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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
——《出埃及记》19：3—4
1949年1月25日对这个刚刚独立8个月的国家来说庄严而神圣，这时战争已基本结束，以色列在这天举行了第一次全国选举。
两千年来犹太人没有主权，每个人都明白选举的意义是多么重大。摩西·耶库蒂尔·阿尔伯特是一位极端正统派的拉比，在英国委任统治期间担任耶路撒冷多个犹太社区的领导人（mukhtar）。
早上5点35分，我和妻子、弟弟西蒙·莱布拉比、姐夫内塔内尔拉比和儿子多夫都醒了。喝完咖啡后，为了迎接这个伟大而神圣的日子，我们穿上了安息日的服饰，因为“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诗篇》118：24）自两千年前开始流散以来，甚至从上帝创世以来，我们从未有过如此喜悦的一天，今天我们可以为犹太国投票……“上帝啊，祝福你，是你让我们活下来，保护我们，让我们活到此刻。” [1]
喝完咖啡，阿尔伯特拿上他的以色列公民身份证前往投票现场。那里早上6点开始工作。“一路上我都非常开心，仿佛是在欢庆托拉节 [2] 上抱着《托拉》卷轴跳舞（ hakafos ）一样，我这样激动，仅仅是因为手里拿着以色列身份证。那天早上我的喜悦之情真是无穷无尽。”
阿尔伯特第一个到达现场，等待了几分钟后，他拿到一张印有数字1的投票卡。
我感到这是我生命中最神圣的一刻，我的父亲和祖父都未曾体验过。我们三人中只有我在有生之年有幸见证了这神圣而纯粹的时刻。“我是幸运和蒙福的！”念完“你赐予我们生命”（ shehecheyanu ）的祝福祈祷文后，我将装有投票卡的信封投进票箱。 [3]
平日里阿尔伯特拉比每天第一件事是晨祷，但这天他投完票后才回家做祷告。
并非只有阿尔伯特一人这么激动。在特拉维夫，几乎整座城市的人都兴奋地来到投票现场，人们显得很有耐心，预先派到某个交通要道的警察和救护车向总部报告无事可做。
在内塔尼亚，等待投票的人群有序地排成长队，还唱起了《希望》，这曾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歌曲，现在成为犹太国的国歌。
一共有440095人参加了这次投票，占到符合投票资格人数的87%。几天后投票结果公布，不出所料，大卫·本－古里安领导的马帕伊党（Mapai）获得36%的票数，成为第一大党，获得以色列立宪会议120个席位中的46席。几周后，立宪会议成为克奈塞特（Knesset），即以色列议会。 [4]
以色列第一届议会建立在广泛基础上，其中既有宗教人士，也有世俗人士，既有犹太人，也有阿拉伯人。它包括46名马帕伊党议员、代表拿撒勒民主人士名单（Democratic List of Nazareth）的2名阿拉伯议员、16名联合宗教阵线（United Religious Front）的议员、5名进步党议员和4名塞法迪名单（Sephardi List）议员。作为第一大党马帕伊党的领袖，大卫·本－古里安成为总理，兼任国防部部长。
他拒绝共产主义政党和梅纳赫姆·贝京领导的赫鲁特（“自由”）党进入联合政府，认为这两股力量会对这个新成立国家的价值观产生不利影响。
以色列的建国者们知道，他们能有今天，离不开一位先驱的努力，虽然他没能亲眼看到这一天的到来。大选几个月后，1949年8月17日，西奥多·赫茨尔的遗体被接回以色列，埋葬在现在的赫茨尔山国家公墓。赫茨尔的骨灰由64辆汽车组成的车队运送，车队从特拉维夫驶往首都
时，数千人走在车队后，路两边站着更多的民众。这支庞大的游行队伍首先来到1898年赫茨尔和德皇威廉会面的密克维以色列（Mikveh Israel），随后来到赫茨尔在巴勒斯坦度过第一夜的里雄莱锡安，赫茨尔只访问过巴勒斯坦一次。在前往首都的路上，总共有20万人来到现场表达对赫茨尔的敬意，占到当时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
[5]
在耶路撒冷，灵柩停放妥当后，约两万人排成长队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包括内阁和议会的全体成员以及6000名受邀者。赫茨尔的棺材上挂着380个蓝白色小袋子，里面装着全以色列各个定居点的泥土。
[6]
最后他在首都的山顶长眠，从这里他可以俯瞰自己梦想建立的国家，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新成立的国家需要一面国旗。几十年前，赫茨尔在《犹太国》中写道：“我建议采用白色旗帜，上面有七颗金星。白底象征我们纯净的新生活，星星象征工作日中七小时黄金时间。” [7] 但赫茨尔这个想法没有被采纳。1948年10月，以色列选用19世纪90年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旗帜作为国旗，白色背景下有一颗浅蓝色大卫星，在大卫星上下各有一条水平方向的浅蓝色条纹。设计者想通过这两条蓝色条纹让人想到犹太祈祷披巾（ tallit ）。从国旗设计就能看出，虽然犹太复国主义者决心建立一个极度世俗的新国家，但在实际操作中无法回避宗教因素。
以色列议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于1949年2月14日召开。当时还没有办公场所，会议便在耶路撒冷市中心的犹太代办处召开。大会讨论的第一项议程是任命哈伊姆·魏茨曼为国家总统。三十年前，正是他说服贝尔福勋爵发表《贝尔福宣言》。虽然以色列总统基本上是荣誉性职位，但魏茨曼的个人影响力令这个职位受人敬重。一当选，他立即在议会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
半个世纪前，西奥多·赫茨尔在《犹太国》中提出，犹太人家园的复兴将成为全世界人民的榜样。他写道：“我们在这里为自身创造的福利将产生强大影响，会造福全人类。”
现在，赫茨尔所梦想的国家已然建成，魏茨曼也希望犹太人取得的成就能够鼓舞世界其他地方受压迫的民族。
今天我们站在新时代的门槛上，即将离开拂晓时分的临时政权，迈入阳光普照下的民主政权……这在世界史上也是伟大的日子，但我们不可过于骄傲。此时此刻，我们希望将这个充满希望、鼓舞人心的消息从圣城的这里传到所有受压迫和所有为自由与平等而奋斗的人们那里。
接下来，魏茨曼谈到“世界各国数十万的犹太同胞，他们即将回到敞开怀抱迎接他们的以色列”
。他说：“我们祈愿能有更多流散在外的犹太人回到以色列扎根，和我们肩并肩地建设这个国家，让我们这块贫瘠的土地再次变得富饶。”
一年后，在1950年7月5日，议会制定并通过了最能代表以色列国家性质的《回归法》，赋予所有犹太人回归以色列的权利。当时的另一项法律让犹太移民踏上这片国土时自动获得以色列公民身份。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在《雇工之死》一诗中写道：“家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你不得不去那里时，那里不得不接纳你。” [8] 对犹太人而言，犹太国如今就是这样一个家。因为这个家的存在，再也不会有成千上万犹太人因无人接收而住在欧洲的难民营中，再也不会有载着犹太人的船只穿越大洋寻找停泊之处。《回归法》宣告犹太人无家可归、到处流浪的时代已经结束。
迫于阿拉伯人的压力，1939年英国的白皮书禁止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移民是建国的前提，将移民非法化意味着白皮书撤回了《贝尔福宣言》中许下的承诺。《回归法》取消了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所有限制，废除了1939年英国的白皮书。
《回归法》还是对纳粹政府《纽伦堡法案》的象征性推翻。在那个法案中，纳粹分子规定祖父母中有一人为犹太人的人，就被视为犹太人。《回归法》几乎使用了同样的界定方式。
以色列议会通过这种方式向世人宣告：“只要你的犹太性足以招致纳粹分子的杀害，你就能得到以色列国的保护。”
犹太人以前所未有之势移民到这个刚刚成立的国家。从1948年5月15日到1949年底，70个国家不下686739名犹太人来到以色列，这个人数几乎和建国时以色列的人口相等，成为20世纪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浪潮，以色列在吸收移民方面创造了现代史上一个奇迹：
战争期间有10万新移民来到以色列，超过以往任何一年的移民数量。这预示了接下来的事情。在建国后的42个月中，月均移民数达到1.6万，总人数达到69万，短短3年时间，以色列的犹太人口就翻了一倍。在任何其他移民国家，从未听说过这种移民人数超过原有居民的现象。 [9]
以色列一直是一个在移民的努力下不断发展的国家。
1948年，全世界只有6%的犹太人生活在以色列。到2015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46%，几乎占到全世界犹太人的一半。
他们中许多人来自北非的阿拉伯国家。1948年，大约有7.5万名犹太人生活在埃及，但就在这一年，埃及开始逮捕犹太人，强征他们的财产。开罗的犹太区遭到炸弹袭击，犹太人被迫离开埃及。1956年，埃及又驱逐了2.5万名犹太人。1967年的迫害让更多犹太人选择移民，当地犹太人的人数下降到2500人。到20世纪70年代，生活在埃及的犹太人只剩下几百人。
1948年，利比亚有3.8万名犹太人。纳粹军队占领班加西（Benghazi）后，对当地犹太人施加集体迫害。纳粹分子离开后，当地人继续迫害犹太人，3万名犹太人选择逃亡，其中多数人在1949年离境。1951年利比亚独立后，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更多犹太人选择离开。1967年六日战争后，当地又爆发了针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此后利比亚为数不多的犹太人也离开了这个国家。
1948年，摩洛哥的犹太居民多达26.5万人。以色列独立后，犹太人除了成为暴乱的袭击对象，在经济上也遭到抵制。截至1958年，6.5万名犹太人离开摩洛哥。1963年，又有10万名犹太人离开家园。截至1968年，生活在摩洛哥的犹太人只剩下最后5万人。类似情况还发生在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叙利亚、突尼斯和也门。许多长期生活在阿拉伯国家的犹太社团不复存在。在利比亚、伊拉克和也门，90%的犹太人在以色列建国后十年内离开了。 [10] 1948—1951年的短短3年内，生活在伊斯兰国家超过37%的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 [11]
同样的事还发生在非阿拉伯国家。保加利亚几乎所有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1991年共产主义解体后，阿尔巴尼亚几乎所有犹太人作出了同样的选择。
对犹太人而言，进入以色列虽然已经不是问题，但离开东道国变得越来越困难。伊拉克政府最初规定，只要犹太人放弃伊拉克公民权，就可以离开。政府预计有1万—4万名犹太人离开，但最后移民人数超过12万，几乎占到伊拉克犹太总人口的90%。这让政府非常震惊和难堪，立即着手冻结犹太人的资产，（从1951年开始）还禁止犹太家庭携带财产出国。几乎一夜之间，这些移民从伊拉克上层社会的富人变为身无分文的以色列新移民。
由于伊拉克犹太人移民变得越来越危险，以色列发动了“以斯拉和尼希米行动”。2500年前在居鲁士统治时期，正是以斯拉和尼希米带领巴比伦犹太人回到犹地亚。为了让伊拉克犹太人尽早回归以色列，大拉比不顾犹太教的标准规定，破例允许飞机在安息日运送这些移民。
本－古里安深知，新成立的以色列面临极其严峻的经济困难，但在为数不多的几个领域内他不愿让财政考虑影响到政策，其中就包括移民。以色列要想生存下去，需要大规模移民带来的人力资本。不管移民来自哪里，他都要接收，即使这么多移民会给以色列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当时主持犹太代办处财政工作的列维·艾希科尔（后来成为以色列第三任总理）表达了对大规模移民的担忧，他说：“我们连帐篷都没有，他们来到这里只能睡大街。” [12] 但本－古里安决心已定，以色列将接收每一个想要来以色列的犹太人。
怀着这种坚定的信念，以色列执行了多次史诗般的移民营救行动。1949年6月至1950年9月的“魔毯行动”几乎将也门所有的犹太人空运到以色列。
也门犹太人在上飞机前，艰难地跋涉到事先指定的集结点，从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租赁的DC-4“空中霸王”运输机再将他们送到以色列。
[13]
以色列还在集合点安排了医疗人员，帮助也门犹太人做好长途飞行的准备。其中一次大规模空运就运送了45640人，这些运输机内的座椅全被拆卸，每架飞机每次能运送500—600人。另有3275名犹太人从红海边的海港城市亚丁（Aden）被空运到以色列。果尔达·梅厄后来回忆：
有时我会来到利达机场，看一架架来自亚丁的飞机降落。乘客们看上去非常疲惫，但他们的意志和信念让我惊叹不已。我问其中一位留胡子的老人：“以前见过飞机吗？”他回答说没有。“那你在空中的时候不害怕吗？”我又追问。他坚定地说：“不害怕。这都在圣经的《以赛亚书》中写到过，‘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
”我站在飞机场听他将整段经文背了下来，他面带喜悦，因为先知的预言应验了，也因为旅程结束了。
[14]
许多移民到达以色列时需要接受紧急医疗救助，也门的3000名儿童身体状态非常差， [15] 几百人死在了路上。
虽然他们已经来到以色列，但国家并没有为数十万新移民准备住房。政府没有经济实力为移民提供食物、医疗、就业等基本需求。建国早期，许多人已经对本－古里安独断专行的处事风格怨恨有加，如果不了解这点，就无法理解接下来几十年里以色列国的政治，包括本－古里安的政党最后的失势。
一开始，移民住在临时营地里，但随着人数的增加，这些营地的条件很快变得让人无法忍受。海法附近一个临时营地的负责人对以色列政府不能为移民提供好的条件而感到悲痛，他这样描述移民的生活：
这些移民被锁在营区，周围围有铁丝网，还有武装警察守卫。他们住在英国军队留下的用木头和石头搭建的房子里，里面在不同时期都非常拥挤，甚至达到了相当残忍的程度。他们每日三餐要排很长的队领取食物，看病和办理海关手续的队伍就更长了，经常绵延几公里。为了上洗手间，移民有时要等上几个小时，厕所由于用的人太多都堵住了。营地的水有时不够用，经常停电，每到夜晚营地就一片漆黑。 [16]
政府急于改善移民的生活条件，从1950年开始建设永久性住房，但以色列当时面临的挑战太多，这些住房没有按时建成。于是以色列修建了过渡营（ ma'abarot ），这里的条件好于以前的临时营地，政府计划在“真正”的房屋建好前让新移民临时住在这里。
很快，过渡营的条件变得和临时营地一样糟糕，过渡营还成为许多移民的永久性住处。许多年后，有的过渡营发展成小型城市，而且大多为以色列欠发达的城市。生活在过渡营的主要是（来自中东的）东方犹太人，过渡营成为滋生民众不满情绪的温床，这些人数越来越多、对政府越来越不满的东方犹太人后来发展成工党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
即使资源有限，本－古里安不惜投入大量资源的另一个领域是儿童义务教育。教育一直是犹太人社团生活的基础，也是早期历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的一个关注点。伊休夫建立了10多个教育机构，他们明白要想实现国家的繁荣，必须着重发展教育。1949年，以色列议会颁布了最早的法律之一《义务教育法》，为所有5—13岁儿童提供免费教育。对于犹太儿童，国家沿用了三个并存的学校体系：普通学校体系，政治上奉行社会主义的学校体系（不久后取消），以及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学校体系。此外，又成立了极端正统派的学校体系。国家还对已有的阿拉伯教育体系进行管理。
1948年以前，阿拉伯儿童主要去英国政府运营的公立学校和各种宗教机构运营的私立学校上学。截至1948年，只有30%的阿拉伯儿童上学（主要是小学）。整个巴勒斯坦区只有10所阿拉伯高中。由于《义务教育法》同样适用于阿拉伯儿童，以色列彻底改变了当地阿拉伯教育资源不足的局面。
几十年前，赫茨尔极富预见性地写道：“一旦犹太人真的回到家园，第二天就会发现，多年来他们并不是一个整体。他们在不同国家生活了许多个世纪，受到当地国民的影响，因而彼此不同。” [17] 赫茨尔说得没错。几十年来，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移民不但影响到以色列社会的形成和政治的演变，还带来了巨大的文化冲突。
这种冲突甚至在他们还没有踏上以色列国土时就体现出来。在“帕姆克莱森特”号运输船上，匈牙利女孩经常穿着比基尼在甲板上晒太阳，让摩洛哥男人感到震惊和难堪，在他们以前生活的社区，女性从不穿得这么暴露。
即便同样来自中东地区、被统称为“东方犹太人”的人，彼此之间差别也很大。一位历史学家注意到：
来自伊拉克的大多为专业技术人员和受过教育的精英；库尔德斯坦的移民几乎目不识丁；埃及犹太人认为自己属于“欧洲”犹太社团，他们中既有商业精英，也有共产党成立者；也门犹太人主要是工匠和商贩，他们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主要出于弥赛亚情怀。 [18]
这些犹太人虽然各不相同，但普遍遇到欧洲移民颐指气使的对待。欧洲移民早于他们来到巴勒斯坦建立伊休夫，现在又成为国家的管理者。这并不涉及种族主义，和肤色没有任何关系，而是文化精英主义的体现。这些人发自内心地认为欧洲文化比其他文化优越，如果可以向所有人传授欧洲精英文化，那对这个新生国家将再好不过了。
大多数东方犹太人给这个羽翼未丰的国家带来的财富很少，这当然不利于欧洲移民改变对他们的看法。有些人在移民前长期在东道国过着贫困的生活，还有些人被东道国驱逐前就被剥夺了财产。即使有的人想方设法带来一些资产，国家还是常常以为这些北非国家或伊拉克的犹太移民赤贫如洗。
本－古里安虽然全力支持犹太人移民，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这种精英主义的倾向，他写道：
流散地的犹太社团不复存在[意思是说，诸如保加利亚和伊拉克的犹太人全都移民到以色列，致使当地犹太社团消失]，这些移民来到以色列，并不构成一个民族，而是一群乌合之众，是一些缺乏语言、教育、根基、传统或民族梦想的人间渣滓。……将这些渣滓转变成一个文明、独立、有理想的民族（nation）……绝非易事，会遇到的困难和吸收移民时在经济上面临的挑战一样艰巨。 [19]
为了让国家的文化尽可能先进，本－古里安甚至提议对东方犹太人和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孩子分开教育，进不同的学校，他担心如果不这样做，以色列将成为“黎凡特”，“退化”成“像阿拉伯国家”一样落后。 [20]
为了不让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孩子“退化”成东方犹太人孩子那样，虽然没有成文规定，许多新成立的社区执行了隔离政策。新居民需要通过批准才能住进来，而刚移民来的许多东方犹太人无法通过批准，理由是他们“不适合这个社区”。
以色列早期出现的这些社会问题，为后来政治生态的剧烈变化埋下了伏笔，连许多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也承认这不是以色列历史上光彩的部分。演艺界著名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意识到，虽然国家在经济等方面存在诸多困难，但在对待新犹太移民的问题上实在是不尽如人意，和以前的承诺相距甚远。在以色列流行文化中，讨论这个问题最著名的作品是1964年上映的电影《萨拉赫·沙巴提》（ Sallah Shabati ），导演是讽刺作家以法莲·基翁（Efraim Kishon），他本人是匈牙利移民和大屠杀幸存者，曾被关在索比堡（Sobibor）集中营。有意思的是，这成为以色列第一部得到国际认可的影片，还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提名。
萨拉赫·沙巴提（这个名字听上去是一个东方犹太人名字，同时也是一个文字游戏，在希伯来语中是“对不起我来了”[ selichah she-bati ]的意思）是故事中的主人公，他来到以色列后，很快被送到过渡营。面对艰难的生活条件和他无法理解的欧洲文化，萨拉赫·沙巴提试图理解他在以色列的新生活的意义。影片滑稽地表现了他的矛盾心态：既要谋生，又要恢复他在先前国家（应该来自也门，这个名字听上去是也门人的名字）所拥有的尊严。
这部影片因为深刻揭露了以色列社会存在的问题而取得成功。影片还暗示基布兹没有完全向移民敞开大门，这引发许多基布兹成员的不满，他们大概从影片中看到了自己的身影。更重要的是，《萨拉赫·沙巴提》提醒以色列人，把犹太人弄到以色列只是迈出了第一步，对于这些将犹太国当作家园的人今后的生活，国家还有更多的义务和责任。
大量的移民给本－古里安从截然不同的民众中锻造出一个国家带来挑战。他决心让不同背景的犹太人不但服从国家的政治权威，还接受国家在道德和文化建设上的中心地位。在他看来，每个人都应该服从新成立的国家，没有任何事情比国家更重要。他说：“国家不仅仅是一种实体、框架、政权、国际地位、主权或军队。如果国家没有成为人民内心、灵魂和意识的一部分，那么这个国家就不存在。国家是一种将所有公民连接在一起的精神意识和责任感。” [21] 他试图在以色列实现“国家主义”（本－古里安为此创造了 mamlachtiyut 一词，这个希伯来语词汇很难在英文中找到完全对应的翻译，大概可以理解为“国家主义”[statism]或“国家意识”[state consciousness]）。
本－古里安决心建立以国家为核心的民族文化，在这种“国家主义”的框架下，他的才华和独裁倾向都得到充分体现。凭借坚定的信念和过人的智慧，他带领以色列人投入到国家体制和文化的建设中。几十年前他领导过的犹太工人总工会成为一个负责工人权利、教育、医疗甚至部分银行业务的强大组织。在许多工人看来，本－古里安政府主要通过犹太工人总工会来照顾他们，一位体力劳动者多年后指出：“宗教人士认为上帝在保护他们，我知道一直在照顾我的是犹太工人总工会。” [22]
与此同时，新上任的总理不但认为建设国家是当务之急，还认为只有自己能胜任这一角色，许多他不认可的计划遭到搁置。比如，以色列的《独立宣言》规定议会最迟于1948年10月1日正式签署宪法。但本－古里安知道，一部宪法所创造的司法体制会让部分法律失效，会巩固比例代表制选举制度的地位，在这一选举制度下任何党派都难以获得多数选票，宪法还能通过多种方式限制总理的权力。
长远看来，他赞成总理的角色将由标准的民主限制来管理，但眼下他需要得到不受限制的权力来完成历史赋予他的使命。
所以他推迟了宪法的制定，以至于直到今天，以色列还没有一部宪法。
帕尔马赫是伊休夫最精锐的军事单位，本－古里安担心它和政治左翼势力的联系过于密切，为了打造一支没有政治属性、绝对服从于国家的职业化军队，他于1948年9月解散了帕尔马赫，这让许多人非常失望，他们感到本－古里安取缔了伊休夫最伟大的机构之一。
本－古里安实际上还禁止人们看电视，不允许成立政府电视台。曾担任过哈加纳高层领导的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伊加尔·雅丁建议通过电视来教育新移民，让电视成为凝聚人心的媒介，但本－古里安没有退让，他认为电视传播的低俗文化对整个社会没有好处。
此外，政府还通过以色列广播局和军队电台这两个受政府控制的单位来实现对全国无线电广播的管控。
以色列的新闻报刊业非常活跃，但本－古里安也对其施压。他明确告诉新闻界，如果和政府合作就可以得到其他地方无法获得的消息，有的消息甚至来自总理本人。 [23] 但媒体经常严厉批评本－古里安，这种批判政治精英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作为回应，本－古里安也利用他的权力极力影响一些特定新闻的报道方式。
本－古里安推行“国家主义”政策的方式非常生硬。最能体现人们对于这一政策感受的，是一项虽然没有得到证实但让也门移民深信不疑的指控。许多人声称，1949—1952年，政府将许多也门移民在过渡营生下的孩子送给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家庭抚养。 [24] 政府先后成立了三个调查委员会调查这项指控，但没有发现明显的证据。迟至2001年，一个政府调查委员会还调查了800多起婴儿失踪案，其中750起案件中的婴儿被判定死亡，剩下的56起失踪案至今没有着落。 [25] 但许多以色列人（包括也门犹太人家庭）还是认为，政府把他们的孩子送到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家庭，“让孩子得到更好的成长环境”。不管真相如何，这项指控很能反映在国家成立早期以色列社会底层人士的切身感受。
本－古里安的“国家主义”政策显然走向了极端，以色列社会此后一直在努力解决该政策造成的许多后果。但本－古里安当时确实面临严峻的挑战。他缔造了犹太国，如今不得不建设这个国家，但在这些刚刚成为以色列公民的人们长期形成的认知中，政府是一个侵犯和欺骗个人的实体。那些来自中东的犹太人存在这样的认识不难理解，但即便是从欧洲来到巴勒斯坦或以色列的犹太人，对以前国家的政府也没有好感，委任统治时期伊休夫的犹太人对英国政府同样充满敌对情绪。本－古里安很清楚，在这些各不相同的人群基础上建立和谐、稳定、团结的民主社会是一项艰巨任务。他有时的确操之过急，但也展现出先见之明和过人的才华。考虑到以色列社会当时将要面临的严峻考验，恐怕正是本－古里安有时以高压方式执意打造出的这个以忠于国家和政府为核心价值的社会，才有可能让羽翼未丰的以色列幸存下来。
另一个让本－古里安感到非常棘手的人群是宗教人士。在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早期，建国还是一个遥远的梦想，欧洲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拒绝加入这一运动，反对建国。有的宗教领导人从神学理论出发，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干预上帝的行为，虔诚的犹太人应该等待上帝来结束他们的流散生活，而不是主动回到巴勒斯坦。还有人对犹太复国主义中明显的世俗主义倾向深恶痛绝。这些犹太人称自己为哈瑞迪人，
并成立了自己的政党，专门反对与犹太复国主义相关的一切。他们驱逐持不同政见的异己者，有的家庭因此妻离子散。哈瑞迪领导人明令禁止人们回归巴勒斯坦，认为这是对犹太教的背叛。
但希特勒改变了这一切。大屠杀结束后，许多哈瑞迪社团被摧毁，有的完全消失了。几十万哈瑞迪犹太人被谋杀、毒死或烧死。虽然他们仍然反感伊休夫，认为其极端世俗的理念会误导人心，但哈瑞迪人不得不承认，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欧洲的判断是正确的。
他们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立场开始变化，从强烈反对变为既不反对也不支持的模糊态度。他们继续谴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世俗倾向，将马帕伊党比作希腊统治时期接受希腊文化的犹太人。他们还相信本－古里安要针对他们发动一场意识形态战争。如果不作出反击，国家将把下一代培养成缺少宗教传统（甚至反对宗教传统）的主流犹太复国主义者，这将威胁到他们的生活方式。
他们很不情愿地参与了以色列政治，签署了《独立宣言》。他们本想在建国后远离政治，但考虑到这样一来自己无法影响到以色列的政策和国家的属性，他们对政治的参与越来越多。
在对待哈瑞迪人方面，本－古里安没有长远计划，他深信这些人极端正统的生活方式只是欧洲犹太社团生活的残余，过不了多久就会自行消失。急于维持自己政治地位的本－古里安不愿意再发动一场政治战争，他同意继续维持他在1947年和宗教人士达成的协议：安息日将成为全国休息日，政府和军队的厨房必须符合犹太教规，包括结婚、离婚、改宗等涉及个人身份的事务由宗教法律管理，宗教人士能够保持教育上的独立性。
政治能让奇奇怪怪的人成为盟友。本－古里安很不信任政治左翼人士和共产主义者，也不愿意让梅纳赫姆·贝京的赫鲁特党（ Herut ）加入联合政府，这样他就没什么选择，不得不同第三大政党联合宗教阵线组阁，这个党其实又由两个犹太复国主义宗教政党和两个非犹太复国主义宗教政党组成。哈瑞迪人利用这一政治优势（即他们可以通过退出联合政府让议会提前举行选举），不但建立了独立的宗教学校体系（这些学校基本不讲授跟宗教无关的内容），还让自己的孩子免服兵役，这样他们到了参军年龄就可以继续在犹太经学院学习，不用接触在服兵役期间肯定会遇到的世俗犹太人。
本－古里安关于哈瑞迪人会消失的判断是错误的。他们的人数快速增长，很快成为以色列一股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政治上他们能同时对左翼和右翼政党施加强大的压力，但他们拒绝让自己的议员担任部长（偶尔有例外），这样一来当政府做出违反犹太教规的决定时他们不用承担责任。
本－古里安最明显的错误正是同意免除哈瑞迪人的兵役。当时每年只有400人免除兵役；但到2010年，利用这一理由免除兵役的哈瑞迪人达到每年6.25万人，增长了150倍，而同一时期以色列人口仅增长了12倍。
独立战争后，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口为15.6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0%。他们大多生活在内盖夫沙漠（主要是贝都因人）和加利利被称为“小三角”的地区（约以停火协议中约旦转给以色列的土地）。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和英国统治时期，这些阿拉伯人就缺少有效的领导体制，加上20世纪20年代初到40年代末当地阿拉伯领导人的逃亡，留下来的阿拉伯人大多很贫困，教育程度较低，缺乏领导能力。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领导阶层的逃亡和以色列阿拉伯人几十年后陷入的困境有着直接联系。
以色列阿拉伯人对以色列是很大的挑战。《独立宣言》承诺所有以色列人“享有平等公民权利以及在各种临时和永久的国家机关中拥有相应代表权”，这种理想无疑得到了本－古里安的认可。但另一方面，以色列领导人知道，阿拉伯人是成为生活在黎巴嫩、叙利亚和约旦的难民，还是成为新成立国家的以色列公民，取决于他们当时是否选择逃亡，完全是历史偶然性决定的。由于这个原因，以色列阿拉伯人一直不用服兵役，直到1954年，政府决定征召阿拉伯人入伍。当媒体公布这一计划后，大约有6万阿拉伯人申请加入以色列国防军， [26] 但国家最终没敢落实这一计划。以色列阿拉伯人真的会愿意同绿线以外的敌人作战吗？这些敌人中就有他们的家人。出于这一担忧，政府从未大规模向阿拉伯人征兵。当然，不同阶段的原因不尽相同。建国初期，大多数犹太人对阿拉伯人的忠诚抱有疑虑，但后来几乎没什么阿拉伯人愿意服役。
相比于征兵问题，以色列对以色列阿拉伯人忠诚度的怀疑所产生的影响要深远得多。很多以色列领导人认为，以色列阿拉伯人和生活在敌国的阿拉伯人一样仇视这个新生国家，这些人可靠吗？他们会不会成为或已经成为威胁以色列的第五纵队？出于这些顾虑，本－古里安对以色列阿拉伯人实行军事管理。这是个讽刺的决定，因为以色列所采用的军事管理方法正是在当年英国针对伊休夫的《委任统治防御法》的基础上形成的。在军事管理下，以色列阿拉伯人由军事法庭审判，他们的行动受限（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村庄），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很少，很难在国家中心地区找到工作。他们的初等教育也受到影响，因为在军事管理下，谁能在阿拉伯学校教书由安全部门决定，老师的教学能力并非录用的决定因素。 [27] 除了参加共产党，以色列阿拉伯人基本没有参与犹太人的政党。 [28]
随着以色列安全形势的改善，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担心阿拉伯人成为内部的第五纵队，包括梅纳赫姆·贝京（本－古里安仍说他是法西斯主义者）在内的许多以色列领导人认为，以色列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应当结束对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军事管理。迟至1966年，在相对温和的列维·艾希科尔担任总理期间，这一管理体制才被正式废除。 [29]
军事管理是以色列面对威胁采用的权宜之计，但对以色列阿拉伯人产生了深远影响，改变了他们对国家的看法，进而影响到几十年后以色列的政治和政策。
至少让本－古里安感到惊讶的是，正当“流散地万民回归”的古老梦想奇迹般地成为现实时，
有一个犹太社团却不为所动。几十万犹太人从难以生存的欧洲和阿拉伯国家来到以色列，但在美国的500多万犹太人中只有不到2000人移民以色列。
本－古里安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情怀，对此深恶痛绝。建国多年后，他悻悻说道：“几百年来，犹太人在祷告时都会问这个问题：我们何时才能拥有自己的国家？谁也没想过这个吓人的问题：我们有了国家后能否找到同胞？” [30] 建国后，许多生活在危险地区和难以生存地区的犹太人来到以色列，但许多已经在流散地过上舒适生活的人并没有回来。
本－古里安将美国犹太人比作在居鲁士大帝统治时期可以回到以色列但却选择留在流散地的那些犹太人，但美国犹太人并不觉得他们处于流散状态。两千年来犹太人都没有生活在锡安，这已经成为犹太人生活的常态。本－古里安凭什么觉得他们有义务放弃安稳而繁荣的生活，去一个连生存都成问题的国家？
虽然许多美国犹太人是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在过流散生活，有的知名美国犹太人甚至反对建立犹太国的观念。美国犹太教理事会（The American Council for Judaism）是当时一个全国性的犹太组织，其主要议程就是反对以色列建国；该组织不仅从事恶毒的反犹太复国主义宣传，甚至在分治决议悬而未决时帮阿拉伯发言者准备在联合国的发言稿。
然而，大多数犹太团体没有这么极端，即使它们对建国会对犹太教和美国犹太人的地位造成的影响态度暧昧。美国犹太委员会（The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或许是当时最重要、影响力最大的美国犹太社团组织，它不反对建立犹太国的观念，更没有采取行动加以反对，但它也不希望以色列成为犹太世界的中心。美国犹太委员会主席雅各·布劳斯坦曾对该组织成员说，美国犹太委员会支持1947年分治决议，主要是因为犹太国能够解决一个人口问题。他说：在分治决议的通过上，“我们配合，是因为我们相信[犹太国]是拯救几十万欧洲犹太幸存者最务实的解决办法” [31] 。换言之，本－古里安认为以色列国意味着犹太民族的重生，而许多美国犹太教领导人要么反对建立犹太国的观念，要么认为这只是安置欧洲无家可归犹太人的办法。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算是美国最忠于犹太事业的知名人物了，但即使是他也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逾越节晚餐上对庆祝者说：“基于我对犹太教本质的理解，我不太接受建立一个拥有边界、军队和世俗权力的犹太国的观念。”他感到历史已经改变了犹太人：“我担心犹太教会受到来自内部的伤害，特别是发展狭隘犹太民族主义带来的伤害。我们不再是马卡比时代的犹太人了。”
[32]
以色列的建国也没怎么改变他的观点，他告诉朋友：“不管是出于经济、政治还是军事上的考虑，我从来不认为建国是个好观念。但现在已经没有退路，只能战斗下去。”
这番话显然算不上是鼓舞人心的支持。
以色列建国后，雅各·布劳斯坦明确告诉本－古里安，美国犹太社团的领导层不会容忍以色列的越界行为。在一份重要的表明立场的文件中，他写道：
大多数美国犹太人，无论老少，也无论是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热爱他们生活的这个国家。美国在我们的父辈需要时迎接了他们的到来。在美国的自由体制下，他们和他们的子孙获得了几个世纪来未曾有过的自由和安全感。和所有其他在这里登陆的受压迫群体一样，我们已经真正成了美国人。
我们强烈反对视美国犹太人为流散群体的观点。美国犹太人及我们子孙后代的未来和美国的未来紧密相连。我们没有其他选择，也不需要其他选择。
布劳斯坦提醒以色列，美国不是流散地，让美国犹太人移民犹太国的请求是错误的，注定会失败。至于本－古里安（和许多以色列领导人）将以色列视为犹太世界唯一中心和全世界犹太人唯一代言人的观点，布劳斯坦也针锋相对：
犹太世界没有唯一的代言人，不管那位所谓的代言人想做什么。
布劳斯坦的话是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许多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所持观点的直接攻击。1897年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以来，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自己代表着全世界犹太人的声音。纳粹分子灭绝了波兰犹太社团后，美国犹太人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意义最重大的犹太社团，但恰恰是他们让以色列放弃这样的想法。在移民问题上，布劳斯坦的观点也非常明确：移民到以色列的犹太人大多是因为无处可去。绝大多数美国犹太人不为所动。
美国犹太人后来的言论虽然措辞有所不同，但观点至今没有太大变化。美国犹太人从来没有大规模移民以色列，选择移民的大多为正统派教徒，这些人只占美国犹太人的10%。剩下90%的美国犹太人几乎没有产生在统计数据上有意义的向以色列的移民。
20世纪60年代末（六日战争以后）和70年代初，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态度大有升温，支持以色列成为美国犹太认同的重要支柱。但随后，以色列在美国犹太认同中占据的核心地位又开始弱化。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兴起、巴以冲突的持续以及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长期占领约旦河西岸的担忧不断侵蚀着他们对以色列的热情。建国初期让本－古里安焦头烂额的问题在几代人后再次出现。
虽然对美国犹太人很失望，但本－古里安继续推进吸收移民的工作，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一个人口如此少的国家成功接收如此多移民的先例。当初建立的过渡营最终遭拆除，东方犹太人逐渐在以色列社会站稳脚跟，成为一股重要的文化和政治力量。对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军事管理也宣告结束。在这些来自世界各地、既贫穷又不识字的犹太乌合之众中，本－古里安建设起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移民人数相对于原有居民是“任何一个移民国家闻所未闻的”，并且能从大多来自非民主国家的移民中锻造出一个民主国家，还有什么能比这些更令人惊叹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家中，以色列是为数不多几个坚持至今的本质上民主的国家之一。 [33]
随后几十年，在以色列生活仍将复杂而危险，但大多数以色列人——甚至包括不少世俗人士——仍然相信，尽管困难重重，但他们取得的成功太令人惊讶，看上去仿佛冥冥中自有帮助似的。人们也不会忘记，如果没有大卫·本－古里安这位才华横溢与高瞻远瞩的领导人，他们的国家就不会诞生。他不仅是以色列第一任总理，而且在许多方面可圈可点，是一位克服重重困难将赫茨尔的梦想变成现实的伟人。
[1] Pinhas Alpert and Dotan Goren， eds.， Diary of a Muchtar in Jerusalem : The History of the Beit Yisrael Neighborhood and its Surroundings in the Writings of Rabbi Moshe Yekutiel Alpert （ 1938 — 1952 ） （Ramat Gan， Israel: Bar Ilan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173—174[In Hebrew]. English translation from Vered Kellner， “Longings and Disappointments: A Voter in Exile in New York，” Ha'aretz （January 18， 2013）， http://www.haaretz.com/opinion/longings-and-disappointments-a-voter-in-exile-in-new-york.premium-1.494743[Last viewed August 5， 2016].
[2] 欢庆托拉节（Simchat Torah）是犹太历中一年最欢乐的节日，犹太人在这天庆祝他们得到《托拉》。在传统犹太社团，人们会围成圈跳舞，然后围着《托拉》卷轴转7圈。这种舞蹈称为“哈卡弗特”（ hakafot ）或“哈卡弗斯”（ hakafos ）。
[3] Vered Kellner， “Longings and Disappointments: A Voter in Exile in New York，” Ha'aretz （January 18， 2013）， online at http://www.haaretz.com/opinion/longings-and-disappointments-a-voter-in-exile-in-new-york.premium-1.494743[Lastviewed August 5， 2016].
[4] 从技术意义上讲，立宪会议的目的是制定宪法，这个任务完成后就要解散。但立宪会议宣称自己是立法机构，推迟了宪法制定。
克奈塞特（这是塔木德时期犹太立法机构的名称，原意为“大聚会”）有120个席位，采用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的比例代表制。一个政党如果能获得四分之一选票，就能得到克奈塞特中30个席位。但由于存在许多互相竞争的政党，大多数政党无法获得足够的选票，总理只能与其他政党联合组阁，直到组阁政党的席位超过席位总数的半数，达到61个。每个政党往往持不同政见，所以联合组阁的政党从一开始就有很多分歧。小党会威胁退出联合执政，以此限制总理的权力，以色列建国以来政府体制长期不稳定也源于此。
[5] Tekumah （ Rebirth : The First Fifty Years ）， an Israeli television series， first broadcast 1998， Channel 1， Episode 21 at 00: 35.
[6] “Moving Ceremony Marks Reburial of Herzl's Remains; Israeli Cabinet in Full Attendance，” 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 ， http://www.jta.org/1949/08/18/archive/moving-ceremony-marks-reburial-of-herzls-remains-israeli-cabinet-in-full-attendance.
[7] Theodor Herzl， trans. I. M. Lask， The Jewish State （Tel Aviv: M. Newman Publishing House， 1954）， p.137.
[8] Robert Frost， “The Death of the Hired Man” （North of Boston， 1915）， Bartleby.com ， http://www.bartleby.com/118/3.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9] Anita Shapira， trans. Anthony Berris， Israel : A History （Waltham， MA: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2）， p.208.
[10] “Displacement of Jews from Arab Countries 1948—2012，” Justice for Jews from Arab Countries ， http://www.justiceforjews.com/main_facts.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11] Colin Shindler， A History of Modern Israel ， 2nd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64.
[12] Shapira， trans. Berris， Israel : AHistory ， KindleEdition， Locations 5437—5443.
[13] Shindler， A History of Modern Israel ， p.93.
[14] Golda Meir， My Life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1975）， pp.250—251.
[15] Esther Meir-Glitzenstein， “Operation Magic Carpet: Constructing the Myth of the Magical Immigration of Yemenite Jews to Israel，” Israel Studies ， Vol.16， No.3 （Fall 2011）， p.150.
[16] Shapira， trans. Berris， Israel : A History ， Kindle Edition， Location 5453.
[17] Herzl， trans. Lask， The Jewish State ， p.16.
[18] Shindler， A History of Modern Israel ， p.94.
[19] Shapira， trans. Berris， Israel : A History ， p.231.
[20] Seth J. Frantzman， “David Ben-Gurion， Israel's Segregationist Founder，” Forward （May 18， 2015）， http://forward.com/opinion/israel/308306/ben-gurion-israels-segregationist-founder/[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21] Nir Kedar， “Ben-Gurion's Mamlakhtiyut: Etym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Roots，” Israel Studies ， Vol.7， No.3 （Fall 2002）， p.129.
[22] Tekumah ， Episode 17 at 12: 00.
[23] Shapira， trans. Berris， Israel : A History ， p.199.
[24] Tamara Traubman， “A Mystery That Defes Solution，” Ha'aretz （November 5， 2001）， http://www.haaretz.com/print-edition/news/a-mystery-that-defes-solution-1.73913[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25] Moshe Reinfeld， “State Commission: Missing Yemenite Babies Not Kidnapped，” Ha'aretz （November 4， 2001）， http://www.haaretz.com/news/state-commission-missing-yemenite-babies-not-kidnapped-1.73778[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26] Tekumah ， Episode 11 at 31: 45.
[27] Tekumah ， Episode 11 at 20: 15.
[28] Shapira， trans. Berris， Israel : A History ， p.197.
[29] 艾希科尔是一位被人们评价过低的总理。实际上，他改变了许多本－古里安的政策和规定。比如，本－古里安不允许在思想上影响了梅纳赫姆·贝京的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者雅博廷斯基埋葬在以色列。1964年，在艾希科尔执政期间，雅博廷斯基夫妇的遗体被重新安葬在耶路撒冷赫茨尔山的国家公墓。（Shmuel Katz， Lone Wolf: A Biography of Vladimir[Ze'ev]Jabotinsky [Fort Lee， NJ: Barricade Books， 1995]， p.1790.）
[30] David Ben-Gurion， Like Stars and Dust : Essays from Israel's Government Year Book （Ramat Gan， Israel: Masada Press， 1976）， p.147. The translation from the Hebrew by the author. This passage also appears in my Saving Israel : How the Jewish People Can Win a War That May Never End （Hoboken， NJ: Wiley， 2009）， p.154.
[31] Jacob Blaustein， “The Voice of Reason: Address by Jacob Blaustein， President， The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at the Meeting of Its Executive Committee， April 29， 1950，”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Archives ， http://www.ajcarchives.org/AJC_DATA/Files/507.PDF， p.11.[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Italics in original， p.9.
[32] Walter Isaacson， Einstein : His Life and Univers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Paperbacks， 2007）， p.520.
[33] Shapira， trans. Berris， Israel : A History ， p.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