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这里，我们让石原莞尔再次登场吧。1923年（大正十二年），石原莞尔受命前往德国留学，他在德国停留了大约两年半的时间。石原果然和平常人不太一样，他有一张在德国穿着带家徽的袴
大摇大摆上街闲逛的照片。德国是明治时期日本学习的对象，石原在留学期间潜心研究了德国在一战中战败的原因。20世纪20年代，德国经济状况糟糕，马克大幅贬值，这就使得日元在德国变得更有购买力，拿着日元去德国的人们可以在德国一下子购入很多书籍和资料。想来石原也不例外。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德国战败的原因是未能通过短期决战将敌军主力全部包围歼灭。石原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原因在于德国没能清楚地认识到，一战并不是一场能够通过短期决战来决定胜负的歼灭战，而是一场长期持久的消耗战。所以最重要的是，为了不输给敌人的消耗战略，就要承受住经济封锁，坚持作战。
回到日本以后，石原参加了永田铁山、铃木贞一、根本博等陆军中坚幕僚创立的小团体木曜会。木曜会于1927年（昭和二年）11月在东京成立，通过研究未来可能会发生的战争，从而为制定国策和国防方针提供参考。永田、铃木、根本三人在“九一八”事变时，都曾担任陆军的重要职务。永田当时是陆军省军务局的军事课长，铃木是陆军省军务局中国班长，根本是参谋本部的中国班长，石原则是身处事变第一线的关东军参谋。军事课长永田可以掌握预算，其他两人分别在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掌握着与中国相关的职位，再加上身处事变现场的参谋，简直就是策动阴谋的完美布局。
在1928年1月19日召开的第三次木曜会会议上，担任陆军大学校教官的石原做了题为《我的国防方针》的有趣报告。为了在同志们面前做报告，石原确实是非常认真地进行了准备。
日美为两大横纲，其余的小角色则紧随其后，双方使用飞机进行决战，这就是世界的最终战争。……必须在不从日本国内拿出一分一毫资金的方针下进行战争。对俄作战，仅需数个师团。只要能以整个中国为根据地并完全地加以利用，就可以坚持进行二十年或三十年的战争。
石原的报告有两个主要的观点：一是日本与美国分别领导各自的阵营，以飞机作为决战武器，进行世界决战；二是只要将中国作为根据地，利用中国的资源，那么对苏战争即使打上20年甚至30年的时间也没有问题。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都认为，战争需要花费巨额资金并进行长期的总动员，否则根本没法打。当负责财政的人为此烦恼以至于面有菜色之际，石原的这种野蛮观点，像消除了压在他们心口的巨石一般，令人兴奋。
另外，石原在陆军大学校的授课笔记中也表示，持久战就像是拿破仑曾说过的“以战养战”，即通过在占领区征税、征收物资和兵器来供养军队，让军队在当地“自我生存”，说白了就是掠夺当地百姓。
查阅铃木贞一留下的会议速记，我们可以得知，在木曜会的参加者中，只有永田冷静地表示：“不一定非得打仗。没有战争的话，还需要夺取满蒙吗？”1935年8月，也就是陆军内部的派系斗争达到白热化之际，永田铁山因为是统制派（支持者多为陆军省及参谋本部等中央机关的精英）的核心人物，在陆军省军务局长室（自己的办公室）被擅长剑道的皇道派（在地区连队进行士兵教育的将校大多支持这一派）军人相泽三郎中佐杀害了，可以说是个悲剧人物。
再回到木曜会。不同于永田铁山，根本博甚至气势汹汹地扬言：“不仅要取得满蒙，还要拿下西伯利亚。”铃木贞一也神气地说：“在1930年前拿下满蒙。”由此可见，身居适合发动事变职位的木曜会课长级别的中坚军人们，正在企图把满蒙地区从中国国民政府的统治下分离出去。
讲了这么多，大家有没有发现，对于满蒙，木曜会军人之间讨论的内容与军方对民众宣传的内容，有很大的不同。
——……？
完全没注意到吗？那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之前的内容，整理一下思路吧。军方当时是怎么煽动民众的呢？
——……煽动民众，是说军队搞了很多演讲会的事情吧？
对，像国防思想普及演讲会之类的。
——他们宣称中国没有遵守过去签订的战后条约。
是的。中国违反了条约，日本是受害者，因此必须从无法无天的中国手中保护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的言论，简直可以说是条约“原教旨主义”了。但是，石原等人的言论却完全不同。
——取得满蒙是为了将来的战争。
是的，就是这样。军人们主要着眼于应对可能爆发的对苏战争，因而需要满蒙作为基地。而且对苏作战时，美国很可能会进行干涉，更需要满蒙作为对美持久战的资源供应地，所以才要策划把满蒙从中国国民政府手中分离出去。至于那些国际法和条约规定的日本权益，到底有没有被中国侵害，事实上和军人的真正目的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参谋本部的情报部部长建川美次却煽动民众说：“这在条约中有明确规定，但是如今却没有一条真正得到遵守。”
对满蒙地区的意图出现错位这一点，军人们作为发动事变的政治主体，早就心知肚明。虽然军方用条约和法律问题不断煽动民众对中国的不满，但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把满蒙地区作为对美苏战争的基地。
1929年10月，以纽约股市的暴跌为起点，大萧条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大萧条彻底点燃了民众的不满情绪，使得这种意图的错位一下子就得到了解决。根据农林省所做的农家经济调查，1929年农家的年均收入为1326日元，而到了1931年，收入居然下跌了大半，仅有650日元。
农家在大萧条中收入减半，原因当然不是因为日本采取了协调外交方针，但是民众的苦难还是成了在野党攻击政府外交政策的借口。1931年7月，松冈洋右在政友会总部演讲时，就抨击了当时若槻礼次郎内阁所采取的“币原外交”。他表示，虽然现在的外交正在进行国际事务的交涉，却没有“以国民生活，也就是经济问题为基调，确立执行我国国民生存所需的大方针”。这种批评对于陷入生活困境的民众来说，显然相当受用。军方当然也没有放过这个时机，于是在1931年9月18日，酝酿已久的形势达到了燃点，“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当关东军策划发动“九一八”事变时，执政的是民政党的若槻礼次郎第二次内阁。这时的外相是币原喜重郎，他从一开始就正确地判断出这一事件可能是关东军策划发动的。在事变第二天的内阁会议上，首相若槻质问陆相南次郎：“这是正当防卫吗？如果这是日军策划的阴谋，那我国该如何面对国际社会？”他还要求陆相向当地军队传达不扩大事端的方针。
若槻曾就读于第一高等学校，这里是人才辈出的旧制高等学校。之后，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绩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现在的东大法学部）毕业，进入大藏省就职。日俄战争时期的总理桂太郎对他颇为青睐，这使得若槻早早就踏上了从政之路。作为政治家，他最初隶属于桂太郎筹建的立宪同志会，后加入立宪同志会的后继政党宪政会，后又成了民政党的一员，可以说他是一名政党政治的资深政治家。在其前任滨口雄幸内阁
时期，若槻礼次郎还担任过伦敦海军军备会议的首席全权代表。因此，他不仅通晓财政，对裁军等军事外交问题也非常熟悉，若槻内阁应该是能够压制关东军暴走的理想内阁。
根据司令部条例，关东军原本可以在条例明确规定的任务范围内自由行动，不在规定范围内的行动则须取得内阁的同意。例如，要让关东军在远离南满铁路的地方行动，就需要内阁点头。因为不管怎么说，东三省都在中国主权范围内，对日本来说那是外国的领土。如果内阁阻止了关东军的行动，事变应该就此终结的。但是，关东军的参谋们是抱着强烈的决心发动事变的，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从三年前就已经开始着手制订缜密的计划，所以自然不会这么简单就罢手。他们采取了种种手段来让事变进一步发展扩大，比如趁为人稳健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从奉天前往旅顺的时机发动事变，之后，又对司令官隐瞒了中央的联络电报，故意拖延通讯时间，等等。
朝鲜军未经许可的越境是事变中最出格的行为。当时日本的殖民地朝鲜就在中国东三省的东侧，派驻朝鲜的是日军中最精锐的朝鲜军。我们曾经提到，石原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说关东军仅有约1万人（参见此处），因此需要朝鲜军的支援来增强实力，以防备张学良的东北军回师东三省。这种增援行动，是从日本统治下的朝鲜进军到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东三省，毫无疑问这是跨境行动。当时，要让军队跨越国境的话，必须有天皇的命令，如果用那个艰涩的词汇来说的话，就是要有“奉敕命令”才行。发布奉敕命令和出动驻外军队进行规定以外的行动一样，也需要内阁的同意。
当然，关东军一开始也曾经试图通过南次郎陆相取得议会的同意，但因为币原外务大臣和井上大藏大臣的反对，内阁没有认可越境行动。大家是不是觉得币原和井上还挺有魄力的？不过，当时担任朝鲜军司令官的林铣十郎在得知内阁会议的结果后非常愤慨，决定无视币原和井上的反对，在9月21日擅自让军队越境进入了中国。
在朝鲜军越境已经成为事实的情况下，内阁于22日再次召开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事态的发展变得有些令人意外。内阁做出了一个暧昧的决定，一方面，因为出兵势必会引起国际联盟的关注，所以不认可朝鲜军的越境行为；另一方面，却同意拨付出兵的经费。作为没有天皇的命令就擅自调动军队的责任人，参谋总长在得知内阁的决定后，终于长舒了一口气。如果内阁会议既不认可出兵行动，又不同意拨付经费的话，参谋总长可就不得不引咎辞职了。天皇的顾问元老西园寺公望在听到内阁的这一决定后，对于内阁的退缩也难掩失望之情。
为什么内阁会退缩，而没有坚定地制止军方的行动呢？根据现在的研究，若槻内阁面对驻外军队的擅自行动，没能保持内阁内部的团结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对于当时的政党内阁来说，恐怕没有什么比在选举中获胜更重要的事了。在若槻内阁中负责选举事务的，是被称为“选举之神”的内务大臣安达谦藏，安达对民政党的当选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当时发生了“三月事件”（1931年3月曝光的陆军将校秘密结社樱会，与右翼大川周明串通谋划的未遂政变）等军部和右翼策划的恐怖活动，安达认为，要在这种情况下保住政党内阁，就需要民政党与在野党政友会的合作，而不是单独组阁。于是，他便开始筹划两党的合作。然而，对于安达的主张，民政党内部却出现了反对的声音。包括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在内的不少民政党人士认为，政友会在经济、外交政策等方面都和民政党不同，无法进行合作。若槻首相被夹在安达与井上之间，无法紧密地团结内阁成员。而正是安达提出的政友会与民政党合作的主张，使得内阁意见无法统一，最终导致若槻内阁在1931年12月11日总辞职
。
在现代社会，人们已经不会仅仅因为某些思想和信念，而被国家机关打击了。现在提到“那些人”
的话，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黑道吧。不过在当时，这个词一般是指军方，尤其是陆军和警察。在战前，“那些人”就代表了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情的国家机关，是令人恐惧的存在。
“三月事件”以未遂收场。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一个月，又发生了“十月事件”。虽然该事件也在策划阶段就被发觉了，但是接二连三的未遂政变还是让政党人士感到毛骨悚然。“十月事件”依然是由樱会与大川周明等右翼分子策划的，他们准备响应“九一八”事变，推翻政党内阁，进行国家改造。在第二年，前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被井上日召领导的右翼团体血盟团的成员暗杀身亡。政友会的总裁，在第二次若槻内阁后出任首相进行组阁的犬养毅，也在1932年5月发生的“五一五事件”中被害。那是一个表明自身立场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的时代。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蒋介石并不在首都南京，他正在江西南昌指挥军队进攻红军根据地。这可不是漫画或者游戏里那种几十骑打来打去的有趣行动，蒋介石动员了大约30万军队包围中共根据地，企图将根据地的红军全部歼灭。关东军的石原等人选择这时候发动事变，应该是把蒋介石不在南京这一点也计算在内了吧。另外，蒋介石的敌人不只有红军，这个时候，对蒋介石不满的国民党实力派在广州另立了国民政府，迫使蒋介石分兵征讨。国民党内部的这一纷争规模也不小，广东派动员了5万人的军队。
俗话说：“前门有虎，后门有狼。”对蒋介石来说，就是“前门有红军，后门有广东派”，再加上关东军发起了“九一八”事变，这种情况下恐怕谁都想哭吧。不过，蒋介石一生历经几度沉浮，面对逆境倒是不会退缩。他认为，日本目前的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值得信赖，“九一八”事变应该可以通过中日之间的对话来解决。但是，不论自己通过什么条件来与日本达成妥协，共产党和广东派肯定会说他是为了与日本妥协而牺牲了中国的利益，指责他是卖国贼。所以，蒋介石认为不如通过国际社会，借由国际联盟来寻求争端的解决。
目前，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公开的蒋介石日记里，可以看到蒋介石当年的选择：“诉诸公理。”不是进行两国之间的对话，而是寻求国际联盟仲裁的理由有两点：其一，蒋介石虽然也不认为通过国际联盟就可以解决争端，但是他相信国际舆论的压力可以牵制日本的行动，从而创造出对中国有利的国际环境。这样一来，以后中日之间如果进行直接交涉，也会对中方较为有利。其二，通过诉诸国际联盟这一行动，可以把国内民众的关注导向国际联盟。让国际联盟来分担一部分国防方面的压力，有利于维护自身的统治。
蒋介石的算盘真是打得非常冷静呢。他把“九一八”事变当作国际问题和外交问题诉诸国际联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其领导的国民政府在张学良统治的东三省，只有外交事务上才有插手的余地。不论是在军事方面还是在行政方面，张学良都实际控制着东三省。因此，一旦日本的关东军开始与东三省的实际统治者张学良商议停战事宜，国民政府恐怕将再无干涉的机会。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蒋介石也必须把问题提交国际联盟。
9月21日，由于中国将问题诉诸国际联盟，因此国际联盟开始着手处理“九一八”事变。这个时候，中方依据的是国联盟约第十一条，简单概括来说，就是当国际联盟会员国之间发生了可能演变成战争的纠纷时，需要召开国际联盟理事会。
日方坚持应该由日本和中国进行对话来寻求争端的解决方法，而中方则主张通过国际联盟来解决，两国的意见无法统一。作为国际联盟理事会核心的英国，对这个棘手的问题是怎么看的呢？通过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留下的笔记，我们可以一探究竟。
政策：对日和睦。
中国：不要只靠别人，而要尽自己的本分。
在当时的欧洲，英、法与德国之间的对立趋于明朗。这是从美国开始的大萧条造成的后果，德国政府开始延迟向英法支付战争赔款，对立便由此产生。英国当时希望专注于解决欧洲的问题，只要关东军的行为不是太过分，英国还是希望能够依靠日本来确保东亚的秩序，所以才会有“对日和睦”这种方针吧。但是对中国，却写着“不要只靠别人”，意思是说别再想着依靠外国了。这种用词简直是残忍。
国际联盟的调查团基本上是基于这种立场派出的，所以只要关东军和日本方面没有太过分的举动，调查报告就应该是偏向日本的。1931年12月10日，在第二次若槻内阁倒台前不久，国联理事会决定派遣调查团前往调查“九一八”事变。
调查团由英、美、法、德、意5个国家的代表组成，团长是英国人李顿伯爵，他的父亲曾经担任印度总督，而他自己也曾经担任英属印度孟加拉总督，可以说他是熟悉殖民地事务的人选之一。没有参加国际联盟的美国则派遣了麦考伊少将。此人曾经参与美国对古巴的占领统治，还仲裁处理过中南美洲的玻利维亚与巴拉圭的边界纠纷。法国派出了曾经担任法国驻天津部队的参谋长和法属印度支那驻军司令官的克劳德中将，他对殖民地的军事事务非常熟悉。德国的恩利克·希尼博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曾经担任德属东非的总督，是一名殖民地政策专家。意大利的马柯迪伯爵则是位老练的外交官。
调查团成员全都从大国选出，而且大多对殖民地的军事和行政有一定了解，毫无疑问在外交方面也是专家。调查团一行于1932年2月29日抵达日本横滨港，在先后视察了日本和中国关内地区之后，进入东三省开始调查。直到9月在北京起草报告书为止，调查持续了大约半年时间。
1932年10月2日，这份备受日本关注的调查报告在日内瓦、北京和东京公布了全文。首先，这份报告考虑了日本的经济利益，这一点应该说对日本是有利的。例如，它认可了日本因为“（东三省在张学良的统治下）陷入无法律状态，受到了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的伤害”，而且认定中国在国民党的授意下，对日本的商品进行了不合法的“抵制”。在这一前提下，报告提出了争端解决的原则：（1）派驻外国顾问，并充分考虑日本人的比例；（2）永久停止抵制日货活动；（3）将日本人的居住权及土地租借权扩大到满洲全境。可以说，该报告已经充分照顾了日本的经济利益。调查团要求中国满足日本在经济方面的要求。如果日本的要求也仅仅停留在经济方面的话，李顿调查团开出的处方应该是有效的。
但是，在“错位的意图”部分我们已经提到过，军人们对于满洲有不同的想法。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报告书中那些被认为对日本不利的内容写了些什么。报告书并没有明确说日本的行动违反了国联盟约，或是《非战公约》，也不承认日军在9月19日的军事行动是合法的自卫措施。另外，虽然“满洲国”在1932年3月宣布成立，但是调查团并不认可“满洲国”是基于当地居民独立的要求建立的。调查团认为，这个所谓的“国家”不是民族自决的结果，而是日本利用关东军的军事力量建立的。调查团要求日本必须承认满洲地区的“中国特性”，简单来说，就是要日本承认满洲处在中国的主权范围内。
提到吉野作造，大家都知道他是支撑大正民主的知识分子吧。吉野曾经在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讲授日本政治、欧洲政治以及中国革命史等。
他年轻时也写过把日本进行日俄战争的理由正当化的文章，把日俄战争说成是为了世界的“好战争”。
俄国真乃文明之敌。今日若俄国战胜日本，其政府权力将更为强大，压迫亦更甚。若是幸而败于日本，自由民权论的势力或由此增加。因此，为文明，亦为俄国人民之福祉计，万望俄国败北。
吉野的意思是，因为俄国没有建立立宪制度，没有宪法、内阁制度和国民的自由，所以这种国家输给日本，反而对俄国民众是有利的。日本获胜以后，俄国国内的自由民权论就有可能抬头，这是一件好事。
虽然吉野在目睹了日本退出国联之后的1933年8月逝世了，但是他已经注意到时代的变化，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日本国民的想法都在迅速改变。例如，在李顿调查团报告公布的第二天，也就是1932年10月3日，吉野在冷静地阅读报告后，把自己的想法写在了日记里。原文没有标点，这里为了方便阅读加上了。
比早先传闻的还要对日本不利，报纸的论调也很险恶。但是公平地看，如果过分偏袒日本，就不免要遭到执拗的非难。从欧洲式正义的常识来说，可谓无懈可击。
吉野认为，相比早先的有关评论，报告中的内容对日本更为不利，日本的报纸则满是对报告毫不留情的批评。但是，如果报告把日本写得比现在所写的更好的话，就会被批评偏袒日本了。吉野认为，该报告已经秉持了正义。大家可以想一想报告中对日本有利和不利的地方，应该就能认识到吉野的评价很正确。另外，请大家注意一下“报纸的论调很险恶”这部分内容。
1932年1月号的《中央公论》杂志上，刊登了吉野题为《民族、阶级与战争》的文章，这个题目真是让人印象深刻。吉野在这篇文章里写道，日本今天的状况真是不可思议。自己曾经见证过日俄战争，那时候无论是政党还是知名报纸，在战争爆发之前都对政府推动战争的举动进行了大肆批评。但是，今天却没有发生那样的情况，真是不可思议。
吉野认为，土地狭小且资源缺乏的日本所主张的“土地及资源的国际性均分”，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他同时表示，只有在“强有力的国际组织的管理下”，才能对不均衡的土地和资源进行调整。他感叹道，日本人难道不是从小就被教导“不饮盗泉之水”的吗？
这一时期，政党没有对战争进行反对的原因，可以从两大方面来说明。一方面是对日共的打击。1928年3月15日，发生了“三一五”事件，一开始就反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干涉的日本共产党员及其关系者被大肆逮捕（起诉488人）。第二年4月16日，又发生了“四一六”事件，“三一五”事件时逃脱的共产党上层人物在这一次被大批逮捕（起诉339人）。这两起事件都发生在田中义一内阁时期。在1925年通过男子普通选举法后，1928年2月举行了首次普选下的众议院议员选举。田中内阁对于开始公开活动的共产党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最终下令抓捕。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反对战争的势力差不多都被安上了违反《治安维持法》的罪名，进了监狱。即使到了滨口内阁时期，1930年2月民政党以超过政友会99席的优势，获得众议院议员选举的大胜之后，紧接着在2月26日进行了对共产党的大搜捕（逮捕1500人，起诉161人）。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下，日共的势力已经差不多被连根拔起了。
另一方面，除日共之外，被认为最有可能反对战争的合法无产政党
也在内部出现了问题。例如，全国劳农大众党在1931年9月28日设立了“反对对华出兵斗争委员会”，显示了反战的姿态。但是到了1932年2月，在上一次总选举中大败于民政党的政友会获得了301席（民政党仅146席），重回议会第一大党的位置。全国劳农大众党这时的选举口号就变成了“服务士兵家族的国家保障”。这一要求的意义非常深远，因为这是在向雇主要求保证不解雇“九一八”事变后被征召的士兵，并保障其在服役期间的薪水。当时有不少企业主为了提高利益，解雇被征召的士兵或者不支付士兵服役期间的薪水。陆军省对这些雇主施加了最大的压力，来争取对士兵的生活保障。也就是说，无产政党与陆军省追求着同一个目标。
虽然全国劳农大众党还是打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口号，但是对于改善士兵待遇的问题，他们无论如何都不敢喊出会激怒陆军的口号。所以，该党就把对支撑着战争的士兵家族的生活保障也加入了口号中。全国劳农大众党的一位候选人还完全舍弃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方针，提出了“服务士兵家族的国家保障”的口号，结果就当选了。面对经济衰退、民众生活困难，不论是无产政党还是其支持者，可以说都被迫做出了痛苦的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