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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奴隶制在美国废除72年之后，4月末的一天，风和日丽。克劳德·安德森将车停放在丹维尔市霍尔布鲁克大街旁，在513号住宅的门廊前，他重新整理了一下夹在腋下的笔记本，长出一口气之后，他下定决心，走到那座手工建造的房子前，敲响了房门。
丹维尔市位于弗吉尼亚州皮埃蒙特高原区西部边缘。追溯到1865年，该市是南部邦联的最后一个首都。大约也是在这一年的4月3日，杰斐逊·戴维斯在逃离里士满之后，宣布定都于此。但戴维斯在此仅逗留了一周，就又被迫继续逃亡。当时，联邦波多马克军的蓝衣士兵正在全力追捕他。当他们到达丹维尔时，发现叛军已经逃离此地，但他们在市中心的烟草仓库内意外发现了数百名关押于此的联邦军战俘。于是，这些营救者和获救者组成了一支蓝衣大军。他们穿行城镇时，数千名美国黑人涌向街头，为他们唱歌跳舞。这些黑人被囚禁的时间远比那些战俘要长得多。
1865年内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和南部许多其他的村庄一样，丹维尔也变成了一个棉花工厂遍布的城镇。安德森是汉普顿大学的一名黑人硕士研究生，他原本不能在这种种族隔离制的工厂工作，但是在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实施的新政中，公共事业振兴署成立了，他才有了来此调查采访的工作机会。历经大萧条之后，为了让失业者重新找到工作，公共事业振兴署发起了许多项目，包括组织建筑工人建造学校，雇艺术家创作壁画，组织作家和学生采访洛伦佐·艾维这样的美国老年人。这位老人此刻正步履蹒跚地走过松木地板，为安德森打开房门。
在位于丹维尔以东200英里的汉普顿大学档案馆中，安德森发现了洛伦佐·艾维这个名字。1850年，也就是洛伦佐出生那年，丹维尔还没有汉普顿大学，也没有汉普顿市，只有一个以某位奴隶主出身的总统名字命名的堡垒。门罗堡地处老波因特康弗特角（Old Point Comfort），位于切萨皮克湾和詹姆斯河之间，是一块狭长的三角地带。1607年4月，早在堡垒建成之前，“苏珊康斯坦号”曾满载英国移民驶过这个地方。他们在几英里之外的上游靠岸，并在那里建立了詹姆斯敦，这是英国在北美的第一个永久居留地。12年后，两艘遭到风暴袭击的私掠船又经过这里，船员们一来是想寻找一个安身之所，二来是想找一个地方卖掉船上的20多个（从一艘葡萄牙贩奴船上抓来的）非洲奴隶，这些奴隶正戴着脚镣躺在货仓里。
自从1619年首批黑奴途经此处之后，又陆陆续续有10万余名非洲奴隶经老波因特康弗特角被运往上游。这些奴隶身披枷锁被囚禁于货舱，只有被带到甲板上进行贩卖时，他们才看得见陆地。美国的这种合法奴隶贸易即使在1807年被叫停后，也仍有成千上万的奴隶经过这个地方。如今，他们已经改行另一条路线，在美国最大的东部奴隶贸易中心里士满登船，然后乘船到达密西西比河流域。
1861年5月下旬的一个黑夜，此时南方的奴隶制已经延续了240多个春秋，为了维护奴隶制，弗吉尼亚州最终决定脱离联邦政府。自南卡罗来纳州突然退出合众国6个多月以来，弗吉尼亚一直摇摆不定，但它最终还是选择站在南部邦联一边。门罗堡原本用于保护詹姆斯河，以抵挡来自海洋的入侵者，现在却成了联邦在东弗吉尼亚州的最后一个立足点。叛军为自己挖了横跨堡垒的向陆通道，包括查尔斯·马洛里在内的当地农场主均派遣奴隶来帮助建造护堤，以抵挡城外的炮火袭击。但是当天深夜，站在堡垒上巡视的联邦哨兵发现，海面上有一艘小船正从黑暗中缓缓驶来。弗兰克·贝克和汤森德划着消音桨，谢泼德·马洛里撑着船柄，他们正准备解放自己。
几天后，查尔斯·马洛里也出现在了联邦军堡垒的门前，他要求联邦政府的指挥官本杰明·布特勒归还属于他的财产。布特勒是马萨诸塞州的政治家，他虽然不是一位出色的军事指挥官，却是一位聪明的律师。布特勒告诉马洛里，如果他口中所说的财产是前几天逃来的人，并且他还曾利用他们与美国政府为战，那么从理论上来讲，这些人就是战时禁运品。
那三个最初的“战时禁运品”，在奴隶制的百年城墙上凿开了一道裂缝。接下来的4年间，成千上万的奴隶逃到了联邦这边，使这道裂缝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缺口。他们的这些行动削弱了南部邦联的战斗力，并为联邦及其总统选择把大规模解放黑奴作为一种战争手段提供了便利。最终，联邦军队开始吸纳以前的奴隶进入军队，将难民营变成了招兵处。这些黑人士兵日后将对北方军队的胜利起到关键作用——后者在1863年末已经精疲力竭，前途未卜。
在老波因特康弗特角难民营内曾出现过一些教育项目，战争结束后，联邦军官塞缪尔·阿姆斯特朗借机将它们组织起来，成立了汉普顿学院。1875年，洛伦佐·艾维来此求学，这在美国黑人史上绝无前例。他在汉普顿学院接受教育后，回到丹维尔市，成为一名出色的教师，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美国黑人儿童。他靠自己的双手在霍尔布鲁克街建造了一座属于他自己的房子，并把他的父亲、兄嫂一家人都接到这里生活。1937年4月，艾维打开了自己亲手用锯子和刨刀建成的房门，这扇门在安德森来到这里时依然能转动自如，不会磨到门框。 (1)
关于美国历史，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安德森正在搜集相关的证据，或许他能从这次访谈中获得更多信息。他的笔记本里罗列着公共事业振兴署为他提前准备的一些问题，问题常常会暴露提问者所希望得到的答案。在20世纪30年代前的几十年间，美国白人一直在抗议，因为他们要求只听到净化之后的有关洛伦佐·艾维那个年代的故事。这可能听起来有些奇怪。19世纪中期，美国白人因为奴隶制的存亡问题而同室操戈，战争以奴隶制的失败而告终。实际上，在1865年后的几年中，许多北方白人仍把奴隶的解放看作是一种集体的胜利，这种解放在《宪法第13条修正案》颁布后被永久确立下来，《宪法第14条修正案》和《宪法第15条修正案》又把种族中立的公民政策写入了宪法。但是，白人对奴隶解放的信念远没有那么坚定。许多北方人响应本杰明·布特勒和亚伯拉罕·林肯发起的废奴运动，仅仅是因为他们讨厌像查尔斯·马洛里这样自大的奴隶主。1876年之后，北方盟友就抛弃了南方黑人选民。
布特勒让查尔斯·马洛里从门罗堡空手而归之后的半个世纪，这些联邦和南部邦联战士的白人后代便联起手来，反对美国黑人享有平等的政治和公民权利。这种白人至上的做法让南方白人开始肆无忌惮地在公共场合实行种族隔离政策，以阻止黑人投票的方式剥夺他们的选举权，甚至为了迫使黑人就范而滥用私刑。白人也开始在南方以外的地区强制推行白人至上的做法。在原南部邦联以外的一些州，许多餐馆不接待黑人顾客，商店和工厂也拒绝雇用黑人。美国中西部的数百个城镇将黑人强制驱逐出境，因此变成了“日落城镇”（即纯白人城镇，此种术语源自一些社区的布告，要求黑人“日落之前离开城镇”，“不要让城镇的落日照到你”）。同时，绝大多数美国白人深信，科学从生物学角度证明了人种之间的确存在差异，欧洲人是最优越的人种。当时的大量移民，如俄罗斯的犹太人、意大利人、希腊人、斯拉夫人和其他地方的人涌入埃利斯岛，改变了美国北方城市中心的文化，而在那些英裔美国人看来，自己与他们也不同，并且优于他们。
20世纪早期，美国最早的一批历史学家试图证明对黑人实行种族隔离并剥夺他们的公民权利这一做法是合理的，那段历史似乎说明白人至上主义既是合理的又是必要的。首先，这些历史学家生活在一个重归统一的白人国家，他们坚持认为，奴隶制只是一种前现代体制，其目的并非盈利。从某种程度来讲，这些历史学家的观点其实只是重复了内战前的论争：在废奴主义者看来，奴隶制不仅是一种病态的体制，奴隶时常遭受鞭笞、强奸和家庭离散之苦，而且是一种存在严重缺陷的经济体系，其生产效率天生低于北方已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自由劳动体系；而一些支持奴隶制的作家并不认为这种制度是病态的，到19世纪50年代时，他们仍认可奴隶主从根本上来讲并非利益寻求者，在他们看来，农场主们把奴隶视作家人，对他们关怀备至。因此，虽说废奴主义者与蓄奴主义者在有关奴隶制道德性问题上的最终看法有所不同，但他们都认同奴隶制是一种商业模式，都认为奴隶制就其本质而言并非一种赚钱的好方式，而只是适用于更早社会时期的一种制度。首先，奴隶劳工的效率并不高，奴隶生产力并没有跟上工业化前进的步伐，而且奴隶主也不同于追求利益的商人。奴隶制作为一种体制，并没有随着新工业经济的到来而兴盛，更不用说在经济扩张中起到驱动作用，甚至可以说，它在现代美国爆炸式的经济增长中拖了后腿。事实上，内战期间，北方美国人对这种观点深信不疑，因此，他们坚信，从奴隶劳工到自由劳动力的转变将大大提高棉花产量。
但事实并非如此。之后的70多年间，有关生产率不断下滑的数据证明，奴隶制可能是生产棉花最有效的方式，不过，人们并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相反，从伍德罗·威尔逊总统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家所做的学术研究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们认为奴隶制与19世纪西方巨大的经济与社会转型相脱离。毕竟在这种体制下，人们使用的不是高效率的机器，这种不盈利的经济结构只可能产生一些过时的社会安排，在那个工业化和城镇化迅猛崛起的社会中，人们只会以轻蔑或是怀旧的态度看待这些。许多白人宣扬科学证明非洲人的后代智力低下，且黑人骨子里就有犯罪的基因，因此他们心中还向往那个黑人被鞭子和锁链统治的时代。他们声称，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讲，奴隶制不具有现代性，因为它既没有改变自身去适应现代经济体系，也不曾对经济扩张作出贡献。但是，对带有明显种族主义倾向的历史学家，以及以史为重且热衷于种族支配权的白人公民来说，南方白人想粉饰奴隶制的历史，试图永远维持种族隔离的欲望，恰好与种族支配的目的不谋而合，于是，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控制这些落后的、尚处于半野蛮状态的黑人。
20世纪30年代，克劳德·安德森在访谈中所提的问题都与奴隶制的这些说法相关。在美国的历史教科书中，你会发现许多有关种族主义的故事。这些故事曾出现在畅销小说中、政治家的演讲中、种植园的怀旧广告中，甚至还出现在当年第一部风靡一时的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 Birth of Nation ）中。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是一位出生在南方的历史学教授，他把白人至上主义歌颂成“用光辉书写的历史”，并且曾在白宫放映这部电影。很快，美国民众也都以这种方式描绘奴隶制，甚至很多反对种族歧视的人，也把解放前那个时代的种植园描绘成一幅田园生活般的画面：奴隶们开心快乐，主人如同家长一般对他们关爱有加。而废奴主义者成了罪恶的根源，因为是他们引发了内战，导致数十万的白人死亡。他们认为，对于南方来说，也许只有终结奴隶制才能实现经济现代化，但不一定是以这种方式终结。
从那时起，美国人对奴隶制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随着种族隔离在公共场合的解除，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90年代期间人们对黑人文化的认可，人们对奴隶制又有了崭新的认识。历史学家不再把奴隶制描述成一所学校，奴隶主们在那里耐心地教导这些什么都不会的野蛮人，以便以后能长期奴役他们。奴隶制剥夺了黑人的权利，这预示着以后将实行种族隔离政策，而奴隶们的反抗，也预示着他们将联合起来抵抗到底，直到最后发展成为民权运动和黑人权力运动。
或许人们对奴隶制看法的改变没有表面看起来的那么巨大。例如，把黑人刻画成顽固的反叛者就说明了一个令人不悦的事实：如果人们仅仅因为那些反叛者进行了抵抗而赞叹他们，那么那些未曾抵抗的黑人也就不值得称颂了。其实，在美国奴隶制历史上，只出现过少数几次叛乱。一些学者为解决人们的这种困惑提出了另一种观点：黑人共同创造了一种反抗文化，尤其是在奴隶聚居区和白人注意不到的一些地方，这种文化特征更为突出。但是，那种认为坚决的反抗削弱了奴隶主势力的观点，以及对黑人文化的独立发展的聚焦，使得一些人认为奴隶的反抗很成功，白人实际上没能如愿剥削奴隶的劳动。这种观点在内战后农场主的回忆录中也有相应的反映：奴隶主被描绘成温和的主人，他们之所以维持奴隶制，目的不是追求利益上的回报，而只是想让奴隶接受文明的教化。
因此，即使后来在黑人民权运动、黑人权力运动、多元文化时期，历史学家已经改写了种族隔离者所讲述的那些有关绅士、佳人以及感恩的奴隶故事，后来的历史学家还是按照先前流行的观点，片面地叙述部分史实。有关奴隶制历史和美国历史的一些基本假设，很奇怪地并没有发生改变。其中最主要的一个观点是，美国奴隶制作为一种经济体制，即生产与交易商品的方式，从根本上不同于现代经济，并且与之相分离。提到工业化，人们只会想到白人移民和心灵手巧的发明家，而忽略了那些棉花田和在其间劳作的奴隶们。19世纪，美国从一个无足轻重的欧洲贸易伙伴变成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成就了美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章。而上述观点则暗示，不但奴隶制没有变化过，而且奴隶制和黑人奴隶在这段时期对美国的崛起也没有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第二个观点是，美国奴隶制从根本上是与自由共和国的政治经济体系相对立的，这种矛盾最终会以支持自由劳动的北方的胜出而结束。奴隶制最终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结束，这本身就是一个毫无悬念的故事，而一个结局已定的故事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故事。
第三个观点认为，奴隶制在美国历史上产生的最恶劣的影响是，它剥夺了黑人的自由权利以及作为公民的自由主动性。这种影响实属必然，这种不公在现代史上当属最恶之列，而且奴隶制让很多人失去了生命。即使对那些幸存下来的人来说，奴隶制也夺走了他们曾拥有的一切。这种残酷浩大的工程迫使超过100万人远离故土，野蛮地将他们带到一个疾病丛生的异乡，让他们在恐惧和饥荒中不断地建造与重建这个商品生产帝国。然而，这一点在之前的奴隶制历史著述中却只字未提，人们一直以来都只强调它的主要目的并非盈利，而是维护其作为半封建“精英”的地位，或是为了维护白人团结以及精英力量而创立一些现代的种族观念。一旦人们忽略奴隶制的暴力，就会出现另一种声音，即无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黑人之所以得不到应有的公民权利，是因为他们自己不愿意去争取。
这些说法也产生了一些其他影响，影响了人们的态度、认同以及有关政策的辩论。假设奴隶制并不曾出现在美国历史上，或是没有带动美国经济增长，而是拖了后腿，那么当谈到有关美国的成长、成功、实力和财富等方面的成就时，人们就不会谈及奴隶制了，而且由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大量财富也不会归功于美国黑人。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存在着一种矛盾：一方面，它声称自己是一个自由与机遇并存的国家；另一方面，在历史上的多数时期，非洲裔美国人却被剥夺了自由，没有受到公平的对待，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机遇。这是不争的事实。有关奴隶制的历史观点决定了美国人希望以何种方式来解决这一矛盾。如果奴隶制最恶劣的方面真的只是剥夺了美国黑人的公民自由权，那么作为补偿，只需要还给他们这种权利，或是选一位黑人总统，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了。
谈到奴隶制，人们只是在反复强调上述这些说法，教科书也专门把250多年的奴隶史单独编成一章来讲，但这只会把奴隶制刻画得一成不变。现在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游客去参观那些种植园中的房屋，导游们喋喋不休地介绍着屋内的家具和银器。那些房屋掩盖了这些地方的真实作用，主人给奴隶提供这些居所，目的是让他们在烈日下辛苦劳作，为自己赚钱。两位当地的学者把这种现象叫作对奴隶的“象征性歼灭”。 (2) 同时，我们又极力赞美那些逃跑的或是在反抗中牺牲的奴隶，让人们去琢磨那些没有逃跑或是牺牲的奴隶是否设法“接受”了奴隶制。许多美国黑人学生为他们的祖先没能摆脱奴隶制的命运而感到羞耻，其实那些教授奴隶制历史的老师都知道这个肮脏的秘密，这也反映出历史学家们研究的失败。
如果我们知道该问什么问题，真相便可以让我们解脱。我们再回到丹维尔市的这所小房子。安德森还在读着那些白人官员设计的问题，其中一部分问题还算善意，但也有一部分并不那么友善。他感到这些问题正不自觉地把他引向一种对种植园的怀旧情结。“奴隶会反感自己被叫作‘黑鬼’吗？”“奴隶都管他们的主人叫什么呢？”“您觉得是在奴隶制统治下还是在现在的自由状态下更开心？”“种植园中的大房子漂亮吗？”然而，安德森没有办法绕开这些问题，他的工作就是问这些已经提前为他准备好的问题，然后做好记录。
艾维静静地坐在那儿，认真地听着，然后他回答说：“我母亲当时的主人叫威廉·汤斯顿，他是一个刻薄的人。他做过的唯一一件好事就是把我们一家人卖给了我父亲当时的主人乔治·H．吉尔曼。我想他也只是碰巧做了这样一件好事。”
也许是时过境迁，“老汤斯顿赶上了‘棉花热潮’。那是当时出现的一股热潮，之所以管它叫热潮，是因为它的‘症状’像发热一样。当时人们都急切地跑去南方种植棉花，然后进行销售。因此，老汤斯顿也把一些奴隶带到了南方，迫使一些人两地分隔。他带走了我的两个阿姨，把她们的丈夫留在了这里。他迫使7对夫妻分离，其中还包括一名带着12个孩子的母亲。他把她们都带到了佐治亚州和亚拉巴马州”。
那真是一场大规模的分离，人们泪流满面。艾维说庆幸当时自己没有遇到最坏的结果，但他知道那只是一时的侥幸，下次有可能就是他的母亲被带走了。白人都是见利忘义的、不可靠的。而书本中没讲过这样的故事。
安德森接着问了艾维下一个问题：是否有奴隶被卖到这里？这时，房间似乎变得更暗了。
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白人一直把奴隶贩子当作外来的异类，他们来自下层社会，抛弃了家族的纽带，都是一些道德沦丧之徒。这些替罪羊还有一位贵族先辈。在《独立宣言》的初稿中，托马斯·杰斐逊试图指责乔治三世通过大西洋奴隶贸易在殖民地强制实行奴隶制。根据历史学家的描述，1808年大西洋贸易的废除，为奴隶制带来了稳定，这一废除令当时也传遍了“旧南方”（Old South，内战之前便已有此称呼）。当然，人们可能会不解：这样一种崭新的、革命后创造的事物，其发展速度甚至快于历史上任何商品生产经济，为什么会用“旧”来形容。但是别着急，历史学家们所说的1808年后的奴隶贸易和“旧南方”的奴隶制是无关的，与美国国家的形成也无关。提到美国现代化，人们想到的是企业家、创新、发明、市场、运动和改变这些词，奴隶制完全和这些沾不上边，奴隶贸易更是和这些无关。至于迫使奴隶离开家人去种植棉花这种事，更是无从谈起。因此，现代美国和奴隶制完全是不相干的两件事。
但是，艾维所说的奴隶制和我们平时听到的有所不同。“他们把奴隶卖得到处都是。我曾看到成群结队的黑人路过这里被带去南方进行贩卖，他们每个人背着一个麻袋，里面装着他们的全部家当。他们排成两队，每两个人锁在一起，翻过山丘，直到从视野中消失。他们将黑人从这里赶到铁路边，然后像运送牛群一样用船运往南方。”
之后，洛伦佐·艾维又说了这样的话：“小伙子，其实有关奴隶制还有一半的事情人们都不知道。”
直到今天，这些事情仍没有被讲述。而这另一半的故事就是有关奴隶制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发展的过程，这段时期包括洛伦佐·艾维那个时代，他父母那个时代，还有他祖父母那个时代。18世纪80年代后，南方从一个满是破败农场的沿海狭长地带，发展成为一个次大陆帝国。那些从非洲来的奴隶贸易的幸存者在南部和西部建造了一些自己的社区，而创业奴隶主把超过100万名奴隶从这些社区硬带到他们从美国土著居民那里夺来的广袤土地上。从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到1861年，美国奴隶的数量激增了5倍多，这种扩张造就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其原因是那些白人奴隶主可以让黑人奴隶比自由劳力更快地采摘棉花。这种经营模式让南方迅速成为全球棉花市场的主力军，而棉花在工业革命的前100年是最重要的原材料，因此也是当时世界上最主要的交易商品。美国从棉花垄断中得到的利润为美国经济的现代化助力，到内战时期，美国已经成为第二个经历大规模工业革命的国家。事实上，奴隶制的扩张对这个新生国家的政治、经济及每个关键方面都产生了重要作用，它不仅扩大和增强了国家的规模和实力，分化了美国的政治，区分了地区认同及利益，也使内战成为可能。
人们不喜欢听到这样的观点：正是商品化、苦难与折磨，以及对美国黑人的奴役，造就了美国的强大和富有。然而，事实的确如此。另一半故事的真相就掌握在经历过奴隶制扩张的幸存者身上，他们有的被带过了那座山丘，有的则留了下来。这种强制移民左右着他们的生活，同时也影响着他们对生活及所处时代的看法。他们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努力生存下去，同时，也以自己的方式讲述着不为人知的另一半故事。奴隶制结束以后，美国人一直试图以一种温和的方式形容奴隶制，但这与那些幸存者们所经历和讲述的奴役历史并不相符。
洛伦佐·艾维的话让我感到非常不安。我感到历史并没有还原真相，美国史没有叙述真相，就连奴隶史也没有讲出真相。我开始探寻这另一半故事，探究奴隶制是如何不断地发展、变化并重塑现代世界的，它又是如何在现代化中不断进行现代化探索的，对于生活在奴隶制惊人扩张年代的人们，它又意味着什么。当我开始调查时，我发现有关另一半故事的蛛丝马迹无处不在。棉花热潮不仅影响了白人企业家，也让黑人夫妻、子女分隔两地，左派与右派各执一端，有关棉花热潮的消息在战前的信件、报纸以及法庭文件中随处可见。最重要的是，那另一半未被讲过的故事刻骨铭心，就像小行星撞击地球导致恐龙灭亡后留下的铱层一般，贯穿了像洛伦佐·艾维这样当过奴隶的人留在史料上的每一句证言，构成了叙述被迫分离、暴力以及新型劳力的长篇史诗。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将这个充满张力、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容纳到一本书中。从很多方面来讲，奴隶制的扩张塑造了美国内战前的各个方面，而最具困难的挑战就是叙述这个事实。奴隶主们留下来的一些文件，记录了棉花种植区为奴隶劳工建造临时小屋所用的花销，也记录了奴隶买卖所得的利润。当时报纸上也充斥着有关对土地和劳力进行投资，对他们所生产的商品、人们的赚钱方式及赚钱多少发生的变化进行的报道，以及对伴随这些改变所产生的暴力行为的报道。这些北方商人、银行家以及工厂主的账目，向我们展示了他们从奴隶主那里买卖奴隶所做的投资，以及从奴隶扩张中瓜分得到的利益。一些学者和学生把政治形容为一场有关各州权力以及共和原则的战争，而换个角度来看，各州之间有关奴隶制的斗争，其焦点在于如何分配奴隶制扩张所得的利润，以及这种扩展是否应该继续。
这个故事太过复杂，以至于出现了很多版本，甚至连艾维也不知道该如何描述那些带着锁链向西南方向的山丘和远方空旷广袤的土地前行的队伍。从18世纪90年代到19世纪60年代，奴隶主把100万名奴隶从旧的蓄奴州带到了新的地方。1790年时，他们还没有开始生产棉花，可是到1860年，棉花的产量已经达到20亿磅。从奴隶制的南方延伸出去，这个故事不仅涉及华盛顿的政治家和美国选民，还牵扯到康涅狄格州的工厂、伦敦的银行、中国的瘾君子以及东非的消费者。仅靠这一本书就能把洛伦佐·艾维的洞见全面地叙述出来吗？本书要尽量避免一些陈词滥调，还要避免把整个故事拆开来写，一会儿写奴隶的反抗，一会儿又写女性与奴隶制，因为这些抽象的描述不能体现故事的精髓。未被讲述的这部分故事是一个运动、变化、未知的过程，凡事皆有前因后果，人们对所发生的事情的反应促成了之后事件的形成。
但这毕竟应该是一个故事，不能仅仅从故事中强势人物的角度来讲述。的确，政客、种植园主和银行家们对政策的形成、奴隶的迁移、棉花的买卖，乃至对土地的改造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以洛伦佐·艾维的叙述为切入点，那么美国史便是从那些带着枷锁的人走过山丘之后展开的。自那之后，奴隶拍卖场以及他们辛勤劳作的边疆棉花田都开始发生改变，这些改变又重塑了整个世界。他们的故事就是一个挣扎求生存的故事。而他们得到的“奖励”，就是要迅速适应一种新的劳动方式，让他们在每天的劳动中改变自己。奴隶的创造力让他们得以幸存，但是，他们的创造力都被耗费在日益增长的棉花生产中，从而使当时的南方奴隶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得到扩张。正是这些黑人奴隶以显性或隐形的方式创造了现代美国，甚至是整个现代世界。
终于有一天，我找到了一个恰当的比喻。这个比喻源自伟大的黑人作家拉尔夫·艾里森（Ralph Ellison）
，你可能听说过他写的小说《看不见的人》（
Invisible Man
）。在20世纪50年代，艾里森还写了一些了不起的随笔。其中有一篇写道：“我认为，在道德层面，我们应该把美国生活看成是在一位黑人巨人身上上演的一出戏剧，这位巨人像格列佛一样被捆绑着躺在地上，所有的表演就在这个以巨人为舞台和场景的地方展开。”
(3)
这个形象恰好符合艾维所说的话。唯一的问题是，艾里森所描述的是一位静止的巨人。在以前的历史叙述中，17—20世纪，美国黑人生活在静止不变的农场。但是，洛伦佐·艾维把世界描绘成是不断变化的。美国独立战争后，似乎预示着奴隶制即将终结，但实际上，战后迎来的是奴隶制这个巨人的革新变化。奴隶主和其他自由人从剥削、商品化以及虐待奴隶中得到了一种新的现代力量。不论是奴隶制中产生的血汗，还是这张由个人、家庭及每年不断扩张的奴工营所构成的关系网，都为经济的巨大变革注入了动力。这些奴隶遭受着各种折磨，还要辗转各地，他们必须找到生存下去的办法，要么反抗，要么忍受。随着时间的推移，黑人的奴役与自由问题成了美国政治问题的中心。
这个曾经躺在美国这片痛苦之地被束缚着的巨人真的长大了，就像一个人经历磨难以后变得成熟一样。我按照艾里森所描述的巨人形象，把本书分成了若干篇章，主要是以叙述黑人奴隶的经历为中心。在进入艾维打开的大门之前，我们先讲一下这几个篇章的名字。第1章是“足”，因为故事一开始描述的是黑人们身披锁链走在路上，他们正赶往1783年独立战争结束后到19世纪早期这段时间的西部边疆。“头”是第2章的标题，这一章主要讲的是美国暴力收购密西西比河谷这一事件，该事件加强了奴隶主在边疆地区的影响力。接下来的第3、第4章标题分别是“右手”与“左手”，这两章揭露了奴隶主得势的秘密，也就是让全世界白人富有的秘密。
第5、第6章分别是“舌头”与“呼吸”。这两章主要讲述19世纪20年代中期奴隶主如何平息舆论对他们的批评，并且建立了一种适应当时扩张形式的奴隶贸易系统。当大多数的抵抗都徒劳无功时，这样一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那些束缚在肉体中的灵魂会不会毁灭，只留下行尸走肉般的躯壳为奴隶主工作，或者那些躯壳仍活跃着，会起来反抗？每一个被运到这里的奴隶都必须和过去的生活说再见，并要面对这样的问题：是和他们的同伴一起工作，还是为了个人生存去挣扎反抗？这些黑奴做了多种选择。但最重要的是，他们选择生存下去，而想要真正地生存下去，最需要的就是团结。团结让他们看到彼此的共性，并形成了对奴隶主权力的批评态度，由此也形成了他们自己看待事物的方式——对于是非对错，他们另有见解。
这本书所依据的是数千人的讲述，洛伦佐·艾维对克劳德·安德森所叙述的自身经历便是其中之一。奴隶制曾存在于许多社会形态中，但是，没有哪个国家的奴隶能像从美国奴隶制解放出来的那些奴隶一样，事后会记录下自身的遭遇。故事一开始，写的是在19世纪奴隶制扩张过程中逃奴的经历。19世纪，大约有100名当时的逃亡者出版了自传。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回忆录找到了一个不小的市场，其原因是这些从南方农场逃出来的奴隶在很大程度上正改变着一些北方白人的思想，使他们认清了奴隶制的扩张对他们产生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许多像克劳德·安德森这样的人，他们对生活在那个年代曾经为奴的人进行了总共高达2300次的采访。在这些采访中，老人们讲述着自己的所见所闻，以及他们从长辈那里听来的有关内战前的故事，这些叙述仿佛让我们置身于当时的火堆旁、走廊里以及棉花田中，感受着那个时代的故事。对于那些历史书中没有描述的故事，这些自传和采访也并不能做到完全客观，不掺杂任何主观感情；但如果把它们都通读一遍，你会了解到更多的细节，在大脑中构建起一幅更完整的画面。故事之间互相补充，更能让人读懂其中的言外之意。 (4)
了解当时人们所受之苦以及为此付出的代价，对于理解美国历史进程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奴隶们共同建立起了新的纽带，用新的方式理解他们的世界，这帮助他们的心灵和身体得到解脱。最终，他们的这种精神及诉求让他们找到了新的同盟，掀起了废奴运动，让那些操控着数百万奴隶的奴隶主无法再肆意妄为。但是，他们被奴役的路仍然很长。第7章“种子”把这条路所导向的地方称作地狱，本章讲述了1829—1837年近10年的恐慌生活。在这几年中，奴隶主们在奴隶制地区肆意妄为，使政治和经济异常活跃，也为他们自己带来了空前的权力。这些企业家也受到了来自其他白人的压力，后者想通过政治民主来宣称他们的平等权利，不过，这些聪明的企业家找到了利用他们的这种欲望和其他欲望的办法。随着新的金融工具的发明，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可以直接在奴隶制扩张中进行投资。这种创新大大提高了生产力，增加了盈利空间，同时让奴隶主们将体力转化为商品，并由此改写了西方金融史。
奴隶主、普通白人选民、投资家以及奴隶，这些人让19世纪30年代成为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节点。世界的一边是工业革命以及造就了现代世界的创新发明，另一边是一个现代的美国。1837年，奴隶主们的辉煌导致了大规模的经济崩溃。本书的第8章“血”提到，这种由自身造成的祸端不仅给奴隶主的权力带来新的挑战，给奴隶带来灾难，也给普通白人家庭造成了困扰和混乱。一些南方的政治行动家想利用与墨西哥的战争来重新开始扩张，但遭到了北方人日益坚决的反对。书的第9章“背部”提到，到19世纪40年代，北方人依靠黑人高收益的棉花劳动力，在这些奴隶的背上建立起了一种结构复杂的工业化经济体制。虽然对奴隶的进一步剥削为北方白人带来了诸多好处，但他们还是想利用政治手段来反对奴隶制的进一步扩张。而那些从奴隶制扩张中逃出来的奴隶，又把这些奴隶主野心勃勃的话语扩散开来，使之成为激化反对浪潮的关键工具。
当然，许多北方人在奴隶制扩张中获得了利益，作为回报，他们愿意认可奴隶主的权力。第10章“手臂”提到，在这些同盟的帮助下，奴隶制在《1850年妥协案》颁布之后得以进一步扩张。然而，这种扩张只能在即将封闭的疆域内进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南方白人会大力发起倡议运动，要求在政策上以及宪法解释方面能够让整个美国进一步扩大奴隶制的范围。到那时，奴隶制将遍布整个国家。他们的同盟抱怨，由于他们的步步紧逼，强制推行，想让他们的同盟者像奴隶一样屈服，结果导致抵抗力量进一步产生，最终造成了白人之间的同室操戈。
最终，南方人退出了联邦，宣布成立独立的国家，并炮击萨姆特堡。此举激怒了亚伯拉罕·林肯总统，他派出10万民兵应战。但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美国白人仍希望尽可能将这种争端的风险降到最低，大多数北方联邦主义者反对解放黑奴。也许美国白人之间的争端并不是源于理念上的不同，而是在如何保持棉花的生产和收益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是保持奴隶制现有的边界不变，还是进一步扩大它的版图？但是，炮火的蔓延让人们不得不马上做出一个更决断的选择：要么永远维持奴隶制，要么就此废除。当弗兰克·贝克、汤森德、谢泼德·马洛里划过詹姆斯河，这条曾经有无数满载着行人的船只经过的河流时，未来仿佛就已在两条不确定的路之间蓄势待发，前途未卜。这三个人都带着某种力量，正和洛伦佐·艾维讲述的另一半故事一样，而他们从中所学到的东西将引领未来走向一条自由之路。他们的故事也可以继续引领我们。聆听这个故事，我们就要像孩提时代的洛伦佐·艾维一样，站在丹维尔，凝望着戴着枷锁的人们越过山丘；或者像弗兰克·贝克及其同伴一样，站在里士满码头，望着从詹姆斯河顺流而下的船只前往密西西比河，然后转身跟着前行的队伍，聆听这另一半未被讲述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