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和英国一起同希特勒作战，就像没有白皮书一样；我们将反对白皮书，就像没有战争一样。

——大卫·本－古里安，1939年

1925年，希特勒出版了《我的奋斗》。他在书中说，犹太人试图控制整个世界，一旦实现，他们将毁灭人类。“如果……犹太人战胜了世界各民族，那么他们的皇冠便将成为为人类送葬的花圈，地球又将像千万年前一样变得空无一人，运行于太空之中。”

希特勒宣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犹太人的阴谋：

犹太复国主义试图让全世界认为，犹太人兴起的民族意识只是为了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他们只是用新办法欺骗头脑简单的非犹太人。他们丝毫不打算在巴勒斯坦建国和生活，他们的真实目的是建立一个国际诈骗组织的中心。 ^[1]

1933年1月，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3月举行了选举，纳粹党仍然是德国国会的第一大党。鉴于希特勒在10年前出版了《我的奋斗》，德国人都明白他们将这个人选上台意味着什么。大卫·本－古里安预言道：“国家仇恨、压迫、独裁和对自由的拒绝将得到加强，犹太人将成为第一批受害者。” ^[2]

大卫·本－古里安以前叫大卫·格鲁恩，1886年出生于小城普仑斯克（Plonsk，今天位于波兰，但当时属于俄国）。和许多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样，他成长于一个接受了世俗教育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宗教家庭。他小时候父亲经常在家里举行“锡安热爱者”会议。亚伯拉罕·玛普对锡安充满向往之情的圣经题材的小说《锡安之恋》，也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让他在圣经中找到了建立犹太国的道德基础。在他们的影响下，年轻的格鲁恩成为一名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17岁时，格鲁恩得知第六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居然讨论乌干达方案，他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考虑放弃在先祖之地建国感到无比愤慨。意识到建立犹太国更需要行动，而不是语言，年轻的格鲁恩决定移民巴勒斯坦。

1906年9月7日，格鲁恩终于来到赫茨尔在《新故土》中描写的雅法港，接着他来到佩塔提克瓦的橘子园工作。他深信建立犹太国需要从体力劳动做起（受A.D.戈登的影响），后来又在加利利地区几个农场工作过。1910年，他迁到耶路撒冷，成为锡安工人党官方刊物《团结》（ Achdut ）的编委会成员。他在这份刊物上用新取的希伯来化的姓氏“本－古里安”发表了第一篇文章。

当时奥斯曼帝国还控制着巴勒斯坦，本－古里安认为如果想当伊休夫领导人，需要拥有土耳其教育背景。1911年，他离开巴勒斯坦，去土耳其学习法律（没有修完学位），后来又到美国传播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参加了在那举行的锡安工人党会议。在纽约生活期间，他遇见了波拉·曼维斯（Paula Munweis），1917年两人结婚，后来生下一儿两女。

《贝尔福宣言》发表之后，本－古里安转而支持英国人，他加入了英军的犹太军团，和英国人一起在巴勒斯坦战役中对土耳其人作战。虽然一直保持和锡安工人党的合作关系，但他还成立了自己的劳工团结党（ Achdut Ha'avoda ），该党大部分成员为锡安工人党分裂出来的思想左倾的成员。1921年，本－古里安成为犹太工人总工会（伊休夫的工会组织）秘书。他领导该组织13年，稳固地确立了他在伊休夫高层领导人中的地位。当他在1933年预言欧洲即将发生灾难时，人们已普遍认为他代表着伊休夫最权威的声音。

欧洲大难临头，这在伊休夫中引发复杂的情绪。这应验了当初来到巴勒斯坦的移民对未来的担忧，他们对历史准确的判断一方面当然让他们更加认可自己当初离开欧洲的选择，但另一方面，这些生活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也意识到自己必须不遗余力地帮助欧洲犹太人。

有的人认为，经济抵制手段能够改变希特勒政权越来越具反犹主义倾向的政策，虽然当时还没有开始屠杀犹太人。雅博廷斯基设想，如果能够形成给德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的犹太统一战线，德国可能会继续保持德国犹太人的公民权利，甚至进一步推进犹太人解放。 ^[3]

然而，伊休夫中许多人反对抵制德国的计划，认为同纳粹德国直接谈判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伊休夫担心抵制会激怒德国人，让犹太人的处境变得更困难。他们还认为谈判能促使德国政府让更多的德国犹太人移民伊休夫。

关于抵制政策的争论引发了伊休夫历史上最离奇的事件之一，直到今天还很有神秘色彩。哈伊姆·阿罗佐罗夫当时是犹太代办处政治部门负责人，实际上还履行该组织外长的职责。为了逃离集体迫害，1924年他携家人从乌克兰来到特拉维夫，在来的路上他在德国停留了一段时间，在那儿拿到了经济学博士的学位。

在德国时，他和一个名为玛格达·里切尔（Magda Ritschel）的女人发生婚外情，这个女人后来的丈夫就是纳粹政府臭名昭著的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1933年6月，已经成为伊休夫高层领导人的阿罗佐罗夫回到德国同德国人谈判，显然，他是通过以前的情妇才和重要官员建立起联系的。 ^[4] 他在德国的主要任务是推进《哈瓦拉协议》（ Ha'avarah ，《转移协议》），这项协议试图保证德国犹太人不用上交财产就能顺利离开德国。离开德国的犹太人可以将自己的资金放在一个和巴勒斯坦银行有金融业务关系的基金会，这些银行用这些资金购买德国商品，海运到巴勒斯坦。巴勒斯坦的商人购买这些商品，再把货款交还给从德国来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 ^[5] 这似乎对每个人都有利，德国人摆脱了他们厌恶的犹太人，犹太人可以在离开德国时保留住部分资产，巴勒斯坦能够进口到迫切需要的德国商品。大约两万名德国人加入了这一计划，三千万美元的资金从德国转移到伊休夫。

然而，随着德国不断加大对犹太人的打击力度，该协议饱受争议，许多人认为这是阿罗佐罗夫和魔鬼达成的协议。虽然本－古里安拥护这一协议，认为它不但能够促进伊休夫的经济，还能增加移民的数量。但其他人主张抵制德国，而《哈瓦拉协议》严重影响到抵制运动的效果。雅博廷斯基对该协议大加批判，认为这是破坏德国经济孤立的鲁莽之举。修正派运动的报纸《人民阵线》（ Hazit Ha'am ）在1933年6月16日的专栏上谴责了阿罗佐罗夫的协议，威胁说犹太民族“将明白应当如何回应这一令人作呕的法案”，这篇文章还指名道姓提到了阿罗佐罗夫。

就在当天晚上，哈伊姆·阿罗佐罗夫和妻子西玛（Sima）来到特拉维夫海滩散步，黑暗中突然出现两名男子，一人拿着手电筒照阿罗佐罗夫的脸，另一人对他开枪射击。阿罗佐罗夫立即被送到医院，几个小时后死在手术台上。

雅博廷斯基的修正派迅即被指责为幕后主谋。两天后，修正派组织贝塔尔成员亚伯拉罕·斯塔夫斯基被捕，根据西玛的指认，他就是那天持手电筒的人。后来另外两人也被抓获，一人是共犯，一人是开枪者。左翼人士谴责雅博廷斯基不但为这些人“提供”了枪支，还是这一行动的策划者。雅博廷斯基则极力为被捕的三人辩护，刚开始斯塔夫斯基被定罪并判处死刑，但因为巴勒斯坦英国上诉法院的改判，他于1934年7月获释。

没有任何一个凶手被判刑，阿罗佐罗夫刺杀案至今仍是一个谜。但可以肯定，这种犹太人因为政见不同而自相残杀的事件在犹太国还会发生。

正如一些伊休夫成员所料，随着欧洲局势的恶化，大量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这时阿拉伯人的暴力运动已经平息，伊休夫的基础设施建设在不断完善，巴勒斯坦的生活也慢慢变得没有以前那么艰难。由于美国限制移民入境（苏联也是如此，但当时几乎没有犹太人愿意去那里），20世纪30年代巴勒斯坦成为犹太移民最主要的目的地。当时的犹太代办处一方面资金匮乏，另一方面迫于委任统治政府施加的巨大压力，不得不限制进入巴勒斯坦的移民数量。移民需要“证明”才能成行，有时人们会不择手段获取“证明”，有人指责代办处只接收有钱人和有可能支持本－古里安政治观点的人。移民成为一个一触即发的敏感问题，直到今天还是如此。

第四次阿利亚（1924—1929）主要是来自城市中产阶级的波兰移民，而现在，来到巴勒斯坦的第五次阿利亚（1932—1936）的移民被认为是家境富裕、接受过良好教育但急于逃离欧洲的德国人。可实际上，和前几次阿利亚一样，第五次阿利亚中的大多数移民还是来自中东欧，但不同于之前，这次移民潮的移民人数大幅增长。1934年，人们已经明白希特勒的反犹政策只会越来越严厉，这一年有4.2万人来到以色列地，刷新了伊休夫单年接收移民的最高纪录，不断增长的人口为以色列的建国奠定了基础。

当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写《屠杀之城》时，他和读者们都没有想到欧洲将会陷入如此黑暗的时代。1921年比亚利克最终离开俄国来到德国，1924年移民巴勒斯坦。来到巴勒斯坦的比亚利克投入到公共事务中，发表作品的数量远不如以前，但他仍然代表着那一代人的声音。1934年夏天，比亚利克去维也纳做前列腺手术，手术失败，他于当年7月4日去世。

特拉维夫整座城市都在为这位伊休夫的桂冠诗人哀悼，到处张贴有通知葬礼时间的巨大海报。中东的夏天炎热难耐，但就像1922年埃利泽·本－耶胡达的葬礼一样，数千人走上街道游行，其中既有宗教人士，也有世俗人士，既有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也有东方犹太人，既有特拉维夫人，也有巴勒斯坦其他地方赶来的人。几乎每栋楼上都挂着缠有黑色丝带的蓝白旗。比亚利克的棺材在当地公墓下葬，他右边是阿哈德·哈姆的墓地，左边是哈伊姆·阿罗佐罗夫的墓地。政治家（阿罗佐罗夫）、诗人（比亚利克）和哲学家（阿哈德·哈姆）被埋葬在一起，这既体现了犹太复国主义深厚的文化渊源，也体现了犹太社会来自不同领域的力量在关键时刻汇聚到一起形成合力的特点。

1935年，纳粹政府通过《纽伦堡法案》，剥夺了德国犹太人的公民权，规定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不能通婚或发生婚外性关系。来到巴勒斯坦的移民人数再创新高，1935年移民人数达到6.1万。1933—1936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从234967人增长到384078人，犹太人在当地的人口比例从五分之一上升到将近三分之一。

文化和知识界也呈现爆发式发展，伊休夫发生着变化。很快，这种变化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宗教和世俗的融合、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和塞法迪犹太人的融合，以及社会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的融合。

一种犹太民间文化开始产生。在20世纪20年代，特拉维夫在普珥节举行以斯帖女王选美大赛。 ^[6] 为了融洽民族内部关系，大赛有意让参赛选手中既有东方犹太人，又有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这不仅是一场选美大赛，官员们还想借此选拔一位伊休夫的非官方代言人。在伊休夫宗教势力的施压下，大赛在1929年停办了，但不可否认，在欧洲的影响下伊休夫正在变化；巴勒斯坦和以前已经大不一样，再也不是第一次和第二次阿利亚移民所看到的那片荒芜之地。

1932年，伊休夫开始举办每年为期9天的马卡比运动会，来自全世界的犹太男女在体操、篮球、田径、游泳、网球等项目上同场竞技，这项赛事也包含意识形态上的考虑，诺尔道“肌肉型犹太人”观念和阿哈德·哈姆将巴勒斯坦建成犹太人文化中心的理想都促成了这项赛事的诞生。此外，伊休夫还希望让犹太人来巴勒斯坦参加比赛能够带来更多的移民。

包括舞台舞蹈和民间舞蹈在内的舞蹈艺术成为伊休夫生活的支柱。舞台舞蹈家可以参加全民舞蹈比赛，民间舞蹈家可以在1944年开始举办的达利亚舞蹈节上展示风采。 最开始这只是伊休夫内部的比赛，但这项赛事几十年来对犹太复国主义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以色列民间舞蹈”直到今天还是犹太复国主义活动的核心特色。“20世纪40年代，以色列民间舞蹈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新犹太人的重要标志。”民间舞蹈是“以色列身份的重要符号，也是以色列文化向全世界最重要、最成功的输出之一” 。

伊休夫中的思想生活和经济生活也经历了深刻改变。德国移民的到来大幅增加了希伯来大学学生的数量。银行业和金融业也得到发展。德国犹太人和中产阶级波兰犹太人带来大量财产，巴勒斯坦很快开始出现百货商店和高档咖啡馆。《哈瓦拉协议》（阿罗佐罗夫显然因此而遇刺）也让大量资金流入伊休夫。很多阿拉伯人愿意将地产变现，犹太人用这些钱从当地阿拉伯人手上购买了更多土地。

然而，对伊休夫而言的巨大进步却让阿拉伯人感到深刻的混乱。随着越来越多犹太移民的到来，多数当地居民发现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经被改变。阿拉伯人的挫折感再一次以暴力的形式表现出来。

1936年4月15日，阿拉伯人在图尔卡姆（Tulkarm，在今天的约旦河西岸，内塔尼亚[Netanya]以东）附近对3名犹太司机开枪，一人当场死亡，另一人5天后抢救无效死亡，只有一人活了下来。两天后，一群来自极端团伙的犹太人在佩塔提克瓦开枪杀害两名生活在棚屋的阿拉伯人。当天，在上述那名犹太受害者葬礼举办的同时，犹太人举行了反对阿拉伯人和英国人的抗议活动。在这一过程中，一名阿拉伯人和一名保护他的警官遭殴打，一些犹太人还袭击了给人刷皮鞋的阿拉伯男孩和阿拉伯小商贩。阿拉伯人展开了反击，4月19日，一些失业农民和流动工人冲入雅法城，杀害了9名犹太人，另有6人受伤。雅法很快陷入混乱，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相互追杀。几千名犹太人逃到特拉维夫。

1936—1939年的阿拉伯起义爆发。

阿拉伯社团再次采用暴力手段限制犹太移民和伊休夫的发展。在起义过程中，暴力活动接连不断，阿拉伯人烧掉了犹太人开发的农田和栽种的果园，摧毁了犹太人的商店，还袭击了不少私人住宅。为了破坏伊休夫的经济，阿拉伯社团举行了罢工，但适得其反，犹太商店和工厂趁机填补了真空，阿拉伯人的罢工反而无意中促进了伊休夫犹太经济的发展。

虽然经济可能有所发展，但伊休夫对于阿拉伯人持续的暴力运动深感担忧。以前认为可以和阿拉伯人和平相处的犹太人现在疑虑丛生。为了表明犹太人不会放弃建国的梦想，伊休夫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更多的村庄。

阿拉伯人的起义没有打击到犹太人的士气，阿拉伯人转而利用这一机会向英国人提出要求。双方在耶路撒冷谈判，阿拉伯人要求英国政府彻底禁止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禁止土地买卖，呼吁建立阿拉伯人占多数的政府。即使在谈判期间，暴力活动还在继续。

阿拉伯起义也针对英国人。一开始，英国人对阿拉伯人的暴力活动无情镇压。他们追捕穆夫提，将雅法部分地区夷为平地。但经过谈判，他们改变了策略，为了避免暴力活动继续，让这块动荡的地区恢复平静，英国人开始试图安抚阿拉伯人。1936年中期，他们建议将下半年犹太移民的数量限制为4500人。前一年，也就是1935年，有6.1万名犹太移民来到巴勒斯坦。英国人提出每年犹太移民的数量限制在9000人，这相当于减少了85%的犹太移民。但令人惊讶的是，阿拉伯人竟然拒绝了这个建议，坚决要求没有任何移民进入。

暴力活动仍在继续。英国政府希望暴力活动能够自我平息，不愿意损害英国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关系，故而采取了克制政策。但这一政策完全失败了。起义爆发6个月后，200名阿拉伯人、80名犹太人和28名英国人遇难，英国人不得不采取补救措施。

首先，英国向巴勒斯坦派出了更多军队，向犹太人提供武器用于自卫，实施宵禁，安排夜间巡逻。他们知道单纯依靠这些短期措施还不够，为了探索长期解决方案，英国政府成立巴勒斯坦皇家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威廉·罗伯特·韦尔斯利·皮尔勋爵负责，所以也称为皮尔委员会），调查巴勒斯坦局势，提出解决方案。

1936年11月，皮尔委员会到达巴勒斯坦，他们调查了这一区域，广泛听取了犹太和阿拉伯代表的意见。1937年7月7日，该委员会发布了一份404页的调查报告，提出了解决计划，其中还包括详细地图（《贝尔福宣言》不包括地图）。皮尔委员会建议，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存在根本利益上的冲突，双方声称对同一块土地拥有权利，两个民族共同治理这片土地的可能性很小，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分治（参见地图4）。

皮尔是第一个提出将巴勒斯坦一分为二的人。报告建议，犹太人获得从北部罗什哈尼卡拉（Rosh Hanikrah）到南部贝尔图维亚（Be'er Tuvia）的滨海平原、加利利地区、耶斯列谷地和约旦河谷地，除了耶路撒冷和伯利恒仍然由委任统治政府控制，剩下区域都归阿拉伯人。这一方案让巴勒斯坦成立的阿拉伯国和外约旦连在一起。委员会还呼吁这两个地区的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进行人口转移，从而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社团分离。许多年后，人口转移仍然是该地区极具争议的问题。

皮尔建议分给犹太国的土地远比犹太复国主义者预计的少，虽然贝尔福没有定义“巴勒斯坦”，但皮尔委员会承认：“要建立的犹太民族家园的土地在《贝尔福宣言》发表时被理解为历史上整个巴勒斯坦地区。” 这片地区包括今天的加沙、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整个今天的约旦。皮尔建议只将其中很少一部分土地分给犹太人，只占全部领土的20%，而70%—75%的土地被分给阿拉伯人。 ^[7]

包括雅博廷斯基及其追随者在内的许多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为他们眼中的英国人对《贝尔福宣言》的背弃愤怒异常。他们也感到沮丧，因为这意味着在丘吉尔于1921年独立外约旦后，他们又要放弃更多的土地。

犹太人再次通过诗歌表达自己的失望之情。乌里·茨维·格林伯格是当时著名诗人之一，他出生在奥匈帝国的哈西德派家庭，1923年，27岁的他在波兰集体迫害中逃过一劫，来到巴勒斯坦。1929年希伯伦暴乱后，他的政治立场变得强硬起来，最终加入雅博廷斯基的修正派运动。他对于皮尔瓜分巴勒斯坦的计划提出强烈反对。

1936年，正当皮尔委员会在撰写这份报告时，他创作了《一个真理，而不是两个》一诗。模仿拉比文献中比比皆是的“我们的拉比教导”这一套语，他写道：

你们的拉比教导，再过几代人，弥赛亚将到来，

不用炮火，不用流血，犹地亚将重新崛起……

而我说：如果你们这一代人裹足不前，

不用自己的双手和拳头去闯出结果……

那么不管多少代，弥赛亚都不会到来，

犹地亚都不会崛起。 ^[8]

格林伯格在这首诗后面提醒人们，“血债血还”是非犹太人和犹太人的共同原则。为了让犹地亚崛起，犹太人必须投入战斗。这成了部分以色列领导人所支持的精神立场，甚至几十年后仍是如此。

虽然许多人同意雅博廷斯基的观点，但实际上，犹太人中反对皮尔计划的人并不多。魏茨曼和本－古里安都主张犹太人支持皮尔提出的分治计划。本－古里安说：“赫茨尔如果在世，只要将文件中一小部分巴勒斯坦给犹太人，他都会迫不及待地接受，认为这是天赐良机，并全力在这片土地上建立犹太国。当然，他也不会承诺以后的犹太国仅仅局限于这一地区。” ^[9] 本－古里安的话似乎在提醒犹太复国主义者们，考虑到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仅过去40年，这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同样，魏茨曼也指出，虽然皮尔委员会在报告中用于犹太人建国的土地远比他们预想的小，但是这仍然意味着赫茨尔的理想终于得以实现。他言简意赅地说，犹太人“不接受才傻，就算只给他们桌布那么大一块地” 。

1937年8月，在苏黎世举行的第二十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皮尔的分治建议。与会者并不关心报告的具体细节，他们关心的是即将拥有自己的国家，这事在几年前还无法想象。

犹太社团接受了皮尔的建议，但阿拉伯人断然拒绝。外约旦的阿卜杜拉国王显然支持这一计划，因为它能够让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加入他的王国，获得更多耕地，但由于阿拉伯民众极力反对，阿卜杜拉也无能为力。耶路撒冷大穆夫提哈吉·阿明·侯赛尼（后来成为纳粹分子的支持者）坚决反对这一计划，他的立场决定了阿拉伯最高委员会无法通过这一计划。

为了反对皮尔，阿拉伯人又掀起了一轮针对犹太人和英国人的暴力潮，这几乎已经成为他们固定的行为模式。这一次的受害者包括英国官员刘易斯·安德鲁斯，他当时负责安排皮尔委员会在巴勒斯坦的所有行程，这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持者在9月26日前往教堂的路上被枪杀。

到1937年10月中旬，暴力活动比一年前更为猛烈。居民区、公交车、犹太平民、英国巡逻队都成为袭击对象。利达（Lydda）的新机场被焚烧，石油管道遭损坏。大部分公共交通中断了，由于道路两旁埋有地雷和炸弹，英国禁止人们夜间出行。英国人还增派驻军，对暴力行动的参与者处以死刑，后来他们经常使用死刑这一手段。但这些措施都未收到明显效果。

巴勒斯坦日益陷入战争。

同一时期，欧洲的局势进一步恶化。1938年2月，本－古里安说：“德国正在吞并奥地利，明天就会轮到捷克斯洛伐克。” ^[10] 他的预测准得离奇。几个月后的1938年11月，欧洲大国一致同意德国将捷克斯洛伐克部分领土吞并（德国人称之为苏台德区）。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解释说，他默许德国入侵是为了维持和平；但本－古里安明白，绥靖政策只会助长德国的嚣张气焰。他在写给巴勒斯坦自卫组织负责人埃利亚胡·戈洛姆（Eliyahu Golomb）的信中写道：“我认为现在是欧洲最黑暗的时刻，在捷克斯洛伐克被‘和平解决’后，谁能保证下个受害者不是我们？”

正如本－古里安所料，西方更倾向于对阿拉伯领导人妥协，而不是保护犹太人。12月，伊休夫提交给英国一份提议，建议拯救德国的犹太儿童，将他们带到巴勒斯坦。同时，穆夫提要求委任统治政府释放关押在塞舌尔群岛的阿拉伯最高委员会成员，理由是这些人可以作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代表团成员访问伦敦。阿拉伯人要求释放的人并无生命危险，但英国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却拒绝了伊休夫拯救一万名犹太儿童的请求。 ^[11]

纳粹政府长期的反犹宣传和歧视性法令在1938年11月9日和10日显示出后果，当一位精神失常的犹太人在巴黎杀害一名德国官员后，出于仇恨，德国和奥地利爆发了针对犹太人的大规模暴力活动。两国的许多犹太人家庭、犹太会堂和商店被毁。267个犹太会堂被烧，7500家犹太人开的商店沦为废墟。根据上级指示，只有当非犹太人的房屋受到火灾威胁才需要出动消防人员。纳粹党卫军和希特勒青年团肆无忌惮地冲到犹太人家中袭击平民，许多妇女被强奸，有的妇女不惜选择自杀。2.6万名犹太人被送往集中营，很多人不久后在那死于折磨。这场袭击活动史称“碎玻璃之夜”（ Kristallnacht ），它让犹太人再次体验到几十年前的集体迫害。这次事件可以视作纳粹大屠杀（Holocaust）的起点。

一个月后，也就是12月，伊休夫讨论了这一事件，第一次使用了希伯来语“朔阿”（ shoah ）一词。 ^{[12] [13]} 这个词来自圣经的《西番雅书》，先知预言“那日，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 。使用这个很少用到的圣经词汇，说明他们和雅博廷斯基与赫茨尔一样，预料到这将是一次空前的灾难，他们感觉到犹太历史即将永远被改变。

5个月后，1939年5月，英国发表了一份白皮书（政府官方文件的泛称），接受了阿拉伯人在1936年起义后提出的大部分要求。当时的欧洲正在成为几百万犹太人的坟墓，但英国竟然在这个时候规定，未来5年，到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数量不能超过7.5万人，超过这一数字必须经过阿拉伯人的同意。这份白皮书还规定许多地方的土地不能卖给犹太人，并承诺10年后在巴勒斯坦成立一个以阿拉伯人为主体的独立国家。

令人惊讶的是，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否决了英国人的这份白皮书，称10年的过渡期对犹太人有利。对于犹太社团而言，限制移民意味着欧洲犹太人无处逃离，巴勒斯坦也无法拥有建国所需要的人口，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会堂和公众集会上抗议这一政策。一些犹太军事组织在泽夫·雅博廷斯基的鼓舞下，不顾哈加纳和英国人的合作，炸毁了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的部分政府建筑，还袭击了具有战略意义的英国基础设施，包括电力设施与广播和电话的通信线路。他们反对哈加纳的克制政策，为了赢得民众的支持，他们还创立了地下报纸和广播。这时，伊休夫也意识到需要改变策略，开始支持非法移民，帮助更多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

伊休夫已经不再对英国人在《贝尔福宣言》中许下的承诺抱任何希望。22年前，贝尔福勋爵呼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家园”，但是没有足够的移民，这个目标根本无法实现。当整个欧洲的犹太人受到希特勒威胁时，英国人对纳粹政府明确表示他们并不关心犹太人的命运。

第二十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于1939年8月在日内瓦召开。面对即将来临的灾难，哈伊姆·魏茨曼在闭幕式发言中说：“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宣布大会结束。如果像我希望的那样，我们能够幸免于难，继续这项事业，谁知道呢——浓密的黑暗之后兴许会出现一道新光，将我们照亮。” ^[14] 听众闻之落泪。 ^[15]

1897年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给人们带来无限的希望，而1939年大会后却是一片死寂。一周后的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两天后，英国和法国对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大多数参加第二十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的欧洲代表没有活到大战结束。

英国和德国开战让伊休夫陷入窘境。英国限制移民进入巴勒斯坦，是伊休夫的敌人，但英国又在同纳粹分子作战。伊休夫何去何从呢？本－古里安的名言成为伊休夫的官方立场：“我们将和英国一起同希特勒作战，就像没有白皮书一样；我们将反对白皮书，就像没有战争一样。” ^[16]

三艘难民船的经历清晰地体现了当时全世界犹太人的处境。第一艘是“圣路易斯”号客轮。1939年5月，载有937名乘客的“圣路易斯”号客轮从汉堡出发前往古巴，乘客大多数是“碎玻璃之夜”事件后购买了合法的古巴签证逃离德国的犹太人。轮船到达目的地后，古巴总统费德里科·拉雷多·布鲁（Federico Laredo Brú）拒绝他们入境，船长德国人古斯塔夫·施罗德（Gustav Shroder）并不是犹太人，但他决心为每一位乘客找到自己的家园，开展了为期数周的谈判。然而，美国和加拿大都拒绝提供庇护，施罗德不得不对其他欧洲国家开展游说，最终，荷兰同意接收181人，法国同意接收224人，英国同意接收228人，比利时同意接收214人，剩下的人施罗德也无能为力。没想到离开欧洲一个多月后，这艘客轮又启程驶回欧洲，6月中旬靠岸。随着战局的变化，这些接收国家大多成为纳粹势力范围，这些乘客离美国海岸曾只有90英里的距离，但现在又回到了纳粹的魔爪下。到战争结束，乘客中有254人成为纳粹大屠杀受害者，刚好超过总人数四分之一。 ^[17]

第二艘船的目的地不是古巴，而是巴勒斯坦。1940年11月，载有1730名德国难民的“大西洋”号客轮从罗马尼亚驶抵海法湾。委任统治政府不允许他们进入巴勒斯坦，要求另一艘“帕特利亚”（ Patria ）号客轮将他们运送到印度洋上的毛里求斯岛。犹太军事抵抗运动成员为了阻止轮船起航，在“帕特利亚”号客轮上安放炸药，但第二天早上第一批非法移民被带上“帕特利亚”号后，炸弹威力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直接将船炸沉，超过250人被淹死。英国人最后将剩下的难民送到海法附近阿特利特的拘留营。

第三艘船是“斯特鲁马”（ Struma ）号难民船，这艘船1941年12月16日载着769名犹太难民从罗马尼亚出发前往巴勒斯坦，本来几天时间即可到达，但由于引擎故障，船只被迫停靠伊斯坦布尔港口。土耳其政府拒绝临时收容难民，他们不得不在船上生活了两个月，这艘船上只有四个洗手池、一个净水龙头和八个没有卫生纸的厕所位。船上也没有配备救生圈。 ^[18] 犹太代办处请求英国政府允许这些犹太难民进入巴勒斯坦，临时入境后再将他们带到毛里求斯，但遭到英国人拒绝。1942年2月24日，土耳其人要求“斯特鲁马”号离开港口，他们将船拖到黑海。没有引擎，这艘船只能漂在黑海上。当时一艘苏联潜艇接到密令，击沉所有航行在黑海上的敌方和中立国船只（以防原材料被运到纳粹德国），遂使用鱼雷将“斯特鲁马”号击沉。 ^[19] 船上的男女老少几乎全部遇难，只有一人幸存。

“圣路易斯”号、“大西洋”号和“斯特鲁马”号三艘船的遭遇让人们清醒地认识到一点：犹太人无处逃离，赫茨尔梦想的和贝尔福承诺的犹太国对犹太人而言变得比任何时候都重要。建立犹太国眼下事关生死。

2.7万名巴勒斯坦犹太人加入英军。但与此同时，伊休夫坚决抵制那份白皮书中限制移民的政策。为了帮助欧洲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哈加纳成立了专门帮助非法移民的“移民组织B”（ Mossad le-Aliyah Bet ）。该组织购买船只，雇佣船员，集合潜在移民，将他们带到这个有待建成的国家后，还安排人员协助他们躲藏。这一行动总体上成功了，但也有失败的一面，以色列著名历史学家本尼·莫里斯指出：“1934—1938年，大约4万名犹太人非法进入巴勒斯坦，截至1939年9月又有9000人进入。但在接下来6年中，也就是在犹太人最需要庇护的时候，只有不足1.6万人移民。” ^[20]

许多非法移民（希伯来语中叫作“马阿皮里姆” ^[21] ）虽然到达巴勒斯坦，但是很快被英国人抓住，被送到拘留营。最大的拘留营位于阿特利特，恰恰是当年代表英国的尼里间谍组织活动的地方。

为了阻止非法移民，英国一方面对非法船只的驶离国进行外交施压。另一方面，作为惩罚，他们大幅削减移民指标，给出的理由很荒唐，声称轴心国间谍有可能掺入犹太难民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共持续了39个月，在最初19个月中，英国人没有批准一名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

但这些手段无法阻止非法移民的进入，英国人于是开始诉诸武力，海岸警卫队对非法船只开火，将船上的难民送到拘留营。拘留营起初设在毛里求斯，后来设在离巴勒斯坦很近的塞浦路斯（只有不到300英里距离）。英国人有意让拘留营的生活非常艰苦，最初建立这些拘留营，就是想“让东欧的潜在犹太移民引以为戒” ^[22] 。英国人的拘留营和德国人的集中营区别明显，但两者都把犹太人关在铁丝网后的营地，这是悲剧性的历史巧合。

伊休夫全力帮助同盟国，部分阿拉伯人则开始效忠于轴心国，认为英国人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帮凶，是英国挫败了1936—1939年的阿拉伯起义。1936年被英国赶出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穆夫提哈吉·阿明·侯赛尼于1941年逃到德国，帮助纳粹分子在中东开展舆论宣传工作。得知丘吉尔在英国下议院宣布将训练犹太军团并送往前线的计划后，穆夫提写信给党卫军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建议他在德国建立一支伊斯兰军队。

英国人并没有因为穆夫提的提议而放弃计划，而是积极训练犹太士兵。1943年，由伊休夫男青年组成的犹太军团正式并入英军，前往北非同意大利军队作战。在大战期间，一共有将近3万名巴勒斯坦犹太人在英军中服役，日后哈加纳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许多重要军官在这一时期接受了英国的训练。

虽然实现了军事合作，但英国许多政策在犹太人看来仍然非常武断，不考虑他们的感受。比如英国禁止犹太人在西墙吹羊角号（shofar），禁止犹太人将《托拉》卷轴带到这个两千年来犹太人最神圣的地方。

为了坚持原则，维护民族尊严，有的犹太人勇敢地和这些政策作对。1930年神圣的赎罪日上，摩西·西格尔（Moshe Segal，伊尔贡的创始人之一）就不顾英国人的禁令，在西墙前吹响了羊角号。当时正是日落时分，根据犹太传统，日落时赎罪日的禁食结束。虽然他因这一举动被捕入狱，但犹太人的抵抗行为没有停息。到1947年前，每年的赎罪日上都有犹太男子把羊角号带到西墙，不顾英国人的警告和巡逻队伍的监视，吹响羊角号。这些人有的成功逃跑，但大多数人被逮捕。1967年6月，以色列赶走约旦人，占领耶路撒冷老城后，犹太人才第一次能够安心地站在他们的圣地吹羊角号，再也不用担心被骚扰或监禁。

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后，纳粹分子开始有计划地清洗欧洲犹太人。特别行动队（ Einsatzgrup pen ）将犹太男女老少集中起来射杀，短短几小时就能灭绝整个犹太社区的居民。几个月内，几十万犹太人被屠杀。

同年，哈加纳建立突击部队帕尔马赫。 ^[23] 一开始，帕尔马赫是一支准备抵抗德国入侵巴勒斯坦的精锐部队，吸收了伊休夫最优秀的男女，1942—1943年还得到过英国的专门训练。成立之初，帕尔马赫只有100人。1948年5月以色列宣布建国时，这支精锐部队已经有2100名训练有素的战士，另外还有1000人也完成了训练，随时可以被召回这支部队。 ^[24] 这些人将成为以色列国防军的中坚力量。

1942年1月，纳粹党高级官员在万湖（Wannsee）开会，大会通过了纳粹领导人在欧洲新的行动方案：德国人将把犹太人集中到波兰的灭绝营，在那里用毒气杀死他们再烧掉。截至1942年，已有100万俄国犹太人和数十万波兰犹太人被屠杀，接下来的4年，还有500万人将被屠杀。大战结束时，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犹太人遇害。波兰曾是全世界犹太人的中心，600年来一直拥有繁荣的犹太社团，大战结束后，90%的波兰犹太人被谋杀。在这方面，希特勒赢得了战争。

希特勒的军事力量早已不再局限于欧洲。陆军元帅埃尔温·隆美尔1942年带兵打到埃及的阿拉曼（El Alamein），伊休夫相信他们接下来就会进攻巴勒斯坦。面对德国人可能发动的入侵，伊休夫领导人计划占领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军事要塞（他们认为一旦纳粹入侵，英国人会放弃委任统治），炸毁具有战略意义的桥梁，进行最后的抵抗。

纳粹的暴行和伊休夫的恐惧改变了伊休夫对欧洲犹太人的态度。几年前，1938年12月（“碎玻璃之夜”事件后一个月）本－古里安曾说：“如果存在两种拯救方案，一是把所有的德国（犹太）儿童转移到英国，还有一个是将其中一半人转移到巴勒斯坦，我会选择后者，因为我们所面对的，不仅仅是计算这些儿童的数量，更要计算整个犹太民族的历史命运。” ^[25] 当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似乎是第一位的，远比拯救欧洲犹太人来得紧迫。

现在，随着欧洲局势的恶化，连本－古里安这样死心塌地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也开始批评伊休夫对待灾难自以为是的态度，让人们警惕“伊休夫主义”（Yishuvism）的不良影响，他造出这个词来形容伊休夫只考虑巴勒斯坦犹太人的狭隘心态。 ^[26] 他明白，伊休夫和欧洲犹太人同气相连，巴勒斯坦犹太人不应该有任何优越感。他还说：“欧洲犹太人的毁灭将敲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丧钟。” ^[27] 但伊休夫这时已做不了什么了。

1942年5月6日，英国战时内阁正式宣布“将采取一切可行措施阻止非法移民进入巴勒斯坦”。面对这一局势，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在纽约的比尔特莫（Biltmore）酒店召开犹太复国主义特别会议，会上全世界犹太人决心不管有没有英国人的支持都要建立犹太国。参会者一致认为不能再相信英国，犹太代办处应该取代委任统治政府成为巴勒斯坦的执行机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新的政治纲领就是结束所有针对移民的限制，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共和国”（Jewish Commonwealth）。

发生在欧洲的恐怖场景让犹太人变得空前团结，半个世纪的辩论都没能做到这一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第一次拥有了一个官方政策，其目标就是创建一个犹太国。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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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dolf Hitler， Mein Kampf （Boring， OR: CPA Book Publisher， 2000）， p.184.

[2] Tuvia Friling， trans. Ora Cummings， Arrows in the Dark : David Ben-Gurion ， the Yishuv Leadership ， and Rescue Attempts during the Holocaust ， VolumeI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5）， p.16.

[3] Hava Eshkoli-Wagman， “Yishuv Zionism: Its Attitude to Nazism and the Third Reich Reconsidered，” Modern Judaism ， Vol.19， No.1 （February 1999）， p.26.

[4] Colin Shindler， “Zionist History's Murder Mystery，” Jewish Chronicle Online （June 16， 2013）， http://www.thejc.com/comment-and-debate/comment/108596/zionist-historys-murder-mystery[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5] Tom Segev， trans. Haim Watzman， The Seventh Million : The Israelis and the Holocaust （New York: Henry Holt， 1991）， p.21.

[6] Nina S. Spiegel， Embodying Hebrew Culture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22.

[7] Benny Morris， One State ， Two States : Resolving the Israel/Palestine Conflict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1）， Kindle Edition， Location 523.

[8] Translation of Uri Zvi Greenberg， “One Truth and Not Two，” is from Neta Stahl， “Jesus and the Pharisees Through the Eyes of TwoHebrew Writers: A Contrarian Perspective，” Hebrew Studies ， Vol.56， No.1 （December 11， 2015） .

[9] Yoram Hazony， The Jewish State : The Struggle for Israel's Soul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p.231.

[10] Friling， trans. Cummings， Arrows in the Dark ， p.19.

[11] Howard M. Sachar， A History of Israel : From the Rise of Zionism to Our Tim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9）， p.219.

[12] Dina Porat， The Blue and the Yellow Stars of David : The Zionist Leadership in Palestine and the Holocaust ， 1939 — 1945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2.

[13] “朔阿”（ shoah ）是“纳粹大屠杀”（Holocaust）一词在希伯来语中的对应用语，字面意思是“毁灭、消灭”。——校注

[14] Sachar， A History of Israel ， p.226.

[15] Jack L. Schwartzwald， Nine Lives of Israel : A Nation's History Through the Lives of Its Foremost Leaders （Jefferson， NC: McFarland， 2012）， p.33.

[16] Martin Gilbert， Israel : A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8）， p.101.

[17] Mike Lanchin， “SS St Louis : The Ship of Jewish Refugees Nobody Wanted，” BBC World Service （May 13， 2014）， http://www.bbc.com/news/magazine-27373131[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18] Alan Guggenheim and Adam Guggenheim， “Doomed from the Start，” Naval History ， Vol.18， No.1 （February 2004）， pp.46—51.

[19] Douglas Frantz and Catherine Collins， Death on the Black Sea :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Struma and World War II's Holocaust at Sea （London: HarperCollins， 2003）， p.254.

[20] Benny Morris， Righteous Victims : A History of the Zionist-Arab Conflict ， 1881—2001 （NewYork: Vintage Books， 2001）， Kindle Edition， Locations 4035—4037.

[21] “马阿皮里姆”（ ma'apilim ）一词来自圣经。在《民数记》中，摩西劝告以色列人不要进入这片土地，“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亚玛力人和迦南人都在你们前面”。（《民数记》14：42—43）但以色列人急于回到故土，没有听从摩西的话：“他们却擅敢上山顶去。”（《民数记》14：44）此词来自原文的“擅敢上山顶”（ va-ya'apilu ），将圣经术语用于无畏的非法移民，就强调了这些人在返回故土，因而是在延续古老而神圣的故事。

[22] Geneviève Pitot， trans. Donna Edouard， The Story of the Jewish Detainees in Mauritius 1940 — 1945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8）， p.129.

[23] 帕尔马赫（Palmach）是希伯来语“突击队”（ Pelugot Machatze ）的首字母缩写。

[24] Gilbert， Israel : A History ， p.151. Morris， Righteous Victims ， p.22， suggests numbers slightly lower.

[25] Segev， trans. Watzman， The Seventh Million ， p.22.

[26] Friling， trans. Cummings， Arrows in the Dark ， p.47.

[27] Morris， Righteous Victims ， pp.162—163.

[28] Gilbert， Israel : A History ， p.112. 0BLw1/+cFVBUfG6+IErDxwNSn8pV1YKeU0aUTZOx2qBKmKZUah5bt5aSuKDQKa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