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承诺有和平……你承诺会遵守承诺。

——以色列歌曲《73年冬天》

1973年春天，结束了在华盛顿的以色列驻美国大使五年的任期后，伊扎克·拉宾回到以色列，他发现这个国家已经变了。“回家后我发现以色列变得自信，甚至有点沾沾自喜，这与一个远离战争可能性的国家是相称的。” ^[1]

六日战争前几周，以色列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自我怀疑，到处弥漫着绝望情绪。但战后几年又进入了一段非常自信的时期。以色列似乎迈出毁灭的阴影，早期以色列人紧张不安的流散心态如今仿佛只是犹太历史的残留。

后来，以色列人将这种新的民族心态称为“ conceptzia ”，即“构想”，这种心态在军队高层和情报系统表现得尤为明显。普通民众和高层领导都深信国防军拥有绝对的军事优势。在六天的闪电战中，埃及军队遭到犹太国的快速毁灭，恢复军力还需要多年。同样，他们觉得叙利亚也会吸取教训，不会贸然进攻以色列北部边境。他们宣称，多亏了国防军，以色列无懈可击。

以色列人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在建国早年，军事领导人谈及自己的成就时态度谦逊，民众也普遍认为“这是他们对国家应尽的责任”。但现在，国防军的将军得到全国人民的敬仰，被奉为英雄，有的将军利用战后获得的影响力开始从政，动摇了本－古里安坚持的军政分离政策。从1948年到六日战争，担任总理的大卫·本－古里安、摩西·夏里特和列维·艾希科尔三位政治家没有任何军队背景。但后来，以色列不少总理曾是将军或战功显赫的战士。

本－古里安、A.D.戈登和果尔达·梅厄等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的作风艰苦朴素，这在新任领导人身上逐渐消失。以色列早期领导人从不追求物质享受，即使身居高位也住在布置简单的小公寓。这一传统没能坚持下来。新的以色列领导人开始住得好——非常之好。

伊扎克·拉宾说得没错，以色列变得和以前不同了。

正是在这种新的心态下，1973年春天的独立日，以色列举行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阅兵仪式。这也将是最后一次。

尽管有炫耀军力的行为和战无不胜的心态，但当时的以色列并不安宁。在西奈半岛，以色列和埃及军队仍在“眼对眼” ^[2] ——双方能清楚看见彼此，中间仅隔着一条窄窄的运河。以色列开始修建巴－列夫防线（以国防军总参谋长哈伊姆·巴－列夫[Chaim Bar-Lev]将军的名字命名）。没人真的认为这条防线能阻挡埃及军队大规模入侵，但支持者认为一旦埃及发动进攻，这条防线能提供早期预警，为增援部队的到来争取时间。

从一开始，就有以色列军官对巴－列夫防线提出异议。时任南方司令部指挥官的阿里埃勒·沙龙认为，修建巴－列夫防线是危险之举，它会给以色列人营造一种错误的安全感。他后来用一向自信的口吻说道：“我一早就坚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他们[其他将军和前任总参谋长]是错的。巴－列夫防线注定会给我们带来灾难，四年后果然如此。” ^[3] 但当时军队高层有这种担忧的人并不多，防线得以继续修建。一些人觉得，巴－列夫防线就是以色列南方边境坚不可摧的象征。

当以色列修建防御工事时，埃及总统纳赛尔的姿态越来越咄咄逼人。为了表明有决心收复六日战争失去的西奈半岛，纳赛尔多次向西奈半岛发动有限的炮击和小规模入侵。这些行动没有奏效，纳赛尔于是在1969年3月8日发起新一轮攻势，后来被称为“消耗战”。

1969年3月至1970年8月的消耗战一般在以色列武装冲突史上被略过不提。停火最终达成后，两国边界没有任何改变，但双方损失都很大。学者们对于具体死伤人数尚存在争议，以色列一位军事历史学家给出的以色列死亡人数为921人，其中694人为战士，剩下为平民。战争期间以色列还损失了20多架飞机和一艘驱逐舰。

和以往所有战争一样，阿拉伯方面的伤亡更惨重。本尼·莫里斯认为，埃及军人和平民的死亡人数达到1万人。在战斗最激烈的阶段，埃及平均每天有300名战士阵亡。 ^[4] 此外，埃及还损失了大约100架飞机和几艘海军舰艇。最能体现埃及损失惨重的，是埃及总参谋长也在阵亡名单之列。

1970年4月，埃及总统纳赛尔邀请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议会（World Zionist Congress，这是1897年赫茨尔在巴塞尔召开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以来负责组织大会的常设机构）主席纳胡姆·古德曼去埃及，讨论终止冲突的方案。总理果尔达·梅厄认为这是圈套，给古德曼施压，希望他不去。 ^[5] 一些以色列人公开对果尔达提出抗议，怀疑以色列没有为终止暴力做出应有努力。1970年4月28日，58名高中生联名给梅厄写信表达异议，此举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可原谅的违反集体主义精神的行为。他们在信中写道：“我们和很多人都想知道，如果政府的政策总是错过和平的机会，我们如何打赢这场没有尽头也没有意义的战争？” ^[6] 反对果尔达·梅厄的骚乱开始出现。

谁也没想到，一封简单的来信（至今仍叫作“十二年级学生的信”）能在全国范围产生如此大影响。这封信表明，以色列的集体主义精神（本－古里安“国家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解体。同样重要的是，以色列的和平运动随之兴起，以色列民众通过这一运动质疑政府外交政策的诚意和动机。

几个月后，埃及总统纳赛尔因为心脏病突然去世。离开人世前，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知道他一生最重要的事业已经失败，他没有像自己承诺的那样将以色列人赶入大海，他领导的泛阿拉伯主义运动也失去势头。可以说，他的死亡象征着埃及领导的泛阿拉伯主义运动的终结。

就在泛阿拉伯主义消亡之际，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正在觉醒。以色列独立和巴勒斯坦“大灾难”以来，阿拉伯国家一直声称巴勒斯坦事业是泛阿拉伯主义运动的重点，但他们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巴勒斯坦人中的活动家已经意识到，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努力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他们明白，要想在这项事业上取得进展，收复1967年被占土地，只能依靠自己。

亚西尔·阿拉法特成为这项事业的领导者。他不但将巴勒斯坦民族独立的愿望变成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还开创了巴勒斯坦在全世界开展暴力活动的先河。后来，阿拉法特的暴力袭击不仅针对以色列平民，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也成为他的攻击目标。

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袭击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1965年初，法塔赫枪手开始潜入以色列境内，发动更具杀伤力的袭击。1965年5月，袭击规模不断升级，以色列一辆农场卡车、一辆化学品运输车和一个基布兹的居民遭到枪击，多人受伤。1967年6月至1971年3月，类似袭击接连不断，造成以色列大量人员死伤。

从一开始，阿拉法特就明确表示，回到1967年边界是远远不够的，巴勒斯坦人心中有更宏伟的目标。阿拉法特说：“我们不关心1967年6月发生了什么，对消除六月那场战争的后果也不在意。巴勒斯坦革命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赶走犹太复国主义者政权，解放我们的土地。”

巴勒斯坦人的暴力革命还扩展到海外。他们劫持了多架航班。1970年2月21日，瑞士航空公司一架飞机被他们劫持，机上47名乘客和机组人员遇害，其中包括17名以色列公民。就在同一天，巴勒斯坦人袭击了慕尼黑一座敬老院，7位犹太老人被杀。

虽然阿拉法特因为袭击活动遭到国际社会痛斥，但他达到了目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得到了国际关注和同情，最终让以色列在外交上陷入被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首先打击阿拉法特的竟然是阿拉伯国家。1948年独立战争和后来的六日战争中，有几十万巴勒斯坦人逃到约旦。1970年，约旦成为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最重要的大本营。随着实力的壮大，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开始干预约旦哈希姆家族的统治，在短短3个月内，巴解组织武装分子两次试图刺杀侯赛因国王。为了推翻哈希姆王朝，巴解组织还在约旦领土上发动攻击，其中包括把3架班机劫持到约旦，再在电视直播时炸毁飞机。

统治地位岌岌可危的侯赛因国王发动了名为“黑九月”的血腥镇压活动。这场战争始于1970年9月，终于1971年7月，实际上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约旦军队之间的内战。在这10个月中，大约2000名巴解组织战士被杀，几千名非战斗人员死亡。约旦陷入混乱，叙利亚准备以拯救巴勒斯坦人为名入侵约旦。为了保护约旦，以色列在戈兰高地集结大量坦克，大马士革随时可能陷落，叙利亚不得不放弃这次行动。

侯赛因保住了自己的王国，但他无意中造成了另一个中东国家的毁灭。被约旦赶出境外后，巴解组织领导人和几千名战士逃亡到黎巴嫩南部。黎巴嫩穆斯林和基督徒长期生活在微妙而紧张的政治框架中，到1975年，黎巴嫩出现平民骚乱，内战随后全面爆发。这个曾经有“中东巴黎”美誉的国家终将化为一片废墟，主要由于阿拉法特的所作所为，黎巴嫩作为一个正常运转国家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随着冷战加剧，美国和苏联都把中东（特别是埃及）看成扩大自身影响的关键地区。纳赛尔去世后，副总统安瓦尔·萨达特成为继任者。苏联把埃及和萨达特置于其翼下，但萨达特非常反感苏联对埃及内政的干涉，驱逐了国内的苏联顾问。

以色列和美国都认为萨达特犯下了战略性错误，失去了一个重要盟友。但这位埃及领导人远比他们想象的聪明，他知道苏联担心埃及对以色列发动战争，苏联是埃及的支持者，如果埃及再次失败，将严重影响苏联形象。不管对萨达特多不满意，苏联人都不能坐视他失败。

为了“惩罚”埃及，苏联加大了对叙利亚的援助，提供了大量坦克、飞机和地对空导弹。一夜之间，叙利亚成为全世界人均武器拥有量最多的阿拉伯国家。这对以色列而言是个坏消息，因为在叙利亚执政的复兴社会党致力于“消除犹太复国主义者侵略行动的一切踪迹” ^[7] 。苏联人也知道不能放弃埃及。尽管对萨达特不满，他们还是向埃及提供了战斗机、坦克、反坦克导弹、地对空导弹和能够威胁以色列主要城市的“飞毛腿”导弹。

这正是萨达特想要的结果。突然之间，中东的均势被打破，远远超出许多以色列人愿意承认的程度。大多数以色列人没有意识到地区形势正在迅速变化，而“构想”心态成为他们最大的累赘。

萨达特决心恢复埃及人的民族尊严。1973年3月，萨达特和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达成协议，共同进攻以色列。协议中没有太多细节，因为两个国家对这场战争期望不同。叙利亚仍然希望摧毁以色列，但萨达特只希望鼓舞埃及人民的士气，在一定程度上洗清1967年战败的耻辱。对他而言，如果埃及军队能够占领苏伊士运河东岸的阵地，冲破具有象征意义的巴－列夫防线，这场战争就算胜利了。为了限制以色列空军的作用，埃及军队计划在苏伊士运河西岸部署苏联提供的地对空导弹，渡过运河的部队只停留在地对空导弹12千米的保护范围以内。

在备战的同时，萨达特或许也在寻求政治解决方案。1971年初，萨达特向以色列提议，如果以色列军队撤到距离苏伊士运河40千米以外，双方可以达成临时协议。果尔达·梅厄当时对以色列的安全形势非常自信，也不相信萨达特真想实现和平，所以断然拒绝了提议。 ^[8]

1972年底，不为大多数以色列人所知的是，萨达特任命资深外交官哈菲兹·伊斯梅尔为国家安全顾问，并安排伊斯梅尔和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举行秘密会谈。埃及表示，只要以色列同意归还1967年占领的埃及领土，埃及愿意停止冲突，并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1973年，基辛格和伊斯梅尔会晤了两次， ^[9] 但埃及的建议没有产生实质性结果，原因不得而知。有学者认为，伊斯梅尔“乐意……和以色列达成和解，只要归还土地，两国就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 。还有的学者提出假设：萨达特已决心通过战争重振埃及士气，伊斯梅尔的活动或许只是用来转移人们注意力的。 ^[10] 不管真实原因如何，这个提议没有受到重视。

以色列方也有人抛出各种提议。以色列国防部部长摩西·达扬试图寻求经济解决方案，他自信地认为，如果以色列军队撤出苏伊士运河东岸，埃及允许以色列使用苏伊士运河，双方就可以避免战争。 ^[11] 以色列政府和埃及政府对达扬的提议都没什么兴趣，这一计划最终被搁置。以色列人似乎并不担心战争，认定埃及不敢开战。

1973年春天和夏天，埃及军队沿着以色列南部边界开展军事演习，由于抱着“构想”心态，以色列最高指挥部认为这是常规演习，但事实并非如此。埃及早已做好了越过运河的准备，举行军事演习，是为了让以色列国防军放松对南部边界的警惕。随后以色列情报部门搜集到埃及将发动进攻的证据，但最高指挥部没有正确解读这些信息。当时以色列人似乎都沉浸在以色列战无不胜的错觉中，国防军对埃及武装力量不屑一顾，以至于有的领导人要么把埃及会发动进攻当作无稽之谈，要么相信以色列强大的情报体系会为他们提供足够的预警时间，这样即使埃军发动进攻，也会被击退。

5月，埃及军队进入高级戒备状态后，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大卫·埃拉扎尔（“达多”）动员了部分国防军预备役人员，财政开支巨大。不久，埃及取消戒备，很多人认为达多反应过度。这样，国防军的将军们下一次再碰到这种情况，就不会轻易早早动员预备役人员了。

9月底，侯赛因国王秘密访问耶路撒冷，他告诉梅厄总理，埃及和叙利亚即将发动进攻。 ^[12] 会后，梅厄非常紧张，但高级指挥官们消除了她的疑虑。以色列仍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10月初，以色列情报系统收到摩萨德高级特工阿什拉夫·马尔万的情报，马尔万是埃及总统纳赛尔的女婿，也是以色列间谍。他警告以色列人，埃及正在计划进攻，很可能以军事演习作为幌子。但遗憾的是，这份情报根本没有被送到总理办公室。 ^[13]

10月1日，以色列南方司令部的本雅明·西曼·托夫中尉向上级领导大卫·格达里亚（David Gedaliah）中校提交了报告，说埃及军队在运河西岸的部署表明他们不是在演习，而是准备发动进攻。两天后他再次提交报告，强调埃及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非常大。格达里亚既没有和别人提起这些报告，也没有将其写进提交给总司令部的南方司令部情报汇总中。西曼·托夫写的报告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

10月4日和5日，苏联顾问携家眷离开埃及和叙利亚，但以色列对这样重要的迹象依旧视而不见。在这期间，从对埃及和叙利亚的航拍图中，发现了比以往更多的坦克、步兵单位和地对空导弹，但以色列还是按兵不动。10月5日中午12点30分，位于特拉维夫的摩萨德总部收到一份紧急电报，马尔万在电报中再次警告战争即将爆发，他要求直接和摩萨德负责人兹维·扎米尔（Zvi Zamir）将军通话。接通电话后，他告诉扎米尔，战争将在第二天的赎罪日（10月6日）爆发，这是犹太人一年中最神圣的一天。但马尔万说战争将在日落时分爆发，这一点并不正确。

周五，即赎罪日前夜，以色列内阁举行紧急会议。在会上，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局长艾利·泽拉（Eli Zeira）将军对政府表示，他掌握了确凿证据，埃及军队将在第二天下午6点发起进攻。总参谋长埃拉扎尔立刻要求政府批准空军发动和1967年6月类似的空袭行动。果尔达·梅厄没有同意。亨利·基辛格曾要求以色列不要首先开火，否则后果严重，当时担任以色列驻美国大使的伊扎克·拉宾已经答应过这一要求。梅厄和达扬都不愿失去美国的同情与援助，拒绝先发制人。为了不让以色列显得像侵略者，他们还拒绝了军方提出的全军动员请求，只同意小部分动员。他们倒是同意，一旦第二天爆发战争，只有果尔达·梅厄有权动员预备役部队。

赎罪日时的以色列往往异常安静。法律规定，这一天所有商店都得停业，路上几乎没有车，孩子们有时会到空旷的高速公路上骑自行车。虽然是个宗教节日，但大多数世俗犹太人也会过赎罪日，平常不守教规的人这一天也会禁食25小时，平常不去犹太会堂的犹太人这天也会去那待一段时间。这天是安静的，无比宁静，人们在这种静谧中各自反思人生。

1973年10月6日下午两点，防空警报声划破了全国的宁静。对耶路撒冷人来说，这是六日战争结束后第一次听到防空警报。以色列人急忙打开收音机，一开始什么都听不到，因为大多数电台在赎罪日停止播音。但那些没有关掉收音机的人们很快听到了最不想听到的消息：“这不是虚假警报，警报再次响起后，所有人必须进入防空洞！”播完这则新闻，收音机传出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这首曲子因让人想到葬礼音乐而著名。

一小时后，下午三点半左右，广播中发布了另一则消息：“埃及和叙利亚已经发动进攻，局部动员令已下达。”防空警报一次次响起，在全国，赎罪日的平静似乎已成为遥远的记忆，成千上万以色列人惊恐地跑向防空洞。下午四点，道路上的汽车多了起来，车上标志显示，这些车将士兵送往前线。广播通知所有无关车辆不要上路。加油站重新开始运营，节日停运的公共交通系统恢复运转，医院中所有非紧急病人出院回家，为战争伤员腾出床位。听到最后这则广播后，公众明白，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态已经非常严重。

一些家庭的父子、兄弟被同时召到部队。很快，广播播音员播报了一条大家最担心的消息：“埃及人渡过苏伊士运河，已经到达东岸。”下午五点，民众得知“叙利亚飞机正在加利利上空同以色列战机展开激烈的空战”。根据指示，民众为窗户、镜子和相框镜面贴上胶布，防止遭到轰炸时飞溅的玻璃造成二次伤害。

不久后，以色列人终于听到总理的声音。她对全国人民说，就在内阁讨论如何应对阿拉伯国家可能发动进攻时，埃及和叙利亚从地面和空中突然开火。实际情况远比梅厄所说的严重。总理没有告诉民众，战争爆发后15分钟内，240架埃及战斗机飞越运河，为地面部队提供掩护；战争爆发后1分钟内，2000名埃及士兵向以方发射了1万枚炮弹。密集的炮火持续了53分钟。 ^[14] 运河东岸的以色列守军只有436人，其中很多是没有任何战争经验的新移民。总理也没有告诉民众，1400辆叙利亚坦克正从戈兰高地冲向加利利地区，以色列只有57辆坦克抵抗叙利亚600辆坦克组成的先头部队。只要通过这条防线，叙利亚军队就可以长驱直入，开向以色列腹地。

当天晚上，摩西·达扬再次用行动证明，即使战争爆发后，很多人还抱着“构想”心态。他预测以色列的死亡人数只会有“几十人”，不会是几百人。至于戈兰高地，他说：“我认为这天对我们而言并不糟糕。”晚上8点，广播播报了戈兰高地所有妇女和儿童撤离的消息，这和1948年5月古什埃齐翁被约旦人攻陷前的情况一模一样。

午夜时，以色列动员了20万预备役人员，很多人直接到战场报到。抵达营区时，他们发现留给他们的，尽是受损或无法使用的装备和维护不佳的坦克。阿里埃勒·沙龙的传记作者说：“这不是一支准备打仗的部队，而是一支松懈、堕落和过于自信的部队。” ^[15] 这些装备不良的预备役战士将面对30万叙利亚军队和85万埃及军队。同1948年和1967年一样，伊拉克再次参战，派出了1.4万名士兵。黎巴嫩每天向以色列开火。以色列国防军和对手的军力对比达到1∶6。

1973年，刚刚诞生25年的犹太国第三次面临生死战。在战争第一阶段，以色列一直处于守势，以色列人对战争的结果茫然无知，而这一切似乎没有尽头。

这场战争持续了16天，头5天对以色列而言犹如噩梦；战争中以色列一半的损失就发生在这几天。除了极少几次反击，国防军一直在抵抗，以色列的战士们很迷茫。阿里埃勒·沙龙在10月7日视察一个基地后指出：“突然发生的一切他们从未经历过。这些战士从小在胜利中长大……这一代人从来没尝过失败的滋味。现在他们非常震惊……怎么可能是[埃及军队]在向前开进，而我们被打败了？” ^[16]

形势非常危急。在战争头两天，以色列损失了10%的飞机，国防军前线某装甲师损失了半数以上的坦克。象征以色列坚不可摧的巴－列夫防线也被冲破。

到10月8日，以色列部署在西奈半岛的290辆坦克中有180辆被击毁，达扬这时意识到自己先前满不在乎的过度自信是多么荒谬，在随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语调绝望，让听众很震惊。梅厄得知达扬要去谈可能发生的“第三圣殿毁灭”，就禁止达扬接受那次电视采访。 ^[17]

果尔达·梅厄向尼克松总统寻求帮助，甚至暗示他以色列有亡国的危险。虽然以色列情况危急，但尼克松没有马上采取行动。 ^[18] 在电视讲话中，梅厄总理向约旦呼吁，不要犯1967年那样付出沉重代价的错误。当时以色列和约旦之间颇多合作，她相信就算约旦参战，也不会表现得很积极。至于美国援助，她能做的只有等待。

10月10日是战争爆发的第五天，总理在电视上向全体民众发表讲话。她谴责了苏联，正是在苏联的支持下，埃及和叙利亚才让以色列蒙受如此沉重的损失。“叙利亚和埃及军人手里的武器全都来自苏联。” ^[19]

尼克松也意识到，以色列在打的不仅是一场地区性战争，也是一场两个超级大国的代理人之间的战争，区域外大国将在这场战争中发挥关键作用。总统指示他的国家安全顾问，除了激光制导炸弹以外，要确保以色列能够得到所有它需要的武器装备，只要以色列能用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运送这些武器装备。 ^[20] 有些报告认为，尼克松这样做，不仅是因为美国越来越希望以色列继续存在，还因为他通过一些报告得知，以色列为了自保，已把罩在核武器上的罩子拿掉了。 ^[21]

10月8日在西奈半岛展开的一次反击中，以色列国防军遭到重创，总参谋部明白，要想避免灾难出现，以色列必须立刻改变战争走向。国防军领导人制定了“先北后南”的策略：首先扭转北部叙利亚军队势如破竹的攻势，南部军队暂时维持守势。这一策略起作用了。两天后（10月10日），以军将叙利亚军队赶出了四天前哈菲兹·阿萨德总统下令突破的边境线。10月11日，以色列炮兵火力已经覆盖到大马士革郊区。随后，以色列空军轰炸了位于大马士革的叙利亚国防部大楼。 ^[22] 达扬这时已不像几天前那样悲观，他说：“叙利亚人必须明白，大马士革通向以色列的路同时也是以色列通向大马士革的路。” ^[23]

以色列在北部反客为主，这让超级大国紧张起来。苏联警告以色列离大马士革距离太近。10月11日，苏联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告诉基辛格，为了保护叙利亚，苏联空军已进入戒备状态，苏联军舰正在开往叙利亚沿海城市的路上。两天后（10月13日），理查德·尼克松命令美国飞机帮助以色列空运军事物资。

北部威胁解除后，以色列开始集中兵力对付南部的埃及军队。10月14日，埃及军队犯下严重的战术错误，在发动新攻势时，他们的地面部队离开了地对空导弹的保护区，暴露在以色列空军的打击范围内。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埃及损失了250辆坦克，以色列只损失了20辆坦克。南部战局开始扭转。

以色列乘胜追击。10月15日，在阿里埃勒·沙龙将军指挥下，以色列军队试图渡过苏伊士运河。这场战斗尽管非常惨烈（仅在这一场战斗中以色列就阵亡了300人，将近六日战争死亡人数的一半），但第一支部队渡过了运河。接下来一周内，国防军主力部队也通过运河，占领了运河西岸地区。10月19日，苏联和美国分别对埃及和以色列施压，呼吁双方停火。但以色列北部和南部的战斗仍在继续。

10月22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338号决议，要求双方在下午6点52分停火。6点50分，以色列广播宣布以色列将接受停火条件。

但战斗仍在持续。10月24日凌晨两点，埃及第三军团被以色列国防军包围，随时可能全军覆没，埃及和叙利亚这才同意停火。下午1点，停火协议正式生效，战争基本结束。

在这场战争的最后阶段，以色列国防军表现英勇。在空战中，以色列空军击落了277架阿拉伯国家战斗机，自己只损失了6架飞机（46∶1）。阿拉伯国家一共损失了432架飞机，以色列损失了102架。阿拉伯国家的人员伤亡惨重，共有8258人死亡，19540人受伤。一些以色列人认为，阿拉伯国家的实际伤亡是这一数字的两倍，死亡人数应该达到1.5万人（其中1.1万为埃及人），受伤人数达到3.5万人（其中2.5万为埃及人）。 ^[24]

以色列失去了2656名战士，7250人受伤。这一数据虽然远低于阿拉伯人，却是1967年死伤人数的三倍多。这场战争持续的时间比1967年战争长，但以色列处境并没有发生变化。战争爆发前，以色列人犯下许多严重错误，战争带来的巨大伤亡让以色列人难以接受。许多以色列人对土地、和平和战争抱有的设想破灭。尽管以色列人有理由再次对前线战士充满信心，但对领导阶层就不那么有信心了。和平变得越来越无望，很多人不再相信有什么“最后的战争”。正如伊加尔·雅丁在战后所说：“这是以色列第一场父亲孩子并肩作战的战争，我们从未想过会有这种事。作为父亲，我们当年打仗，就是为了孩子将来不用上战场。” ^[25]

以色列人对盟国的信任也受到影响。特别是在政治右翼人士中，很多人永远不会原谅基辛格推迟运送以色列当时急需的武器装备的做法。法国支持阿拉伯国家并向他们提供武器，几乎无人感到意外。阿拉伯国家实施石油禁运后，许多欧洲国家抛弃以色列，倒向阿拉伯国家，但以色列人没想到英国通过对该地区实施武器禁运也这样干。后来英国为了培训埃及直升机飞行员而自破禁运。以色列提出抗议后，英国给出的答复是，英国已经将培训地点从中东前线改为英国本土，以色列见好就收吧。此外，第三世界国家也纷纷和以色列断交，其中不少国家得到过以色列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石油再次成为国际政治中一个重要因素。战争进行到10月17日时，为了惩罚美国等国对以色列的支持，阿拉伯国家开始实施石油禁运，此举严重冲击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经济，以色列再次成为国际阴谋的靶心。石油输出国组织（由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地位显著上升，在后来几十年一直影响着美国的外交政策。

以色列人的“构想”心态终于被深深的忧虑取代。他们对国家领导人缺乏信心，也明白以色列国防军并非坚不可摧。已经习惯扮演胜利者角色的以色列，逐渐痛苦地接受这场战争带来的惨重损失。媒体公布了以色列战俘的镜头，这种画面让以色列人不习惯，也令他们恐惧。画面上还有被炸毁的以色列坦克和死去的国防军战士。贝特哈西塔（Beit Hashita）基布兹有11名年轻成员战死。电视上播出了送葬场景，11辆军用吉普车组成一支送葬车队，每辆车上摆着一具用以色列国旗覆盖的棺材，这种画面让许多观众受不了。

这种痛苦也是许多基布兹成员无法承受的。基布兹悄然发生了变化，建国那一代人对世俗主义的坚持、对宗教的彻底排斥开始解体。虽然当时体现得还不明显，但世俗、自信和不在乎宗教传统的新犹太人形象将要在以色列退潮，人们转而开始在前辈看不起的领域中寻找生活的意义。

1967年创作《金色的耶路撒冷》的拿俄米·舍莫尔再次用作品证明了她惊人的预见。1973年战争前，她将披头士的《顺其自然》（ Let It Be ）改编为希伯来语歌曲。战争过后，她修改了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虽然副歌部分仍保留了《顺其自然》的旋律。这首歌将以色列人的悲伤表达得淋漓尽致，引起全国轰动，至今流行。 ^[26] 她写道：“地平线上仍有一片白帆，但处在密布的乌云下。”这首歌既有披头士的风格，也带有1973年以色列的特色，她写道：

我们所有的渴望，顺其自然吧，

请让一切顺其自然，顺其自然，

我们所有的渴望，顺其自然吧。

全国人民的悲痛之情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散。1995年独立日上，以色列人第一次听到并将成为以色列经典歌曲的《73年冬天》。这首歌开头写道：“我们是73年冬天的孩子。”这些孩子唱道，他们的父母“在战争结束的拂晓时分梦到我们”。这些孩子明白，生出他们是一种绝望的行为，也是父母最后的希望：“当你们用爱的力量怀上我们，在73年冬天，／你们要让被战争掳走的一切填充你们的身体。”

而父母则早早许下承诺，“你们承诺要不惜一切代价，为我们把我们的敌人转化为爱人”。但整整一代人之后，这个承诺未能兑现。歌曲的副歌部分直击心灵，直到今天，仍让唱的人深有感触：

你承诺有和平，

你承诺家园里有春天和花朵，

你承诺会遵守承诺，

你承诺有和平鸽。

1995年这首歌出现时，赎罪日战争已经结束20多年，但和平鸽没有飞来。仍在持续的战争让这个国家的内心千疮百孔。赎罪日也因为这场战争而不再是以前那个宗教意义上的赎罪日了。每年在这个用于反省和忏悔的宗教节日上，人们都会想起当年以色列人的无能、悲伤、损失和幻灭。

可以说，赎罪日战争将以色列灵魂的一部分击得粉碎，再也无法复原。

此外，这场战争政治影响深远。早在1973年11月13日，梅纳赫姆·贝京就在议会上批评果尔达·梅厄和政府在战争中无能。几十年来，贝京身处以色列政治边缘，他现在得到越来越多以色列人的认可。但对独霸政坛的工党打击更大的，是调查战争爆发原因的阿格拉纳特委员会。该委员会1973年11月21日成立，1974年4月1日发表的调查报告认为，以色列军队高层犯下了许多错误，但基本没有追究政府的责任。总参谋长大卫·埃拉扎尔、情报部门负责人艾利·泽拉将军和南方司令部司令撒母耳·葛农（Shmuel Gonen）三位军方高级将领引咎辞职。葛农辞职后立即离开以色列，余生在非洲度过，61岁时死于心脏病突发。战争结束不到三年，大卫·埃拉扎尔于1976年4月也死于心脏病，年仅51岁。

虽然阿格拉纳特委员会对果尔达·梅厄和摩西·达扬手下留情，但这反而让这些政治领导人的处境变得更糟。他们似乎得到了免受追责的“特许”，这让公众感到愤怒和恶心，许多人强烈要求这些人辞职。

民众发起的和平抗议活动也出现了。最著名的是莫蒂·阿什肯纳泽独自一人来到耶路撒冷的总理府前抗议，横幅上写着：“奶奶[果尔达·梅厄总理的绰号]，你的国防部部长很失败，你3000名孙儿孙女因此丧生。” ^[27] 这场战争前，对一名民选高官这样说话是难以想象的，但民众现在顾不了了。在推迟到1973年12月的选举中，工党仍然获胜。但1974年4月，果尔达·梅厄辞职，接替她的是伊扎克·拉宾。拉宾的票数少于梅厄第一任期获得的票数，而民众仍气得发抖，他所领导的这个政党即将失去在以色列政坛的统治地位。

拉宾的上台标志着新时代的到来。他是第一位出生在20世纪的以色列总理，第一位出生在以色列地的总理，第一位只接受过以色列教育的总理，也是第一位有过军旅生涯的总理。以色列人已经做好准备，迎接这类新领导人。 ^[28]

美国犹太人察觉到这种变化，其中一些人认为，1967年以来，以色列过度自信和好斗，如今能有所收敛让他们舒了口气。几位美国犹太领导人评论道：“和一个不那么以色列的以色列打交道，让我们感到愉快。” ^[29] 在美国，雅各·布劳斯坦和大卫·本－古里安的观点长期以来各有拥趸，布劳斯坦的观点此时重新占据上风。

1973年12月，以色列人还没有完全从几个月前战争的悲痛中走出来，又一个噩耗传来：大卫·本－古里安去世。本－古里安已经和病魔斗争了很长时间，人们并非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但鉴于以色列人刚刚经历的创伤，国父般的人物这时去世，仍然是痛苦的打击。

本－古里安有专制倾向，从政时间可能也有点过长。他出生于欧洲，年少时就出于理想主义情怀来到巴勒斯坦，在果园摘过橘子，建立了工会，成为伊休夫政治领袖。在英国统治的混乱年代，本－古里安审时度势，巧妙地让伊休夫得以壮大。他缔造了许多建国前的机构，最终成功建国。他拥有超强的把握历史时机的能力，知道何时应该耐心等待，何时应该迅速出击。他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就宣布建国，因为他明白这样的历史机会不会再有。

他虽然不是军人，但在独立战争中展现出过人的勇气和卓越的谋略，让这个刚刚崭露头角的国家渡过危机。如果说是赫茨尔赋予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以生命，那么大卫·本－古里安就是以色列国生命的赋予者。以色列第五任总统伊扎克·纳冯（Yitzhak Navon）坚信，本－古里安是两千年前“第二圣殿毁灭以来最伟大的犹太人” ^[30] 。但现在，他已与世长辞。

一场让以色列人心力交瘁的战争刚刚结束，他们又在电视上看到大卫·本－古里安的葬礼。一位以色列作家说：“他们像是在观看自己的葬礼。” ^[31]

这场战争以灾难开始，它粉碎了以色列人的“构想”心态。但以色列在赎罪日战争中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叙利亚坦克突破以色列北部防线后，民众虽然惊恐万分，但没有逃亡。军方在战争爆发前和战争早期犯了许多错误，但面对巨大压力，军队重整旗鼓，调整战略，最后再一次展现了以色列强大的军事实力。很大程度上由于军队高层的错误，成百上千的战士献出了生命，但活下来的战士一直坚守前线，既没有逃跑，也没有投降。虽然没有听到达扬对总理说的“第三圣殿”（重生的犹太共和国）摇摇欲坠的言论，但他们能感觉到他们快要失去一切。以色列不会在他们的注视下倒塌。

和以往一样，以色列的民主制度也发挥了作用。在民众的监督下，军队高层领导和国家领导人都为自己的过错付出了代价。

以色列军队在战争后期取得了压倒性优势。以军包围了埃及第三军团，可以将之歼灭。在北部，以色列装甲部队停在可以攻入大马士革的地方。在遇到突袭、开局不利的情况下，以色列实现了惊天逆转。实际上，赎罪日战争成为以色列最后一次同敌军正规部队的较量。 虽然战争爆发前和战争初期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但以色列国防军让阿拉伯邻国明白，同以色列正面交锋是自取灭亡，没有胜算。

尽管如此，以色列并没有“获胜”，像以前人们习惯看到的那样。几年后，什洛莫·加齐特（1974—1979年任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局长）在一次电视采访中承认，赎罪日战争中没有胜利者。 ^[32] 他相信，军事上的僵局让双方比任何时候都更希望达成和平协定。

阿拉伯人和以色列的斗争远远没有结束。在战场上失利后，以色列的敌人在其他领域向以色列发起进攻。巴勒斯坦人多年来试图在外交上孤立以色列。如今，欧洲国家害怕阿拉伯再次实施石油禁运，屈服于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压力，这让他们对以色列的外交斗争变得格外有效。1974年11月，亚西尔·阿拉法特被邀请到联合国发表讲话，在后来被称为《橄榄枝和手枪》的演讲中，他没有谈到和以色列实现和平，而是谈到“犹太人入侵巴勒斯坦”。他的演讲既有威胁使用暴力的意味，也影射了和平：“今天，我来到这里，一手拿着橄榄枝，一手拿着自由战士的枪，不要让橄榄枝从我手中滑落。我再说一遍，不要让橄榄枝从我手中滑落。”话毕，满场掌声。

为了回应掌声，阿拉法特双手紧扣，举过头顶，露出他腰带上的手枪皮套。阿拉法特显然有意把枪套带到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的现场，以此含蓄地威胁要继续使用武力，但这丝毫没有影响观众们鼓掌。阿拉法特向以色列的生存权宣战，但联合国报之以全场欢呼和站立鼓掌。仅一年后，联合国大会批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为联合国观察员。

联合国对以色列的外交攻势不断取得进展。1975年11月，联合国大会以72票赞成、35票反对（和32票弃权）通过了3379号决议，确认“犹太复国主义是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一种形式”。美国对该决议投了反对票。美国驻联合国代表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对这一提案提出强烈谴责：“联合国将要把反犹主义变成国际法。”莫伊尼汉还发表了他那段著名的言论：“[美国]……不承认，不遵守，也永远不会默许这个臭名昭著的决议……一大股邪恶的力量被释放进这个世界。” ^[33]

连莫伊尼汉也想不到，将犹太国非法化的国际势力将迅速蔓延开来。虽然不用面对敌人的正规部队，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以色列变得更不安全。在许多方面，犹太国即将受到国际社会的排斥，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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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rtin Gilbert， Israel : A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8）， p.423.

[2] Howard M. Sachar， A History of Israel : From the Rise of Zionism to Our Tim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9）， p.744.

[3] David Landau， Arik : The Life of Ariel Shar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3）， p.75.

[4] Ze'ev Schiff， A History of the Israeli Army : 1874 to the Present （London: Macmillan， 1985）， p.246.

[5] Tekumah （ Rebirth : The First Fifty Years ）， an Israeli television series， first broadcast 1998， Channel 1， Episode 9 at 36: 20.

[6] Anita Shapira， trans. Anthony Berris， Israel : A History （Waltham， MA: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2）， Kindle Edition， Locations 7794—7795.

[7] Sachar， A History of Israel ， p.748.

[8] Tekumah ， Episode 9 at 43: 18.

[9] William B. Quandt， Peace Process : American Diplomacy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Since 1967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5）， p.101.

[10] Quandt， Peace Process ， p.455.

[11] Mordechai Bar-On， Moshe Dayan : Israel's Controversial Hero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56.

[12] Tekumah ， Episode 10 at 8: 07.

[13] Mitch Ginsburg， “Mossad's Tip-Off Ahead of Yom Kippur War Did Not Reach Prime Minister， Newly Released Papers Show，” Times of Israel （September 20， 2012）， http://www.timesofisrael.com/newly-released-papers-detail-depth-of-mishandling-of-yom-kippur-war-warnings/[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14] Gilbert， Israel : A History ， p.432.

[15] Landau， Arik ， p.98.

[16] Benny Morris， Righteous Victims : A History of the Zionist-Arab Conflict ， 1881 — 2001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1）， p.416.

[17] Shapira， trans. Berris， Israel : A History ， p.330.

[18] 多年后人们发现，尼克松对犹太人非常反感。他的得力助手亨利·基辛格对自己犹太人身份的复杂态度是出了名的。耶胡达·阿夫纳大使后来写道，犹太人身份让基辛格“神经衰弱”。在2010年公布的尼克松录音带中，可以听到基辛格对总统说：“就算苏联人把犹太人关进毒气室也不关美国的事。”（Yehuda Avner， The Prime Ministers: An Intimate Narrative of Israeli Leadership [Jerusalem: Toby Press， 2010]， p.269; Gil Troy， “Happy Birthday， Mr. Kissinger，” May 23， 2013， Tablet ， http://www.tabletmag.com/jewish-news-and-politics/132819/happy-birthday-mr-kissinger#xCoSwz6BrWoHxhzI.99.）

[19] Gilbert， Israel : A History ， p.440.

[20] Herbert Druks， The Uncertain Alliance : The U. S. and Israel from Kennedy to the Peace Process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2001）， p.113.

[21] Amir Oren， “CIA Report on Yom Kippur War: Israel Had Nuclear Arsenal，” Ha'aretz （February 13， 2013）， http://www.haaretz.com/news/diplomacy-defense/cia-report-on-yom-kippur-war-israel-had-nuclear-arsenal.premium-1.501101[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22] Tekumah ， Episode 10 at 32: 00.

[23] Gilbert， Israel : A History ， p.442.

[24] Abraham Rabinovich， The Yom Kippur War : The Epic Encounter That Transformed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2004）， p.497.

[25] Gilbert， Israel : A History ， p.460.

[26] Motti Regev and Edwin Seroussi， Popular Music and National Culture in Israe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67.

[27] Rabinovich， The Yom Kippur War ， p.499.

[28] Robert Slater， Rabin : 20 Years After （Israel: KIP-Kotari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5） .

[29] Tekumah ， Episode 20 at 37: 55.

[30] Tekumah ， Episode 7 at 45: 30.

[31] Assaf Inbari， HaBaita （Tel Aviv: Yediyot Sefarim， 2009）， p.242[Translations by Daniel Gordis].

[32] Tekumah ， Episode 13 at 11: 40.

[33] Gil Troy， Moynihan's Moment : America's Fight Against Zionism as Rac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18. /cRBGrtKubHsJ3wlKnTYazoYConEBdwxPEXp+pepa472jM90e3CP+GtRLnAHReV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