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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们自然的和历史的权利……我们宣告在以色列故土上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以色列国。
——以色列《独立宣言》
1917年，埃德蒙·艾伦比将军从雅法门进入耶路撒冷老城宣告英国对巴勒斯坦统治的开始。30年后的1948年5月14日，海法港降下最后一面英国国旗，标志着委任统治的结束。日薄西山的大英帝国被成立不久的伊休夫屈辱地赶出了巴勒斯坦。就像当年和马卡比家族作战的希腊人一样，英国人严重低估了巴勒斯坦犹太人战争到底的决心。
犹太复国主义者曾对奥斯曼帝国解体后英国人对巴勒斯坦的统治充满希望，但英国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态度从《贝尔福宣言》的支持转变为1939年白皮书的敌视，进而发展到完全敌对的关系。英军指挥官伊夫林·巴克在巴勒斯坦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在这片土地上撒尿。 [1]
虽然犹太人和英国人最后成为对手，但巴勒斯坦已经远比英国人接管时发达。英国人建立起这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允许伊休夫成立和发展了后来成为国家关键部门的各种机构。虽然后来英国限制犹太移民的进入，但在英国人统治期间，伊休夫的人口翻了10倍，从5.6万人发展到60万人左右，为建立一个小型国家奠定了人口基础。
英国人终于要离开了。由西奥多·赫茨尔提出、得到贝尔福勋爵支持但后来受到英国阻碍的梦想终于要实现了。
本－古里安这位善于把握历史大势的天才明白，伊休夫面对的机会一旦错失或许再不可得，他坚决反对任何推迟建国的建议。哈里·杜鲁门承诺支持以色列建国，进一步坚定了他的信念。 [2] 但伊休夫一些成员提出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建国意味着战争，而伊休夫尚未做好战争准备。他们还担心，不管伊休夫是否愿意承认，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对以色列无法抵抗阿拉伯军队的判断是有道理的，犹太人应当耐心等待宣布建国的时机。
本－古里安清楚犹太人所面临的巨大危险，并承认：“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承受领土和人员上的惨烈损失，伊休夫的民众也将承受巨大的冲击。”
[3]
但他坚持认为，如果犹太人希望获得主权，机会“要么就在现在，要么永远没了”。莫迪凯·本托夫（Mordecai Bentov）是犹太代办处派往联合国代表团成员之一，他后来写道：“房间里坐着10位犹太人，他们要做出犹太人两千年来最重要的决定。”
在犹地亚陷落两千年后，1948年5月12日，犹太民族执行委员会（the People's Administration）在特拉维夫以6票赞成、4票反对的微弱优势通过了宣布建立犹太国的决议。
1948年5月14日周五，犹太代表大会成员挤在特拉维夫博物馆聚会。由于担心阿拉伯人实施爆炸袭击，举行典礼的消息很晚才公布，一天前才发出正式邀请函。但消息泄露了，典礼开始前，数百人已经在博物馆门外翘首等待。
由于大厅空间不够大，有的受邀者只能站在门外，受邀演奏国歌的巴勒斯坦爱乐乐团不得不临时挪到二楼。会议准备得非常仓促，大家忙得不可开交，但每个人都明白这一天的意义。本－古里安的助理泽夫·沙里夫（Ze'ev Sharef）回忆说：“那天我们各司其职，仿佛置身梦境……弥赛亚已经到来，接受异族奴役的日子结束了。” [4]
现场的布置有意模仿51年前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的会场。在移民巴勒斯坦42年后，本－古里安站在发言台上，头上方挂着一幅现代犹太复国主义之父西奥多·赫茨尔的巨大画像。
一到下午4点钟，在摄影师连续不断的闪光灯的映射下，全体与会代表起立演唱《希望》。
本－古里安，这位62岁，身高5英尺3英寸的实用主义者有着磐石般坚定的信仰，他一生都在为自己和犹太民族积累权力，目的就是恢复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民族自决权。1906年，一位阿拉伯码头工人将（来自波兰的）他从小船上背到巴勒斯坦的岸上，几十年后，本－古里安宣读了以色列《独立宣言》。
《独立宣言》的序言很长，其中提到犹太民族诞生于以色列地。在以色列地，犹太民族创造了具有民族和世界意义的文化。流散各地的犹太人矢志不渝地希望返回故土。接下来，本－古里安用颤抖但坚定的声音宣布：“根据我们自然的和历史的权利以及联合国大会决议，我们宣告在以色列故土上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以色列国。”
[5]
本－古里安读完《独立宣言》后，从被包围的耶路撒冷赶来参加签字仪式的宗教犹太复国主义政党米兹腊希党领导人耶胡达·莱伯·费希曼－迈蒙念诵了“你赐予我们生命”（ shehecheyanu ）的祝福祈祷。和1897年在巴塞尔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的卡尔·利佩博士一样，他念道：“上帝啊，祝福你，宇宙之主，是你赐予我们生命，保存我们，让我们活到此刻。” [6]
与会代表又唱了一遍《希望》，然后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国已经成立。大会结束。”仪式虽然只持续了32分钟，但揭开了犹太历史新的篇章，罗马人攻破耶路撒冷后，持续了两千年的流亡生涯终于结束，犹太人在先祖之地重新获得主权。
虽然包含念诵祈祷文“你赐予我们生命”这一环节，但整个仪式世俗特色鲜明。和50年前的赫茨尔一样，本－古里安在仪式上没有头戴基帕帽。半个世纪前，赫茨尔那一代人呼吁创造新犹太人。从建国仪式的各种细节中可以发现，新犹太人已经出现，正是他们在建立一个拥有主权的犹太国。
以色列《独立宣言》不是一份神学文件，而是一份历史文件。美国《独立宣言》提到“上帝”“造物主”等词，以色列《独立宣言》中完全没有提到上帝。宗教人士希望《独立宣言》是份显而易见的宗教文本，为了照顾他们的情绪，原文中写道：“怀着对以色列磐石的信念，我们在国家临时委员会的这次会议上，为宣言签名作证。”但这句话故意用了模糊的措辞。对于宗教人士来说，“以色列磐石”这个传统术语指的总是上帝。
（迈蒙拉比在自己签名的上方加上了意为“蒙上帝恩典”的三个希伯来字母。
[7]
）但对世俗人士来说，国家和上帝没有任何关系，“以色列磐石”指的是犹太历史、犹太人的勇气以及新获得的犹太人的自卫能力。
宣言虽然没有提及上帝，但其中充满了历史。它言及犹太民族在以色列地的诞生，在这块土地上创造的辉煌历史，以及犹太人20世纪经历的惨重灾难。本－古里安热爱圣经，认为这本“书中之书”可以为刚刚成立的犹太国指引方向；宣言中反映了这点，承诺以色列“将把以色列先知所憧憬的自由、正义与和平原则作为立国基础”。
但《独立宣言》不是一份不切实际的文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从诞生起就密切关注风云变化的世界形势，《独立宣言》也体现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当时历史环境的深刻理解。宣言明确提到战争已经爆发。本－古里安似乎已经预见到世界对犹太人以及刚刚成立的以色列的同情不会持续太久，宣言强调联合国181号决议具有不可撤销的法律效应。原文中“以色列国将向散居世界各国的犹太人敞开移居的大门”明确意味着英国的白皮书政策已经失效。虽然战争已经爆发，但宣言还是向以色列的敌人提出和平的建议：“我们向所有邻邦及其人民伸出和平、和睦、友邦之手，敦请他们与已经在自己故土上独立的犹太民族以互助精神合作。”
宣言的文本复杂而微妙。它强调平等，承诺“将保证全体公民，不分宗教、信仰、种族和性别，享有最充分的社会和政治平等权”，呼吁“生活在以色列地的阿拉伯居民”能够“维护和平，并在享有平等公民权利的基础上为国家的发展建设贡献出他们的力量”。但与此同时，宣言也强调犹太传统的伦理基础将在新成立的犹太国中发挥关键作用（这是“以色列先知所憧憬的”），犹太国将成为犹太民族的避风港，但同时也会“全力促进国家的发展以造福所有居民”。
既要保证国家鲜明的犹太性，又要保证非犹太人的权利，这绝非易事。直到今天，以色列关于如何平衡犹太性和民主性的争论还在持续。
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犹太人来自各个不同的派别，既有左翼的共产主义者，也有右翼极端正统教派组织以色列联盟（Agudath Yisrael）的成员。在1897年的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这些组织存在严重的意识形态分歧，但在犹太历史的关键时刻，他们表现出空前的团结，搁置了争议。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不管是面对巨大的机会还是严重的危机，犹太人总能在关系到民族未来的关键时刻搁置重大分歧，共同面对挑战。
早在1898年巴塞尔的第二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女性就成为犹太复国主义政治体系的正式成员（在这方面远远早于欧洲政府），她们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伊休夫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发挥了巨大作用。有两位女性在《独立宣言》上签名：果尔达·梅厄（后来成为以色列第四任总理）和蕾切尔·卡根－科恩（资深的女性权益和社会福利方面的社会活动家）。
本－古里安的政治对手、领导伊尔贡的梅纳赫姆·贝京没有参加这一仪式（莱希领导人伊扎克·沙米尔如果在以色列应该也不会被邀请，但他当时被英国人流放到境外，受到关押），这并不让人意外。在本－古里安看来，贝京和雅博廷斯基一样让他感到厌恶，《独立宣言》是本－古里安塑造以色列建国叙事的核心组成部分，他尽可能不让贝京或伊尔贡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哈伊姆·魏茨曼当时在国外，也没能签字，回国后本－古里安拒绝让他补签，在这样关键的历史时刻，本－古里安始终不忘个人恩怨。
这个新成立国家的名字也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
[8]
关于这个国家的名字，一开始有好几个选项，但最终选定为以色列，这是圣经时代的雅各和天使角力后获得的名称。“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
没有谁可以想到比这更合适的名字。
特拉维夫博物馆外的人群欣喜若狂，但领导阶层并没有心情庆祝。本－古里安在日记中写道：“全国到处是欢庆的人群，充满着喜悦的氛围，但就像11月29日一样，我如同身处欢庆人群中的哀悼者。” [9] 他对西蒙·佩雷斯（当时还是一位年轻的国家领导人，后来成为以色列总理和总统）说：“今天每个人都高兴。明天就有流血。” [10]
第二天独立战争进入第二阶段，一直持续到1949年1月。在这期间，在联合国的调停下，双方实现两次停火，因此这一阶段的战争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月的战斗最为惨烈，以色列共阵亡了876名战士和将近300名平民。哈加纳（很快将改组为以色列国防军）面对的是约旦、埃及、黎巴嫩、伊拉克和叙利亚五个阿拉伯国家的军队，他们还得到苏丹、也门和沙特阿拉伯的支援。本－古里安总是用圣经叙事的眼光看待新生的犹太国，他认为埃及和叙利亚是以色列极为关键的敌人。战争期间，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飞机需要轰炸和摧毁安曼，然后飞越约旦，攻陷叙利亚。我们还要轰炸赛得港、亚历山大和开罗。这样我们才能结束这场战争，为当年与埃及、亚述和亚兰作战的我们的祖先报仇。” [11]
虽然他这些理想很高远，但战争初期进展并不顺利。在北部，以色列要面对装备精良的伊拉克和叙利亚军队。南部的形势也不容乐观，埃及军队正迅速向内盖夫沙漠推进，很快就能向以色列总参谋部所在地特拉维夫发动空袭。后来成为总参谋长的伊加尔·雅丁当时是以色列国防军作战部部长，他回忆说：
我意识到……整个北部可能沦陷，突然有些不知所措……在南部，埃及军队正朝特拉维夫推进。耶路撒冷被封锁，伊拉克军队在对以色列中部施压。那一刻，我突然感到几代人的梦想就要破灭。 [12]
本－古里安也意识到未来几天的战事将决定整个国家的命运，他在5月19日即宣布独立后五天说：“我们在和时间赛跑。如果再能坚持两周，我们就能赢。” [13]
虽然四面受敌，但早在5月19日，本－古里安还是敦促伊加尔·雅丁进攻耶路撒冷，但雅丁担心哈加纳还没有做好准备。根据联合国分治决议，耶路撒冷既不属于犹太国也不属于阿拉伯国，将受国际保护。但大家心里明白，这不大可行。联合国没有实际权力，世界大国对落实分治决议不感兴趣，无论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都对将这座城市交由国际共管不感兴趣。如果存在强烈的国际压力，犹太人可能会同意这一方案，但阿拉伯人一定会拒绝，就像以前拒绝皮尔委员会方案和其他分治方案一样。
争夺这座城市的战争随之打响。耶路撒冷城内的阿拉伯人面临物资匮乏，为了支援他们，阿拉伯军团开始向耶路撒冷推进。本－古里安决心让以色列人赶走他们。
问题是如何去耶路撒冷。要想控制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以色列人首先必须占领拉特伦（Latrun），这是位于耶路撒冷以西15英里处的一个高地（现在以色列装甲部队纪念馆就位于此）。本－古里安命令新组建的哈加纳第七旅来执行任务。但雅丁反对，他指出到前线参加拉特伦战斗的士兵基本没有作战经验，武器装备十分落后，许多人连水壶都没有。雅丁恳请本－古里安能认清这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现实：这些士兵许多来自纳粹的死亡营，然后被送到塞浦路斯的拘留营，不久前才在巴勒斯坦登陆，如今却要让这些没有接受过任何军事训练的人拿起落后的武器加入战斗。本－古里安表示理解，但不为所动，拉特伦第一场战斗在5月24日打响。
正如雅丁所料，这场战斗惨不忍睹，以色列军队被击退。时任排长的阿里埃勒·沙龙（赎罪日战争中的英雄，后来的以色列总理）在这场战斗中负伤。6月1日，以色列军队对拉特伦发起新一轮进攻，但再次失败。根据官方给出的数据，以色列军队阵亡139人，其他人认为实际死亡人数更高。
正如雅丁进一步所料，拉特伦将作为“大屠杀幸存者抛洒鲜血之地”被人们记住。 [14] 这样的悲剧不只发生在拉特伦。在以色列独立战争期间，超过10万犹太人应征加入以色列国防军，一位历史学家指出：“许多为国捐躯者是来自欧洲的大屠杀幸存者。” [15] 不少人刚刚来就牺牲了，他们的墓碑上没有名字，成为捍卫这个国家的无名英雄。后来，在如何对待大屠杀幸存者的问题上，以色列社会还将经受类似的考验。考虑到这些无名英雄目睹了欧洲的灾难，可以说他们的死亡见证了他们的信念：建立犹太国比任何事情都重要，包括自己的幸存。
拉特伦军事行动失败刚过几天，以色列遭受了另一次沉重的打击。训练有素、装备优良的阿拉伯军团在英国指挥官的带领下攻陷了耶路撒冷老城的犹太区。后来成为以色列总理的伊扎克·拉宾眼睁睁地看着犹太居民挥着白旗向阿拉伯军团投降，他们的脸上刻着深深的失落。公元前586年，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攻陷耶路撒冷后，犹太人被流放，同样的悲剧在公元70年罗马人攻占耶路撒冷后再次发生。现在，和两千年前一样，犹太人又背上自己少得可怜的行囊，含泪离开耶路撒冷。和以前的征服者一样，约旦人对这座城市毫不留情，犹太会堂被用作马厩，犹太人的墓碑被用来修建厕所。19年后，犹太人才能再次触摸西墙，回到犹太教最神圣的地方做祷告。
哈加纳放弃攻占拉特伦，开辟了一条被称为“滇缅公路”（这条通道的主要目的是为耶路撒冷犹太人运送物资，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向被日本占领的中国运送物资一样）的通道。绝望中在一条古老道路基础上奋力修建“滇缅公路”，既反映了伊休夫时期出其不意的地下作战思想，又体现了如今以色列国防军的作战特色。需求乃创新之母，这个刚刚成立的国家明白，如果不能打通连接耶路撒冷的道路，将有更多犹太人死去，战争期间犹太人在许多方面展现了创新和勤奋，比如，在修建“滇缅公路”方面：
利用推土机、拖拉机和人力，工程师几乎不可思议地开辟出一条通往果园尽头峭壁的行道，再开辟出峭壁下通往山谷的道路。夜晚，在约旦的炮轰下，可以看到似乎不真实的一幕：几百名运输工背着食品和补给走下山，那里等着他们的是卡车、吉普车，甚至骡子。由于急需向耶路撒冷输送牛肉，这条道上甚至有人赶着牛群在上面走。 [16]
利用这条替代性的通道，当时年仅26岁的伊扎克·拉宾指挥着哈雷尔（Harel）旅，不但将物资运送到城内，还守住了西耶路撒冷，但他们最后没能夺回耶路撒冷老城。
展现犹太人创造力的，远不止修建“滇缅公路”。战争中大部分时期缺乏重型武器，伊休夫使用了一种名为戴维德卡（Davidka）的3英寸口径自制迫击炮。这种武器击中目标的概率很低，还经常发射出哑弹。
[17]
但它也有妙处，因为一旦爆炸，不管偏离目标多远，炸弹都会发出刺眼的亮光和巨大的声响，在当地阿拉伯民众中引起恐慌。
戴维德卡在攻打耶路撒冷和采法特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让许多当地人要么逃跑，要么迅速投降。在5月6日到9日的采法特战斗中，戴维德卡的巨大声响让当地阿拉伯人以为犹太人在使用“原子弹”。“一架战场上空的哈加纳侦察机提供报告说：‘数千名难民徒步向梅龙（Meirun）方向逃亡。’许多阿拉伯人居民区一夜之间成为‘鬼城’。”
以色列空军也运用了类似策略。地勤人员除了装载炸弹，还把从基地和附近搜集来的许多空瓶子装载到飞机上，他们听说这些瓶子在下降时发出的巨大哨音在地面人员听来就像炸弹坠落一般，这一策略对敌方起到了震慑作用。
然而，这个羽翼未丰的犹太国在武器上仍处劣势，艰难地维持着战局，伤亡也非常惨重。以色列在国外购买的重型武器还没有运到。埃及掌握着制空权。刚刚宣布独立的以色列命悬一线。
为了停止流血冲突，国际社会试图干预。5月22日，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双方立即停火，联合国秘书长委派瑞典外交官福克·伯纳多特伯爵调停双方停火事宜。
伯纳多特是个有意思的人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时任瑞典红十字会负责人的他拯救了数千名死亡集中营的犹太人。他还同包括海因里希·希姆莱在内的纳粹高级领导人会面，寻找终止冲突的秘密途径。他在巴勒斯坦战事最酣时受命出任调停官。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一位“热心的瑞典贵族，‘乐观，……急于行动’，是一位有‘人道主义情怀’的堂吉诃德”
。他勇敢接受了这个没有人完成过的任务，计划首先实现停火，然后寻求长久的和平方案。
一方面由于伯纳多特的政治斡旋，另一方面由于参战各国已力不从心，战争双方同意停火。原计划从6月1日开始停火，但落实停火远比想象的复杂，因此又推迟了10天，于6月11日正式停火。
根据停火条约，“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都将接受包括武器和军事人员在内的全面禁运”
。但双方都没有遵守这一协定。阿拉伯国家加强了作战部队的实力，停火期间还不时向以色列开火。以色列则在停火期间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购进了大量军火。伊休夫还接受了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量物资，包括“2.5万把步枪、5000挺机关枪、5000万发子弹”
。讽刺的是，其中竟然有德国1945年5月以前出厂的毛瑟（Mauser）枪和MG机枪，上面还有纳粹党徽的标记（志愿飞行员的服装上也有）。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生产的枪，竟然落到犹太人手里，成为他们开启犹太史新篇章的工具。
从海外运送来的不仅是武器。战争初期以色列没有军用飞机，飞行员也很少。 [18]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却有几百架编余的飞机，也有为美国战斗过的犹太飞行员。以色列开展了秘密工作，寻找这些飞行员。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高度同化，但纳粹大屠杀唤醒了一些飞行员对犹太同胞的责任感。少数人甚至不顾美国法律，协助购买了美国的编余飞机，将飞机飞到欧洲，再飞到以色列。就像印有纳粹党徽的步枪一样，这些飞行员后来穿的二手军装上也缝着纳粹空军的标志。
德国在捷克斯洛伐克建有生产梅塞施密特（Messerschmitt）战斗机的工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些飞机的生产并未停止。有些美国飞行员开着这种飞机飞到以色列参加战斗。
几乎是刚到以色列，就有人告诉这些美国人，埃及军队离特拉维夫只有6英里的距离，如果不立即发动空袭，第二天早上他们将在特拉维夫看到一万埃及大军。 [19] 于是他们立即驾着原始的单引擎飞机起飞，执行第一次轰炸任务，迅速改变了战局。由于他们的轰炸，伊拉克军队不得不原地待命，停止了向以色列方向的行军。 [20]
全世界一共有大约3500人自愿加入以色列国防军的战斗。有趣的是，其中很多并非犹太人。大约有190名志愿者在以色列空军服役， [21] 有几名飞行员在空袭行动中牺牲。战争结束后，大多数美国人返回自己的祖国。也有一些人认为以色列才是他们的家，便留了下来，成为以色列航空公司（El Al）飞行员，或者在以色列飞机工业领域工作。
本尼·莫里斯认为，除了军事上的作用，这些志愿者还让以色列人明白，虽然他们人数不占优势，但并非孤军奋战。 [22] 犹太人的命运和大屠杀时期已大为不同，这极大提高了整个国家的士气。
迫切需要重整军备导致战争期间发生了一起潜在破坏性极大的事件。5月26日，本－古里安结束了哈加纳的“秘密地位”，在一页仅仅打了20行字的备忘录中宣布在哈加纳基础上成立以色列的官方军队：以色列国防军。这份备忘录还要求其他武装团体停止活动。此时国家体系已逐渐成形，凭借强大的个人权力，这位开国总理还在备忘录中写道：“所有符合这一命令的行为都视为合法，即使有违现行法律中的其他指示。”
根据本－古里安和梅纳赫姆·贝京之间达成的协议，所有伊尔贡成员将加入新成立的以色列国防军，伊尔贡的武器装备和武器生产设施将交给国防军。军队的旅级建制中不设伊尔贡单位，且伊尔贡停止独立采购行为。本－古里安明白，要想成为合法的国家，以色列不能拥有互相竞争的民兵组织。
贝京理解并同意让伊尔贡停止作为以色列国一个独特军事单位存在。但部分伊尔贡战士还在受到围攻的耶路撒冷作战，耶路撒冷此时严格意义上还不算以色列领土，因此不受将伊尔贡收编进国防军协议的限制。当时耶路撒冷弹药告急，贝京更关心的是为耶路撒冷的伊尔贡成员提供弹药，并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耶路撒冷。
但是贝京当时并不知道，一向同贝京存在分歧的伊尔贡美国分支购买了一艘旧船，将之命名为“阿尔塔莱纳”号（意大利语“跷跷板”的意思，这是雅博廷斯基当记者时的笔名）。这艘船后来在法国靠岸，法国为了制衡英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向犹太人捐赠了价值1.5亿法郎的军火（按现在的市值相当于5亿多美元）。 [23] 装载到“阿尔塔莱纳”号上的武器包括5000把步枪、250把布伦（Bren）枪、500万发子弹、50个“巴祖卡”（bazooka）火箭筒和10辆履带式轻型装甲车。除了武器装备，登船的还有940名移民（许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幸存者）和包括耶希埃尔·卡迪沙伊在内的伊尔贡成员。这艘船原计划于5月14日到达巴勒斯坦，但后来推迟到6月11日才出发，正赶上停火协议和武器禁运生效的日期。
贝京服从停火协议，当时并不知道这艘船已经出发。当他得知这一消息时，船只已经接近以色列的领海。贝京连忙联系船长埃利亚胡·兰金（Eliyahu Lankin），命令他不要进入以色列领海，但通信设备出现故障。发现已无法让船只调头后，贝京将此事汇报给本－古里安。
本－古里安明白，船只靠岸将违反停火协议，但他也不想放弃此时急需的武器。6月20日到达以色列海岸后，这艘船只被要求驶往特拉维夫以北的维特金（Vitkin）村，他们认为在那也许不会被联合国观察员看到。但直到这时，关于如何处理这些军火，本－古里安和贝京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贝京同意将大部分军火交给以色列国防军，但要求把20%的军火留给坚守在耶路撒冷抗击约旦军队的伊尔贡战士，本－古里安断然拒绝。本－古里安认为，即使将一小部分军火分给伊尔贡（哪怕是位于耶路撒冷的伊尔贡成员），也会影响到以色列国防军的合法性，让伊尔贡成为一支军队中的军队。
关于这艘船的消息很快散播开来，更有传闻说贝京要在维特金村的海岸现身。贝京此时在地下活动，一直接受贝京指挥的伊尔贡战士见主心切，就舍弃自己所属的军营，前往维特金村。本－古里安本来就对贝京有疑心，伊尔贡战士的离去越发让他肯定贝京图谋不轨。次日，他召开内阁会议，对部长们说，贝京直到“阿尔塔莱纳”号开到海上才告诉他这一计划（这一说法并不准确）。本－古里安这时的所作所为完全出于长期以来对贝京的不信任，他对内阁说：
不能有两个国家，也不能有两支军队。贝京先生不能为所欲为。我们必须决定到底是授权他这一行为，还是终止他的分裂活动。如果他不妥协，我们将对他开火。 [24]
军队总参谋长伊斯雷尔·加利利（Yisrael Galili）命令以色列国防军飞行员向货船扫射。这些飞行员很多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同盟国飞行员，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他们拒绝接受命令，他们说：“我们来这是为犹太人作战，而不是同犹太人作战。” [25]
这时贝京已经登上货船，他要求伊尔贡成员利用夜色的掩护开始卸货。国防军向他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交出所有武器，但他没有做出回应；他后来表示最后通牒完全不切实际，因为根本没有留给他时间做出回应。
哈加纳部队和忠于伊尔贡的人员交火。“阿尔塔莱纳”号货船离开海岸，朝南边的特拉维夫驶去，却在海边搁浅了，无法移动——这一切都落入酒店客人、在海边玩耍的人、记者和联合国观察员的视线。突然，岸上的帕尔马赫战士（帕尔马赫最敌视伊尔贡，帕尔马赫的指挥官中就有伊扎克·拉宾）开始朝“阿尔塔莱纳”号货轮开枪，伊尔贡战士还击，犹太人和犹太人打了起来，刚刚成立不到五周，犹太国就处在内战爆发边缘。
装满军火的船只还遭到炮击，在整个过程中，贝京命令下属不得还击。被击中后，船上的军火开始爆炸。此时仍在船上的贝京下令弃船，虽然他想坚守在船上直到最后，但下属强行把他带到岸上，其间许多人朝他的方向开火，在场的人都认为哈加纳成员想杀掉贝京。贝京刚下船不久，船上剩余的军火就将整艘船引爆。在场的以色列国防军战士万万没有想到，刚刚建国就会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纷纷跳到水中去营救船上的乘客。
岸上的战斗仍在继续，哈加纳成员和伊尔贡成员相互射击，这场犹太人的内战从地中海转移到了特拉维夫街道，双方都有死伤。但贝京此前已要求伊尔贡成员不得向犹太人开火，双方都明白此时的以色列根本经不起一场内战的消耗。交火最终停止。
算上维特金村的战斗，军队方面以色列国防军有3人死亡，伊尔贡有16人死亡。全部死者中有一人是亚伯拉罕·斯塔夫斯基，他曾因1933年谋杀哈伊姆·阿罗佐罗夫而被指控，但后来获得赦免。斯塔夫斯基当时是“阿尔塔莱纳”号上的一名乘客，他就死在15年前阿罗佐罗夫遇刺的特拉维夫海滩的离岸不远处。
贝京通过广播向伊尔贡发表了一个多小时的长篇演讲。他在演讲中重申伊尔贡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但反复提醒伊尔贡成员：“不要对自己的兄弟动手，哪怕在今天这样的情况下。”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说，犹太人不能打犹太人，因为“希伯来武器不能用来攻击希伯来战士”。他几乎是咆哮着喊道：“大敌当前，我们决不能陷入内战！”
本－古里安非常恼火，拒绝让死去的伊尔贡成员埋葬在特拉维夫。
有人批评贝京将这些武器运送到以色列，也有人称赞他在终止这场冲突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在“狩猎季”中也拒绝对哈加纳作战）。后来，贝京说他对以色列最大的贡献就是避免了一场全面内战的爆发。事后，本－古里安也理直气壮，声称自己让国家避免了一场武装叛乱。他在谈话中多次说击沉“阿尔塔莱纳”号的大炮非常神圣，“如果第三圣殿建成，这门大炮应该摆到圣殿旁” [26] 。
1965年，在政府调查“阿尔塔莱纳”号事件后，本－古里安才承认“我当时有可能弄错了” [27] 。
在以色列的民族叙事中，“阿尔塔莱纳”号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让人们明白，要建立具有合法性的国家，所有军队应当置于政治家的领导下。多年后，看到巴勒斯坦民选官员无法驾驭巴勒斯坦多个武装派别，以色列人会说：“巴勒斯坦人还没有经历他们的‘阿尔塔莱纳’号事件。”
战争下一阶段开始于1948年7月8日（为期将近一个月的停火结束）。这一阶段只持续了短短10天，但出现了不少极具争议的时刻，包括一次至今仍被时常讨论的战斗。
利达争夺战非常能体现以色列独立战争乃至整个以色列历史“相互冲突的叙事方式”。以色列著名历史学家迈克尔·奥伦（后来担任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写道：“历史上的重大战争往往会成为史学上的重大战争。” [28] 世界上大概没有哪个国家像以色列一样引发过如此激烈的“史学战争”，直到今天还是如此。
为什么会有这一现象？奥伦指出：“关于阿以关系的争论之所以异常激烈，是因为这个问题直接牵涉到的利益太多。敌对双方的矛盾不像在大学里争夺书架那么简单，而是在一些深刻影响到几百万人生活的问题上较量，这些问题包括以色列安全、巴勒斯坦难民权利、耶路撒冷未来归属等。”
这也不单纯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较量。在以色列内部有一群被称为“新历史学家”的学者，总想推翻以色列对这场冲突的主流叙事。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目的，正如他们的代表人物以色列人艾兰·佩普（Ilan Pappe）所言，他们的目的是“重新思考在过去地理意义上的巴勒斯坦寻求建立犹太民族国家的合法性”
[29]
。
这场围绕历史展开的战争也是关于以色列合法性和以色列未来的战争。不难理解，独立战争中的许多事件，特别是导致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大量离开以色列的因素（直到今天这还是一个在政治上非常敏感和充满争议的问题），成为不同学派历史学家之间较量的关键战场。
利达就是这样一个战场。1948年夏天，面对约旦军队的进攻，耶路撒冷岌岌可危，本－古里安决定再打通一条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军队高层认为首先应当占领利达，这座阿拉伯城市
位于特拉维夫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上，拥有约两万居民。战争爆发以来，由于许多阿拉伯人逃离了原来居住的城镇，利达的人口激增，外约旦的阿拉伯军团在此驻扎了一个125人的步兵连，这些军人和部分当地武装分子联合起来，做好了同以色列国防军决一死战的准备。
以色列发动的“丹尼行动”（Operation Dani）拉开了战斗的序幕。7月11日，以色列军队对利达发起进攻，但遭到反击，以色列无法完全控制这一区域。夜晚，以色列又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占领了此城的大清真寺和圣乔治教堂。以色列国防军要求民众集中到清真寺和教堂，很快，这两座建筑人满为患。根据大多数记录，以色列军队后来允许阿拉伯妇女和儿童离开。
整座城市大概有300名以色列战士，阿拉伯军团已撤到当地警察局内并设置起路障，双方形成对峙局面。第二天，几辆阿拉伯军团的车突然冲入市内，车上的人持枪四处扫射。当地武装分子也加入战斗，从许多建筑中朝以色列人开枪。有些冷枪来自市内一座小清真寺，占据清真寺顶部的阿拉伯狙击手构成致命威胁。以色列士兵接到终结阿拉伯军队火力的命令，在随后的战斗中，以军向清真寺发射了反坦克榴弹。虽然关于这一事件的记录存在不同版本，但无疑死伤众多。
直到今天，关于战争具体进程、清真寺内外阿拉伯人的死亡人数和死者中平民的人数仍存在激烈的争论。一些修正主义历史学家指责了以色列国防军在利达的所作所为，一位著名的以色列作者在总结这派观点时指出：“当天正午，在短短30分钟内，超过200名平民不幸遇害。”
[30]
他还表示应当为此负责的，不仅仅是在场的战士，他们身后的那场运动也脱不了干系，“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酿成了这场发生在利达山谷的人类灾难”
。
许多历史学家明确驳斥了这些修正主义者得出的结论。2014年，一位备受尊敬的历史学家在仔细研读了利达战斗的档案材料后指出，为了推翻以色列的叙事，修正主义历史学家置证据于不顾，得出的结论偏离了事实。利达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低于修正主义者给出的数据，死者大多为作战人员，双方都有死伤，并没有出现新历史学家所描述的屠杀行为。 [31]
本尼·莫里斯也曾是新历史学家，他对以色列传统叙事持强烈批判态度，在描述这一事件时他也用了“屠杀”一词。但他同时指出，利达事件必须放在战争的大背景下来理解，需要考虑以色列和阿拉伯作战人员的行为方式。他说：
利达事件并不能代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行为方式。1948年以前，犹太复国主义者主要通过购买而非强占的方式获得阿拉伯领土，壮大他们的事业。反倒是阿拉伯人周期性地屠杀犹太人，比如1929年的希伯伦事件和采法特事件。1948年战争中最早出现的暴力事件也是阿拉伯人所为：1947年12月30日，海法炼油厂的39名犹太工人被阿拉伯人杀害。
不可否认，犹太人继而实施了不少暴行；长期的内战激发了战士的复仇心理，让他们变得更残暴。但之所以会出现这些暴行，是因为以色列人占领了400多座阿拉伯城市和村庄，而巴勒斯坦人几乎连一个犹太居民点都没有攻下（即便占领也不是单独凭借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力量）。1948年5月13日，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约旦阿拉伯军团的帮助下占领了埃齐翁村后，就在这里进行了大规模屠杀。 [32]
独立战争是一场残忍的战争，对阿拉伯人而言它事关荣誉，对犹太人而言它事关生存。在这一过程中，双方都有野蛮行径。莫里斯指出，野蛮行径在犹太人那里是例外，但在阿拉伯人那里是规则。
利达战争结束后，剩余的阿拉伯军队撤退。以色列国防军和当地阿拉伯领导人达成协议，当地居民将离开，向东迁移。和这场战争中许多其他战斗一样，许多难民排成长队离开家园。犹太考古学家施马亚·古特曼目睹了大批离去的难民，他回忆说：
大量居民挨个走着……女人头上顶着装满东西的盒子和布袋，母亲拉着孩子。不时能听到以色列人鸣枪警告。偶尔你可以在人群中看到某位年轻人锐利的目光，仿佛在说：“我们没有投降，我们还会回来打你。” [33]
这一时期，难民的队伍随处可见，这些不幸者中既有阿拉伯人，也有犹太人。犹太人被赶出耶路撒冷老城，数十万的阿拉伯人离开了以色列北部。不久，生活在北非的几十万犹太人也将成为难民，他们中有的是被赶走的，有的是受到不公正待遇或暴力威胁而选择离开。最终有70万犹太人离开阿拉伯国家，来到刚刚成立的以色列。总而言之，这一时期许多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大规模人口迁移产生的民愤将在几十年后让这一地区变得动荡不安。
1948年11月19日，拿单·奥尔特曼在犹太工人总工会报纸《达瓦尔报》（ Davar ）上发表了一首诗，名为《关于那一切》（ Al Zot ）。这首诗没有提到某个具体事件，有可能暗指利达事件（但当时利达战斗已经过去几个月，他应当不会等这么长的时间才做出反应），也可能指某个没有明说的事件，又或者只是泛泛地表达对战争丑恶的感觉。他在诗中写了吉普车上一位“幼狮般活络筋骨”的年轻男子。一对沿街走的年迈夫妇看到他后，出于恐惧，转身面向街边墙壁。年轻人笑着自言自语：“我要试试这把枪。”接下来奥尔特曼写道：“老头刚用手抱住头，他的鲜血就染红了那面墙。”虽然不知道奥尔特曼描述的是哪一次军事行动，但我们确切知道以色列领导人的反应。本－古里安不但没有生气，反而感谢奥尔特曼。当时还在战争期间，本－古里安一读到这首诗，就给诗人写了一封信：
尊敬的奥尔特曼先生：
祝贺你在《达瓦尔报》刚发表的那首具有道德力量和感染力的作品。你发出了能代表人类良知的声音，这种声音纯洁而忠诚。如果我们心中没有这种良知，就配不上目前取得的成就……我请求你允许以色列国防部加印10万份你的作品，发放到每一位以色列战士手中，在我们的军队中，没有任何武器拥有你的作品那样巨大的威力。
充满欣赏和感谢之情
大卫·本－古里安
战争双方都有许多人死去。但以色列社会当时表现出的强迫性的自我批判倾向，后来发展成为以色列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早在建国之初，以色列社会就具有高度反思能力。诗人和政治家都认为，要想对得起以色列刚刚取得的独立，就必须反映出传统的价值观，犹太国的梦想正是来自这些价值观。这种自我批判的声音在随后几十年将变为以色列的一个长处。
凭借第一次停火期间引进的武器和生存下去的坚定信念，以色列军队在全国范围内巩固了战局。这时联合国又开始协调停火事宜，经过10天鏖战，7月19日第二次停火生效。
和第一次停火一样，双方还是在一阵犹豫后才同意停火，并利用停火加强各自军备，修建防御工事。在积极准备下一轮战斗时，以色列人已经感到战争局面发生了改变，这场冲突不久能结束，他们将获得胜利。怀着喜悦的心情，他们甚至于7月27日在耶路撒冷举行了一次阅兵，后来这成为每年的传统。 [34]
阿拉伯人开始意识到摧毁以色列的战争已经失败，于是把目光转向一个新问题：阿拉伯难民的命运。
独立战争期间，大约有70万阿拉伯人流离失所。本尼·莫里斯指出了阿拉伯人离开家园的不同原因。在雅法、海法和其他大城镇，阿拉伯领导人的离开是导致城市社会解体的主要原因。在另一些地方，关于以色列暴行的谣言让阿拉伯人相信只有逃跑才能活下来。还有些地方的阿拉伯人的确是被以色列人赶走的。连本尼·莫里斯也明白本－古里安当时真的没有其他选择。他的责任是建立一个可以生存下去的犹太国，他“对人口问题有理解，明白需要建立一个没有太多阿拉伯人的犹太国” [35] 。除此之外，犹太国无法继续存在。
战争结束时，这70万巴勒斯坦难民（几乎与即将被迫逃离伊斯兰国家的犹太人的人数相当）来到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和加沙寻求庇护。阿拉伯人给伯纳多特伯爵施压，他当时仍在代表联合国为交战双方调停，要求他将阿拉伯难民问题当作任何解决冲突方案的核心。
以色列人宣称，只要阿拉伯人还试图消灭犹太国，就拒绝讨论难民问题。阿拉伯人针锋相对，提出只有在难民问题解决后才会进行和平谈判。解决难民问题不是谈判的目标，而是谈判的前提。这意味着难民问题始终无法得到解决。在以色列看来，黎巴嫩和叙利亚（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约旦）并没有真正试图解决难民问题，而是将其作为自己口袋中的一张王牌。他们未来同犹太复国主义敌人谈判时将用到这个“筹码”——但即使到那时，只要以色列还存在，他们就决意不停止冲突。
伯纳多特伯爵开始对犹太人施压，要求以色列允许难民回归，并建议以色列放弃内盖夫沙漠、耶路撒冷、海法港（交由国际共管）和利达国际机场（现在是以色列最大的本－古里安机场）等地。在大多数以色列人看来，伯纳多特根本不是公正的仲裁者，很多人甚至认为他已经完全是个敌人，站到了以色列的敌人一边。
1948年9月17日，4名莱希成员决定用他们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穿上以色列国防军的军装，在西耶路撒冷暗杀了伯纳多特，当时他手里还拿着没有发表的解决方案。国际社会的谴责随之潮涌而来，本－古里安恼羞成怒。签署过《独立宣言》的交通部部长大卫·雷梅兹（David Remez）说：“自从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以来，我们还没受过这么大的指责。” [36] 这一事件坚定了本－古里安清剿剩余伊尔贡和莱希成员的决心。为了终止恐怖主义行为，他要求内阁赋予他更大的权力，包括不经审判就行政拘留的权力。犹太地下武装尽管在赶走英国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们的时代已经结束。
本－古里安明白战争再拖下去对他不利。他已经动员了以色列一半成年男性加入军队，部分女性也在服役，这场冲突不能再这样无休无止了。但在分治决议划分给以色列的土地上还有叙利亚、埃及和约旦的军队，为了赶走他们，本－古里安命令国防军控制以色列全境，尽快结束这场战争。
到10月底，以色列北部的叙利亚和阿拉伯解放军被驱逐出境。到1949年1月，以色列国防军赶走了内盖夫沙漠的埃及军队，甚至占领了部分在分治决议中没有划分给以色列的领土，但埃及军队仍然控制着加沙地带。约旦人也急于摆脱战争，他们私下同以色列达成协议，限制双方战斗规模，确保约旦人获得约旦河西岸。不再需要更多战役了。战争基本结束。
本－古里安手下有些将军希望占领约旦河西岸，利用这一机会为以色列建立一道安全可靠的天然边界，但本－古里安不同意。他有几个考虑。他相信，控制更多数量的阿拉伯平民是以色列首先需要避免的。那些留在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已经让本－古里安很担心了，他们是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已经留在以色列境内，而这些人同境外敌人唯一的区别是他们当时没有像家人那样选择逃亡。本－古里安无法设想他们会忠于这个新成立的国家。
本－古里安还担心占领更多的领土会招致美国的反对。此外，没有占领约旦河西岸，还因为本－古里安有新的难题需要考虑，正如安妮塔·沙皮拉所说，他“已经在思考如何吸引和吸收大量移民这一重大任务” [37] 。
阿拉伯人不愿意和以色列签订停火协议，因为，就算撇开他们不承认以色列这点不谈，和以色列签订任何协议，就意味着他们承认消灭犹太国的战争已经失败。然而他们没有选择，埃及、黎巴嫩、约旦分别于1949年2月24日、3月23日和4月3日同以色列签订停火协议，最后叙利亚也于1949年7月20日在停火协议上签字。
不同于美国国务院的预测，以色列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但以色列付出了沉重代价，大约6000名以色列人死亡，其中四分之一为平民，死亡人数占新国家犹太人口的将近百分之一。500位女性在战争中死去，其中108人来自军队。 [38]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死亡人数也占到总人数的百分之一，在比例上同以色列基本持平。
这场冲突最大的失败者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他们将这段历史称为“大灾难”（Nakba），70万人因为战争沦为难民，几千人死去。这些数字让人触目惊心。
不可否认，这么多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离开家园令人悲痛。这其中以色列人无疑负有责任。但与此同时，那些难民接收国造成了真正的人类悲剧，为了挑起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谴责，他们故意让这些难民无家可归，一直生活在难民营。保持这些巴勒斯坦人的难民身份成为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和埃及等国在未来阿以冲突中的王牌。
对待无家可归的同胞，以色列的做法截然不同。几十万犹太人同样被阿拉伯国家驱逐出境，他们在以色列靠岸后，犹太国就给予他们公民身份。巴勒斯坦人被嘲讽和利用，犹太人却得到同胞的关爱，满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这两种不同的对待也决定了两者不同的未来。
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投票通过分治决议。此后不到两年时间，以色列宣布独立，在所有人不看好的情况下战胜了首先挑起战争的阿拉伯邻国，还在许多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本－古里安此人，什么都可以，就是与天真绝缘。他知道以色列的阿拉伯邻国无法接受犹太国的存在，还会联合起来再次进攻以色列。最终，这场战争注定会卷土重来。
但现在，总理暂时忘记了战争，转而关注其他方面。是时候建设国家了。
[1] Bruce Hoffman， Anonymous Soldiers : The Struggle for Israel : 1917 — 1947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5） Kindle Edition， Location 8282.
[2] 杜鲁门认为自己对以色列的建立功不可没。几年后，他的老友艾迪·雅各布森在介绍这位前总统时说，他“曾为以色列建国提供了帮助”。杜鲁门回答：“什么叫‘提供了帮助’？我就是居鲁士。”在希伯来圣经末尾的经文（《历代志下》36：22—23）中，波斯王居鲁士要生活在波斯王国的犹太人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John B. Judis， “Seeds of Doubt: Harry Truman's Concerns about Israel and Palestine Were Prescient—and Forgotten，” New Republic （January 16， 2014），http://www.newrepublic.com/article/116215/was-harry-truman-zionist.）
[3] Ariel Feldestein， “One Meeting—Many Descriptions: The Resolut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tate of Israel，” Israel Studies Forum ， Vol.23， No.2 （Winter 2008）， p.104.
[4] Benny Morris， 1948: The First Arab-Israeli War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77.
[5] “Israel'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1948，” Avalon Project ， http://avalon.law.yale.edu/20th_century/israel.asp[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6] Anita Shapira， trans. Anthony Berris， Israel : A History （Waltham， MA: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80.
[7] Yehudah Mirsky， “What Is a Nation-State For?” Marginalia （March 11， 2015）， http://marginalia.lareviewofbooks.org/nation-state-yehudah-mirsky/[Lastviewed December 7， 2015].
[8] 5月14日宣布建国前，伊休夫领导人专门开会讨论国家的名字。有人提出沿用古犹太王国的名称，称之为“犹大”。但历史上犹大国的大部分领土不在分治决议划分给犹太人的范围内，这个名字没有被采纳。会上还有人提出“锡安”、“萨布拉”（Tzabr[Sabra]）等名。但后来有人提出“以色列”，在投票中这个名字以7票赞成、3票反对得以通过。最早建议将国名定为“以色列”的人不是本－古里安，而是犹太裔加利西亚人作家以撒·佩恩霍夫（Isaac Pernhoff）。1896年，他在一篇回应赫茨尔的文章中预测这个国家建国时将取名为以色列国。（Elon Gilad， “Why Is Israel Called Israel?” Ha'aretz [April 20， 2015]， http://www.haaretz.com/israel-news/.premium-1.652699.）
[9] Shapira， trans. Berris， Israel : A History ， p.164.
[10] Amira Lam， “Peres Recall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We Didn't Have Time to Celebrate，” Ynetnews.com （December 21， 2014）， http://www.ynetnews.com/articles/0，7340，L-4606090，00.html.
[11] Tekumah （ Rebirth : The First Fifty Years ）， an Israeli television series， first broadcast 1998， Channel 1， Episode 3 at 29: 25.
[12] Martin Gilbert， Israel : A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8）， p.192.
[13] Morris， 1948 ， p.237.
[14] Shapira， trans. Berris， Israel : A History ， p.165.
[15] Colin Shindler， A History of Modern Israel ， 2nd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55.
[16] Gilbert， Israel : A History ， pp.207—208.
[17] Morris， 1948 ， p.142.
[18] See， forexample， Eliezer Cohen， trans. Yonatan Gordis， Israel's Best Defense : The First Full Story of the Israeli Air Force （New York: Orion Books， 1993）， pp.7—60. See also Above and Beyond （Playmount Productions and Katahdin Productions， produced by Nancy Spielberg， 2015） at 15: 20.
[19] Above and Beyond at 38: 20.
[20] Above and Beyond at 43: 00.
[21] Above and Beyond at 50: 40.
[22] Above and Beyond at 51: 30.
[23] Jerold S. Auerbach， Brothers at War : Israel and the Tragedy of the Altalena （New Orleans: Quid Pro Books， 2011）， p.50.
[24] Yehuda Lapidot， trans. Chaya Galai， “The Altalena Affair，” Etzel ， http://www.etzel.org.il/english/ac20.htm[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25] Zvi Harry Hurwitz， Begin : His Life ， Words ， and Deeds （Jerusalem: Gefen Publishing， 2004）， p.27.
[26] Avi Shilon， trans. Danielle Zilberberg and Yoram Sharett， Menachem Begin : A Lif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30.
[27] Auerbach， Brothers at War ， p.109.
[28] Michael Oren， “Did Israel Want the Six Day War?，” Azure （Spring 5759/1999）， p.47.
[29] Ilan Pappe， “A Post-Zionist Critique of Israel and the Palestinians， Part II: The Media，” in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Spring 1997）， pp.37—43， cited in Oren， “Did Israel Want the Six Day War?，” p.48.
[30] Ari Shavit， My Promised Land : The Triumph and Tragedy of Israel （New York: Spiegel & Grau， 2013）， p.108.
[31] See Martin Kramer， “What Happened at Lydda，” Mosaic （July 1， 2014）， http://mosaicmagazine.com/essay/2014/07/what-happened-at-lydda/.
[32] Benny Morris， “Zionism's 'Black Boxes，'” Mosaic （July 13， 2014）， http://mosaicmagazine.com/response/2014/07/zionisms-black-boxes/[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33] Gilbert， Israel : A History ， p.218.
[34] NadavMan， “1st IDF Parade from Behind the Lens，” Ynetnews . com （December 13， 2008）， http://www.ynetnews.com/articles/0，7340，L-3637748，00.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35] Ari Shavit，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An Interview with Benny Morris，” Ha'aretz （January 8， 2004）， http://www.haaretz.com/survival-of-the-fttest-1.61345[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36] Shilon， trans. Zilberberg and Sharett， Menachem Begin : A Life ， p.137.
[37] Shapira， trans. Berris， Israel : A History ， p.172.
[38] Morris， 1948 ， p.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