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关于奥斯维辛星球的历史……这座星球上的居民没有名字，没有父母，也没有孩子……他们不在那出生，也不在那繁衍后代……根据这个世界的法则，他们没有死去，也算不上活着。

——耶西勒·德－努尔在艾希曼审判上的证词 ^[1]

1960年5月23日下午4点，议会召开全体会议，会场座无虚席。本－古里安总理将向全国宣布一个重大消息。全场人紧张地等待着总理发言。

本－古里安走到发言台上说道：

我在此通知全体议会成员，不久前纳粹政府主要战犯之一阿道夫·艾希曼被以色列安全部门发现。他和其他纳粹领导人一起制定并执行了灭绝600万欧洲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阿道夫·艾希曼已经被以色列逮捕，近期将根据《纳粹分子及其同谋审判法》审判。 ^[2]

宣布完这个消息，本－古里安走下发言台，离开会场。

全场鸦雀无声。每个人都在努力理解这则消息的重大意义。以色列能通过审判这个灭绝欧洲犹太人的策划者而索取哪怕一丁点正义吗？对于几百万被谋杀、虐待、毒死甚至活活烧死和掩埋的犹太人，对于100万被纳粹屠杀机器残忍杀害的儿童，这场审判能实现一点惩罚吗？对于那些死去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的代表，对于当时在场者以及他们的兄弟姐妹、父母配偶乃至组成以色列社会的数百万人，这次审判算是一种交代吗？

阿道夫·艾希曼是纳粹党卫军一名中校，是大屠杀的策划者之一，也是让最终解决方案在万湖会议上得以通过的关键人物。被捕时，他是在世的纳粹最高级别官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大部分时间用假身份生活在阿根廷。摩萨德（以色列安全机构之一）发现他后将其逮捕，并秘密从阿根廷带回以色列。

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就像63年前西奥多·赫茨尔在巴塞尔赢得了长达十分钟的掌声一样，议会全体会议现场也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不难预料，世界大部分地区对这一事件不会报以掌声。世界各地的谴责潮涌而来。庇护纳粹分子而不害臊的阿根廷官员声称，以色列的行为属于“一个受全世界谴责的政权所采取的典型手段”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32号决议，宣称以色列侵犯了阿根廷主权，并警告今后再有类似的行为将会破坏国际和平。美国、法国、英国和苏联也谴责了以色列。

阿根廷政府对这一事件表态后，阿根廷民众对当地犹太人发动了反犹主义袭击。《华盛顿邮报》和《纽约邮报》发表了批评以色列的文章，《基督科学箴言报》认为以色列“裁决以色列境外对犹太人犯下的罪，同纳粹分子声称德国出生的人及其后代不管身处哪里都忠诚于德国是一样的逻辑” 。《时代周刊》暗示本－古里安的行为属于“逆向种族主义” 。

受寻求正义的鼓动，以色列不顾国际上的反对声音，继续推进审判。本－古里安这样做，有教育民众的目的。在以色列社会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一直逃避对大屠杀的讨论，总理认为现在应该让全体民众正视这个问题，他说：“以色列年轻人应该了解1933年到1945年欧洲犹太人的真实历史。” ^[3]

这起犯罪行为发生在另一个大陆，当时以色列还没有建国，犯罪行为中的谋杀者从第三方国家抓来，但以色列勇敢地受理了这一案件，对象征纳粹政权的阿道夫·艾希曼进行了审判。这一次，看押犯人的是犹太人，而不是纳粹分子；这一次，再也没有犹太人被关在铁丝网里，被告人是一位坐在防护玻璃笼里的纳粹分子；这一次，法官是犹太人，法庭位于犹太国的首都耶路撒冷。

艾希曼审判让以色列社会第一次公开讨论这场暴行中恐怖的细节与噩梦，许多以色列人是经历过欧洲炼狱的幸存者，每天背负着这些噩梦。当然，纳粹的屠杀行为以前也影响过以色列的政策。在本－古里安在议会宣布这则重磅消息将近十年前的1951年，以色列政府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就开始讨论大屠杀赔款事宜。战后的联邦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在1951年9月27日表示，德国已经“做好准备，与犹太人代表和以色列代表一同讨论赔款方案” ^[4] 。

以色列将同德国政府对话的消息，让已经主动不参与政治的梅纳赫姆·贝京重新回到政治舞台。他当时已退出公众视野，至少短期内是如此。当本－古里安宣布将在议会提交关于接受赔款的议案，贝京长期以来的战友们立刻请他出马，他们相信贝京（当时仍然是议员）是发声的不二人选，只有他才能解释同德国人达成任何协议都是荒谬的。他们还明白，赔款问题能让贝京有机会重新加入政治论战，这次他不是作为本－古里安不屑一顾的对手，而是代表全体犹太人反对本－古里安违背犹太人历史义务、有损犹太人尊严的行为。

贝京的父母兄弟都死于纳粹分子之手，他对本－古里安及以色列准备接受德国赔款的想法发起了无情的攻击。他愤怒地指出，任何一个有尊严的犹太人都不会考虑和德国人谈判。 ^[5]

在随后的辩论中，贝京说：“他们[政府]马上要和德国人签订协议，他们将承认德国是一个国家，而不是一群用獠牙撕咬、吞食我们民族的恶狼。” ^[6]

作为当时全国最出色的演说家，贝京广泛激起了以色列社会的情绪。全国主要报纸之一《晚报》（ Ma'ariv ）发表了一幅漫画，画中一名德国人拿着一袋沾满鲜血的钱袋交给一个以色列人。1951年12月《自由报》（ Herut ，即贝京所属政党的报纸）一篇文章的标题是《一个被焚的孩子能让我们拿到多少赔款？》。

一贯奉行实用主义的本－古里安对此予以反驳。他认为犹太国只有实现经济繁荣才能获得国际认可，犹太人要赢得尊严有很多方法。本－古里安清楚，当时以色列经济处于崩溃边缘。政府不得不实行食品配给制，缺少建设国家的重型机械，犹太国急需住房安置几十万来到以色列的贫困移民。如果德国人的钱能让以色列国更稳定，这不失为索取正义的一种方式。

1952年1月7日是议会就这一议案投票的日期，这场空前尖锐的全国性争论在这一天白热化。那是个寒冷的冬日，来自全国各地的以色列人聚集在耶路撒冷市中心的锡安广场，抗议几百英尺外议会对这一提案的讨论。贝京不到投票时间拒绝进入议会会场，他用从未有过的语气在人群前发表演讲，称本－古里安为“那个当下是总理的疯子”，这个“当下”包含了多种可能的内涵。

然后贝京开始威胁政府。“绝不能和德国谈判，否则我们不惜付出生命。我们死都不能违背这个原则。为了阻止这个提案，我们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他还提到，在“阿尔塔莱纳”号事件那天，他不准手下开火，但这一次他对支持者说：“这场战争事关生死，今天我将下令：流血！” ^[7]

曾经在“阿尔塔莱纳”号事件中避免了一场内战爆发的人，突然威胁要挑起内战。

本－古里安既不信服贝京的言辞，也不担心他的威胁。在他看来，贝京不过是在煽动民意，这个波兰犹太人不适合站在议会发言台上，因为以色列已是一个由新犹太人而不是老欧洲犹太人组成的国家。抛开两人之间的个人恩怨不说，他们看待犹太世界的方式截然不同。贝京认为如果犹太国抛弃犹太民族记忆，抹杀犹太历史的神圣感，犹太国将失去灵魂和存在下去的意义。但本－古里安认为犹太国应当朝前看，承认欧洲那段可怖的历史，但要从这段历史中走出来。本－古里安在大屠杀爆发前就离开了欧洲，贝京所怀念的流散犹太人正是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在史诗《屠杀之城》中描写的孱弱而可怜的犹太人，而本－古里安认为以色列创造出了更优秀的犹太人。

议会辩论很激烈，会场外开始出现暴力活动。部分跟随贝京沿着本－耶胡达街 从锡安广场来到议会会场附近的支持者开始朝窗户扔石头，突如其来的碎玻璃之声打断了议会的讨论，警察为驱散人群使用了催泪瓦斯，刺鼻的味道飘到了会场，会议被迫暂时中止。后来会议继续进行，和大多数人所预料的一样，1月9日的投票以60票支持、51票反对通过了同德国谈判的提案。贝京承认自己失败了，但由于他在大会上和会场外发表煽动性言论，以色列议会禁止他在未来三个月参加议会活动。

和本－古里安判断的一样，德国赔款和其他来自国外的援助，让以色列经济得以恢复。政府用这些资金改善了住房条件，建立了一支舰队和一条国内航线，修建了公路和通信系统，建立了电力网络。德国赔款还被用于修建以色列的全国输水系统（National Water Carrier），这项工程帮助以色列将水资源输送到干旱地区，让那里变得适于居住。这在干旱的中东算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作为一个小国，以色列人均花费在这项工程上的费用，不但是美国修建巴拿马运河的6倍（考虑了通货膨胀因素），还“远远高于胡佛水坝和金门大桥等美国标志性公共建设工程”的开支。 ^[8] 在投入人力最多的阶段，以色列每14名具备劳动能力的人中就有1人参与这项工程，从事挖水渠、铺设管道、焊接等工作。 ^[9] 这项工程的费用占到以色列国内生产总值的5%，这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笔巨大的开支，更何况在当时经济薄弱的以色列。如果没有德国赔款，这项工程不大可能完成。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色列成为全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超过了德国和日本。 ^[10] 除了经济，德国赔款还产生了一些没有预料到的结果。多年来，大屠杀幸存者和以色列社会都回避谈论20世纪40年代发生在欧洲的事情。对幸存者而言，这段回忆过于痛苦。对以色列社会而言，这个话题会让人们想起伊休夫当年没能帮助欧洲犹太人，同时想到以色列试图摆脱的那种作为受害者的欧洲犹太人的形象。

在接受德国赔款后，以色列人拒绝面对大屠杀话题的态度首次出现变化。大卫·本－古里安的政治对手梅纳赫姆·贝京扮演了捍卫以色列犹太人良知的角色。关于德国赔款的争论让贝京有机会成为以色列犹太灵魂和神圣的犹太记忆的代言人，无论它们多么令人痛苦。

这不但为本－古里安领导的马帕伊党下台埋下伏笔，也成为基布兹发展的转折点。在那之前，许多基布兹一律禁止任何私人财产。一切财产由基布兹成员共同拥有，包括成员的亲友送来的衣服和礼物。甚至连孩子也不由父母抚养，他们从出生起就住在基布兹的儿童之家。

德国赔款让基布兹的这条政策也发生改变。生活在基布兹的幸存者认为，自己能得到赔款，是因为经历过难以形容的苦难，他们忽然拒绝将这些钱交给集体，让那些没有经历大屠杀的人使用。他们坚持认为，有些财产不能共有。在某些基布兹，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比议会会场上的争论还要激烈。

一些基布兹在这个问题上同个人达成妥协，成员可以保留部分赔款，剩下一部分则成为集体资金。基布兹这一机构还将在以色列存在很长时间，但基布兹绝对平均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几十年后，基布兹开始私有化进程，取消公共财产制度，有人不无讽刺地发现，是德国赔款最早动摇了以色列这一标志性的社会主义机构。 ^[11]

德国赔款让以色列第一次严肃对待大屠杀，几年后扣人心弦的鲁道夫·卡斯特纳审判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1955年6月，一位名叫马尔基尔·格鲁恩瓦尔德的古怪的大屠杀幸存者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针对大战期间担任匈牙利犹太复国主义救援委员会负责人的卡斯特纳，控诉他在1944年和德国人做交易。通过后来被人们称为“物资换生命”的交易，卡斯特纳交给德国人多辆卡车，德国人则答应不把一列装着犹太人的火车开往奥斯维辛，大约1700人因此获救，其中包括卡斯特纳的家人和其他花重金购买火车上位置的犹太富人。这项交易完全公开，人们知道得救的犹太人中还包括孤儿和哈西德人。除了拯救这些犹太人，卡斯特纳还安排许多犹太人去劳动营，而不是死亡营奥斯维辛。匈牙利犹太人大多把他看成那段黑暗时期一位伟大的英雄。

但其他人对他远远没有好感。他们说卡斯特纳当时只是为了救自己的家人。在纳粹统治下，他一直过得很好，但最奇怪的是，对于那些他没能拯救的犹太人，他没有告诉他们接下来的命运。他们说卡斯特纳可不是什么英雄，而是将成千上万犹太人致死的共谋。

战后，卡斯特纳移民到以色列，开始与本－古里安的马帕伊党合作，大部分时间生活在镁光灯之外。格鲁恩瓦尔德指控卡斯特纳是50万匈牙利犹太人的“间接谋杀者”，其中58人是格鲁恩瓦尔德的家人。这时的卡斯特纳已是以色列工业与贸易部的高官。为了维护名誉，政府决定指控格鲁恩瓦尔德犯有诽谤罪。

虽然年事已高，没有资源，但格鲁恩瓦尔德不愿不战而败，他聘请了律师撒母耳·塔米尔（Shmuel Tamir）。这位律师来自贝京的赫鲁特党，他不但制定了高明的法庭策略，还表现出过人的辩护才能，成功改变了审判的走向。塔米尔辩护说格鲁恩瓦尔德是正确的，卡斯特纳犯有通敌罪。这样，卡斯特纳——连带着照顾他的政府——就不得不针对这一指控进行抗辩。

法庭最终宣判格鲁恩瓦尔德无罪，是卡斯特纳“向魔鬼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卡斯特纳因为被公开羞辱而避世隐居。虽然最高法院最终改判，但为时已晚。1957年3月4日，卡斯特纳在特拉维夫家门口被泽夫·埃克斯坦暗杀。 ^{[12] [13]} 和1933年阿罗佐罗夫谋杀案相似，卡斯特纳成为因同德国人达成交换协议而被杀的第二位知名犹太人。但不同于阿罗佐罗夫谋杀案，这次暗杀发生在独立后的以色列，是犹太国第一起犹太人出于政治原因谋杀犹太人的事件，但遗憾的是，这并非最后一次。

跟德国赔款一样，卡斯特纳审判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在谴责卡斯特纳时，法官无意中强化了这种观点：能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犹太人，多少做过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否则，为什么几百万犹太人都死了，唯独他们却活了下来？

讽刺的是，公众对大屠杀的关注反而让一些幸存者更不愿意谈论自身经历。他们只能独自承受心中的痛苦，这种封闭的心态让这个群体显得更“不合群”。101部队的指挥官和后来的总理阿里埃勒·沙龙曾回忆自己早年的基布兹生活，其中这样描述幸存者的世界：

幸存者之间有自己的沟通方式，其他人永远无法理解他们到底在说什么。他们之间有时因为难言之隐不说话，有时又不惜为对方付出自己的生命。基布兹本应是充满信任的地方。谁能与这些人推心置腹？ ^[14]

在公众看来，纳粹大屠杀对以色列的发展还产生了另一个重大影响。1955年，大卫·本－古里安作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他意识到阿以冲突无法在短期内解决，与此同时，由于历史的走向难以预测，他不愿仅依靠西方，他认为以色列应该成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当时全世界只有美国、英国和苏联拥有核武器，而以色列连晶体管收音机都生产不出来。一个人口不到200万、缺少科技能力的小国想拥有核武器，本－古里安的顾问中有的觉得这是异想天开，有的认为这个想法很糟糕。但对总理而言，阿以冲突和由纳粹大屠杀带来的脆弱感是发展核武器的决定因素。以色列的存在就是要终结犹太人的脆弱感，无论为此要做什么。

后来在讨论核能力对以色列的重要性时，果尔达·梅厄没有提到纳粹大屠杀，而是谈到她童年时经历的集体迫害。她将以色列的核能力称为“秘密果酱”（ varenye ），东欧犹太人会将这些果酱藏起来，一旦发生集体迫害，他们就靠这些果酱为生，直到威胁解除。

1956年，本－古里安派西蒙·佩雷斯来到巴黎，试图说服法国人帮助以色列发展核能力（当时法国正在发展核武器计划）。法国国内当时反阿拉伯情绪强烈（特别是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后），法国人对纳粹占领下的法国维希政府对犹太人的所作所为也感到愧疚，因此答应了以色列的请求。 ^[15] 此外，当时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深陷泥潭，殖民主义日薄西山，法国希望通过同以色列合作来维持在中东的影响力。法国承诺向以色列派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提供用于分离钚的设备和导弹技术。在法国帮助下，以色列将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一。当时以色列人还没有完全从大屠杀阴影中走出来，但正如以色列富有洞见的记者和评论家阿里·沙维特指出的，最早知道这一计划的少数几个人意识到，犹太人将在历史上第一次具备灭绝其他民族的能力。 ^[16]

1960年，美国得知法国正在帮助以色列建立核反应堆。1961年初，致力于推进核不扩散的肯尼迪成为美国总统，他对以色列的核计划深表担忧。后来，美国和以色列签订协议，以色列承诺从1962年起允许美国官员每年访问一次以色列核反应堆所在地迪莫纳（Dimona）。但在很长时间内，美国人没有发现以色列发展核武器的证据。美国人的疑心越来越重，以色列就把迪莫纳的设施藏得越来越深。以色列人修建了用于迷惑美国人的控制室，还封住了迪莫纳地下设施的入口，甚至在一些建筑旁撒上鸽子粪，制造这些建筑常年无人使用的假象。

虽然以色列逃过了这些检查，但造假终非长久之计。1 969年，果尔达·梅厄和刚刚当选美国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达成协议，以色列将继续开展核武器计划，但永远不会公开宣布拥有核武器。这样一来，以色列能获得安全感，不用担心再发生大屠杀那样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与此同时又不会刺激阿拉伯世界发展核武器。

德国赔款、卡斯特纳审判、以色列发展用于自卫的核武器计划（虽然只有少数以色列精英知道）——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历史背景下，艾希曼被捕了。这让以色列人喜出望外，但国际社会却传来谴责之声。美国犹太人的心态非常矛盾，艾希曼被捕几乎打破了十年前本－古里安和布劳斯坦达成的脆弱协议。因为不想让以色列成为全世界犹太人的代言人，美国犹太委员会认为艾希曼的审判不应在以色列举行，有的成员还同果尔达·梅厄见面，表达他们对以色列即将举行审判的不满。更让以色列官员气愤的是，美国犹太委员会的领袖竟然说艾希曼犯下的是“反人类的滔天罪行，不仅仅是反犹太人的罪行”，如果在耶路撒冷审判艾希曼将有损这个事实。 ^[17]

被这些观点惹怒的本－古里安在多个公开场合发表批评意见，针对美国犹太委员会的指责，本－古里安在12月的《纽约时报》上发文指出：

我听到包括犹太人在内的人们指出，以色列审判艾希曼虽然合法，但不合情理，因为艾希曼犯下的罪行过于严重，属于反人类和违背人类良知的罪行，而不是反犹太人的罪行。这种话只有具有自卑情结的犹太人和不认为犹太人属于人类的人才说得出口。 ^[18]

本－古里安提到的“反人类的罪行”就是在含蓄地抨击美国犹太委员会，指责后者谈起反人类罪能比谈起反犹太民族罪获得更大的宽慰。 ^[19]

本－古里安的怒火不仅发向美国犹太委员会，还发向美国犹太人，他指责他们不重视犹太人在大屠杀中经历的苦难，他说：“美国犹太人的犹太教正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只有盲人才看不到美国犹太教的消亡之日。”那些没有生活在以色列的犹太人“面临死亡之吻，他们逐渐……坠入同化的深渊” ^[20] 。本－古里安这些言论显然违背了十年前和布劳斯坦达成协议的精神。他知道布劳斯坦会勃然大怒，但他毫不介意。

经过最大努力，布劳斯坦才没有同以色列决裂，但一些无法挽回的伤害已经产生。就像德国赔款戏剧性地改变了基布兹在创立之初形成的精神特质一样，谁也没有想到，一名纳粹分子的被捕，居然会再次伤及以色列犹太人和美国犹太人之间的关系。

1961年4月11日，艾希曼审判在耶路撒冷举行。

这场审判勾起了人们对几个世纪来犹太历史的回忆。公诉人指控艾希曼像法老和哈曼一样，是犹太人众多敌人中的一个。 这场审判的关键不在于通过几位幸存者的证词让人们了解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而是将纳粹分子对整个犹太民族的罪行公之于众。出庭作证者当中，有的确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艾希曼有过交集。但这场审判也听取了多位没见过艾希曼的幸存者的证词，他们在证人席上讲述这场战争的恐怖、自己痛苦的遭遇和纳粹分子对欧洲犹太人造成的巨大伤害。有些观察者反对这种安排，但总检察长吉迪恩·霍斯纳（Gideon Hausner）坚持这样做，他认为检察官员的最终职责是要为大屠杀“找到正确的历史位置” 。

通过这场审判，以色列年轻人接受了一场本－古里安认为他们所需要的教育。所有细节都在审判上得以呈现。证人们详细描述了他们目睹的男女老少被残忍杀害的场景。有位证人描述了她孩子是如何在她怀中被纳粹分子杀害的。另一位证人说几千名法国儿童被赶到潮湿肮脏的房间里，他们离开了父母，没有任何成年人监护。“许多孩子在半夜醒来会大声呼喊父母的名字。还有的孩子由于年龄太小，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 这些孩子后来“挣扎着、尖叫着” 被遣送到奥斯维辛，在那被谋杀和焚烧。

有位证人朗读了她丈夫寄给她和孩子的最后一封信：“亲爱的妻子和孩子们……我即将出发，开始一段漫漫旅程……不管等待我的是怎样的命运，我都接受。我不想让你们悲伤，但我真的希望能再次和你们一起生活。但愿上帝能让我实现这个愿望。” 这位女士情绪失控，无法继续读下去，她把信递给在场的一位律师，让他来读，但这位律师也几乎没能读下去。

来自比尔克瑙（Birkenau）的犯人说，他的妻子和女儿都被“送到左边”，这意味着她们将进入毒气室。因为女儿当时穿着一件红色外套，他回忆说：“远处的红点告诉我，妻女就在那里，但那个红点变得越来越小……”此后他再也没有见过她们。

给人们留下最深印象的证词，大概来自耶西勒·德－努尔，这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奥斯维辛囚犯曾用笔名“卡－蔡特尼克135633”进行创作， ^[21] 这场审判后，许多以色列人才知道这位作家的真实身份。德－努尔的证词对奥斯维辛的世界做了使人入迷的描述，这里实际上是个不同的星球，他称之为“废墟的星球”。

但他的发言很快变得古怪而混乱，说着说着就晕倒了。 看到警察跑到证人席抢救的画面，许多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一切的以色列人第一次强烈感受到大屠杀的恐怖。

就像1947年11月等待联合国分治决议的投票结果一样，审判期间所有以色列人守在收音机前，证人们讲述的恐怖经历听得他们目瞪口呆。可以说，正是这些证词给予几千名生活在以色列的大屠杀幸存者讨论这些经历的“许可”。这在以前难以想象。以色列重视的是能够自卫的“新犹太人”，手臂上烙有囚号、身心都不堪一击的幸存者恰恰是以色列人试图忘记和超越的。他们常常对比大屠杀幸存者与新犹太人，伊休夫所产生的那种强壮的新犹太人才能用军事力量赶走英国人，击退阿拉伯人。人们的用词很能反映出态度，“在大屠杀中被杀的人一般叫‘消亡’，而在巴勒斯坦的战争中战死的犹太人叫‘阵亡’” ^[22] 。

以色列著名记者和政治家汤米·拉皮德（他的儿子亚伊尔·拉皮德也是一名受人尊重的记者，还是未来党[ Yesh Atid ]的创始人）是布达佩斯隔都的幸存者，他回忆起伊休夫资深成员责难幸存者的场景。他说：“他们问幸存者：‘你们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像绵羊那样温顺？’他们是拿起武器自卫的上等犹太人，而我们是面对德国灭绝行动毫无抵抗的次等犹太佬（Yids）。” ^[23] 更糟糕的是，一些在伊休夫出生和长大的犹太人会不痛不痒地谈起纳粹分子对犹太人尸体所做的事情，比如纳粹分子用尸体做肥皂。拉皮德回忆说：

当时有个厨子……是奥斯维辛幸存者，手臂上文有蓝色的囚号。那里的长工叫他“肥皂”，因为人人都知道纳粹用尸体脂肪做肥皂的计划。每当他们说：“肥皂，午餐吃什么？”他就苦笑一下，然后给他们的盘子盛食物。

艾希曼的审判改变了这一情况。公诉人没有回避幸存者为什么不反抗这个问题。但有一个辛酸的时刻让这类问题显得苍白无力。证人贝斯基（Beisky）详述了在1.5万名犯人的注视下，一个小男孩怎样被举到椅子上接受绞刑。绞索套意外地断了，可怜的男孩痛苦地哭泣，开始求饶。党卫军士兵再次下达绞刑命令。审判现场的一位律师显得颇为无情，问这位证人，当时上万旁观的囚犯为什么没有反应。这位证人接着说：

我无法形容这种……交织着惊吓的恐怖……我们附近还有一个关押波兰人的集中营，关押了1000名波兰人……离营地100米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家，但在我印象里，没有一个波兰人逃跑。波兰人还有自己的家，如果犹太人逃跑，能逃哪里去？我们身上穿着……染有黄色条纹的衣服，他们在我们头顶……还理掉四厘米宽的一长条头发。假设当时这1.5万人能在没有任何武装的情况下离开营地，他们能去哪？又能做什么？ ^[24]

1943年，以色列尚未建国，纳粹暴行的消息开始传到伊休夫，出生在乌克兰的希伯来语作家哈伊姆·哈扎兹出版了短篇小说《演说》。 小说的主人公名叫约德科（“约德科”[Yudke]在希伯来语中是“耶胡达”[Yehudah]的昵称，相当于英语中[含“背叛”之意的]“犹大”[Judah]），这位基布兹成员平常沉默寡言，但一天晚上他突然发表了一席成为经典的演讲：

我想说，我反对犹太历史……我们从来没有创造过自己的历史，非犹太人在帮我们创造历史……历史里都有些什么？压迫、诽谤、迫害和殉难。我绝不允许我们的孩子学习这样的犹太历史，为什么要告诉他们自己先辈经历的耻辱？我会对他们说：“孩子们，自从我们离开自己的土地，流散到他乡，我们就成为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下课，出去踢球吧。” ^[25]

虽然这一刻来得有些晚，但艾希曼的审判让以色列社会明白，约德科的观点是错误的。没有任何犹太人能脱离犹太历史而存在。新犹太人试图开始一段全新的犹太历史，但这场审判告诉以色列社会，只有拥抱历史，不管历史有时多么令人痛苦，犹太人的生活才能继续。

法庭最终对艾希曼判以死刑。（巧合的是，审判卡西姆村屠杀的法官本雅明·哈利维也是审判艾希曼的三位法官之一。）1962年5月31日，被捕两年后，艾希曼被处以绞刑。为了不让他的墓地被人朝拜，他的骨灰火化后被洒在以色列领海之外。艾希曼不但是谋杀犯，是犹太民族具有心灵象征意义的敌人，还是犹太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被民事法庭判处死刑并被执行的人。 ^[26]

大屠杀长期以来一直是困扰伊休夫时期和建国早年历史的事件。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伊休夫的新犹太人试图创造出的犹太人形象迥异于欧洲那些痛苦无助、惨遭折磨的犹太人。现在，新犹太人已经成为现实。以色列人可以更丰满地讲述他们自己和他们民族的故事了。

对于这个年轻的国家而言，这是个痛苦的过程。但这让一代不熟悉大屠杀的以色列人更清楚地看到，犹太人拥有自己的国家是多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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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avid Mikics， “Holocaust Pulp Fiction，” Tablet Magazine （April 19， 2012）， http://www.tabletmag.com/jewish-arts-and-culture/books/97160/ka-tzetnik.

[2] Deborah E. Lipstadt， The Eichmann Trial （New York: Knopf Doubleday， 2011）， p.3.

[3] Martin Gilbert， Israel : A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8）， p.337.

[4] George Lavy， Germany and Israel : Moral Debt and National Interest （London: Frank Cass， 1996）， p.7.

[5] Menachem Begin， White Nights : The Story of a Prisoner in Russia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79）， p.265.

[6] Daniel Gordis， Menachem Begin : The Battle for Israel's Soul （New York: Knopf Doubleday， 2014）， p.104.

[7] Gilbert， Israel : A History ， p.280.

[8] Seth M. Siegel， Let There Be Water : Israel's Solution for a Water-Starved World （New York: Thomas Dunne Books， 2015）， p.40.

[9] Seth M. Siegel， “50 Years Later， National Water Carrier Still an Inspiration，” Ynetnews.com （September 6， 2014）， http://www.ynetnews.com/articles/0，7340，L-4528200，00.html[Last viewed on May 10， 2016].

[10] Tekumah （ Rebirth : The First Fifty Years ）， an Israeli television series， first broadcast 1998， Channel 1， Episode 17 at 20: 15.

[11] Assaf Inbari， HaBaita （Tel Aviv: Yediyot Sefarim， 2009）， pp.169—170， 178[Translations by Daniel Gordis].

[12] Elad Zeret， “Kastner's Killer: I Would Never Have Shot Him Today，” Ynetnews.com （October 29， 2014）， http://www.ynetnews.com/articles/0，7340，L-4585767，00.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13] 泽夫·埃克斯坦（Ze'ev Eckstein）曾是一名负责监视（仅仅是监视）极右翼分子的辛贝特（Shin Bet）特工，但在此过程中他接受了极右翼思想，成为他们的一员。因为谋杀卡斯特纳，他在监狱中服役7年，谋杀案过去将近60年后，埃克斯坦出版了自传《被毯》，他在其中写道：“我今天不会这样做。我不会开枪。这一点毫无疑问。”（Elad Zeret， “Kastner's Killer: I Would Never Have Shot Him Today，” Ynetnews.com [October 29， 2014]， http://www.ynetnews.com/articles/0，7340，L-4585767，00.html.）

[14] Yossi Klein Halevi， Like Dreamers : The Story of the Israeli Paratroopers Who Reunited Jerusalem and Divided a Natio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13）， p.42.

[15] 以色列获得核武器还有一段同美国犹太人有关的花边故事。萨尔曼·夏皮罗（Zalman Shapiro）是美国一位化学家、发明家和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创建了核材料与设备公司（NUMEC）。该公司1965年一份清单中有200—600磅铀不翼而飞，有人便指控夏皮罗从事间谍活动，将这些核材料转移到了以色列。《参孙选择：以色列核武库与美国外交政策》的作者认为夏皮罗没有过错，并引用了一位首席调查员的话：“我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能证明夏皮罗有罪。”夏皮罗从未被起诉，但关于美国犹太人参与了以色列核计划的传言一直让他的生活不得安宁。很多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鉴于他为以色列安全做出的贡献，他是一位被人们忽视的英雄。（Seymour Hersh， The Samson Option: Israel's Nuclear Arsenal and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1]， pp.243，250，252，255.）

[16] Ari Shavit， My Promised Land : The Triumph and Tragedy of Israel （New York: Spiegel & Grau， 2013）， pp.179—180.

[17] Lipstadt， The Eichmann Trial ， p.34.

[18] David Ben-Gurion， “The Eichmann Case as Seen by Ben-Gurion，”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8， 1960）， http://timesmachine.nytimes.com/timesmachine/1960/12/18/99904385.html?pageNumber=182[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19] 本－古里安的话是以色列领导人对美国犹太人诸多批评中的一部分。在这里，他批评他们强调美国的普遍性而不是以色列的特殊性。在其他的批评中，以色列领导人指出美国犹太人其他方面的过失。迈克尔·奥伦结束了自己以色列驻美国大使的任期后，曾在回忆录《盟友：我的美以分歧之旅》中写道：“我要指责美国犹太人犯下了最自恋的一种罪：不感恩。”（Michael Oren， Ally: My Journey Across the American-Israeli Divide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5]， p.267.）

[20] Lipstadt， The Eichmann Trial ， p.36.

[21] 德－努尔的本名和笔名都有特殊的含义。他在欧洲出生时名叫耶西勒·费纳（Yehiel Feiner），同许多来到以色列的欧洲人一样，他也改了姓氏，新的姓氏德－努尔（De-Nur）在阿拉米语中意为“出自烈火”。他的笔名“卡－蔡特尼克135633”（Ka-Tsetnik 135633）中的“卡－蔡特尼克”是德语“集中营里的人”（ Konzentrationslager ）的简写，“135633”是他的囚号。

[22] Oz Almog， The Sabr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84.

[23] Yair Lapid， trans. Evan Fallenberg， Memories After My Death : The Joseph （ Tommy ） Lapid Story （London: Elliott & Thompson Limited， 2011）， pp.131—132.

[24] Lipstadt， The Eichmann Trial ， pp.80—81.

[25] Haim Hazaz， The Sermon and Other Stories （Jerusalem: Toby Press， 2005）， p.237.

[26] 1948年6月30日，以色列宣布建国六周后，独立战争还在进行中，一位名叫梅厄·塔比安斯基（Meir Tabiansky）的国防军军官被军事法庭错误地指控犯有间谍罪，判处死刑后当场执行。但枪毙他之后又改判他无罪。（Shabtai Teveth， Ben Gurion's Spy: The Story of the Political Scandal That Shaped Modern Israe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pp.31—54.） pdFmlFjORNYsTXcNGue2C/vbSGJMhVVSv086YqljYH8wMlGPh89mfGrv7c8wK+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