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属于我，但让我感到陌生……

生活在那的也是陌生人……

他们一直生活在那，我才是陌生人。

——阿摩司·奥兹写于六日战争后

拿俄米·舍莫尔在歌词中写道：“我们重新回到水井旁，回到这里的市集和广场，[回到]耶路撒冷老城的圣殿山。”确如歌中所唱，犹太人重新回到这里。东、西耶路撒冷间的那道墙已不复存在，圣殿山下的西墙又回到犹太人的怀抱。自大约两千年前罗马人毁灭圣殿以来，第一次有大量犹太人来到西墙前。

他们用手触摸墙上的石块，徜徉于古老的集市，终于能够亲眼看见这个千年来魂牵梦萦、但过去19年来无法靠近的地方。“推着婴儿车的女人，包着头巾的老妇，戴着檐帽的基布兹成员，裹着祈祷巾戴着哈西德毛帽、黑色大檐帽或针织基帕帽的正统派教徒来到这里……陌生人之间会相互一笑，似乎在说：我们站到了故事的最后。” ^[1]

但故事并没有结束。欢庆之余，人们也感觉怪怪的，占领似乎不像欢庆者想象的那样简单。但不管怎样，在这场许多人认为这个年轻国家将灭亡的战争中，以色列克服了各种难以逾越的困难。以色列人回到了圣经时代的土地，回到了多个世纪来犹太人只能在宗教经典中读到的地方。

但拿俄米·舍莫尔在歌词中提到的市集并非无人居住。阿摩司·奥兹（他父亲在1947年11月那个夜晚曾对他说犹太历史将永远改变）感到，历史的浪潮正再次发生改变，在西奈半岛服兵役的他，一休假就来到耶路撒冷。走在大街上，他发出这样的感慨：

耶路撒冷属于我，但让我感到陌生……这座城市有人居住。生活在那的也是陌生人：我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他们一直生活在那，我才是陌生人……他们的眼神恨我。他们希望我死。我是受诅咒的陌生人……我拿着冲锋枪走在街上，俨然成了儿时噩梦中的人物：一个身在异乡的异客。 ^[2]

战后，他很快在工党《达瓦尔报》的专栏中写道：“占领即使不可避免，也是腐化堕落的。”在后来几十年里，他同以色列小说家大卫·格罗斯曼等人一起对这个观点进行深入阐释。

从摄于六日战争前的西墙黑白照中能看到，西墙前是一条拥挤的小巷，连几百个人都容纳不下。政府料到六日战争后会有几千犹太国公民涌到犹太教最神圣的这个地方来欢庆。小巷旁有个脏乱的棚户区，叫穆格拉比（Mughrabi）区。1948年，135户无家可归的难民搬到这儿长住。6月10日晚上，得到高层批准后，军队要求穆格拉比区的阿拉伯人立即离开，他们计划在此建立一个能够容纳大量人口的广场。很快，军队的推土机开始清除这些房屋，疏通通往西墙的道路。负责清空穆格拉比区的指挥官后来回忆说：“要求在此居住的人离开，是我下达过的最艰难的命令……当你[在战场上]下令‘开火’，只需要本能，不用多想。但在这儿，你不得不下达的命令会伤及无辜。”

一些学者认为，穆格拉比区 ^[3] 的行动很能体现以色列当时草率而仓促的决策，其中有些决策随后几十年塑造了以色列的发展。6月10日拆除该区前，以色列没有展开如何对待占领区大量城镇和社区的全国性讨论。但以色列人很快明白，六日战争后，以色列人对占领的土地和人口作出的决策，将给以色列带来严峻挑战，这些挑战同六日战争试图解除的威胁一样事关生死。

战后的变化让全体以色列人无比兴奋。在宗教人士看来，以色列能如此戏剧性地逃过一劫，并取得决定性胜利，一定得到了上帝的帮助。有人认为这场战争说明弥赛亚的时代已经到来。上帝一定是听到了兹维·耶胡达·库克拉比痛苦的呼喊。这股宗教热情将助燃一场运动，它很快就会永久改变以色列。

世俗犹太人同样心潮澎湃。和以前一样，以色列诗人用诗歌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激动心情。拿单·奥尔特曼一向善于用脍炙人口的诗歌记录关键的历史时刻。他已经成为犹太民族的声音。

但从1967年到1970年去世，奥尔特曼备受争议，因为他以笔作为武器，为战后以色列的鹰派代言。鹰派认为占领约旦河西岸后，以色列就收复了圣经时代的以色列地。奥尔特曼说：“以色列不能做出任何让步，尤其不能放弃这个‘民族的摇篮’。这场胜利最大的意义，是它消除了以色列国和以色列地之间的区别。……此后，以色列国就是以色列地。”

众所周知，奥尔特曼是世俗犹太人。 ^[4] 虽然保留六日战争期间以色列占领的土地后来成为宗教团体的主张，但不要忘记，从19世纪末起，世俗犹太复国主义者就在巴勒斯坦购买土地，建设家园。早期移民大多是来自俄国具有社会主义理想的年轻人，在海外资助者的帮助下，他们从愿意出售土地的阿拉伯人手上买地。1947年，阿拉伯人对伊休夫发动进攻，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1949年，在此期间以色列占领了更多的土地。独立战争后，在20世纪50年代开发这些土地，自然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迈出的下一步。

世俗犹太复国主义者对这些新土地怀有如此热情，尚有另一层原因。一段时间以来，典型的劳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后续乏力。在六日战争前的六年中，全国只成立了十个新的莫沙夫或基布兹。建设集体主义农庄的，大多是欧洲具有社会主义理想的犹太人，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大多死于希特勒的毒气室，这类移民数量大幅减少。世俗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急需注入新的激情。

世俗犹太复国主义激情的减弱带来了真空，从而为宗教人士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新的领导者、成为以色列建国后第三个十年的领袖创造了机会。犹太复国主义以前具有明显的世俗特点，还试图培养新犹太人，故而遭到犹太宗教人士的攻击。但六日战争后，一些宗教领导人试图领导这场重新获得活力的运动。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兹维·耶胡达·库克拉比。战争前，库克拉比表达了他对以色列地被分裂的悲痛之情；战争后，他突然摇身一变，像一位活在当代的圣经先知那样历数起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荣耀：

这位拉比站在铺着一面以色列国旗的诵经台后发表讲话。诵经台上既有宗教经典，也有代表世俗力量的以色列国旗，兹维·耶胡达似乎想通过这种摆放方式告诉人们：这面国旗和我身后包裹《托拉》柜子的丝绒布一样神圣。……拉比用铿锵有力的声音和盛气凌人的语气警告全世界不要干预上帝的计划，也不要夺走以色列解放的这片土地。他还说，以色列民主选举出的政府也无权从占领土地上撤离。 ^[5]

库克拉比认为自己有权提醒政府有权做什么和无权做什么，他这种自信为未来将要发生的事发出危险信号。但大多数以色列人完全没注意到。

当然，并非每位宗教人士都持这种观点。正统派犹太教徒耶沙亚胡·雷博维茨教授就是一个例子。作为以色列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雷博维茨认为1967年6月胜利后，主要宗教义务是拯救以色列的灵魂，要做到这一点，以色列需要从占领土地上撤出，这样以色列人就不会强行统治异族人。

战争结束三年后，他给以色列十二年级的学生写了封信，信中总结了他从1967年停火以来反复强调的观点：

我主张立即从居住有125万阿拉伯人的占领土地撤离，这与和平没有任何关系。我总是说“离开”，而不是说“归还”，因为我不知道应该归还给谁。归还给侯赛因？法塔赫？纳赛尔？还是当地居民？我们离开后，阿拉伯人会对这片土地做什么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没有义务也没有权利管这些事。我们应该在犹太国修建防御工事，保卫这个国家。如果我们不能有尊严地离开——即在理解犹太民族和国家的真正需求后主动离开，那么美国人和苏联人会逼迫我们狼狈地撤离。要明白，我对“占领土地”问题一点都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生活在那的125万阿拉伯人，我并非关心他们，而是关心犹太民族和犹太国。目前已经有30万阿拉伯人生活在以色列境内，如果以色列还要管理占领土地上的阿拉伯人，以色列无法成为犹太人的国家，犹太民族将岌岌可危，我们在国家中建立起来的社会体系也将遭到破坏。

雷博维茨石破天惊的观点遭到许多宗教人士的反对。其中就有参与解放老城和圣殿山行动的空降兵哈南·波拉特。他走到西墙，目睹那些被严重风化的神圣石头，喃喃说道：“我们在续写圣经新的篇章。” ^[6]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长期以来就是属于年轻人的革命。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1892年发表《鸟颂》时才19岁。指挥哈雷尔旅的伊扎克·拉宾虽然只有26岁，但在争夺耶路撒冷的战斗中立下汗马功劳。同样，怀着满腔热血和十足的干劲，年仅24岁的哈南·波拉特等人也发起了一场改变以色列的运动。

哈南·波拉特1943年出生于耶路撒冷附近犹地亚山上的埃齐翁村，这里当时是一个成立不久的宗教基布兹。波拉特很早就体验过流亡的滋味。1948年5月13日，就在以色列宣布建国的前一天，埃齐翁村成为独立战争中最早被阿拉伯人攻陷的基布兹之一，村里所有成年男性被聚集起来，然后被扫射或用手榴弹炸死。波拉特和他的朋友们能活下来，是因为基布兹的妇女和儿童已提前撤离，在耶路撒冷避难，只有成年男性留下来保卫家园。

这一带的基布兹被攻陷后，许多犹太人遇害，其中包括波拉特好朋友们的父亲，他自小就与这些人朝夕相处。当波拉特说他要拯救“父辈之地”时，他并未使用隐喻。

其他人也想拯救“父辈之地”。六日战争结束几周后，负有盛名的圣经老师约埃尔·宾－努恩带领学生，来到多年以来只能从书本上读到的地方：

手持袖珍本圣经，戴着基布兹无檐帽，约埃尔带领学生走在圣经之地，寻找圣经中写到的水井、遗迹和地形，并根据这些地点寻找古战场。他们找到亚伯拉罕从希伯伦走到耶路撒冷的路，还找到1948年帕尔马赫成员赶去支援埃齐翁村的路，两条路并存在这片土地上，就仿佛这两件事没有隔着两千年的流散一样。

学生们能够亲自踏在圣经描述的山间小路上，这让宾－努恩能够赋予圣经一种新的生命力。在宾－努恩的教导下，满怀宗教热情的波拉特有了新的目标：他希望人们能够重新定居在他父辈们遇害的地方，如果这些基布兹当年没有被攻陷，这片土地如今就已经是以色列的一部分了。

1967年9月25日，六日战争刚结束三个月，哈南·波拉特见到总理，希望政府同意以色列人重新在埃齐翁村定居。他多次提起自己和总理之间的对话，它表明以色列的政治领导人完全误解了这股重新燃起的宗教热情：

“孩子（kinderlach），你想要什么？”艾希科尔问道，他用了意第绪语中对小孩的昵称。“我想去那儿。”哈南回答说。“孩子，如果想去，你就去啊。”哈南说：“还有十天就是犹太新年，我们都很想去我们父母祷告的地方祷告。”总理说：“喔，孩子，既然想祷告，就祷告吧。”

我们无法从这段叙述中判断艾希科尔的态度，他是反对、支持还是怀疑。“艾希科尔的评论有不同的解读，有的人说他强烈支持，也有的人说他坚决反对，但不管怎样，激进分子没有太在意他的态度。” ^[7] 但可以确定的是，不管艾希科尔如何看待波拉特，他都严重低估了波拉特的决心。

返回古什埃齐翁，不仅是为了在一块特定的土地上生活，也不仅是为了改变以色列的地理和政治环境。波拉特和他的朋友们是为了返回自己的家园，返回他们出生的地方，返回他们父母耕种土地、修建房屋和建立社区的地方。为了守卫这里，他们的父亲献出了生命，他们的长辈因此被屠杀。如果将犹太复国主义概括为一项犹太人返回先祖之地的事业，那么对于波拉特和他的朋友们来说，他们必须返回父辈居住的地方。1948年5月，埃齐翁村和周边犹太村庄沦陷时，哈伊姆·古里写道：“我们将重生，像以前一样再次站起来。”19年后，那些死者的儿女们决定实现古里对全国人民的承诺。

艾希科尔象征性的认可正是波拉特需要的。不到两天时间，波拉特和他的朋友们（人们称他们为“埃齐翁村的孩子”）坐着破旧的卡车和大巴陆续回到基布兹的旧址。

抵达后，他们从车上卸下床垫，摆在临时搭建的铝结构棚屋里，这就是他们的家。他们将兹维·耶胡达·库克的头像挂在男宿舍里，在约旦河西岸的第一个定居点度过了第一夜。

以色列人普遍认为埃齐翁村是在耶路撒冷保卫战中被攻陷的，这在以色列集体记忆中占据着重要位置。重新有人在此定居，令各行各业的犹太人深受鼓舞。在特拉维夫，“一位即将退休的牙科医生决定卖掉自己办公室的设备，将这笔收入捐给埃齐翁村。” ^[8] 特拉维夫大学的校长评论说：“埃齐翁村的先驱在为我们指引前进的方向。” 一位学生说如果能加入这里的基布兹，他宁愿放弃上大学的机会；一对夫妇申请到这里的基布兹度蜜月。

随后，定居者运动声势逐渐壮大，无法回头。

截至1973年底，仅仅经过6年发展，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岸（主要在约旦河谷）建立了17个定居点，1977年5月达到36个。1973年，加沙地带和西奈半岛西北角（靠近拉法[Rafa]口岸）建有7个定居点，1977年达到16个。在西奈半岛内陆，1973年有3个定居点，1977年达到7个。 ^[9]

1974年，决心在1967年占领土地上建立定居点的以色列人成立了第一个属于他们的政治实体“信仰者集团”，它后来成为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核心力量。信仰者集团不但是兹维·耶胡达·库克拉比意识形态的体现，还是对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思想的复兴。几年后，阿里埃勒·沙龙回忆说，有人问他：“信仰者集团的成员都是些什么人？”他回答说：“他们和20世纪40年代的我们差不多，只是比我们更认真。” ^[10] 信仰者集团将对以色列社会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截至2012年，大约有34.1万以色列人生活在定居点。

一些以色列人想保留约旦河西岸是出于宗教和意识形态原因，但还有些人是出于安全考虑而非神学考虑。1970年，帕尔马赫创始人之一、时任以色列副总理和移民吸收部部长的伊加尔·阿隆提议归还部分1967年占领土地，保留剩下的土地。“阿隆方案”（参见地图7）建议以色列长期占领约旦河谷、东耶路撒冷、古什埃齐翁和希伯伦郊区新建立的犹太居住区基亚特阿巴（Kiryat Arba）。以色列将在这些地区建立民事定居点，这些定居点除了提供住房，还能起到战争预警作用，提早发现来自东面的进攻。以色列没有计划控制的土地将交还给约旦（该方案之一），这些区域之间由高速公路连接。阿隆还提议将西奈半岛大部分地区归还埃及，但保留戈兰高地大部分地区。这一方案在以色列国内引起争议（虽然得到广泛讨论，但当时的以色列政府从未就此正式投票），但它遭到约旦国王侯赛因的拒绝，因而没有实际意义。

几十年后，大多数以色列人将明白，约旦河西岸最终无法逃避分而治之的命运（由于国际压力等原因），不可能被以色列长期单独占领，但这个问题已经变得远比“阿隆方案”提出时复杂。截至2015年，已有几十万以色列人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巴以双方在谈判中提出的要求也变得越来越强硬和无法调和，这场冲突从政治问题演变为宗教问题，双方的宗教人士都认为这是上帝赐予他们的土地。“阿隆方案”提出得太早，当时如果能够采纳，中东历史就会大不相同了。

如何处理占领土地成为犹太复国主义最具争议的问题。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早期，赫茨尔寻求建国，而阿哈德·哈姆认为国家是一个错误，犹太人只需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文化中心。后来，本－古里安和雅博廷斯基就如何抵抗奥斯曼帝国与英国产生分歧。多年后，本－古里安和梅纳赫姆·贝京在德国赔款问题上出现争执——他们两人更深层次的矛盾在于犹太民族记忆在以色列政策和政治议程中应当扮演什么角色。现在，以色列右翼和左翼人士针锋相对，定居者和那些主张以色列应该放弃占领土地的人剑拔弩张。和先前的争论一样，这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冲突。两个阵营的人都深爱着犹太国，都在为这个国家的繁荣而努力奋斗，但对于如何才能更好地保护这个国家的灵魂，他们提出了不同的行动方针。

信仰者集团认为约旦河西岸是一片处女地，年轻的犹太人都应当来到这片圣经中描述的民族诞生之地生活。但其他以色列人看得很清楚，这里生活着约125万以色列统治下的阿拉伯人。阿隆认为这块土地能够让以色列变得更安全，雷博维茨则认为这是改变以色列属性的毒瘤。突然，以色列边境问题不再是一个安全和外交问题；它成了一个宗教问题，因而变得越来越复杂。以色列社会出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的对立，这一分歧直到今天也没有消除。

梅厄·阿里埃勒是一位性格内向、满头卷发、有艺术天赋的空降兵，和哈南·波拉特一样，他也参加过解放耶路撒冷老城的战斗。波拉特看到西墙时充满惊奇，梅厄的感受却截然不同。“他心想：‘我随时可能被这种想法击中：我终于来到这儿，两千年的渴望得以实现’，但梅厄·阿里埃勒没有一点兴奋的感觉，更没有觉得自己在续写圣经新的篇章。他问自己：‘我这是怎么了？我还是犹太人吗？’” ^[11] 极具音乐才华的他提笔改写了拿俄米·舍莫尔的歌，写下了《钢铁的耶路撒冷》。

舍莫尔在歌词开头写道：“山林的气息美酒般清爽，钟声和松柏的芳香在风尘中弥荡。”阿里埃勒的《钢铁的耶路撒冷》则以“在你的黑暗中”开始：“在你的黑暗中，耶路撒冷……我们来此开拓你的疆土，驱赶敌人。”

拿俄米·舍莫尔看到了犹太人返回民族诞生的先祖之地，梅厄·阿里埃勒则看到了战乱带来的痛苦。虽然歌词末尾也提到“金色的耶路撒冷”，但情感完全变了。这里不仅是金色的耶路撒冷，也是“铅一般的耶路撒冷，梦一般的耶路撒冷”。歌词最后是一句祈祷：

在你的城墙中，

愿和平永驻。

战争结束后，阿里埃勒用低成本录制了这首歌，不知怎的为以色列电台注意到，忽然之间就被反复广播。这首情绪悲伤、对拿俄米·舍莫尔略带嘲讽的歌曲大受欢迎，并非偶然。以色列即将掀起关于这场战争的大讨论。战争中占领的土地应当如何处置？雷博维茨和波拉特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拿俄米·舍莫尔和梅厄·阿里埃勒也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借用约西·克莱因·哈勒维的话，阿里埃勒后来成为以色列的鲍勃·迪伦，唱出了他那一代以色列人的幻灭感。又过了十年，这种幻灭催生出“现在就和平”运动（the Peace Now movement）。以色列社会的音乐家和诗人总能充当新兴运动的预言者，这又是一个例子。

连一些以色列国防军的高官也明白，这场胜利虽然伟大，但也暴露出一个软肋。伊扎克·拉宾后来说：“我们本来可以控制更大的区域。如果我们想占领开罗，埃及军队无能为力，阿曼也是一样，6月11日我们还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占领大马士革。但占领更多土地并不是我们打这场仗的目的，我们占领的土地已经成为一个重负。” ^[12]

“重负”一词用得准。许多以色列人意识到，控制这些新占土地和统治125万阿拉伯人非常棘手。1948年阻止将军们占领约旦河西岸的本－古里安这时虽已退休，但他仍然表示，以色列应该保留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但其他地方要统统放弃。在这方面，他和耶沙亚胡·雷博维茨观点一致：这事关以色列的灵魂。

以色列的士兵也改变了强硬姿态，一些身经百战的老兵开始分享让他们内心深感不安的所见所闻。《士兵谈话》一书搜集了对参战基布兹成员的采访，其中披露了士兵们从未袒露过的心声。有的人谈到自己杀人时的痛苦和对战争的反感。还有人说，当看到和自己孩子年龄一般大的阿拉伯儿童举起双手投降，深感羞愧。

这本采访集的出版人本来认为此书反响有限，没想到卖出了10万册，对以色列市场来说这不啻是天文数字。这本书的成功和梅厄·阿里埃勒《钢铁的耶路撒冷》的流行有着同样的原因。一些以色列人已预感到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即将兴起，而以色列人自己为此推波助澜。

六日战争不但让以色列人内部出现分裂，还让战败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变得空前团结。以色列的胜利让纳赛尔的泛阿拉伯主义运动受到重创。现在大家清楚地看到，纳赛尔和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口口声声支持巴勒斯坦人（1948年战争逃离家园的人及其后代），但并没有什么实际行动。六日战争让纳赛尔蒙受奇耻大辱，巴勒斯坦人也是一样，他们在战争中没有任何主动权，只是大国博弈中被牺牲掉的无关紧要的棋子。许多人在1948年背井离乡，来到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六日战争后，他们发现当年赶走他们的以色列人再次成为统治者。

这一变化对巴勒斯坦人的冲击非常大。1949年停火线这时已失效，19年后他们可以再次来到1948年以前他们生活的地方，这让他们的心情非常复杂，当时一位历史学家写道：

西耶路撒冷的卡塔蒙（Qatamon）和巴卡（Baqa）区的大房子在1948年前属于阿拉伯富人，他们在1948年弃房逃离后，这些大房子被犹太移民瓜分。[六日战争后]这里到处有挂着约旦车牌的汽车在马路上慢慢开，东耶路撒冷和其他地方的阿拉伯人专程来看自己以前的房子。……美国总领事埃文·威尔逊[在电报中]写道：“我们在新城住宅的客厅有架摆了19年的大钢琴，它的主人1948年匆忙离开，交给以前住这的人保管，主人现在回来索要了。” ^[13]

有的巴勒斯坦人认为以色列人动机邪恶。格桑·卡纳法尼是当时巴勒斯坦的著名作家（和激进组织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的领导人），在《回到海法》（他发表的众多短篇小说之一）中，他描述了巴勒斯坦人从约旦河西岸来到海法查看他们在1948年以前住处的经历，当开车穿越以色列时，男主角对妻子说：

他们刚完成占领，就允许人们自由通过边境，一分钟也没浪费，这种事情在战争史上从未有过。你知道1948年4月发生的事有多么糟糕，现在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仅仅是为了我们吗？不是！这也是战争的一部分，他们在对我们说：“自己去看吧，看看我们比你们强多少，看看这些地方发展得多好。安心成为我们的奴隶吧，你们应该赞美我们。” ^[14]

以色列的控制也给他们带来了其他福利。一些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找到工作，生活水平大幅提高。逐渐，在以色列统治下，他们还获得了更多教育机会。但对巴勒斯坦人而言，最刻骨铭心的变化还在于统治者从约旦穆斯林变为以色列犹太人，生活水平再提高也无法改变被占领的事实，结束被占领状态迟早将成为他们最主要的民族目标。

20世纪50年代末，亚西尔·阿拉法特成立了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简称为法塔赫。阿拉法特1929年8月出生于开罗。他的父亲来自加沙，母亲从小在耶路撒冷长大。母亲去世后，父亲把他送到耶路撒冷老城，让他和母亲的家人一起生活。他后来又回到开罗学土木工程（学习之余还跟随穆斯林兄弟会参加了1948年战争）。西奈战役后，所有费达因分子被驱逐出境，阿拉法特此时来到科威特，和这里的巴勒斯坦难民一起生活。1959年，他成立了法塔赫。

1968年，法塔赫加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英文简写为PLO，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于1964年成立，当时以色列还未占领约旦河西岸），并很快成为该组织的核心力量。阿拉法特的掌权不仅影响到以色列，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从事跨国极端活动，全世界都深受其害。

在以色列还存在为了让两个民族和睦相处而放弃部分土地的声音，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则不愿做出任何退让。它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在其宪章中表达得非常清楚：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殖民主义运动，其目标具有攻击性和扩张性，其组织结构具有种族主义和隔离主义特征，其手段和目标具有法西斯主义特点。以色列是这个破坏性运动的先锋，是殖民主义的中流砥柱，是中东地区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长期紧张和动乱的根源。

1967年，巴勒斯坦人（以及同阿拉伯联盟和埃及关系密切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蒙受了奇耻大辱，阿拉法特领导的法塔赫影响力陡增，吸引了几百万巴勒斯坦人。随着法塔赫成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当中最具影响的力量，阿拉法特不但成为该组织主席，还成为一位国际人物。可以说，他已经被当作巴勒斯坦人的政治领导人。

同犹太复国主义一样，除了政治上的努力，巴勒斯坦人在文学上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其中最著名的是马哈茂德·达尔维什的诗歌。达尔维什出生于西加利利地区，独立战争期间他们家离开了世代生活的巴尔沃（al-Birwa）村。他在诗歌中运用了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阿拉伯诗歌韵律，表达了巴勒斯坦人强烈的思乡之情。1964年（这一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达尔维什创作了《身份证》一诗。 他开篇向读者宣称：“写下来！／我是阿拉伯人！”接着表达了巴勒斯坦人在内心深处对以色列人的指控：“你们窃取了我祖先的果园，／和我开垦的土地。”巴勒斯坦人的绝望来自哪里？“你们什么都没给我们留下，／除了这些岩石。”然后是警告：

如果我饥饿，

掠夺者的肉将会成为我的食物，

当心我的饥饿，

当心我的愤怒！

达尔维什与其他巴勒斯坦作家和诗人一起发出了巴勒斯坦人寻求独立和自由的心声。他在诗中提到的愤怒非常真实，将很快成为以色列持续繁荣的最大威胁。

1967年9月1日，六日战争结束三个月后，阿拉伯联盟在苏丹首都喀土穆（Khartoum）召开的首脑会议上发表了一份声明，其中提到：

阿拉伯国家首脑一致同意在国际和外交领域联合起来，消除侵略行为造成的后果，确保以色列从6月5日以来占领的阿拉伯土地上撤出。这一过程必须在阿拉伯国家共同遵守的框架下进行，即对以色列不和解、不谈判、不承认，坚决维护巴勒斯坦人在自己国家的权利。

对以色列实行不和解、不谈判、不承认的“三不原则”成为阿拉伯世界一个响亮的口号。

以色列在1967年6月的六日战争中取得了军事胜利，但犹太国同周边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并没有结束。不仅如此，这场胜利还激起了新的冲突——同巴勒斯坦人的冲突。双方都用意识形态上的热情回应这一深刻变化。以色列方面出现了致力于定居点运动的信仰者集团，巴勒斯坦方面则被激发出追求民族主义事业的斗志和灭亡犹太国的决心。

正是由于1967年这场胜利，犹太国有了一个新的敌人，这个敌人的力量将不断壮大，对犹太国的未来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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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Yossi Klein Halevi， Like Dreamers : The Story of the Israeli Paratroopers Who Reunited Jerusalem and Divided a Natio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13）， p.111.

[2] Gershom Gorenberg， The Accidental Empire : Israel and the Birth of the Settlements ， 1967 — 1977 （New York: Henry Holt， 2006）， p.86.

[3] 穆格拉比区一直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争议的焦点。早在1929年，两个民族间就犹太人访问西墙的问题出现激烈争执，穆夫提哈吉·阿明·侯赛尼呼吁限制犹太人前往西墙。作为回应，伊休夫阿什肯纳兹大拉比亚伯拉罕·以撒·库克号召犹太人清除穆格拉比区。当时并没有人采取行动，但他的建议在1967年成为现实。（Hillel Cohen， Year Zero of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1929[Waltham， MA: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5]， p.xvii.）

[4] Tsur Ehrlich， “Nathan the Wise，” Azure ， No.28 （Spring 5767/2007）， http://azure.org.il/include/print.php?id=445[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5] Halevi， Like Dreamers ， p.119.

[6] Halevi， Like Dreamers ， p.94.

[7] Gorenberg， The Accidental Empire ， p.113.

[8] Halevi， Like Dreamers ， pp.145—146.

[9] Benny Morris， Righteous Victims : A History of the Zionist-Arab Conflict ， 1881 — 2001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1）， p.335.

[10] Tekumah （ Rebirth : The First Fifty Years ）， an Israeli television series， first broadcast 1998， Channel 1， Episode 14 at 4: 50.

[11] Halevi， Like Dreamers ， pp.96—97.

[12] Martin Gilbert， Israel : A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8）， p.393.

[13] Gorenberg， The Accidental Empire ， pp.61—62.

[14] Ghassan Kanafani， Palestine's Children : Returning toHaifa and Other Storie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2000）， p.151. 0G+t5RAiWY6unJPYvkXA9s+w0C052KWRFaZrEgxR64XaxsSlj4Hawj/HLlg1cL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