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股沁香仍在拨动我的心弦……打开通向代代传承的古老诗篇的大门。

——以色列音乐家拉米·克莱恩斯坦歌曲《小礼物》

2013年初，第十九届议会选举结束。根据惯例，新当选的议员要当着全体议会成员的面发表演讲。在这届选举中，新成立的未来党（全名为“拥有未来”[ Yesh Atid ]党）异军突起，该党领导人是英俊而睿智的亚伊尔·拉皮德。他从政前是以色列广受欢迎的电视记者和作家；他父亲是大屠杀幸存者，也是一位强烈反对宗教的议员。亚伊尔·拉皮德带领未来党进入内阁，并提交了一份具有折中主义特色的议员名单，名单中许多人没有担任过民选官员，其中有男有女，有哈瑞迪人，有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宗教人士，也有世俗人士，有同性恋，也有异性恋，有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也有东方犹太人和埃塞俄比亚犹太人，有新移民，也有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 ^[1] 拉皮德制定这份名单，部分考虑是想打破以色列社会不同人群之间的隔阂。露丝·卡尔德龙是未来党的议员之一。

轮到卡尔德龙发言时，她拿起一册《塔木德》走上演讲台，说道：“尊敬的议长和议会成员，我手中这本书改变了我的生活，正是它让我有机会作为一名新议员在以色列议会发言。” ^[2]

接下来，卡尔德龙介绍了自己的家庭背景，她的个人成长史和大多数其他议员似乎大同小异：

祖父并没有传给我一套《塔木德》。我出生和成长于特拉维夫一个古雅的犹太社区。我的父亲摩西·卡尔德龙生在保加利亚，年轻时移民到这片土地。经历过早期的战乱后，他去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学习农业，独立战争爆发后立即参军，参加了保卫古什埃齐翁的行动。……我的母亲生在德国，她是犹太人、左撇子、红发，集这三种[当时的]不幸于一身，十几岁时就移民来这儿了，在英国对耶路撒冷的围攻中，她认识了我的父亲。

她的故事刚听起来似乎是一个典型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家庭史，但其实不是。她接着用细节告诉大家，这种故事到她这代人就结束了。

我在一个具有强烈犹太色彩和复国主义色彩的家庭中长大，我的家庭融合了世俗、传统和宗教元素，结合了阿什肯纳兹和塞法迪犹太文化，我们既支持[修正派的]贝塔尔，也支持[社会主义的]青年卫士，在六七十年代这些都是以色列社会的主流文化。和其他同龄人一样，我接受的是“从塔纳赫到帕尔马赫”的公共教育， 我对《密释纳》《塔木德》及卡巴拉和哈西德教义一点不熟悉。10多岁时，我已经感到自己缺了些什么。拿俄米·舍莫尔歌颂了获得解放的、新的以色列身份，这固然美好，但少了点什么。我需要深度；我词汇贫乏，不足以表达我的想法；过去、史诗、英雄、地点、戏剧和故事——这些统统缺乏。

建国那一代教育家创造出新希伯来人[即新犹太人]，他们实现了梦想，成为一个个勇敢、务实、肤色黝黑的战士。但在我看来，这里面有一种空虚，我真切感受到了空虚。一直以来，我不知如何填补这种空虚，直到我读到《塔木德》。我被书中的语言、幽默、深邃的思维、论辩的风格，以及它的务实、人性和成熟所折服，我终于找到了一生的挚爱。

卡尔德龙演讲开头的自我介绍绝非为了满足他人的好奇心。她在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确获得了成功，但过于成功。犹太复国主义创造出新犹太人，但这些人无人指引，成为“历史的孤儿” ^[3] 。犹太复国主义“治愈”了犹太人，但也把他们过度治愈了。犹太复国主义急于创造出在哥萨克人袭击基希涅夫时不会躲在酒桶后的新犹太人，但也割裂了犹太人和犹太传统之间的联系，一两代人后，年轻的以色列人对自己民族的传统几乎一无所知。著名以色列作家和翻译家希勒尔·哈尔金（Hillel Halkin）称他们为“说希伯来语的异族人”。现在，年轻以色列人渴望获得生活的意义，迫切想追寻民族的根源，试图重新同那些被犹太复国主义剥夺的文化建立联系。

卡尔德龙指出这不只是她的个人愿望。很多人和她一样，希望同传统文化建立联系，为了满足这方面需求，许多机构应运而生。她和其他人在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创立“希伯来文化之家”，为不同性别的宗教和世俗人士一起学习犹太宗教经典提供一个平台。

世俗以色列人开始学习这些伟大的著作，再次拥抱犹太传统，而这种传统正是本－古里安、奥尔特曼和比亚利克劝以色列人远离的（不无讽刺的是，这三人都熟悉并时常引用犹太经典文本）。宗教人士和世俗人士坐到一块学习，宗教人士发现并不能把世俗人士简单视为“叛教者”，他们对宗教经典也有独到的见解，而这在传统宗教场合听不到，能让年轻宗教人士也觉得受益匪浅。

虽然这还没有成为全国性现象，但越来越多以色列人开始怀疑，犹太国是否会像拿单·奥尔特曼在《银盘》中所暗示的那样，能取代代表了几千年犹太传统的西奈山。事实上，他们感到，如果失去了西奈山，失去了蕴含在经典犹太著述中独特的犹太精神，犹太国家和主权将变得毫无意义。

最初的犹太复国主义革命已经褪色。在许多早期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看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治愈犹太人的运动，能够拯救被宗教囚禁的犹太人，让他们摆脱犹太经学院书架上的故纸堆。有一段时间，完全没有信仰宗教让犹太复国主义者最感到自豪。亚伊尔·拉皮德的父亲汤米·拉皮德曾同一个极端正统派教徒一起上电视节目。在节目中，拉皮德说自己不信上帝存在，他回忆说：“在这期节目上，某个极端正统派的政客愤怒地向我吼：‘如果你不信上帝，那谁来认定你是犹太人？’我吼回去：‘希特勒。’演播厅顿时鸦雀无声。” ^[4]

拉皮德的回答或许比一般人尖锐，但早期犹太复国主义的确很排斥传统犹太教。所以，卡尔德龙手持《塔木德》走上演讲台对全体议员发表的演讲才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她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培养出来的新犹太人，却渴望重新获得老犹太人的部分身份。

犹太复国主义的正宗意识形态开始出现裂缝。裂缝不仅在人数不多但逐渐壮大的以色列年轻知识精英的身上可以看到，在以色列摇滚乐坛上也能看到。以色列“摇滚乐之父”阿里克·艾因施坦从小在极其世俗的特拉维夫长大，他的生活方式和世界上大多数摇滚艺人没有多大区别。喜剧演员和电影导演乌里·佐哈尔是艾因施坦的好友，两人同为以色列世俗文艺界的代表人物。1977年，佐哈尔告别娱乐圈，住进极端正统派社团，成了一名犹太教拉比。

此时，艾因施坦同妻子阿隆娜的婚姻也走到尽头。阿隆娜来自典型的犹太复国主义家庭，父亲是以色列空军最早一批飞行员，光这一点就足以让她成为以色列世俗社会中的贵族。她的祖父母是伊斯雷尔·肖哈特和曼娅·肖哈特。祖母曾参加沙皇俄国的革命运动，在第二次阿利亚中同丈夫来到巴勒斯坦。这种经历也构成标准的犹太复国主义叙事。

同艾因施坦离婚后，阿隆娜也转向宗教，成为极端正统派教徒。后来，阿里克和阿隆娜的两个女儿嫁给了乌里·佐哈尔最大的两个儿子，这四人都是极端正统派教徒。这个故事听起来八卦，但阿里克·艾因施坦作为以色列一代摇滚乐天王，本来非常世俗，他身边这么多家人从世俗精英转变为极端正统派宗教人士，很能反映出以色列社会生活中的变化。

类似于阿里克·艾因施坦这样的家庭还有很多。回归宗教成为许多以色列音乐家的标志特征。艾提（以斯帖）·安克丽1990年发行第一张专辑《我能从你眼中看到它》，一举成名，这张唱片在以色列创造了双白金销量，她被评为当年以色列最佳女歌手。2001年，她开始慢慢遵守犹太教教规。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中，她用音乐演绎了中世纪犹太诗人和哲学家犹大·哈列维拉比的诗歌。

作为第一个“以色列音乐世家”，巴奈（Banai）家族最能体现以色列人向宗教靠近的趋势。该家族第一代艺术家约西·巴奈和加夫里·巴奈都是坚定的世俗主义者，第二代艺术家埃胡德·巴奈和尤瓦尔·巴奈（表兄弟）在各自乐队中将东西方元素融入以色列文化，表明以色列人试图在外来文化中追求精神满足。20世纪90年代，同样是表兄弟的埃胡德和伊维塔则明显将犹太教元素带入音乐。这个家族几代艺术家的精神探索之旅代表了以色列人的心路历程。

网络上和书店里也能发现这种变化。YNet是以色列最主要的新闻网站（由世俗的日报《最新消息》[ Yediot Achronot ]创办），该网站频繁更新的页面经常刊登犹太教方面的文章。2005年，以色列教授马尔卡·沙凯德出版了《我会永远将你吟唱：现代希伯来语诗歌中的圣经》一书。这本以色列现代诗歌选集展现了和圣经的对话，篇幅超过1000页。 ^[5] 内容虽然是以色列人几十年来创作的诗歌，但由于追溯了以色列人与圣经的持续对话，反映出圣经在以色列文化生活中无处不在，故而迎合了有这方面需要的市场，大受欢迎。

米卡·古德曼是以色列备受欢迎的老师和年轻公共知识分子，他最早出版的三本书分别探讨迈蒙尼德的《迷途指津》、犹大·哈列维拉比中世纪经典著作《库萨里》、圣经中的《申命记》。这些主题似乎不会引起大众关注。但没想到，三本书全部进入畅销书排行榜。以色列人购买、阅读和思考这类书，但这些主题其祖父母辈不会在交谈中涉及。

在电影业，主流电影开始用一种仍然批判却不失同情的眼光审视传统犹太世界，长期以来，世俗的以色列对这种世界不是视而不见就是冷嘲热讽。1999年上映的《卡多什》（ Kadosh ，希伯来语中“神圣”之意），关注了世俗世界在看待极端正统派教徒的生活时所抱有的狭隘和不屑，影片对此既有批判，又有几分理解。2012年上映的《填补空白》（ Fill the Void ）聚焦圣经中的利未婚习俗对一个极端正统派家庭的影响。女主角是一位年轻女孩，她姐姐在分娩中死去，于是她不得不嫁给姐夫。 2014年的《离婚证明》（ Get ）探讨了犹太男性在离婚时可以对妻子施加的权力，以色列政府将婚姻交给犹太宗教法庭负责，所以会产生这种权力。这类题材的电影迅速增多，但知名度最高的，可能还是2011年上映的《脚注》，这部电影审视了一对父子之间的复杂关系。两人都是《塔木德》教授，父亲只对乏人问津的《塔木德》文本的高深字句感兴趣，儿子则因为寻找《塔木德》文本的当代意义而吸引了大批学生，这让父亲难以接受，他认为儿子的方法在学术上不够严肃。这两代人之间的冲突既真实反映了以色列学术界的现状，又清楚表明露丝·卡尔德龙这代年轻人之所以向往《塔木德》，并不是要从事科学的学术研究，而是希望借助犹太文本开启寻找生活意义的旅程。

这种变化甚至在以色列最重要的主流知识分子身上也有鲜明体现。2003年，露丝·加维森教授（以色列著名法哲学家，后来被提名为以色列最高法院法官）和雅科夫·米丹拉比（著名的埃齐翁山犹太经学院的领导人之一）发表了《加维森和米丹公约》，这份“协议”由以色列世俗人士和宗教人士共同拟就，内容是如何让以色列既能在公共空间表现出明显的犹太性，又能尊重个人权利。公约涉及以色列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犹太人身份、婚姻、安息日、西墙和国防军等。他们在一些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比如双方一致同意，所有想结婚的人需要在民事部门登记，但任何宗教仪式将是非强制性的；安息日是以色列的公共休息日，但餐厅、娱乐场所与部分杂货店、加油站和药店可以正常营业，此外，安息日还应该有替代性的公共交通。

加维森长期以来是活跃的以色列左翼人士（她曾是以色列民权协会的领导人，还积极组织各种学术活动），是一位不守犹太教规的女性，但连她也认为如果缺少犹太核心内容，这个国家无法长久生存。她的努力体现了以色列出现的两个趋势：一是世俗人士和宗教人士试图消除隔阂、寻求共同点的趋势，二是以色列人试图从犹太传统文化中寻求生活意义的趋势。她认为，如果以色列不是民主国家，就会失去存在的合法性；而如果这个国家不具有明显的犹太性，就将失去存在的理由。她坚持认为，以色列政府在政策上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确保国家的生存，还得确保这个国家能包容犹太认同的有效遗产……唯其如此，以色列人才会对犹太历史和犹太文本感兴趣。只有拥有这样的遗产，生活在以色列的公众才会继续支持这个既有民主性又有犹太性的国家” ^[6] 。

宗教人士和世俗人士为打破隔阂而携手努力的例子还有很多。许多年轻的犹太教徒急切地与年轻的世俗人士接触，而除了接触，世俗人士还想从宗教人士那里学习宗教经典，这是“从塔纳赫到帕尔马赫”的世俗教育未能提供的内容。全国各地开始出现一种为期一年的课程，对象是高中毕业后尚未服役的学生。不少教育机构有意让参军前的世俗人士和宗教人士一起学习。每年有几千人报名参加这些课程，远远超过教育机构的接收能力。

当然，以色列社会仍然复杂而异质。大约100万前苏联的犹太人在移民以色列时深深怀疑宗教，至今仍是如此。他们的孩子有不少人根据犹太律法不能算是犹太人（因为母亲不是犹太人），但这些人在服役时利用军队提供的机会皈依了犹太教。

俄罗斯犹太人和东方犹太人同样在政治上倾向于右翼立场，但俄罗斯犹太人不像东方犹太人那样本能地坚持宗教传统。特拉维夫仍然是高度世俗的城市，和以色列大部分地方截然不同，以至于它有时被称为“特拉维夫国”。在这片土地上存在着多个以色列，宗教在每一个以色列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即便存在地区差异，人们还是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感受到一些变化：以色列社会越来越接受被犹太复国主义先驱抛弃的犹太传统；与前几代人不同，新一代以色列人开始注重自己的精神需求。

建国后不到五十年，建国元勋们摈弃的宗教传统正在重新返回以色列生活的核心。以色列——尤其是建国之初形成的意识形态——正在发生巨变。这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第一个变化是东方犹太人在社会、文化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东方犹太人对待犹太教的方式向来不像阿什肯纳兹犹太人那样观念僵硬，现在世俗犹太人开始受东方犹太人世界观的影响。东方犹太人比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更“佩服”拉比，但不会像阿什肯纳兹犹太人那样“顺从”拉比。以色列一位著名哲学家指出，对东方犹太人而言，犹太人和犹太传统的关系与其说体现为“顺服”（obedience，这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传统所强调的核心），不如说更多地体现为“忠诚”（loyalty）。 ^[7] 东方犹太人认为，即使不严格遵守全套犹太教律法，也可以成为非常虔诚的犹太教徒。这种对待宗教的方式，就有可能让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亲近犹太传统，对犹太传统心生尊敬和忠诚，而不是害怕成为“宗教人士”，许多从小在世俗世界成长起来的以色列人仍然很反感“宗教人士”这个标签。

在很大程度上，以色列人已经厌倦了历史的重负，不愿将自己的生活放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审视。早在1943年，哈伊姆·哈扎兹就在短篇小说《演说》中表达了他对犹太历史的否定。几十年后，这种观点在以色列变得越来越普遍。但另一方面，以色列人从来没有忘却历史，也没有抛弃自己的民族记忆。考古学深受全国人民喜爱，包括伊加尔·雅丁在内的考古学家成为人们心中的英雄。看看以色列街道的名称，就能发现民族记忆对以色列人而言有多么神圣。在以色列，找不到百老汇大街或九十六号大街，所有街道的名字都和这些有关：圣经、《塔木德》中的人名，犹太历史上的名人，圣经时代的地名或花名（这种花一定只存在于以色列地），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名字，犹太历史和以色列历史上的重要日子等。

但是，经过两三代人之后，现在的以色列人不再像前辈那样希望在历史大潮中扮演重要角色，这种激情在他们身上逐渐淡去。取代拿单·奥尔特曼（他于1970年去世；1934年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去世后，拿单·奥尔特曼成为他的接班人）成为以色列头号诗人的耶胡达·阿米亥，经常说自己希望摆脱历史和民族叙事的负担。在他最著名的诗歌《游客》中，主人公拿着两个沉重的篮子，碰到一群跟着导游的游客。导游指着他对游客说：“在那人脑袋的右边，有座罗马时期的拱门。看，就在他脑袋的右边。”

但这个人，这个活生生的人难道就没有古老的石头重要？主人公（也就是阿米亥）说道：“若要实现救赎，导游应该对他们说：‘你们看到那个罗马时期的拱门了吗？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拱门附近，左下方一点，坐着个男人，他刚为家人买了水果和蔬菜。’” ^[8]

以色列人在寻找新的救赎方式，这种救赎并不来自战场上的勇气，也不来自强烈的意识形态热情，而是来自简单的、人性的生活。很多以色列人正在从几千年来塑造犹太民族的宗教经典和文化传统中寻找救赎。

以色列人重新开始探索生活意义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们已经意识到短期内根本看不到和平的希望。赎罪日战争后，以色列人从“构想”心态中走了出来。以色列著名歌手叶霍拉姆·加翁（Yehoram Gaon）在一首歌的副歌部分唱道：“我向你保证，我的小姑娘，这将是最后一场战争。”然而，2000年底，随着第二次因提法达的爆发，没有以色列人再相信存在“最后一场战争”。这场冲突就算不会永存，也会持续很长时间。赫茨尔在《新故土》中描绘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犹太国友好相处的美好画面，觉得繁荣的犹太国受所有人欢迎，现在看来这实在太幼稚了。当以色列人在追求长久和平的事业上不再有任何激情，他们自然会把注意力投向别处。

虽然有些以色列人越来越对自身的宗教根源感兴趣，但就在这时，以色列社会中许多人也开始担心犹太国的其他宗教现象。拉比总署成立和发展于奥斯曼帝国与英国委任统治时期，如今人们对这一机构越来越不满。随着哈瑞迪人日益迈向以色列政治的核心，他们能够确保在拉比总署担任大拉比的人要么来自极端正统教派，要么立场与极端正统教派非常接近。进入21世纪后，有的大拉比因滥用资金而遭起诉，有的大拉比甚至不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事业。他们反对现代性，拒绝接受改变，排斥和嘲讽一切非正统形式的犹太教。由于大多数生活在海外的犹太人不是正统派教徒，这些以色列大拉比还疏远了大量流散地犹太人。2016年，一位正统派的拉比撰文指出，拉比总署的处境堪忧，文章引用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71%的以色列人对拉比总署不满，65%的人主张干脆废除这一机构。 ^[9]

哈瑞迪世界虽然内部存在差异，但总体而言，他们让犹太人生存下去的策略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各个派别存在根本矛盾。如果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以消除流散犹太人的无所作为、让犹太人自己掌握历史为己任，哈瑞迪世界则认为犹太生活只有在流散地才能达到最纯粹的状态。犹太复国主义者试图创造新犹太人，哈瑞迪人则欣赏“老”犹太人，视之为最“正宗”的犹太人，他们希望恢复宗教生活的中心地位，哪怕这意味着逼迫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以色列人就范。犹太复国主义认为犹太人强大起来就可以平等地与非犹太世界交往，哈瑞迪世界则对外邦人世界充满怀疑和恐惧，只愿独善其身，同那个外在世界接触得越少越好。

1963年，本－古里安已经意识到免除哈瑞迪学生服兵役是个错误的决定。他在给当时总理艾希科尔的信中写道：“我免除了犹太宗教学生的兵役。当时他们人少，但现在人数越来越多。如果这些人不受控制，将影响到国家的权威。” ^[10]

本－古里安并没有完全认识到他犯下的这个错误有多么严重，受到威胁的绝不仅是国家的权威。2014年，哈瑞迪人占到以色列人口总数的15%，这一比例还在上升。平均每个哈瑞迪女性会生6.2个孩子，而其他犹太人只生2.4个孩子。 大多数哈瑞迪男孩在14岁时就不再接受世俗教育，他们难以适应就业市场，对政府的依赖性越来越强。2010年，时任以色列央行行长、广受爱戴的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提出警告，如果不做出重大的政策改变，以色列的哈瑞迪人口将让这个国家的经济繁荣“无法持续” ^[11] 。

有意思的是，虽然以色列人深切担心哈瑞迪人对民主制度（许多哈瑞迪人偏爱神权统治或者非犹太人统治）、世俗民权和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但他们也被哈瑞迪虔诚的宗教生活所吸引。这一点也在流行文化中得以体现。一部关于哈瑞迪人的电视剧风靡全国，每播出一集都会在社交网络上引发热议。这部电视剧名为《谢迪塞尔》（ Shtisel ），讲述了同名的哈瑞迪家庭的故事。几十年来，世俗犹太人对哈瑞迪人的生活没有兴趣，甚至感到厌恶。《谢迪塞尔》用关爱和理解的视角描绘了哈瑞迪人的生活方式，以色列普通大众虽然对此还是抗拒，但觉得它也有迷人之处。一位编剧指出：“这是第一部展现哈瑞迪人如何爱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子孙的电视作品。” ^[12] 许多特拉维夫人在看过这部电视剧后，开始在日常生活中炫耀从中学到的几句意第绪语。

哈瑞迪人和其他以色列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仍未结束，但妨碍他们沟通的壁垒正在破裂。以色列人在许多不久之前还不可想象的地方寻求生活的意义。

不管哈瑞迪人可能会给以色列民主制度和经济持续发展带来什么挑战，犹太国还有更为极端的宗教组织。《奥斯陆协议》签订后几十年，一群民族主义极端分子来到约旦河西岸（即以色列人常说的“犹地亚和撒玛利亚”，这是圣经时期的称呼）建立定居点。这些所谓的“山顶青年”受到信仰者集团世界观的影响，但他们认为即使是信仰者集团中的核心人员也非常无所作为，对国家和政府太过敬重。他们的目的不仅是要确保犹太人对“整个以色列地”的主权，还希望建立一个以犹太律法为法律的君主国。在他们看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太年轻，根本不能成为犹太民族宏伟叙事的一部分。该组织一位成员对采访者说：“我不认为自己所从事的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他要寻找“更接近民族根源的东西” ^[13] 。哪怕是泽夫·雅博廷斯基等人强硬的论调也不能让这些年轻人满意。他们在寻找更激烈的理论武装自己。这就是耶沙亚胡·雷博维茨所预言的如果以色列不撤出约旦河西岸将会发生的可怕事情。

他们在伊扎克·金斯博格拉比那里找到了他们所需要的理论。伊扎克·金斯博格拉比在《蒙福的男人》（ Barukh Ha-Gever ）一书中为巴鲁克·戈登斯坦的行为辩解：1994年，正是戈登斯坦的袭击导致希伯伦29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25人受伤。这本书的书名是个双关语，既可以理解为“蒙福的男人”也可以理解为“巴鲁克是个男人”，这也成为后犹太复国主义时代倾向于使用暴力的“山顶青年”的口号。

金斯博格的两位崇拜者在2009年合著了《国王的律法》（ Torat Ha-Melekh ）一书，书中最臭名昭著（和最恶心）的观点是杀害巴勒斯坦儿童是合法的，“因为他们长大后会伤害我们” ^[14] 。该书还认为圣经中“不可杀人”的诫命说的是不可杀犹太人。这本书的语调和内容让一些犹太团体感到震惊，他们向以色列最高法院递交了诉状，要求禁止发行此书，并指控两名作者犯有煽动罪。 ^[15] 但以色列一直保护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最高法院认为这本书虽然具有煽动性，但并没有明确召唤人们采取某种行动，因此无法禁。后来几届政府就像无法控制哈瑞迪人权力变大一样，也无法遏制这种影响虽小但极丑陋的现象。没有一个杰出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曾预料到，重新赋予犹太人力量的复国主义思想会孕育出如此丑恶、危险和具有种族偏见的蘖枝。这股力量不管有多弱小，以色列都得直面。

尽管这些发展令人担忧，但总体而言，犹太教在犹太国的发展是正派的、生机勃勃的、呈现复兴之势的。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过去120年、以色列建国将近70年后，阿哈德·哈姆的梦想基本实现。以色列在犹太文化上再次展现出强大的活力、创造力和探索力。1897年，阿哈德·哈姆做梦也想不到将来会出现一个人口800万、其中四分之三为犹太人的国家。在犹太复国主义早期，谁也想不到将有一个独立主权的世俗国家，其中开设了数千所库克拉比所梦想的犹太经学院；在这个国家的书店里摆满了书，而那些书大多用埃利泽·本－耶胡达复活的希伯来语写成。

赫茨尔的理想是让犹太人建国，阿哈德·哈姆的愿景是让以色列成为伟大的精神中心。两人都没有想到，他们的理想竟然交融在了一起。如果以色列不是一个民族－国家（nation-state），它无法成为它正在成为的犹太精神中心。没有赫茨尔的成功，阿哈德·哈姆的梦想也无法实现。

而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人意识到，只有当生活在以色列的新犹太人扎根于民族传统，赫茨尔建立的主权国家才有意义。没有阿哈德·哈姆，赫茨尔的以色列只是一个政治实体而已，这对以色列人而言是远远不够的。

西奥多·赫茨尔和阿哈德·哈姆，这两人性格截然不同，对犹太人的未来也抱有完全对立的愿景。但《贝尔福宣言》过去一个世纪后，以色列人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国家之所以与众不同，就在于他们不再相信他们必须在这两种愿景中选择一种。只有让两种愿景结合起来同时实现，才能最终创造出精神丰富、情感细腻的新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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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srael Election Updates Yesh Atid to Announce Openly Gay Candidate，” Ha'aretz （January 26， 2015）， http://www.haaretz.com/israel-news/elections/1.639040[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2] This translation of Calderon's speech is taken from Ruth Calderon， “The Heritage of All Israel，” Jewish Week （February 14， 2013）， http://www.thejewishweek.com/editorial-opinion/opinion/heritage-all-israel#tz8I4YxxRBluZ53i.99[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3] The phrase is Paul Cowan's. Paul Cowan， An Orphan in History : One Man's Triumphant Search for His Jewish Roots （Woodstock， VT: Jewish Lights Publishing， 2002） .

[4] Yair Lapid， trans. Evan Fallenberg， Memories After My Death : The Joseph （ Tommy ） Lapid Story （London: Elliott & Thompson Limited， 2011）， p.23.

[5] Malka Shaked， I'll Play You Forever : The Bible in Modern Hebrew Poetry （Tel Aviv: Yediot Achronot， 2005） .

[6] Ruth Gavison， “No 'Israeliness' Instead of 'Jewishness，'” Liberal Magazine ， Vol.15 （January2015）， http://theliberal.co.il/ruth-gavison-israeliness-instead-jewishness/[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7] Meir Buzaglo， Safa La-Ne'emanim [Hebrew]. A Language for the Faithful : Reflection on Tradition （Tel Aviv and Jerusalem: Keter Publishing and Mandel Foundation， 2009） .

[8] Robert Alter， ed.， The Poetry of Yehuda Amichai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5）， p.299.

[9] Elli Fischer， “Why I Defy the Israeli Chief Rabbinate，” Jewish Review of Books （Winter 2016）， https://jewishreviewofbooks.com/articles/1917/why-i-defy-the-israeli-chief-rabbinate/.

[10] Akiva Eldar， “Border Control Getting in a State Over the UN Vote，” Ha'aretz （September13， 2011）， http://www.haaretz.com/print-edition/features/border-control-getting-in-a-state-over-the-un-vote-1.384135[Last viewed March 23， 2016].

[11] Gwen Ackerman and Alisa Odenheimer， “Israel Prosperity Seen Unsustainable as Haredim Refuse to Work，” Bloomberg Business （August 2， 2010）， http://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0-08-01/israel-prosperity-seen-unsustainable-as-haredim-refusal-to-work-takes-toll[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12] Jessica Steinberg， “TVshow 'Shtisel' Subtly Changes Ultra-Orthodox Perceptions，” Times of Israel （January 13， 2016）， http://www.timesofisrael.com/tv-show-shtisel-subtly-changes-ultra-orthodox-perceptions/[Last viewed March 23， 2016].

[13] Noah Feldman， “Violence in the Name of the Messiah，” Bloomberg View （November 1， 2015）， http://www.bloombergview.com/articles/2015-11-01/violence-in-the-name-of-the-messiah[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14] The Forward and Daniel Estrin， “The King's Torah: A Rabbinic Text or a Call to Terror?” Ha'aretz （January 22， 2010）， http://www.haaretz.com/jewish/2.209/the-king-s-torah-a-rabbinic-text-or-a-call-to-terror-1.261930[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15] Jeremy Sharon， “'Torat Hamelech' Authors Will Not Be Indicted，” Jerusalem Post （May 28， 2012）， http://www.jpost.com/National-News/A-G-Torat-Hamelech-authors-will-not-be-indicted[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UsOm3XJPw871uBkupVJwL3+wFPRF5sdl/11aYa1BPYmUdvaFz3AuzUpGh1quD5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