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并将尽最大努力促成此目标实现。

——《贝尔福宣言》，1917年

伊休夫的生活在不断改善，但欧洲却笼罩在灾难的阴霾下。这个世纪将发生一场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浩劫。20世纪上半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约八千万到一亿战士和平民死亡，战后斯大林还将杀害两千多万人。

泽夫·雅博廷斯基是最早预料到这场灾难的人之一。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说：“两到三个世界大国将展开一场极具毁灭性的大规模战争，所有现代技术将被疯狂地使用……死伤人数将非常惊人，直接、间接和预料不到的经济损失将成为无法计算的天文数字。” ^[1]

不少人明白，不管这场灾难以什么形式发生，都将持续很长时间。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爵士说：“整个欧洲的灯火将熄灭，我们有生之年无法看到灯火被重新点亮。” ^[2]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犹太复国主义者最关心的问题是，奥斯曼帝国是否会失去对中东的控制，如果失去，英国是否会控制中东。面对不明朗的政局，犹太复国主义内部很快出现分歧。马克思·诺尔道坚持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应该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奥斯曼帝国的支持。但似乎是为了证明他的判断有多么荒谬，刚刚被任命为埃及前线总司令的杰马尔帕夏（Djemal Pasha）在奥斯曼帝国参战几周后就亮出了自己的反犹立场，他解散了工党领导人本－古里安和伊扎克·本－兹维建立的亲奥斯曼帝国的犹太军事组织，关闭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团结报》（ Ha'achdut ），还宣布所有犹太复国主义者是土耳其的敌人，一旦捕获，可以立即处决。

本－古里安一开始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可以寄希望于奥斯曼帝国。当土耳其人开始驱逐特拉维夫的犹太人时，他意识到自己错了，开始效忠英国。雅博廷斯基等人从一开始就认为，寻求英国的支持更符合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利益，只要奥斯曼帝国继续在中东统治，犹太国的梦想就无法实现。 ^[3] 雅博廷斯基迫切希望奥斯曼帝国解体，也坚信这一天会到来。英国同德国与奥斯曼帝国等国即将开战，雅博廷斯基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应该开始对英国政治领导人展开游说，让他们相信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一项正义的事业。“如果我们不表明态度，再两面讨好，最后会全盘皆输。我们必须支持协约国，用我们的犹太战士帮助协约国征服以色列地。” ^[4]

杰马尔帕夏将大量犹太人驱逐出巴勒斯坦，其中一部分人被遣送到埃及的加巴里（Gabbari）军营，雅博廷斯基就在其中。正是在加巴里，雅博廷斯基第一次见到了约瑟夫·特伦佩尔多。特伦佩尔多1880年出生于高加索，1904年日俄战争中帮助俄国人作战，失去了左臂。沙皇曾五次亲自向他授勋，表彰他的英勇，他最终成为第二位俄国军队中的犹太军官。1912年他离开俄国来到巴勒斯坦，在加利利湖旁的农田劳动。1914年，杰马尔帕夏将他和其他几千人驱逐出境。

这时，英国人正在寻找一位能够指挥犹太军队同土耳其人作战的军官。曾在南非参加英布战争的约翰·亨利·帕特森中校恰好来到埃及。帕特森是一位爱尔兰新教徒，对犹太历史非常熟悉，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充满同情，他得到了这个职位。最终，他同雅博廷斯基、特伦佩尔多一起组建了锡安骡马队（Zion Mule Corps）。

锡安骡马队是一千八百年前巴尔·科赫巴发动对罗马人起义以来第一支由犹太人组成、在犹太旗帜下战斗的军队，它重新唤醒了古老的犹太自豪感。锡安骡马队中有几位成员后来成为以色列国防军前身的核心人物。由于杰马尔帕夏的大规模驱逐，犹太人居然两千年以来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军队，这颇有讽刺意味。

特伦佩尔多1920年在守卫特尔哈伊（Tel Hai）定居点的战斗中牺牲，据传他在临死前说：“没关系，为国牺牲是光荣的。”三年后，雅博廷斯基创立贝塔尔组织，取这个名字一方面是因为这是巴尔·科赫巴最后的据点，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纪念特伦佩尔多。

虽然犹太复国主义者知道奥斯曼帝国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怀有敌意，但他们中很多人认为在奥斯曼帝国和英国的冲突中站队非明智之举。这些人在中立国家丹麦的哥本哈根建立了一个联络办公室。另一些人则对英国将在战争胜利后得到巴勒斯坦十分有信心，因而不遗余力地和伦敦建立联系。

要完成这项任务，没有人比哈伊姆·魏茨曼更合适，他后来成为以色列第一任总统。魏茨曼1874年出生于平斯克附近的一个叫作莫塔尔（Motal）的村庄（位于今天的白俄罗斯，当时属于俄国）。和许多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一样，他也成长于俄国传统犹太家庭，后来被欧洲的知识界所吸引。他智商过人，思想自由。他的一位启蒙老师说过：“他要么成为天才，要么改信基督教。”

魏茨曼先后在德国和瑞士学习化学，1899年在瑞士弗里堡大学拿到有机化学博士学位。虽然没有参加1897年巴塞尔的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当时他想参加），但他出席了后来所有的会议，迅速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他早期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提倡在巴勒斯坦建立高等学府，希伯来大学的创建就有他的功劳。他还致力于建立一所专门研究科学技术的大学，其结果是1912年以色列理工学院的成立。此外，他还是1934年成立的魏茨曼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这个研究所后来蜚声世界。

1904年，魏茨曼到曼彻斯特大学担任高级讲师，两年后正是在这里，他经人介绍认识了后来成为议员的亚瑟·贝尔福。贝尔福原先支持乌干达方案，他非常欣赏魏茨曼。魏茨曼通过私人关系让贝尔福逐渐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持者。

1916年，魏茨曼成为英国海军实验室主任，因工作从曼彻斯特搬到伦敦。他在研究中发展了丙酮的制造方法，丙酮是海军使用的无烟炸药的关键成分。这一发现为英国在战争中取胜做出了重大贡献，魏茨曼因此受到广泛赞誉，他也得以用自己的新地位来接近英国权要，这是其他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只能梦想的。

奥斯曼帝国大势已去，英国和法国虽然还没有获得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但已经开始考虑如何瓜分中东。

1915年底，两国召开了一系列表明各自诉求的会议。英国派出的代表是马克·赛克斯，他是天主教徒，曾研究过中东国情，1903年到巴勒斯坦度过蜜月，他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在外交部工作。法国派出的代表是弗朗索瓦·乔治－皮科，他也是职业外交人员，同英国谈判时他是法国驻伦敦大使馆的一等秘书。赛克斯以前就提出将巴勒斯坦交给英国管理的建议，但是并没有明确界定这片区域的边界。赛克斯和皮科最终达成《小亚细亚协定》，也称为《赛克斯－皮科协定》。根据该协定，法国将控制现在的叙利亚和黎巴嫩地区。由于印度对英帝国非常重要，英国需要获得通向苏伊士运河（参见地图6）的自由通道（这也是1956年以色列西奈战役爆发的重要原因），所以英国将控制从地中海到约旦河的沿海地带，包括现在的约旦、伊拉克南部、海法港、阿卡（Acre）港和整个内盖夫沙漠。根据协定，巴勒斯坦西部、加利利湖南部和加沙北部由国际共管。 ^[5] 协定还包含关于耶路撒冷那些圣地的条款，协定建议将它们交由国际监督和管理。

赛克斯和皮科既没有考虑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利益，也没有考虑巴勒斯坦阿拉伯居民的利益，所以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对于这一协定都厌恶。两个外国势力还没有赢得战争就私自将中东瓜分，这让阿拉伯人勃然大怒。在亨利·麦克马洪爵士（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和侯赛因·本·阿里（麦加谢里夫）以前的讨论中，麦克马洪敦促阿拉伯人推翻奥斯曼帝国统治，他试图让阿里相信，英国不但希望巴勒斯坦摆脱土耳其人的统治，还致力于建立一个从北部的叙利亚向南延伸到也门的阿拉伯国。在阿拉伯人看来，《赛克斯－皮科协定》公然违背了英国先前的承诺，英国人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之间的关系大大恶化。

犹太复国主义者同样不高兴。法国人一向反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英法共同控制这一区域不利于犹太人实现他们的目标。魏茨曼等犹太复国主义者更希望巴勒斯坦单独成为英国的保护国，他们认为英国向来“给殖民地（白种）臣民更多自由，任何帝国在这方面都比不上英国”，而法国“一心想让殖民地臣民变为法国公民，抹杀他们的民族认同” ^[6] 。因此，犹太复国主义者决心让英国控制巴勒斯坦，但历史会让他们失望地发现，英国人后来根本不像魏茨曼等人想象的那样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与此同时，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亲眼看到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从1915年开始，妇女和儿童被遣送到叙利亚沙漠，在长途行走中死去，接下来大量强壮男性被迫从事强制劳动，这一过程中亚美尼亚人的死亡人数达到150万。这让伊休夫非常担心：如果奥斯曼土耳其人可以对亚美尼亚人实施种族灭绝，他们有什么理由不对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做同样的事？

一小群犹太人决定主动摆脱奥斯曼帝国对巴勒斯坦的统治。亚伦松家族组织和领导了一个小型间谍网络，其中最重要的情报人员包括亚伦·亚伦松、他的姐妹萨拉和丽芙卡，以及丽芙卡的未婚夫阿夫沙洛姆·费恩伯格（Avshalom Feinberg）。亚伦·亚伦松是一位农学家，因在加利利地区发现了一种古代小麦品种而小有名气。这个团体自称为“尼里” 。

那时，当地出现蝗灾，土耳其人委派亚伦·亚伦松负责控制灾情，这让他获得权限，可以进出该地区的政府办公室和军事设施，他将搜集来的大量情报提供给英国。刚开始英国人还心存疑虑，但后来发现亚伦松很有利用价值。他留在开罗，负责与英国人接头，他的姐妹及兄弟亚历山大和费恩伯格（除了这些核心成员，据不同的估计，该组织还有20—60名成员）负责间谍网络的日常事务。

尼里最主要的活动是为英国提供奥斯曼帝国防御工事、军队驻地、铁路线和水源的信息，方便英国人制订偷袭计划。每两周尼里会将窃取的情报通过密码和信号灯的形式发送给停靠在阿特利特（Atlit，位于海法港南边）岸边的一艘英国海军快艇。后来这艘船没有再回来，他们开始用信鸽传递情报。

正是信鸽葬送了这个组织。1917年9月，土耳其人截获了一只携带密信的鸽子，奥斯曼帝国得到间谍网络的证据。截至1917年秋天，几乎所有尼里组织成员被捕，其中部分人在饱经折磨后出卖了其他成员。部分人被判处死刑，一人在大马士革被公开处以绞刑。

28岁的萨拉在奇科隆雅科夫被捕后遭到严刑拷打，她找借口要回趟家换掉身上沾满血的衣服。为了不让自己招供，她拿起藏在家中的手枪向自己嘴里开了一枪，几天后死去。

尼里的行动恐怕没有对战争结果产生太大影响。但尼里的事迹和萨拉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在伊休夫广为传颂，犹太人将外国势力（首先是奥斯曼帝国，几十年后是英国）赶出巴勒斯坦的决心和勇气由此可见一斑。

在伦敦，哈伊姆·魏茨曼继续为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奔走游说。他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没有官方职务，很多人认为他我行我素，不受纪律约束。但不管是否如此，没有任何人能像他那样近距离接触英国高官，利用各种手段解释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的合理性。

这不是简单的任务。英国外交部大多数人是研究阿拉伯文化的，他们认为阿拉伯人拥有巴勒斯坦的理由更充分，从更务实的角度考虑，英国也不愿意激起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民怨。 ^[7] 但事情突然出现转机，1916年大卫·劳合·乔治当选英国首相。赫茨尔就乌干达问题谈判时，劳合·乔治曾担任代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律师，他和赫茨尔都承认巴勒斯坦和犹太人自古以来的联系，都认为相对于阿拉伯人，犹太人能让这片土地得到更好的发展。他说：“世界四大国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不管是对是错，是好是坏，和现在生活在这片古老土地的70万阿拉伯人的欲望和偏见相比，犹太复国主义扎根于这片土地上的悠久历史中，有客观的现实需要，未来也能为这片土地带来更深刻的变化。我认为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是正确的。” ^[8]

意识到劳合·乔治的上台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魏茨曼迅速接近劳合·乔治和贝尔福（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他还同英国外交部有影响力的外交官赛克斯建立了联系，他称赛克斯是“我们最伟大的发现” ^[9] 。

支持和反对力量都在积极行动。正当魏茨曼努力推进他的计划时，一些英国犹太议员继续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他们担心这会掀起英国和其他地方的反犹主义浪潮，如果阿拉伯人被激怒，出现反犹主义浪潮可能性会变得更大。赛克斯和其他英国外交官员则努力说服其他政府官员让犹太人合法获得巴勒斯坦。

魏茨曼最终获胜。他取得了他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成就——以书信为形式的《贝尔福宣言》。劳合·乔治曾在回忆录中写道，《贝尔福宣言》是对魏茨曼“在丙酮制造上所做的重要工作的奖励” ^[10] 。1917年11月2日，贝尔福给沃尔特·罗斯柴尔德勋爵 写了这封信：

尊敬的罗斯柴尔德勋爵：

我愉快地代表英王陛下政府将下述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志向表示同情的宣言转交给您，这个宣言已经呈交内阁，并为内阁所批准。

“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并将尽最大努力促成此目标实现。但要明确说明的是，不得伤害巴勒斯坦现有的非犹太社团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也不能伤害犹太人在其他国家享有的各项权利和政治地位。”

若您能把宣言的内容通知犹太复国主义联盟，我将向您表示感谢。

亚瑟·詹姆士·贝尔福谨启 ^[11]

距离赫茨尔1897年在巴塞尔建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仅20年，全世界最大的帝国就承认并开始支持这一运动，还承诺尽力促成此目标的实现。如果赫茨尔没有在13年前去世，这个消息一定会让他感到震惊。

虽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但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是一份非常模糊的文件，它说要“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但并没有提到犹太国，没有提供建立“民族家园”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更没有解释犹太人建立“民族家园”如何能不侵犯“巴勒斯坦现有的非犹太社团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宣言没有提供任何地图或定义来界定“巴勒斯坦”的范围。最后，这份文件没有提到的事实是，在宣言发表时巴勒斯坦仍在奥斯曼帝国控制下。虽然英国人有信心很快能控制这里，但当时他们根本就拿不出巴勒斯坦。

不过，对于上面提到的部分问题，我们起码能找到一些模糊的答案。在英国政治领导人中间，确实有在犹太人口占多数的地方建国的意思。 ^[12] 预期的犹太国领土显然很大。约20年后，1937年的巴勒斯坦皇家委员会指出：“要建立的犹太民族家园的土地在《贝尔福宣言》发表时，被理解为历史上整个巴勒斯坦地区”，这意味着包括约旦河两岸，相当于今天的以色列和约旦（参见地图3）。

至于英国还未控制巴勒斯坦的事实，他们认为奥斯曼帝国的灭亡已不可避免，而根据《赛克斯－皮科协定》，英国将很快获得巴勒斯坦。果然，《贝尔福宣言》公布六周后，埃德蒙·艾伦比将军指挥的埃及远征军赶走了耶路撒冷的奥斯曼帝国守军。数百名群众和同英国并肩作战争夺耶路撒冷的战士站在街道两边，目睹了英军隆重的庆祝仪式。出于对圣城的尊重，艾伦比将军步行从雅法门走进耶路撒冷老城。 ^[13]

英国人获得了巴勒斯坦——他们当初可是承诺要把这里给犹太人的。在接下来的31年里，他们将管理这块犹太人祖先的土地，直到1948年5月以色列建国。

伊休夫在继续壮大。1913年在维也纳举行的第十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决定，在耶路撒冷建立一所大学，且在五年内开始建设。 1918年7月24日，《贝尔福宣言》宣布不到一年，数千人聚集在耶路撒冷斯科普斯（Scopus）山参加希伯来大学的奠基仪式。思想生活从一开始就在伊休夫和后来的以色列国处于核心地位。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口又可以重新在全球自由流动，欧洲出现了新一轮反犹主义高潮，在俄国的武装冲突中，10万—20万犹太人被杀害，这引发了新一轮的巴勒斯坦移民潮。第三次阿利亚（1919—1923）中有3.5万人来到巴勒斯坦。亲眼看见战争让欧洲变得满目疮痍后，第三次阿利亚成员积极建设建国前的机构，正是这些机构保证以色列最终能够顺利建国，实现犹太人的主权。这批移民也是《贝尔福宣言》后第一批来到巴勒斯坦的人，他们明白自己的事业已经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

这批移民的涌入帮助犹太人在许多领域取得了技术进步，在水资源技术上取得的成就尤为重要。水是这一地区的稀缺资源，实际上，这一时期英国限制犹太人移民的理由就是声称当地没有足够的自然资源。 ^[14] 因此，对水资源的研究成为当务之急。伊休夫领导人明白，他们不仅要为已经到来的移民提供充足的水资源，还要向英国和全世界证明这片土地能够接受更多的移民，远远超过英国给出的人数。

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实现这个目标并不容易。1880—1914年，犹太复国主义者购买的土地主要集中在西部从海法到雅法的沿海平原，以及东部的耶斯列（Jezreel）和约旦河谷地。这些土地多为荒无人烟的沼泽地。他们建立的第一座村庄佩塔提克瓦就暴发过疟疾疫情，导致俄国的移民－拓荒者不得不离开。同样因为疟疾，哈代拉（Hadera）刚建成的20年里超过半数的居民死去。 ^[15] 但这并没有让移民退缩，两年后他们又回到佩塔提克瓦，抽掉沼泽地的水，在土地上发展农业，将这里建成盛产橘子的果园。大卫·本－古里安在佩塔提克瓦橘子园工作时还感染过疟疾。

基布兹在排干沼泽地和消灭疾病的工作中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这一过程中，德·罗斯柴尔德男爵也发挥了很大作用，他请来埃及工人帮助犹太人为沼泽地排水，消除这里的疟疾，在他们的帮助下，基布兹成员在这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当移民们不断开拓土地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也展现出过人的眼光，他们购买了许多当时看似无法居住的沼泽地，有时不惜重金。面对质疑，曾担任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秘书，后来成为犹太国民基金负责人的梅纳赫姆·乌什金认为，在买地问题上，再高的价格也划算。他说：“巴勒斯坦的地价年年在攀升，如果我们现在不买，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买。”

改造土地的工作进展迅速。1938年，美国农业部派土壤专家沃尔特·克雷·罗德民对欧洲、北非和巴勒斯坦进行调研，他发现与犹太人到来之前相比，伊休夫大幅提高了当地水利技术。罗德民为犹太人取得的成就感到“惊讶”，说这是他此行在全世界看到的“最值得称道”的农业复垦工程。 ^{[16] [17]}

这一时期伊休夫还建立起自己的政治机构。1920年4月19日，经选举产生了“代表大会”（ Ase fat Hanivharim ），这相当于英控巴勒斯坦时期犹太人的议会组织。代表大会中共有314个席位（这也是犹太历史上议员人数最多的时候），延续了赫茨尔时期管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的管理方法，政党通过选票获得相应席位，比如，一个政党能获得30%的选票，就可以在代表大会中获得30%的席位。

1920年选举中没有任何政党得到大部分选票，事实上，不管是伊休夫代表大会还是独立后取代代表大会的以色列议会，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获得过大多数选票。在1920年的选举中，获得最多选票的工党也只得到70个席位，选举产生的代表大会成为伊休夫准政府的议会机构。

伊休夫是如何形成民主传统的？大多数伊休夫移民来自非民主国家，不管是俄国和波兰的犹太人，还是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犹太人，都没有在民主政体下生活过。犹太教也没有明显的民主传统，圣经时期的国王并非通过选举产生，塔木德时期的拉比虽然不是王朝的产物，但也不是民主选举的结果。那伊休夫和后来的以色列为何会有追求民主的愿望？

犹太社团追求民主的传统起源于流散时期。从先祖之地被驱逐到欧洲各地后，他们重新建设自己的社团体系。1580—1764年，位于波兰卢布林（Lublin）的四土地委员会是大波兰、小波兰、鲁塞尼亚（Ruthenia）和沃利尼亚（Volhynia）的犹太权力中心，这个选举产生的议会负责税收、处理同外族社团关系等事务。除了四土地委员会，分布在欧洲各个犹太社团、规模更小的地方委员会也是通过选举产生。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沿袭了这种方式。到20世纪早期，犹太人选举、立法、收税的历史已经有350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传统在完全没有民主环境的巴勒斯坦得到坚持。1948年犹太国建立后，这一制度还改变了来自没有民主积淀国家的移民。的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约有100个新的国家成立（主要是因为各帝国的解体），以色列是少数几个从建国伊始就采取民主体制并一直坚持下来的国家。

1920年4月，就在巴勒斯坦选举产生第一届代表大会的同一天，伊休夫的命运在意大利的小镇圣雷莫（San Remo）也被提上议事议程。在圣雷莫会议上，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商讨如何瓜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他们没有画出具体的地图，而是就总体原则达成一致意见。对伊休夫而言，4月25日召开的圣雷莫会议最重要一点在于，与会代表承认了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将其写入会议决议，还正式将巴勒斯坦交给英国进行委任统治。

犹太人要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不再只是英国人的政策，而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共同立场。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对此非常愤慨，他们用暴力回应，这种反应模式后来频繁出现。1920年在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暴乱中，6名犹太人被杀，一些人受伤。1921年雅法发生的暴乱迅速扩散，最后有40多名犹太人死亡，其中包括约瑟夫·哈伊姆·布伦纳。

讽刺的是，这些暴乱导致以色列国防军前身的产生。早在几十年前，犹太人就建立了自己的防卫组织，1907年成立的秘密安保组织巴尔－吉奥拉（Bar-Giora）是最早的防卫组织之一。和其他类似组织一样，巴尔－吉奥拉是一群犹太人组成的提供有偿安保服务的组织，他们曾为塞杰拉（Sejera，今天叫伊兰尼亚[Ilaniya]）提供安保，本－古里安刚到巴勒斯坦时就在这个定居点的农田里干活。两年后，也就是在1909年，巴尔－吉奥拉解散，取而代之的是规模更大的防卫组织哈绍莫（Hashomer，“守卫者”之意），哈绍莫的覆盖面更广，为犹太人和他们的村庄提供安全保障。这是为巴勒斯坦犹太社团提供有组织的防御的首次尝试。

哈绍莫成员计划取代犹太农场的阿拉伯护卫人员，他们还雄心勃勃地计划将人员安排到乌克兰的哥萨克村庄，以取代那里的护卫人员，但这个计划落空了。 ^[18] 阿拉伯暴力袭击活动当时在不断蔓延。意识到英国人无法保证他们的安全后，伊休夫领导人在1921年创立了用于保护犹太农场和村庄的哈加纳（Haganah，“防御”之意），该组织的职责还包括预防和抵抗袭击活动。在最初成立的几年内，哈加纳组织松散，作用有限。

虽然伊休夫在不断提高防御能力，但在外交上却遇到重挫。1921年，《贝尔福宣言》发表刚过去四年，将宣言写入决议的圣雷莫会议结束刚过去一年，被任命为殖民地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他此前一直被当作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朋友）在没有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盟友商量的情况下，重新绘制了中东地图。 ^[19] 他在本属于巴勒斯坦的约旦河东岸成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外约旦（后来称为约旦）。 ^[20]

面对《贝尔福宣言》和圣雷莫会议取得的成果，犹太复国主义者们认为委任统治地的版图就是未来犹太国的版图，但突然间四分之三的领土被生生拿走，犹太国的面积将远远小于他们先前的预期。他们当时不知道，未来以色列的领土还会继续缩小。

正当丘吉尔在分割委任统治地时，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因为犹太移民的涌入和国际社会对犹太人建国的支持而对伊休夫发起了新一轮攻击。这让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措手不及，他们以前并没有充分考虑阿拉伯人的抵抗运动。阿哈德·哈姆对这一疏忽直言不讳：“我们以前把阿拉伯人看作生活在沙漠里的原始人，是像驴一样愚蠢的民族，既看不到又无法理解身边的事情。但这个判断大错特错。” ^[21]

阿哈德·哈姆从不主张建国，他或许有理由对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能够和平相处抱有希望。但对于那些全力寻求建国的人而言，和阿拉伯人关系的恶化是凶兆。对于两个民族间日益紧张的关系，没有人比泽夫·雅博廷斯基表达得更为直接，1923年他写了《铁墙》和《铁墙之外》两本小册子，主张不能低估阿拉伯人。他们和其他民族一样，同自己生活的土地有着紧密的联系，他写道：

我们当中的和平贩子试图让我们相信阿拉伯人很愚蠢，我们可以通过隐藏自己的真实目的来欺骗他们，他们还试图让我们以为阿拉伯人很腐败，只需要给一些文化和经济上的好处，他们就会放弃巴勒斯坦。我坚决认为这些关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观点是错误的。在文化上，他们落后我们五百年，没有我们所拥有的毅力和决心。但他们和我们一样善于分析人的心理，多个世纪的唇枪舌剑将他们的大脑锤炼得和我们一样敏锐。我们可以向他们解释我们的目标有多么单纯，用甜言蜜语缓和紧张气氛，哄他们开心，但是他们知道我们想要什么，就像我们知道他们不想要什么一样。同我们一样，他们也深爱着巴勒斯坦这片土地，就像阿兹特克人深爱古墨西哥、印第安人热爱在他们的大草原上驰骋一样。 ^[22]

雅博廷斯基说，阿拉伯人绝不会主动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达成任何协议。如果想在巴勒斯坦站稳脚跟，犹太复国主义者必须用铁墙对抗阿拉伯人的暴力：

这并不是说不能和巴勒斯坦人达成协议，但他们绝不会主动达成协议。只要阿拉伯人认为有希望赶走我们，他们就不会放弃，任何甜言蜜语和物质诱惑都无济于事，因为他们不是一群乌合之众，而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只有当他们发现没有任何希望赶走我们，无法在铁墙上打开缺口时，他们才会在关键问题上妥协。只有到那时，他们才会抛弃他们喜欢走极端的领导人，才会抛弃这些领导人“永不放弃！”的口号。

雅博廷斯基又说：“达成协议的唯一方法就是铁墙，我们要在巴勒斯坦拥有不会屈服于阿拉伯压力的强大力量。换句话说，为了在未来达成协议，现在我们要抛弃任何达成协议的想法。” 这席话几十年后成为以色列右翼政治势力的指导精神。

很遗憾，历史证明雅博廷斯基有先见之明。没多久，新的暴力袭击爆发，一个古老的犹太社团被完全摧毁。

耶路撒冷圣殿山的紧张局势已经持续了几个月。1928年9月，犹太人按照犹太传统临时将西墙 划分为两块区域，以便男女教徒在赎罪日分开祷告。作为回应，大穆夫提哈吉·阿明·侯赛尼下令限制犹太人在西墙活动，导致事态进一步升级，这种煽动行为后来反复出现。 ^[23]

阿拉伯人当中开始流传犹太人对圣殿山（阿拉伯语直译为“高贵圣所”，犹太人称之为圣殿山）有阴谋的谣言，还传播了金顶清真寺被损坏的虚假图片， 穆斯林领导人称这些“损坏”是犹太人造成的。 ^[24] 1929年8月23日，一群阿拉伯青年朝希伯伦犹太经学院的学生扔石头。当天晚些时候，一位名叫什穆埃尔·罗森霍尔茨（Shmuel Rosenholtz）的犹太男青年独自一人前往犹太经学院，阿拉伯人冲进经学院将其杀害，在他之后还有几十人在这场暴乱中丧生。

第二天是犹太人的安息日，早上，挥舞着木棍、刀子和斧头的阿拉伯暴徒将希伯伦犹太居民区包围，阿拉伯妇女和儿童朝犹太人扔石头，男人们则冲进去洗劫犹太人家庭，摧毁犹太人财产。许多犹太人受到惊吓，躲进当地拉比家中，阿拉伯暴徒前来和拉比谈判，他们声称如果他能交出所有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本地的中东犹太人社团将被赦免。拉比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被当场杀害。希伯伦暴乱很快蔓延到其他地区，一共有133名犹太人死亡，其中67人死于希伯伦。 ^[25] 几百名犹太人在阿拉伯邻居的保护下逃过一劫，为了救他们，有的阿拉伯人承受了巨大的风险。 ^[26] 但最终，这个400年前由西班牙犹太难民建成的希伯伦犹太社团被彻底摧毁，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犹太社团之一。 ^[27]

基希涅夫惨案从欧洲来到了巴勒斯坦。

面对1929年的阿拉伯人暴乱和整个希伯伦犹太社团被屠杀的悲惨事实，伊休夫开始发展准军事能力。哈加纳一边购买外国军火，一边自主生产武器。哈加纳最终形成20个分支机构，有2.5万名男女志愿者。在较短时间内，哈加纳就从未经训练的军事组织发展成组织良好的地下武装力量。犹太军队开始形成。

当时，哈加纳奉行“克制”（ havlagah ）政策。哈加纳战士只负责保卫犹太居民区。他们尽一切可能避免袭击，在袭击活动出现前不采取任何行动。 ^[28]

随着阿拉伯人袭击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暴力活动增多，“克制”政策越来越受争议。雅博廷斯基在《铁墙》中写道，犹太复国主义应该以暴制暴，伊休夫面临的情况似乎说明他的观点是对的。1931年，一群深受雅博廷斯基思想影响的战士从哈加纳中分裂出来，组建了自己的军事派别。面对阿拉伯人的袭击，他们不再坐以待毙，而是向敌人发起战争。这个组织刚开始叫作哈加纳B，后来改名为“国家军事组织”（Irgun Tzva'i Leumi），一般就叫伊尔贡。 刚开始，大部分伊尔贡成员是雅博廷斯基修正派运动和贝塔尔的成员；雅博廷斯基从被英国人驱逐出巴勒斯坦一直到他1940年去世，都是伊尔贡象征性的最高领袖。

伊尔贡对待使用武力的态度和哈加纳不同。《希望》是包括哈加纳在内主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选定的国歌，歌词从头到尾没有提到战争，但贝塔尔的国歌则反映了雅博廷斯基及其在伊休夫与以色列政治中的追随者的观点和立场，强调在必要时通过战争来拯救犹太民族：

面对每一个阻挠，

不管身处顺境还是逆境，

仍能点燃一团烈火，

升腾起反抗的火焰，

因为沉默是尘土。

为了隐藏的荣耀，

奉献热血与精神，

去死，或者去占领

约德法 、马萨达和贝塔尔高地。

当伊休夫的犹太人逐渐学会保卫自己时，欧洲犹太人却变得越来越无助，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还要惨烈的一场战争即将在欧洲爆发，其残忍程度让基希涅夫和希伯伦事件都黯然失色。犹太民族即将进入犹太史上最黑暗、最恐怖的一段时期。

---

[1] Shmuel Katz， Lone Wolf : A Biography of Vladimir （ Ze'ev ） Jabotinsky （Fort Lee， NJ: Barricade Books， 1995）， p.136.

[2] Edward Grey， Viscount of Fallodon， Twenty-Five Years 1892 — 1916 （New York: Frederick A. Stokes Company， 1925）， p.20.

[3] 赫茨尔在世时，雅博廷斯基也曾向土耳其统治阶级提出建立犹太国的方案，但土耳其人因为担心“更多非穆斯林力量进入中东会成为欧洲干预此地的理由”，拒绝了雅博廷斯基的提议。Anita Shapira， trans. Anthony Berris， Israel ： A History （Waltham， MA: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2）， p.22.

[4] Katz， Lone Wolf ， p.177.

[5] Shapira， trans. Berris， Israel : A History ， p.71.

[6] Jonathan Schneer，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 The Origins of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New York: Random House Trade Paperbacks， 2012）， p.197.

[7] John Bew， “The Tragic Cycle: Western Powers and the Middle East，” New Statesman （August 21， 2014）， http://www.newstatesman.com/world-affairs/2014/08/tragic-cycle-western-powers-and-middle-east[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8] Shapira， trans. Berris， Israel : A History ， p.73.

[9] Cecil Bloom， “Sir Mark Sykes: British Diplomat and a Convert to Zionism，” Jewish Historical Studies ， Vol.43 （2011）， p.142.

[10] Walter Laqueur， A History of Zionism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6）， p.186.许多人都持这一观点，但并非每个人都认为丙酮和《贝尔福宣言》有关系，有的学者认为这只是民间传说。

[11] Arthur James Balfour， “Balfour Declaration” （1917）， The Avalon Project ， http://avalon.law.yale.edu/20th_century/balfour.asp[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12] Shapira， trans. Berris， Israel : A History ， p.73.

[13] Eitan Bar Yosef， “The Last Crusade? British Propaganda and the Palestine Campaign， 1917—18，”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 Vol.36， No.1 （January 2001）， p.100.

[14] Seth M. Siegel， Let There Be Water : Israel's Solution for a Water-Starved World （New York: Thomas Dunne Books， 2015）， p.22.

[15] Martin Gilbert， Israel : A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8）， p.9.

[16] Siegel， Let There Be Water ， p.28.

[17] 罗德民后来将这些发现写入《应许之地巴勒斯坦》一书中，这本书非常畅销。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去世时桌上就摆着这本书，这很可能是罗斯福总统生前阅读的最后一本书。（Seth M. Siegel， Let There Be Water: Israel's Solution for a Water-Starved World [New York: Thomas Dunne Books， 2015]， p.30.）

[18] Anita Shapira， trans. Anthony Berris， Ben-Gurion : Father of Modern Israel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28.

[19] Michael Makovsky， Churchill's Promised Land : Zionism and Statecraf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Kindle Edition， Location 1463.

[20] Martin Gilbert， Churchill and the Jews : A Lifelong Friendship （New York: Henry Holt， 2007）， p.50.

[21] Tom Segev， trans. Haim Watzman， One Palestine ， Complete : Jews and Arabs Under the British Mandate （New York: Little， Brown， 2000）， p.104.

[22] Howard M. Sachar， A History of Israel : From the Rise of Zionism to Our Tim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9）， p.186.

[23] Hillel Cohen， Year Zero of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 1929 （Waltham， MA: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5）， p.xvii.

[24] Jeffrey Goldberg， “The Paranoid， Supremacist， Roots of the Stabbing Intifada，” Atlantic （October 16， 2015）， http://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5/10/the-roots-of-the-palestinian-uprising-against-isr-ael/410944/[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25] Schneer，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 p.375.

[26] Benny Morris， Righteous Victims : A History of the Zionist-Arab Conflict ， 1881 — 2001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1）， Kindle Edition， Location 2481.

[27] Yoram Hazony， The Jewish State : The Struggle for Israel's Soul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p.210.

[28] Daniel Gordis， Menachem Begin : The Battle for Israel's Soul （New York: Knopf Doubleday， 2014）， p.36. Hb/oVdbkI+cJPy3/IyF05hvFmr/MEYbf49EhV8p4lPjg967px2GqM1JY8cXAMpt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