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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天的话题关于“九一八”事变与中日战争。“九一八”事变是在1931年（昭和六年）9月18日，按照关东军参谋的计划发动的事件；中日全面战争则是以1937年7月7日的小规模武力冲突为导火索而爆发的。请注意，“九一八”事变是“人为”发动的，而中日战争在某种意义上是“偶然”爆发的。
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等人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两年之前的1929年就已经开始策划有关行动。关东军是指日俄战争之后，为了守卫在战争中从俄国手中夺取的关东州租借地（以旅顺、大连为中心的区域）和中东铁路南部支线（日本称之为南满洲铁道）而设置的部队。“九一八”事变中，关东军自行炸毁了一段南满铁路，并诬陷是中国军队所为，然后对位于辽宁省奉天（沈阳）的张学良的军事据点发动了进攻，并在短时间内就占领了东北的诸多要地。
当时，张学良是东三省的政治和军事统治者，作为一名年轻的地方领导人，他也和南京国民政府的蒋介石建立了不错的关系。9月18日晚上，张学良并不在东北，而是在北平（今北京，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对北京的称呼）。这也是日本一手策划的，日本的特务机构通过在华北发起反张学良的动乱，使得张学良前往镇压，离开了东北。张学良还带走了11万东北军的精锐，越过万里长城进入关内。
关东军为什么要在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前策划这样复杂的阴谋呢？原因在于双方兵力悬殊。关东军由两年轮换一次的日本内地派来的师团和独立守备队组成，总兵力不过1万人，而张学良麾下的东北军兵力达到了19万人。战后，石原莞尔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为人证进行了陈述，他讲述了为对抗装备完善的20万东北军，只有1万人、装备并不占优的关东军是如何仔细规划作战的，但是对于如何策划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却绝口不提。石原所说的兵力差距，除了把19万东北军说成20万人以外，大体上是客观的。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东北军中有11万人并不在东北，这一点石原却没有说出来。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石原这个人吧。石原莞尔虽然作为关东军作战参谋一手策划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但是到中日战争爆发时，作为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的他却反对扩大战争，然后迅速地辞去了作战部部长职务，去满洲当了关东军的副参谋长。石原的经历相当曲折，所以他不仅在当时很有人气，到今天也依然有很多人对他感兴趣。石原出生于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正好是明治宪法颁布的那一年，所以他也是宪法时代之子。正当他处于多愁善感的年纪时，发生了日俄战争。进入昭和时期以后，与石原同在满洲工作的内务官员武部六藏曾这样评论石原：
石原莞尔君在食堂里批评真崎（甚三郎）
大将的无罪判决岂有此理，并且认为决定判决结果的陆军上层所提出的各种训示，都是浪费纸张。他说话随时都带着讽刺，直指真相而又开朗愉快，但同时也很有煽动性。
1936年（昭和十一年）2月发生的陆军叛乱事件，也就是“二二六”事件的相关判决公布后，身在满洲的石原在食堂里发表了上述言论，并被武部记录了下来。听到这段对话，不知道大家的脑海里有没有浮现石原这个军人的形象。石原首先批评陆军宣判“二二六”事件幕后黑手的真崎大将无罪是错误的。他用了“岂有此理”这个独特的词来表达。而做出这种错误判决的陆军省又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架势，送来各种冠冕堂皇的训示，简直“都是浪费纸张”。武部对石原的评价非常准确，认为他虽然时常语带讽刺，开朗又能够抓住真相，但是很会煽动人心。
石原经常大骂陆军中央，所以有可能被认为是个反体制的失意军人，但他其实是陆军的精英。他12岁进入陆军幼年学校，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后，顺利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在部队服役一段时间后，又考入陆军大学校，在那里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石原因为成绩优秀，还得到了天皇御赐的军刀。但是在太平洋战争中，东条英机不喜欢石原的言论，使得石原在陆军中备受冷遇，早先已经由中央公论社出版的著作《战争史大观》也被限制发行。
现在让我们回到之前的话题。相对于“九一八”事变的严密计划，中日全面战争的导火索——卢沟桥事变，却是“偶然”发生的。不过，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有着结构性的原因，而且中日之间的矛盾积累已久，最终引起质变，爆发战争并不奇怪。卢沟桥始建于12世纪，横跨北京郊外的永定河，马可·波罗曾在《马可·波罗游记》中盛赞这座桥的美丽。1937年7月7日，当时被称为中国驻屯军的日军在卢沟桥北侧的河道附近进行夜间演习时，与中国第二十九军发生了小规模冲突。
刚才提到的结构性原因，我们在第二章已经提到过。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之后，清政府与列强签署了《辛丑条约》。根据这一条约，日本与英、法、德、俄等列强一样，能够以保护在中国的本国人为理由，在天津附近派驻军队，中国驻屯军就是以此为根据被派驻到卢沟桥附近的。这从条约上看倒是没有问题。
但是，在卢沟桥事变发生的前一年，也就是1936年6月，日本在事先未与中国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将驻军从1771人增加到5774人，兵力一下子变成了原来的3倍，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新增的军队需要新的驻地，于是就新建了兵营。这时候新建的丰台兵营就与卢沟桥事变直接相关。丰台位于北京西南郊区的铁路交会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而中国军队的驻地也在丰台附近。日军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射击空包弹进行夜间演习的。而且在事变发生当晚，日军是配发了实弹的。在这种情况下，反倒是不出事才会让人觉得奇怪。
今天，我们会说明从“九一八”事变到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过程。大家听了这些内容就会明白，当时在中国士兵心中不断累积起来的对于日本的憎恨和抗日情绪，已经到了只要有一点火星，就能瞬间燃起熊熊大火的地步。
在说明“九一八”事变和中日战争的原因及发展过程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当时的人们是如何看待“九一八”事变和中日战争的，以及人们在那种情况下的感受。下面引用的是长期在京都大学讲授教育学的竹内洋教授在其著作《丸山真男的时代》
里介绍的一个故事。
1931年7月，恰好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前的两个月，对现在的东京大学，当时被称为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进行过一次意见调查。在那次调查中，首先向学生们提问：“为了满蒙地区（满洲南部和内蒙古东部地区）而使用武力，是否正当？”
满蒙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讲课的重点之一，就是要弄清楚这个地区的情况，稍后我会进行更详细的说明，在这里大家可以先简单地认为，满蒙是日本在日俄战争以后所获得的权益的集中地。
对于这个问题，用“是”或者“不是”来回答，大家认为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
——……不太确定，因为那是“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回答是“正当”的人大概会有六成吧。
认为会超过一半，是吧？实际上是更多，高达88％的东大学生回答了“是”。这个结果挺让我感到意外的。再仔细研究调查的内容，就会发现，其中有52％血气方刚、性情急躁的男生认为“应该立即使用武力”。“九一八”事变以后，报纸和广播肯定会积极报道事变的消息，所以如果是在事变发生以后，这样的调查结果倒是还能理解。
顺便一提，日本的广播是从1925年（大正十四年）开始放送的。从1932年2月开始，日本有了对广播签约收听者的准确统计，那时候收听家庭已经超过100万户。太平洋战争时，这个数字达到了600万户。换句话说，当时全国45％的家庭有了收音机。虽然我们现在觉得房间里的声音大到让别人听见挺难为情的，但是过去的人就喜欢开着很大的音量听广播。所以近半数的家庭拥有收音机的话，全国人民大概都可以听广播了吧。（笑）在这样的环境下爆发“九一八”事变，坊间又充斥着支持军部的报道，确实容易产生“也许确实需要使用武力”这样的想法。但是，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的问卷调查中，就已经有那么多的东大学生支持动武了。
当然，在回答“是”的学生中，也有36％的人认为，“应该在外交手段用尽之后，再使用武力”；还有12％的学生回答，“不能使用武力”。但是，这依然不能改变有近九成的学生认为可以开战的事实。一般而言，接受过学术训练、拥有社会科学知识的人，对外国的偏见会比较少，看法也会更为宽容。拥有知识的理智头脑应该具有同理心，理应会认为“中国因为自己的国情而有自身的问题，日本也一样”。但是在经过了大量学习，拥有各种知识的东大生里，却有88％的学生对于使用武力回答了“是”，这一点让我深感诧异。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同样也以东大学生为对象进行了问卷调查。不论是现在还是过去，人们总是对东大学生的举动充满关注。这次的调查是由宪兵进行的，宪兵司令官在9月30日将调查结果提交给陆军大臣。这么珍贵的史料能留下来真是不容易。对了，大家知道什么是宪兵吗？
——军队里的警察。
没错。宪兵原本是为了打击军队内部的犯罪而设置的，直属于陆军大臣，但是对一般国民也能行使超越警察的权力。因为宪兵不仅在军队内部拥有司法警察权，对于一般人也可以行使这项权力，所以宪兵也会接受司法大臣的领导，根据《治安警察法》和《治安维持法》来约束国民的思想。宪兵的存在，让昭和时期的言论空间变得更加狭小。所以一说起战争时期的狂热，一般都会提到宪兵。
这次调查是在由陆军军人主讲的“国防思想普及演讲会”上举行的。一般而言，在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军人会被认为是些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家伙，是被讨厌的角色。当时的学校里有军事训练课，大概是因为以前在这样的课上被军队的教官整得厉害，所以也引起了大家对军人的反感吧。陆军省对这一点倒也心知肚明，所以派往东大这样的学校的讲师，一般都是陆军选派到东大经济学部等地方进修过的优秀军人。因此也就不会出现因为讲话非常无聊，被学生喝倒彩赶下台去的情况。
陆军军人在充分说明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理由之后，对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上有两个问题：“第一，你们认为满蒙地区是日本的生命线吗？”“第二，你们觉得应该通过军事行动来解决满蒙地区的问题吗？”虽然我也说不上明确的理由，但是总觉得这种问卷已经预设好了答案。果然，在被调查的854名学生中，有九成的学生对两个问题都回答了“是”。
把刚才提到的大学意见调查和宪兵的调查放在一起思考的话，会发现很有趣的一点，“九一八”事变前后的调查结果几乎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即使是在那些被认为应该对国家的行为具有批判精神的群体中间，也已经存在着战争一触即发的情绪。从这一点就可以知道，在当时的日本国民中间，存在着关于满蒙问题的某种理解，并且这种理解具有相当高的一致性。而关于这种具有一致性的理解是如何在国民的意识中积累起来的问题，也是今天讲座的主题之一。
我们已经了解了人们对于“九一八”事变的看法，接下来再了解一下当时人们对中日战争的看法吧。有趣的是，与其说当时的人认为中日战争是好还是坏，支持还是不支持，倒不如说日本人根本就不认为这是一场“战争”。在序章中，我们曾经提到过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和近卫文麿首相的智囊们的看法（参见此处）。当时曾经出现过“报复”和“剿匪战”的观点，大家还记得吗？
——明明是一场战争，却不把对方视作战争的对手，以及当时的日本与现代美国之间相似的地方，这些都令人感到意外。
确实如此。不把战争视作战争，这一点很有冲击性。再举一个例子，当时在大藏省预金部担任课长的精英官员毛里英於菟，曾在1938年11月发表探讨中日战争的文章，题目是《作为“东亚一体”的政治力量》。他认为，“日支事变”（当时对中日战争的称呼）是日本等“东亚”各国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世界发起的“革命”。毛里所说的东亚，是指日本以及处于日本统治之下的中国台湾、朝鲜，1932年由关东军支持建立的所谓“满洲国”，此外，恐怕还要加上处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由上述这些区域组成的东亚，面对以英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国家，正在尝试进行革命。中日战争就是这场革命的组成部分，所以中日战争并不是战争，而是革命，相当奇妙的想法吧。
——当时的日本人没有把中日战争视作为一场战争，这种看法好像一直延续到了现代，而且人们在今天似乎仍然继续着这种错误的认识。
那就让我们来思考一下，为什么当时的人们会产生这种奇妙的感觉和奇怪的看法。从毛里的言论中可知，当时日本的精英官员们并不认为战争是破坏，而是一种更有积极意义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