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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再是任何人眼中胆小怕事的犹太人。……那个时代已结束。……如果不愿自我牺牲，奥斯维辛将再次出现。如果自卫必须付出代价，那我们就付！
——总理梅纳赫姆·贝京 [1]
20世纪70年代，和政治、文化和公共生活领域的情况一样，活跃在以色列乐坛的大多是阿什肯纳兹人，即祖籍欧洲的白种犹太人，在几次阿利亚移民运动和建国以前，他们就确立了在巴勒斯坦的主导地位。拿俄米·舍莫尔的父母来自维尔纽斯（Vilna）。60年代以色列无可争议的摇滚天王阿里克·艾因施坦1939年出生于伊休夫，他的父母也来自欧洲。1973年第一届欧洲歌唱大赛（Eurovision competition）中代表以色列参赛的是著名歌手伊兰尼特，她的父母移民自波兰。1974年代表以色列在欧洲歌唱大赛上演唱《我将生命献给她》（ Natati Lah Chayai ）的，是当时风靡全国的蜂巢乐队（ Kaveret ），这个欢快搞笑的乐队也由五名白人（阿什肯纳兹人）男歌手组成，这首歌曲至今脍炙人口。
以色列广播很少播放东方犹太人创作和表演的音乐，唱片公司也不感兴趣。业内人士认为，东方犹太人充满中东情调的音乐听上去古怪而陌生，更像阿拉伯人的音乐。比亚利克和奥尔特曼等人希望犹太国能培养新犹太人，但东方犹太人的形象、口音以及他们表达犹太身份的方式和新犹太人的形象相去甚远。东方犹太人在社会各领域都居边缘地位，乐坛只是这个普遍现象的反映罢了。
磁带的发明和迅速普及才大大改变了乐坛格局。70年代初，被录音室拒之门外的东方犹太人音乐家开始用磁带传播自己的作品，这最早发生在特拉维夫，后来又出现在别处。这种音乐具有北非和中东风格，有点离经叛道，很快得名“磁带音乐”（
muzikat hakasetot
），
并很快改变了以色列乐坛的面貌。东方犹太人的音乐钻进了以色列人的生活。佐哈尔·阿尔戈夫（Zohar Argov，他的父母不是来自欧洲，而是来自也门）等音乐家通过“磁带音乐”革命一举成名，
[2]
变为家喻户晓的明星。
70年代兴起的东方犹太人革命，不仅影响了音乐行业，以色列政治生态也因此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上东方犹太人长期作为少数群体生活在阿拉伯人统治下，他们在东道国施压或驱赶下来到以色列。大多数人的财产被东道国政府剥夺，沦为以色列社会中的穷人。接收这些移民时，以色列经济低迷，能够用于改善东方犹太人生活条件的资源极为有限。
犹太国吸收了所有的东方犹太人移民，赋予他们公民身份，为他们提供教育和基本住房。但政府把他们大多安置在偏远的过渡营。就像当年把一贯具有军事训练传统的基布兹设立在边境地区可以保卫国家一样，政府在远离国家中心的边缘地区设立过渡营也有国家利益的考虑：可以防止以色列对这些地区的拥有在未来出现争议。
不难理解，在东方犹太人看来，被安置在远离国家中心地带的过渡营，意味着他们在以色列社会处于边缘地位，如果不采取行动，永远翻不了身。早期移民比较服从政府安排，但他们的孩子深感国家不公，对国家的不满成为东方犹太人身份的重要特征，驱使他们在70年代初建立自己的组织。1971年，一个名为“黑豹党”（根据美国同名团体得名）的团体和总理果尔达·梅厄会面，表达了自己的失望。会后，梅厄给出的唯一评论是“他们不是好人” [3] 。马帕伊党的领导层遥不可及，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阿格拉纳特委员会和随后果尔达·梅厄的辞职进一步强化了东方犹太人的这种感觉。
梅厄的继任者伊扎克·拉宾的执政时间也不长。1977年，以色列媒体揭露拉宾的妻子利亚拥有一个（在拉宾担任以色列驻美国大使期间办理的）海外银行账户，上面存款虽然不多，但这属于以色列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以色列民众为此气愤、恼怒和沮丧，在国家经济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工党领导人一再表现出的无能、腐败和遥不可及让他们忍无可忍。和梅厄一样，拉宾也辞职了。
以色列为变化做好了准备。
梅纳赫姆·贝京从1949年第一次大选以来，一直被边缘化在反对党（除了六日战争开始时短暂加入过团结政府）。截至1977年，他29年的政治生涯并无多大建树。作为泽夫·雅博廷斯基的追随者，贝京主要在建国前夕和建国后的十年建立起自己（或好或坏）的名声。
成为伊尔贡领导人后，他宣布对英国发动起义。他策划了大卫王酒店爆炸，这是促使英国人离开巴勒斯坦的关键原因。在“阿尔塔莱纳”号事件中，贝京在避免全面内战爆发中也起了关键作用。虽然他输掉了围绕德国赔款问题展开的政治斗争，但这让他在许多以色列人心目中成为以色列灵魂——犹太性的守护者。
大卫·本－古里安不断把法西斯主义者的标签贴在贝京身上，这甚至影响到美国犹太人对贝京的看法。1948年他出访美国前，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汉娜·阿伦特在内的知名美国犹太人给《纽约时报》写联名信，信中也称他为法西斯主义者，说贝京“宣扬的是极端民族主义、宗教神秘主义和种族优越论的大杂烩” [4] 。
到1977年，贝京仍没有完全摆脱这类指责，但很多以色列人已经意识到，他并不像对手描述的那样简单。正是他极力呼吁结束对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军事统治。 [5] 1965年以色列议会再次调查“阿尔塔莱纳”号事件时，有人提出本－古里安试图谋杀贝京， [6] 而调查结果显示贝京在事件中并没有什么过错。
在担任反对党领导人的这些年里，贝京同东方犹太人建立起关系。他多次提醒这些人，他领导的伊尔贡当中就有很多战士来自突尼斯、也门、叙利亚、阿根廷、南非、伊拉克、波斯和其他非欧洲犹太社团：
伊尔贡各个部门都有来自不同犹太社团和不同阶级的成员。……我们这里堪称犹太国小熔炉。我们从不问出身，只看重忠诚和能力。东方犹太社团的成员在伊尔贡就像在家里一般快乐。没人对他们摆出居高临下的愚蠢姿态，这也有助于他们摆脱任何无端的自卑感。 [7]
他注意到，与在议会中不同，东方犹太人在伊尔贡身居高位。
有人可能会推想，贝京西装革履、“一本正经”的波兰犹太绅士形象在东方犹太人看来欧洲特征明显，他们会像反感工党一样反感他。但讽刺的是，贝京的波兰背景给以色列北非移民留下了好印象。20世纪50年代初，贝京访问过渡营时（访问期间他称呼生活在那的东方犹太人为“我的兄弟姐妹们”），过渡营的居民注意到他的着装非常正式，他的黑色西装和其他伊休夫领导人的着装格格不入，他们认为这表明贝京尊重他们；相形之下，本－古里安来访时经常穿着T恤和短裤，分明看不起他们。贝京将东方犹太人心中的怒火化为政治资本。早在1959年，他就在听众大多为东方犹太人的一次演讲中说，本－古里安将以色列分裂为一个“阿什肯纳兹主义和非阿什肯纳兹主义”判然有别的国家。 [8]
赎罪日战争、梅厄和拉宾分别因阿格拉纳特委员会与经济丑闻辞职以及东方犹太人长期对政府的不满这几个因素合在一起，就促成了贝京的“完美风暴”。在1977年5月的选举日，以色列有史以来首次举行投票后的民意调查，其结果震惊了全国，贝京领导的利库德集团赢得43个席位，工党联盟（本－古里安的经过改组的马帕伊党）只获得32个席位（比上届选举少了三分之一席位）。梅纳赫姆·贝京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在连续八次选举失利后在第九次获胜的总理。 [9]
以色列新闻主播哈伊姆·雅文（Chaim Yavin）称利库德集团这一胜利为“大逆转”（ Mahapach ）。（在希伯来语中，该词词根和“革命”[ mahapeicha ]一词相同）。许多以色列人（特别是东方犹太人选民）兴奋地走上街头，高呼贝京的名字。以色列出现了一位新的加冕王子。这不但是贝京的胜利，东方犹太人也认为这是他们的胜利。他们感到自己终于在规划国家的发展中起到了核心作用。
阿什肯纳兹精英则目瞪口呆。这些以色列人从小在本－古里安的统治下长大，对他充满崇敬，无法想象由其他政党来领导这个国家。一位敏锐的评论家分析道：“他们无法理解，这个政党建立起国家，接收了数百万东方犹太人移民，怎么可能会有人反对它？工党在大选中的失利让他们非常吃惊。” [10]
选举日当天，结果出来后，记者们争先恐后将话筒伸到贝京面前，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他会说什么。尽管并不严格遵守教规，但贝京总是随身带着基帕帽，他这时戴上帽子，诵读了祈祷文“你赐予我们生命”，犹太人在取得成就和好运时就会诵读这段祈祷文。以色列人在政府高官身上从未见过此景。1948年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建国时，根本没戴过基帕帽。另一位记者在欢庆的人群中问贝京，他会是拥有什么风格的总理，面对这个怪问题，贝京思考片刻后回答：“一个好犹太人应当有的风格。”
对贝京这句话，以色列人虽然有不同的理解，但人们已经开始重新思考什么是“好犹太人”。同一年，广受观众喜爱的喜剧演员和著名导演乌里·佐哈尔第一次在他主持的电视游戏节目中戴基帕帽。 [11] 以色列正在发生一个深刻的变化：宗教正重新进入以色列人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
在马帕伊党执政将近30年后，政权顺利地从马帕伊党转到利库德集团手中，没起任何争端，贝京成为政府的领导者。这体现了以色列人对民主制度的坚定持守，令人印象深刻。
贝京政府首先处理的，不是东方犹太人问题，而是和平问题。多年来，亨利·基辛格在以色列和埃及间展开“穿梭外交”，让双方同意了两个撤军协议，即赎罪日战争结束后撤回各自驻扎在边境的军队。但这些举措虽然结束了上一场冲突，却无法保证下一场冲突就不会发生。
以色列大选后几个月，在一系列秘密沟通（有的是通过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失败后，1977年11月9日，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在埃及议会脱稿讲话时宣布：以色列“将对我对你们说的话感到诧异：为了让埃及战士不再受伤，什么困难我都在所不辞，我愿意去世界尽头，甚至愿意去他们家，去以色列议会，同他们辩论” [12] 。
贝京几乎在第一时间回应了萨达特的精心策划，他在针对埃及人的广播讲话中邀请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仅8天后，让许多以色列人难以置信的是，萨达特的飞机降落在了特拉维夫。贝京亲自站在飞机的舷梯下迎接萨达特，见面后两人在为萨达特一行准备的红地毯上相互拥抱。以色列国旗和埃及国旗一起在微风中飘扬。接下来几分钟，萨达特终于见到了之前耳熟能详的以色列领导集体。这位曾经对以色列发动战争的人正站在以色列的国土上，受到热烈欢迎。萨达特被引见给摩西·达扬和伊扎克·拉宾，这两人带领以色列人在1967年获得大胜，又被引见给果尔达·梅厄，她在1973年击败他。
拉宾后来回忆说，萨达特当场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在这里见的人都是他以前的生死对手，在短短几秒钟内，他总能够对每个人说出最正确的话。” [13] 以色列公民通过电视密切关注他的来访，他们也对萨达特印象深刻。“以色列民众欣喜若狂。如果说萨达特想让他们相信他的和平意图，那他来以色列这个惊人姿态就已经赢得了他们。” [14]
第二天，萨达特成为第一个在以色列议会发表讲话的阿拉伯领导人。他提出了实现和平的五个条件：以色列完全撤回1967年边界，巴勒斯坦人实现独立，保障本地区所有国家和平相处及边界安全，承诺未来不使用武力，结束中东的敌对状态。
萨达特要求过高，谈判过程艰难而激烈，进展缓慢。吉米·卡特总统领导下的美国也加入谈判，成为埃以双方的调解者。贝京和萨达特还算相互尊重（他们的关系经历过起起落落），但贝京和卡特的关系极糟。卡特将贝京和萨达特邀请到戴维营，认为那里的田园风光有助于推动谈判进程，但谈判还是差点崩溃。贝京和萨达特一度针锋相对，几乎没有眼神交流。卡特称贝京为“精神变态” [15] ，但贝京认为美国要求以色列做出的让步过大，而卡特对这些让步有意麻木不仁。贝京打算离开戴维营。
最终，各方还是缩小了分歧。贝京放弃了西奈半岛，但保留了对约旦河西岸的控制。他没有答应萨达特让他将约旦河西岸交给巴勒斯坦人的要求，声称不想在和一个敌人签订和平协议的同时为另一个敌人创造国家。这位埃及总统收回了西奈半岛，成为和以色列实现和平的第一位阿拉伯国家首脑，但也出卖了巴勒斯坦人。
1978年9月28日下午3点左右，经过激烈辩论，以色列议会以84票赞成、19票反对和17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戴维营和平协议》。贝京当年被英国列为头号恐怖分子，如今却让以色列和它最强大的敌人实现了和平。根据协议，以色列同意撤出六日战争占领的西奈半岛，虽然这场战争并非以色列人挑起，并让以色列失去了数千人的生命。萨达特曾有意同以色列谈判，但被梅厄的左倾政府拒绝了；对于还记得此事的人来说，此举是惊人的。
为了实现和平，以色列不惜放弃土地，这样的事以后还会发生。
以色列人注意到，做出放弃土地决定的竟然是右翼总理，而且还是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位右翼总理。之所以会如此，部分原因在于议会政治。如果左翼势力试图放弃土地，右翼势力必然站出来反对。但如果是右翼势力提出这一建议，（一向更倾向于为和平达成妥协的）左翼势力却不得不支持。不无讽刺的是，右翼势力看来才是未来实现和平的关键。当然，埃以和平协议的签署也离不开贝京的个人因素，他比先前许多总理更果断，一看到机会极少犹豫。
不久，诺贝尔奖委员会决定授予贝京和萨达特诺贝尔和平奖。然而，由于推动和以色列实现和平，萨达特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众矢之的。（埃及被逐出阿拉伯国家联盟，位于开罗的该组织总部被关闭。在其他阿拉伯国家学习的埃及留学生也被驱逐出境。）萨达特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没有参加1978年12月10日举行的诺贝尔奖颁奖仪式（当时谈判还没有完全结束，他也不愿让人看到他和贝京在一起），而是派他的女婿到现场领奖。
以色列政党间的嫌隙仍旧。果尔达·梅厄和本－古里安一样，本能地对贝京心存厌恶。一向机智过人的她评论道，贝京不应该拿诺贝尔奖，而应该拿奥斯卡奖。 [16] 贝京在奥斯陆领奖时，梅厄去世。
虽然没有参加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但萨达特的谨慎还是没能让他逃过一劫。1980年，以色列通过了《耶路撒冷法》，宣布整个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外界认为以色列这是要吞并东耶路撒冷。中东阿拉伯民众对萨达特变得更为不满。1951年，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一世也因为被怀疑考虑和以色列开展和平谈判而被阿拉伯人谋杀。历史总有惊人的巧合。1981年10月6日，在开罗参加纪念“十月战争”（埃及人称赎罪日战争为十月战争）埃军渡过苏伊士运河的阅兵仪式上，安瓦尔·萨达特被自己军队的士兵枪杀。
以色列境内也有反对和怨恨。1978年《戴维营和平协议》签订时，生活在西奈半岛的犹太居民就向议会抗议，反对以色列从该地区撤出。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发生在加沙边境由世俗人士建立的小城亚米特（Yamit）。1982年4月，萨达特遇刺不久，这座小城的撤离工作就开始了。虽然大多数居民愿意接受赔款，平静离开，但有的人拒绝抛弃家园。
他们爬到屋顶上，以色列国防军战士不得不使用高压水枪，才把他们赶下来。有一伙极端分子将自己关进亚米特的一座地堡，声称如果军队驱赶，他们就炸掉地堡自杀。贝京没有对这些人妥协。最终，政府彻底拆除了这个定居点，包括定居者在那修建的温室和果园。这些被改造出来的沃土瞬间又成为荒漠。
虽然撤离过程中没有任何人员伤亡，但以色列公民和以色列战士扭打在一起的场面还是给这个国家蒙上了阴影。25年后，当以色列2005年撤出加沙时，这样的场景将再度上演。但这两次撤离行动其实也展现了以色列的民主制度，也体现了军方和定居者的克制。在两次行动前，都有人悲观地预测将出现暴力冲突。然而，尽管很多人因为离开家园而伤心欲绝，但没有人在这两次行动中受重伤。
同时，以色列人凭直觉能感到，如果有一天以色列从约旦河西岸撤出，更加暴力的场面将会出现。
虽然利库德集团不是宗教政党，但该党许多领导人和选民与信仰者集团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后者是积极开拓定居点建设的宗教－民族主义组织。许多以色列人越来越对早期拓荒者的革命热情冷嘲热讽，信仰者集团的成员却认为自己在继承早期拓荒者的传统，继续在犹太先祖之地建设，以色列通过一场本无意发起的自卫战争占领了这里。
很多年前，贝京就认可定居点运动。1974年，信仰者集团成员申请建立埃隆莫雷赫（Elon Moreh），这是早期定居点之一。和许多其他定居点（包括希伯伦的定居点）的最初阶段一样，申请虽然遭到政府拒绝，但这里的定居者仍继续开发。最终，在多次要求无效后，左翼政府默认了已经建成的定居点。
新占领土地上的定居点问题或许是当时最易造成不和的政治问题。工党政府对此不明确表态，主要是想回避。定居者则利用政府的模糊态度在土地上创造既成事实。相形之下，贝京决心让定居点运动继续发展，在原则上给予政策支持，而不仅仅是作为政治权宜之策。1977年5月，大选结束两天后，贝京和阿里埃勒·沙龙来到埃隆莫雷赫定居点的临时营地，贝京表示：“很快就会出现更多的埃隆莫雷赫。” [17]
跟随在身后的记者问刚刚当选的总理，他如此支持定居点运动，是不是意味着未来以色列会吞并约旦河西岸，贝京大声斥责：
我们不用“吞并”这个词。你可以吞并其他国家的土地，但不能吞并自己的土地。再说，什么叫“约旦河西岸”？从今往后，全世界要习惯这片土地在圣经时期的名字：“犹地亚和撒玛利亚”……用这些词对你们来说就这么难吗？ [18]
贝京的上台给以色列带来了新的理念。他担任总理期间，定居点的数量翻了一倍。由于定居点的数量后来在以色列右翼政府执政时期继续增长，也由于以色列右翼始终不遗余力地维护定居点运动的合法性，国际社会后来把定居点当作以色列政治右翼的发明，但这一观点并不正确。贝京上台时已经有75个定居点，都建于果尔达·梅厄和伊扎克·拉宾政府执政时期。不管土地是买来的，还是以色列从无意寻求的冲突中占领的，在这片土地上定居，既不是左翼政党的政策，也不是右翼政党的政策。从一开始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精神的核心支柱。
犹太人就是这样在建设自己的国家。很多以色列人找不到理由放弃这种意识形态，既然它一开始就成全了这个国家。让政治右翼显得不同的，是它在表述这种主张时理直气壮，毫无愧悔。
虽然以色列同埃及实现了和平（哪怕只能算“冷”和平），但新的威胁不断涌现。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扬言要“用血流成河淹死”犹太国。 [19]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伊拉克在法国人的积极帮助下开始建立核反应堆。法国曾帮助以色列在迪莫纳建立核反应堆，现在他们又在帮助一个试图消灭以色列的国家。刚刚上任的贝京表示，绝不能让一心灭亡犹太国的侯赛因获得核武器。
1978年8月，贝京召开了第一次讨论伊拉克核设施应对方案的秘密内阁会议，这种会议一共召开了10多次。军事行动的风险很大，外交领域也不容乐观。以色列人明白，一旦发动进攻，美国为了顾及自己在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利益，必然谴责以色列，让以色列在外交上陷入孤立，因为美国国务院一直迟至1980年都在反复声称：“没有明确证据显示伊拉克试图获得核爆炸物。”
军事上摧毁伊拉克核设施的行动非常危险，飞行员需要穿越敌对国，长途飞行1200英里，为了不被雷达发现，全程只能超低空飞行（事实上，有几名飞行员在这次任务的训练中牺牲）。
但贝京认为这次行动无疑意义重大。犹太人民流散了两千年才得以重建民族家园，决不能再次遭受灭顶之灾。
1981年6月7日，8架以色列战斗机向东朝伊拉克方向飞去，一路未被发现，到达目标点后投下炸弹；位于奥斯拉克（Osirak）的伊拉克核反应堆被彻底摧毁，而所有飞机安全返回以色列。这次袭击虽然是以色列军事史上的光辉时刻，但马上遭到国际社会强烈而持久的谴责。不出所料，法国人怒不可遏，但以色列政府还受到美国国内的密集批评。袭击行动两天后，《纽约时报》发表社论，谴责这次袭击是“不可原谅和目光短浅的入侵行为” [20] 。文章还影射贝京早年策划的行动，声称这位以色列总理“采用了他最弱小的敌人的惯用伎俩：恐怖主义。他用自己强烈的受害者心态为入侵找借口” [21] 。《洛杉矶时报》的约瑟夫·克拉夫特将这次行动和阿拉法特的“恐怖主义”等同起来，认为“美国人应该勇敢地指出，巴勒斯坦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和梅纳赫姆·贝京看起来都倾向于使用恐怖主义手段” [22] 。
美国起初也谴责了以色列的行动，得到美国的赞成票后，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487号决议，裁定该袭击“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行为准则”
。但10年后，1991年在伊拉克执行“沙漠风暴行动”（Operation Desert Storm）的美国已经改变了当初的立场。美国国防部部长迪克·切尼（Dick Cheney）寄给以色列人一张显示奥斯拉克核反应堆残骸的卫星照片，并在上面写道：
向大卫·伊夫里（David Ivri）将军致以感谢和感激，他1981年出色地终止了伊拉克的核计划，这让我们完成“沙漠风暴行动”容易多了。
美国国防部部长迪克·切尼 [23]
袭击伊拉克没有影响到以色列同埃及的和平协定。阿拉伯国家的军队也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核反应堆已成废墟，埃以继续保持和平状态。每个人心里都明白，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其实没有他表现的那样愤怒。这次袭击获得了不折不扣的成功。
以色列开始有了一种名为“贝京学说”的政策，它不能容忍敌方发展或拥有任何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这项政策在贝京退出政治舞台后仍长期存在。 [24]
以色列用行动证明，对于承认其生存权的国家，以色列可以与之和平相处，而对于试图摧毁它的国家，以色列定会报复。但这时犹太国面临的新挑战，并不来自正规军，而是来自激进组织，特别是来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威胁。
自1970年9月约旦国王侯赛因将亚西尔·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逐出约旦后，巴解组织开始把黎巴嫩（位于以色列北部）当作发动对以行动的大本营（参见地图6）。黎巴嫩曾是中东繁荣的国家，但这时深陷内战，许多派别加入战争，其中包括根基牢固的基督教马龙派、黎巴嫩穆斯林、叙利亚人和德鲁兹人。黎巴嫩内部矛盾尖锐，国家的解体和混乱使之成为巴解组织对以色列发动暴力袭击的绝佳场所。
“激进主义”对以色列来说并不新鲜。巴解组织起初采用最能吸引注意力的袭击方式，许多袭击成为以色列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1972年9月对慕尼黑奥运会发动的袭击。激进分子来自“黑九月”组织，他们冲进奥运村以色列代表团驻地，劫持了以色列运动员。德国的特种部队没能成功解救人质，经过交火，11名以色列人遇害。 [25] 这一事件对以色列人冲击极大，大屠杀已经过去30年，全世界通过电视直播再次目睹犹太人惨遭杀害，而且地点还是德国。
1976年夏天，慕尼黑袭击4年后，巴勒斯坦和德国激进分子将法国航空公司一架飞机劫持到乌干达恩德培（Entebbe），100多名人质大多数为犹太人，其中大多为以色列人。这次解救人质行动堪称经典，成为以色列人的传奇故事。7月4日，以色列特种部队飞到恩德培，成功解救了人质（有3人在交火中丧生）。这支特种部队的指挥官约拿单·内塔尼亚胡（日后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哥哥）是唯一一名阵亡的突击队员，由于拯救行动大胆而成功，英勇就义的他立刻成为以色列人的英雄。
以色列国内也出现骚乱。这些年来，以色列阿拉伯人开始有组织地向政府要求更高的社会福利和经济待遇。1976年3月，以色列政府宣布计划，打算没收一大片土地划分给包括卡米埃勒（Carmiel，位于海法和加利利湖中间的一座以色列小城）在内的三座城市，这块地中有阿拉伯人的地。在以色列阿拉伯人看来，政府不断剥夺他们长期拥有的土地，更突显了他们只是二等公民。3月30日，成千上万的以色列阿拉伯人上街抗议。土地计划是引发抗议的导火索，但从抗议的规模就能看出，抗议活动也是以色列阿拉伯人长期以来不满情绪的爆发。抗议活动变得越来越暴力，阿拉伯人在街道上点燃轮胎，封堵道路，并向军队投掷石头（有人说还有燃烧弹）。对于接下来发生的骚乱，人们说法不一，但有6名没有拿武器的以色列阿拉伯人被以色列武装击毙。很多以色列阿拉伯人认为这是1956年卡西姆村屠杀事件的重演，并改变了以色列阿拉伯人的自我认知。他们注意到，以色列的犹太人经常组织抗议政府的活动，但从来不会遭到军人和警察的枪击。这一天被称为“1976年土地日”，成为以色列阿拉伯人历史中能够勾起痛苦回忆的标志性事件。
以色列阿拉伯人在抗议示威中很少携带武器，但以色列境外的巴勒斯坦极端分子的手段极为残暴。阿拉法特改变了策略，他以黎巴嫩南部为基地，不断向以色列平民发射火箭弹，目的是要让他们的生活苦不堪言。越境袭击和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变得越来越频繁，躲进防空洞几乎成为以色列人生活的常态，这让北部以色列人有一种被敌人包围的强烈感觉。截至1982年，超过1.5万名巴勒斯坦游击队员在黎巴嫩南部活动，从这里向北一直延伸到贝鲁特，此区域逐渐被称为“法塔赫的土地” [26] 。
1978年3月11日，贝京刚当选总理不久，一个由11人组成的激进分子团伙从海路潜入以色列境内，在沿海公路上劫持了一辆开往特拉维夫的公交车，杀害了38名以色列人，71人受伤。《时代周刊》称这是“以色列有史以来遭受的最严重的恐怖袭击” [27] 。作为回击，以色列发起“利塔尼行动”（Operation Litani），迫使巴解组织匆匆撤退到贝鲁特，但并没有动摇巴解组织在黎巴嫩的根基。这次事件早早释放出一个信号：以色列很难用军事手段战胜激进组织。
针对以色列北部的威胁仍在继续，火箭弹也没有间断。每当火箭弹从黎巴嫩方向飞来，北部城镇的居民就跑向防空洞。以色列儿童在地下室度过了很多个夜晚，满是惊恐。海边公路的袭击让以色列第一次出兵黎巴嫩，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在伦敦针对犹太人的另一次袭击，加速了以色列第二次出兵黎巴嫩。
1982年6月3日，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在伦敦朝以色列驻英国大使什洛莫·阿尔戈夫开枪。
以色列和巴解组织之间积怨已深，对什洛莫·阿尔戈夫的袭击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贝京和雅博廷斯基一样，非常看重“哈达尔”（
hadar
）观念（把尊严看作犹太人生活之核心的观念），想到以色列儿童夜复一夜只能躲在防空洞担惊受怕，就令他愤愤不平、无法忍受。这让人联想到欧洲犹太人曾经的生活，也违背了犹太人建国的初衷。就像比亚利克早在《屠杀之城》中表达过类似的困惑一样，贝京也问道，为什么犹太人甘愿受袭而不去自卫：
我们不再是任何人眼中胆小怕事的犹太人，不会再等待美国人或联合国来救我们。那个时代已结束。我们必须勇敢地保卫自己。如果不愿自我牺牲，奥斯维辛将再次出现。如果自卫必须付出代价，那我们就付！没错，战争意味着流血，意味着有人将失去亲人，有人将成为孤儿，这想起来确实很糟糕。此刻，我们在加利利地区的同胞正在流血，我们必须行动起来去保护他们。怎能对别无选择的事情心存疑虑？ [28]
贝京的计划非常冒险。他和许多以色列人希望，如果基督徒能控制黎巴嫩，就不会再有射向以色列的火箭弹。此外，贝京还希望，如果以色列能帮助黎巴嫩长枪党（1936年由黎巴嫩基督徒创立的准军事组织）领导人巴希尔·杰马耶勒对付他的宿敌黎巴嫩穆斯林，作为回报，以色列也许能够和黎巴嫩签订和平协定。这个计划的关键在于杰马耶勒能否最终获胜，但这不是以色列能控制的。
1982年6月6日，以色列发动“加利利和平行动”。行动初期，以色列赶走了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巴解组织战士。但行动很快偏离了原计划，阿里埃勒·沙龙带领部队远远越过了内阁规定的40千米纵深处，这也是贝京向里根总统承诺的入侵范围。不久，以色列国防军包围了贝鲁特，以色列入侵他国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以色列的伤亡人数也很多，200多名战士阵亡，超过1000人受伤。许多以色列人认为这是第一场由以色列主动发起的战争，而非被动应战。
黎巴嫩正在成为以色列的越南。
以色列的国际形象也受到损害。阿拉法特尽管蒙受损失，却拒绝离开贝鲁特，他定期出现在西方电视上，一同展示的还有巴勒斯坦伤残儿童和被轰炸后冒起浓烟的巴勒斯坦人房屋。以色列入侵贝鲁特被媒体大肆宣传，在无数国际观众眼中，阿拉法特忽然成了英雄，成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拯救者。
但在军事上，面对以色列的强大火力，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毫无还手之力。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重要机构设在贝鲁特西南部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内，以色列军队无情地轰炸了这里，并取得成功。1982年8月12日，阿拉法特终于妥协。继1971年被逐出约旦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又被迫离开黎巴嫩。8月21—30日，大约9000名巴解组织战士（和6000名叙利亚战士）被护送出贝鲁特。阿拉法特则在部分战士的陪伴下，乘船前往突尼斯。
黎巴嫩军事行动从一开始就偏离计划，行动结果同样出人意料。1982年9月14日，阿拉法特刚刚离开贝鲁特不到一个月，一名叙利亚特工对黎巴嫩长枪党总部实施了爆炸袭击，27人遇害，其中包括巴希尔·杰马耶勒。以色列失去了同黎巴嫩实现和平的希望，黎巴嫩基督徒也失去了他们敬仰的领导人。以色列政府的战略部署完全被打乱。
黎巴嫩的事态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杰马耶勒之死引起的混乱，让阿里埃勒·沙龙看到机会，沙龙主张以色列趁机占领贝鲁特西南边缘人口密集的巴勒斯坦难民营，他认为那些没有离开黎巴嫩的巴解组织战士仍把那里用作基地。
沙龙告诉内阁，他计划清除萨布拉（Sabra）难民营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员。他没有提到第二个难民营沙提拉（Shatila）的名字。他强调说，基督教长枪党“会留下来用‘他们的方法’行动” [29] 。他保证以色列人不会参战。
9月16日夜晚，以色列国防军几个师的兵力封锁了萨布拉和沙提拉难民营的周边地区。在国防军的掩护下，试图为杰马耶勒报仇的基督徒长枪党武装进入难民营，遭到巴解组织穆斯林武装的顽强抵抗，但基督徒武装很快占据压倒性优势。他们长期对穆斯林怀有敌意，杰马耶勒之死更是让他们怒不可遏，基督徒武装开始对平民开枪，在三天时间里屠杀了大量巴勒斯坦穆斯林。战斗结束后，“一批批二三十岁的年轻男性被要求靠墙站，手脚被绑，然后像黑帮处决一样在密集的机枪扫射中倒下” [30] 。大约有700—800名男女老幼死于这场屠杀。
1982年9月26日，无数人走上特拉维夫街头，向政府抗议军队这一行为，要求对这场屠杀展开司法调查，呼吁“杀人犯沙龙”和“杀人犯贝京”辞职。国家陷入一场深刻的危机，贝京成立了卡汉（Kahan）调查委员会，调查以色列是否要为屠杀负责。
这次屠杀事件深刻改变了美国年轻犹太人对以色列的看法。他们1967年以来对以色列无条件的支持不复存在。美国一位重要的犹太社会运动家说：“这是耻辱的时刻。……我想我们失去了很多年轻人的支持。……一个国家无法通过这样的行为来激励年轻犹太人热爱以色列，除非他是狂热分子。” [31] 以色列和美国年轻犹太人的关系日后还将出现更严重的裂痕。
经过四个月审议，调查委员会宣布了结果，虽然以色列对萨布拉和沙提拉的屠杀不负直接责任，但阿里埃勒·沙龙对此事件负有“个人责任”：
国防部部长不顾屠杀风险的行为无法得到合理解释。……他深入参与了这场战争，和长枪党的接触也时常由他负责照管。当他决定国防军不参与行动，而让长枪党单独进入难民营时，如果他不知道这个决定将产生后来确实产生了的灾难，那唯一可能的解释是他完全不考虑将会发生什么。 [32]
内阁接受了卡汉调查委员会的建议，沙龙怨愤地辞掉国防部部长职务，但仍然留在政府中担任“不管部长”，不负责任何具体部门的工作。此时的沙龙在政治上蒙受羞辱，遭到不少人痛恨。谁也想不到20年后，这个好勇斗狠的人将成为以色列总理，并策划了以色列历史上意义最重大的一次领土撤离行动。
以色列在黎巴嫩靠近黎以边境地区维持着一定数量的军队，直到2000年，埃胡德·巴拉克总理才把军队撤回以色列。当军队离开黎巴嫩时，许多以色列人认为在将近20年里，以色列在黎巴嫩没什么收获，还伤了几百名战士。长期驻扎黎巴嫩令许多以色列人一直对国家满腹牢骚，萨布拉和沙提拉难民营更是让他们良心不安。马蒂·弗里德曼是以色列国防军战士，在以色列撤军前夕曾驻扎在黎巴嫩，后来成为国际知名的记者和作家，他在文章中生动而准确地捕捉到以色列当时的状态：
1982年来到黎巴嫩的以色列步履轻盈，对未来充满各种美好的想象，虽然许多计划并不明智，还执行得很差。……我们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入侵[黎巴嫩]是为了彻底改变我们周边的环境。……一切都出于这个想法：命运是可以改变的，我们的命运将由我们来塑造。但我们很多人逐渐明白……我们错了……中东从来不按照我们的意愿变化和发展，未来也不会。 [33]
以色列电影也捕捉到这个国家出现的各种矛盾心态。1986年的《来自西顿的两根手指》（ Two Fingers from Sidon ）记录了以色列撤军前驻扎在黎巴嫩的士兵的日常生活，展现了国防军在黎巴嫩所处的危险，并涉及复杂的伦理道德问题。2007年上映的影片《波弗特》（ Beaufort ）取名自黎巴嫩山区一个以色列前哨，这部电影自我批判的力度更大，描述了撤军前驻扎在黎巴嫩的一群士兵的生活，在表现士兵心中的恐惧和撤军前他们要面对的道德难题的同时，又传达出一种挥之不去的战争结束遥遥无期和战争彻底无用的感觉。
但最能体现以色列对黎巴嫩战争持续反思的电影，还得数2008年上映的以色列影片《和巴什尔共舞》（ Waltz with Bashir ）。这部电影讲述了导演阿里·福尔曼自己的故事。1982年，年仅19岁的福尔曼是一名步兵。2006年，他的一位战友跟他说自己经常做那场战争的噩梦，但福尔曼却什么也想不起来。和其他战友见面后，福尔曼终于回忆起，他曾参加行动向难民营发射照明弹，黎巴嫩长枪党正是借着这些照明弹在难民营实施屠杀。 [34] 他这才明白，由于感到此举和亲手屠杀一样有罪，他将这方面的记忆封锁起来了。
这是以色列一向存在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精神的继续。上文提到的小说《赫贝赫泽》对一些以色列士兵在独立战争中的行为提出了质疑，这本书不但畅销全国，还入选一些高中的课本。同样，《和巴什尔共舞》也被上万以色列人观看。以色列社会一直在思考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以及在萨布拉和沙提拉难民营中扮演的角色，这成为一个不断被人们讨论和分析的话题。在一场他们无法结束的冲突中，以色列人是否在走向歧途？每当他们思考这个问题时，黎巴嫩战争都不可回避。
这部电影在黎巴嫩遭禁。 [35]
贝京的身体此时已经不佳，这场战争令他意志消沉，而妻子的去世更是让他感到无比孤独。卡汉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提交几个月后，贝京便辞掉总理职务，回到家中。从辞职到1992年去世的10年里，除了悼念亡妻和看医生，他几乎足不出户。英国委任统治时期担任莱希领导人的伊扎克·沙米尔取代这位前伊尔贡领导人，成为以色列新任总理。
贝京改变了以色列的政治生态，还将新的宗教感情变成以色列人热议的话题。他自己并不刻意遵守教规，但他从不掩饰对犹太传统的热爱和尊重。曾担任部长的丹·梅里多尔（Dan Meridor）说：“他像犹太人那样说话。”
几十年后，以色列社会将以贝京都难以想象的方式开始“像犹太人那样说话”。
然而，黎巴嫩战争是梅纳赫姆·贝京政治遗产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贝京入侵黎巴嫩的理由很充分，但这场战争让以色列陷入泥潭。最终，黎巴嫩无法正常运行。暴力活动（以色列深度参与了这些暴力活动）所产生的权力真空逐渐将这个国家变成真主党的基地，对以色列构成更严峻的武装威胁。这些威胁当初可以避免吗？我们不得而知。是贝京自己做出关键决策，还是阿里埃勒·沙龙误导了他？这仍然是一个有激烈争论的问题，连贝京政府当时的成员也莫衷一是。
贝京执政时期，以色列的发展并不顺，但这是一个重要时期。以色列同最强大的敌人埃及实现了和平；以色列用实际行动表明，它无法容忍敌对国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色列还向世界证明，为了保护公民正常生活的权利，不让儿童睡在防空洞，国家不惜使用武力发动战争，哪怕这种战争最终会招致以色列人的反对。
在社会领域，利库德集团带领以色列进入一段更强调自由资本主义的时期，但这一政策也出了岔子。以色列的通货膨胀率一度高达450%。 [36] 受经济衰退影响最大的还是东方犹太人， [37] 但是，贝京执政时期的以色列承认了以前没有公正对待部分移民，这样，以色列人在他任期结束后变得更团结了。
这一时期最重要之处，大概还是工党几十年来在以色列一党执政的霸权地位被打破。长期被边缘化的右翼政党结束了工党对国家政治和政策的垄断。普通以色列人如今有了在规划国家未来方面的更多选择。很多时候，以色列选民投谁的票，主要取决于他们是否感到受支持或者被孤立。在接下来几十年，随着国际社会逐渐抛弃这个国家，许多以色列人通过强硬的方式寻求安全感。以色列人有安全感时，会更关注社会问题，也更愿意为和平做出牺牲；而当他们感觉受到威胁时，就会本能地给那些他们认为能保护他们的人投票。这个简单的事实将在未来改变中东的命运。
[1] Yehuda Avner， The PrimeMinisters : An Intimate Narrative of Israeli Leadership （Jerusalem: Toby Press， 2010）， p.606.
[2] Ben Shalev， “Zohar Argov's Flower That Launched a Million Cassettes，” Ha'aretz （May 4， 2012）， http://www.haaretz.com/weekend/week-s-end/zohar-argov-s-flower-that-launched-a-million-cassettes-1.428235[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3] Nir Hasson， “Jerusalem Neighborhood to Name Streets in Honor of Mizrahi Black Panthers，” Ha'aretz （June 14， 2011）， http://www.haaretz.com/jerusalem-neighborhood-to-name-streets-in-honor-of-mizrahi-black-panthers-1.369313[Last viewed March 23， 2016].
[4] Albert Einstein， “New Palestine Poetry: Visit of Menachem Begin and Aims of Political Movement Discussed，”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4， 1948）， https://archive.org/details/AlbertEinstein Letter To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4 1948.
[5] 在第五届议会上，贝京提出应该逐步解除在以色列阿拉伯人生活区的军事法。他认为该法律侵犯了个人自由权，也违反了以色列国家的属性。他强调：“一个自由国家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军事指挥官管理军人，平民管理平民。”Avi Shilon， trans. Danielle Zilberberg and Yoram Sharett， Menachem Begin ： A Lif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91.
[6] Daniel Gordis， Menachem Begin : The Battle for Israel's Soul （New York: Knopf Doubleday， 2014）， p.88.
[7] Menachem Begin， trans. Shmuel Katz， ed. Ivan M. Greenberg， The Revolt : Story of the Irgun （Bnei-Brak， Israel: Steimatzky Group， 1952）， p.78.
[8] Ned Temko， To Win or to Die : A Personal Portrait of Menachem Begin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87）， p.146.
[9] Anita Shapira， trans. Anthony Berris， Israel : A History （Waltham， MA: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2）， p.357.
[10] Assaf Inbari， HaBaita （Tel Aviv: Yediyot Sefarim， 2009）， p.248[Translations by Daniel Gordis].
[11] Benjamin Beit Halachmi， Despair and Deliverance : Private Salvation in Contemporary Israel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p.55.
[12] Gordis， Menachem Begin ， p.159.
[13] Martin Gilbert， Israel : A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8）， p.489.
[14] Shapira， trans. Berris， Israel : A History ， p.367.
[15] Gordis， Menachem Begin ， p.171.
[16] Ofer Grosbard， Menachem Begin : The Absent Leader （Haifa: Strategic Research and Policy Center， National Defense College， IDF， 2007）， p.271.
[17] Gershom Gorenberg， The Accidental Empire : Israel and the Birth of the Settlements ， 1967 — 1977 （New York: Henry Holt， 2006）， p.361.
[18] Temko， To Win or to Die ， p.198.
[19] Hal Brands and David Palkki， “Saddam， Israel， and the Bomb: Nuclear Alarmism Justifi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36， No.1 （Summer 2011）， p.133.
[20] “Israel's Illusion，” New York Times （June 9， 1981）， http://www.nytimes.com/1981/06/09/opinion/israel-s-illusion.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21] Gordis， Menachem Begin ， p.192.
[22] Joseph Kraft， “For Begin， the End? He Should Be Voted Out for Raid That Further Isolates Israel，” Los Angeles Times （June 11， 1981） .
[23] Moshe Fuksman-Sha'al， ed.， trans. Ruchie Avital， “Dick Cheney Letter to Menachem Begin，” Israel's Strike Against the Iraqi Nuclear Reactor 7 June 1981 （Jerusalem: Menachem Begin Heritage Center， 2003）， p.77.
[24] Dan Raviv and Yossi Melman， Spies Against Armageddon : The Mossad and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Israel: Yediot Ahronoth Books， 2012）， p.334.
[25] 2015年，在慕尼黑事件过去40多年后，《纽约时报》等新闻媒体公布了几十年前得到的资料。资料显示，这些运动员在遇害前惨遭殴打和折磨，一名人质当着同伴的面遭枪击，流血致死，而同伴们都被绑住，无法救他。至少一名人质被阉割，而且很可能是在活着的时候遭此酷刑。1903年的基希涅夫集体迫害中，俄国人不但杀害犹太人，还割下女性的乳房。这种杀害和折磨犹太人的行为在四分之三个世纪后再次发生。（“Horrifying Details of Murder of Athletes in Munich Revealed：‘They Were Tortured in Front of Their Friends，’” http://www.ynet.co.il/articles/0，7340，L-4733681，00.html[Hebrew]；see also Sam Borden， “Long-Hidden Details Reveal Cruelty of 1972 Munich Attacker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2， 2015]， http://www.nytimes.com/2015/12/02/sports/long-hidden-details-reveal-cruelty-of-1972-munich-attackers.html.）
[26] Gadi Bloom and Nir Hefez， Ariel Sharon : A Life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6）， p.213.
[27] “Middle East: A Sabbath of Terror，” Time （March 20， 1978）， 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919454，00.html.
[28] Avner， The Prime Ministers ， p.606.
[29] Temko， To Win or to Die ， pp.283—284.
[30] Thomas L. Friedman， From Beirut to Jerusalem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89）， p.162.
[31] Tekumah （ Rebirth : The First Fifty Years ）， an Israeli television series， first broadcast 1998， Channel 1， Episode 20 at 45: 50. The speaker was Letty Cottin Pogrebin， editor of Ms. Magazine.
[32] Gadi Bloom and Nir Hefez， Ariel Sharon : A Life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6）， pp.246—247.
[33] Matti Friedman， Pumpkin Flowers : A Soldier's Story （Chapel Hill， NC: Algonquin， 2016）， p.188.
[34] 不少人提到以色列发射了照明弹，比如托马斯·弗里德曼，参见Thomas Friedman， From Beirut to Jerusalem ，p.161。
[35] Nirit Anderman， “Israeli Film on Lebanon War 'Waltz with Bashir' Shown in Beirut，” Ha'aretz （January 21， 2009）， http://www.haaretz.com/news/israeli-film-on-lebanon-war-waltz-with-bashir-shown-in-beirut-1.268524[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36] Michael B. Oren， Ally : My Journey Across the American-Israeli Divide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5）， p.27.
[37] Shilon， trans. Zilberberg and Sharett， Menachem Begin : A Life ， pp.374—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