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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战争中，双方都使用武力……自由战士必须武装自己，否则将在一夜之间被击溃。
——梅纳赫姆·贝京《反抗》 [1]
1942年11月22日，犹太代办处召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一次专门讨论欧洲犹太人问题的会议。次日，大会发表了一份官方宣言，声称纳粹为了达到灭绝犹太民族的目的，正在有计划地谋杀犹太人。
伊休夫内一些年轻人立刻聚集在一起讨论如何拯救欧洲犹太人。参会人中有一位耶希埃尔·卡迪沙伊，他是正在英军服役的伊休夫犹太战士，刚从位于埃及伊斯梅利亚（Ismailia）的军事基地回来休几天假。
据卡迪沙伊后来回忆，
会议期间突然走进来一位穿着短裤、戴着眼镜的20多岁的年轻人，他身材矮小精壮，安静地坐在一旁。在讨论过程中，这位迟到者站起来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如果想拯救波兰犹太人，只有一个办法。只要欧洲犹太人知道无处可去，他们就没有动力逃离波兰。他还指出，希特勒的势力还没有危及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还有机会得救。
这位年轻人接着说，要想解救这些欧洲犹太人，英国必须让巴勒斯坦向犹太移民开放，而要想让英国人解除对海岸线的封锁，犹太人必须大规模使用武力。如果想拯救欧洲犹太人，伊休夫就得向巴勒斯坦的英国人发起进攻。说完这席话，他坐了下来。
这次会议并没有达成任何决议，但卡迪沙伊很欣赏这位年轻人的勇气。离场时他问一位朋友，刚才发言的人是谁，朋友告诉他：“他是波兰贝塔尔组织的领导人，曾被苏联人关押，出狱后刚来到这。他叫[梅纳赫姆·]贝京。”
犹太人即将发动对英国人的起义。
让人有点惊讶的是，伊休夫很少讨论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伊休夫领导人后来因此受到批评。梅纳赫姆·贝京那种充满向往的谈话只是偶尔能听到，但实际上，伊休夫做不了什么。那类谈话中有个计划是将犹太人空降到欧洲搜集情报，寻找幸存者，并帮助英国对抗纳粹分子。
这些空降兵中最有名的是汉娜·西纳什。西纳什出生于匈牙利，1939年高中毕业后移民巴勒斯坦，很快成为一名哈加纳成员。1944年3月，她空降到南斯拉夫，希望从那里进入匈牙利。她的目的是帮助匈牙利那些即将被驱逐到奥斯维辛死亡营的犹太人。德国人在匈牙利边界将她逮捕。在狱中她惨遭折磨，1944年底在布达佩斯遭处决。很快，她和萨拉·亚伦松一样成为犹太民族的英雄，在犹太复国主义教育中受到传颂。1950年，她的遗体被带回以色列，同雅博廷斯基和以色列几位总理一起埋葬在耶路撒冷的赫茨尔山。
然而，不管在欧洲还是巴勒斯坦，这些行动虽然英勇，但对于身处困境的犹太人而言远远不够。在欧洲，纳粹分子正在屠杀数百万犹太人；在巴勒斯坦，伊休夫同时与阿拉伯人和英国人战斗。许多英国高级将领毫不掩饰他们对犹太人的鄙视。英军在巴勒斯坦的总司令伊夫林·巴克（Evelyn Barker）将军就常常在给情人的信中表达他对犹太人的厌恶，有封信这样写道：“我恨透了他们……我们为什么害怕说出我们恨他们？我们应该让这个民族知道我们的想法，这个令人生厌的民族！” [2]
一些伊休夫成员对英国人也充满厌恶。到巴勒斯坦不久，梅纳赫姆·贝京就被要求担任伊尔贡的领导人。他满口答应下来，很快，他不顾伊休夫领导人的反对，决定将英国人赶出巴勒斯坦。在他看来，对犹太人而言，英国人是仅次于希特勒的第二大敌人。贝京吹响了“反抗”英国人的号角。
伊尔贡喜欢使用武力，对英国人的仇视也更公开，但伊尔贡并非伊休夫最极端的地下组织。1940年7月，从伊尔贡分裂出来的另一个组织更为极端。该组织领导人亚伯拉罕·斯特恩写过不少诗歌，他常在作品中表达对以色列地深沉的爱恋。斯特恩本来计划到意大利读博士学位，但他认为犹太人在赶走英国人解放巴勒斯坦的事业上做得不够，就放弃了学术追求，成立了一个更为好战的组织。
几十位伊尔贡成员追随斯特恩，他们成立了自己的地下武装，取名为“以色列自由战士”（ Lochamei Cherut Yisrael ），其希伯来语首字母缩称“莱希”（Lechi）是这个组织最广为人知的名称（该组织的反对者又称他们为“斯特恩帮”）。英国正在同纳粹作战，伊尔贡对于是否应该同英国全面开战一直犹豫不决，而莱希认为英国人是伊休夫更大的敌人，因此对英国人发动了激烈的游击战，主要表现为一些小规模行动，包括暗杀英国军官和政府官员。 [3] 1942年2月，在英军一场大规模搜捕行动中，斯特恩死于枪战。
1944年11月6日，正当汉娜·西纳什在布达佩斯被处决时，莱希的一次行动惹怒了整个伊休夫。 [4] 两名莱希成员埃利亚胡·贝特－祖里（Eliyahu Bet-Zuri）和埃利亚胡·哈基姆（Eliyahu Hakim）将负责中东事务的英国国务大臣莫因（Moyne）勋爵在其开罗的家门口刺杀。他们还杀害了莫因勋爵的司机。任务完成后，他们很快被愤怒的群众围住，最后被判处绞刑。在审判期间，这两位埃利亚胡声称，他们刺杀莫因勋爵的原因是他反对犹太人移民，这是对犹太民族的犯罪行为，这当然不能说服英国法庭。莱希成员在这次行动中连司机也不放过，让许多伊休夫成员认为莱希不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部队，而是一帮杀手。
伊休夫领导人越来越担心犹太极端准军事组织会让英国人迁怒于整个伊休夫。经过本－古里安批准，哈加纳决定取缔其他准军事组织。从1944年11月到1945年3月（这一段时期被称为“狩猎季”），帕尔马赫中的一支特种部队开始负责搜查伊尔贡和莱希成员，抓到后立即将他们交给英国人，哪怕非常清楚英国人会对他们处以绞刑。贝京反抗英国人的行动并没有因此有所收敛，但他同时也拒绝同哈加纳作战。本－古里安似乎没有像贝京一样感到不安。以色列著名历史学家安妮塔·沙皮拉后来评论说：“‘狩猎季’并不是本－古里安最值得骄傲的时刻，他从未对此表达过悔意。” [5]
在欧洲，同盟国与纳粹的战争取得了进展。1945年5月8日，德国人无条件投降，4个月后的9月2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6000万人死于这场大战（占1940年全球人口的3%），其中包括死于大屠杀的600万犹太人（占犹太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几年后在反思这场浩劫时，本－古里安说：“如果（皮尔委员会提议的）分治决议能得以执行，我们民族的历史将完全不同，这600万人大部分会来到以色列，逃过被杀害的命运。” [6]
战后英国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冷战的威胁无处不在，阿拉伯石油的关键作用日益凸显。为了避免引发阿拉伯人的反抗，英国工党政府没有改变白皮书的政策，也并没有像《贝尔福宣言》所承诺的那样着手建立犹太国。
并非只有英国人反感犹太人，到处弥漫着对犹太人的敌意。在安置难民时，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将犹太难民和德国难民放在同一个难民营，当犹太人提出不愿意和刚刚还迫害他们的人待在一起时，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挖苦地回复说，将犹太人和德国人分开才会让德国的种族主义政策阴魂不散。
也并非每个美国领导人都同情犹太人。1945年，乔治·S.巴顿将军在日记中写道：“[其他人]认为难民是人，但其实不是，特别是那些比动物还低贱的犹太人。”
[7]
巴顿曾带着他的指挥官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去参观犹太难民为了过赎罪日而临时修建的一座犹太会堂，他回忆说：“我们走进那个犹太会堂，看到里面挤满了我所见过的最肮脏的一群人。当然，我一开始就接触了这些人，看看他们的相貌和举止，他们居然好意思声称自己是按照上帝的模样创造出来的，真是让人匪夷所思。”
这些难民虽然在大屠杀中逃过一劫，但身体已经非常羸弱，迫切希望移民到其他国家。根据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对犹太难民的民意调查，96.8%的人想去巴勒斯坦。美国要求英国停止移民限制，放开土地买卖，让10万名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但美国自己在战争期间禁止犹太人入境，这个要求没有说服力，遭到英国拒绝。
战后伊休夫开始大量接收非法移民。1945—1948年，为了拯救幸存下来的欧洲犹太人，伊休夫帮助许多想努力活下去的犹太人非法进入巴勒斯坦。这些伊休夫成员冒着巨大的人身风险，在海边迎接大大小小的难民船，带难民上岸，再赶紧将他们藏起来。
但还是有很多人被英国人抓到。这些大屠杀幸存者好不容易来到巴勒斯坦，没想到等待他们的却是英国人的监狱。为了消毒，英国人让他们脱衣冲洗，这勾起他们惨痛的回忆。
1945年6月26日，在纽约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本－古里安宣称，如果英国人坚持白皮书政策，伊休夫将别无选择，不得不“经常使用残酷的武力” [8] 。哈加纳、伊尔贡和莱希联合成立由本－古里安领导的“希伯来抵抗运动”（ Tnu'at Hameri Haivri ），联合采用统一战略对付英国人，攻击“战略要害，破坏基础设施和英国委任统治赖以存在的权力象征”。哈加纳对所有行动拥有否决权。
希伯来抵抗运动最成功的袭击发生在1946年6月16日和17日。11起经过统一协调的军事行动摧毁了大量道路和铁路桥，让海法的铁路系统陷入瘫痪，巴勒斯坦完全同邻国隔绝，英国运送物资和士兵的交通线全部中断。这些袭击对英国委任统治政府造成的损失超过400万英镑，这在当时是笔巨大数额。
12天后，英国展开报复行动。在阿加莎（Agatha）行动（伊休夫称之为“黑色安息日”）中，英国将耶路撒冷、特拉维夫、拉马特甘（Ramat Gan）、海法和内塔尼亚几座城市完全封锁，约1.7万名英军加入这场搜索武装分子、非法武器和有牵连的文件证据的行动。他们一共抓获了2700名犹太人，其中包括许多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本－古里安当时在巴黎，逃过一劫。
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被大量逮捕，而欧洲犹太人仍在被杀害。“黑色安息日”5天后，1946年7月4日，波兰凯尔采（Kielce）的150—200名大屠杀犹太幸存者（其中一部分是凯尔采人，他们从其他地方回到故乡，还有一部分是正好路过）遭到袭击，这是战后的第一起集体迫害。在这次暴徒袭击中（从一开始就有波兰军队和警察的参与），42名犹太人被杀，还有人被殴打或被石头砸伤。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但集体迫害又回到了欧洲。战后的波兰对犹太人而言仍然不安全。
基希涅夫惨案并没有成为历史。
下一场袭击的消息很快传开。即将爆发袭击的24小时内，5000名犹太人离开家园，来到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希望能从这前往巴勒斯坦。但他们在进入奥地利的同盟国占领区之前，就被英国人拦了下来。
大量欧洲难民无处可去。伊休夫的领导人又大多被关进监狱。英国还获得大量犹太代办处的文件，其中部分文件可以成为起诉伊休夫领导人的证据。该地区变得空前混乱，战争一触即发。
伊休夫领导人得到消息，称英国人通过“黑色安息日”获取的大部分文件保存在著名的大卫王酒店。伊休夫有把握相信，这些文件足以让英国人逮捕甚至处决不少伊休夫领导人，包括果尔达·梅厄。
为了报复英军的镇压和销毁有牵连的证据，伊尔贡建议袭击该酒店。1938年以来，这座酒店的南翼一直是英国委任统治政府的军事和行政管理总部（酒店其他部分正常营业）。
1946年7月1日，当时哈加纳负责人摩西·斯奈给梅纳赫姆·贝京一份密件，授权他组织爆炸袭击。由伊尔贡轰炸大卫王酒店，哈加纳和莱希则负责袭击其他建筑。但后来哈加纳和莱希放弃了这一计划，就在原定袭击日前两天，魏茨曼要求斯奈阻止伊尔贡执行这一计划，否则自己将退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伊休夫将随之分裂。斯奈将爆炸袭击时间推迟了几次。伊尔贡领导人发现哈加纳临阵退缩后，决定一意孤行。
大卫王酒店定期会收到装满牛奶的大锡罐。7月22日，7个装满TNT炸药的大牛奶罐被放置在建筑中的关键部位，引爆炸弹前20分钟，一位伊尔贡成员打电话到大卫王酒店，用英语和希伯来语发出袭击警告，但工作人员没有理会。伊尔贡还打电话提醒法国领事馆和《巴勒斯坦邮报》，但同样没有引起重视。
下午12点37分，他们引爆了炸弹，巨大的爆炸相当于建筑被一枚500千克的空袭炸弹直接击中。许多人当场死亡，几十人被掩埋在废墟下。这次袭击导致91人死亡，其中28人为英国人，42人为阿拉伯人，17人为犹太人，包括一名执行爆炸任务的伊尔贡成员。死者中还有两个美国人、一个俄国人和一个希腊人。
不出所料，这次袭击激起了公愤。美国和英国报纸强烈谴责这次袭击行为，预言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将遭受挫折。犹太代办处也谴责爆炸袭击，全然不顾这次行动事先得到伊休夫领导人批准这个关键事实。包括本－古里安在内的哈加纳成员矢口否认与袭击有任何瓜葛，这是谎话。这次袭击的影响非常大，希伯来抵抗运动因此名存实亡。伊尔贡和莱希继续单独行动，经常不接受哈加纳领导。
1946年12月9日，大卫王酒店爆炸案发生5个月后，第二十二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在巴塞尔举行，会场就在近50年前赫茨尔召开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同一个地方。由于发生了爆炸案，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对付英国——是使用武力呢，还是等待英国改变自己的立场。这场讨论有点像圣经时代耶利米和哈拿尼雅之间的争论。魏茨曼说，恐怖主义是“身体中的毒瘤”，使用“非犹太手段”来建立犹太国违背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初衷。他在演讲末尾还引用了耶利米的话：“我希望我能拥有火焰一般的舌头和先知们的力量告诉你们，我们不能重蹈巴比伦和埃及的覆辙……‘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而不是通过其他方式。” [9]
魏茨曼的恳求让本－古里安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已经失去建立犹太国的勇气，他一气之下离开会场，回到房间，这也是赫茨尔住过的房间。在其他代表的请求之下，他才没有离开巴塞尔。黎明时分，大会就伊休夫是否使用更大暴力手段反抗英国的问题进行投票。最终，171票支持，154票反对，本－古里安以微弱的优势胜出。
30年来魏茨曼一直拥有影响力，但这一次，他所呼吁的克制不仅失败了，他自己还失去了以前一些支持者的敬佩。他一生献给了犹太复国主义事业，战争让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儿子是英军的战斗机飞行员，飞机被击落后遇难。这次会议后，魏茨曼仍然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以色列事务中的关键人物，正是他日后说服哈里·杜鲁门总统承认以色列国，但不可否认，他的形象和地位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已大打折扣。
第二次世界大战让英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不得不减少海外开支。1947年，印度获得独立，在中东，维持委任统治的成本也变得越来越高。英国有大约10万军队驻扎在巴勒斯坦（占英帝国总军力的十分之一），当地军人和居民的比例是1∶18。 [10]
与此同时，为了扩大未来犹太国的领土，伊休夫领导人竭尽所能创造更多的既定事实。1946年10月6日（赎罪日禁食刚结束），犹太代办处一夜之间在内盖夫沙漠北部成立了11个新的定居点。这些犹太定居点都位于皮尔委员会报告中分给犹太国的领土之外。他们相信，通过创造这些既定事实，这些土地在未来的分治决议中有可能成为犹太国的领土。
伊休夫需要快速行动的直觉被证明有先见之明。1946年7月大卫王酒店爆炸案过去之后6个月，英国于1947年1月22日宣布将巴勒斯坦的命运和建立犹太国事宜交给联合国。
1947年5月15日，联合国成立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UNSCOP）。该委员会由11个国家的代表组成，主要负责完成英国人未能完成的任务：寻求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方案。阿拉伯人立即宣布，他们将抵制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的一切会议和讨论。6月2日，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成员抵达巴勒斯坦，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深入细致的调查和研究。
欧洲当时还有数十万大屠杀幸存者没有找到归宿，非法移民行动正加速进行。就在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讨论巴勒斯坦问题时，另一艘载有无家可归犹太人的船上了新闻头条。这艘船是“出埃及”号。这一次，英国人仍然不允许船上的人在巴勒斯坦上岸。
“出埃及”号轮船从热那亚开出，船上超载着德国和波兰的犹太难民。它于1947年7月到达巴勒斯坦，同英国皇家海军短暂交火后，船上三名大屠杀幸存者丧生，所有乘客被英国人赶下船，转移到“帝国竞争者”号轮船上，不同于先前很多难民的命运，这艘船的目的地不是塞浦路斯，而是欧洲。
这让幸存者们感到无比绝望。在奥布里·埃班（后来改名为阿巴·埃班，担任过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和驻美国大使）的劝说下，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成员来到现场，目睹了难民转移的场景。埃班后来在文章中说，到达现场时，他们看到“英国士兵对这些死亡营幸存下来的人使用步枪枪托、高压水枪和催泪瓦斯。男女老少被强行赶到囚犯船上，被关在甲板下的笼子里，驶离巴勒斯坦水域”
[11]
。当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成员回到耶路撒冷时，对于亲眼看到的英国人的残忍行为，“他们震惊得脸色苍白”
。
关于英国撤军后犹太人如何防御阿拉伯人进攻的问题，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成员听取了伊休夫领导人的建议，还跟哈加纳成员秘密会晤。1947年9月1日，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成员正式提交了一份巴以分治的建议书。根据这份文件，耶路撒冷仍然由国际共管（参见地图5）；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建国计划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虽然国家的领土还是比他们预期的要小，但至少比皮尔委员会划分给犹太人的领土大了不少。皮尔委员会报告将20%的巴勒斯坦划分给犹太人，80%划分给阿拉伯人。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成员则将55%的巴勒斯坦划分给犹太人，阿拉伯人只得到45%。虽然犹太人区域大多为沙漠，但该方案无疑更有利于犹太人，而对阿拉伯人来说是挫败。
然而，最让犹太人担心的是拟建的两个国家的人口平衡问题。在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成员建议成立犹太国的地区，犹太人的人数为49.8万，阿拉伯人数为40.7万。 [12] 在拟定建立阿拉伯国的地区，阿拉伯人数为72.5万，犹太人数只有1万。 [13] 考虑到阿拉伯人的出生率远高于犹太人，周边国家的阿拉伯人也可能进入即将成立的阿拉伯国，犹太人担心一旦阿拉伯人接受这一计划，在一代人时间内，整个巴勒斯坦区都将成为阿拉伯人的地盘。但就像当年皮尔委员会的结局一样，犹太代办处接受了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成员的建议，而阿拉伯最高委员会拒绝接受。
1947年时，联合国刚成立两年，只有56个成员方。在1947年11月最后一周，联合国大会在纽约召开，讨论181号议案，该议案只在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成员建议的基础上稍事修改。一开始，美国没有积极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乔治·马歇尔领导下的美国国务院长期采取坚定反对犹太人独立的立场。更让伊休夫感到棘手的是，就在联合国大会计划进行投票的前一天，一份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报告建议杜鲁门总统不要支持犹太人。该报告指出，犹太国没有足够的军事自卫能力，一旦独立，犹太国同阿拉伯国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美国将被卷入这场冲突。中央情报局预测“犹太人坚持不了两年”
。
但总统没有听从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的建议，不但在分治决议上投了赞成票，还对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施加压力。 [14]
苏联很早就表明了将支持犹太人独立的立场。苏联人相信犹太国很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英国作为西方帝国主义的象征在整个巴勒斯坦问题中蒙受的耻辱无疑让苏联人幸灾乐祸），积极支持犹太人建国。苏联代表安德烈·葛罗米柯说：“犹太人历史上长期和巴勒斯坦有着紧密的联系……犹太人在大战中承受的苦难比任何一个民族都多……所以，犹太民族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国家，剥夺他们这一权利有失公平。” [15]
虽然同时得到苏联和美国两个大国的支持，但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是担心他们无法得到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数，联合国大会投票原定于周三进行，也就是11月26日。犹太代办处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做包括海地、利比里亚、菲律宾在内国家的工作。这时帮助来自乌拉圭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兹·法布拉格特（Rodriguez Fabraget），他在大会上用阻挠手段将投票时间延期到感恩节后，
[16]
这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争取到一天时间来游说几个关键国家。埃班等人不分昼夜地工作，深夜给各国代表打电话，向他们解释犹太人的处境，恳求他们能够帮助犹太人实现两千年来建立第一个犹太共和国的梦想。
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继续讨论分治问题，全世界犹太人都守在收音机前，密切关注着大会结果，他们迫切希望犹太民族在大屠杀的恐怖经历后能够获得新生。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和伊休夫的犹太人此时心连心，等待着民族命运被彻底改变。不出所料，苏联和美国投了赞成票，曾经统治巴勒斯坦的英国投弃权票。但没有料到的是，11月25日17个表示投弃权票的国家中有7个国家最终投了赞成票。 [17] 阻挠手段成功了，最终，联合国大会以33票赞成、13票反对和10票弃权通过了《联合国巴勒斯坦分治方案》。
犹太人终于将拥有自己的国家。1897年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时，赫茨尔曾在日记上写道：“虽然我不会轻易公开这句话，但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总结巴塞尔大会，那就是：‘在巴塞尔，我成立了犹太国。’如果我现在大声说这句话，全世界都会笑我，但也许5年后，或更确定地说，50年后，每个人都会承认我这句话是对的。” [18] 整整50年后的1947年，赫茨尔大胆的梦想即将成真。
全世界的犹太人相互拥抱，喜极而泣。在巴勒斯坦，犹太会堂开放到深夜，供人们来做感恩祷告。数十万犹太人走上街头尽情舞蹈。有人回忆说，第二天上午“北部的犹太集体农场还燃烧着熊熊篝火，特拉维夫许多大型咖啡厅免费为客人提供香槟……有的犹太人嘲笑正在特拉维夫街道巡逻的英国军队，但也有人给他们递了红酒” [19] 。
阿摩司·奥兹将成长为以色列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已多次进入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名单，他在自传体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中回忆了当晚的场景。他当时只有8岁，骑在父亲肩膀上看到整个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都在庆祝。凌晨三四点回家后，他没有换掉身上的脏衣服就爬上了床。不一会儿，父亲来到他的床边，不是责备儿子没有换衣服，而是对他说，自己小时候在波兰上学时，有一次其他学生把他的裤子抢走了，奥兹的爷爷来到学校理论，男女学生又一起打了爷爷一顿，把他的裤子也拿走了。这是充满耻辱的回忆。
奥兹的父亲在1947年11月30日凌晨告诉他：“本来，你也可能在上学时或在大街上蒙受这样的耻辱……但从今往后，我们有了自己的国家，你不再会因为是犹太人而受人欺负……再也不会！从今晚开始这一切都永远结束了！” [20]
最后奥兹写道：“我睡意蒙眬地伸手抚摸他的脸，我摸到的不是眼镜，而是眼泪。在那晚之前，我从来没有看到父亲哭过，之后也没有，哪怕是在母亲去世时。”
伊休夫中并非所有人都沉浸在对美好未来的畅想中。梅纳赫姆·贝京没有跳舞，因为他知道战争即将来临。阿拉伯人使用暴力来回应犹太人移民和皮尔委员会报告，他认为这一次也不会例外。贝京的宿敌大卫·本－古里安同样如此，他后来回忆说：“我不能跳舞，我知道我们面临一场战争，我们许多最优秀的年轻人将在这场战争中牺牲。” [21]
最能表达伊休夫对未来判断的是拿单·奥尔特曼创作的《银盘》一诗。
奥尔特曼1910年出生于华沙，1925年和家人来到巴勒斯坦。1941年时，他已被公认为是伊休夫最著名的诗人之一，逐渐取代比亚利克，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桂冠诗人。他在1947年12月26日写下《银盘》，当时距联合国大会投票结束还不到一个月，魏茨曼刚说过一句话：“国家不会被盛在银盘里送给一个民族。”
[22]
在《银盘》中，奥尔特曼将这个等待建国的民族比作圣经时代在西奈山上等待上帝授予《托拉》的以色列人。奥尔特曼说，伊休夫在等待“唯一的奇迹”，正当犹太民族等待之际，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缓步默默走向人群。两人几乎快走不动了。犹太民族惊讶地看着这对浑身沾满土和血的男女，问他们是谁。男孩和女孩回答：“我们是将犹太国带给你们的银盘。”说完就倒下了。诗歌结束。
暴力流血事件已经开始，奥尔特曼用诗歌提醒犹太民族，更大的代价仍在后面。他还表达了一个更为重要的观点：有待建成的国家是新的西奈山，即将获得独立的犹太国将创造新的犹太人，这也是比亚利克半个世纪前在《屠杀之城》中所呼吁的。
奥尔特曼暗示人们，一种世俗的犹太教将作为“新的宗教”成为这个国家的非官方宗教。对传统犹太人而言，当犹太民族聚在一起等待“唯一的奇迹”时，这个奇迹是从西奈山上得到《托拉》的启示。但在奥尔特曼看来，“唯一的奇迹”是建立犹太国。在圣经中，当犹太民族准备接受《托拉》时，摩西要求男子不得亲近女子。
在《银盘》中，那对男女彼此不分离，甚至难以区分。《托拉》要求男女在西奈山脚下分开，犹太复国主义者则根本不接受这一点。在《托拉》中，上帝命令以色列人在得到启示前要洗净衣服，
在奥尔特曼的诗中，男孩和女孩即使浑身是土也没有去洗。
奥尔特曼在告诉大家，要想拯救犹太人，就不能怕脏。洁净和神圣不能保证犹太人的生存，要想活下去，年轻的男女必须敢于牺牲自己的生命。
伊休夫开始匆匆备战。相对于其他邻国的领导人，外约旦阿卜杜拉国王长期以来和伊休夫保持较好的关系，本－古里安联系上他，（徒然地）希望外约旦能在战争中保持中立。英国还没有离开巴勒斯坦，哈加纳严格意义上仍是非法武装组织，但面对紧迫的形势，哈加纳成立了四个旅，建立了秘密武器库，并招募了拥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参战经验的犹太战士。塞浦路斯的犹太难民也接受了哈加纳战士的训练，他们使用的是当地木匠做的木质步枪。
几个月来，阿拉伯人零零星星的恐怖袭击时有发生，联合国投票结束后，正如人们所料，双方间正式爆发战争。这场一直持续到1949年初的战争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7年11月联合国投票开始，到1948年5月以色列宣布独立时结束。这一时期，哈加纳与其他犹太军事组织同组织松散的当地阿拉伯战士和其他国家的阿拉伯非正规部队作战。不同于正规部队间的战争，这一阶段更像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内战。第二阶段从1948年5月开始，到1949年初结束。建国后的以色列拥有了一支正规军，而他们的对手也成为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约旦和埃及五个国家的正规军。
联合国投票的第二天，就有阿拉伯人对开往哈达萨医院的犹太救护车开枪，所幸没有人员伤亡。同一天晚些时候，一群阿拉伯人用机枪向一辆从内塔尼亚开往耶路撒冷的载客巴士射击，还向它投掷手榴弹，这些人就没那么幸运了，这次事件造成五名犹太人死亡，其中还有一位前往婚礼现场的新娘。持续五个半月的独立战争第一阶段由此揭开序幕。
英国人还没有离开巴勒斯坦，理论上有责任维持当地秩序，但他们没有阻止阿拉伯人的暴力行动。阿拉伯人攻击一群犹太人后，哈加纳一个排的兵力赶来保护犹太人，英国人将哈加纳成员挡在街道外，不让他们阻止阿拉伯人的暴行。白皮书政策如今已经没有意义，但英国人一如既往地坚持这一政策，阻止运输“非法”移民的船只靠岸。
犹太人的策略也没有发生变化，哈加纳仍然坚持“克制”政策，仅对参与袭击的阿拉伯人进行报复。伊尔贡和莱希则加大了对英国人和阿拉伯人的行动力度，这导致双方陷入相互袭击和报复的恶性循环，仅6周时间，就有1069名阿拉伯人、769名犹太人和123名英国人死亡。
本－古里安要求他的武装力量即使面对阿拉伯人的袭击也不能放弃土地，伊休夫大体做到了这点，但也有例外。损失最惨烈且最有名的是古什埃齐翁（Gush Etzion）遇袭，古什埃齐翁是四个定居点的集合名称，它位于耶路撒冷南部希伯伦山区。在1948年的头两周，这四个定居点（埃齐翁村[Kfar Etzion]、马苏奥特伊扎克[Massuot Yitzhak]、恩特祖里[Ein Tzurim]和雷瓦迪姆[Revadim]）被围攻。在穆夫提的堂弟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Abdel-Kader al-Husseini）的带领下，1000名阿拉伯村民将这四个定居点中几百名犹太男人（妇女和儿童已经撤离）包围起来。犹太人的武装非常有限，阿拉伯人方面则有几百名妇女和儿童加入战斗，他们大多带着空箱子，准备抢劫犹太人留下的财产。1月14日，犹太守卫者击退了阿拉伯人一轮进攻，150名阿拉伯村民阵亡。但犹太人本来有限的弹药消耗殆尽，包围仍在持续。
1948年1月16日，第一轮进攻结束后两天，犹太人派出一支援救队伍前往古什埃齐翁，这支队伍由35人组成，大多为希伯来大学的优等生。由于从哈尔图夫（Hartuv，现在是贝特谢梅什[Beit Shemesh]市附近一个工业区）出发的时间晚于原计划，他们无法得到夜色的掩护，而且当时也没有无线电等通信设备。
这支车队（又称为“拉美德黑”[Lamed Heh]，这是希伯来语中第三和第五个字母的音译，代表35这个数字）从未到达古什埃齐翁。据说，他们在路上遇到一个阿拉伯牧羊人，他们要么杀掉他，要么承受位置暴露的风险。那个牧羊人发誓不会告密，于是他们放走了他。几十年后又出现了另一种说法。一大早，古什埃齐翁西边山区特祖里夫（Tzurif）村的两名阿拉伯妇女在找柴火，撞见了两名帕尔马赫成员，她们尖叫着跑回村子去。士兵没有杀她们。 [23]
不管哪个版本是真的，他们的位置被暴露，这35位年轻人还没来得及将补给物资带到古什埃齐翁就遭遇埋伏，惨遭杀害，他们的尸体被肢解，有的根本无法辨认。
完全失去和伊休夫的联系，面对强大的阿拉伯军团，古什埃齐翁的犹太人根本没有还手之力。1948年5月13日，就在以色列宣布建国的前一天，在坚守了几个月后，古什埃齐翁陷落。活下来的人不得不投降，获胜的阿拉伯人将许多投降的犹太人杀害。
古什埃齐翁的陷落沉重打击了伊休夫的士气。就在独立前一天，即将成立的犹太国已经丧失了一块领土，还损失了一部分优秀的年轻人。
即使在战争期间，诗人也在听着伊休夫的声音。哈伊姆·古里的诗让这35人的牺牲很快成为建国战争中的重要事件，建国后在以色列人中也家喻户晓。哈伊姆·古里是伊休夫的另一位重要诗人，1923年出生于特拉维夫。这首写给这35人的诗名为《这里埋有我们的身体》，古里借用他们的声音写道：“看啊，这里埋有我们的身体，排成长长的一列。我们的容颜已改。眼中流露着死亡。无法呼吸。” [24]
古里的诗并非关于死亡，而是关于建国的信仰和实现建国的决心。诗中的男子富有象征意义地问道：“你们现在会埋葬我们吗？”“我们将重生，像以前一样再次站立……因为我们体内还充满生命力，血管内的血液还在流淌。”对于建国需要付出的牺牲，这名男子在描述自己如何死去的时候写道：“我们没有背叛。看啊，枪就在我们身边，里面弹药已尽……弹夹尚有余温，我们一步步走过的土地染着鲜血。”
古里的诗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共鸣，拉美德黑战士的牺牲激发了伊休夫的士气。哈加纳抛弃了“克制”政策。从此以后，袭击犹太人的村庄将受到报复。战事升级，平民和士兵的死亡人数猛增，几乎所有居民的生活都受到战争的影响。本－古里安儿时的同伴什洛莫·拉维（Shlomo Lavi）也是犹太复国主义积极分子，后来成为以色列议员。在这场战斗中，他的两个儿子分别死于加利利地区和内盖夫沙漠。 [25] 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
三个地下武装组织都在积极行动，但大多数时候它们之间缺少相互协调。为了不让英国人发现（对伊尔贡和莱希而言还不能让哈加纳发现）他们搜集的军火，每个武装组织都秘密藏匿了大量枪支、手榴弹、子弹等武器装备，用于同英国或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作战。这些秘密武器藏匿点被称为“slicks”（词源不详，可能来自希伯来语“移动”一词的词根），城市、莫沙夫和基布兹的仓库中遍布这种武器藏匿点，有的位于地下，有的甚至在水库下面。 [26]
截至1948年，伊休夫有1500多个这种武器藏匿点。有的专家说，这里几乎每个基布兹和莫沙夫都有这样的藏匿点。哈加纳最大的藏匿点和主要的弹药来源地是一个地下弹药工厂（现在叫阿亚龙[Ayalon]工厂），建在雷霍沃特（Rehovot）旁的一个基布兹中。1945—1948年，这个工厂位于营业的洗衣房和面包房地下，由一群年轻的帕尔马赫成员运营，它生产了200万发9毫米口径子弹，为战争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所有知道藏匿点位置的人都发誓保密，有的人几十年后才过世，但至死闭口不提此事。有的武器藏匿点在建设新工程时才偶然被发现，有的可能永远不为人知。
随着战事的恶化，国际舆论开始变化。美国国务院要求杜鲁门总统改变立场，有的人甚至呼吁联合国就分治决议重新投票。对犹太人而言，获得美国总统的支持至关重要。1948年2月，魏茨曼来到美国寻求他对分治决议的支持，但杜鲁门总统拒绝接见他。无奈之下，美国犹太领导人找到杜鲁门的犹太好友艾迪·雅各布森，杜鲁门和雅各布森在几十年前合开了一间男子服饰用品店，私交一直很好。
圣约之子会（B'nai B'rith，当时美国重要的犹太组织）主席弗兰克·古德曼（Frank Goldman）打电话给雅各布森，请求由他出面调停。雅各布森给总统写信，但杜鲁门仍然不为所动。他在回信中说，魏茨曼告诉不了他什么新的内容。雅各布森于3月13日亲自来到华盛顿，作为杜鲁门多年的好友，他得以从侧门进入白宫。在椭圆形办公室外等待总统接见时，有人提醒雅各布森，不要在会谈期间谈及巴勒斯坦问题。
让杜鲁门感到生气的是，这恰恰是雅各布森要谈的事。总统严厉批评了他，但雅各布森没有退让。他指着杜鲁门办公室里摆放的安德鲁·杰克逊
的雕像，对这位多年的好友说：“哈里，这一直以来是你生命中的英雄……在我心中也有这样一位英雄，虽然从未谋面，但我认为他是一位最伟大的犹太人，他就是哈伊姆·魏茨曼。”雅各布森接着说：“他已经病得很重，身体虚弱，但为了自己民族的事业，仍然不远万里来见你，而你却拒绝接见他，仅仅因为几位美国犹太领导人得罪过你……哈里，这不像是你的作风，我本以为你可以就事论事。”
雅各布森后来回忆说，他说完这番话后，两人沉默了“像有几个世纪那么久”。直到杜鲁门对雅各布森说：“你赢了，你这个狗娘养的光头。我同意见他。”计划成功了。魏茨曼以前就见过杜鲁门，总统评价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可能是我见过的最有智慧的人”，这次见面，他说服了杜鲁门。
1948年的冬天格外寒冷，耶路撒冷被大雪覆盖。从1948年2月起，阿拉伯军队封锁了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犹太居民无法得到食品和弹药补给，阿拉伯狙击手经常从远处射杀排队领取食物和水的犹太人，为了获得最基本的生活用品，也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北部的战斗也很激烈。1月10日，位于叙利亚的阿拉伯解放军派出900人的军队进攻距离叙以边界只有200码的索尔德村（Kfar Szold）。犹太守卫人员准备充分，阿拉伯进攻者伤亡惨重，最终撤退。
但是在争夺道路的战争中，伊休夫处于劣势，耶路撒冷因此岌岌可危。面对阿拉伯人势如破竹的攻势，犹太人士气低落。国外分析家认为，如果犹太人连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都打不过，守不住联合国分给他们的领土，和阿拉伯国家军队作战就更没有希望了。美国国务院开始制订托管计划，代替以前建立犹太国的分治决议。杜鲁门的顾问告诉他，犹太人要输掉这场战争，并惨遭屠杀，杜鲁门的立场开始动摇。
建立犹太国的机会两千年一遇，伊休夫眼看就要错过，必须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改变颓势。
1948年3月，本－古里安命令哈加纳“获得对希伯来国领土的控制权，守住边界”，开始执行“D计划”（Plan Dalet）。根据这一计划，如果阿拉伯村庄位于战略要冲，具有关键的通信作用，或可能被用作敌方基地，哈加纳可以摧毁这些村庄的敌军，将敌方平民赶到国界线以外。当然，只有在敌方存在抵抗行为时才使用武力，如果不做抵抗，他们可以留在村庄接受犹太人的管理。但大多数阿拉伯人不愿接受犹太人的统治，选择了逃跑。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独立时，大约有30万阿拉伯人离开巴勒斯坦，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由此产生，直到今天也无法解决。
一群被称为“新历史学家”的以色列学者（常和以色列政治左翼过从甚密）认为，本－古里安作出这一决定，既有领土上的考虑，也有人口上的考虑。他们声称，本－古里安明白，联合国分治决议将造成的人口平衡，从长远来看是犹太国无法维持的。建立民主的犹太国，必须保证犹太人口占绝对优势。这些历史学家认为，“D计划”等措施的目的，主要就是赶走大量阿拉伯人，这和阿拉伯历史学家的观点不谋而合。但主流犹太历史学家的看法完全不同，他们认为之所以大多数阿拉伯人会选择逃跑，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领导人已经提前逃跑了，另一方面是出于对步步紧逼的犹太军队的恐惧。直到今天，这些导致巴勒斯坦难民外逃的决策和行为，仍然是独立战争中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
包括海法市长阿巴·胡西（Abba Hushy）在内的一些犹太领导人，鼓励甚至恳求阿拉伯居民留在他们以前和犹太人共同生活与工作的城市。但他们没有听从胡西的劝告，而是步已经逃离海法的阿拉伯领导人的后尘，选择了离开（他们当时可能只是逃避有可能发生的暴力行动，打算等风头过后再回来）。
对于这一正在展开的人道主义灾难，伊休夫没有漠视，有的领导人明确表达了他们对阿拉伯人的同情。果尔达·梅厄取代摩西·谢尔托克（Moshe Shertok），成为犹太代办处的政治部门领导人。她看到海法的阿拉伯居民弃城而逃后，在5月6日说：“我看到孩子、妇女和老弱病残者都在设法离开，我走进他们的房屋，有的桌上还摆着咖啡和烧饼（pita），这让我不禁想起当年许多犹太村庄[中的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逃离家园]的场景。” [27] 阿拉伯人因为拒绝分治决议而发动了这场战争，但不得不承认，战争给阿拉伯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总体上看，战局对犹太人并不利。善于把握时机并深谙战略哲学的本－古里安明白，如果不能立刻改变战争局势，犹太人将失去一切。
阿拉伯人控制了大多数道路；耶路撒冷成为一座孤岛，急需食品和其他物资的供给。犹太人眼看就要输掉这场战争。
更糟糕的是，美国正在考虑收回对分治决议的支持，将巴勒斯坦交由国际托管。本－古里安知道形势对他极为不利，他命令哈加纳发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攻势。在1948年4月的“拿雄行动”（Operation Nachshon）中，本－古里安派出1500名士兵打通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扭转了战争局势。
借助捷克斯洛伐克的军火（捷克斯洛伐克是为数不多的不顾国际武器禁运的国家之一），犹太军队攻占了太巴列（Tiberias）、采法特（Safed）和极具战略意义的海法港。本－古里安抓住时机，改变了战争走向。
除了对犹太军队有时强迫阿拉伯居民离开家园的合理指控，历史学家本尼·莫里斯还指出战争期间犹太军队的“残暴因素”， [28] 他指控犹太军队在独立战争中犯下了许多残忍的暴行，包括强奸和谋杀。这些指控大多已被当代学者彻底地反驳掉。
最重要的例子是发生在阿拉伯村庄代尔亚辛（Deir Yassin）的激烈战斗，这一事件充满争议，直到今天还经常被以色列的敌人提起。1948年3月22日，阿拉伯军队成功将耶路撒冷同城外所有其他犹太定居点隔离开来。哈加纳集结了三倍于以往行动的兵力，出动1500人组成加强排，实施“拿雄行动”。伊尔贡和莱希为了减轻耶路撒冷承受的压力，决定占领代尔亚辛村，阿拉伯军队正在从这座村庄对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射击。代尔亚辛村属于耶路撒冷西边阿拉伯人还没有放弃的最后一批村庄。参与行动的伊尔贡战士没有受过军事训练，装备也很差，几乎没有实战能力，但以色列估计在这座村庄不会遇到实质性的抵抗行为。
攻占村庄的行动开始于4月9日，一辆装有扬声器的卡车开到村庄，要求村民离开或投降。但卡车还没靠近村庄就动不了了，伊尔贡和莱希成员之间的联络设备也出现问题，他们遇到的抵抗也远远超出想象。情急之下，这些缺乏实战经验的战士向阿拉伯房屋内投掷手榴弹，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最初的数据显示有250人死亡，有人还声称犹太战士强奸了村民。
伊尔贡承认当时的死亡人数很多，但坚持认为死亡人数接近100人，并矢口否认强奸指控。但没有人听他们的辩解，因为这些指控对多方有利。哈加纳利用这一事件指责伊尔贡不负责任的谋杀行为；阿拉伯人利用这一事件向国际社会证明犹太人的屠杀行为，坚定其他阿拉伯国家参战的决心；整个伊休夫包括本－古里安在内利用这一事件来加剧阿拉伯人的恐惧心理，让阿拉伯人逃离犹太领土正是本－古里安想要看到的事情。
是否真的存在种族灭绝或强奸行为？后来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学者一致认为根本不存在强奸行为，伊尔贡给出的死亡人数最接近事实。 [29] 哈加纳和阿拉伯人都故意夸大了死亡人数。毫无疑问，这是一次激战，死伤惨烈，但并不存在蓄意谋杀平民的行为。
但当时阿拉伯人没有客观描述这一事件，而声称这是一次恐怖的屠杀事件，更多的巴勒斯坦人因此逃离家园，成为难民。直到今天，他们还利用代尔亚辛事件来证明以色列“诞生于罪恶之中”。
1948年5月10日，化装成阿拉伯妇女的果尔达来到约旦，会见了阿卜杜拉国王，梅厄知道阿拉伯国家马上就要加入战争，一旦进入这一阶段，战争将带来更多的死伤。她请求阿卜杜拉国王不要进攻新生的犹太国，以色列和约旦可以成为盟友。但阿卜杜拉对当时的政治局势有自己的判断，他告诉果尔达自己很可能没有选择，只能参战。接着，他要求梅厄不要着急宣布犹太国的独立。她对国王说：“我们已经等了两千年，这算着急吗？”
果尔达明白，建国远远不只是为了主权，而是为了确保犹太民族的未来。犹太人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不能再继续浪费时间。这件事情不许失败，只能成功。
但国王没有做出任何承诺。当她离开他的办公室时，梅厄对阿卜杜拉说：“如果除了刚才那席话，你不能再为我们做任何事情，战争将不可避免，而我们会赢。以后我们也许还会见面，那时，战争已经结束，犹太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30]
[1] Menachem Begin， trans. Samuel Katz， The Revolt （1951; reprint Bnei Brak， Israel: Steimatzky， 2007）， pp.59—60.
[2] Bruce Hoffman， Anonymous Soldiers : The Struggle for Israel : 1917 — 1947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5）， p.333.
[3] 犹太地下武装确实存在莱希这样比伊尔贡更滥用武力的极端组织，但英国有时也会使用非常恐怖的措施，手段之残忍比这些英国试图消灭的组织有过之而无不及。臭名昭著的罗伊·法伦（Roy Farran）事件就是其中一个例子。罗伊·法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英军欧洲战场一名少校，后来被派到巴勒斯坦，帮助建立一个从伊尔贡和莱希战士那里获取情报的秘密英国团队。1947年5月6日，法伦的手下绑架了正在发放伊尔贡传单的16岁男孩亚历山大·鲁波维茨（Alexander Rubowitz）。多年后，人们才发现鲁波维茨在关押期间虽然被严刑拷打，但拒绝透露情报。法伦在审讯中用石头砸他的头，导致他死亡。犹太人花了很大的力气也没有找到鲁波维茨的尸体。一年后，出于报复，莱希成员向法伦在英国的住宅寄了一个炸弹包裹，但打开包裹的不是法伦，而是他的兄弟雷克斯，后者当场死亡。罗伊·法伦后来迁往加拿大，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和政治家，1971—1979年担任阿尔伯塔省立法委员会成员。（Bruce Hoffman， Anonymous Soldiers: The Struggle for Israel ：1917—1947[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5]， pp.422 ff.）
[4] 关于这一事件有不同的记录。马丁·吉尔伯特（ Israel ： A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8]，pp.118—119）认为莫因6日被杀，西纳什4日被杀。但其他的历史记录认为西纳什死在莫因被刺杀的前一天，因此两个事件存在因果关系。
[5] Anita Shapira， trans. Anthony Berris， Ben-Gurion : Father of Modern Israel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138.
[6] Lawrence Epstein， The Dream of Zion : The Story of the First Zionist Congres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16）， p.120.
[7] Eric Lichtblau， “Surviving the Nazis， Only to Be Jailed by America，”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7， 2015）， http://www.nytimes.com/2015/02/08/sunday-review/surviving-the-nazis-only-to-be-jailed-by-america.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8] Gilbert， Israel : A History ， p.121.
[9] Gilbert， Israel : A History ， pp.138—139.
[10] Hoffman， Anonymous Soldiers ， p.379.
[11] Gilbert， Israel : A History ， p.145.
[12] 不同学者给出的数据略有不同，柯林·辛德勒认为犹太人为528000人，阿拉伯人为397000人。Colin Shindler， A History of Modern Israel ，2nd ed.（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p.45.
[13] Gilbert， Israel : A History ， p.149.
[14] David McCullough， Truma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3）， Kindle Edition， Locations 11804—11836.
[15] Gilbert， Israel : A History ， p.150.
[16] iCenter， “The Story of a Vote， Nov.29， 1947，” iCenter （November 4， 2012）， http://www.theicenter.org/voice/story-vote-nov-29-1947.
[17] Asaf Siniver， Abba Eban : A Biography （New York and London: Overlook Duckworth， 2015）， p.91.
[18] Shlomo Avineri， trans. Haim Watzman， Herzl : Theodor Herzl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Jewish State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2008）， p.141 （quoting Herzl's diary） .
[19] A. A. P.， “U. N. O. Passes Palestine Partition Plan，” Morning Herald （December 1， 1947）， http://trove.nla.gov.au/ndp/del/article/134238148[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20] Amos Oz， trans. Nicholas de Lange， A Tale of Love and Darkness （Orlando: Harcourt， 2004）， p.359.
[21] Michael Bar-Zohar， trans. Peretz Kidron， Ben-Gurion : A Biography ， The New Millennium Edition （Israel: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2013）， Kindle Edition， Location 3028.
[22] Daniel Gordis， Saving Israel : How the Jewish People Can Win a War That May Never End （Hoboken， NJ: Wiley， 2009）， p.170. Ha'aretz attributed this language to Weizmann on December 15， 1947， just two weeks after the United Nations voted to partition Palestine.
[23] Nadav Shragai， “The Legend of Ambushed Palmach Squad '35，'” Ha'aretz （April 27， 2009）， http://www.haaretz.com/the-legend-of-ambushed-palmach-squad-35-1.274876[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第一个版本是本－古里安几天后在马帕伊党悼念这一事件的发言中提到的，本－古里安的信息来源显然是一位可能出现在现场但没有参与屠杀的阿拉伯人。第二个版本是61年后约卡南·本－雅科夫提供的，他出生在埃齐翁村，在这场战争中他失去了父母。
[24] Tamar S. Drukker， “'I Am a Civil War': The Poetry of Haim Gouri，” in Hugh Kennedy， ed.， Warfare and Poetry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I. B. Tauris， 2013）， pp.242—243.
[25] Mati Alon， Holocaust and Redemption （Victoria， BC: Trafford Publishing， 2013）， p.168.
[26] Yossi Melman， “Jews， Just Like Arabs， Hid Weapons in Immoral Places，” Ha'aretz （January 27， 2011） .
[27] Shapira， trans. Berris， Israel : A History ， p.161.
[28] Benny Morris， Righteous Victims : A History of the Zionist-Arab Conflict ， 1881 — 2001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1）， Kindle Edition， Location 6208.
[29] 本尼·莫里斯是国际知名的以色列“新历史学家”，写了大量指责以色列过度使用军力的文章。但他认为在这一事件中，对国防军犯有强奸罪的指控站不住脚。多数当代历史学家认为死亡人数在100—120人之间。阿拉伯历史学家也改变了先前的看法，1987年，两位来自约旦河西岸城市拉马拉Birzeit大学的学者在对当事人采访基础上发布了一份报告，认为当时的死亡人数为107人，报告中没有提到强奸行为。报告内容和贝京的判断基本一致。Cf. Benny Morris， “The Historiography of Deir Yassin，” Journal of Israeli History ： Politics ， Society ， Culture ，Vol.24，No.1 （August 2006）， p.87. See also my more detailed summary of the battle and the ways in which it was used by various parties in Menachem Begin ： The Battle for Israel's Soul （New York: Knopf Doubleday， 2014）， Chapter 6， “Deadly Road to Jerusalem.”
[30] Gilbert， Israel : A History ， pp.179—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