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我是个失败者，这都是拜你所赐。
——比尔·克林顿致亚西尔·阿拉法特
拉宾下葬前，100万人走过棺材，向遗体告别。80个国家派代表参加了葬礼，约旦国王侯赛因在对这些政要发表演讲时说：“我从没想过这一刻，没想到我会失去一位如此重要的兄弟、同事和朋友。”他说拉宾是“一位真正的男子汉和军人”。“虽然他来自敌对方，但我们相互尊重。我结识他，因为我和他都意识到，我们应该跨越分歧的鸿沟，开展真诚的对话，增进相互间认识，为我们各自的后代留下一笔他们应得的遗产。”
侯赛因国王离开演讲台时，人们看到他在颤抖。多年前，他的祖父因为追求和平而被谋杀，拉宾的去世是历史的重演，勾起了他痛苦的回忆。人们不禁要问，总有人不惜一切代价阻碍和平的实现，中东是否会在暗无天日的战乱中一直沉沦下去？
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来到以色列参加葬礼。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也怀着悲痛的心情来到现场，他甚至下令让整个美国降半旗哀悼拉宾。
发表完悼词后，克林顿朝着拉宾遗体的方向，边向这位倒下的战士和追求和平者鞠躬致敬，边轻声用希伯来语和英语说：“再见了，朋友。”这一幕永远铭刻在以色列人的记忆中。
西蒙·佩雷斯长期以来是拉宾工党领导人位置的激烈竞争者。拉宾死后，佩雷斯成为代总理。第二天，他拒绝坐在拉宾位于总理办公室的座位上。他深知，以色列社会出现巨大裂痕，谁也无法真正取代拉宾的位置。但年轻时就在本－古里安等开国元勋身边工作的佩雷斯也明白，此时此刻，需要有人站出来领导国家，让以色列社会走出阴霾。然而，以色列社会真的可以走出这片阴霾吗？谁心里都没底。
西蒙·佩雷斯什么都见过。1923年出生于波兰的维什涅瓦（Wiszniew，现在属于白俄罗斯），他早年的名字是西蒙·佩尔斯基（Szymon Perski）。1934年，他随家人移民巴勒斯坦，1947年加入哈加纳，负责人事管理和武器采购，这项工作他一直做到独立战争早期。建国后，除了担任议员，佩雷斯先后在多个重要岗位工作，包括外交部部长、国防部部长和财政部部长。1984—1986年，他担任过总理。拉宾去世后，身为代总理的佩雷斯决心完成拉宾的和平事业，继续推进《奥斯陆协议》的落实。1995年11月和12月，以色列国防军从希伯伦以外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各大城市撤出，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选举创造条件。在这次选举中，阿拉法特当选为主席，他领导的法塔赫赢得巴勒斯坦委员会多数席位。巴勒斯坦人似乎朝建国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但在此期间，巴勒斯坦人的袭击活动仍在继续，袭击的次数和造成的伤亡甚至比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1] 《奥斯陆协议》失败的事实已经越来越难以掩盖。佩雷斯说：“我们没有得到感谢，我们得到的是炸弹。” [2] 佩雷斯宣布以色列提前6个月举行大选，右翼人士刺杀拉宾让以色列人厌恶，佩雷斯认为自己可以毫无悬念地当选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确，民意调查也显示，他的支持率远远高于利库德党的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巴勒斯坦激进分子改变了选举的结果。短短9天内，在特拉维夫和亚实基伦（Ashkelon）这两座以色列中心城市的两起暴力袭击中，将近60名以色列人丧命。取代拉宾担任总理仅7个月后，佩雷斯就被愤怒而惊恐的以色列人用选票赶下台。
安全始终是以色列选民最关心的问题。每当暴力袭击加剧，他们就会将选票投给右翼政党；1996年的选举也不例外，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取代佩雷斯成为以色列总理。上台后，内塔尼亚胡履行了以色列政府之前的承诺（根据1995年的巴以和平协定，也称为《奥斯陆第二阶段协议》），重新部署在希伯伦的军队，希伯伦已是以色列控制的约旦河西岸最后一座城市。在美国施压下，1998年内塔尼亚胡又签订了《怀伊河备忘录》（Wye River Memorandum），旨在恢复实施已陷入僵局的《奥斯陆第二阶段协议》。
但从一开始，内塔尼亚胡就认为《奥斯陆协议》是以色列做出的一个错误决定。在三年执政期间，他殚精竭虑，避免《奥斯陆协议》可能给以色列带来的危险。但在下一轮选举中，以色列人想要一个中间人物，于是又向左摇摆，选出埃胡德·巴拉克担任以色列总理。
巴拉克是战功卓越的军人，他在竞选时提出了三点承诺。首先，他承诺将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南部，政府先前一直不知如何从这场战争中脱身；其次，他承诺让以色列和叙利亚实现和平；最后，虽然人们越来越怀疑《奥斯陆协议》，但巴拉克仍然承诺同巴勒斯坦人实现和平。
有些以色列领导人认为，最明智的办法是将巴拉克前两个承诺结合起来：如果可以同叙利亚签订和平协议，那么以色列就可以通过与叙利亚协调而撤出黎巴嫩。但实际上，叙利亚乐意看到以色列武装继续留在黎巴嫩，这样他们能通过真主党这个代理人来打击以色列军队。
[3]
叙利亚外交部部长甚至声称，如果以色列不经叙利亚同意就撤军，将被叙利亚视为“战争行为”。以色列一位著名记者就此评论道：“这种心理扭曲即使按照当地标准也是令人难忘的。”
这样，巴拉克要想将以色列带出黎巴嫩，除了单方面撤军，别无选择。2000年5月24日，他这样做了。当时服役于黎巴嫩的国防军战士大多出生于1982年前后，以色列就在这一年最早入侵黎巴嫩。
这并非以色列最后一次面对阿拉伯暴力活动选择单方面撤离。后来的事实证明，每当以色列做出这样的选择，都会被阿拉伯极端分子利用。截至2000年，真主党用行动证明，他们能对全世界最专业的一支军队实施致命的暴力行为：1985年（黎巴嫩战争主要作战阶段结束后）到1997年之间，200多名以色列战士阵亡，750多人受伤。以军撤出后，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地位得以巩固。在以军越过边境回到以色列的前夜，真主党副总书记将当晚形容为“巴勒斯坦人胜利的曙光”，“他们也可以通过抵抗和殉难来获得解放”，他承诺“在黎巴嫩取得的胜利可以复制到巴勒斯坦”。
从黎巴嫩撤军的诺言实现后，巴拉克将注意力转向巴勒斯坦问题。5月撤军结束不久，2000年夏天，埃胡德·巴拉克、亚西尔·阿拉法特和比尔·克林顿在戴维营开始谈判。22年前正是在这里，贝京与萨达特在卡特的协调下达成埃以和平协议。
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多年来最棘手的问题（巴勒斯坦难民回归、耶路撒冷归属和巴勒斯坦国边界划分）都被拿到谈判桌上。巴拉克决心同巴勒斯坦人达成一份全面协议。为了实现巴勒斯坦建国，巴拉克向阿拉法特提供约旦河西岸92%的土地和耶路撒冷部分地区。但让以色列谈判团队惊讶的是，阿拉法特及其团队竟然拒绝考虑这一方案。起初，《奥斯陆协议》的签订引发巴勒斯坦暴力袭击的升级；现在，以色列提出了一个他们认为阿拉法特会觉得慷慨的解决方案，就算阿拉法特仍不满意，这个方案也可以作为继续谈判的基础，但阿拉法特断然拒绝了。巴勒斯坦的毫不妥协让克林顿也困惑不解。
戴维营和谈宣告失败，参会者不欢而散。回到以色列的巴拉克政治处境非常不利，右翼人士因为他在戴维营的让步过大而愤怒，左翼人士则对他的空手而归失望。回到巴勒斯坦的阿拉法特却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巴勒斯坦人认为他经受住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威逼利诱，向世界表明如果不能满足巴勒斯坦人对耶路撒冷、边界和难民回归方面的全部要求，他们不会做出任何妥协。阿拉法特希望他的人民看到他的意志是坚定的，他一直忠于人民的理想。
美国外交家和作家丹尼斯·罗斯参与了几十年来的中东和谈，曾担任比尔·克林顿的中东特使。他后来写道：“巴拉克和克林顿都准备为达成协议而做需要做的事，两人迎接了挑战，谁都没有回避复杂而危险的历史和宗教问题。能这样说阿拉法特吗？很遗憾，不能。” [4]
以色列的分析人士和历史学家，甚至包括那些长期和左翼政治势力关系密切的历史学家，都清楚阿拉法特的用意。
只要谈判继续拖延下去，国际社会便认为这位曾经的战士在追求和平。一旦签订和平协议，国际社会就会期待他治理这个新成立的国家，他不得不对这个国家负责。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发现阿拉法特根本不愿意迈出这一步。
地区局势日趋紧张。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刚过去六个月，戴维营和谈刚结束两个多月，反对党领导人阿里埃勒·沙龙决定去圣殿山看看。作为一名以色列公民，他完全有权参观圣殿山，但有些人认为这是挑衅之举。其他人宣称沙龙此举是为了告诉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将继续保持对东耶路撒冷和老城的主权。也许还有人在想，沙龙知道阿拉法特必然会做出激烈的反应，他要在政府做出进一步妥协前，让以色列人看穿阿拉法特的行为方式。
不管到底出于什么动机，沙龙“事先显然得知，以色列情报机构告诉以色列公共安全部部长什洛莫·本－阿米，沙龙访问圣殿山不会引起联合暴力。约旦河西岸安全预防部门负责人巴勒斯坦人贾布里勒·拉米（Jibril Rajoub）的话也间接确认了情报机构的判断。拉米告诉本－阿米，沙龙可以访问圣地，但基于安全考虑不要进入清真寺” [5] 。
沙龙没有进入清真寺，2000年9月28日，在数百名以色列警察的保护下，他登上了圣殿山。第二天，两万名巴勒斯坦人来到圣殿山示威，以色列军队在与巴勒斯坦人对峙中使用了小型轻武器，让暴乱进一步升级。在当天的冲突中，7名巴勒斯坦暴徒被击毙，300名巴勒斯坦人和70名以色列警察受伤。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领导人在电视讲话中发表了强烈的反以言论，在广播讲话中号召人们发动“吉哈德”（这个穆斯林宗教用语专指针对非穆斯林的宗教战争）。
几天内，在阿拉法特及其安全部队的纵容和煽动下，冲突迅速蔓延到全国。以色列安全部门认为阿拉法特为发动起义蓄谋已久，沙龙登上圣殿山只不过为他提供了借口。
这场冲突持续了四年之久，后来称为“第二次因提法达”。冲突之初发生的一些事件颇有象征意义。9月30日，一支法国电视拍摄团队在加沙拍下了令人恐惧的一幕：12岁的穆罕默德·杜拉（Mohammad al-Dura）虽然有父亲的奋力保护，还是被残忍杀害。以色列坚持认为国防军没有杀害这名男孩（后来证明这的确不是国防军所为），但这一事件让巴勒斯坦民众无比愤怒。此事发生后不到两周，有两名以色列预备役战士驾车前往驻地报到，但在路口拐错弯，误入了巴勒斯坦城市拉马拉。他们很快被当地民众包围，然后被残忍杀害。一名激进分子站在窗前，向欢呼的巴勒斯坦群众举起沾满鲜血的双手，这张照片在全世界广为流传。看到此景，以色列人再次感到巴勒斯坦人的目的不是建国，而是杀害犹太人。
这次因提法达远远不像第一次因提法达那样属于大规模群众起义，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安全部队使用了武器和自杀性爆炸手段，因而比第一次因提法达更具杀伤力。 [6] 冲突还蔓延到以色列阿拉伯人那里，特别是在阿拉伯人密集的加利利地区。有的以色列阿拉伯人攻击了犹太人的财产、汽车、定居点和各种机构。以色列的犹太人也展开了反击，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混居的城市，许多清真寺、阿拉伯人商店和居民区遭到袭击。 [7] 2000年10月，在一次示威活动中，以色列警察和阿拉伯暴徒发生冲突，现场一度失控，阿拉伯人开始投掷石块和火焰炸弹，用弹弓射击钢珠，有的人还用真枪射击。以色列警察也使用了实弹，10月的短短几天内，13名以色列阿拉伯人被以色列安全部队击毙。 [8] 这一冲突后来称为“2000年十月事件”。负责调查此事的奥尔（Or）调查委员会发现，以色列警察对暴力冲突准备不足，有时反应过激。
2000年十月事件和1956年卡西姆村事件不同。在十月事件中，阿拉伯人使用了武力。但在以色列阿拉伯人看来，这两个事件有联系。和1956年卡西姆村事件和1976年土地日事件一样，十月事件再次证明他们永远是二等公民，不如犹太人受重视。哈瑞迪人在抗议政府时也会在马路上点燃轮胎并使用轻微的暴力，但以色列安全部队从来不会朝他们开枪。
沙龙去圣殿山和2000年十月事件中阿拉伯人的死亡进一步加剧了暴力活动。到处有人投掷燃烧弹，焚烧公交车。阿拉伯纵火者还在森林里放火，这是极具象征意义的攻击方式。犹太移民潮兴起以来，植树造林一直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重要工程。在过去一个世纪，犹太国民基金在这里种植了2.5亿棵树。
树木不但能够改良土壤，还象征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将以色列地变为沃土的决心。但纵火者恰恰要毁掉这种进步。
随着暴力的延续，克林顿总统为了挽救和平进程，做出了最后努力。2000年12月底，他提出了名为“克林顿参数”的方案。根据他的建议，新成立的巴勒斯坦国将包括约旦河西岸94%—96%的土地（虽然方案中没有提到加沙，但克林顿在2001年1月指出巴勒斯坦国的领土包括加沙地带）。分布在犹太人口占优势地区的定居点可以并入以色列，这样，以色列就能并入大约80%的定居者。克林顿建议根据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比例将东耶路撒冷划分为巴勒斯坦区和犹太区。为了减少以色列在安全上的顾虑，克林顿提议在约旦河谷地临时驻扎国际部队和以色列部队，并在此建立长期存在的“预警站”。巴勒斯坦难民只能返回巴勒斯坦，不能进入以色列本土。
严格来说，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同意了克林顿的方案。但克林顿后来在自传《我的生活》中写道：“阿拉法特说他有保留地接受这个方案。但与以色列不同，阿拉法特的保留意见不在方案之内，至少在难民和西墙的问题上是如此。但他答应过在我离任前实现和平，所以我认为他接受方案时的态度是认真的。” [9]
就在克林顿即将离任前，阿拉法特打来电话表示感谢，他说克林顿是位伟人。克林顿总统回答说：“主席先生，我不是伟人。我是个失败者，这都是拜你所赐。”
在总统任上的最后一天，克林顿还提醒乔治·布什和科林·鲍威尔，不要相信阿拉法特将对他们说的任何一个字。他告诉他们，相信阿拉法特是“他担任总统期间犯下的最大错误”
[10]
。克林顿让阿拉法特和拉宾实现了那次著名的握手，但离开白宫时，他没能解决巴以冲突。
和平进程危在旦夕，针对以色列人的袭击没有减弱，以色列的气氛令人绝望。以色列人已经无法继续忍受埃胡德·巴拉克总理。戴维营和谈失败后，阿拉法特毫不妥协，但巴拉克继续让步。失去议会的支持后，巴拉克不得不宣布在2001年2月提前举行大选。2000年十月事件让以色列阿拉伯人抵制选举，这进一步削弱了左翼政党的力量。果然，巴拉克输掉选举，取代他的是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领导人阿里埃勒·沙龙。不同于巴拉克，沙龙认为和巴勒斯坦人没完没了的谈判是毫无意义的政治作秀，他对此毫无兴趣。他认为阿拉法特根本不想达成协议，以色列必须明白这一点。
和平进程彻底失败。意识到这点，让许多以色列人非常痛苦，就像1973年赎罪日战争后他们从“构想”心态中醒来那样痛苦。以色列《独立宣言》中宣称以色列“向所有邻邦及其人民伸出手，致力于和平与睦邻友好”，许多以色列人从小就相信战争双方有一天会放下武器，让中东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正是怀着这种想法，以色列先后同埃及和约旦实现了和平。但巴勒斯坦人似乎一心只想看到以色列从世界版图上消失。长期以来认为让步是实现和平唯一途径的左翼政治势力已经疲惫不堪，他们伤心地发现，自己的想法过于天真，被对手玩弄于股掌之上。他们想起扫罗王的首领押尼珥（Abner）提出的那个问题：“刀剑岂可永远杀人？”
在深切的失望和担忧中，他们发现对此没法给出否定回答。
2001年，100多名以色列人死于自杀性炸弹袭击，几十人死于其他袭击方式。巴勒斯坦人越来越无所顾忌。为了造成更大伤亡，他们开始攻击人口更密集的地点。2001年夏天，一名自杀性爆炸袭击者在特拉维夫海滩的舞厅将自己引爆，21名以色列人丧生，其中大部分是来自俄国移民家庭的10多岁的女孩。100多人在这次袭击中受伤。两个月后，耶路撒冷市中心最繁华地带一家比萨饼店遭到自杀性爆炸袭击，造成130人受伤，15人死亡，其中半数死者为儿童。
大多数暴力袭击者来自约旦河西岸。更让以色列人难以接受的是，巴勒斯坦警察和法塔赫的坦齐姆（ tanzim ）部队参与了多起枪击事件；法塔赫人员还实施了自杀性爆炸袭击，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些事件加重了以色列民众对阿拉法特、法塔赫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敌意，很多人开始认为，以色列在巴勒斯坦根本没有实现和平的伙伴。
2002年逾越节前夜，大约250名宾客聚集在海滨城市内塔尼亚的公园酒店，共同享用传统的逾越节晚餐。一名化装成妇女模样的巴勒斯坦激进分子混过酒店安保人员的检查，随后引爆了一个大当量炸弹，巨大的爆炸造成28人死亡，约140人受伤，包括20人重伤，其中两人因为伤势过重死亡。有几对夫妇在爆炸中死去，有一人已经90岁高龄。一对父女也在爆炸中一起遇难。
这场袭击让沙龙下定决心进行反击。不久，以色列发动了“防御之盾行动”，这是六日战争以来在约旦河西岸发动的规模最大的军事行动，旨在摧毁位于巴勒斯坦主要城市的激进组织基地。实际上，在这次行动后，以色列重新控制了1995年根据《奥斯陆协议》交还给巴勒斯坦人的城市。
以色列并未就此止步。为了制止暴力袭击进一步伤害以色列公民，2002年9月，政府决定修建隔离墙，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土隔离开。隔离墙耗时5年建成，长达480英里（虽然一直没有完全竣工）。北部隔离墙修建完成后，从约旦河西岸那块地区潜入以色列被彻底阻止。隔离墙的效果毋庸置疑，但给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以色列为此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但以色列领导人不为所动，继续推进隔离墙的建设。截至2004年12月，自杀性爆炸事件已下降了84%。
2000年9月至2004年9月，巴以冲突导致以色列1000多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人的死亡人数达到2700人。同样蒙受损失的还有以色列和平阵营。几十年来，以色列左翼人士提倡“土地换和平”原则，他们坚信，只要以色列交还1967年占领的大部分土地，巴勒斯坦人就会和以色列人实现和平。但巴拉克向阿拉法特让步带来的结果却是另一次因提法达，这证明左翼人士的想法天真而危险。很多以色列人认为，就算阿拉法特对巴拉克的方案不满意，也可以在这个方案的基础上继续谈判下去，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发起新一轮暴力活动，这证明他是一个坚定的激进分子，永远不会转变为一名政治家。在这一过程中，以色列左翼阵营成为最大的牺牲品。
本尼·莫里斯多年来是政治左翼的代表人物，他精准总结了以色列人的处境和立场。他称阿拉法特是个“积习难改的骗子”，还得出这个悲观结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可能永远无法和平共处。以色列公众都对本尼·莫里斯观点的转变困惑不解，他解释说：
我没有做大脑移植手术，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谣言，至少我现在不打算做这个手术。然而，我对当下的中东危机及其主要参与者的看法，在过去两年发生了剧变。我的感觉有点像那些在匈牙利的西方游客，俄国坦克在1956年粗暴地开入布达佩斯，他们在那一刻忽然惊醒了。 [11]
许多人和莫里斯一样悲观，包括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布什后来说：“阿拉法特欺骗了我。我不会再相信他。实际上，我没打算再和他说话。2002年春天我已经得出结论：只要阿拉法特还执政，就不可能实现和平。” [12]
在1923年出版的《铁墙》中，泽夫·雅博廷斯基提出，除非阿拉伯人明白以色列人绝不会妥协，否则他们永远不会停止冲突。历史以悲惨的方式证明了雅博廷斯基观点的正确性。约西·克莱因·哈勒维后来认为，2000—2004年，以色列人大多转变为政治中立派，他们一方面同意左翼的观点，认为巴勒斯坦建国对以色列至关重要，只有这样以色列才可以不用再管理几百万巴勒斯坦人。但同时他们也同意右翼的观点，认为巴勒斯坦建国会让以色列的处境变得更加危险。
以色列人已不知如何是好。
2004年11月11日，75岁的亚西尔·阿拉法特生病没多久就去世了。接替他的是马哈茂德·阿巴斯（又称为阿布·马赞）。2003年3月，阿拉法特任命阿巴斯为总理（巴勒斯坦以前没有总理这一职位）。但由于阿拉法特不让他参与任何实质性事务，他无奈之下选择辞职。但现在他取代了阿拉法特的位置。
阿巴斯1935年出生于采法特，1948年战争时逃离家乡，先后在开罗和莫斯科接受教育。他在莫斯科写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另一边：纳粹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秘密关系》，文中提出，犹太复国主义者严重夸大了死于纳粹分子之手的犹太人数量，600万犹太人被杀是个“异想天开的谎言” [13] 。阿巴斯是1959年法塔赫的创始成员，还是1993年《奥斯陆协议》的巴勒斯坦谈判团队成员。 [14]
以色列右翼人士不断拿阿巴斯当年的博士论文说事，但其他以色列人认为阿巴斯的当选带来了新希望。这位主张谈判、反对暴力的巴勒斯坦领导人能否开启中东新的篇章？
和巴勒斯坦一样，以色列国内也出现新变化。2003年在赫兹利亚（Herzliya）的一次会议上，以色列总理阿里埃勒·沙龙宣布，他决定从加沙单方面撤出国防军，并清除这一区域所有犹太定居点。2004年4月14日，沙龙给乔治·布什总统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的结论是，当前的巴勒斯坦根本不存在能同我们进行和平谈判、寻求和解方案的对象。这种僵局不利于实现美国和以色列共同的目标，为了减少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我决定启动逐步撤军进程。”
34年来，加沙一直有犹太定居点。截至2004年，有8800名犹太人生活在加沙，周边则生活着100万巴勒斯坦人。犹太人控制区占加沙地带面积的五分之一。但以色列保护这几千人的成本变得越来越高，多年来有几万以色列军人在加沙服役。尽管如此，在过去5年中仍有124名以色列人在加沙被害。沙龙认为，既然不能通过谈判撤离加沙，以色列只能单方面撤离。
沙龙被普遍视为典型的鹰派，现在却决定以色列应当撤离加沙，这出乎很多人意料。他所在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的成员也深感失望。时任财政部部长的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和沙龙公开辩论，他认为离开加沙会让以色列更加危险。哈马斯立即用行动支持了内塔尼亚胡的观点，开始从加沙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仅2004年，哈马斯就发射了882枚迫击炮弹和276枚卡桑（Kassam）火箭。
和面对暴力仍然达成《奥斯陆协议》的拉宾一样，沙龙也没有让火箭弹改变自己的计划。为了表达自己反对这一政策，内塔尼亚胡于8月17日辞掉财政部部长职务。加沙的定居者更是认为，沙龙的决策是对选民的背叛。竞选时沙龙曾表示不会从加沙撤离，但现在出尔反尔。“犹太人不能驱逐犹太人”成为定居者的口号。他们写请愿书，组织示威和抗议活动，甚至用绝食抗议。政府一方面安抚，承诺给每个家庭发放赔偿金；另一方面施压，声称那些拒绝撤离的民众将被送到监狱。
为了顺利撤走加沙的定居者，推平他们的房屋和其他设施，参与行动的1.4万名警察和国防军战士就如何应对定居者的过激行为接受了特别训练。2005年8月的撤离过程总体而言比较顺利，虽然定居者向士兵扔石头和油漆瓶，但没有人使用武器。还有的定居者为了不被士兵带走，用路障将自己的房屋围住。
从19世纪末最早的阿利亚开始，犹太人就在这儿购买土地，建设家园。作为最富激情的一群犹太复国主义者，定居者们不相信犹太国会将他们驱赶出家园。在加沙一个叫尼夫德卡里姆（Neve Dekalim）定居点的犹太会堂，一位21岁以色列人告诉记者：“这座建筑是我们生活的象征。我不相信国防军会闯进这里把我们带走。”她判断错了。
撤离行动过程中，没有人严重受伤，也没有人死亡。士兵们挨家挨户地通知出发时间到了。加沙夏天炎热，士兵们还给撤离的定居者发放饮用水。有的战士和民众拥抱在一起痛哭，还有的士兵和定居者一起祷告。
单边撤离行动让许多人想起历史上另一事件。梅纳赫姆·贝京常说，他政治生涯中最值得骄傲的，就是在1948年6月“阿尔塔莱纳”号事件中避免了内战爆发。在加沙，以色列社会再次展现出成熟的一面，军队对这次行动周密部署，被迫离开家园的犹太人也表现得非常克制和体面。
阿里埃勒·沙龙在竞选时承诺以色列不会从加沙撤离，当他决定撤离时也没有举行公投，整个过程让以色列人感到非常不符合民主原则，但没有人用极端暴力的方式表达对政府的不满，法制得以维护。对许多以色列人来说，这是悲痛的一天，但对这个年轻的民主国家而言，这也是值得骄傲的一天。
加沙行动顺利完成后，沙龙下个目标是让以色列从约旦河西岸撤离。为了减少政治阻力，2005年他离开利库德集团，组建了自己的前进党（
Kadima Yisrael
，“前进，以色列！”之意），党员多为劳工党和利库德集团中持中间立场的成员。但撤出加沙四个月后，沙龙突发中风，陷入昏迷。这位人称“推土机”的勇士倒下了。
沙龙的接任者是耶路撒冷前市长埃胡德·奥尔默特，他上任总理职位后，宣布要将大部分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土地归还给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不同于以往的诸位总理，奥尔默特认为，巴以双方可以在解决谈判中的棘手问题之前建立巴勒斯坦国。他说：“如果巴勒斯坦人能放弃激进主义路线，停止针对以色列公民的战争，那么可以在双方达成最终协议之前就基于临时边界实现民族独立，建立巴勒斯坦国。剩下的问题两国可通过谈判逐步解决。” [15]
就在奥尔默特发表这一声明当天，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举行选举，宣誓灭亡以色列的哈马斯以微弱的优势获胜，
但由于巴勒斯坦选举制度的原因和法塔赫内部出现严重分裂，哈马斯获得议会大多数席位，选票上微弱的优势最终转化为压倒性的政治胜利。
大选获胜后，哈马斯官员重申他们不承认以色列，也不会同以色列谈判。正当以色列提议让巴勒斯坦提前建国时，巴勒斯坦人将一个决心灭亡以色列、拒绝停止冲突的政府选上台。和平进程的希望之光最后熄灭。2009年，埃胡德·奥尔默特因贪污罪指控而辞职，他的和平计划和他的政治生涯一起宣告结束。
和平谈判再次以失败告终，这后来成为一个固定模式，但冲突仍在继续。以色列国防军再次需要适应新的战争形式。第一次因提法达爆发后，一直和正规部队作战的以色列国防军发现自己的对手成了巴勒斯坦民众，对手使用的武器大多数时候并非枪炮，而是石块。但第二次因提法达爆发后，国防军再次需要学习如何对付激进组织，但这些组织的行为方式不同于几十年来和他们交手的激进组织，而是和正规部队越来越像。
北部需要应对的激进组织是真主党，西南部是哈马斯。这两个激进组织都试图消灭以色列，攻击以色列平民，不断向边境附近的人口密集区域发射火箭弹。有时，这些袭击和以色列的报复行动导致冲突升级，引发激烈交战行为。
2006年6月25日，利用在以色列和加沙边境修建的地道，哈马斯在边境地区将正在执行任务的下士吉拉德·沙利特绑架。
哈马斯绑架人质所表现出的大胆和军事能力让以色列人大为震惊。2006年7月12日，真主党战士向正在边境巡逻的两辆以色列军队车辆发射了两枚反坦克导弹，3名以色列士兵当场死亡。更糟糕的是，真主党在这次行动中又绑架了两名士兵，在试图营救人质的过程中，又有5名以色列士兵阵亡。
真主党要求用被俘士兵交还囚犯（当时以色列不知道这两名士兵已经死亡），但遭到以色列拒绝。为了削弱真主党的实力，以色列国防军攻击了真主党的军事目标和黎巴嫩的民用设施，包括贝鲁特的拉菲克·哈里里（Rafic Hariri）国际机场。但在几周的激烈交火中，真主党顽强抵抗，虽然其军事实力明显逊于国防军，但在初期抵挡住了国防军的进攻。这次激烈冲突后来称为第二次黎巴嫩战争。它体现了非对称战争这种较新的作战样式，在这种战争中，有关平民死伤的舆论有效限制了实力占优的民主国家。在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中，超过1000名黎巴嫩人和165名以色列人死亡，以色列对黎巴嫩造成了大面积的破坏。在大约一个月时间里，双方展开猛烈对攻，随着地面部队的推进，以色列最终占据上风，但在联合国的施压和调停下，以色列被迫接受停火。
哈马斯虽然在议会中赢得胜利，但法塔赫并没有交出权力。2007年6月，哈马斯发动武装政变，炸毁了位于汗尤尼斯（Khan Yunis）市的法塔赫指挥部，赶走了建筑中的法塔赫成员，夺取了加沙控制权，这让阿巴斯颜面扫地，深受打击。
从那以后，每隔一两年，哈马斯就会连续几周或几个月向以色列城市发射数百上千枚火箭弹，让以色列南部民众无法正常生活。以色列人希望政府能保护他们，因此，每当出现这种情况，以色列都会报复，有时军事冲突会发展为全面战争。大多数情况下，以色列空军会对哈马斯进行惩罚性打击，但有两次以色列决定派出地面部队。由于哈马斯想阻止以色列国防军深入加沙，并试图对以色列人造成尽可能大的伤亡，恶战接踵而至。每一轮战争都会有数百名巴勒斯坦激进分子、以色列军人和平民死亡——但巴勒斯坦方的伤亡远高于以色列方。然而，双方都无法取得实质性成果。一次又一次，双方都会接受停火，等待下一轮冲突的到来。
很多以色列人意识到，这些短暂的战争有个共同点，即以色列无法在这些战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不管是同黎巴嫩的真主党还是同加沙的哈马斯，战争虽然惨烈，但双方都没有获得任何战略成果。真主党和哈马斯无法让以色列投降、撤军，无法改变以色列的政策；以色列也无法摧毁这些激进组织的网络，更无法确保他们不会再次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事实上，以色列人发现，自从1973年以来，以色列就没有在真正意义上赢过一场战争。的确，在2002年“防御之盾行动”中，国防军表现出色，短时间内就结束了战斗，但几十年来，以色列再没有像1967年那样大获全胜，他们的敌人比以前更加顽强和凶残。
在这些冲突中，随着以色列的伤亡人数不断上升，以色列人还发现了以色列社会的另一个变化。20世纪60年代，基布兹是培养军官的摇篮，基布兹成员在战争中承受了和他们所占人口比例不相符的伤亡，但现在，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宗教社团（national religious community）取代了基布兹的角色。截至2010年，这类宗教社团虽然不到以色列人口的10%，但他们在作战部队中的比例却达到25%—30%。同样，军官培训课程的毕业生中，这类宗教社团的人员也越来越多，所占比例从1990年的2.5%上升到2008年的26%。 [16] 如今，以色列的军队领导人和以色列最有爱国热情的那部分人中，有很多来自这个独特的社会群体。
虽然深陷于同巴勒斯坦人的冲突中，但以色列在另一个领域却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气象。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政府资金短缺，无力为来自北非和其他地区几十万移民提供足够的住房和食品。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色列已成为一个科技强国。
建国60年来，以色列的经济总量翻了50倍。
[17]
2008年，以色列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3.1%，领先世界大多数国家。
以色列的工程师、研发中心和初创公司的密度居世界第一。
[18]
同年，以色列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数量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超过整个欧洲大陆在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的总和。
以色列人均风险投资额是“美国的2.5倍，欧洲的30倍，中国的80倍，印度的350倍”
。
如此惊人的成就得益于多方面因素。俄罗斯犹太移民功不可没。俄罗斯移民中，数万人拥有高学历，他们迫切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初到以色列时艰苦的生活条件。以色列一位著名政策专家指出：“移民不怕一切重来，他们天生是冒险者，每个移民国家都是创业的国度。”
以色列从一开始就致力于接收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现在，这个政策开始给国家带来红利。俄罗斯移民融入了教育、军队、社会和经济等领域，给这个年轻的国家注入了巨大活力。
以色列能成为“创业的国度”还有其他原因。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和以色列联合研制“狮”式战斗机的项目因美国国会施压而终止，
大约1500名以色列高级工程师突然失业。他们中很多人走上了创业之路，促成以色列成为科技强国。科技产业给以色列社会带来大量财富，以色列成为全球投资人和发明家最青睐的国家之一。
然而，在国际社会看来，以色列并不是“创业的国度”，而是应当被排斥的国家。激进主义没能帮助巴勒斯坦人达到目的，他们开始实施新的策略：让以色列在国际社会非法化。这对以色列而言并不新鲜。早在1975年，联合国就通过一项决议，声称犹太复国主义是种族主义。现在，许多其他组织也加入到谴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行列，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和以色列都诞生于罪恶之中，没有生存的权利。
联合国及其分支组织成为这场战争的主战场。20世纪70年代以来，联合国成为一个明显具有反以色列倾向的平台。本－古里安称联合国是一出“荒诞派戏剧” [19] 。阿巴·埃班先后担任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和驻美国大使，说话一向简练而雄辩，他这样评论联合国：“如果阿尔及利亚提交一份决议声称地球是平的，而且是以色列把地球压平的，这个决议将以164票赞成、13票反对和26票弃权得以通过。” [20]
到2000年时，联合国连这点面子工程也基本顾不上了。虽然1991年12月联合国撤销了关于犹太复国主义是种族主义的决议，但这种观念仍然存在。2001年和2009年，在南非德班举行的联合国反对种族主义会议就裁定：犹太复国主义属于殖民主义，以色列是一个种族隔离国家，以色列诞生于罪恶的“种族清洗” [21] 。会议上还发放了《锡安长老会纪要》和希特勒的《我的奋斗》。 [22]
2003—2012年，联合国提交了314个关于以色列的提案，40%获得通过。关于以色列的提案数量是其他国家的6倍，排在以色列后面的国家是苏丹。
[23]
2013年底，以色列外交部副部长齐夫·埃尔金（Ze'ev Elkin）指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HRC）103个关于单个国家的决议中，有43个（占42%）决议谴责以色列。
[24]
仅在2013年3月的会议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通过了6个批评以色列的决议，关于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的决议总共只有4个。
[25]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紧急会议中大多数议题也与以色列有关。
[26]
但在这期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没有就达尔富尔冲突或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苏丹和津巴布韦侵犯人权行为通过任何决议。
有些观察者明白事理，敢为以色列说话。当联合国强烈谴责以色列2014年对哈马斯发动的战争并要求以色列对平民的死亡负责时，英国退役上校和前英国驻阿富汗部队指挥官理查德·肯普做出回应。他在《纽约时报》一篇社论中提醒读者，到底谁应当为没完没了的冲突负责。联合国谴责“以色列‘长期占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并封锁加沙”
，但联合国明白事情并非如此。肯普提醒读者，10年前以色列从加沙撤离，但哈马斯利用这一机会将冲突升级。肯普写道：“去年夏天的冲突因为哈马斯针对以色列平民的火箭袭击事件而急剧升级，这是哈马斯挑衅行为的延续。”
有人指责以色列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律，肯普把以色列国防军的行为与其他国家的军队做了对比：
他们应当听一听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丁·邓普西（Martin E. Dempsey）将军的观点。去年11月，邓普西指出，以色列国防军为了减少平民伤亡，采取了很多值得称道的措施。最近，美国、德国、西班牙和澳大利亚等7个国家11名高级军官组成的加沙冲突调查团也这样认为。我有幸成为调查团成员之一，在我们提交给戴维斯法官的报告中写道：“据我们所知，没有任何军队像以色列国防军一样在去年夏天的行动中采取大量措施保护平民。”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萨曼莎·鲍尔甚至也对联合国提出强烈抗议。萨曼莎·鲍尔平常算不上是热心支持以色列的政治家，但她也承认联合国的做法有失公正：
我们已经看到，许多成员国利用安理会、联合国大会甚至神秘的联合国委员会对以色列政策进行批判，这些批判已经超出合法范围，旨在将以色列国非法化。在全世界范围内，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长期讨论的国家……不是使用毒气杀害本国人民的叙利亚，而是以色列。这种偏见所针对的，不仅仅是以色列这个国家，还包括这个国家所代表的观念。 [27]
犹太复国主义一直以来既是一种观念，也是具体的以色列建国运动。鲍尔的话准确地描述了犹太复国主义作为一种观念所遭到的攻击。1917年，英国发表《贝尔福宣言》支持建立犹太国的观念。1947年11月，在联合国分治决议的投票上，国际社会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但70年后，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改变了立场，人们所反对的并不是犹太国的行为，而是犹太人应当拥有自己国家的观念。
联合国撤销反犹决议，并没有改变人们对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偏见。显然，如果现在联合国再就以色列建国问题举行投票，这一提议几乎不可能像1947年11月时那样获得通过。
联合国并非唯一的战场。许多看似公正的人权组织也专门针对以色列，对以色列采用明显的双重标准。“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组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了维护那些人权遭到侵犯的人，1978年罗伯特·伯恩斯坦创立了这一组织。2009年，罗伯特·伯恩斯坦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谴责这个由他一手创立的组织：
以色列经常遭到哈马斯和真主党的袭击，这些组织打击以色列平民，并把自己的平民用作人体盾牌。人权观察组织对这场冲突的立场不够公正。……人权观察组织的领导知道，哈马斯和真主党专门挑选人口密集地区发动战争，故意将居民区变为战场。他们也知道，越来越多先进的武器正流入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用于发动新一轮袭击。他们还知道，是武装冲突剥夺了巴勒斯坦人追求和平与美好生活的可能。但作为长期以来的受害者，以色列却遭到人权观察组织严厉的批评。 [28]
这种双重标准并不少见。众多组织、媒体和欧洲政府形成一股谴责犹太国的强大力量，表现出“明显的双重标准，专门针对以色列，否认犹太国的生存权和犹太民族的自决权，并将以色列妖魔化”。这股力量在不断壮大。 [29]
很多情况下，为了掩盖对犹太国这一观念的否认，这些组织宣称自己致力于结束以色列对其他民族土地的占领。2005年，正当以色列从加沙撤出时，“抵制、撤资和制裁”（BDS）运动诞生。该运动呼吁抵制以色列，除非以色列结束1967年以来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占领，赋予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平等的公民权，让1948年逃离以色列的巴勒斯坦难民及其后代（现在已经有几百万人）回归家园。以色列不可能接收所有这些巴勒斯坦人（这将让犹太人成为以色列的少数民族），还能继续保持国家的犹太性与民主性。因此它的真正目的是灭亡以色列。
这是非常高明的策略。通过使用对美国犹太人而言极具说服力的人权理论，“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和其他组织让许多年轻的美国犹太人对犹太国产生怀疑，令他们觉得以色列在某个重要方面背叛了犹太教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很久以来确保了犹太教是世上一种进步力量。
但更有经验的观察家理解这背后的运作。2004年6月（当时“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尚未诞生），联合国在纽约举行了一次以反犹主义为主题的研讨会。在会上，一位著名的人权活动家和学者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当今，反犹主义像病毒一样寄生在联合国当中。反犹主义者在联合国谴责以色列，将以色列妖魔化，将犹太国的敌人神圣化，否认犹太人的受害者身份，指责以色列所做的自卫和反击，还拒绝指认攻击者。”
[30]
欧洲的反犹主义也在抬头，针对犹太人的暴力事件越来越多。许多欧洲犹太人对这种局势并不陌生，2015年西欧移民以色列的人数再创历史新高，
许多犹太人再次选择了逃离。
对以色列政府而言，更迫在眉睫的心头之患是核武器技术的扩散，尤其是那些试图灭亡以色列的政府发展核武器。2007年，以色列的“贝京学说”再次受到考验，以色列得到了叙利亚在幼发拉底河旁建造核反应堆的确凿证据。同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协调后，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下令对叙利亚核设施实施秘密军事打击，以色列空军摧毁了这些设施，没有给叙利亚任何反击的机会。 [31]
在伊朗，“贝京学说”受到的考验更严峻。2006年4月，伊朗宣布已提炼出浓缩铀，这是制造出核武器的关键一步。同年，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德－内贾德坚决表示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 [32] 。他的想法成为伊朗的长期政策。2012年，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哈桑·费罗扎巴迪（Hassan Firouzabadi）声称：“伊朗将坚决贯彻彻底灭亡以色列的政策。” [33] 而伊朗距以色列的距离比伊拉克更远。为了避免遭到以色列空袭，伊朗将核设施修建在地下很深的地方，以色列轰炸机和其他武器对此无能为力。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继续贯彻“贝京学说”，他声称，如果国际社会不能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将单独发起行动。但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不愿使用武力解决伊朗核问题，也不同意以色列单独发起行动，更没有向以色列提供完成这次行动的武器，而是让伊朗在核武器研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让600万生活在以色列的犹太人承受着被伊朗核武器灭绝的风险。
2015年3月，世界主要大国和组织（包括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德国和欧盟）代表及伊朗代表在瑞士洛桑就框架协议举行谈判，该协议试图通过部分解除几十年来对伊朗严厉的经济制裁，以换取伊朗放弃发展核武器。2015年7月14日，谈判各方最终签署了一份名为《全面联合行动计划》（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的框架协议。
这份协议没有要求伊朗拆除大量已经建成的核设施，而且协议所强加的限制只有10年有效期。反对这一协议的立法者注意到，该协议建立在信任伊朗的基础上，因此是鲁莽的。多年来跟以色列有隔阂的共和党成员亨利·基辛格也在同前国务卿乔治·舒尔兹（George Shultz）共同撰写的文章中表示，西方世界犯了一个可怕的战略错误，放弃了道德上的责任：
相对于伊朗，战争的威胁对西方的限制力更大。伊朗认为自己同意谈判本身就是一种妥协，西方则认为必须达成协议。每当谈判陷入僵局，西方就会提出新的方案。在这个过程中，伊朗不断推进核计划。根据官方判断，伊朗人只需2—3个月时间，就能制造出核武器……历史不会帮助我们，历史只帮助那些尝试帮助自己的人。 [34]
各行各业的以色列人都认为此乃不祥之兆。美国表面上是以色列最重要的盟友，但两国在这一关键政策上出现严重分歧。让以色列人难以理解的是，美国似乎在为一个决心通过获得核武器来灭亡以色列的国家扫清前进障碍。有的人认为，这代表美以关系出现了重大转向，以色列陷入了几十年来不曾有过的孤立无援之境。当时担任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的迈克尔·奥伦写道：“最让我难以接受的是，我们最亲密的盟友同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我们的生死问题谈判时，我们的盟友甚至都没通知我们一声。” [35]
可以说，即使那些不相信伊朗会用核武器攻击以色列的以色列人也明白，伊朗一旦具备这种能力，中东地区的游戏规则将被改变。约西·克莱因·哈勒维最善于捕捉以色列人的心态，他指出，以色列在伊朗核问题上的最终决策将决定建国是否真的能够改变犹太人的命运。
他说：“如果甘心承受来自核武器的威胁，犹太国将失去为犹太历史代言的权利。”
[1] Jeff Jacoby， “Would Rabin Have Pulled the Plug on a 'Peace Process' That Failed?” Boston Globe （October 22， 2015）， http://www.bostonglobe.com/opinion/2015/10/22/would-rabin-have-pulled-plug-peace-process-that-fai-led/fgHF1Y8bkh7leSbtgHfleL/story.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2] Martin Gilbert， Israel : A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8）， p.593.
[3] Matti Friedman， Pumpkin Flowers （Chapel Hill: Algonquin Books， 2016）， p.155.
[4] “Dennis Ross and Gidi Grinstein， Reply by Hussein Agha and Robert Malley，”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September 20， 2001），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archives/2001/sep/20/camp-david-an-exchange/[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5] Colin Shindler， A History of Modern Israel ， 2nd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283.
[6] Benny Morris， Righteous Victims : A History of the Zionist-Arab Conflict ， 1881 — 2001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1）， Kindle Edition， Locations 15878—15883.
[7] Dan Rabinowitz， “October 2000， Revisited，” Ha'aretz （October 19， 2004）， http://www.haaretz.com/print-edition/opinion/october-2000-revisited-1.137855[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8] Jack Khoury， “Israeli Arabs Mark Fifteenth Anniversary of October 2000 Riots，” Ha'aretz （January10， 2015）， http://www.haaretz.com/israel-news/.premium-1.678344[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9] Bill Clinton， My Life （New York: Vintage Press， 2005）， p.946.
[10] Dennis Ross， Doomed to Succeed : The U. S. -Israel Relationships from Truman to Obama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5）， p.297.
[11] Benny Morris， “Peace? No Chance，” Guardian （February 21， 2002），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2/feb/21/israel2[Last viewed January 10， 2016].
[12] Ross， Doomed to Succeed ， p.312.
[13] Benny Morris， “Exposing Abbas，” National Interest （May 19， 2011）， http://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exposing-abbas-5335[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14] Gilbert， Israel : A History ， p.627.
[15] Gilbert， Israel : A History ， p.637.
[16] Yagil Levy， The Hierarchy of Military Death ， Open University of Israel （Lisbon， April 14—19， 2009）， https://ecpr.eu/Filestore/PaperProposal/2cfd87af-cab2-4374-b84d-eb03fbbc3cd1.pdf.11.
[17] Dan Senor and Saul Singer， Start-Up Nation : The Story of Israel's Economic Miracle （New York: Twelve， 2012）， p.15.
[18] Senor and Singer， Start-Up Nation ， p.11.
[19] Manfred Gerstenfeld， The War of a Million Cuts :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Delegitimization of Israel and the Jews ， and the Growth of New Anti-Semitism （Jerusalem: JCPA， 2015）， p.250.
[20] Daniel Freedman， “The World's Deadly Obsession with Israel，” Forbes （June 24， 2010）， http://www.forbes.com/2010/06/23/israel-hamas-middle-east-opinions-columnists-daniel-freedman.html.
[21] Gerstenfeld， The War of a Million Cuts ， pp.13—14.
[22] Joshua Muravchik， “Muslims and Terror: The Real Story，” Commentary （February 1， 2015）， https://www.commentarymagazinecom/articles/muslims-and-terror-the-real-story-1/[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23] “Human Rights Actions，” Human Rights Voices ， http://www.humanrightsvoices.org/EYEontheUN/priorities/actions/body/?ua=1&ya=1&sa=1&tp=1[Last viewed January 10， 2016].
[24] Michal Navoth， “Israel's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Is There Hope for Change?”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Affairs ， No.601 （May—June 2014）， http://jcpa.org/article/israels-relationship-un-human-rights-council/[Last viewed January 10， 2016].
[25] Irwin Cotler， “Israel and the United Nations，” Jerusalem Post （August 15， 2013）， http://www.jpost.com/Opinion/Op-Ed-Contributors/Israel-and-the-United-Nations-323252[Last viewed January 10， 2016].
[26] Gerstenfeld， The War of a Million Cuts ， p.254.
[27] Samantha Power， Remarks at the Israel Middle East Model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 Building a More Model UN ，” transcript （February 15， 2016）， http://usun.state.gov/remarks/7138[Last viewed March 23， 2016].
[28] Robert L. Bernstein， “Rights Watchdog， Lost in the Mideast，” New York Times （October19，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10/20/opinion/20bernstein.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29] The Forward and Nathan Guttman， “Want to Delegitimize Israel? Be Careful Who You Mess With，” Ha'aretz （April 13， 2010）， http://www.haaretz.com/news/want-to-delegitimize-israel-be-careful-who-you-mess-with-1.284184[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30] Gerstenfeld， The War of a Million Cuts ， p.252.
[31] David Makovsky， “The Silent Strike: How Israel Bombed a Syrian Nuclear Installation and Kept It Secret，” New Yorker （September 17， 2012）， 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2/09/17/the-silent-strike[LastviewedJanuary10， 2016].
[32] Gilbert， Israel : A History ， p.635.
[33] “PM Says Iran's Chief of Staff Vowed Sunday to Eliminate Israel，” Times of Israel （May 21， 2012）， http://www.timesofisrael.com/pm-says-irans-chief-of-staff-vowed-sunday-to-eliminate-israel/[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34] Henry Kissinger and George P. Shultz， “The Iran Deal and Its Consequences，”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7， 2015）， http://www.wsj.com/articles/the-iran-deal-and-its-consequences-1428447582[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35] Michael B. Oren， Ally : My Journey Across the American-Israeli Divide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5）， p.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