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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新宪法或社会契约的需求，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之一，就是所谓“总体战”（total war）这种新的战争形态的出现。为了在这种情况下作战，就必须提出相应的国家目标。而“民治”这个词汇在这时就显得尤为必要。总体战最单纯的定义就是不分前线和后方，全国青年男子的数量基本等同于被动员士兵的数量的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世界各国，几乎都处于总体战的状况下。为了让青年自愿从军而免去强制征兵的麻烦，从他们未成年时起，国家就会在教育中加入有利于募集士兵的内容。大家应该知道，国家为了进行这样的全面战争，就需要对忍受着辛劳的人民提出类似于“为了建立民主主义国家”这样的国家目标。国家如果不对其国民宣扬未来的希望和补偿，是无法持续地动员国民为战争出力的。
为了维护国家的团结，就需要设定新的国家目标。因为这个时候，承受着大规模动员的民众有可能对实施动员进行战争的国家的正当性产生怀疑。为了打消这种怀疑，国家往往会先将战争的目的加以明确。例如，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口号是：“使民主制度安全屹立于世界”，“一场为了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相对地，德国、奥地利方面则将本国战争的目的定义为：“为了捍卫民族生存的战争。”
大致上能够理解吗？目前为止所讲的问题，就是因战争而出现的大量牺牲以及总体战这一战争形态本身，都会从内部改变参战国家的社会。
接下来，我们尝试换一个角度，来看一看战争会对敌国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在这些作用生效之前，己方又是出于什么目的而选择开战的呢？
——为了让对手服从自己。
很好，就是当通过政治途径，比如外交交涉等手段无法说服对手时，就以武力使对方屈服，迫使对方服从自己。还有其他的想法吗？
——打败敌国军队，消灭其军事力量。
哦哦，真是尖锐呢。
只要击溃敌军的主力，就可以让对手陷入不得不投降的境地。19世纪上半叶，克劳塞维茨在其著作《战争论》中对战争进行了定义，即“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这应该是关于战争最古典的定义。虽然普鲁士在与拿破仑的战争中屡战屡败，但是克劳塞维茨还是从普鲁士的视角出发，阐释了理想意义上的战争，并将相关思想的精华总结成书。其观点的一个特点在于，提出了政治领域的交涉与诉诸武力的战争之间在某种意义上的延续性。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正因为参战各国普遍抱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吃了苦头的世界各国以美国为中心，签订了《非战公约》
，试图以条约的形式来禁止战争。二战前的日本政府也以初始签约国的身份加入了这份于1928年（昭和三年）签订的国际公约。公约第一条规定，放弃以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手段；第二条则规定，只能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或冲突。
在这一公约的约束下，只有自卫战争以及对发动侵略的国家的制裁行为是被允许的。如果回顾直到《非战公约》签署为止的人类漫长历史，就会明白，长久以来人们是如何将战争作为实施国家政策的手段或是解决国家之间纷争的工具，从而发动了无数的战争。
让我们回到之前的问题吧。战争会对敌国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呢？进一步说，在战争中获得胜利的国家会对战败国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呢？
——会压榨战败国。
好严厉呀。但是如果这样的话，恐怕会马上引发复仇战争，战胜国也没法过得安稳吧。
——占领并改变战败国的体制，将其改造成为符合本国利益的体制。
这确实是美国在入侵伊拉克后企图进行却未能实现，而且到现在也很难说已经达成的目标。刚刚的回答，很好地抓住了重点。
差不多该揭晓答案了。
关于战争所带来的某种根本上的影响这个问题，法国思想家卢梭也反复思考过。不过，因为卢梭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还没有日文译本，因此我一直都不知道。直到我读了东大法学部宪法学学者长谷部恭男教授的著作《何谓宪法》
，才感到异常的惊奇与趣味，真有一种恍然大悟之感。在这本书中，长谷部教授着眼于卢梭的论文《战争与战争状态》。卢梭的这篇论文写道：战争就是国家之间对于主权与社会契约的攻击。也就是说，是对敌国宪法的攻击。
在太平洋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占领了日本并实施了间接统治。而我们日本人则抱着这样的想法：“哦，美国是作为民主主义的老师，本着到日本传授民主政治的目的来了”，把占领政策看成是美国特质的体现。而卢梭则早在18世纪就预见到了战后美国的这种做法。
卢梭当然只能知晓直到他本人生活的18世纪为止所发生的战争。对于19世纪的南北战争、普法战争（1870—1871年，发生于普鲁士及法国间的战争），以及20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他都无法知晓。然而非常有趣的是，卢梭关于这个问题所阐述的基本理论，与19世纪、20世纪以及现代的战争都相符。如此卓越的洞察力，也是他成为闻名世界的哲学家的原因之一吧。
接下来，我想稍稍对卢梭的这一理论做进一步的说明。
卢梭认为，战争不会在消灭了某国常备兵力的三成以后就恰到好处地结束，也不会在对方的国王举手投降时就宣告终结，战争的最终目的不是占有对方的领土（这种意图当然也会存在），或是收编对方的军队（这种意图还是会存在）。他将种种想法加以归纳，最终得出了结论，强迫对手改变对其而言最重要的社会基本秩序（广义而言，就是被叫作宪法的东西）这一行为，才是战争。
战争就是要直接介入敌国的社会基本秩序（即宪法），并将其改写。简单地说，为了给对手造成最大的伤害，就要对对方最重视的东西进行决定性的打击。这样思考的话，应该就可以了解卢梭的理论了吧。卢梭生活在18世纪，却预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要求敌方无条件投降的战争形态，真是不可思议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日本等战败国的宪法，即最重要的社会基本秩序，以英美式的议会制民主主义为范本进行了修正。因此，如果从历史的“数量”问题以及战争的目的这两方面进行思考，就会发现《日本国宪法》其实并非是美国热衷于理想主义而创造出来的产物。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论哪一方获得胜利，恐怕都会发生由战胜国来改写战败国宪法的情况。
谈到这里，大家能够渐渐体会从战争的角度来考虑历史问题的有趣之处了吗？接下来，让我们试着探讨敌国与我国、敌方与我方之间的根本性差异。
请大家想一想在美日交战后，美国获得胜利并改写日本宪法时，他们之间最大的差异在哪里？而战前的日本宪法的根本宗旨又是什么？构筑起战前日本社会的基本秩序又是什么呢？在事后来看，美国也正是借由战争的胜利将日本的这一部分进行了改写。简单来说，只需要两三个字的词汇就能表达出来，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天皇是神的后代，其权力具有绝对性。
非常好的想法。这是根据1946年（昭和二十一年）1月1日发布的否定天皇为神的诏书，即所谓“人间宣言”来说的。从美国的立场出发，也需要借由天皇之口来否定对天皇的神化，而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刚刚这位同学所说的就是战前日本宪法的根本宗旨。还有其他的吗？
——天皇作为国家元首统帅陆海军。
这是军事角度的回答吧。美国的制度是作为国民代表的国会拥有决定开战等权力，虽然实际上是由总统做出判断和决定。反观日本，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这两场战争中，其实从开战到缔结和约为止的过程，与其说是由明治天皇来做出决定，不如说是元老们
在主导政治。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变成了既不是由大正天皇，也不是由元老，而是根据内阁的判断来决断。关于这一点，虽然《大日本帝国宪法》第十一条明文规定：“由天皇统帅陆海军”，但也必须有人对天皇的统帅大权进行辅佐。内阁并不负责此事，而是由另外设置的，由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长（1933年起改为军令部总长）以及侍从武官长等官员组成的统帅机构来进行辅佐。
此外，有关宣战、和谈以及缔结条约等大权，也是如此。虽然宪法第十三条明文规定了“由天皇进行宣战、和谈及缔结各种条约”，但实际上也离不开国务大臣的辅佐。要得到两个字组成的答案，还要再加点油呢。《大日本帝国宪法》与现在的《日本国宪法》之间，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呢？
——国家主权在天皇而非国民，统治国家的中心是天皇。
是的，没错。《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一条：“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第四条：“天皇为国家元首并总揽统治权，并依本宪法条规执行。”这些内容就说明了这一点。那么，如果用当时常用的两个字组成的惯用语来表达，由天皇统治国家的存在方式以及根本宗旨应该是什么呢？
——国体。
没错，刚刚我说两个字的时候，心里想的词就是“国体”。如果要用一个词来说明战前日本宪法的根本宗旨，那就是“国体”。换句话说，就是“天皇制”。1925年制定的《治安维持法》规定：“组织以变更国体或否定私有财产制度为目的之团体，或者明知其性质而加入者，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监禁。”这里所说的国体，就是指天皇制。
可以说，美国通过战争的胜利，最终改变的是日本的天皇制。我们之前也说过，现在的《日本国宪法》前言部分：“国政源于国民的严肃信托，其权威来自国民，其权力由国民的代表行使，其福利由国民享受”，与林肯演说中“民有、民治、民享”的精神基本一致。不过，就在这一部分的前面，还写着：“兹宣布主权属于国民，并制定本宪法。”
大家是不是有点累了？（笑）
到这里为止，我们从美国与日本的战争形态的意外相同点出发，接着又从“为了历史爱好者”这个说法，把话题延伸到了林肯的演说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改写的宪法之间意外的相同点。上面的共通之处就是“意外的相同点”。其实，不管是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与现代的美国，还是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与1945年前后的日本，都意外地存在着一些共通性呢。
但是，这些共通性必须从某个特定的角度去观察才能发现。比如第一个例子，就在于是否注意到战争的“形态”；而第二个例子，则在于是否能够发现卢梭所提出的，社会基本秩序将在大规模战争之后被改写这一理论。当我们谈到是否具备以历史的视角观察事物的能力时，其实就是在问能不能注意到这些历史的视角。
那么，我们要如何培养利用这种视角看待问题的能力呢？其实，这正是历史这门学问最重要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