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冈洋右的信

战争结束后的1919年（大正八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召开。经过大约半年的会议，与会各方终于在6月28日签署了《凡尔赛和约》。巴黎和会可谓热闹非凡，除了与会议直接相关的外交官外，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的青年才俊。参与撰写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原则”，从而创造了德国停战契机的年轻才子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为了出席会议，拜托了威尔逊的亲信：“什么样的位置都没关系，我就想参加会议。”他这才参与到了会议中。

在会议结束一个月后的1919年7月27日，松冈洋右给牧野伸显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现在被收藏在国会图书馆的宪政资料室里。牧野是大久保利通的儿子，当时与西园寺公望一起率领日本代表团前往巴黎参加和会。松冈则是长州藩（相当于现在的山口县）出身，松冈家原本在当地小有名气，但在明治维新时期没落了。松冈洋右少年时赴美苦读，从俄勒冈大学毕业不久后回国。他在日俄战事正酣的1904年（明治三十七年）10月，取得了当年外交官考试的第一名，由此成了一名外交官。1933年（昭和八年）3月，日本因为满洲问题最终退出国际联盟时，松冈作为全权代表发表了最后的演说，然后离场而去，那一瞬间使得他成了当时的著名人物。

松冈写这封信的时候，国际联盟还没有成立，更不要说日本退出国联了。当时的松冈是作为巴黎和会的报道主任前往巴黎的，报道主任差不多就是所谓的宣传部部长。松冈在会议期间以宣传专家的身份支持牧野，在这样大型的国际会议上并肩奋战了半年的两个人，在会议结束以后会交换什么样的意见呢？真是让人感兴趣呢，一起来读一读吧。

所谓的“二十一条”是越辩解越不利的。无论如何，山东问题原本就无法与所谓的“二十一条”分开讨论，而且关于“二十一条”，其实我们开口辩解就会显得愚蠢。我们的说辞大多会被当作是诡辩（special pleading），主张因为他人同样做了强盗，所以自己的强盗行为就不应该被谴责，这种借口毕竟只是强词夺理罢了。

松冈认为，对于所谓的“二十一条”，日本越辩解越是不利，山东问题根本无法与“二十一条”分开讨论，日本的辩解都是徒劳的。试图用做小偷的不只有自己这样的说辞来脱罪，并没有说服力。说得还挺好的吧。毕竟松冈是努力学习，从美国的大学毕业的人呢。“special pleading”是一个法律用语，指不直接反驳对方的观点，而是通过提出新的事实来为自己辩护。不过，这个词在这里大概是更口语化的用法，就是只陈述对自己有利的事实。松冈认为，这种不公正的诡辩是行不通的。

让日本备受批评的就是山东问题。1914年8月，日本明明宣称是“以归还中国为目的”而与德国开战，但在1915年5月，却态度强硬地向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硬是炮制出了关于山东的条约。一开始说为了将山东归还中国而从德国手中抢走山东，结果却将山东据为己有，也难怪日本会受到世界各国的强烈谴责。

信中似乎传达着松冈的烦恼：自己很努力地进行了宣传，说因为别人也做了强盗，所以没道理单单谴责日本，然而“能否让人首肯，存疑”。也就是说，松冈其实也明白，这样是没办法说服其他国家的。现在提到松冈，大家对他的印象大概是个搞极端外交的人物：他做了退出国际联盟的演说，在第二次近卫文麿内阁时期，缔结了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然而，这个时候的松冈，却是一位忧心不已、认真务实的外交官。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写出了这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字的青年松冈。

虽然松冈当时对日本政府抱着批判的态度，但他也明白自己在巴黎和会上的任务。已经意识到无法说服世界，却还要履行报道主任的职责，想必是相当令人痛苦的吧。了解松冈的这一烦恼以后，大概也能预想到在外交官中间，同样会出现对改造运动的那11项要求的共鸣。

近卫文麿的愤慨

接下来，我们来读一读近卫文麿的文章。近卫也是拜托了全权代表西园寺公望才来到巴黎的。进入昭和时期以后，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前的1937年6月，近卫在各个阶层的期待和支持下，出任首相并组阁。然后，他又在太平洋战争开战之前的一段时期里担任了首相。下面的文章是近卫在1920年从巴黎回到日本后写成的。

在和会的举办地巴黎，首先感受到的是实力支配这一铁律，这一铁律至今仍然严峻地继续保持着自身的存在。……正确的人种平等提案 ，因为是实力不足的日本所提出的，就被抛弃。与此相反，毫无道理的门罗主义，却因为是有实力的美国的主张，就堂而皇之地被写入国际联盟的盟约里了。

出生在日本最有历史的华族之家的贵公子近卫，在巴黎气愤地大发牢骚。他发现，虽然大家嘴上冠冕堂皇地说着理想，但是到巴黎和会现场一看，终究还是凭实力说话。有着崇高意义的人种平等提案，因为是实力不足的日本提出的，结果遭到了否决；而令人难以认同的门罗主义（美国要远离欧洲的斗争，专注美洲事务），却因为美国的强大实力，被写入了国际联盟的盟约。

关于人种平等提案，在这里稍做一些补充说明。在决定和约的具体条款，以及接下来要建立的国际联盟的盟约会议上，日本提议在盟约中加入这样的条款：“参加国际联盟的各国，不得对居住在境内的外国人实行差别待遇。”其实就是希望禁止对移民的差别对待。因为日本人在美国常常受到各种差别对待，比如限制日本人移民美国，加州等地还禁止日本人获得土地所有权或是租赁土地。

日本外务省等部门认为，对于美国歧视日本移民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在国际联盟盟约中加入禁止对移民实施差别待遇的条款，来牵制美国的行动。但是，如果日本一开始就明确表达这样的意图，美国肯定会首先反对，所以就把这样的企图包装成谁都难以反对的内容，也就是将其泛化为“追求国际联盟会员国之间的平等，以及对于国民的公平待遇”，试图将这样的内容写入国际联盟盟约。

但是，担任国联盟约起草委员会主席的威尔逊却表示，这样重要的议案不能实行一般的多数同意，而需要获得委员会的全体一致通过才行。结果，日本提出的人种平等提案以11票赞成、5票反对的结果被否决了。这样的事情也难怪会让近卫感到愤慨。

在一战结束前，美国总统威尔逊就已经开始思考战后的世界秩序了。当时，领导俄国革命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列宁和托洛茨基为了国内革命，脱离了协约国，进而退出了战争。他们还揭露了沙俄时期的秘密外交文件，这些文件暴露了英国、法国和日本是如何毫无廉耻地计划在战后瓜分殖民地的。其中与日本相关的部分，就是日本与英、法、俄、意等国通过秘密条约，确定了原属德国势力范围的山东半岛和太平洋上的南洋诸岛在战后都会被日本收入囊中。

面对这种状况，威尔逊认为必须重新赋予协约国的战争目的以崇高的理想，否则就难免会让世人失望，还会在理念上输给布尔什维克。1918年1月，他在美国国会发表了关于战后世界蓝图的构想，即所谓的威尔逊“十四点和平原则”，其中最有名的内容就是民族自决原则。但是，威尔逊在阐述民族自决原则时，所设想的区域其实是相当有限的，这一点在当时还不为人所知。

在威尔逊的设想中，适用民族自决原则的区域，是《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中被割让给德国的波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以及中立立场被破坏的比利时。威尔逊认为，对于这些区域，应该承认其民族自决的权利，否则这些区域恐怕会成为引发下一次世界战争的导火线。

事实上，对于英、法等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取得的殖民地，威尔逊并未想过在这些地区实行民族自决原则。威尔逊明确表示，“这一宣言不会忽视拥有权利的政府的正当要求”。但是，正如负责外交事务的美国国务卿罗伯特·兰辛（Robert Lansing）在1918年12月30日的日记中写到的那样：“这一宣言充满了炸药，唤起了绝对无法实现的希望。”威尔逊的宣言在世界各殖民地人民的心中，燃起了极大的希望。

“三一”独立运动

当时处在日本统治下的朝鲜，就是这些燃起希望的地区之一。威尔逊并未设想在朝鲜实行民族自决原则，然而兰辛的担忧却变成了现实——朝鲜爆发了争取独立的运动。1910年后成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某种意义上是按照自身的希望对威尔逊的意图进行了解释，并进一步将本国独立的希望与之联系起来。

1919年，大韩帝国时代的皇帝朝鲜高宗突然去世。朝鲜民众群情激愤，一部分人以将于3月3日举行的高宗葬礼为掩护，于3月1日在首尔发起了众多群众参加的示威游行，之后运动规模扩大到整个朝鲜半岛，这就是“三一”运动。不论是朝鲜总督府还是驻朝日军，都没有预料到会发生这种全国性的独立运动。2007年，曾经担任朝鲜军司令官的宇都宫太郎的日记 出版了。宇都宫太郎作为朝鲜军司令官，是镇压“三一”运动的主要人物，他的日记里有不少关于那场运动的记录。顺便一提，他的儿子是以和平主义者身份而广为人知的自民党议员宇都宫德马，并主持着宇都宫军缩研究所。

宇都宫太郎的日记被发现一事，曾经轰动一时。原因就在于通过对日记的解读，发现一直以来不少被认为是独立运动英雄的人物，都曾经出现在宇都宫周围，还有人接受过宇都宫的资金援助。当然如果是革命家的话，从敌人那里套取情报或者资金都可以说是极大的胜利。所以，我个人并不认为在日记中出现的行为可以与背叛画等号。

宇都宫太郎是个认真务实的军人。他在日记里描写了成千上万的群众在街上游行的场面，他们“一边散发独立宣言书，一边高呼独立万岁的口号”。宇都宫判断，运动的主导力量是天道教徒、基督教徒以及学生等“新进有为”（前途乐观且年轻优秀）的朝鲜人。从研究史上看，这也是正确的判断。而且，宇都宫直率地谈道，独立运动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蛮横无理的强行合并”，并在合并后对朝鲜人进行有形无形的各种歧视。也就是说，他认为造成朝鲜独立运动的原因在于日本的错误。

宇都宫太郎的日记里，有一段记述会让人不禁发出这样的感慨：“啊，那个事件果然是真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堤岩里教会事件”，这是日军在镇压“三一”运动过程发生的残暴事件之一。同时，日记也揭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朝鲜总督府与朝鲜军司令部之间，曾经讨论过应该隐瞒多少事实，以及如何就事件的真相向东京的中央政府进行辩解的问题。

堤岩里教会事件发生在1919年4月15日，朝鲜水原郡一个名为堤岩里的村落中。前往这一地区负责警备任务的宪兵“将村中30多名耶稣教徒与天道教徒驱赶到教堂内，在讯问了两三个问题之后，杀掉了32人，然后烧毁了教堂和20多间民居”。简单地说，事情经过就是宪兵们把认为与独立运动有关的30多名天道教和基督教教徒关到教堂里讯问，但大家什么都没有交代，可能是因为原本就与事件毫无关系。但是，宪兵却杀害了全部的人，还放火烧毁了教堂和附近的民居。村民没有武器，也没有抵抗，结果却被军队杀害焚尸。从日记可知，朝鲜军和朝鲜总督府都明白这一事件势必会成为国际焦点，所以对外宣称并没有屠杀和放火的情况，仅仅是镇压方式有点问题。

当各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议论正酣的时候，朝鲜发生了“三一”运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的参议院于是开始讨论，与其他列强对殖民地的统治相比，日本对朝鲜的统治是否过于残酷了，并质疑日本是否适合对战败国的殖民地进行委任统治。美国国会还批评从巴黎回国的威尔逊对于这些发生在远东的问题不闻不问。为什么华盛顿会热心地讨论关于朝鲜的问题，甚至对威尔逊进行抨击呢？接下来，我们会更详细地分析巴黎和会，请大家思考其中的原因。 /5Iftk2aPxYI/G2EoLBjftfHabnkZmB1hxs2leXm4rZ7dvsDaGf82y9j4ekKGdO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