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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那些聚集在这次会议上的人们，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首先是刚才已经提到过的沃尔特·李普曼，他是能够与前后四位美国总统聊家常的知名记者。美国在1917年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李普曼刚从哈佛大学毕业，正是个崭露头角的新人记者。美国参战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在欧洲的战争即将结束时，通过参战来引导战争走向一个“理想”的结局。为了让战争更像样地结束，就要制定更加合适的和谈条款。正是李普曼执笔写下了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原则”。
李普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展现了自己的力量。比如在美日关系方面，1939—1941年间，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一时期，一方面，他写信给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宣称“美国对日本开战毫无好处”；另一方面，他又在报纸专栏上写下这样的文章（1939年2月）：
这不是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战争，而是民主主义对集权主义的战争，决定这种情势的首先是日本，其次是美国。如果日本不希望美国参战，他们就不会冒着开战的危险贸然行事。如果日本不这样做，罗马和柏林也不会做出冒险的事。
写下这篇专栏文章的李普曼，是希望美国政府能够与日本达成某些共识。
让我们回到巴黎和会的话题。当时，吉田茂也前往巴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51年9月8日，日本与美国签订了《旧金山和约》，日本终于结束了被占领状态。签署这份和约的全权代表就是吉田茂。那个时候，吉田茂的形象就是整天叼着雪茄。不过，他去巴黎的时候是不是也叼着雪茄就不得而知了。
吉田茂去巴黎之前就已经是一名外交官了，他在中国的山东济南担任领事。这种级别的外交官本来是没有资格出席和会的，不过，吉田茂的岳父就是日本派往巴黎的副全权大使牧野伸显。吉田于是拜托岳父带他一起去参加和会，并如愿在1918年去了巴黎。吉田茂当时写给牧野的信件被保存了下来，这封信读起来相当有趣，一起来看看其中的一部分吧。
欧洲战争终于接近尾声了，接下来想必就是外交舞台上的事了，为了作为日后的参考，非常希望能前往欧洲见识这场空前的外交战……因此，作为晚辈，非常冒失地拜托您，如果方便的话，即便只是暂时也好，请让我到英国工作，希望不吝举荐。
吉田茂也明白，因为自己刚成为济南领事，外务省恐怕不会立即同意自己的调动。但是，巴黎和会肯定会是一场“空前的外交战”，所以非常希望能去“见识”一下，即使是短暂的时间也好。他希望岳父在外务省的上级那里运作一下，把自己派到英国周边任职，所以就写了这封信。
吉田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次组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领导着自民党政权。但从“混蛋解散”
也能看出来，他是位诙谐直率的政治家，这封信也是恭敬而又直率的好文章。
聚集在巴黎的人中，还有一位重要的人物，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巴黎和会结束10年后的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以纽约华尔街的股灾为起点，全球范围的大萧条开始了，失业问题尤其让各国政府困扰，在美国，失业率最高达到了25％，而在德国，甚至达到了40％。
为了摆脱大萧条，当时受到广泛支持的“处方”是减少政府的公共投资，让经济自主调节自身的问题。但是，凯恩斯却大胆指出：“不，那样的想法不对。”他论述道，为了克服大萧条，即使出现持续的赤字，政府也要积极发挥自身的财政机能，扩大公共投资，总之就是要扩大需求，直到失业者消失为止。这是对凯恩斯1936年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最简单的总结。京都大学教授间宫阳介通过岩波文库出版了该书新的翻译版，大家可以找来读一读。不过，这本书可不太好懂。
说到凯恩斯的书，大家总会觉得那是经济学著作，肯定不好理解，所以就敬而远之。其实，他也写过非常有意思的书，比如披露巴黎和会幕后故事的《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
当时凯恩斯是英国全权代表团的财政部首席代表，但他不等6月28日的《凡尔赛和约》签字仪式，就在6月7日（另有说法为5日）辞去职务，离开巴黎回国了。回国后的凯恩斯为了向全世界曝光巴黎和会的不公正之处，写下了《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这本书出版后，立刻被翻译成各国语言，成了畅销书。
凯恩斯辞职回国的原因就在于他对协约国，尤其是美国对德国的处置感到极度愤慨。在巴黎和会上，协约国一方的战胜国热衷于讨论如何才能有效率地从德国榨取赔款。德国背负巨额赔款义务，被战胜国极尽所能地压榨，经济复兴自然就成了不可能的事。只要人们冷静地加以思考就会马上明白，如此一来，战胜国恐怕并不能拿到自己想要的赔款。
英法必须在促进德国最重要的鲁尔工业区复苏的同时，不断从德国获得赔款，再用这些赔款偿还美国的战争借款。这些借款的金额是天文数字，我看过一份资料，当时着实被吓了一跳，因为上面居然是直到1985年为止的借款偿还计划。也就是说，美国对英法的借款数额之大，已经到了需要偿还60年以上的程度。当时，各国对美国的战争债务分别为：英国42亿美元、法国68亿美元、意大利29亿美元。
只要想象一下这样庞大的金额在各国之间流动的情形，就不难预料，这种流动不仅需要严密的计划，而且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发生问题，一旦出现问题，就有可能导致世界经济整体陷入危机。整个计划最重要的就是要让德国尽早实现产业复兴，通过向世界出口其优秀的产品来持续地支付战争赔款。
因此，凯恩斯要求美国在尽可能降低德国赔款金额的同时，也应该放宽英法所背负的战争债务的偿还条件。但是，美国在巴黎和会上并不同意这位经济学家提出的意见，主张英法应当首先偿还债务。
这时人们总会不禁产生这样的想法：1919年的时候，如果像凯恩斯建议的那样，将德国赔款的金额控制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是不是就不会发生1929年的大萧条了。这样一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能也就不会发生了。然而，凯恩斯的意见却没有被采纳。最后，凯恩斯留下一句“你们美国人是压伤的芦苇”，离开了巴黎。大家知道凯恩斯这句深沉的台词是模仿了谁的话吗？
——帕斯卡的“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吗？
其实这句话出自《旧约圣经》中《以赛亚书》第三十六章第六节：“看哪，你所倚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苇杖，人若靠这杖，就必刺透他的手。”也就是说，凯恩斯通过把美国比作“压伤的芦苇”来批评美国不可靠。凯恩斯在《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中，以相当大的恶意描写了巴黎和会上的威尔逊总统。
虽然他的手很大而且很有力气，但是并不灵巧，从第一印象来看，不管他在其他方面多有地位，却丝毫感受不到学者的气质或是相应的学识。……大家普遍相信，总统在一大帮顾问的协助下，已经准备好一个全面的计划。不仅包括有关国际联盟的内容，也有“十四点和平原则”的具体实施方案。然而，实际上总统还没有任何计划。……他的构想不仅如浮云般模糊不清，而且也不全面。
相当过分的说法吧。威尔逊曾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是一位学者型的政治家。凯恩斯却断言这样的人没有学识，批评他的理想没有实质内容，看得出他对美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做法非常不满。
凯恩斯对劳合·乔治的评价与他对威尔逊的批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我们来看看凯恩斯对于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的评价。凯恩斯将劳合·乔治与威尔逊相比较，并赞扬了前者。
对于身边的人，劳合·乔治先生具有一种极为准确、仿佛能够通灵一般的感知能力。面对这样的对手，威尔逊总统完全没有一点儿机会。英国首相在注视着在座所有人的同时，会调动他那非同常人的第六感或是第七感，判断出每个人的性格、动机和潜意识的冲动，进而洞察他们的想法，甚至是接下来要说的话，再加上心灵感应般的直觉，他能够让争论和诉求都最大限度地满足周围人的自负、嗜好和利己之心。这不禁让人觉得，可怜的总统在会议上简直就是捉迷藏游戏中被蒙上眼的那一方。
所谓“通灵者”，就是指坐着就能看透他人想法的人。虽然凯恩斯说劳合·乔治伯爵是“通灵者”，但如果真的有超越第六感的第七感，未免也太恐怖了。（笑）另外，之前我们说到过的“怪人”卡尔老师，也对劳合·乔治有着很高的评价。
“通灵者”劳合·乔治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我想用一个例子来说明，那就是日本与中国因为原属德国的山东半岛利权而激烈对立的时候，劳合·乔治与法国总理乔治·克里孟梭和威尔逊一同进行的调解。
1919年4月22日，日本与中国代表因为山东问题发生了争执。日本主张应该先由自己从德国手中接管山东半岛，之后再寻找时机归还中国；中国则主张自己也是向德国宣战的战胜国，所以要求立刻归还山东半岛。威尔逊是个理想主义者，他不打算和日本进行可能会阻碍中国成长和发展的妥协，而且也相信通过压制日本可以为太平洋地区带来和平。在威尔逊的安全保障观中，为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安全，就需要对日本进行遏制。
但是，威尔逊这种扶植中国、压制日本的战略在会议上有些过于直白，陡然引起了牧野伸显和西园寺公望等日本全权代表的反感。当时，恰逢五大国之一的意大利因为欧洲的殖民地瓜分问题，在与英、法、美争吵之后中途退出了和会。因此，英、法、美三国并不想过分刺激日本。面对威尔逊要求日本承认中国主张的劝告，牧野和西园寺等日方全权代表威胁道：“如果这样的话，日本也拒绝签约，将和意大利一样，退出回家。”在这样的情况下，劳合·乔治与克里孟梭一起介入了中、美、日三国之间。
在克里孟梭、威尔逊与劳合·乔治同时出席的巴黎和会三巨头会议上，克里孟梭首先请来了中国全权代表团的成员顾维钧。顾维钧精通英文，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专业外交官。1933年日本退出国际联盟时，顾维钧也是中国的全权代表，所以松冈洋右与顾维钧也算是颇有渊源。克里孟梭首先开口说道：“威尔逊总统，我今天早上重新看了法国与日本之间关于山东利权的协议，法国确实做了支持日本要求的约定。”据说克里孟梭在说完这句话后，就一直摆出一副打瞌睡的样子，在之后的会议中，他再也没有发表其他言论。这等于是向中国表明法国置身事外的态度，会议就在这样略显尴尬的情况下开始了。另外，克里孟梭只会说法语，无法与只会说英语的威尔逊直接对话。
克里孟梭说的没错。1917年（大正六年），为了在战后的和谈中瓜分战败国的殖民地，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和俄国之间缔结了相互承认的秘密条约。这个时候，正好协约国期待着日本能够对地中海的运输行动进行援助，因为德军的潜水艇相当活跃，协约国在地中海的运输受到了相当大的威胁。日本出力进行护航任务，于是就要求得到相应的回报，而协约国给予的回报就是这份秘密条约。所以克里孟梭才会表示，法国与日本之间确实存在密约，对于日本想要的东西，法国必须支持，然后他就闭眼沉默了。这样的秘密条约交叉地存在于各国之间。刚刚我们也说过，俄国在革命之后曝光了与沙俄有关的秘密条约。
顾维钧立刻对此展开了反驳，虽然他不否认法国与日本之间的秘密条约，但是日本逼迫中国承认的“二十一条”中与山东相关的条款，是中国在日本的最后通牒下，受到军事威胁而签订的。最近的国际法规定，强迫缔结的条约并无法律效力。
顾维钧依据法理所做的进一步反驳，同样非常有说服力。如果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宣战并在战争中获胜，那么该国之前与战败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就不再具有效力。虽然中国向德国宣战的时间是1917年8月，战争已经接近尾声，但是宣战这一事实是不容否认的。顾维钧表示，中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论实际上对战争做出了怎样的贡献，都是战争的胜利者之一。这一事实造成的结果，就是那些清政府时期被德国强加的不平等条约现在应该一笔勾销。虽然1898年德国从清政府手中夺走了胶州湾和青岛，但是现在相关的条约已经失效了。顾维钧的主张是正确的，中国与德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已经因为中国的宣战和胜利而消失。因此他主张，既然原有的条约已经失效，那么就不应该经过日本，而是由中国直接收回德国在山东半岛的利权。
超能力者劳合·乔治是如何回答顾维钧的呢？劳合·乔治的回答一方面抓住了中国的弱点，另一方面也暗含对美国的讽刺：
（1917年，欧洲）处在极度痛苦中的时候，日本尽了自己的努力前来帮助。事到如今，情况好转，不能只用一句“当初谢谢了，那么再见吧”来打发。我们对中国的同情不容置疑，但是已经缔结的条约，不能因为自己不满意，就像碎纸片一样随意丢弃。
劳合·乔治用这番话否定了顾维钧的主张，之后他更是发挥了通灵者般的实力。当时的会议记录被保留了下来，读起来很有临场感。当顾维钧刚说出“不”字，准备反驳时，劳合·乔治却没有给他机会，而是继续说道：
如果德国是胜利者，世界就会落入德国的统治之下，中国也不例外，明白吗？美国？美国在当时还没做好准备对抗德国。
顾维钧和威尔逊对于这番话都沉默不语。不可否认，劳合·乔治的观点非常有力，而且在英国的立场上完全正确。英国与日本缔结秘密条约，即使与中国的贸易额下降，也要与德国对抗。与法国一样，英国牺牲了大量本国青年的生命，才终于获得了战争的胜利。美国与中国参加一战的时间分别是1917年4月和8月，距离德国求和停战已经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劳合·乔治似乎看出了顾维钧准备把美国作为后盾的意图，所以他在顾开口前的一瞬间平静地说道：“美国是在相当后期才参战的。在对德战争最痛苦的时期，给予支持的国家并非美国。在最艰难的时候，与一同作战的盟友签订密约，这有什么不对吗？”虽然劳合·乔治对中国也表示同情，但是他支持日本对于山东利权的要求。
就像前面讲述日本国内的“国家改造论”时所提到的那样，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感受到了极大的危机感。事实上，巴黎和会所缔结的《凡尔赛和约》第156—158条，都按照日本的要求明确了“山东利权归日本所有”。所以如果我们客观地观察日本所处的立场，就会发现那些认为日本在巴黎外交失败的人，其实基本都是说主观意义上的失败。但是，相较于政治和经济问题，意识问题以及与身份认同相关的问题，更容易在人们心中留下伤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人在巴黎的经历，可以说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作为今天讲座的结尾，接下来我想说一说刚才讲到“三一”运动时稍微提到，但没有深入的话题：关于威尔逊总统因为“三一”运动而受到美国国会强烈批评的事情。“三一”运动受到了世界范围的关注，日本也因为其对朝鲜的残暴殖民统治而广受批评。
大家在世界史的课堂上，是否听过这样的说法？美国因为国会的反对，所以没有加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诞生的国际联盟。这是一个重点。威尔逊总统在巴黎和会期间回到美国，希望说服抱着强烈门罗主义思想的国会。他认为不必提防即将诞生的国际联盟，因为国际联盟并不会侵害属于国会的宣战及和谈等权力。
但是，国会还是担心美国会被卷入欧洲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抗，并被某些欧洲国家利用，所以反对威尔逊的主张，并猛烈地抨击打算与国际联盟携手并进的威尔逊。国会利用美国的公众舆论来抨击威尔逊，日本和朝鲜“三一”运动就在这样的舆论中登场了，并成了抨击威尔逊的有力武器。
美国国会攻击威尔逊的言论相当具有煽动性，他们宣称：在巴黎和会上，威尔逊总统一直拼命想让德国接受《凡尔赛和约》，但《凡尔赛和约》却是以牺牲中国为代价，完全答应日本对山东半岛的要求的不当条约。日本想必会用殖民的方式统治山东半岛。然而，通过朝鲜的“三一”运动就可以明白，日本的殖民统治是非常残酷的。但即便如此，威尔逊总统为了让日本签署《凡尔赛和约》，竟准备向日本妥协，而全然不顾日本将要把残酷的殖民统治扩大到中国本土的事实。
日本得知其在美国国会被如此批评，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虽然美国国会对于日本残酷的殖民统治的批评没有错，日本也只能忍受，但是美国国会如果只是为了抨击威尔逊总统而批评日本，这种行为是不是不妥呢？当时日本人的这种情绪，可以从派驻美国的日本海军武官的报告中窥见一斑。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所受到的冲击与创伤非但没有愈合，反而变得更加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