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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阿拉伯人的仇视，我们绝不能退缩，他们就生活在我们周围，他们的双手随时可能沾满我们的鲜血。我们不能转移目光，以防自己双手松弛。这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主动武装自己，变得强大而不屈，以防对手将我们手中的剑击落，置我们于死地。
——1956年摩西·达扬在罗伊·罗特伯格葬礼上的悼词
委任统治时期发生过多起针对犹太人的袭击，但英国官员（只要他们愿意）总能找到并惩治袭击者。但在签订停战协定后的中东，袭击者常常从约旦或埃及越境发动袭击再退回那里，以色列想抓获他们就变得越来越难。委任统治时期，维持这一地区的治安是英国的责任，也符合英国的利益，但英国人离开后，以色列的阿拉伯邻国不愿像英国那样维持当地的治安。阿拉伯人潜入以色列境内无人照看的耕地种植（他们声称这是他们的土地），抢劫边境的村庄，发动经常造成人员死伤的暴力袭击，然后又穿越边境回到阿拉伯国家，这些国家的阿拉伯官员一般不会惩治这些肇事者。
到1953年，以色列建国已经有五年，独立战争也已过去四年，但以色列公民仍然经常遭到从约旦和埃及过来的巴勒斯坦人的袭击。这些袭击手段残忍，次数增多，在独立战争后三年里，每年都有几千起越境和袭击事件发生。 [1]
1953年10月13日，32岁的苏珊·卡尼亚斯（Susan Kanias）和她三个幼子正在耶胡德（Yehud）的家中熟睡，这座小镇位于罗德（Lod，以前叫利达）以北，靠近以色列版图最狭窄的部分。西临地中海，东靠停火线，中间只有9英里距离，耶胡德就正好夹在海岸线和边界线中间，离停火线不到5英里距离，因而和其他许多村庄一样很容易遇袭。趁着夜色，一伙巴勒斯坦越境者闯入她家，向屋内投掷了一枚手榴弹，苏珊和两个孩子当场死亡，一个孩子受伤。
类似的谋杀案件还有很多。1951—1956年，几百名以色列人被潜入境内的“费达因”（ fedayeen ，阿拉伯语“自我牺牲者”之意）杀害，受伤者更多。 [2] 但这次不同于以往，卡尼亚斯家遇袭后，以前不知如何应对这类袭击的以色列国防军此时已经做好了反击准备。有些以色列人属于“行动派”，就像1923年提出“铁墙”理论的雅博廷斯基一样，这些人一直认为要想让阿拉伯邻国严肃对待越境者，以色列只有回击，而且是强有力的回击。1953年初，以色列国防军开始训练一支开展快速报复行动的精锐部队，这些强硬分子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边境的安宁。他们成立了由阿里埃勒·沙龙指挥的101部队，成员大多为经过精心挑选的志愿者，许多人在独立前曾在哈加纳精锐部队帕尔马赫服役。
这支部队的训练非常严格，训练科目包括“越境侦察，和敌方巡逻人员与村庄站岗人员的战斗……急行军……搏击，柔道，各种武器的使用以及蓄意破坏的训练” [3] 。为了让他们更好地完成未来的任务，指挥官还在训练中加入了实战内容。
苏珊·卡尼亚斯和她的孩子遇害的当晚，101部队立即得到反击的命令。战士们越过停火线，来到约旦河西岸边境一个名为凯比亚（Qibya）的阿拉伯村庄：
以色列国防军的主力部队……准备了约700千克爆破炸药。工兵在便携式手电筒的光线下安装炸弹，摧毁了45栋房屋，整个过程中没有遇到约旦军队的阻挠。将近3小时的爆破行动从12点30分持续到凌晨3点20分。军队没有检查房屋内是否有居民，有的居民躲在了地窖里和阁楼上。军队相信行动进行到这一步，房屋内已经没有（活）人。在占领村庄和爆破阶段，总共有50—60名居民死亡……两三天后，约旦人在搜索完废墟后宣布这次行动造成69（或70）名平民死亡，其中大多为妇女和儿童。
组建101部队是以色列应对新挑战的方式，这种挑战在未来几十年将一直存在。以色列周边分布的全是热衷于使用暴力手段的敌对国，这些邻国不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还宣誓未来也不会承认，这意味着要想生存下来，以色列必须投入巨大财力和精力维持一支比敌军更强大的军队。101部队就在这种思想下应运而生。面临持续的生存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创造了一支战斗力空前的军队，从此拥有了世界一流水平的特种部队。
这些报复行动蓄意使用了残暴手段，意在明确表明以色列不会容忍针对以色列无辜公民的袭击，报复行动的地点选在以色列境外，其间会杀害一些无辜的阿拉伯人。
一些志愿加入101部队的战士虽然身经百战，也无法接受这些残忍的行动。一些人因为凯比亚行动而受到精神创伤，还有人拒绝加入行动，其中包括曾经在独立战争期间执行过无数袭击任务的帕尔马赫成员。一位战士回忆起这次行动时不断问自己：“这些尖叫和哭泣的人是我们的敌人吗？这些农民（ fellahin ）能对我们犯什么罪？战争太残酷了，大家普遍情绪低落，没人说话，都很沉默，独自承受着一切。” [4]
一个世纪以来，以色列饱经战乱，
许多以色列人在思考如何平衡生存与道德的关系，生存下去诚然重要，但他们也试图建立一个拥有道德标准的社会，这种深刻的反思已经成为以色列社会的传统。
反思的声音早在独立战争时就已出现。战争刚结束，S.伊扎尔（这是笔名，真名是伊扎尔·斯米兰斯基）就出版了《赫贝赫泽》（ Khirbet Khizeh ），这部历史题材的小说想捕捉战争后期以色列军队对一个阿拉伯村庄所采取的行动在道德上的复杂性。小说情节进展缓慢，叙事者像是在迷雾中审视这个世界，又像是在梦境中。逐渐地，叙事者意识到被赶出家园的阿拉伯人所承受的苦难：“我像被闪电击中一样，突然对一切有了不同的理解，更准确地说，一切都指向流散。这就是流散，流散就是这样，流散看上去就是这样。” [5]
伊扎尔绝不是在质疑以色列的合法性，也没有怀疑以色列人为独立战争作战的意义。和后来许多以色列男女作家一样，他提醒以色列人不要只关注自己的损失，也要看看作战另一方的损失。（以色列人当然明白，如果敌人也有这种反思，这一地区这些年来很可能就大不一样了。）
在小说末尾，一位叫摩西的战士对叙事者说：“我们的移民将来到这个‘沦为废墟的村庄’[这是阿拉伯语‘Khirbet'的意思]，这个村庄的名字我过会再讲，他们会占下这块地，在上面耕种，把它建成美丽的地方。”小说的叙事者讽刺挖苦了A.D.戈登的“犹太人在土地上劳动”的梦想和本－古里安的“国家主义”理念：
太好了，我们将在这建房子，吸收移民。如何吸收？我们将在这开合作商店，建学校，可能还会修一座犹太会堂。这里还会有辩论各种事情的政党。人们在这耕地、播种和收获，取得伟大的成就。希伯来赫泽村（Hebrew Khizeh）万岁！到那时，谁还会记得曾经有一个被我们清理和占领的沦为废墟的赫泽村（Khirbet Khizeh）？我们来了，射了，烧了；我们将这里炸掉，将当地人驱逐和流放。
伊扎尔提出的批评非常严厉，但同样重要的是，他的书没有遭到冷遇，作者也没有被以色列社会遗弃。相反，《赫贝赫泽》成为以色列的畅销书，1964年还被收入以色列高中教材。 [6] S.伊扎尔多次被选为以色列议会的议员。自我批判仍将是以色列社会的一个标志性特征。
并非每个人都觉得101部队和凯比亚行动难以接受。有些战士认为这非常必要，虽说在道德层面上很复杂。被摩西·达扬称为“巴尔·科赫巴以来我们最伟大的战士” [7] 的梅厄·哈尔－齐昂是101部队极具神秘色彩的传奇人物，他曾说：“我们的行动不包含对阿拉伯人的仇恨，也没有任何仇恨的因素。在我们受命做的每件事中，我们都能看到保卫[以色列的]生存的必要性。” [8] 在以色列国防军找到有效应对措施之前，几百名无辜的以色列人被杀害。哈尔－齐昂、阿里埃勒·沙龙和101其他成员代表着诺尔道和比亚利克主张培养的新犹太人，哈尔－齐昂等人大声宣称：“不能再发生基希涅夫事件！”成立犹太国，就意味着犹太人不再仅仅因为自己是犹太人而死去。
凯比亚村行动让阿里埃勒·沙龙进入公众视野，他是一位英勇而杰出的军事指挥官，也是以色列一位很难做出简单评价的争议性人物。沙龙（这是他后来希伯来语化的姓氏）出生于1928年，在特拉维夫旁名为马拉尔（Malal）村的莫沙夫（合作农庄）长大。母亲维拉和父亲撒母耳·施恩内曼（Samuil Scheinerman）都是来自俄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是很特立独行的人，把花生和红薯等农庄其他人眼中难以成活的作物种活了。大家叫他阿里克（Arik），他和妹妹都上过高中，这在集体主义农庄的人看来是不必要的奢侈品。
在阿里克小时候，父母就让他明白力量和军事实力的重要性。在他13岁的成人礼上，父亲送给他一把精雕细琢的匕首，这个礼物很特别，父亲想告诉他的道理很明显。 [9] 在伊休夫出生和长大的新犹太人应该说希伯来语，拥有强壮身体，决意用长老茧的双手掌握自己的命运。阿里克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袭击凯比亚村的行动也体现了这种世界观。沙龙创立了101部队，带队袭击了凯比亚村，对此他从不后悔。许多年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得到的命令非常明确。凯比亚村将成为一个教训。我要给阿拉伯地方军造成尽可能多的伤亡。” [10] 沙龙深信必要的报复行动有效而合法。
和自己深爱的这个国家一样，沙龙的一生中似乎没有连贯的政策，不时会做出一些自相矛盾的选择。但他认为自己的原则从未变过：以色列的生存取决于实力和智慧。生存意味着在不同时期要使用不同的政策。有时需要不惜一切代价消灭敌人，不管他们藏在哪里；有时又需要减少损失，放弃以色列先前控制的土地。这些事沙龙都做过，他还做过更多的事。几十年后，一个政府调查委员会谴责沙龙在1982年黎巴嫩战争中纵容黎巴嫩基督徒屠杀穆斯林。这过去多年之后，沙龙当选总理并于2005年一手策划和实施了加沙撤离计划。
凯比亚事件后，全世界都谴责以色列，美国犹太社团也不例外。 [11] 但本－古里安不为所动。当天晚上，他把沙龙叫来讨论这一事件。据沙龙回忆，本－古里安当时说：“我不在意世界如何看待凯比亚事件，我在意的是这一地区如何看待它，后者关系到我们能否在此生存。” [12] 以色列国防军最显赫的“行动派”摩西·达扬从全世界对凯比亚事件的强烈谴责中得出另一个结论：“阿拉伯和其他民族都可以这样做，但犹太人或以色列这样做却得不到原谅。” [13]
达扬极力主张实施报复行动。1953年12月，就在凯比亚事件几个月后，达扬被任命为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以色列政策的走向再清楚不过了。达扬是在以色列最早成立的基布兹中出生的第二个孩子，也是新犹太人的典型代表。1941年在帕尔马赫服役期间，他在协助英军入侵法属叙利亚的行动中失去了一只眼睛，从那以后一直戴着他标志性的眼罩。
成为以色列这支年轻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后，达扬着手改组以色列国防军的结构，调整国防军的战略。他让能力最强、教育程度最高的人从总部机关下到作战部队，要求指挥官必须拥有过硬的身体素质，在战场上身先士卒（这如今仍是以色列国防军的特点）。看到独立战争中以色列承受的巨大损失，并意识到以色列和邻国的冲突并未结束，他决心让敌方杀害以色列人的成本高到他们难以承受。他决心将以色列国防军打造成中东最令人生畏的军队。
和以色列一样，敌人也在调整策略。潜入以色列的阿拉伯袭击者从个人演变为拥有武装、经过训练的费达因分子，他们得到来自东道国政府的支持和保障，特别是埃及军队。
位于加沙边境旁的纳哈尔奥兹（Nachal Oz）基布兹经常成为攻击目标。1956年4月29日，这个基布兹21岁的罗伊·罗特伯格（Roi Rotberg）正骑马在田野里巡逻，他经常看到加沙人来偷粮食，这一天他又在田野里看到一群阿拉伯人，便赶紧骑马过去驱赶他们，但没想到这是个圈套，他走近这些“农民”后，一群费达因分子突然出现，开枪将他打死，还把尸体带到加沙残忍地肢解。
巧合的是，就在几天前，达扬还见过罗伊·罗特伯格。他参加了葬礼，读了一份简短的悼词（只有238个词），后来达扬和许多以色列人在解释以色列和邻国之间旷日持久、成本高昂的战争不可避免时，常常会引用悼词中经典的语句。达扬在悼词中提醒听众，阿拉伯人的憎恨和暴行并不意外，他说：“我们不要一味谴责这些凶手。我们为什么要抱怨他们仇视我们？80年来，他们在加沙的难民营亲眼看到我们将他们先祖生活的土地和村庄建设成我们的家园。” [14]
以色列的存在让阿拉伯人感到愤怒，因此，达扬提醒听众和全国人民，以色列人应该时刻做好投入战争的准备。在演讲中，他通过大量引用圣经典故提醒听众，为这块土地战斗并非新鲜事，早在几千年前犹太人就是如此。达扬还说：“面对成千上万阿拉伯人的仇视，我们绝不能退缩，他们就生活在我们周围，他们的双手随时可能沾满我们的鲜血。我们不能转移目光，以防自己双手松弛。这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这是我们的选择——主动武装自己，变得强大而不屈，以防对手将我们手中的剑击落，置我们于死地。” [15]
这种观点不但是达扬的指导原则，也是他帮助建立的这个国家几十年来的指导原则。
正当以色列在为不可避免的长期冲突做准备时，埃及也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政治转变。1952年，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上校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Free Officers Movement）发动军变，驱逐了当时统治埃及的法鲁克（Farouk）国王。纳赛尔决心肃清殖民主义在埃及的残余势力，他认为这窒息了阿拉伯世界，使之无法发挥真实的潜力。这位新埃及领导人决心建立一个全新的由他领导的阿拉伯世界。
以色列在纳赛尔的世界观和计划中有独特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纳赛尔视以色列和以色列人为该地区殖民主义的最新体现。但与此同时，以色列对埃及也有利用价值，这个敌人的破坏力能让整个阿拉伯世界联合起来。纳赛尔告诫人们：“阿拉伯团结一致是成功复仇的前提。” [16]
独立战争失利以来，阿拉伯世界一直在等待机会复仇，希望在“第二轮打击”中消灭犹太国。约旦高级官员阿兹米·纳沙希比（Azmi Nashashibi）早在1949年4月就宣布：“巴勒斯坦的战争迟早会再次爆发。”阿拉伯领导人对美国记者肯尼斯·比尔拜（Kenneth Bilby）说，就算这场冲突持续一百年，“复仇之日终将到来”
。纳赛尔联合阿拉伯人向犹太人报仇的号召得到广泛响应。1956年，本－古里安警告以色列人战事已近，在4月的一次演讲中，他说以色列将经历比1948年更严峻的考验。
在尼罗河上修建阿斯旺大坝，是纳赛尔的阿拉伯复兴计划的重要内容。他希望通过修建大坝重振埃及，这项雄心万丈的工程需要大量资金，纳赛尔从美国和英国大举借贷。当时处于冷战时期，纳赛尔还巧妙利用了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矛盾，不但接受了西方的经济援助，还向苏联请求更多资助。他甚至承认了共产主义的中国，这在西方看来属于公然挑衅行为。
埃及还扩充军备，建立起比埃及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强大的军火库。1955年8月，在苏联的安排下，捷克斯洛伐克同埃及完成了一笔军火大单。（这深具讽刺意味，因为独立战争中许多以色列战士使用的武器就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埃及从捷克购买了包括坦克、轰炸机、战斗机在内价值3.2亿美元的武器，通过这笔交易，苏联在中东打造了一个军事大国，打破了地区均势。
为了惩罚埃及的军火交易，并对埃及承认中国作出回应，美国宣布不再资助阿斯旺大坝工程，英国随后作出同样决定。但这正是纳赛尔想要的结果。1956年7月26日，纳赛尔在亚历山大大量聚集的民众前发表演讲，要美国人“在愤怒中窒息” [17] 。随后摊出王牌，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参见地图6），运河收入将用于修建阿斯旺大坝。纳赛尔立刻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民族英雄。
这个消息让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无比愤怒。运河1869年竣工后，已成为英国不可或缺的水路，纳赛尔对运河的控制冲击到英国和法国的利益。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英法股东也因为资产被“盗走”而怒不可遏。如果纳赛尔的目的是打击控制埃及的殖民主义者的威风，那他完全成功了。
1956年夏天，纳赛尔继续对抗西方，他夺取苏伊士运河控制权的政治野心演变成了军事野心。以色列密切关注着事态发展。纳赛尔的军购让埃及成为可怕的威胁，以色列的安全岌岌可危。法国也越发警觉。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正在蓬勃发展，法国担心在阿拉伯世界地位日益提高的埃及会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先进的捷克武器如果落入阿尔及利亚“分裂分子”手中，对法国人来说将是灾难。
除了英法两国，埃及的强硬让以色列领导人也越来越担心。随着埃及军力的提升，很多人开始怀疑以色列能否生存下来。纳赛尔并没有掩饰他购买这些武器的原因：这些苏联的新式武器能够帮助他消灭犹太国。
以色列人对大屠杀记忆犹新，不敢轻视来自埃及的威胁。数十万以色列人志愿挖掘战壕。有的人将自己不多的积蓄和珍爱的珠宝捐给国家购买军火。
许多学生甚至把午饭钱捐了出来。
但这时以色列的国际地位和1948年时已大不相同。建国后不到十年，法国和英国（不久以前还禁止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对犹太地下组织成员处以绞刑）都视以色列为潜在的军事合作伙伴。50年代初为了巩固双边关系，法国和以色列举行了一系列会晤。1955年10月25日，取代本－古里安成为以色列总理的摩西·夏里特访问巴黎（本－古里安几年之后再次成为总理），法国总统埃德加·富尔对夏里特说：“我一直是以色列的朋友，但现在法国之所以要帮助以色列，不是出于友谊，而是出于政治上的现实主义考虑。”
一年后的1956年10月，三国秘密达成《色佛尔协议》。根据这一协议，以色列将对纳赛尔部队发动大规模进攻，一天内打到苏伊士运河，这时法国和英国会呼吁双方停止敌对行为，要求埃及向国际航运开放运河。英法还会要求以色列军队撤到运河以东几英里外，但根据协议，以色列可以不服从，英法的要求只是给国际社会看的。
以色列虽然要派出地面部队作战，但能从协议中得到不少好处。同法国建立合作关系表明这个小国不再孤军作战，从国际棋盘上一枚棋子成为一名棋手。根据协议，以色列能在英法军队的空中掩护下通过军事行动解除埃及的威胁，以色列还能获得这两个欧洲国家在国际上的支持。此外，法国还向以色列提供武器，这些武器在10月上旬被运送到以色列。
当时担任国防部总干事的西蒙·佩雷斯在同法国的军火协议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武器在海法港秘密交接时，他带上多年前写过《银盘》的拿单·奥尔特曼来到现场。这位诗人看到此景，深有感触，写下了《有一天这会被谈起》一诗。 [18] “昨晚我梦到钢铁，许多钢铁，全新的钢铁。”他在诗中写到运送武器的码头搬运工，“这些人背着装满弹药的箱子，弹药箱和铁链碰撞，发出清亮之音”。在奥尔特曼看来，这些人不是普通的码头搬运工，“当他们的双脚踏上陆地的那一瞬间，他们成为犹太人的力量的象征”。
奥尔特曼的语调和以前完全不同，他描写的不再是“有待建成的国家”，而是“犹太人的力量”。
犹太人的军火来得非常及时。为了支持费达因分子，纳赛尔已经把埃及军队开进加沙地带。西蒙·佩雷斯回忆说：“当时以色列人认为纳赛尔随时可能发动进攻。”
1956年10月29日，正当以色列紧张筹备后来称作西奈战役（Sinai Campaign）的战争时，国内又发生了一起悲剧。建国八年来，以色列阿拉伯人一直生活在军事统治下，犹太人对他们的戒备心很强。由于同埃及开战在即，以色列宣布和约旦交界的“小三角”地区所有阿拉伯村庄于下午5点钟进入戒严状态，其中包括卡西姆村（Kfar Kassem）。
这个消息在戒严开始前几分钟才公布，因此大多数阿拉伯劳工没有及时接到通知。大多数碰到以色列军队的阿拉伯工人被放行，但50多名来自卡西姆村的劳工在5点钟后收工回家时，遇到国防军的巡逻队，以色列士兵开枪射击，杀死了47人，其中包括不少妇女和儿童。这是建国以来针对阿拉伯人规模最大的屠杀。
几名以色列军官被捕，后来还被定罪，但不久后全部被释放。本－古里安称这一事件为“可怕的暴行” [19] ，许多以色列官员多年后深刻忏悔了这一屠杀行为。2006年10月，以色列教育部部长余莉·塔米尔（Yuli Tamir）要求全国学校纪念卡西姆村屠杀，反思是否应该听从明显违反道德标准的命令。2007年12月，以色列总统西蒙·佩雷斯在穆斯林古尔邦节期间访问卡西姆村，请求这一罪行能够得到当地阿拉伯人的原谅。他在仪式上说：“这里曾发生过可怖的事件，对此我们感到非常抱歉。”2014年10月，以色列第十任总统鲁文·里夫林成为第一位参加每年一度的卡西姆村纪念仪式的以色列总统。
这一事件对以色列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还体现在法律上。审判期间，以色列法院第一次讨论到在什么情况下以色列安全人员可以不服从明显违法的命令，哪怕是顶头上司下的命令。本雅明·哈利维法官（他单独审理的这一案件）写道：“所有明显违法的命令有个显著特征，这些命令上方都应该飘着一面黑色旗帜，上面警告：‘禁止执行！’”哈利维裁决中“明显违法的命令”成为以色列人在讨论战争行为是否道德时经常会用到的表达。
10月29日下午5点（正当卡西姆村开始戒严的时候），以色列军队开进西奈。在迅速切断了西奈半岛埃及空军和主要陆军基地之间的所有通信联系后，以色列空降兵在阿里埃勒·沙龙的带领下悄悄空降在西奈半岛的米特拉（Mitla）山口，这是通往苏伊士运河道路的一处要塞。10月30日，空降兵部队穿过广阔的沙漠地区，轻松占领了三个埃及军事基地，来到离运河不到50千米的地方。
10月30日，英国政府向以色列和埃及发布之前秘密制定的最后通牒，要求双方撤出苏伊士运河，此举实际上是要求埃及在宣布运河收归国有后放弃对此地的控制权。根据计划，以军没有撤离，埃及也拒绝答应最后通牒中提出的要求。第二天，英国和法国的战机轰炸了埃及机场，但随后六天时间，在地面同埃及作战的只有以色列军队，英法军队没有出现。
最终，为了避免这次有所节制的军事冲突升级为地区战争，美国要求英国、法国和以色列撤军。苏联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当时苏联刚镇压了匈牙利革命，在此过程中杀害了几千名匈牙利人，因此在道德层面缺少国际影响力。尽管如此，美苏利益的合流仍意味着，以色列、英国和法国不得不退让。
为了不让加沙地带再次成为进攻以色列的大本营，以军没有撤出西奈半岛。最后，美国同意以色列在得到安全保证后再撤出该地区。美国承诺以色列，只要以色列同意“彻底而快速地撤离”在这场军事行动中迅速占领的地区，美国不但将确保以色列获得蒂朗海峡（西奈半岛和阿拉伯半岛之间的狭窄通道，参见地图6）的“通航权”，还保证以色列未来在该地区拥有“捍卫自己权利的自由”。
没过多久，美国就不得不兑现这一承诺。
在英国方面，首相艾登试图销毁英国秘密策划这一行动的证据，但无济于事。以色列和法国都有秘密协定的副本，迫于巨大的政治压力，艾登引咎辞职。
这场战争于10月29日爆发，11月7日结束。以色列有231名战士在战争中死亡，另有900多名战士受伤。埃及的死亡人数在1500—3000人之间，大约有5000人受伤。
西奈战役持续时间虽短，但意义深远。通过这场战争，以色列不但恢复了蒂朗海峡的通航权，还从不久前怀疑它没能力生存下去的国家那里赢得了国际保证。对以色列公民而言，建国八年来，他们深受“越境者”之苦，这场战争让他们重新获得了安全感和自信心。迈克尔·奥伦称西奈战役为“以色列第二场独立战争” [20] 。以色列国防军在不到100小时的时间里占领西奈半岛，不但向世界证明了这支军队的实力，还为以色列赢得了十年的平静。中东出现了一个新的军事强国。
西奈战役后，大卫·本－古里安越来越发现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其复杂程度超出许多人的预料。他对以美关系的担忧不无理由。分治决议以前，美国国务院曾向正在讨论以色列边界划分的联合国建议，要联合国重新划分边界，将更多领土划给阿拉伯人。1953年，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曾提议“将一定数量的阿拉伯难民遣送回‘当前以色列控制地区’”。一些以色列人认为，“当前以色列控制地区”这样的措辞说明杜勒斯不相信以色列能长期存在。埃及和捷克签订军火销售协议后，虽然以色列百般请求，但美国拒绝通过向以色列卖军火来恢复中东的均势（这也是以色列从法国买军火的原因）。“艾森豪威尔总统甚至对法国总理居伊·摩勒说，向以色列卖军火没有意义，因为170万犹太人不可能打得过4000万阿拉伯人。” [21]
西奈战役后，美国（和苏联）通过联合国谴责英法和以色列挑起战争。美国的谴责可能只是象征性惩罚，但以色列还是派外交部部长果尔达·梅厄到联合国为以色列辩解，机智过人的梅厄夫人挖苦说：
区别对待可以舒舒服服地决定。阿拉伯国家可以单方面享有“战争权”，以色列却要单方面履行维持和平的责任。但敌对行为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多年来，以色列饱受这种骇人听闻的另眼相待，最终不堪重负，只能想办法自救，摆脱四面受敌的威胁，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22]
果尔达·梅厄受本－古里安之托到联合国为以色列辩护时，早已因为为犹太国事业做出的贡献而声名显赫。果尔达·马波维奇（婚后从丈夫姓，改姓梅耶森）1898年出生于基辅一个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家庭，她不久随家人迁到平斯克，梅厄的姐姐（赫茨尔去世后，她整整两年只穿黑色衣服）经常邀请犹太复国主义者到家中聚会，年轻的果尔达喜欢坐在煤炉旁听他们谈话。1906年，八岁的她随家人移居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Milwaukee）。
在一次讨论基布兹运动和A.D.戈登思想的客厅会议中，梅厄遇到了她未来的丈夫莫里斯，他们决定移民巴勒斯坦，开始了他们吵吵闹闹、基本无爱的婚姻。
我想我是一次在城市里游行时，意识到移民巴勒斯坦不能再拖了……面对彼得留拉（Petlyura）的暴行，密尔沃基游行无济于事，移民巴勒斯坦才是最有意义的回应。犹太人必须再次拥有自己的土地，我必须投入这项事业，不是通过演讲和筹款，而是到那里生活和工作。 [23]
她和丈夫1922年离开美国。1956年，她已经成为马帕伊党的高层领导，被大卫·本－古里安任命为外交部部长。和许多早于她移民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一样，抵达巴勒斯坦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希伯来语姓氏，将梅耶森改为梅厄。
西奈战役结束后不久，当着外交部官员的面，她朗读了赫茨尔经典小说《新故土》中的一段话：
在当今世界各国，仍有一个问题悬而未决，只有犹太人能完全理解其深刻的悲剧性。这就是非洲人问题。让我回忆一下当年悲惨的奴隶贸易，因为他们是黑人，非洲人像家畜一样被拐走，沦为囚犯，最后被卖掉。他们的孩子在异国他乡长大，因为肤色原因成为歧视和欺负的对象。虽然很可能遭人讥笑，但我还是提议：我目睹了犹太同胞的自我救赎，我希望能帮助非洲人得到救赎。 [24]
读完这段话，她对外交部人员说，他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实现赫茨尔的想法。当时许多非洲国家宣布独立，梅厄认为非洲国家和以色列有许多相似的经历：“和我们一样，他们也是经过多年斗争才获得自由；和我们一样，他们也将努力捍卫和建设自己的国家；和我们一样，没有人会将主权盛在银盘里送给他们。”
梅厄希望以色列为非洲国家提供科技、农业技术上的支持，由于经历了相似的历史，以色列还能为非洲国家提供长期受压迫民族实现复兴的模式。她希望犹太人实现重生并建国的故事不但能激励犹太人，还能鼓舞世界其他民族。
短期内以色列便和几个非洲国家建立了良好关系，利用自己擅长的农业技术、灌溉技术等科技帮助这些国家提高了农业产量。但从长远看，果尔达的想法过于天真。这些新成立的非洲国家很快联合成一个团体，成为以色列在联合国的最大敌人之一。以色列之前的示好并没有改变这一点。
在国内，以色列正在建设一支世界一流的军队。正如达扬在罗伊·罗特伯格葬礼上所说的，这场冲突不会马上结束，为了保证以色列的生存和以色列公民的安全，以色列开始发展各种威慑性军事能力。但与此同时，以色列还确立了一种自我反思和对军事行为进行司法监督的文化，军事命令明确受到道德的约束。
国际上，以色列成为国际政治和战争的参与者，以色列还致力于运用自己的技术帮助其他国家。
这个国家如今羽翼渐丰，也不那么脆弱了；以色列人在思考以色列生存问题的同时，还开始展望这个国家的未来。但他们很快将发现，在营造美好的未来前，他们先要直面犹太民族漫长历史上一段最痛苦的时期。
[1] Anita Shapira， trans. Anthony Berris， Israel : A History （Waltham， MA: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2）， p.274.
[2] 关于以色列人死亡人数存在很大争议。马丁·吉尔伯特认为967名以色列人死于这些袭击。（Martin Gilbert， The Routledge Atlas of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58.）但本尼·莫里斯说这个数字“纯粹是胡说”。（Benny Morris， Israel's Border Wars ， 1949 — 1956 ： Arab Infiltration ， Israeli Retaliation ， and the Countdown to the Suez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01.）保守估计有几百人。
[3] Morris， Israel'sBorderWars ， 1949 — 1956 ， KindleEdition， Locations 3037—3049.
[4] Martin Gilbert， Israel : A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8）， pp.289—290.
[5] S. Yizhar， trans. Nicolas de Lange and Yaacob Dweck， Khirbet Khizeh : A Novel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p.100.
[6] Noah Efron， “The Price of Return，” Ha'aretz （November 23， 2008）， http://www.haaretz.com/news/the-price-of-return-1.258035[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7] Robert Slater， Warrior Statesman : The Life of Moshe Daya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1）， p.149.
[8] Morris， Israel's Border Wars ， 1949 — 1956 ， Locations 3037—3049.
[9] David Landau， Arik : The Life of Ariel Shar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3）， p.7.
[10] Gilbert， Israel : A History ， p.292.
[11] Zvi Ganin， An Uneasy Relationship : American Jewish Leadership and Israel ， 1948 — 1957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190—191.
[12] Landau， Arik ， pp.26—27.
[13] Morris， Israel's Border Wars ， 1949 — 1956 ， Locations 3293—3299.
[14] Translation from Mitch Ginsburg， “When Moshe Dayan Delivered the Defning Speech of Zionism，” Times of Israel （April 26， 2016）， http://www.timesofisrael.com/when-moshe-dayan-delivered-the-defning-speech-of-zionism/[Last viewed on May 8， 2016]. See also Aluf Benn， “Doomed to Fight” （May 9， 2011）， Ha'aretz ， http://www.haaretz.com/weekend/week-s-end/doomed-to-fght-1.360698[Lastviewed December 8， 2015].
[15] Ginsburg， “When Moshe Dayan Delivered the Defning Speech of Zionism.” See also Chemi Shalev， “Moshe Dayan's Enduring Gaza Eulogy: This Is the Fate of Our Generation，” Ha'aretz （July 20， 2014）， http://www.haaretz.com/blogs/west-of-eden/.premium-1.606258[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16] Morris， Israel's Border Wars ， 1949 — 1956 ， Locations 208—213.
[17] Howard M. Sachar， A History of Israel : From the Rise of Zionism to Our Tim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9）， p.486.
[18] Gilbert， Israel : A History ， p.315.
[19] Morris， Israel's Border Wars ， 1949 — 1956 ， Location 7962.
[20] Michael B. Oren， “The Second War of Independence，” Azure ， No.27 （Winter 5767/2007） .
[21] Sachar， A History of Israel ， p.483.
[22] Gilbert， Israel : A History ， pp.326—327.
[23] Golda Meir， My Life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1975）， p.59.
[24] Yehuda Avner， The Prime Ministers : An Intimate Narrative of Israeli Leadership （ Jerusalem : Toby Press ， 2010）， Kindle Edition， Locations 1822—1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