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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俄国所推行的向满洲发展的政策吧。之前我们已经提到，俄国取得了横跨满洲的铁路，以及从这条铁路的中间向南延伸到辽东半岛南端的大连的铁路铺设权。接着在1900年，清朝发生了义和团运动。这是打着“扶清灭洋”口号的农民团体义和团在中国各地发展起来以后所发动的农民斗争。各国派遣到清朝的传教士被当作外国势力的象征，成了义和团打击的对象，传教士被斩首这样的残酷事件也多有发生。另外，驻北京的各国公使馆遭到围攻，清政府不仅参与其中，还向列强宣战了。在日本，这场运动被称为“北清事变”。
俄国把这场事变看作一个好机会，声称为了保护广布于满洲北部的俄国权益，派兵占领了黑龙江沿岸地区。
从这时候开始，清朝与俄国的合作关系发生了变化。清政府开始觉得俄国似乎有些可疑，不能完全信赖。李鸿章确实采取了联合俄国来抑制日本的政策。但是，俄国却趁义和团运动之机，占领了黑龙江沿岸，还发生了侵占这些地区并杀害中国人的惨案。结果就在清廷内部产生了“到底应不应该追随俄国”的疑问。第二年，也就是1901年，李鸿章去世了。
俄国还派了很多部队到北京，声称在义和团被八国联军（日本也有参与）完全镇压前，要驻军保护自己的权益。与中国签订的条约则规定，以1902年为限，联军进行分批撤军。
但是，义和团运动平息一年后，本来应该撤军的俄国却完全没有从满洲撤军。英国于是在1902年采取了行动。俄国与清朝之间有长达数千千米的边境接壤，还租借了优良的港口旅顺和大连，俄国是不是在陆海两方面都拥有了对中国的巨大影响力呢？英国暗自想道：“对，肯定是这样没错了。”英国进一步认为，如果自己再不有所动作，恐怕将来会很不利。要是俄国掌握了从海陆两方面都能够进入北京的能力，肯定对自己没有好处。
加之，条约明确规定1902年要从满洲撤军，俄国却完全不履行条约。眼见俄国不会遵守与清朝约定的撤军期限，英国转身向日本提出了结盟。就这样，英日两国在1902年1月签订了同盟条约。当时的英国正深陷南非的布尔战争，所以暂时没有余力在中国施加自己的影响力。
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英国的行动意在向俄国展示一种姿态，即“日本要和英国合作了，明白吗？”期待能借此让俄国改变态度。所以英日同盟缔结之后，并没有立刻引发日本与俄国的对立，更不要说战争了。从史实来看也确实是这样吧？日俄战争是在英日同盟缔结两年之后爆发的。
1900年，伊藤博文创立的政党政友会这样冷静地评论道：“英日同盟实现了，但这是要求俄国自律的同盟。”并且认为同盟的效用之一，是通过与海洋强国英国结盟，让日本暂时不用建造军舰，如此一来大概就不用提高地租了，对于政党来说，这是值得高兴的事。
英日同盟是在第一次桂太郎内阁时期缔结的。当时在议会的376个议席中，政友会及宪政本党占据了压倒性的多数。两党反对政府为了准备与俄国的战争而扩张海军，他们主张，因为已经有了英日同盟，所以不需要扩张海军来对抗俄国。直到不久之前，大部分的研究仍然认为，就是因为缔结了英日同盟，所以让日本政府和军队早早地进入了对俄备战的状态。但是，最近着眼于政党势力动向的研究却否定了这种观点。这是第一章中介绍过的坂野润治教授和京都大学的伊藤之雄教授等人在研究中得出的新观点。坂野教授表示：“直到日俄战争爆发之前，相当多的日本国民和一部分的统治阶级，应当说都是厌战的。”
确实，从选举结果来看，也可以发现政党非常强势。桂太郎内阁在1902年12月解散了国会，但在第二年3月的总选举后，赞成政府预算案的议员依旧没怎么增加，政府因此陷入了困境。即使解散后再选，在议会376个议席中，政友会和宪政本党仍然胜出了。也就是说，虽然当时的选民因为有财产限制而无法代表全体民众，但是这些选民选择支持政党，这在某种意义上也说明，他们不希望政府去扩张海军。
与此同时，清政府内部也在逐渐改变。刚才已经提到过，在外交上，清政府开始对与俄国的合作产生怀疑；在内政上，也有了新的变化。1898年，清政府的一部分开明势力试图进行改革，这被称之为戊戌变法，他们的目标是建立起君主立宪制。让我们再想一想东亚的其他地区，对比一下可能就会觉得还挺有趣的。韩国在1897年改国号为大韩帝国，并在1899年颁布了宪法。当时的东亚几乎同时发生了这些变化。
改革举措包括废除选拔官员的科举考试制度，用中央政府或者地方的经费派遣优秀的官员和学生出国留学，推进军队的现代化，等等。从清朝开始对俄国的态度产生疑问的1902年左右到日俄战争之后，清朝出现了前往日本留学的热潮。这大概是出于日本同在汉字文化圈，留学费用相对欧美也更为便宜，而且可以更迅速地展现出留学的成果等原因。以《故乡》而闻名的鲁迅，就是在1902年来到东京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也招收了许多留学生，例如，1913年（大正二年），在中国陆军参谋本部的7位局长当中，就有5人是从日本留学归国的。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重点是，在日俄战争开始之后的1905年，在东京诞生了一个旨在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组织，即孙中山建立的中国同盟会。在1911年推翻清朝、建立中华民国的辛亥革命中，具有日本留学经历的人们起了关键作用。例如，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宋教仁，就组织发起了建立新国家的运动。但是，宋教仁在辛亥革命之后的活动中，被袁世凯的手下暗杀了。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日俄战争之前日本与俄国的动向。在日本也有积极鼓吹开战的势力，比如以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为中心的“七博士”，他们在1903年6月前后开始积极活动。之所以说“以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为中心”，是因为七人之中还有一位是学习院大学的教授。当然，这种事情其实无关紧要啦。小野冢喜平次等六位东京帝大的教授和学习院大学的教授中村进午，将《关于满洲问题的七博士意见书》提交给了首相桂太郎、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陆海军大臣以及山县等元老。
提出《意见书》的时间其实并不算早，因为日俄战争在第二年2月就开始了。参谋本部的意见是，应该在西伯利亚铁路完成之前开战，“早点开战较为有利”，并从1903年10月开始对态度慎重的桂太郎内阁施压。这个时候距离开战已经只有4个月的时间了。
虽然一部分人高唱要早点开战，但是直到开战之前，桂太郎首相和大部分元老仍然认为应该先进行外交交涉。他们无疑都对日俄之间的交涉抱有相当的期待。但是，以往的研究因为过于相信那些二战之前写下的传记等资料，都认为桂太郎首相、山县以及小村在非常早的时候，如缔结英日同盟时，就已经在考虑日俄战争了。然而，根据昭和女子大学千叶功老师的研究，这并不正确。当时的信件一般都是用现代人难以阅读的草书写的，在仔细解读了这些难以阅读的信件之后，千叶老师发现了一些至今为止不为人知的真相。
当时有两位元老资格最老，那就是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日俄战争结束4年后，伊藤在哈尔滨被韩国独立运动家安重根刺杀。日俄战争之前，伊藤和山县是明治天皇最重要的顾问。事实上，他们二人和桂太郎首相等内阁成员，还有议会里的政党势力等，都对开战非常慎重。
我们可以看看下面这封有趣的信件。这是桂太郎在1903年12月21日因为认识到与俄国的外交交涉无法成功，而必须进行战争的准备了，所以在内阁会议以后给元老山县和伊藤写信，请求他们赞成开战。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下面这一段：
在朝鲜问题上，我方要充分陈述修正的期望，如果对方不同意，就贯彻最后的手段（即不惜一战）。
简单来说，就是关于日本与俄国正在进行交涉的朝鲜问题，先试着向俄国详细说明日本的希望，如果俄国还是不同意的话，日本能不能下定决心准备包括战争在内的一切手段？山县先生、伊藤先生，可以吗？桂太郎通过给元老的书信，进行着关于开战的最终确认。而这个时候距离开战只剩下两个月了。
当时山县多大年纪呢？65岁。在那个时候，这已经是相当高龄了。冬天他应该待在小田原这样比较温暖的地方，住在带漂亮庭院的别墅里取暖吧。山县给桂太郎回信了。桂太郎是陆军军人出身，对于山县来说是个小后辈。所以，山县如同对待毛头小子一样对待桂太郎，他有些不高兴地写道：“开始战争的论调，老夫不知道。”也就是说，日本决心不惜进行战争这种事，他没听说过，不知道。
山县虽然在韩国问题上也不退让，但是对于满洲问题，这个俄国与日本正在交涉的另一个问题，他认为可以妥协，满洲的门户开放问题，就照俄国所说的去做不就好了吗？用不着急着去要求门户开放。所谓门户开放，是指俄国按照与清朝的约定，从满洲撤兵，不独占当地的贸易和经济。山县认为，这些要求可以全部放弃。事实上，直到1904年1月，山县仍然主张在坚持韩国问题不退让的基础上，做出某些妥协来与俄国继续交涉。这时距离开战已经只有一个月了。
山县等人直到最后仍然对外交交涉抱有希望的理由之一，是他们明白，虽然日本缺乏战争经费，但俄国同样没钱。当时处在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周边国家，波兰、爱沙尼亚、芬兰等，都在进行着反抗俄国的活动。日本认为，这时的俄国怎么也不像有能力打仗的样子，毕竟其周边已经忧患重重。
俄国的名字，在十月革命之前是俄罗斯，十月革命之后成为苏联，而苏联解体后又重新将国名改回了俄罗斯。如今的俄罗斯公开了许多史料，通过阅读这些史料，研究者们有了许多有趣的发现。俄罗斯真是个有意思的国家，它采取“沙俄所做的事，无论好坏都公开”的立场。在位于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史料馆，历史学家鲁克亚诺夫（Igor V. Lukoianov）阅读了大量关于日俄交涉的史料，就让我们通过他的研究来了解一下关于日俄战争的新发现。
当时的俄国不仅在经济上出现了困难，同时也饱受帝国统治下的地方动乱的困扰。在尼古拉二世时代，俄国并没有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当然也没有内阁会议。沙皇通过在具体问题上听取不同大臣的意见来进行决策。当面临开战的最终决定时，对于远东问题有着相当了解的财政大臣维特和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等，都已经不在沙皇身边，这些人当时都下台了。
取而代之的是名字有点拗口的别佐布拉佐夫（Aleksandr Mikhailovich Bezobrazov）。1903年10月，以此人为中心的别佐布拉佐夫派在宫廷的权力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受到沙皇宠信的别佐布拉佐夫派中的一人被任命为远东总督，负责进行日俄交涉。这位总督对于韩国问题非常积极，也抱有很大的野心，而韩国问题恰恰也是日本最为重视的。
我们已经说过，俄国的兴趣在满洲。维特和库罗帕特金等人计划铺设东清铁路，并将其南部支线一直延伸到辽东半岛南端，进而在铁路沿线进行矿藏等产业的开发。这是一个有着很高可行性的计划（之后，日本继承了俄国铺设完成的南部支线铁路权利，并将其改称为南满洲铁道）。当然，这一计划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如今，我们还可以在哈尔滨看到当初俄国兴建的漂亮街道和建筑，从这些地方也能窥见当初沙俄投入的金钱之多。
这个时候，远东总督对沙皇夸下海口：“还有比建设铁路更好的方法。只要拿下韩国，不就不用花钱了吗？至于日本这样的小国，根本不值一提。”他的意思是，一旦控制韩国，就可以通过韩国保护辽东半岛的旅顺和大连。通过在陆上铺设铁路、建设城镇来保护居于东清铁路南部支线末端的旅顺、大连要花很多钱，为了节约这些经费，保障旅顺和大连的安全，可以从海上，也就是通过控制朝鲜半岛的方式来完成。而日本是不敢真的开战的。
甲午战争就是围绕着朝鲜和朝鲜半岛进行的战争。然而这一次，韩国问题因为意外的原因再次成为日俄之间斗争的焦点。原因就在于俄国的经济状况及安全保障观，它既希望节约铺设铁路和建设城镇的费用，又想在远东海域保有海军力量。
关于日俄战争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尽相同的答案。到20世纪7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日本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当时比较有力的解释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成长，它便开始追求满洲，也就是中国东北的市场，于是要求俄国遵守门户开放政策，并由此发动了战争。
但是，根据俄国方面以及日本的公开史料，关于日本与俄国开战的原因，围绕着朝鲜半岛出发的战略安全保障观这一因素也不容忽视。2005年，在纪念日俄战争百年而召开的国际会议上，聚集了来自日本、俄罗斯以及美国等国的学者。前面提到的鲁克亚诺夫先生也上台做了报告，关于日俄战争中到底哪一方更想开战这一点，他表示，应该是俄国对战争更为积极。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对于日俄战争的双方来说，其实日本更想避免战争，而俄国更倾向于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