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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具有帝国主义时代代理人战争的性质，日俄战争更是如此。战争中，给予俄国财政援助的是德国和法国，而给予日本财政援助的则是英国和美国。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英国在《日英通商航海条约》中答应修改部分不平等条约，以此作为对日本的支持。有意思的是，日俄战争爆发前，美国也做了类似的举动。
在日本还没有下决心开战，军部开始进行陆海军联合演习的1903年10月8日，美国与日本一同进行了一项活动。日本与美国在商议后，同时宣布修改各自与清朝签订的通商条约。这两者之间看似毫无关系，其实可以从某种程度上窥见日俄战争的代理人战争性质。
日本与清朝修改通商条约所释放的主要信号是，“日本要求在东三省的满洲实行门户开放”。日本通过修改通商条约，使得清朝决定开放更多的城市。美国也在修改的通商条约中，要求清政府开放更多的都市。观察这两个同时发表的条约，可以发现其中释放了这样一种信号：日本与美国要求开放满洲地区的门户，使外国商人可以自由出入并经营企业。
通过签订这样的条约，日本与美国向全世界宣示了战争结束后满洲会发生的状况，美国由此为日本创造了一个比较容易募集战争经费的环境。了解这样的背景之后，看到那些貌似与战争毫无关系的条约，也能够知道“这些决定促成了战争”。此外，相较于1899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出的门户开放宣言，这一次的要求也稍稍向前更进了一步。
代理人战争的规则之一，就是要让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知道，“这场战争赢了的话，会有这样的种种好处”。
——德国和法国为什么会援助俄国呢？
其中各有说来话长的缘由，没办法简单地说明。但法国援助俄国的理由之一在于，“已经上了贼船”。在俄国铺设东清铁路时，法国银行曾经援助俄国政府。因此，如果俄国输掉战争，法国可能就没法收回19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东亚投资的铁路公债。得知俄国要与日本打仗，法国也感觉有些没底，只好说：“没办法了。总之，加油吧。只要能小胜就好，战争可别拖太长时间了。”
在德国方面，仿佛魔术师般控制着中欧和东欧国际关系的俾斯麦下台了，现在由威廉二世这位通过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获得了极大权势与力量的皇帝控制着德国。威廉二世认为，在德国专注于西欧事务时，就需要先解决其背后来自俄国的威胁。于是，他决定把俄国这个潜在的敌人引向东方。这也是三国干涉还辽时，德国在俄国背后加以支持的原因。虽然威廉二世从甲午战争后期就开始高唱所谓“黄祸论”，但是他关于“亚洲令人不安，日本令人不安，俄国还是早点去打压一下他们比较好”的说法，也可以解释成德国希望把俄国的注意力引向东方。相比法国，德国给了俄国更多的借款。德国的东方政策可以说就是让俄国在远离德国的一边进行战争，德国的这种战略也是促使俄国开战的理由之一。
接着让我们来看看当时清朝的动向吧。清朝在甲午战争之后，选择与俄国合作。到了日俄战争时，有没有发生变化呢？这又是非常复杂的情况。前面已经提到过，日本在七博士“满洲、满洲”的鼓动下，主张门户开放就是一切。清朝也意识到，“虽然俄国能给钱，但是如果继续追随俄国，国家怕是都要被夺走了”。既然如此，那么与相比俄国弱小的日本合作，实行满洲的门户开放会比较好，反正只是开放，应该没问题。因此，清朝便开始向日本靠近。
在日俄战争中，清朝采取了中立态度。但是，当日军与俄军交战时，一些地方势力曾经向日本提供资金支持，例如，清朝的地方官员中就有人捐款给日军。这种行为很有趣，在国民政府时期的战争中，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当某位将军获胜时，居然会收到现金作为奖励。日本这边就很遗憾，不论是甲午战争还是日俄战争，都没有出现过哪个将领因为打了一场漂亮仗而得到现金奖励的事。当时，袁世凯也送了2万两上海银给日本。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清朝在战场上提供的协助。当时的战场主要在满洲，也就是奉天（沈阳）、旅顺、大连和金州，并不包括长城以南地区。在这个地区的情报战方面，日本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这是因为清政府虽然嘴上说着中立，但其地方官员们却对日军给予了帮助，对当地的地理情况非常熟悉的农民们在为日军的情报工作效力。
那些农民虽然不识字，但是会数数，因此完全可以掌握俄军马匹的数量、部队的序列等情报。这种程度的情报工作，只要人多就可以很好地完成，日本由此对铁路沿线的俄军部署有了相当确切的了解。有趣的是，进行这项研究的是一位美国学者，名叫沃尔夫（David Wolff），2007年，他正在北海道大学的斯拉夫研究所工作。
在小说中，明石元二郎的情报工作很有名。但事实上，前面所讲的那些不显眼的情报工作取得了相当的成果。甚至可以说，是这些工作帮助日军在战争中获得了险胜。
日本从日俄战争中获得了什么呢？《朴次茅斯和约》中有以下内容：
第二条 俄国政府承认日本国于韩国之政治、军事、经济上均有卓绝之利益。
虽然这是付出高达84000名阵亡者代价才得到的胜利，但是通过这场战争，日本在对俄交涉中所要求的条件终于得到了满足，当初所要求的在韩国的“优势权益”成了和约条文中的“卓绝之利益”。甲午战争后签订的和约中，只写了“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到这里则进一步变成了“政治、军事、经济上均有卓绝之利益”，可以说是相当执着了。从这一条款也可以看出，日俄战争之后，韩国被日本殖民地化已是必然。
《朴次茅斯和约》的第三条，对俄国以外的所有帝国主义国家来说，堪称福音。
第三条 俄国政府声明在满洲之领土上利益，或优先的让与，或专属的让与，有侵害中国主权及有违机会均等主义的，一概无之。
因为俄国占领黑龙江、吉林和辽宁而被排除在满洲之外的列强，现在可以平等地进入满洲了。美国、英国，甚至在战争中援助俄国的德国和法国，都能享受这一条款带来的好处。通过日俄战争，中国东北地区以“帝国主义列强，欢迎光临”的姿态开放了。
因为日俄战争，日本国内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这些变化基本上可以被看作是甲午战争所产生的变化的延续。首先是不平等条约的修改，列强明确承诺将在1911年实施修约。日本终于可以完成不平等条约的修改，实现真正的独立了。至于日本国内，应该说有两三个方面发生了改变。日俄战争的阵亡人数达84000人，而甲午战争是14000人，前者是后者的6倍。因为这场战争，日本国内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嗯……不是太清楚，反政府的思想会扩散得更厉害吧。
没错。1910年，发生了幸德秋水等人企图暗杀明治天皇的所谓大逆事件。西园寺公望内阁时期，对于社会主义思想的管制较为宽松，使得社会主义思想有所传播，不过马上就被严厉打击，进入了“严冬”。这个回答本身是没有错的。在同一时期，还出现了石川啄木这样的思想家，他认为当时国家已经达成目标，并写出了《时代闭塞之现状》等作品，来批评日俄战争之后的日本社会状况。还有其他的思考吗？
——因为战争，国家债台高筑，又造成了那么多的死伤者，结果却没拿到赔款，民众因此对政府多有批评。
说得很对。因为条约中没有赔款条目，使大家都感到很失望，“甲午战争那样的美梦”没法再一次实现。还有其他的吗？提示一下，战争中的巨额军费是由民众负担的。
——……？
有点难吧。甲午战争后产生的变化之一，是第一次出现了政党内阁。宪政党作为执政党，组织了第一次大隈重信内阁。日俄战争之后，也出现了与选举有关的重大变化。回顾日俄战争时期的议会状况，就会发现，相比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当时并不希望开战。原敬的日记里也有相关的描述。原因之一就在于，为了筹措战争经费，必须向外国进行大笔借款。
大家知道“非常特别税法”吗？这又是与经济相关的话题。桂太郎内阁通过大规模增税，来支持日俄战争。在战前，地租、营业税和所得税都是直接税，从比例上看，地租占比最大。与此同时，企业的数量也在增加，个人的工作所得也在提升，营业税与所得税也在作为直接税支撑着国家的运转。
税金的增加幅度非常厉害，比如地租，就增加到了原来的两倍左右，原本的税率只是地价的2.5％。而在战争之前，政府颁布了“非常特别税法”，即“只在战争期间增税”。根据这一法律，地租的税率增加到了5.5％，市区的地租更是增加到了20％，真是非常大幅度的增税。所得税方面，则一律提高到了原来的1.7倍。
根据井口和起教授在《日俄战争——从世界史所见的“坂之途上”》
这本小册子中给出的数据，日本政府分别在1904年4月和12月两次实行“非常特别税法”，结果从民众那里额外取得了相当于1903年国家年度收入的税金。明明已经缴纳了地租、营业税和所得税，却因为国家实施了特别税法，必须再缴纳差不多金额的税费，一年的纳税额相当于变成了原来的两倍。
这样的特别税法是有时间限制的，原本应该在战争结束后立刻取消，但是，政府这一次没能从俄国那里得到赔款。在谈判时，据说日方曾要求30亿日元的赔偿金。当时日本人的胆子还真是大呢。然而，尼古拉二世坚持一个戈比也不会支付，所以日本直到最后也没有得到赔款。日本政府虽然心痛，但是也没有办法，结果就把在国内增税七成的制度永久化了。政府盘算着，只要删除“本法仅适用于战争期间”这一条，“非常特别税法”就能直接继续施行了。政府通过删除条文的方法修改法律，强行让原本的临时法律永久化，这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1900年，山县内阁修改了众议院选举法。选举法在修改之前，规定只有缴纳直接国税15日元以上的人才拥有选举权，这一次修改则将标准降到了10日元。选举法修改之后，拥有选举权的人达到了98万人。相较于开始实施选举时的45万人，人数已经大幅增加。通过修正选举制度，让地主以外阶层的意见也可以通过议会表达出来了。
在之后的日俄战争期间，发生了前面所说的相当于一年缴纳两次税金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虽然选举法与1900年时的仍然一样，但是特别税法却在意料之外的地方产生了影响。在1908年的选举中，拥有选举权的人一下子达到了158万。请大家注意这一点，拥有选举权的人达到了150多万，战争前后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但是，我们目前还没办法确认政府是否在事前预料到了这一点。
因此，在日俄战争之后，国会、地方议会的人员构成就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影响非常大，大家知道出现了什么变化吗？
——……是被选为议员的人出现了变化吗？
是的。拥有选举权的人增加了，权力阶层也就发生了变化。因此，在选举中被选为政治家的人也就不同了。之前，拥有选举权的主要是哪些人呢？
——地主。
没错，大多是富裕的地主。现在这种情况正在逐渐发生改变。例如，经营企业或在银行等薪水不错的地方工作的人，他们所缴纳的直接税是营业税和所得税。经过战争时期的增税，缴纳这些税金超过10日元的人数增加了不少。可以想象，在拥有选举权的人中，企业经营者和银行家这样的有钱人也增加了。
但是，对于这个问题要如何求证呢，应该做些什么样的调查呢？可以看看那个时候新成立的政党。当时一些人打出了“我们要组织维护企业家利益的政党”的旗号。在1908年的第十次总选举中，首次出现了戊申俱乐部这样一个由45名企业家组成的政党。
即使是被称为地主政党的政友会，在那次选举中也出现了大地主议员落选、新兴的企业家议员当选的情况。日俄战争后，原本在地方工商会议所等场所活动的企业家们，第一次组织了自己的政治团体并冠以政党的名号。企业家议员们也开始了公开的活动。
相比之下，虽然山县内阁并没有受到太多关注，但其实做了不少有意义的事。1900年的选举法修改，虽然只是把选举资格从15日元降低到10日元，但实际上包含着对甲午战争后因产业繁荣而兴起的工商业者和企业家们的肯定，并给予他们在议会中的地位这一系列内在含义。另外，通过诸如改变选区的划分方式，把更多的议席分配给拥有大工厂的都市区域等举措，来将新兴的阶层吸收进议会。毕竟如果议会里的议员都是地主的话，就没法增加地租税率了。虽然日本这个时候还没有下决心要和俄国打仗，但是如果地主议员占据大量议席，支撑战后军费增长的预算案就可能因受到太多的反对而无法通过。所以，政府需要更加重视工商业者，这部分人因此也得到了选举权。
被选举权就是在选举中作为候选人参选的权利。但是，根据1889年的选举法，不少想要参选的人最后都没有真正参选，因为当时的选举，不仅存在需要缴纳直接国税达15日元以上的限制（我们说过很多次了），作为候选人，还需要缴纳一定金额的保证金，如果在选举中没能取得一定的票数，这些钱就会被没收。通过1900年山县内阁的选举法修改，被选举人的纳税资格限制已经基本消失，因此，如果城市里的工商业者认为某个新闻记者出身的人“能言善辩，应该把他送进帝国议会”，就可以比较容易地赞助他进入议会。这样一来，就可以对地主议员施加压力，让更多具有不同想法的人进入议会，于是企业家们就在实际上掌握了选举权。山县内阁对被选举权限制的改革，在日俄战争后的1908年选举中就慢慢显现出了效果，企业家可以把自己希望的人送进议会了。
山县在历史上是个饱受批评的人物，好像还被人起了绰号，叫作“蝈蝈”，这大概是因为他的脸比较瘦长。据说，大正天皇也不喜欢和山县一起吃饭，可能因为大正天皇是个铁道迷，所以非常喜欢努力建设铁路的原敬，而不喜欢山县。不过，山县却建立起了让工商业者、企业家以及实业家们得以进入议会的制度基础，这一点可以说非常有趣。
日俄战争后，因为增税，使得缴纳直接国税10日元以上的人数扩大到了原来的1.6倍，拥有选举权的人数则超过了150万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