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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本国历史这门学问的环境可以说是有些麻烦的，因为作为分析主体的个人也必然要在其所研究的国家与社会当中呼吸与生存。因此，当生存在这个国家与社会中的人的内心，被诸如“日本为何要进行一场让310万日本人失去生命的战争呢？”“为何没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剧中学到教训，又一次开启战端呢？”这样一些“问题”所深深冲击的时候，他往往就会开始用历史的视角审视这些问题。因此，我认为历史的视角就来自烦恼之人所抱有的“问题”的迫切性。
那么，在包括日本在内的全世界范围内，过去历史研究的第一线所讨论和思考的日本史的“问题”又是什么呢？如果有教科书可以把这个“问题”明确化，肯定会相当有趣吧。这样一来，我会非常希望让初中生、高中生还有大学生等年轻读者，都切实地了解那本教科书提出的“问题”所在。等到“问题”广为人知，相信对于世间大众也会有很大的意义吧。
听到这里，已经有人开始产生疑问了吧。比如，没必要让初中生和高中生了解历史研究第一线的问题吧，除此之外，肯定还有更迫切的“问题”想要与初、高中生一起思考吧，等等。请再稍加忍耐，继续听下去。
学生时代真的很忙，除了有很多课程要学，还要忙着参加社团活动，还得费劲儿与朋友相处。不论多努力地对着没有太多闲暇时间的年轻朋友们说，学习日本史“将来一定有帮助”，可能都没办法引起他们的兴趣。对于那些已经成为历史的人们提出的根本“问题”，或许只有让初、高中生们实际感触这些问题产生的情境，才能抓住他们的心，并将其引向日本史的方向吧。
一个研究者，为何总是从思考某个想要解答的“问题”开始自己的研究？而那个“问题”又为何值得投入心血去追寻答案？我们的教科书，可以说是众多研究者对于他们所追寻的“问题”的探究结果的集大成者。如果能够有更具真实代入感的教科书，那就太好了。
所谓感触第一线研究诞生的情境，具体而言是指什么呢？接下来，我想要谈一谈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
在20世纪30年代所思索的迫切问题。
卡尔曾经在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担任历史学教授，他在1982年去世。在英国，受到尊敬的历史学者大多是从理想主义的立场出发，讨论文明史观等宏大论点的学者，但卡尔并非如此，他会在列举各种细微史料的同时，阐述关于英国未来的黯淡预测。因为他同时也是苏联史专家，所以被视为亲苏派，在美苏冷战最高峰的时代，英国学界以及其他知识分子等都对他有些敬而远之。这样的卡尔老师，在日本倒是特别受欢迎。
在卡尔的著作中，以《历史是什么？》 [1] 最为出名，这本书非常阴郁，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如果现在冷静地阅读的话，甚至会产生为什么如此难懂的书会畅销的疑问。这本书是以卡尔1961年在剑桥大学所做的一系列演讲为基础完成的作品，内容确实很难懂。尽管如此，但因为其中重要的部分经常被引用，所以即使是年轻的各位，或许也曾经听过。
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
所谓“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听起来并没有剧情最高潮的时候，主人公说出决定性台词那样的感觉，而就像在说很普通的事情一样呢。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卡尔老师是个非常有趣的人。首先，我们从卡尔的个人情况开始讲讲他的有趣之处。卡尔是个名副其实的勤奋向学的人，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担任外交官，还曾在英国极具影响力的《泰晤士报》发表社论，63岁时成了剑桥大学的老师。
一方面，卡尔会咒骂圣诞节假期。在基督教思想中，圣诞节假期是休息并与家人团聚的重要时间。但是，卡尔因为讨厌研究时间被削减，就咒骂圣诞节。另一方面，如此热衷于研究的卡尔老师却不知为何有过三次婚姻，而且其中两次的结婚对象还是有孩子的已婚女性，他最后一次结婚是在74岁的时候。
大家肯定不知道与带着孩子的已婚女性结婚的辛苦吧，（笑）那无疑是一件非常非常费时费力的麻烦事。除了要尽快办妥与前妻的离婚手续，还得等待对方离婚，相当麻烦。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卡尔先生既讨厌圣诞节又厌恶人际关系，但他为什么又不断重复如此麻烦的事呢？（笑）
为什么我能够像亲眼所见一般来讲述这些趣闻呢？那是因为在卡尔的大弟子为他写的传记里，这些事都被认真地记录下来了。英国是个会把一个人的好坏都确切记录下来的民族，比如说一个政治家，如果不能直接对他是不是坏人这样一个问题做肯定回答，就有可能会被认为没有政治家的才能。英国人的思考方式还真是相当成熟呢。
卡尔的传记《正直之恶》，是由卡尔的弟子、同在剑桥大学讲授俄国史的老师所写的，原文书名为 Vices of Integrity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书名时，曾经一瞬间惊讶地觉得是不是把“美德”（virtue）误写成了“恶习”（vice）。为什么卡尔会被说有“正直之恶”呢？接下来，终于要进入正题了。让我们好好思考一下卡尔所面对的“问题”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39年，卡尔老师完成了《20年危机（1919—1939）》（ The Twenty Years Crisis：1919—1939 ）这本书。据说这本书是卡尔一边听开战快报，一边修改完成的。让卡尔动念写下这本书的，就是“为何和平只维持了20年”这个问题。这本书的副标题提到的1919年，举办了一场有名的会议，有谁知道这个被冠以举办地名字的重要会议叫什么吗？给个提示，这次会议是因为前一年结束的世界大战而召开的，从1919年开始，和平总算是回来了。
——巴黎和会。
对。卡尔提出的问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1919年，召开了巴黎和会，构筑起凡尔赛体系，并开始了建立国际联盟的尝试，可为什么这一切在20年后就面临破产了呢？《20年危机》正是卡尔为解答这个迫切的问题而写下的书。1920年，即巴黎和会后的第二年，虽然美国最后在参议院的反对下没有加入，但国际联盟还是以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为中心被建立起来了。对卡尔来说，寻找国际联盟失败的原因，有着关乎自己存在意义的迫切性。这是因为卡尔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毕业之后不久，曾以外交官身份出席巴黎和会。在会议即将举行之际，英国外交部副大臣哈丁从外交部选出18人，派往巴黎参加和会，而卡尔就是这18名出席者之一。这次会议的经历想必给了卡尔相当强烈的刺激，因为在和会上，卡尔参加了新兴国家委员会，目睹了小国和战败国的利益被当作战利品与筹码，被随意处置。
他所看到的是，丝毫不了解大战始末，而且对于欧洲和西亚的地理历史情势既不了解也没有兴趣的威尔逊总统等人，却要做出对这些地区的人民而言生死攸关的重要决定。威尔逊的做法，是否能够治愈饱受战争创伤、业已分裂的欧洲？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卡尔在《20年危机》中回顾道：“（威尔逊）真心地相信政策应该从道德伦理中导出，而非由政策来引出道德伦理，真是个空想型的政治家。”然而，正是这样的政治家，在美国切实发挥了自己的影响力。
卡尔一边听着第二次世界大战逐渐接近的脚步声，一边焦虑于一般英国人普遍持有的看法。大多数人单纯地认为，引起20世纪30年代大灾难（即希特勒的纳粹德国的出现）的原因，在于未能对德、意、日三国百分之百地严格执行国际联盟的盟约，或者是英、美、法等大国未能及早应对德、意、日的挑战。
如果让卡尔来说的话，这些说明不过是把相同的事情用不同的方式进行了转述，根本无法说明为何德国、意大利及日本没有如其他国家所预期和希望的那样行动，而是选择发动战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各国的总阵亡人数超过1000万，在西线战场构筑起的战壕总长度，几乎可以绕地球一圈。为了不再重复这样的战祸而组织国际联盟的尝试，为何仅仅20年后就破产了呢？卡尔并不认为如果更早一些对德国、意大利及日本发起攻击，就能解决问题。那么，他又是如何回答自己的问题的呢？当这本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后发行时，大概会让许多英国的政客和知识分子感到困扰吧，因为卡尔就像是朝着正处于开战不久这样一个重要时期的英国政府和人民泼了一盆冷水。卡尔的回答是这样的：
人们之所以无法运用正确的原理，并非因为自身的愚蠢或是邪恶，可能是因为原理本身有误，根本就是无用之物。
也就是说，卡尔直言错不在作为敌方的德国，而是国际联盟有错，国际联盟对于战败国德国的处分方式是不对的，甚至由美国、法国及英国等大国主导构筑起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秩序本身就是错误的。
——真是大胆啊。
日本、德国和意大利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卡尔的说法等于是帮着战败国说话，表示开战错在英美，所以日本人可能会产生“卡尔老师，说得真好”这样的感觉，而这可能也是《历史是什么？》《20年危机》等卡尔的著作在日本被广泛阅读的原因吧。在英国备受欢迎的汤因比等历史学家，大多是站在文化论这样的制高点上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总是会论述如希特勒那样的邪恶精神出现的原因，最后展开相信人性之美之类的论述。卡尔的观点则非常冷静透彻，他认为，巴黎和会上的错误决定以及国际联盟的错误作为，都有意地将错误的事强加给德国等国，这当然会导致被压迫的国家试图突破被强加到自己身上的困境。
而在原理错误时，为了遏制日本和德国，英国应该怎么做呢？卡尔在《20年危机》中也对这个难题进行了回答，大家可以想到他的答案吗？为了抑制德国、意大利及日本等对当时国际秩序不满的国家的抬头，书中给出了英国应该采取的对策。
——欸……
当德国于1939年9月入侵波兰时，英国应该怎么做才能遏制这样的侵略行动呢？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原理本身有误”的卡尔，对于英国在30年代要做出何种选择才能改变历史的潮流这一点，是怎么考虑的呢？
——这么说可能有点奇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输掉就行了。
嗯，这个答案太有意思了。（笑）
如果是一个真正的英国保守派大叔说出这个答案的话，倒是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非殖民化浪潮（亚洲、非洲等地的大英帝国殖民地国家相继获得独立）中，某些英国国民会有这样一种心情，虽然表面上英国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实际上如果没有那场战争的话，英国就能继续保有殖民地。虽然现在的答案非常出乎意料且很有深度，但和卡尔老师的想法还是有些出入。
——先发制人？
果然是喜欢先发制人的日本人的想法呢。不过挺好的，先发制人这个想法渐渐接近答案了。
——是哪个时期的事呢？
卡尔老师所设想的英国本来该做的事情，大概是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为止的。换句话说，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的四五年，英国应该做什么呢？
——延续英日同盟。
这也是很重要的想法。英日同盟的最大优点在于英国可以保持在欧洲和亚洲的海军军力。但就实际的历史走向而言，在1921年底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英日同盟就已经告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显出疲态的英国认为，太平洋方面的安全保障不能缺少美国的协助，所以就缔结了由美国、英国、法国及日本四国参加的《四国条约》来代替英日同盟），所以延续英日同盟的想法只能是历史的假设。
差不多该说明卡尔老师的想法了。他认为，英国不应该试图以国际联盟的权威为支撑，单纯通过言语或是理论来抑制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英国唯一应该做的就是加强海军军力。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即一战以后以国际联盟为中心构筑国际秩序的想法，也可以说是一种重视经济的安全保障观，德、意、日三国都将其视为既得利益国家试图维持现状的做法而加以批判。卡尔认为，面对持有如此主张的国家，显然无法光靠言语来制止，在缺乏优势军力的情况下，试图维持现状的国家是无法遏制意图打破既有秩序的国家的。
那么必须思考的一点就是，30年代前半期的英国是否还有余力来扩充海军军力。与法国一样，英国是受到1929年10月那场从美国开始的“大萧条”的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尤其是随之而来的高失业率，使英国饱受其苦。1930年末，英国的失业人口是250万，到了1931年年中，这一数字达到了270万，并且还在持续增长，直到1933年。
因此，卡尔认为，如果英国不能通过扩充海军这样的强硬政策来压制德国，就不应该以国际联盟为后盾来刺激德国。对于英国而言，这个结论可谓相当黯淡呢。如果无法扩充海军，就应该在更早的时期，更真诚地与德国进行交涉。
现在，让我们思考一下卡尔在英国不受欢迎的另一个理由。他在英国国内不讨人喜欢，除了因为对已经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入口的英国指责国际联盟的做法是错误的之外，其实还有其他原因。通过这一点，或许可以让大家更了解所谓的历史视角。不好意思，现在又来了一个唐突的问题，请问，大家认为历史是科学吗？
——历史与科学好像不一样吧……
哪里不同呢？
——科学给人的印象是，通过实验来探究未知事物，从而阐明真理；而历史嘛，就是研究过去发生的事。
没错。感觉上，科学给人的印象是诸如发现存在于自然中的规律，或是研究那些可以通过反复实验来验证的问题；而历史，就是发生在过去的事。总之，认为历史并非科学的意见似乎比较多。
但是，卡尔却主张“历史是科学”，反驳了“历史非科学”的观点。而他提出这一观点的时间是1961年，大约就是各位的父母出生的时候。
卡尔的观点最有趣的部分，是他同时主张“历史是科学”和“历史是进步的”。在1961年前后，相当多的英国人虽然说不出历史是否是科学，但想必也不会认为历史是进步的。
让我们先来听听卡尔如何解释“进步”的意义。在当时的英国社会中，弥漫着相当强烈的反苏情绪。1951年，苏联间谍“剑桥五人组”
中的盖伊·伯吉斯和唐纳德·马克林，因身份暴露逃亡苏联。而在卡尔发表以上观点之后不久的1963年，同为“五人组”成员的金·菲尔比也逃到了苏联。
卡尔并不在意这样的社会状况，表示“为了实现经济及社会平等的社会，就应当被视为进步的”。在当时，提到实现经济及社会平等的话，就会被认为是指共产主义国家苏联和中国。因此，英国保守派也批评卡尔的观点，声称“20年后，卡尔的书会成为苏联教科书”。在那个年代，如果说“历史是进步的”，就会被认为倾向共产主义。
所以，“历史是科学”这句话也被认为是相当过激的表述。卡尔说道，主张历史并非科学的人常常引用两个观点：一是由于历史主要记录特殊事件，而科学则研究一般事物，因此历史并非科学；二是历史无法给予任何经验教训，也就是说，因为历史是无法进行归纳的学问，所以也不可能从中得到经验教训。卡尔首先将以上两点作为自己辩驳的对象。
那么应该如何进行反驳呢？首先，卡尔认为历史记录的是特殊事件，而科学是研究一般事物这样的区分方式并不恰当。历史学家真正关心的并非特殊事件，而是隐藏于特殊事件内部的一般事件。正是因为对这些事件有兴趣，才会不厌其烦地去挖掘其中的细节。在座的各位或许也有同感吧。（笑）卡尔认为，历史学家是无意识地在特殊之中寻找一般。对于这一点，他说明如下。
传闻理查德三世（1483—1485年的英格兰国王）在伦敦塔中杀害了其他王子，但在没有任何具体证据的情况下，历史学家会怎么想呢？“解决可能继承王位的竞争对手的行为，是当时统治者们的习惯吗？”虽然用“解决”这个说法不太好听，但卡尔老师表示，这样的问题会立刻无意识地在脑海中浮现。
直到15世纪末的某个时期，理查德三世都被视作恶名昭彰的国王。关于这位国王有许多传说，比如将可能与自己竞争王位的对手幽禁在伦敦塔中并将其杀害，等等。当历史上流传着这些传说时，历史学家首先要做的是将问题一般化。“在15世纪，杀害王位竞争者的举动是一般行为吗？如果亲手杀了自己的亲人，会不会反而让自身王位的正统性出现问题，甚至因此丧失政治生命？所以恐怕这不是上策。”历史学家在看待过去的某一事件时，经常会无意识地尝试将其一般化，将个例与普遍、特殊与一般联系在一起去思考。这种思考方式，就可以说是从历史角度出发的。
对了，理查德三世非常有名，他是为什么而出名的呢？
——莎士比亚。
荣光学园的学生真是厉害，马上就答上来了。《理查三世》，他的名字本身就已经成为莎翁的戏剧了。《理查三世》大概是与日本的《忠臣藏》
一样被反复上演、极受欢迎的剧作吧。卡尔以众所周知的理查德三世为例，说明了为什么不能以科学可以一般化，而历史有特殊性这样的理由，将两者区分开来。
卡尔老师也不赞同因为历史只发生一次，所以无法从历史中学习，或是历史不能提供经验教训的说法。有些人顽固地主张历史事件是由个别特殊事件积累而成，这些事件相互独立，也就谈不上有什么经验教训。对于这样的看法，卡尔针锋相对地认为，历史是能够提供经验教训的，历史人物的个性或是某一特殊事件，都可能对后世产生影响。
某一事件的过程会影响之后的不同事件，当事者的行为会受到过去某些记忆的束缚。大家可以试着联想一下，历史上的某一事件强烈地影响到其他事件的例子。
卡尔所举的例子是发生于1917年的俄国革命。发动十月革命的是被称为布尔什维克的团体，其中有不少犹太裔俄罗斯人。布尔什维克当中有不少人认为，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因为拿破仑这个兼具军事领导才能与人格魅力的领袖的崛起而变质的，其结果是让欧洲进入了长期的战争状态。
布尔什维克通过历史，了解了法国大革命的结局。当他们思索俄国革命的前途时，就面临选择什么人来成为列宁继承者的问题。如果选择拿破仑那样富有魅力的军事领袖，结局恐怕会像法国革命一样，导致革命变质。所以列宁死后，他们没有选择具有军事领袖魅力的托洛茨基，而是足以控制国内状况的斯大林。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之后与反革命势力作战的过程中，斯大林完全没有体现出军事领袖的魅力。而托洛茨基则是历经内战的一员猛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更是竭力与德国进行单独媾和谈判，从而让俄国得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脱身的英雄。那时的托洛茨基承受着来自国内的诸多压力，比如，怎么可以让俄国受到如此巨大的损失，这样下去要亡国了，等等。为了让革命取得成功，他坚持必须与德国达成协议，并割让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等领土。这是有史以来一个欧洲帝国因一场战争而割让最多领土的案例，但结果是使俄国终于得以脱离一战，进而让俄国革命获得了成功。托洛茨基具备这样高超的政治才能。
托洛茨基有可能成为第二个拿破仑，所以选择来自格鲁吉亚的乡下人斯大林会更安全。
肩负着俄国革命大业的人们因为了解法国大革命的结局和拿破仑的崛起，所以选择了斯大林，这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因果关系，完全可以说是活用了经验教训之后的选择。所以，某些事件确实会影响到看似毫无关系的其他事件，并留下相应的经验教训。然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种影响对于人类来说，并非全部有益或者正确。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斯大林开始在红军内部以及苏联的经济、文化界展开肃反，牺牲者据说达到了数百万人，这也使得他的名字带上了恐怖之感。
听了刚才的内容，大家有没有想到相似的例子？不论是日本的还是其他国家的，也不管是小事情还是大事件，都可以。
——虽然不是很确定，比如日俄战争与土耳其革命的关系。
非常好的回答。这是与日本史、世界史都有关系的事件呢。1905年，日本这样一个黄种人的、非基督教的、才打开国门的国家，勉勉强强地打败了沙俄帝国这个白种人的基督教国家，虽然很不容易，但终归是胜利了。这一事件不仅对东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强烈地影响到了正准备开始现代化进程的土耳其。土耳其革命家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确受到了日俄战争的影响。
拥有宪法的国家（日本）比没有宪法的国家（俄国）强，设立议会的国家（日本）比没有议会的国家（俄国）强，这样的经验教训流传到了世界各国。1905年，凯末尔从陆军学校毕业成为上尉参谋后，组织起“祖国与自由党”参与政治活动，最终在1923年建立共和制，并成为土耳其第一任总统。
通过俄国的革命者们选择斯大林而非托洛茨基作为列宁的继承者这个例子，我的脑中瞬间浮现的是西乡隆盛与统帅权独立的关系。接下来我会详细地说明这一点，请大家仔细听。说到西乡隆盛，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上野公园里会有不修边幅地穿着和服遛狗的西乡先生的铜像？（笑）
拿破仑、托洛茨基与西乡隆盛的共通点是，三人都拥有军事领导才能和极大的人格魅力。大家都知道，从倒幕开始到明治维新的政局当中，西乡在军事方面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其中之一就是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江户城。而同为政治家的大久保利通、岩仓具视、三条实美以及伊藤博文等人，都不会带兵打仗。此外，西乡作为政治家也有着很高的声望，明治天皇对他相当信赖，可以说，西乡拥有文武双全的领导能力。
但是，西乡却在1877年（明治十年）的西南战争中，被反政府势力拥戴为领导人，最后于9月24日在鹿儿岛的城山切腹自杀了。西南战争爆发那一年，正好也是火星与地球距离相对较近的一年，因此，据说从这一年的8月上旬左右开始，在东方的天空可以见到又大又耀眼的星星。由于火星接近的关系，再加上景仰在西南战争中与政府军对抗的西乡，人们就将这颗行星称为“西乡星”，并以此为题材创作了很多彩色的浮世绘版画。学习院大学的井上勋教授介绍了其中一幅，相当有意思。
在这幅浮世绘中，身穿大礼服、骑着马的西乡与部下桐野利秋一起被描绘在圆形的星星里，底下则有许多人在拜这颗“西乡星”。这些人的多样出身背景，正说明了西乡受欢迎的程度。都有哪些人在拜西乡呢？有背着小孩的母亲、年轻女性、小妾等市井百姓，还有士族、农民、商人、手艺人、演员以及僧侣等，全都是普通人。里面没有出现的大概就是政府的公职人员、军人和神社的神官了。总而言之，那些拜西乡的人都是些在现实社会中与身居高位者无缘的人。由此可见，相比政府方面，站在反政府立场上的西乡更受市井民众的喜爱。
西乡在拥有军事领导才能的同时，作为政治家也极为优秀，这样的人在西南战争中切腹自尽，可以说让政府松了一口气，但想必也着实惊出了一身冷汗吧。如果今后再出现类似西乡这样文武双全又深受民众爱戴的领导人所发起的叛乱，政府肯定会非常苦恼。
西南战争后的第二年，即1878年8月，一方面，近卫炮兵队因为对薪水不满而发起竹桥暴动；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当时的自由民权运动影响到军队内部，山县有朋产生了把军队与政治相分离，即所谓统帅权独立的想法。在这一年，作为参谋本部长的山县亲自制定规章，规定由参谋本部长独揽军令（调动军队）事务。如果仔细观察山县的行动，就可以发现他所做的决定不仅仅是因为惧怕自由民权运动，试图阻止这场运动对军队的影响。西南战争中，他亲自上阵指挥与西乡对抗的经验教训，也对他的决定有相当大的影响。把军事领导权与政治领导权分开，对国家的安全较为有利，这一举措也有防止发生叛乱的考虑吧。
之前我们说过，因为把斯大林选为列宁的继承者而造成了诸多不幸，西乡隆盛与统帅权独立的关系，或许也同样导致了人类历史上的惨祸。在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的各个局面中，由于外交、政治与军事脱节，导致战争陷入了不知如何停止的状况，这给日本本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人民带去了巨大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