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爱的一切就在脚下……古老的以色列地，我青春的家园，之前被分裂的另一半祖国。

——以色列诗人哈伊姆·古里写于六日战争后

截至1967年，犹太国不但抵挡住建国之初敌国的猛烈进攻，吸收了100多万移民， 还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国家在政治、文化等领域迅速形成了特色。毫无疑问，未来还有很多挑战需要面对，但建国19年后，以色列的情况远远好于1947年11月联合国投票时人们对这个国家未来的想象。

然而，耶路撒冷此时还处于分裂状态。独立战争期间，年轻的以色列国防军没能守住东耶路撒冷和老城，让约旦人给占去。在将近20年内，由煤渣砖块和铁丝网组成的一道墙穿过犹太国首都的心脏地带。就算以色列政府准备接受它，对许多犹太人，尤其是对宗教人士（当然不局限于宗教人士）而言，这道墙就仿佛是一道拒绝愈合的伤口。

1967年独立日快到时，耶路撒冷市长泰迪·科勒克要求创作出一批关于耶路撒冷的歌曲，能够在第二届以色列歌曲节由国家电台播出。此前，以色列很少有诗人和作曲家写关于耶路撒冷的歌曲。世纪之交以来创作的几首相关歌曲中，没有提到耶路撒冷的分裂状态，也没有提到犹太人无法靠近西墙，连老城都进不去。

科勒克向包括作曲家拿俄米·舍莫尔在内的五人发出邀请，请他们创作关于耶路撒冷的流行歌曲，但由于涉及的主题很复杂，这五人都谢绝了。但最后舍莫尔改变态度，写了首歌，名为《金色的耶路撒冷》。

歌词第一节写道：“沉睡的树丛和石垣，为梦羁绊，这座孤零零的城市，心中横亘着一道墙。” 接下来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副歌部分：

耶路撒冷，黄金之城；

何等明亮，青铜之城；

我愿如琴，将你歌颂。 ^[1]

这首歌曲最早由年轻女高音歌唱家舒丽·拿单（Shuli Natan）演唱，立刻流行开来，电台几乎不停地广播，这位本来无人知晓的歌唱家一夜成名。一位对以色列深具洞察力的评论家说：“以色列人一直在压抑他们对另一半耶路撒冷的思念。现在，他们跟着舒丽·拿单一起歌唱，为首都的分裂哀伤。” ^[2] 和以色列一样，耶路撒冷现在也有了属于自己的颂歌。

宗教团体对耶路撒冷的分裂尤为伤心绝望。犹太人无法访问耶路撒冷古老圣殿被毁后唯一留存的西墙。两千年来一直有犹太人在这祷告，虽然人数不多。独立战争中，以色列失去耶路撒冷老城，希伯伦和其他犹太教圣地也在敌军控制下，犹太国境内几乎没有任何一处传统犹太教圣地，这也颇具讽刺意味。

在拿俄米·舍莫尔歌曲播出前一天，兹维·耶胡达·库克拉比（他的父亲就是致力于促进不同犹太人之间交流的神秘主义者亚伯拉罕·以撒·库克拉比）向学生们讲述了19年前联合国投票那天他的个人经历。和大卫·本－古里安和梅纳赫姆·贝京一样，他也无法庆祝，但出于不同的原因：

全国人民涌上街头欢庆……但我没有出门加入庆祝的队伍，反而独坐家中，心情沉重。最初几小时，我无法平静，上帝在先知书中的话竟然没有实现，这简直是噩耗。先知书中说，“他们分取了我的土地！”……但我们的希伯伦在哪里？难道忘了吗？我们的示剑[纳布卢斯]在哪里？难道我们忘了吗？耶利哥（Jericho）在哪里？难道我们忘了吗？约旦河东岸的土地又在哪里？这每一寸神的土地都在哪里？我们有割让一厘米的权利吗？神不许！……那一刻，我的全身无法动弹，如同受伤、被切成碎片一般。我无法庆祝。“他们分取了我的土地！”他们分割了神的土地！……我不能出门跳舞庆祝，这就是19年前的情况。

据在场者说，听到这席话，他的“学生陷入沉默。他们从未看过拉比如此悲伤，如此愤慨” 。他们在想，拉比到底想和他们说什么？

这一地区的局势已经日趋紧张。叙利亚宣布将从上游引走以色列国家输水工程35%的水源。以色列表示这无异于战争行为，但叙利亚继续推进引水工程。随后两国在边境爆发冲突，叙利亚朝以色列村庄开火，以色列则攻击了叙利亚人用在引水工程中的大型挖土设备。

1967年春天，该地区外的国家还有意煽风点火。苏联通知埃及和叙利亚代表，以色列向北调集了12个旅的兵力，做好了进攻准备。艾希科尔指出苏联情报有误，甚至邀请苏联驻以色列大使楚卡钦（Dmitri Chucakhin）和他一起去北部亲眼看一看（楚卡钦拒绝了邀请）。美国也坚持认为苏联情报完全有误，但叙利亚人相信了苏联。通过将以色列准备发动战争的消息告诉叙利亚和埃及，苏联实际上在为一场战争点火。

几周后的5月15日，以色列举行了每年一度的独立日阅兵仪式。阅兵仪式每年在不同地方举行，1967年计划在耶路撒冷举行。 阅兵总是为了展示大量军事装备，体现军事实力。但1949年约以停战协议限制了以色列能开进耶路撒冷的坦克数量，为了不违反协议，参加阅兵的以色列装甲部队数量明显少于往年。苏联的警告已经让埃及和叙利亚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参加阅兵的坦克数量之少似乎进一步证实，以色列为了备战把坦克部署在了其他地方。

在阅兵过程中，一位以色列官员将以色列国防军情报部门的一张纸条递给国防军总参谋长伊扎克·拉宾，拉宾又将纸条递给总理艾希科尔。 ^[3] 纸条上说，埃及装甲车已经进入西奈半岛。艾希科尔和拉宾选择保持克制，但就在那一天，情报部门不断传来新的消息，内容一条比一条紧急。这个本应举国欢庆的日子一下充满了凶兆。

以色列领导人不知该如何应对。一方面，他们知道纳赛尔一向喜欢炫耀军事实力，可能不是真的想打仗。但另一方面，他们也知道埃及和叙利亚几个月前已经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以色列本来希望通过外交手段或小规模军事行动来解决这一危机，但希望很快破灭，开罗的广播声称：“我们的军队已经完全做好了战争准备。” ^[4] 5月15日，在阿拉伯国家纪念1948年战争失利的日子（和以色列阅兵在同一天），纳赛尔宣布：“兄弟们，做好巴勒斯坦最后一战的准备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 期待已久的灭亡以色列的“下一轮”战争似乎已迫在眉睫。

接下来的三周被以色列称为“哈姆塔纳”（ hamtanah ，希伯来语“等待”之意），这是以色列史上最紧张的一段时间。埃及在西奈半岛部署了5个师的兵力，每个师有1.5万人、100辆坦克、150辆装甲车和包括苏联大炮在内的大量武器装备。

有学者认为纳赛尔当时已下定决心开战，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他为重建阿拉伯民族自尊心而摆出的姿态，只是后来事态失控了。不管埃及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在以色列人看来他就是要发动战争。5月16日，纳赛尔采取进一步措施，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1957年以来（1956年西奈战役以后），联合国紧急部队在沿加沙和沙姆沙伊赫（Sharm al-Sheikh，这是位于西奈半岛最南端的一片地区）的国际边界线上建了几十个观察站，部署了几千人的部队，这支部队的任务是防止阿拉伯人潜入以色列，并保证埃及不会封锁蒂朗海峡（参见地图6）。但现在，大量埃及军队已经涌入西奈半岛。

接下来，纳赛尔做出明显的交战行为，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吴丹（U Thant）将联合国部队撤出这一地区。以色列以为吴丹起码会做出形式上的反对。可吴丹立刻答应了纳赛尔的要求，甚至都没有通知联合国大会。5月19日，联合国人员全部撤离。显然，联合国并不能保护以色列不受攻击。

以色列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决定，如果埃及封锁蒂朗海峡（以色列最南端城市埃拉特[Eilat]通往红海的出海口，是以色列同东方的重要商业通道）， 以色列将视之为宣战行为（以色列可以名正言顺地开战）。两天后，埃及宣布封锁蒂朗海峡。短短8天时间内，埃及抹杀了以色列在1956年西奈战役中获得的所有外交成果。

这时外交战线最为关键。当时以色列在国际舞台上最重要的人物是阿巴·埃班。埃班1915年出生于开普敦，婴儿时就随家人迁居伦敦，后来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古典学和东方语言。大学期间他积极参加犹太复国主义者青年联合会的活动，并成为该组织期刊的编辑。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埃班和哈伊姆·魏茨曼一起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工作，后来还成为英军情报部门军官，在埃及和巴勒斯坦服役。

1947年，埃班被任命为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的联络官，他在此时把名字改为希伯来语化的“阿巴”。后来他同时担任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和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1959年，他回到以色列后当选为议员。1966年，他开始了为期8年的外交部部长生涯。

埃班才华横溢，能言善辩，是以色列不可多得的代言人。（多年后，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对埃班说：“我认为你是当今世界口才最好的演讲者。”）面对紧张的地区局势，他急忙来到法国。在11年前的西奈战役中，法国是以色列的主要盟友，并一直是以色列重要的军备供应国。但埃班出发时就担心这种关系已经发生变化。不久前，法国外交部总司长埃尔韦·阿尔方（Hervé Alphand）表示：“法国对‘以色列生存权’的承认和法国同阿拉伯国家的友谊之间并不矛盾。” ^[5] 以色列人都明白，阿尔方只不过嘴上说说“以色列生存权”，实际在意的却是与阿拉伯国家的“友谊”。

埃班同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会谈，证实了他先前的担忧是正确的。夏尔·戴高乐坚持认为，应当由法国、英国、美国和苏联共同解决中东地区危机。但这个要求显然不现实，因为不存在让各方满意的解决方案。何况苏联在一旁煽风点火，不会致力于外交解决。戴高乐还警告以色列不要“首先开火”。埃班指出封锁蒂朗海峡构成交战理由，戴高乐认为这是无稽之谈。法国领导人根本不在乎埃及的封锁行为对以色列经济产生的影响。埃班提醒他，1956年法国曾许下承诺，一旦遭到埃及封锁，法国将认可以色列的作战权。戴高乐若无其事地说：如今是1967年，而不是1956年。

对法国失望后，埃班前往伦敦，同工党首相哈罗德·威尔逊会面。在伦敦，他得到了一定支持。威尔逊告诉他，英国内阁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大家认为“一定不能让封锁政策得逞” 。

1957年，为了让以色列离开西奈半岛，美国承诺，如果埃及再次封锁蒂朗海峡，美国承认以色列拥有自卫权。但离开伦敦来到美国后，埃班同林登·约翰逊的会谈让他失望。约翰逊同意埃及封锁蒂朗海峡属于“非法”行为，但他告诉埃班，美国正在制订“红海赛舟”（Red Sea Regatta）计划，准备让40个海洋大国派出国际船队穿越蒂朗海峡，维护国际海事权，确保蒂朗海峡自由通行。

埃班心神不宁地离开会场。以色列处在生死关头，而约翰逊显然忙于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不大可能落实“红海赛舟”计划。和戴高乐一样，约翰逊也警告以色列不要首先发动进攻。这位美国总统说：“只要不一意孤行，以色列就不会孤立无援。”

这和1957年美国许下的承诺相距甚远。同法国一样，美国也违背了当初的诺言。

埃班在国际社会东奔西走，没有取得太多成果。以色列国内的气氛却越来越紧张。国家领导人面临一个关键选择：是按照美国的要求继续等待，还是先发制人、占据上风。列维·艾希科尔认为以色列应该等待，他说：“首先发动战争在政治、外交乃至道德上都说不过去。我们必须保持克制，让军队再等一周、两周或更长时间……我们必须表现得足够成熟，才能经受住这场考验。” ^[6]

5月27日，内阁投票决定保持克制，继续等待。5月28日，艾希科尔发表广播演讲，试图让民众保持冷静。他说，以色列仍然希望在美国的帮助下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危机。

但他的演讲彻底失败了。总理的英文稿撰写人耶胡达·阿夫纳回忆说：

演讲过程中不断出现他翻稿子的声音，伴着反反复复的“呃，呃”，似乎艾希科尔不知道自己念到哪了，又像是他不明白稿子上新加上去的“负责任的决策”“共同目的”等词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断断续续地演讲下去，不断出现“呃，呃”……收听他讲话的以色列人民本来就担惊受怕，他讲得越不流利，就显得他越没主见和惶恐，虽然他在演讲末尾向大家保证，一旦受到攻击，以色列知道如何保护自己。 ^[7]

这次失败的广播讲话后来被称为“结巴演讲”。阿夫纳还说：“突然，整个国家显得非常无助，就像没了领导人一样。以色列的敌人幸灾乐祸，而战壕中的以色列战士愤怒地摔掉收音机，流下失望的眼泪。” 《国土报》一位著名专栏作家写道：“如果一个经历过大屠杀的民族还会信他的话，让自己再次涉险，那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8]

艾希科尔出现这种状况是有原因的。他本来计划在家里把讲话录下来，但他审稿太迟，等他改完后，演讲稿上满是删除符号、批注和箭头。后来演播室通知他已经来不及提前录音，总理只好拿着涂满修改、不好辨认的稿子到现场念。

但覆水难收，公众对他的信任已不复存在。有人呼吁他下台，还有人建议由本－古里安担任临时总理。《国土报》另一位专栏作家第二天写道：

如果我们相信艾希科尔在此紧要关头确有能力驾驭国家这艘巨轮，我们愿意追随他。但昨晚他发表广播讲话后，我们已不再相信。现在比较理智的做法是让本－古里安担任总理，摩西·达扬担任国防部部长，艾希科尔只需负责国内事务。 ^[9]

军方对总理按兵不动的决定深感失望。时任步兵旅指挥官的阿里埃勒·沙龙将军正处在事业上升期，他认为等待下去是个战略错误：

今天我们亲手放下了我们最强大的武器，即敌人对我们的恐惧。我们本来有实力摧毁埃及军队，但如果在自由通行问题上退让，我们就打开了通往以色列毁灭的大门。无论如何，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否则未来将付出更高的代价。……以色列人民已经做好准备，去发动一场正义的战争，去战斗，去付出代价。现在的问题不仅关乎自由通行，还关乎以色列人民的生存。 ^[10]

5月19日，约旦国王侯赛因飞到开罗会见纳赛尔。纳赛尔拿出埃及同叙利亚一年前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侯赛因说：“再给我一份同样的文件，把里面的叙利亚全部换成约旦，事情就成了。” ^[11]

以色列在建立和维护同约旦的关系上投入很大。独立战争期间，双方虽然在耶路撒冷及其周围发生冲突，但双边关系没有完全破裂。19年来，虽然许多巴勒斯坦人从约旦潜入以色列发动袭击，但约以边境总体来说还算安宁。但现在，面对难以承受的压力，约旦国王认为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参战。约旦还和叙利亚签订共同防御条约，这意味着以色列可能要同时面对叙利亚、约旦和埃及在三条战线上的进攻。一天后，同1948年时一样，伊拉克部队来到埃及，急切准备加入战斗。

与此同时，美国几乎无所作为。美国没有组织船队突破蒂朗海峡的封锁，而以色列已经没有时间等下去了。美国和英国号召其他国家站在他们这边，但几乎没有国家响应。约翰逊宣布，他已经看不到任何解决危机的办法。美国此时深陷越南战争，白宫不愿在另一场军事冲突中投入宝贵的政治资本，径直拒绝了以色列在导弹、坦克和战斗机等武器装备上的请求。

从法国传来的消息更加糟糕。戴高乐曾告诉埃班，首先开火的国家将遭到武器禁运。但他后来改变了主意，战争还没爆发，他就禁止将武器卖给以色列。显然，他判断以色列无法打赢阿拉伯人，他准备利用这一机会恢复法国同伊斯兰世界的长期关系。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拉宾因为压力太大而病倒。他几乎吃不下饭，每天抽约70根烟，喝大量咖啡——然后出现了精神崩溃的症状。民众此时已经非常紧张，如果得知最高军事指挥官在大战前精神崩溃，只会进一步陷入恐慌。所以拉宾对外宣称自己“尼古丁中毒” ^[12] 。拉宾的医生更诚实，称之为“急性焦虑症”。约西·克莱因·哈勒维对以色列社会的观察一向深刻，他指出：“以色列当时面临的不是普通战争，这场战争关系到以色列的生存和犹太人主权梦想的终结，巨大的责任压垮了拉宾。” ^[13]

拉宾只休息了一天，接受治疗后，又回到了军营。

以色列当时最主要的盟友是世界犹太人。一听到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欧洲和美国犹太人都明白这次危机非同小可。大屠杀期间美国犹太人做得不够，他们不愿再犯同样的历史错误。他们开始为以色列捐钱，组织集会，对华盛顿施加政治压力。

在纽约举行的一次支持以色列的集会有15万人参加，成为美国犹太人组织的规模最大的集会。（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这时已经存在，但十年后才真正具有影响力，成为美国犹太人在国会山最重要的游说集团。） ^[14] 犹太求助联合会（United Jewish Appeal）的“紧急募捐”筹集了3.07亿美元。正当全世界犹太人担心以色列能否抵抗住阿拉伯国家进攻时，美国犹太人行动了起来，美国犹太人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全美许多犹太人捐出了大量财产，为了保证以色列的生存，俄亥俄州比奇伍德（Beachwood）的一对夫妇将他们装修房子的资金全部捐给以色列。

但阿拉伯世界也觉醒了。5月26日，纳赛尔宣布：“我们最基本的目标就是消灭以色列。” ^[15] 艾哈迈德·舒凯里（Ahmed Shukeiri）在1957—1962年曾担任沙特阿拉伯驻联合国代表，后来成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在战争爆发前，他宣称：“这场战争后，没一个犹太人能活下来。” ^[16] 开罗、巴格达、大马士革也举行了游行示威活动，许多民众聚集在大街上高喊“让犹太人去死”“把犹太人赶进大海”等口号。 ^[17]

赫茨尔和比亚利克时代的欧洲来到了中东。就在21年前，奥斯维辛的焚尸炉每天焚烧几千名犹太人；就在5年前，艾希曼审判让以色列人再次感受到大屠杀的恐怖。而此刻，阿拉伯世界也开始故意使用与大屠杀有关的意象。在埃及报纸的一幅漫画中，一只手持刀捅进一颗大卫星的心脏，底下的签名为“尼罗河石油和肥皂公司”——显然在影射纳粹分子用犹太人的尸体做肥皂。

以色列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拉比们在全国各地划出准备用作集体公墓的土地。拉马特甘的体育场被征用为可以埋葬4万人的墓地。酒店全部停业，准备用作急救站。学校改建成防空洞，每天举行防空演习。人们还制订计划，准备将以色列儿童送到欧洲避难，这不禁让人想到1938—1940年将许多犹太儿童送到相对安全处（大多数送到了英国）的“儿童转移”（Kindertransport）计划。以色列情报机构向艾希科尔汇报，说西奈半岛发现了埃及的毒气设备，但以色列防毒面具库存严重不足。艾希科尔用意第绪语（他年轻时在欧洲说的语言）小声说道：“即将血流成河。”甚至出现了黑色幽默——以色列人开玩笑，说以色列唯一的国际机场打出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最后离开者，请关灯。” ^[18]

到6月1日，约翰逊帮助以色列打开海上通道的“红海赛舟”计划显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响应，搁浅了。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被问道，美国是否会约束以色列，不让它首先开火。腊斯克回答：“我不认为我们有职责约束任何人。” ^[19] 以色列有了可以进攻的第一个信号。

在国内，艾希科尔明白民心不稳，而政府这时最重要的是要能显示出团结一致。他建立了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个“团结政府”（unity government），让反对党领导人进入内阁，包括长期被本－古里安在政治上边缘化的梅纳赫姆·贝京。团结政府大大提高了贝京在以色列政坛的地位。

应众人要求，摩西·达扬被任命为国防部部长，达扬当时并非艾希科尔领导的工党的成员，而是本－古里安领导的拉菲党（Rafi）成员。以色列民众从未见过团结政府，精神紧张的他们为达扬的上任拍手称快。

让贝京的同事感到意外的是，贝京居然建议本－古里安在危机期间担任总理一职。虽然本－古里安没有答应，但他改变了对贝京的看法，两人的关系得以改善。他后来说：“如果我以前就像现在这样了解贝京，历史的面貌会不同。” ^[20]

1967年6月1日周四，团结政府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以色列政治领导人第二天和总参谋部、国防委员会成员在特拉维夫以色列国防军的地下作战中心会面。在周五的会议上，以色列政府决定首先发动战争。6月3日周六，包括沙龙、拉宾、叶沙雅胡·加维什（Yeshayahu Gavish）在内的几位将军向政府提交了作战计划，达扬说第二天的内阁会议将授权军队行动。

周日，在持续7小时的会议上，达扬向内阁提交了作战计划。当时的形势已非常严峻：埃及在西奈半岛至少有10万兵力和900辆坦克；在北部，叙利亚有7.5万兵力和400辆坦克；约旦有3.2万兵力和300辆坦克。总共算下来，以色列要面对20.7万敌军和1600辆坦克。如果动员全部预备役部队，以色列的军力能达到26.4万人，但只有800辆坦克。以色列的飞机数量更不容乐观，阿拉伯国家共有700架飞机，以色列只有300架。

达扬认为，只要立刻发动进攻，以色列就能够赢得战争。他请求内阁批准第一轮军事行动，另外又要求由他和艾希科尔单独决定行动时间。内阁最终以12票赞成、5票反对通过了对埃及先发制人的进攻计划。由达扬和拉宾决定行动时间。

特拉维夫以南12英里处，是地中海沿岸小城雷霍沃特，附近泰勒诺夫（Tel Nof）空军基地驻扎着第55空降旅。6月5日早上7点10分，空降旅的士兵惊奇地发现几十架飞机从这起飞，向南超低空飞行。90分钟后，它们又飞了回来。除了这里的士兵，几乎没人能看到这一幕。

7点30分，200架以色列喷气式战斗机飞往埃及，准备袭击。以色列知道，这个时间点埃及飞行员正在吃早饭，飞机无人看管。这次行动极其冒险，几乎全部以色列飞机加入了攻击编队，国内只留12架飞机保卫领空安全。为了躲避埃及雷达，执行空袭任务的飞机飞得极低，有时离地面只有15米，极险。一位空降兵后来回忆说，飞机飞得特别低，他感觉一伸手就能摸到一架。

为了不暴露位置，所有飞行员不得使用无线电通话，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使用无线电求救。如果遇到无法独自解决的危险情况，只能让飞机在大海上坠毁。

约旦雷达发现了以色列飞机，但由于埃及在没有通知约旦的情况下更换了频率代码，约旦无法向埃及发出警告。这是个致命的错误。长达3个小时的多轮进攻（以色列飞机飞回基地加油和装弹后继续飞往埃及）后，以色列摧毁了几百架埃及飞机，三分之一的埃及飞行员被炸死，13个基地无法正常使用，23个雷达站和防空设施被摧毁。埃及空军基本上全军覆没。

以色列损失了17架飞机，牺牲了5名飞行员。其中一架飞机受损后飞到以色列核反应堆所在地迪莫纳的上空。由于飞行员无法通过无线电联系地面，以色列自己发射了“霍克”防空导弹将之击落。

上午10点35分，第一架飞机起飞3个小时后，伊扎克·拉宾收到一份简报：“埃及空军已不复存在。” ^[21] 在接下来的战争中，以色列将承受不少损失，但在得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刻，以色列国防军的领导们已经明白，在战火全面爆发前，以色列已基本赢得这场战争。

以色列人联络上约旦国王侯赛因，请求他不要加入冲突。虽然当时约旦已经向以色列开火，但以色列人承诺只要约旦不再开火，以色列将继续接受两国1949年签订的停战协议。然而，侯赛因可能真的相信埃及在这场冲突中像纳赛尔断言的那样乐观，同时也担心不参战会引发民众的愤怒，他命令约旦军队越过了停火线，空军也进入待命状态。

上午11点50分，约旦、叙利亚和伊拉克空军对以色列发起进攻，但在接下来的两小时内，以色列空军不但击落和赶走了全部敌机，还炸毁了约旦和叙利亚的空军基地。6月5日这天，以色列共摧毁了400多架阿拉伯飞机，赢得战争的制空权。

在地面，以色列军队切断了加沙地带和埃及之间的联系。第二天，以色列不费一兵一卒就占领了沙姆沙伊赫，解除了埃及对蒂朗海峡的封锁。

6月5日，在前往自己宣誓就职典礼的路上，梅纳赫姆·贝京听到来自约旦的炮火声。他没有感觉到危险，而是看到了机会。当内阁成员在一个摆满旧家具和清洁工具的地下室开会时（此前有炮弹落在议会大楼前的草地上，于是内阁将开会地点改到这），贝京建议以色列充分利用侯赛因加入冲突的机会收复耶路撒冷老城。艾希科尔担心这场战斗的代价会很高，贝京则像往常一样将冲突放在犹太历史的背景下审视。他慷慨激昂地说：“同志们，约旦军队不堪一击，而我们的军队就在老城城门下。我们的士兵几乎能看到西墙。我们怎么能不让他们进去？这是历史给我们的绝佳机会，如果不抓住，后人不会原谅我们。” ^[22]

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指挥部命令两个营的兵力“冲过将东西耶路撒冷隔开的障碍，穿越雷区和战壕，到达斯科普斯山”。这些战士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占领老城，“抹去1948年的耻辱” ^[23] 。第二天，空降兵乘坐大巴进入耶路撒冷。虽然他们可以听到城市另一边的轰炸声，但1948年以来由以色列控制并成为首都的西耶路撒冷静如止水。这份平静让他们既感动，又有点窘迫。战士们唱起三周前风靡全国的拿俄米·舍莫尔创作的歌曲，划破了平静：“耶路撒冷，黄金之城；何等明亮，青铜之城；我愿如琴，将你歌颂。”这些“琴”不知道他们即将投入一场恶战。

以色列出师不利。由于情报有误，以色列首先进攻老城外一个约旦军队的据点，这个地方现在叫弹药山。以色列相信以军人数是约旦守军的三倍，但约旦部署在那的军力远远多于以色列的判断。战斗从6月6日凌晨2点30分持续到早上6点30分。迈克尔·奥伦在描述战斗结果时写道：“以色列的尖兵分队全军覆没。三辆谢尔曼坦克中一辆被击毁。约旦军队躲在战壕里，其他两辆谢尔曼坦克无法将炮管调到这么低的角度射击。为了避免误伤自己，以军无法请求炮兵火力支援。空降兵的背包太宽，不能在敌方战壕里自由穿行，只能在没有掩护的情况下前进。” ^[24] 这是阿以冲突中最血腥的战斗之一，在4小时的战斗中，以色列损失了35名战士，约旦有71名战士丧生。

尽管如此，第二天早上4点30分，以色列士兵经过一夜鏖战，还是进入老城外的无人区，几小时后控制了老城城墙外所有阿拉伯区。以色列士兵蹲下来，等待内阁的决定和命令。上午9点15分，时任第55空降旅指挥官的莫塔·古尔（后来成为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终于得到命令：“立即进入并占领老城。”

莫塔坐在地上，端详着城墙围绕的老城。那个早晨晴朗、凉快，阳光照上他的背。圣殿山上金色和银色的穹顶在他眼前闪光。他闭上眼睛，似乎在祈祷。他即将步入这块犹太人的圣地，仿佛与大卫王走在一起，他曾经征服耶路撒冷，将它作为自己的首都；与犹大·马卡比走在一起，在圣殿遭到希腊人的亵渎后，他来此清洁了圣殿；与巴尔·科赫巴走在一起，他和罗马人奋力一搏，最后输掉了争夺耶路撒冷的战争。在随后许多个世纪里，犹太人被迫离开这里，只留下无法抹去的回忆。现在，这片圣地又从梦想中走了出来，在触手可及处熠熠生辉。

古尔命令他的空降部队从狮门进入老城。一小时后，他们已经冲进老城城门，来到圣殿山。莫塔·古尔拿起无线电发报机，发出了一句后来在以色列广为传颂的话：“圣殿山已经在我们手上。”

仅在三周前，兹维·耶胡达·库克拉比还悲痛地喊：“我的耶路撒冷在哪里？”这把当时在场的学生震住了。现在，他随着刚刚占领老城的空降兵从圣殿山走到西墙前。在场的还有国防军大拉比什洛莫·戈伦（后来成为以色列的大拉比）。戈伦手里拿着羊角号和《托拉》，被抬到另一人的肩上。但他情绪太激动了，没能吹响传统的羊角号。一位吹过小号的士兵让戈伦把羊角号递给他，由他吹响了羊角号。上一次在这里吹响羊角号的，还是不顾英国禁令的伊尔贡成员，他们一吹完就得逃跑，现在已经没有逃跑的必要。几千年后，犹太人终于再次控制了西墙和圣殿山。

到6月7日，战争爆发不到两天，埃及和约旦军队已被击溃。纳赛尔下令全军撤退。尽管如此，他还是拒绝在停火协议上签字，因为他想在停火协议中加入一条类似1956年那样的条款，要求以色列撤离西奈半岛。但借用戴高乐的话，如今是1967年而不是1956年，以色列不会答应。纳赛尔明白已经完全没有希望收复失去的领土后，才于6月8日午夜接受了停火协议。

正当南部和中部作战正酣之际，国防军领导人已经在激烈讨论如何在北部采取行动了。达扬和艾希科尔反对占领叙利亚的戈兰高地，认为叙利亚军队没有越境意图，将战火燃烧到北部，可能成为苏联干预这场战争的借口。

但其他人不同意。6月8日，以色列北部战线指挥官大卫·埃拉扎尔找到艾希科尔，试图说服他占领戈兰高地。他提醒总理，多年来，以色列北部的居民经常遭到叙利亚军队炮击，长期担心叙利亚人潜入境内。每当遭到叙利亚军队炮击，以色列人只能躲进防空洞，出来后发现房子被炸毁，公共建筑被损坏，农田燃起熊熊烈火。他们长期生活在恐惧当中，担心自己，担心孩子，每天都不知道未来会怎样。现在有机会一劳永逸地解除威胁，让以色列北部的生活重归安宁。

注：本书地图皆源自原书插图。

部长级国防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听取了埃拉扎尔的申述，以及拉宾关于占领北部山区的作战计划。达扬听后还是无动于衷，他仍然担心北部军事行动可能让苏联介入战争。那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弄错船只所属国，在埃及海岸轰炸了美国海军的“自由”号，34名美国船员遇难，171人受伤，船只受到重创。当时正值美以关系的灾难性时刻，美国人对以色列愤怒至极。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让苏联加入战争，自然是轻率的。

会后，拉宾打电话给埃拉扎尔，告诉了他委员会的讨论结果。埃拉扎尔感到失望，认为政府依旧不对生活在边境地区的居民负责。他后来抱怨说：“在给我们造成这么多麻烦，又是炮轰又是骚扰后，现在还让这些自负的混账东西留在山顶上继续对我们作威作福？如果以色列国不能保护我们，我们至少有知情权，他们可以直接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人不属于这个国家，没资格得到军队的保护。他们应该让我们逃离家园，结束这段噩梦！” ^[25]

凌晨两点钟，军事指挥官已经筋疲力尽，便散了会，上床休息。但早上6点，达扬醒来后突然改变了主意。他打电话给中央司令部，从那得知虽然以色列军队还没有向北发动进攻，但驻扎在戈兰高地的叙利亚军队已经溃不成军。6点45分，达扬直接打电话给埃拉扎尔，命令他立即对戈兰高地发动进攻。 拉宾得知这一消息后，赶紧打电话给埃拉扎尔，提醒他中央司令部对戈兰高地的判断完全错了。他说：“叙利亚军队根本没有崩溃。你得做好准备，他们会拼尽全力，顽强抵抗。”

拉宾判断得没错，这场战斗很激烈，以色列损失惨重：115名士兵阵亡，306人受伤。但叙利亚伤亡更严重，6月9日晚上，以色列已经占据上风，叙利亚的防线在崩溃。

随后以色列国防军开往距离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以西40英里处的库奈特拉（Kuneitra），攻占下这座城市后，叙利亚同意签订停火协议。6月10日下午6点30分，六日战争基本结束。

这场战争非常短暂，只持续了132小时。以色列获得了压倒性胜利，埃及死亡人数在1万—1.5万之间，5000多人失踪，几千人受伤。约旦损失了700名士兵，6000人失踪或受伤。在北部战线，450名叙利亚人死亡，将近2000人失踪或受伤。埃及军队只剩15%的军事硬件完好无损。以色列损失了679名士兵（后来有的以色列数据将死亡人数定为约800人），2567人受伤。 ^[26]

这场战争大幅改变了以色列的领土。战争期间，以色列一共占领了4.2万平方英里的土地，领土较战前翻了3倍多（参见地图6）。 ^[27] 以色列占领了加沙地带、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俨然成了另一个国家。已经对犹太人无法去这些地方习以为常的哈伊姆·古里在六日战争后说：“我感觉已经死去，又醒来，复活了。”分裂的国家终于统一了。“我深爱的一切就在脚下，这片无主之地像梦境般呈现。古老的以色列地，我青春的家园，之前被分裂的另一半祖国。” ^[28]

独立战争期间，有大约70万阿拉伯人离开以色列来到附近国家（这些国家大多拒绝他们成为公民，让他们成为永久性难民）。六日战争再一次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他们发现自己不再生活在约旦统治下，而是回到以色列控制下。在1967年，大约125万巴勒斯坦人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他们的命运成为国际社会密切关注的问题。

和1948年战争后一样，修正主义历史学家（“新历史学家”学派）对六日战争的解读也和主流叙事不同。有的声称，1948年本－古里安不占领约旦河西岸的决策，一直让好战的帕尔马赫成员深感不满，正是这些人挑起了六日战争。比如，以色列犹太裔政治专栏作家哈伊姆·哈内格比写道：“必须记住，在1967年，军队的指挥官们仍是当年的帕尔马赫成员，他们热切希望利用六日战争来实现1948年未实现的事情：接管巴勒斯坦人剩下的领土，通过征服的力量，建立真正的大以色列。” ^[29] 他们中还有人认为，是经济失败导致战争爆发，政府希望通过战争转移人们对高失业率的关注。“1964年以来，不断升级的冲突是‘不必要的’，因为阿以冲突并不是这场战争的根源。这些年来，以色列一直在放弃它的社会原则，为了消除由此产生的影响，采用武力是……某种战略选择。”

这些年来已日益清楚的是，这类观点听起来雄辩滔滔，但并不符合历史。战争发生30年后，那一时期的文件已被以色列国家档案馆解密（阿拉伯国家的档案仍在封存，其解密遥遥无期）。通过阅读这些文件，我们能够相对客观地还原当年的外交史，正如迈克尔·奥伦在其权威之作《六日战争》中所写：“以色列不顾一切试图避免战争，直到战争前夜，还在尝试各种可能避免战争的途径。”

枪声停息、威胁解除后，以色列沉浸在欢天喜地的氛围中。犹太国不但生存下来，还变得比以前更加强大。这一次，以色列被法国人背叛、被美国人拒绝、被苏联人威胁，但孤军作战的以色列在战争中大获全胜。过去那群将英国人赶出巴勒斯坦的地下武装组织已经成为一支高度职业化的军队。以色列成为中东地区最强大的国家，犹太人不用生活在危险中，可以肆无忌惮欺负犹太人的时代已经过去，敌人一拿起武器犹太人就害怕地退缩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犹太人再也不用担心下一场大屠杀就在眼前。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曾梦想犹太人在先祖之地享有主权，这一天终于到来。

为此感到兴奋的不仅是以色列人。在苏联犹太人看来，以色列犹太人的形象和他们从小认识的犹太人形象完全不同，他们突然为自己是犹太人而骄傲。 ^[30] 此后，苏联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愿望越来越强烈。美国犹太人也很兴奋，六日战争后的一年，1.6万美国犹太人移民以色列，超过建国以来美国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总数。 ^[31]

就在空降兵为占领耶路撒冷老城而欢庆时，拿俄米·舍莫尔正在西奈半岛，准备为那里的战士演出。这时，她从广播里听到耶路撒冷的战士正在唱她的歌《金色的耶路撒冷》，她在歌词中把耶路撒冷描述成一座“孤零零的城市，心中横亘着一道墙”，她意识到六日战争后，这句歌词已经不合时宜。于是她将一位战士的背当作桌子，迅速写下新的歌词：

我们重新回到水井旁

回到这里的市集和广场

耶路撒冷老城的圣殿山

又传来羊角号的声响

天空中仿佛闪耀着千百个太阳

连石缝里也沐浴着金光

我们[这一次]路过耶利哥

去观赏死海的波浪 ^[32]

犹太复国主义者长久以来梦想安全、自信、自豪和国际赞赏，这个梦终于实现。

但并不持久。

---

[1] 2004年，拿俄米·舍莫尔临终前承认这首歌的旋律取自一首巴斯克摇篮曲。Tom Segev， “In Letter， Naomi Shemer Admitted Lifting‘Jerusalem of Gold'Tune，” Ha'aretz （May 5， 2005）， http://www.haaretz.com/news/in-letter-naomi-shemer-admitted-lifting-jerusalem-of-gold-tune-1.157851[Last viewed December 8，2015].

[2] Yossi Klein Halevi， Like Dreamers : The Story of the Israeli Paratroopers Who Reunited Jerusalem and Divided a Natio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13）， p.58.

[3] 历史学家迈克尔·奥伦认为，拉宾和艾希科尔在阅兵前一天就得知埃及军队进入了西奈半岛。第二天参观阅兵期间，他们不断收到新的情况通报。（Michael Oren， Six Days of War: June 1967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61—63.）

[4] Michael B. Oren， Six Days of War : June 1967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63.

[5] Abba Eban， Abba Eban : An Autobiography （Lexington， MA: Plunkett Lake Press， 2015）， Kindle Edition， Location 7223.

[6] Oren， Six Days of War ， p.133.

[7] Yehuda Avner， The Prime Ministers : An Intimate Narrative of Israeli Leadership （Jerusalem: Toby Press， 2010）， p.148.

[8] Oren， Six Days of War ， p.132.

[9] Avner， The Prime Ministers ， p.148.

[10] Oren， Six Days of War ， p.134.

[11] Martin Gilbert， Israel : A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8）， p.377.

[12] Avraham Avi-hai， “The POSTman Knocks Twice: Yitzhak Rabin， Man of Contradictions，” Jerusalem Post （September 11， 2014）， http://www.jpost.com/Opinion/The-POSTman-Knocks-Twice-Yitzhak-Rabin-man-of-contradictions-375134[Last viewed March 23， 2016].

[13] Halevi， Like Dreamers ， p.57.

[14] Samuel G. Freedman， Jew vs. Jew :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American Jewr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1）， p.164. Michael Oren， Power ， Faith ， and Fantasy : America in the Middle East ， 1776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W.W. Norton， 2007）， p.536.

[15] Gilbert， Israel : A History ， p.373.

[16] Anita Shapira， trans. Anthony Berris， Israel : A History （Waltham， MA: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2）， p.298.

[17] Avner， The Prime Ministers ， p.135.

[18] Tom Segev， trans. Jessica Cohen， 1967 : Israel ， the War ， and the Year That Transformed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Henry Holt， 2005）， p.15.我对此处希伯来语的英译略有修改。

[19] Gilbert， Israel : A History ， p.378.

[20] Daniel Gordis， Menachem Begin : The Battle for Israel's Soul （New York: Knopf Doubleday， 2014）， p.126.

[21] Oren， Six Days of War ， p.176.

[22] Avner， The Prime Ministers ， pp.156—158.

[23] Halevi， Like Dreamers ， p.69.

[24] Oren， Six Days of War ， p.222.

[25] Gilbert， Israel : A History ， p.391.

[26] 和1948年一样，以色列的胜利给流散地的犹太人带来了灾难。在埃及、也门、黎巴嫩、突尼斯和摩洛哥，愤怒的暴徒袭击犹太人，烧毁犹太会堂。发生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Tripoli）的集体迫害导致18名犹太人死亡，25名犹太人受伤。埃及4000名犹太人中有800人被捕。大约7000名犹太人被阿拉伯国家驱逐，他们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几乎再没什么财产。（Michael Oren， Six Days of War ，p.307.）

[27] Oren， Six Days of War ， p.307.

[28] Gershom Gorenberg， The Accidental Empire : Israel and the Birth of the Settlements ， 1967 — 1977 （New York: Henry Holt， 2006）， p.2.

[29] Michael Oren， “Did Israel Want the Six Day War?，” Azure （Spring 5759/1999）， p.49.

[30] Tekumah （ Rebirth : The First Fifty Years ）， an Israeli television series， first broadcast 1998， Channel 1， Episode 19 at 20: 35.

[31] Tekumah ， Episode 20 at 25: 45.

[32] Halevi， Like Dreamers ， p.98. ruBBw21xwSzrINuWtEeb9eOCULbZ30VU2qhz/Ls4jcfYO8qPzMqDpmIagKy6b7Y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