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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甲午战争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来说一说战争即将爆发前的情况吧，先看一看陆奥宗光的著作《蹇蹇录》吧。在甲午战争结束后的1895年（明治二十八年）4月，日本与清朝签订媾和条约后不久，俄国、德国、法国三国认为日本不能夺取属于中国大陆领土一部分的辽东半岛，要求将之归还中国，这就是三国干涉还辽事件。《蹇蹇录》写于发生这一事件的当年年底，陆奥宗光在其中详细讲述了甲午战争中，他是如何行动、如何奋斗，却遭到三国干涉的经过。也就是说，这本书要表达的实际上是某种辩解。《蹇蹇录》这个不常见的书名，来自中国古典中的“蹇蹇匪躬”（意指劳心劳力、全心全意地侍奉君主）一词。总之，陆奥是在向明治天皇说明自己是如何开战、获胜、和谈，但在最后却受到三国干涉的经过。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甲午战争的开战过程，需要注意的是，这本书完全是从陆奥个人角度出发的。它以“东学党之乱”作为第一章，以“俄国、德国及法国三国的干涉（下）”作为最后一章。也就是说，他将东学党起义作为甲午战争爆发的大前提，那么我就先对这一事件进行一些说明吧。
1894年，朝鲜国内发生了反抗朝鲜政府的农民暴动。因为这些农民信奉东学，因此被称为“东学党”。东学是与西学（基督教）相对的说法，以儒教为根本，融合佛教、道教及民间信仰，是当时朝鲜的民间宗教。由金琫准率领的东学党起义（韩国称之为东学农民战争、甲午农民战争）扩展到整个朝鲜半岛，并在当年6月达到高潮，朝鲜政府因此请求清朝出兵。
当时的清朝不惜诉诸武力，也要守住朝鲜。“为保护属邦”，李鸿章立即派遣2艘巡洋舰以及2000多名陆军到朝鲜。6月6日，清朝向日本发出了出兵朝鲜的照会。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当时日本与清朝之间签订了有关于朝鲜的条约，就是之前我们提到的伊藤博文与李鸿章在1885年（明治十八年）签订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条约规定，当朝鲜发生任何问题需要出兵时，两国应在事前照会。虽然条文上日本与清朝处于平等的立场，但是从地理上来说，中国与朝鲜领土接壤，而日本与朝鲜则隔海相望，因此，实际上清朝在派兵方面较为有利。日本方面在6月7日联络清朝，表示了出兵的意向。
但在6月11日，并不喜欢外国干涉的朝鲜政府几乎全盘接受了农民军方面的要求，局势很快就得到了控制，清军沉浸在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撤军的氛围中。而在前一天，却发生了让朝鲜政府和清朝方面都惊讶的事。那一天，日本派遣430名海军陆战队员进入汉城，虽然人数不多，但却展现出了让人无法置信的迅速行动力。6月16日，又有4000名日本陆军在仁川登陆。陆奥说出了这样深沉的话语：
我政府的计策是在外交方面居于被动者地位，而在军事方面则要时刻掌握先机。
陆奥暗示道：“在外交方面，日本不得已，只能采取被动姿态。但在军事方面，则在确实地准备着。”
以前人们的表达方式还真是有意思。“被动者”这个词在现代几乎已不再被使用，就是自己并不想做，“被如何如何”的被动形态。关于“军事方面则要时刻掌握先机”这一点，许多学者做过相关的研究。例如，从广岛派出的军队最快需要多少时间抵达朝鲜半岛的仁川，结果发现，日本的确从相当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进行相关准备了。但至少在外交方面，陆奥认为还是要等待“朝鲜发生动乱、中国首先出兵”的时机。
朝鲜的局势已经趋于稳定，但是日军与清军却开始了在朝鲜的对峙。甲午战争是在一个月后的1894年7月底（宣战时间是8月）开始的，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事呢？
陆奥宗光提议，由日本与清朝一起向朝鲜政府要求改革，并表示“在改革取得实质进展前，不会撤兵”。这可真是有点微妙呢。日军与清军正在对峙，而朝鲜被要求的“改革”是编制预算、制定征税手段等绝非一朝一夕可成的项目，日本还提出要求，在改革取得实质进展之前不撤兵。
这就是“外交方面居于被动者地位”。反正无论是谁，都很难批判要求经济改革这种事。虽然朝鲜政府确实需要经济改革，但是日本不撤兵的举动很难说是被动者，这种立场显然更主动，更有攻击性。
一方面，清朝义正词严地表示，最重要的就是双方一起撤军；另一方面，对于日本提出的改革朝鲜内政的要求，则表示“日本自己去处理就行”。因为当时朝鲜政府内部有许多亲清派，已经不存在听从日本指挥的势力了。从清朝的角度来看，大概是认为陆奥的强硬态度只不过是表面功夫而已。因为清朝了解到，当时日本的帝国议会上发生了争执，政府如果不停止宪法，可能就没法通过预算案。所以日本应该只是做出需要处理国际问题的姿态，来给解决国内问题争取时间吧。如果阅读中国方面的史料，就能够发现当时清朝的驻日本公使做出了上述判断。
当陆奥强硬地表示“不撤军，日本决意即使只有自己，也要进行朝鲜的改革”时，清朝进行了相当聪明的反驳，让日本一时语塞。如果站在清朝派驻朝鲜顾问的立场上，应该如何反驳日本的要求呢？
——……太突然了，有点困难。
给个提示，是直接利用对方的言论进行反驳，这在外交上也是最有效的做法。清朝要如何反驳，表示“朝鲜不需要在此时进行改革”呢？日本曾经用某种主张来批评朝鲜与清朝的关系，清朝应该如何利用这一点来进行反击呢？
——朝鲜政府并没有请求日本过去帮忙。
是的，没错。虽然说日军与清军同在汉城，但是清军是受朝鲜政府请求而出兵的，而日本并没有接到请求。不过，因为《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的关系，日本也有出兵朝鲜的权利。清朝一旦反驳日本并不是朝鲜政府请来的，日本就答不出话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必须尊重朝鲜的意愿。
为何日本必须那么做呢？
——因为朝鲜是“独立国家”。
没错没错，而且可以用过去日本曾使用过的一个词来表述，就是日本与朝鲜缔结条约时留下的一个词。
——“自主之邦”。
是的，就是这个词。观察这样的互动过程挺有意思的吧。“你们不是说朝鲜王朝、李氏王朝是独立自主的吗？”清朝就这样正中要害地反驳了日本。1876年2月，日本与朝鲜缔结的《江华条约》第一条就这样明确了，而且在那之后，日本也持续地强调这一点。福泽谕吉也一直说：“因为清朝以宗主国的身份位居朝鲜之上，所以朝鲜政府无法断然实行改革。”清朝反驳道，一直以来表示朝鲜是“自主之邦”的日本，要强制进行有干涉内政之嫌的改革吗？这个时间大约是6月21日。
因为发生了东学党起义这样的突发事件，所以中日双方根据先前缔结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共同出兵朝鲜。在双方军队保持一定距离的对峙状态下，清朝与日本进行着外交上的折冲。这就是甲午战争即将爆发之前的状况。在这样的形势下，日本关于是否要推动朝鲜政府内部改革的主张，就带上了相当强烈的强迫性色彩。但即便如此，日本方面最终还是决定要用武力来改变由清朝决定朝鲜是否为“自主之邦”的状态。
最终，甲午战争爆发了。这当然不是陆奥一个人“努力”的结果。关于这一点，还应该从国际环境出发来加以确认，清政府在开战前就已经充分认识到日本担心俄国会进行干涉。从甲午战争是帝国主义代理人战争的性质来说，这场战争的爆发恐怕也是不可避免的。
英国在1894年7月16日从背后支持了日本，这种支持相当于是对日本说：“想干的话，可以干啊。”这个时候签订的《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就是英国支持日本的表态。其实，一直到签约前夕，英国都在担心如果日本与清政府因为朝鲜问题纠缠不清，进而开战的话，俄国可能会趁机南下。但是，随着英俄之间对话的展开，英国渐渐开始将无所作为的清政府的态度看成是软弱，并因此转变了态度，准备通过支持日本来对抗俄国的南下，开始响应日本关于关税自主权和修改治外法权等要求。战争爆发前着手进行的这些程序，可以看作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一个信号，如果这意味着日本要进行战争的话，英国会采取旁观的立场。
相应地，清政府就成了俄国的代理人。甲午战争后，李鸿章接近俄国的行为，某种程度上也正确地反映出了在这场代理人战争中，各方在开战之前就已经确立的对立关系。
为什么英国和俄国会在以朝鲜为舞台的甲午战争中对立呢？大家可以试着以经济利益为中心来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甲午战争结束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之中。为期9个月的战争结束后，1895年4月，中日双方签订了《马关条约》，其中第一条就是“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对于朝鲜的形容词，是不是越来越繁复了？如果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多少会觉得这个句子有些不可思议吧。想要代替清政府来对朝鲜施加影响的日本，却让清政府许下了这样的承诺。
在1876年（明治九年）订立的《江华条约》中，已经出现了“自主之邦”这样的用词；而在甲午战争后的《马关条约》中，进一步变成了“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这些关于朝鲜的条约及通商口岸的开放等，都会通过最惠国待遇来让其他列强也得到同样的待遇。当然，因为有地理上靠近朝鲜的有利之处，可以预见日本大概会占有朝鲜市场庞大利益中的大部分。《马关条约》还规定，除已经作为通商口岸开放的城市之外，再开放沙市、重庆、苏州及杭州等地。同样地，这些条件也可以平等地适用于其他各国，所以对列强来说，日本的胜利也实现了它们在贸易上的利益。
对于近代日本来说，甲午战争是首次与大国的战争。根据参谋本部编纂的官方版战史，1894年7月25日到1895年11月18日，日本陆军的阵亡人数为13488人，伤病总人数为285853人。死者相对来说比较少，但伤病者真是非常多。海军的阵亡人数则是90人，受伤197人，陆海军共有约14000人战死。清朝方面的详细阵亡人数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根据研究甲午战争第一人的原田敬一的估计，清朝方面大约有3万人战死，而朝鲜方面大概也有3万人以上的牺牲者。
下面来看看甲午战争结束后的日本吧。经过甲午战争，日本发生了许多变化，比如刚才已经提及的与英国的关系。1894年7月，《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废除了领事裁判权，并在原则上恢复了关税自主权。日本从清朝获得的2亿两白银（若加上赎辽费，总计约3.6亿日元）赔款，实在是一笔巨款，要知道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的国家预算仅约为1亿日元，这相当于获得了3倍于国家预算的赔款。
那么在国内政治方面，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大概可以用十个字来论述。
——是战争结束后立即出现的改变吗？
很好的问题。并不是立即出现的，是大约5年内的变化。给个提示，福泽谕吉也说过参与其中的话。
——获得赔款，使财政得以好转。
从清朝获得的赔款，六成被用于以俄国为假想敌的军备扩充和八幡制铁所
的建设费，另外还填补了充当军费的临时军事费用，让紧张的财政状况获得了缓解，确实是很大的影响。
——让国民产生了“日本是亚洲盟主”的意识。
没错。日本人对清朝的看法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清朝是个大国，过去一直很强大，让人感到害怕，而且直到近代之前都是文化的中心，如果说到文人，那就是指清朝和朝鲜的知识分子。但是在甲午战争中，日本士兵看到拖着辫子的清朝士兵，使用着规格完全不一的武器来打仗，就不免产生了轻蔑之感。在出现轻视中国的情感这一点上，回答正确，这也确实是东亚盟主意识的萌芽。不过，这也不是我想到的答案。
——普通选举之类的……
没错，真是敏锐，就是这一点。甲午战争结束后的1897年（明治三十年），民权运动家中村太八郎等人以长野县松本为据点，成立了普通选举期成同盟会。战争结束后，一部分人开始讨论改革设限选举制度的问题。1890年的选举，选出了第一届帝国议会。大家知道，当时只有缴纳直接国税15日元以上的人才有选举权。也就是说，最开始的选举是有条件限制的。7年之后，在松本成立了普通选举期成同盟会，为何中村太八郎和木下尚江会突然意识到必须争取真正的普选呢？
——没能得到辽东半岛，让很多国民对政府有一种失望感，于是转而支持这一运动。
我认为“失望感”这个词用得很好。当时，拥有选举权的人数是45万人，再从中选举300人作为帝国议会的众议院议员，失望感就是在这种状况中产生的。另外，当时还出现了许多以三国干涉还辽为题材的小说和时事评论。
德富苏峰是一位思想家，也是出版《国民之友》杂志的评论家。他原本抱有民权主义的想法，但是在三国干涉还辽之后，他的思想开始转向国权论。当时的国民都非常关注三国干涉还辽问题，正是因为民众对时事有这么高的关注度，中村等人可能也期待着民众对自己的支持，所以才发动了普选运动。还能想到其他方面的原因吗？
——在与俄国对立关系明确化的状况下，即使没有政治权利，但一旦与俄国开战，也有可能被征召入伍，对于这种前景感到不公平的人在增加。
原来如此。很有主动性的回答呢，非常有意思。在甲午战争中，约有14000人阵亡。如果开战，民众就会被征召，直面死亡。所以在考虑将来的战争时，自己既然有可能会被征召，就应该拥有相应的权利，即选举权，这正是普选的思想。已经越来越接近答案了。
——因为三国干涉，政府就不得不放弃既得利益，民众觉得政府靠不住，没有反映民意。
对，这就是正确答案。当时的人们常常有这样的想法：日本明明在战争中获胜了，但是因为俄国、德国和法国的不满，就必须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这是军队虽强，然而外交太弱的缘故。因为政府的软弱，就擅自归还了国民浴血奋战得到的东西，而政府之所以能够这样自作主张，就是因为没有普选的关系。
宣战与和谈的权利是由天皇在内阁或国务大臣的辅佐下行使的，因此，议会几乎不会讨论外交议题，既无法通过法律进行约束，也无法借助预算来控制。虽然议会也有诸多局限性，但是能够反映国民意见的也只有这里了，所以只好通过普选来对政府施压。当时要求普选的人们大概就是抱着这种想法吧。以对三国干涉还辽的不满为契机，人们开始期望实现普选，着实有些出人意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