治亚商贩”。在这里，人们需要他这样的人，而不是把他当作其他奴隶主的替罪羊。甚至他严实的嘴巴也向来人透露了自己的名字，他对一位询问他姓名的准买主说：“先生，我叫玛吉芬。” ⁽⁵⁶⁾

两周后，玛吉芬把这些奴隶赶到了南方的哥伦比亚。7月4日，当地的狱卒在数百名刚吃完一顿美餐、听完了爱国演讲的人面前拍卖这些奴隶。最后，只剩下3个人还没有被卖出去——包括鲍尔在内的最强壮的3个人。这时狱卒戏剧性地宣布，如果玛吉芬不能把每个人以600美元的价格出售，他就要把他们带到佐治亚出售。这时一位老绅士站出来，他说要买下那个“木匠”。鲍尔并不是一名真正的木匠，但庆祝摆脱暴政的这一天，人们说了太多谎言：待售的奴隶没有一个逃跑过，没有一个从主人那里偷过东西，也没有一个遭受过鞭打。奴隶们原来的主人都是马里兰州或弗吉尼亚州的谦谦君子，是因为不幸负债才被迫出售奴隶的。

其他白人也都非常尊敬这位老者。鲍尔断定他是一个大奴隶主。他其实就是韦德·汉普顿。除此之外，他还是一名亚祖投资者。汉普顿在继承了低地地区的稻田后，现在又打算让自己的奴隶去种棉花，他的几英亩棉花地就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附近。随后，他的野心让他深入佐治亚州、密西西比州和路易斯安那州。不过，汉普顿此刻正喝着酒庆祝独立日。他让鲍尔在马厩里找个地方睡觉。第二天，他们将赶往汉普顿在附近的农场。在漫长行程的最后，鲍尔的脚终于从旧州踏上了新州。 WK0CKY3KmkGMWjIEizGW2S3zoqzYdi1SBvxumbanAWvKvaExGoGq12gVAuU7uDm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