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像没有恐怖袭击一样继续和平进程，并像没有和平进程一样打击恐怖主义。

——总理伊扎克·拉宾

贝京当选总理结束了工党几十年的统治。不同于以前的总理，贝京非常重视犹太传统。但最能体现宗教重新进入公共领域的，还是阿里耶·德里在政治上的迅速崛起。

德里一家是摩洛哥移民，1967年六日战争以色列获胜后，阿拉伯国家再次像独立战争之后那样转而对付境内的犹太人，德里一家于是移民以色列。初到以色列，德里一家非常贫穷，但他们持守传统犹太人的生活方式。德里相信，以色列主流社会没有给包括他家人在内的移民公平的机会，才华过人的德里便开始从政。他的擢升速度惊人。1985年，年仅26岁时已成为内务部部长身边的顾问，29岁时成为以色列内务部部长。以色列一位著名记者评论他是“新时代以色列最振奋人心和最有前途的人物” ^[1] 。虽然90年代的一连串丑闻导致他下台，但当他（暂时）离开公众视野时，以色列政治已留下了他深深的烙印。

1984年，正当阿里耶·德里青云直上时，俄巴底亚·约瑟拉比卸任了以色列塞法迪大拉比一职。 约瑟拉比是犹太教律法方面的天才，就各种律法疑难问题做出过许多精辟的裁决。他还是一位民粹主义者，擅长对非正统派犹太人、阿拉伯人和任何时候他所不认可的人冷言相讥。利用他在东方犹太人内部的强大影响力，俄巴底亚拉比（Rav Ovadia，追随者们都这样称呼他）建立了沙斯党。 这个名字来自“塞法迪守卫者”（ Shomrei Sefarad ）的希伯来语首字母缩写，意思是“守卫《托拉》的塞法迪人”。但它也是个双关语，在希伯来语中还可以理解为“塞法迪人的守卫者”。

事实上，东方犹太人正是这样看沙斯党的，即沙斯党是他们的守卫者。沙斯党正统派宗教特色毫不含糊，强调对传统的坚持，也致力于解决东方犹太人在社会福利和教育上的需求。即使宗教上不太虔诚的东方犹太人也拥护这个政党。东方犹太人不用再支持具有明显世俗倾向的利库德集团，他们如今有了代表自己利益的沙斯党，这个党看起来宗教特色鲜明，政治上也成功。

阿里耶·德里是沙斯党的公共代言人，深具个人魅力和政治敏锐性，沙斯党支持率和影响力因此迅速上升。1984年，刚成立的沙斯党在议会中只获得4个席位。1999年，就在德里被判处贪污罪（最终因此入狱）这一年，沙斯党获得了13%的票数，一举夺下议会中的17个席位。

沙斯党的崛起让人们开始对犹太复国主义历史有了新的解读，对它未来的发展也有了新的设想。德里在解释自己理念和传统犹太复国主义理念的区别时，毫不掩饰地挖苦后者：

现在，世俗的以色列人害怕沙斯党会改变这个国家的世俗特征。他们口口声声称自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但他们根本不是。他们从事的是异端运动。他们认为我们的父母是落后的原始人，试图改变他们的信仰。他们把我们的父母安置在条件恶劣的偏远城镇和村庄，让他们的孩子接受毫无用处的教育。现在，我们站了出来，要维护这些生活在偏远地区人民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害怕我们。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迫害我们。这种迫害既是种族上的，又是宗教上的。但他们越羞辱我们，我们越壮大。我们将改变以色列国的特征。 沙斯党没有放弃这一承诺。

当宗教在以色列公共领域变得越来越重要时，类似情况也出现在中东其他地区，特别是在以色列的邻国。

20世纪80年代中期，阿拉伯世界还没有完全从泛阿拉伯主义这一世俗梦想的失败中走出来。这一时期最能吸引追随者的阿拉伯领导人呼吁人们将信仰寄托在伊斯兰革命上，只有通过这一事业才能恢复阿拉伯世界昔日的荣光。几十年来，通过强权政治统治阿拉伯国家的世俗政权被严重削弱（特别是埃及的萨达特政权），寻求新道路的时机已经成熟。1979年，伊朗通过革命让阿亚图拉们掌权，这对中东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伊斯兰主义迅速填补了中东的权力真空。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穆斯林兄弟会成为中东最具影响力的伊斯兰组织。在阿拉伯世界许多地方，穆斯林兄弟会建立起有效的体系，向民众提供世俗政府没能提供的重要社会服务。 ^[2] 在提供福利的同时，这些社会服务组织还有效地传播了高度传统主义的宗教思想，这很快反映在阿拉伯国家的大街小巷中，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戴传统穆斯林头巾希贾布（hijab），越来越多的男性开始留象征宗教虔诚的胡子。六日战争结束20年后，伊斯兰教再次展现出强大的吸引力，以色列人放眼所及，到处可见新成立的伊斯兰教机构。

经济陷入困境也是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穆斯林转变宗教态度的原因。在许多方面，以色列人的统治改善了巴勒斯坦的经济状况。六日战争后的1967年到20世纪80年代初，加沙地带居民的人均年收入从80美元上升到1700美元。同一时期，约旦河西岸的国内生产总值翻了3倍。巴勒斯坦被占土地上的汽车数量翻了10倍。1967年，加沙地带只有18%的家庭能得到电力供应，但1981年加沙地带并入以色列电网后，这一比例上升到89%。

但以色列的统治没有让加沙地带所有居民脱贫。加沙人口密集，拥挤不堪，街道上到处流着未经处理的污水，许多家庭没有自来水。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经济萧条令生活更加艰难，在人满为患、脏乱不堪的巴勒斯坦难民营，情况尤其严重。

包括泛阿拉伯主义在内的各种运动，让巴勒斯坦难民一次次失望而归。这时出现的伊斯兰运动，群众基础深厚，组织者同情巴勒斯坦人的疾苦，向他们描绘了美好的未来，得到巴勒斯坦人的深切认同。穆斯林兄弟会的影响力和权力迅速发展，拥有了越来越多宗教上虔诚的追随者。

不无讽刺的是，以色列开明的政策也助长了穆斯林基要主义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传播。六日战争以前，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没有大学，为了发展当地温和的政治势力，以色列鼓励发展高等教育，七所大学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得以建成。但这一政策适得其反，这些大学成为极端伊斯兰运动的温床。一开始，以色列错误地认为这些都是纯宗教运动，不包含任何政治目的。这一误判后来让以色列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1988年，哈马斯成立。对该组织的追随者而言，他们的核心宗教义务就是将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全境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占领”下解放出来，他们认为“从河流（约旦河）到大海（地中海）”的土地属于穆斯林的“瓦克夫”（ waqf ）。 ^[3] 他们宣誓对以色列发动“吉哈德”（jihad，圣战）。

哈马斯成立时所制定的宪章在内容和语调上公然反犹，其用语和《锡安长老会纪要》等纳粹德国宣传材料如出一辙。熟悉20世纪历史的人都不会对《哈马斯宪章》中的语言和要旨感到陌生：

今天的目标是巴勒斯坦，明天的就可能是另一个国家或多个国家。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阴谋深不可测，在吞并巴勒斯坦后，他们会继续向从尼罗河到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地区扩张。当他们将占领土地彻底消化后，会继续扩张。《锡安长老会纪要》中介绍了他们的阴谋，他们现在的所作所为完全印证了书中的话。

哈马斯认为，犹太人“为了统治全世界，建立了联合国和安理会” ^[4] 。犹太人应该为几乎所有国际战争负责，包括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态度更值得注意，《哈马斯宪章》在绪论部分承诺，“以色列会继续壮大和发展，直到伊斯兰教将其消灭，就像它消灭了它那些先行者那样”。

纳赛尔已经去世。以色列的军事优势足以有效应对来自叙利亚的任何威胁。泛阿拉伯主义已成为历史。但以色列要再次面对决心消灭它的另一个敌人。

1987年12月9日，在加沙地带一起交通事故中，一名以色列司机驾驶的卡车压死了四名阿拉伯工人。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阿拉伯人长期压抑的怨愤一触即发，他们走上街头使用暴力手段。和以色列军队对峙的阿拉伯青年从一开始的数百人发展到数千人，他们不断朝军队与平民投掷石块和燃烧弹。接下来是总罢工，就算店主不愿意停业，在暴徒的恐吓下也只好关门。这场突如其来的抵抗运动被称为“因提法达”（ intifada ）。在阿拉伯语中，“因提法达”是“抖落”的意思，就像狗甩掉身上的水一样，巴勒斯坦人用这个词来比喻他们试图甩掉以色列人的统治。这场运动让以色列在军事上面临一个新的挑战。

这场抵抗运动很早以前就有爆发的征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色列就开始应对巴勒斯坦人的大规模暴力活动，这和以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对犹太人发动的有针对性的袭击完全不同。刚开始，巴勒斯坦人在冲突中扔掷石块、用刀捅人、燃烧轮胎。这些行为没有引起以色列安全部门足够的重视。1987年12月的事件爆发后，以色列领导人发现这是先前从未碰到过的难题，不知如何应对。巴勒斯坦哲学教授和公共知识分子萨利·努赛贝赫（Sari Nusseibeh）将这次起义比喻为火山爆发，他说：“火山爆发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一旦时机成熟，火山中的岩浆就会以惊人的方式喷发。 ^[5]

以色列士兵从未在战场上和拿着石头的青少年交手，这并非以色列国防军精锐部队可以轻易识别和清除的敌人。以色列年轻男女们面对的是一群愤怒而绝望的平民，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人的武器仅仅是石头和燃烧弹。以色列的科技优势在这个新战场上几乎没有用武之地。以色列国防军士兵的作战地点突然变成人口稠密的平民区，作战工具主要是橡皮子弹、催泪瓦斯和警棍，偶尔也会使用更具杀伤力的武器。有的国防军官员说，拉宾命令军队“打断他们的手和腿” ^[6] 。但这种方法也不起作用，愤恨和绝望太深了。

几十年来，以色列的占领和六日战争的失利让巴勒斯坦人心生怨恨，因提法达正是怨恨的剧烈爆发。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正面交锋中，双方都承受了巨大的损失。占领土地上的学校大多被征用为起义活动的指挥中心，学生们常年无法正常上课。一位希伯来大学犯罪学教授记录道：“1987—1988学年，约旦河西岸的小学生201个上学日中有175日因为学校强制关门而取消。” ^[7] 除了学校被强制关门，包括宵禁、封路和搜查等行动也严重影响了巴勒斯坦人的正常生活，进一步激化了巴勒斯坦人的愤怒情绪，暴力活动不断升级。

约旦发生的变化让这一地区变得更加复杂。在六日战争中，由于侯赛因加入埃及和叙利亚对以色列的战争，约旦失去了约旦河西岸，但约旦王室一直没有放弃对约旦河西岸的主权要求。约旦议会中仍有西岸来的巴勒斯坦代表；数千名约旦公务员仍在约旦河西岸工作，部分工资由安曼发放。

然而，侯赛因的约旦王国由占人口少数的哈希姆家族统治，占人口多数的巴勒斯坦人是明显的二等公民，成为“心怀不满的大多数” ^[8] 。国王最不愿意看到约旦河西岸的暴力活动越过约旦河，蔓延到约旦的中心地带，威胁到他的政权。由于因提法达，1988年7月，约旦宣布放弃对约旦河西岸的主权要求。

只要想到约旦有一天会重新收回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就会多处下注，不敢公开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因为后者仍然是约旦的宿敌。但是，约旦退出角逐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便无可争议地成为最能代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利益的组织。以色列当初从未计划要占领约旦河西岸，如今以色列却由于没有负责任的一方接管这块土地而无法终止对这里的占领，这在很大程度上使以色列的政治困境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因提法达（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因提法达）让以色列社会接受了一次从未经历过的挑战，十八九岁的士兵们是听着国防军的英勇事迹长大的，这支军队打败了邪恶的敌人，捍卫了以色列的荣誉。但他们自己的军旅生涯却没那么风光，他们感觉更像是在维持治安，管理敌方的平民。一位以色列记者用“射击和哭泣”（ yorim v'bochim ） ^[9] 来表达这代人的幻灭。一位预备役军官悲伤地说道：“18岁的年轻人问我在占领土地上服役是不是很恐怖。我告诉他们，最让我害怕的是我自己，我害怕自己成为恶人，害怕自己陷入艰难的选择。这片丛林有着独特的法则。” ^[10]

因提法达的目的达到了。现在，以色列人不但思考长期占领对巴勒斯坦人产生的影响，还开始担心充当占领者角色对他们自己、对他们的孩子以及对他们的人性产生的影响。许多人开始明白以色列正统派哲学家耶沙亚胡·雷博维茨早在1967年发出的警告：“以色列必须‘将自己从统治另一个民族的诅咒中解放出来’”，如果它不想“给整个犹太民族带来灾难的话” ^[11] 。

因提法达还沉重打击了以色列右翼政治势力。约西·克莱因·哈勒维指出，当看到巴勒斯坦人的愤怒，许多以色列人开始明白，只要以色列还控制加沙、约旦河西岸以及生活在那儿的几百万巴勒斯坦人，实现和平就是天方夜谭。六日战争后，以色列普遍存在“开化式”占领的思想，这一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赫茨尔的《新故土》，它认为犹太人的到来能给这一地区带来进步，因此理应受到阿拉伯人的欢迎；随着约旦河西岸的愤怒在燃烧，这种思想也着火了。巴勒斯坦人用写在墙上的标语告诉以色列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不可小觑。在随后几十年，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人意识到，以色列迟早将从约旦河西岸大部分地区撤出。

这一时期，欧洲也发生了剧变。1989年底，柏林墙倒塌。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全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以色列成立以来，以色列和阿拉伯邻国就夹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博弈中间。美苏关系对1956年、1967年和1973年的阿以战争影响深远。在以色列建国问题上，美国在联合国投了赞成票。虽然美以关系随后经历过艰难时期，但在苏联解体前，美国被认为是以色列的保护国，而苏联是阿拉伯国家的支持者。随着苏联解体，阿拉伯人急需寻找新的靠山。欧洲国家此后将逐渐在阿以冲突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苏联解体还深刻改变了以色列国内的人口构成。犹太国将要接受建国以来最大一批移民的涌入。苏联犹太人并非一夜之间来到以色列，美国犹太人从中做了大量工作。斯大林上台后，苏联犹太人受到政府的强压。政府试图扼杀犹太传统教育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几乎所有能体现犹太身份的事物都沦为打击对象。在70年间，斯大林和后来的苏联领导人弱化了苏联犹太人的犹太性，降低了他们对犹太教的熟悉程度，但即便如此，苏联犹太人仍然希望回归以色列，和同胞一起生活。1967年，苏联犹太人看到以色列犹太人打破了千年来的受害者形象，给何为犹太人树立起新的典范，他们的回归愿望变得更加强烈。

苏联的大门是关闭的，解放苏联犹太人成为美国犹太人和以色列政府的重要任务。包括“学生为苏联犹太人斗争”（Student Struggle for Soviet Jewry）在内的组织机构和包括1974年美国贸易法《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用于惩罚限制移民的共产主义国家）在内的政治努力都发挥了积极作用。除此之外，游行示威活动也对苏联政府施加了压力，不少无畏的美国犹太人还申请并得到了苏联签证，他们给苏联犹太人送去书籍、音乐和其他教育与宗教材料，以此鼓舞他们的士气，加强他们的教育。

慢慢地，苏联的大门开启了。1970年，只有992人从苏联移民以色列；1980年，这一数字达到7570；1990年，达到185227。这次移民潮直到2000年才结束，总共有100万苏联犹太人来到犹太国，大大改变了以色列的面貌。

和许多先前的移民一样，刚刚抵达以色列时，苏联移民也没什么钱，急需政府帮助。以色列的就业市场竞争激烈，许多在苏联拥有高度专业技能的移民，在以色列不得不干体力活。由于人多，分布又相对集中，他们发行有自己的报纸和杂志。这导致其他以色列人对苏联犹太人不满，指责他们不愿意融入以色列社会。

这批移民和东方犹太移民差别很大。虽然他们也经过一段时间才融入以色列社会，但他们在许多方面属于西方移民，不少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其中有工程师和医生，还有人擅长艺术，尤其是音乐。苏联犹太人很快融入以色列的科学界和艺术界，不但为这些领域输送了大量人才，还扩大了以色列社会在教育和文化服务上的需求。

苏联移民的公共代表人物是拿单·夏兰斯基。他曾经是前苏联犹太人中一名“被禁移民者”（refusenik）。因为申请移民以色列，他被强加一项莫须有的罪名——为美国国防情报局充当间谍，为此在狱中服刑了9年。在美国总统里根的施压下，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最终释放了拿单·夏兰斯基。移民以色列后，他成为蜚声国际的人权活动家，是犹太人勇气的象征。1996年，他成立了专门维护俄罗斯移民利益的政党，名为以色列阿利亚党（ Yisrael Ba-Aliyah ，“阿利亚”在希伯来语中既有移民之意，也有上升之意，所以这个名称可同时理解为“移民以色列”或“以色列崛起”），这让他在议会中占据显要地位。后来，随着俄罗斯移民对建立自己政党需求的下降，他退出了政党政治，但仍然是以色列一位重要的政治家，是仍然健在的犹太民族最伟大的英雄之一。

试图去犹太国寻求庇护、梦想在这开始新生活的，不只是苏联犹太人。内战和饥荒的肆虐让埃塞俄比亚人民不聊生，世界犹太人尤其关心埃塞俄比亚犹太社团的命运。35年前，以色列国防军通过“魔毯行动”将也门犹太人安全运送到以色列，现在，视全世界犹太人安危为己任的以色列政府开始考虑营救埃塞俄比亚犹太人。

早在1984年，以色列就派社会活动家和摩萨德特工到苏丹，将数千名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秘密带到以色列，但埃塞俄比亚还有很多犹太人。1991年，埃塞俄比亚形势进一步恶化，当地犹太人的处境变得更加危险。

1991年5月，以色列发动了大胆的“所罗门行动”，将经过改装的C-130运输机（“大力神”运输机）降落在内战中的埃塞俄比亚狭窄的跑道上。为了尽可能装载更多的人，飞机座椅被拆除，最多时一架飞机上挤了1100人。这些移民极度贫穷，一些衣物和简单的炊具就是全部家当。有些人身体已经非常虚弱，飞机降落在以色列后，在停机坪等待的救护车将其中140人直接送到医院治疗。短短36小时内，35架以色列空军C-130运输机和以色列航空公司波音747客机将14325名埃塞俄比亚犹太人运送到以色列。

埃塞俄比亚犹太人虽然也是犹太人后裔（他们的起源问题仍存在争议），但他们和那些不顾生命危险开飞机去营救他们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之间几乎没有共同点。上千年来，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和生活在巴比伦、巴勒斯坦、欧洲和北非的犹太人没有任何来往。他们秉持了一种古老的犹太生活方式，这和以色列人自认为“纯正的”犹太教截然不同。任何犹太发展或犹太传统如果其历史不足两千年，这些新移民就基本上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塔木德》，这是他们流散出以色列地之后才出现的。普珥节和光明节进入犹太历是在他们与其他犹太人隔绝后产生的。他们对大屠杀或犹太人过去两千年以来经历的其他事件一无所知，因为这些都发生在他们流散到非洲以后。他们说的语言不是希伯来语，而是阿姆哈拉语（Amharic）。可以说，刚刚到来时，以色列对他们而言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现代国家，现代文明也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电、自来水和现代科技（由于气温较低，有人试图在飞机上生火），这些对他们都是挑战。

这次移民行动和以色列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悲哀的是，许多埃塞俄比亚人沦为以色列下层阶级，以色列还出现过针对他们的种族歧视事件。他们的孩子要经过几十年努力，才在以色列社会、经济、教育和军事领域有所建树。但与此同时，以色列确实拯救了上万人的埃塞俄比亚犹太社团，将他们带到了以色列。当白种人驾着载有黑人移民的飞机降落在机场，以色列向全世界证明，犹太国拯救犹太人的使命超越了种族和肤色。

毫无疑问，以色列存在种族歧视，偶尔还会出现严重的种族主义的案例。但总体而言，埃塞俄比亚犹太人遇到的主要障碍是文化差异，这也是全世界移民面对的挑战。他们的犹太教与以色列的宗教文化差别太大。虽然他们的外貌、语言和行为方式与已经生活在这儿的犹太人不同，虽说他们要融入以色列社会确实艰难，但以色列人深信接收埃塞俄比亚犹太人是绝对正确的。他们也属于犹太民族，而拯救这个民族正是以色列存在的全部意义。

让人感到讽刺和悲哀的是，不管是埃塞俄比亚移民还是俄罗斯移民，以色列的拉比总署对他们是否真正是犹太人却不确定。就俄罗斯移民而言，他们中许多人根据犹太律法（ halakhah ）确实不能算犹太人。苏联犹太社团和非犹太人通婚现象很普遍。有数据显示，依据《回归法》（不同于传统犹太律法，《回归法》采用的是纳粹德国定义犹太人的方法，即祖父母当中有一人为犹太人就算是犹太人），来到以色列的苏联犹太人中，只有25%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犹太人。虽然没有明确说新移民不是犹太人，但拉比总署在这些人改宗加入犹太教的问题上设置重重障碍，这遭到包括正统派拉比在内的许多人的批评。 ^[12]

埃塞俄比亚人的情况更糟糕。塞法迪大拉比最早裁定这些埃塞俄比亚人（他称他们为法拉沙人[ Falashas ]，这是对这个群体另一个常见的称呼 ^[13] ）属于犹太人。1973年，早在大批埃塞俄比亚移民抵达以色列前，俄巴底亚·约瑟拉比就在具有历史意义的裁决中说：

我因此得出结论，法拉沙人是向南迁到埃塞俄比亚的以色列支派的后裔，毫无疑问，先前提到的圣人们已经证明他们[法拉沙人]属于这一支派……基于以上可靠的证人和证据……和我个人的意见，我判定法拉沙人为犹太人。 ^[14]

相形之下，阿什肯纳兹大拉比什洛莫·戈伦（一位非常博学的学者，做出过很多具有开创意义的宗教裁决）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很保守。1981年前，他在文章中甚至从未暗示过他认为这些移民属于犹太人。 ^[15]

1990年8月，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美国和以西方国家为主组成的多国部队与侯赛因开战。为了报复美国，1991年1月，侯赛因向以色列发射了多枚导弹。以色列领导人从来不愿意在以色列人民遭到袭击时无所作为，但这一次以色列无能为力，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坚称他不能容忍以色列卷入这场战争（美国没有向以色列空军提供确保以色列军用飞机不会被友军火力击中的暗号代码）。当时以色列总统伊扎克·沙米尔建国前是莱希的领导人，他在使用武力保护犹太人上从不犹豫，但面对美国施加的政治压力，他只能按兵不动。

以色列人带着大量食物和防毒面具（因为担心侯赛因像入侵伊朗时那样使用化学武器）躲进防空洞，他们在密不透风的房间里等待这场战争结束。除了防毒面具，许多婴儿床也装上了防毒设备。人们对侯赛因充满恐惧。虽然能够理解政府采取的实用主义政策（为了保证以色列拥有足够的自卫能力，美国向以色列提供了爱国者导弹），但他们也感到惊愕，没想到在基希涅夫事件将近一个世纪后，犹太人再次躲了起来，犹太男人无法保护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比亚利克在他最著名的一首诗歌《论杀戮》中， 表达了目睹犹太人被杀戮后他对上帝的愤怒。在这首诗最脍炙人口的一句中，比亚利克高呼：“如果还有什么正义，就让它出现吧！”他无法忍受犹太人长期作为受害者的状态。一个世纪已经过去，特拉维夫遭到导弹袭击后，国防军却按兵不动，一位以色列政治评论家写道：“如果还有什么国防军，就让它立即出现吧！”几乎无人不知这句话的来历。

早在赎罪日战争时，什洛莫·加齐特（20世纪70年代末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局长）就指出，埃以之间的战争已经陷入僵局，谁也无法成为赢家。80年代以来，以色列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战争更是如此，没有任何一方能取得决定性胜利或突破性进展。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人意识到双方必须谈判。

最早同埃及实现和平的是利库德集团领导下的右翼政府，最早同意和巴勒斯坦人间接对话的也是他们。1991年10月，伊扎克·沙米尔担任总理期间，以色列官员和来自叙利亚、黎巴嫩、约旦的代表团在西班牙会面，史称马德里和平会议。由于当时以色列法律仍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定义为恐怖组织，以色列拒绝和该组织直接对话。作为妥协，以色列同意让约旦河西岸和约旦的不属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巴勒斯坦代表加入约旦代表团。有史以来，以色列人第一次和巴勒斯坦人坐在同一张谈判桌上。

马德里和平会议的目的，并不是达成某种协议，而是启动双边谈判。就此而论，会议成功了，巴以双方开始展开对话，同巴勒斯坦实现和平列入以色列的议事日程。在1992年的大选中，以色列人将选票投给了最有可能帮助他们实现和平的总理伊扎克·拉宾。拉宾参加过独立战争和1967年战争中许多关键的行动，以色列人相信他能理解他们的安全需要。虽然曾因为丑闻而辞职，但以色列人现在希望他能回来，如果他帮助以色列达成同巴勒斯坦的和平协议，以色列人的生活就能回归正常。

在就职演讲上，拉宾认为犹太人的处境已经起了变化，现在以色列人可以为实现和平而做出一定牺牲：

我们不再是一个“独居的民族”，“全世界都和我们作对”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必须摆脱近半个世纪以来禁锢着我们的孤立感。……我们深信可以实现和平，必须实现和平，和平一定会来。诗人萨乌尔·切尔尼霍夫斯基（Shaul Tchernikovsky）曾写道：“我相信未来。哪怕遥远，各民族间和平相处、相互祝福的一天终将到来。”我愿相信，这一天离我们不再遥远。 ^[16]

1993年初，以色列废除了禁止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谈判的法律。第二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代表开始在挪威奥斯陆秘密谈判。双方就《奥斯陆第一阶段协议》的基本框架达成协议，这成为后来《奥斯陆协议》的一部分。

该协议制定了一项最多长达五年的安排，这期间巴以双方将就永久解决方案进行谈判。协议为成立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做准备，该机构将负责管理巴勒斯坦控制的地区。以色列军队将从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地区部分撤出。

1993年8月，西蒙·佩雷斯访问奥斯陆，秘密签署了这份协议。根据协议中“相互承认”的条款，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承认了以色列的生存权，宣布放弃对犹太国使用武力。以色列则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允许亚西尔·阿拉法特和他的数十万名战士从国外回到约旦河西岸和加沙。

1995年9月，双方又签署了《奥斯陆第二阶段协议》，将约旦河西岸分为A、B、C三个区域（参见地图8），分别由巴勒斯坦单独控制、巴以双方共管和以色列单独控制。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协议都没有承诺保证巴勒斯坦人建国，但协议框架最终打算要达到这个目的。1993年，阿拉法特、拉宾和美国总统克林顿共同出现在白宫前的大草坪上，随着拉宾和阿拉法特相互握手，中东似乎即将进入一个新时代。

持强硬立场的穆斯林认为《奥斯陆协议》离经叛道。以色列没有权利生活在阿拉伯土地上，坚决抵制和以色列达成任何协议。因此，《奥斯陆协议》不但没有迎来和平，还再度引发巴勒斯坦人针对以色列人的更尖锐的暴力活动，而且这次远比因提法达时期的暴力活动更加致命。为了挫败协议，哈马斯和其他激进组织针对以色列平民发动多起自杀性爆炸事件，造成特拉维夫和包括耶路撒冷等位于绿线（1949年停火线）内城市大量人员伤亡。1994—1996年，死于武装袭击的以色列人数超过了建国以来所有武装袭击造成的伤亡人数。 ^[17] 但阿拉法特很少在公开场合谴责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即便将他们逮捕，也会等国际社会视线转移后释放。许多以色列人认为，1974年在联合国大会上腰配枪套发表“橄榄枝”演讲的阿拉法特只是在欺骗世人。和平谈判进入如此关键的阶段，阿拉法特理应用阿拉伯语让巴勒斯坦人停止暴力行动，但他不愿意这样做。

接下来，一起犹太人恐怖袭击活动让这一地区的局势变得更紧张。1994年2月25日，从美国移民以色列的犹太教徒巴鲁克·戈登斯坦携带武器走进希伯伦的先祖墓地 ，朝正在祷告的穆斯林开枪扫射，29名巴勒斯坦朝拜者当场死亡，最后他自己也被愤怒的群众杀死。

希伯伦再次成了火药桶。1929年，正是在希伯伦的暴乱中，阿拉伯人不但杀害多名犹太人，还摧毁了那里的犹太社团，揭开了中东地区巴以武装冲突的序幕。1967年六日战争后，一群犹太青年移居到希伯伦，在绿线外建立了第一批定居点中的一个。现在，地区局势紧张，《奥斯陆协议》前途未卜，希伯伦又发生了屠杀，而且是在先祖墓地。只不过这一次凶手是犹太人，而正在祷告的穆斯林是受害者。

戈登斯坦的攻击让以色列人毛骨悚然，犹太宗教领导人纷纷谴责他。但伤害已经造成了。阿拉伯暴力袭击持续升级，整个地区陷入混乱。有消息人士说，由于这些激进主义活动，连拉宾私下里也在考虑放弃《奥斯陆协议》。多年后，在2008年，国防部前部长摩西·亚阿龙（Moshe Ya'alon，昵称为“博吉”[Bogie]）透露，拉宾曾对他说，作为总理他“打算‘纠正’《奥斯陆协议》，因为阿拉法特已不值得信任” ^[18] 。2010年，在接受以色列一家知名报纸的采访时，拉宾的女儿达莉娅·拉宾说道：“许多和父亲关系很近的人告诉我，就在遇刺前夜，他还在考虑终止奥斯陆进程，因为当时恐袭非常猖獗，他意识到阿拉法特没有信守诺言。”

无论他个人怎么看，也无论他私下里多担忧，拉宾在公众场合没有灰心丧气。本－古里安决心要让伊休夫像没有战争一样反对白皮书，并像没有白皮书一样参战。拉宾将这句话改了改，宣称：“我们将像没有恐怖袭击一样继续和平进程，并像没有和平进程一样打击恐怖主义。” ^[19] 虽然对阿拉法特耍两面派感到愤怒，但以色列继续落实《奥斯陆协议》中规定的义务。1994年5月，协议的细节敲定9天后，以色列国防军撤出了耶利哥和加沙地带绝大部分地区。接着，以色列国防军开始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大城市与领土撤离。

和平进程在别处取得了进展。1994年，约旦和以色列为了结束双方交战状态开始谈判。侯赛因已经宣布放弃约旦河西岸的主权（他不想要这里，这只会让本来人数就少的哈希姆统治阶级在约旦人口中所占比例进一步下降），解决不了的争议在两国之间已不复存在。时任外交部部长西蒙·佩雷斯前往约旦和侯赛因国王会面，他说道：“飞到这只花了15分钟……但这15分钟飞越了46年的仇恨与战争。”

1994年10月，以色列和约旦签订和平协议。两国此前已经就边界划定、水资源分配权等问题达成一致，如今双方完全互相承认了。至此，以色列已和两个邻国实现了和平。1951年7月，侯赛因祖父阿卜杜拉一世国王因为考虑和以色列人实现和平而被巴勒斯坦人谋杀，侯赛因当时还年轻，而且就在谋杀现场目睹了这一幕；这项成就对他而言不仅具有政治和经济意义，也有深刻的个人意义。

与阿拉法特达成的“协议”不但没有带来和平，反而造成更多“恐怖”袭击，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人对此深感惊恐，认为以色列犯下了致命的错误。有些以色列人从神学角度看问题：以色列地是上帝赐予犹太人的土地，任何协议如果要他们放弃哪怕一小块地，那它就是离经叛道。以色列犹太人的极右翼政治和宗教势力对拉宾的态度越来越恶劣。在他们组织的集会上，拉宾的照片被涂抹成犹太人的宿敌希特勒。少数极端的拉比说拉宾是“罗德夫”（ rodef ，“取人命的人”）和“伯盖德”（ boged ，“叛徒”），根据犹太律法，这两个罪名是死罪。日后当上总理的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昵称为“毕比”[Bibi]）曾在耶路撒冷市中心集会上发表演讲，被人拍到他当时就站在一个写着“处死拉宾”的标语的上方（他很可能没注意到）。

很多以色列人担心煽动再不控制会导致灾难。62年前，哈伊姆·阿罗佐罗夫在特拉维夫海边被刺杀，看到拉宾危险的处境，哈伊姆·阿罗佐罗夫的儿子为以色列一家报纸的专栏撰文，请求全国人民保持冷静。他认为他的父亲就因为当时的煽动而被谋杀，而现在以色列的情况和他父亲死前如出一辙。他写道：“右翼领导人必须停止煽动，必须告诉追随者，再煽动下去会有什么后果，否则，这些领导人要承担所有的后果，就像当年谋杀阿罗佐罗夫时一样。”

拉宾虽然私下里已经对《奥斯陆协议》疑虑丛丛，但他在公开场合继续支持。为了向以色列和全世界表达以色列将执行和阿拉法特签订的协议，1995年11月4日，他和西蒙·佩雷斯呼吁民众前往特拉维夫，举行一次大规模和平集会。许多以色列人响应号召，据统计，那天到场人数为15万，实际参加人数可能更高。 ^[20] 拉宾在演讲中对成千上万仍然相信有可能和平的民众说道：

我从军27年，因为没有和平机会，战斗了很长时间。但我相信，和平机会现在来了，而且机会很大。为了在场的各位，以及没有在场的其他民众，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机会。我始终相信，大多数人想要和平，并为了和平愿意承担风险。你们能前来参加这次活动，已经证明我们是一个渴望和平、反对暴力的民族，我相信那些没到现场的人也是一样。

暴力侵蚀着以色列民主的根基。暴力必须受到谴责，必须受到孤立。暴力不是以色列的出路。民主国家可以有不同观点，但最终决定必须通过民主选举做出，1992年的选举让我们有权做今天在做的事，继续这项事业。

演讲结束后，拉宾和集会人群一道唱起已成为和平阵营主题曲的《和平之歌》（ Shir La-Shalom ），这首歌副歌部分的歌声响彻整个特拉维夫广场：

不要只说这天终将到来，

而要去实现它。

这个梦想并非遥不可及，

在城市的所有广场上，

让我们呼唤和平！

就在拉宾前往登车地点准备离开时，25岁的巴伊兰大学信教的法律系学生伊格尔·阿米尔绕过保镖，对总理连开三枪。拉宾被紧急送往医院。以色列全国人民屏息凝视，焦虑地等待抢救结果。

不久，拉宾的同事艾坦·哈伯（Etan Haber）走出伊车洛夫（Ichilov）医院，拉宾刚刚在此动了手术。他向惊恐万分的民众读了一段简短的声明，许多以色列人至今都能将它背下来：

以色列政府以震惊和悲痛的心情宣布，总理兼国防部长伊扎克·拉宾，今晚在特拉维夫被一名凶手刺杀身亡。愿他安息。

这个年轻的国家多灾多难，从未经历过和平，一下又要面对这个它根本无法想象的恐惧。深深的羞耻如同乌云笼罩在以色列上空，久久不散。数千民众自发返回广场，来到刚才集会之处，再次唱起当晚早些时候唱的那首歌，而以色列已不是刚才那个以色列了。几千人在街道上哭泣。语言无法表达此时此刻的绝望，三五成群的年轻以色列人在全国街道边点上无数根蜡烛。起初不知所措的人们逐渐意识到这是个巨大的悲剧，每个以色列人都是悲剧中的一员，和平之梦已灭，国将不国。人们抱在一起，唯有哭泣。

他们坐在那，盯着摇曳的烛光，边唱边哭。他们希望从朋友的拥抱中找到些许安慰，希望这个伤痕累累的国家有一天还能通过某种方式康复。他们祷告，因为仍然希望有一点回旋的余地。与此同时，他们哀悼，因为害怕到手的东西会沦为泡影——这个小国的发展超乎所有人意料，复国的愿景使之最终建国，而他们的祖父祖母历经艰辛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重获犹太新生，但这一切都可能随拉宾的遇刺而与他们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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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ri Shavit， My Promised Land : The Triumph and Tragedy of Israel （New York: Spiegel & Grau， 2013）， p.276.

[2] Nathan Brown， Amr Hamzawy， and Marina Ottaway， “Islamist Movements and the Democratic Process in the Arab World: Exploring the Gray Zones，” Carnegie Papers ， No.67 （March 2006），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CP67.Brown.FINAL.pdf [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3] “瓦克夫”（ waqf ），伊斯兰教法术语，意为“保留”“留置”。特指“保留”安拉对人世间一切财富的所有权；或“留置”部分土地、产业，奉献于弘扬“主道”的事业。——校注

[4] Benny Morris， Righteous Victims : A History of the Zionist-Arab Conflict ， 1881 — 2001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1）， Kindle Edition， Locations 13929—13937.

[5] Tekumah （ Rebirth : The First Fifty Years ）， an Israeli television series， first broadcast 1998， Channel 1， Episode 18 at 3: 50.

[6] Tekumah ， Episode 18 at 16: 25.

[7] Martin Gilbert， Israel : A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8）， pp.533—534.

[8] Morris， Righteous Victims ， Location 6313.

[9] Morris， Righteous Victims ， Locations 14501—14503.

[10] Gilbert， Israel : A History ， pp.538—539.

[11] Joel Greenberg， “Yeshayahu Leibowitz， 91， Iconoclastic Israeli Thinker，” New York Times （August 19， 1994）， http://www.nytimes.com/1994/08/19/obituaries/yeshayahu-leibowitz-91-iconoclastic-israeli-thinker.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12] David Ellenson and Daniel Gordis， ed. Aron Rodrigue and Steven J. Zipperstein， Pledges of Jewish Allegiance : Conversion ， Law ， and Policymaking in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Century Orthodox Respons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151—158.

[13] Falashas 是阿姆哈拉语，意思是“外地人”，埃塞俄比亚黑犹太人自称为“以色列之家”（Beta Israel）。——校注

[14] Howard M. Lenhoff and Jerry L. Weaver， Black Jews ， Jews ， and Other Heroes : How Grassroots Activism Led to the Rescue of the Ethiopian Jews （Jerusalem: Gefen Publishing House， 2007）， pp.42—43.

[15] Daniel Gordis， Menachem Begin : The Battle for Israel's Soul （New York: Knopf Doubleday， 2014）， pp.144—145.

[16] Gilbert， Israel : A History ， p.552.

[17] Jeff Jacoby， “Would Rabin Have Pulled the Plug on a 'Peace Process' That Failed?” Boston Globe （October 22， 2015）， http://www.bostonglobe.com/opinion/2015/10/22/would-rabin-have-pulled-plug-peace-process-that-fai-led/fgHF1Y8bkh7leSbtgHfleL/story.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18] Moshe Ya'alon， The Longer Shorter Way （Tel Aviv: Yedioth Ahronoth Books and Chemed Books， 2007） .p.82[In Hebrew]. Also discussed in English in David M. Weinberg， “Yitzhak Rabin Was 'Close to Stopping the Oslo Process，'” Jerusalem Post （October 17， 2013）， http://www.jpost.com/Opinion/Columnists/Yitzhak-Rabin-was-close-to-stopping-the-Oslo-process-329064.

[19] Gilbert， Israel : A History ， pp.569—570.

[20] Tekumah ， Episode 22 at 00: 20. nZR9KFq7YA3xX7CJU/DHXMXvUQOrPuUGVzRWHv7HKxCHONrev1xTJL7q2YH7WrX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