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和语言，没有这两者，犹太人就不成其为一个民族。

——埃利泽·本－耶胡达

在19世纪最后10年，当赫茨尔用德语写作时，英语世界最有名的犹太作家是伊斯雷尔·赞格威尔。这位小说家和剧作家（他还积极参与了维护妇女权益的运动）虽出生于传统犹太家庭，但也离开了传统犹太世界，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者。

他早年许多文章将巴勒斯坦描绘成“荒野”、“布满石头的荒芜之地”、“废弃的家园”和一片“已经沦为废墟”的土地。 ^[1] 但他关于巴勒斯坦最著名的表述还是“一块没有民族的土地，等待着一个没有土地的民族” 。

这个表述当然不全对，却也不全错。巴勒斯坦当时已经有人居住，但这些人的生活方式和欧洲人的预想完全不同。虽然奥斯曼帝国从1517年开始就控制了巴勒斯坦，但并没有发展这一地区：

松散地分布在贝鲁特省和叙利亚省之间，19世纪早期巴勒斯坦的行政管理体系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几个世纪来土耳其人对这里不闻不问，管理十分混乱。当地帕夏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当地40万居民（1840年数据）常年生活在贝都因强盗团伙的恐惧下。贸易基本上没有。 ^[2]

虽然管理混乱，民众缺少身份认同，但这片土地并非荒无人烟，而是生活着几十万人，其中大部分为阿拉伯人。 ^[3] 大部分时间，他们分布在这一地区七八百个村庄里，过着乡村生活。他们大多数是封建制度下为土地所有者出卖劳动力的佃农，但也有人生活在加沙、希伯伦、海法等城镇。虽然阿拉伯民族认同还没有形成，但已经可以感到两个民族间的敌对情绪。早在1891年，一些富有的阿拉伯人就对奥斯曼当局施压，要求他们阻止犹太难民在巴勒斯坦定居，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该地区的“阿拉伯属性”将被改变。 ^[4]

19世纪70年代末，大约有2.7万犹太人生活在巴勒斯坦，他们主要集中在耶路撒冷，这座城市大部分人口为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很贫穷，但非常虔诚。他们和社团外的人联系很少，主要经济来源依赖哈卢卡制度（ halukka ，“分配”之意），这项制度从流散地收集钱财，发放给学者、寡妇、孤儿和其他需要经济支持的犹太人。当地犹太人过着一种脱离现代社会的简单生活，但当地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对这种生活方式习以为常。

谁也没有想到，改变巴勒斯坦简单生活方式的居然是欧洲的反犹主义。欧洲犹太人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许多人逃离欧洲，部分犹太人选择移民巴勒斯坦。

在乌托邦小说《新故土》中，赫茨尔描绘了犹太人如何促进巴勒斯坦的发展。他相信阿拉伯人会张开双臂欢迎犹太人的到来。不知是过于理想化还是过于天真，赞格威尔也认为欧洲犹太人的到来对每个人都有好处。1903年在一篇名为《锡安，我的帮助从何而来？》的文章中，他说，犹太人将重新获得这片土地，把它建成现代化的繁华之地，这样一来，欧洲犹太人找到了自己的家园，当地居民也能从经济发展中受益。

但欧洲犹太人将在这遇到他们当时基本无法理解的一种文化：

如果认为苏丹及其政府在按照欧洲人所理解的政府和行政体制管理这片区域，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在奥斯曼帝国，部落、宗族、教派和城镇才是当地人最为认同的政治实体，这让欧洲人感到非常不解，欧洲人现代公民和国籍的概念在奥斯曼政治环境下根本不适用。 ^[5]

犹太复国主义者从欧洲带来的民族和公民的概念将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已有的部落、宗族等当地体系产生冲突。同样，欧洲犹太人发现自己和那些在巴勒斯坦过着与世隔绝生活的犹太人也关系紧张。那些犹太人不但反对现代性，还反对将现代元素带到中东的欧洲犹太人。可以说，当地人和外来者对国家和社会抱有的不同理念、对荣誉和记忆的不同感受以及许多其他方面的难以沟通，成为后来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长期冲突的重要原因。

第一次犹太移民潮中来到新伊休夫的人，大多不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这些犹太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逃到巴勒斯坦，和当时逃到北美的几百万犹太人没什么区别。他们大多是俄国人，想远离暗无天日的欧洲，找个地方过简单安稳的生活。当然，他们其中也有人一心为犹太人的未来着想，希望能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全新的犹太社会，不少人还希望这个新社会能够体现当时在俄国流行的社会主义理想（社会主义之父卡尔·马克思1883年去世，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他们觉得新的犹太生活只有在先祖之地巴勒斯坦才能实现。

第一次犹太移民潮也称为第一次阿利亚 ^[6] ，它开始于1882年，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1903年。这一时期，帮助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后来叫以色列）的各种海外组织开始形成，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团体都成立于1882年：一个是在平斯克帮助下成立的“锡安热爱者”，另一个是一小群大学生（“比卢伊姆”）组成的“比卢” ^[7] 。后者虽然人数很少，取得的成就也不大，但因为充满激情而成为传奇，盖代拉（Gedera）就是他们当年建立的定居点。

欧洲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大量涌入引起了当地犹太人（旧伊休夫）的警惕。旧伊休夫犹太人信仰虔诚，只听从自己的拉比。新伊休夫的意识形态极端世俗，在旧伊休夫眼中几乎就是异类，甚至是对神的亵渎。

伊休夫中至少有一位核心人物希望弥合两个群体之间的分歧，他就是亚伯拉罕·以撒·库克拉比。库克拉比出生于1865年，1904年（赫茨尔去世那年）移民巴勒斯坦时已经是一名广受尊敬的学者。作为虔诚的正统派犹太教徒，他当然不认可新伊休夫反对宗教和极端世俗的生活方式与哲学，但他也不愿意全盘否定他们。比亚利克等人对传统犹太教提出严厉批评，认为它对犹太人造成不良影响，对此库克拉比当然不同意，但他也承认犹太传统生活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他认为“许多年轻人之所以不尊重权威，是因为他们的视野超越了权威，而宗教人士没能提供与他们的道德激情相匹配的教育，这是他们困惑、痛苦和愤世嫉俗的根源。他们的反抗恰恰说明他们‘渴望思想和理性，并想拥有更为丰富和鲜活的体验’” ^[8] 。不同于同一时代大多数拉比，库克拉比不愿意简单地把新伊休夫视为叛教者，他认为这些拓荒者“心中充满了爱、正义和力量，拉比的任务是让这些人重新认识自我。精神领袖们不应当压制这些年轻人，而应该用他们最不屑（哪怕有理由不屑）的《托拉》来赋予他们力量” 。

通过库克拉比的不懈努力，人们找到了一座连接这两个看似完全不同世界的桥梁。库克表面上非常传统，和那些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无是处的老派犹太人简直一模一样。但不同于那些拉比，库克为拓荒者和新伊休夫的思想热情所倾倒。“有一次走过田野时，他突然指着远处说：‘看啊，一头犹太牛！’还有一次，在前往里雄莱锡安（Rishon Le-Zion）的路上，他对一位旅伴说：‘我愿意亲吻这片土地上的每块石头，甚至路上的骡子。’”

1935年去世时，库克拉比留下了一笔深邃的思想财富，有人希望可以用它来为不同的社团搭桥——这些沟通工作绝大多数仍未展开。一代人过后，他的儿子兹维·耶胡达·库克将成为以色列最有激情的理论家，在一些人看来，这个儿子还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

复活希伯来语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早期另一个革命运动。如果说西奥多·赫茨尔是政治犹太复国主义之父，阿哈德·哈姆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精神方面的开先河者，那么埃利泽·帕尔曼（后来改名为埃利泽·本－耶胡达，意思是“犹大之子埃利泽”）就是现代希伯来语之父。犹太复国主义包含很多方面，它让犹太人重新成为历史舞台上的重要角色，让一个古老国家重新屹立于世界。由于本-耶胡达的努力，希伯来语这个犹太人最早用来定义自己身份的圣经语言也得到复活。

本－耶胡达的成长背景和许多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以及哈斯卡拉运动的知识分子非常相似。他也出生于正统犹太教家庭，后来发现自己对世俗的犹太复国主义更感兴趣。他没有像比亚利克那样成为诗人，让他着迷的是如何让古老的希伯来语适用于现代散文和日常对话。他曾经在巴黎大学学习，在那里见证了法语对法国民族主义产生的深远影响，他认为犹太民族主义也需要自己的语言。1880年，他在给未来妻子底波拉的信中写道：“我已决定……为了拥有我们自己的土地，过上自己的政治生活，我们需要共同的语言，这就是希伯来语。但我们不需要拉比和犹太学者所使用的希伯来语，而必须创造出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现代希伯来语。” ^[9]

1881年，本－耶胡达和妻子来到以色列地后，他们家只说希伯来语，孩子们也不例外。他们不允许孩子和其他人说任何其他语言，由于基本上没有其他人说希伯来语，他们的孩子只能和家人说话。从这个角度看，同赫茨尔等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相比，本－耶胡达的革命热情有过之而无不及。

逐渐，本－耶胡达在这场语言战斗中找到志同道合者。他和一小群希伯来语爱好者们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创作希伯来语文学作品。作家人数少，但社会影响力极大；在这种氛围下，他们不但被视为艺术家，更代表着犹太民族复兴运动的声音。

本－耶胡达的革命热情还表现在他邀请无数女性在他创办的各种期刊上发表希伯来语作品。他认为，女性在这方面能发挥独特的作用，能够“让已死、遭人遗忘、古老、单调、死板的希伯来语变得富有感情、温柔、灵活、微妙” ^[10] 。伊休夫远远不是男女平等的社会，但第二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通过了允许女性投票和竞选的决议，伊休夫也早早有了舞文弄墨的女性。

虽然伊休夫的知识精英们热情高涨，但对于普通犹太移民来说，希伯来语并没有那么重要（赫茨尔甚至怀疑希伯来语能否成为犹太国的语言 ^[11] ）。早期来到巴勒斯坦的拓荒者们面临诸多困难，对掌握这门语言缺少热情情有可原。大多数人更愿意使用东欧犹太社团的意第绪语，雅法上演的意第绪语戏剧总能吸引很多观众，他们能轻松地听懂戏剧，更好地享受闲暇时光。在语言问题上，革命精英和普通大众出现分歧，希伯来语作家一心创造高雅文化，移民急需在艰苦的体力劳动后得到放松，不愿再费脑力。

除了普通大众缺乏热情，本－耶胡达和他的同伴们还要面对另一个障碍。对犹太教徒来说，复活希伯来语和犹太复国主义同样错误，希伯来语是圣经、《密释纳》（第一部最重要的拉比文献）和祈祷书使用的神圣语言，他们认为犹太人在日常事务中使用希伯来语是亵渎这种神圣语言。本－耶胡达创造新希伯来语词汇遭到他们无情的批评，他们向他的办公室扔石头，向奥斯曼政府举报他，本－耶胡达还因此坐了一段时间牢。后来，宗教领袖将他逐出犹太教。1891年，本－耶胡达第一任妻子底波拉死于肺结核，宗教人士不同意将她埋葬在阿什肯纳兹 犹太人的公墓。底波拉死后，本－耶胡达娶妻子的妹妹为妻。

宗教社团对本－耶胡达的攻击有自己的逻辑。实际上，和比亚利克等人一样，本－耶胡达明确表示，犹太复国主义是对耶路撒冷宗教人士所代表的那个犹太世界的反抗。乌干达事件后，他写道：

这些“锡安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那些支持在乌干达建国的人背弃了我们的整个历史，这种说法太拙劣，简直是天大的笑话！这些自己背弃历史的人居然指责别人背弃历史！我可以告诉大家，唯一没有背弃历史的人是“罪恶调查委员会”的成员[耶路撒冷反对本－耶胡达的宗教人士]，我们每个人都背弃了历史，这正是我们的光荣和伟大之处！ ^[12]

从许多方面说，本－耶胡达是位独行者，不但宗教人士奚落他，一些致力于复活希伯来语的人也瞧不起他，甚至“包括阿哈德·哈姆和比亚利克在内的文化民族主义者也认为他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语言机器，虽然他们都没有他那种白手创造希伯来语词汇的能力” 。

但本－耶胡达逐渐在伊休夫中赢得了许多支持者。正统派犹太机构先是没能阻止欧洲犹太人加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现在又没能阻止希伯来语的复兴。本－耶胡达不但复活了这门语言，还让整个民族开始说这门语言。1922年12月他在耶路撒冷去世，大约三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伊休夫官方为他哀悼了三天。

就像欧洲一样，在巴勒斯坦，文学也将成为犹太人畅想未来的平台。很快，希伯来语文学成为犹太人想象新家园的途径，人们通过这一媒介表达犹太复国主义生活中的矛盾与分歧。作家和诗人在塑造伊休夫和以色列建国后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将扮演核心角色。

伊休夫最早的希伯来语文学作品出自泽夫·雅维茨之笔，他于1887年移民巴勒斯坦。他发现那些移民没有努力重塑犹太人身份，为此惴惴不安，于是提笔讨伐这些人，认为他们没有意识到移民来巴勒斯坦应该出于革命激情。在一篇小说中，他对比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犹太人：一种是流散地犹太人，他称之为“游客”；另一种是拓荒者，他称之为“居民”。 ^[13] 他的偏好不言而喻。流散地犹太人穿得过于正式，身体虚弱，一心贪图享乐，只在意自己的容貌，他的“胡须被精心修剪，嘴唇上还留有八字胡……他把提包放在大腿上，手上拿着弯曲的手杖和有褶裥花边的太阳伞……但是他看上去绵软无力，脸色苍白” 。

在雅维茨的小说中，流散地犹太人怕弄脏裤子，不愿和拓荒者中的男女老少一起坐在地上欣赏美景。不同于“游客”，“居民”接地气又积极向上，他穿着阿拉伯风格的简装，手拿自卫的武器（而不是手杖），骑着白马。他健康、自信，对生活充满激情。他是比亚利克所说的新犹太人，遇到集体迫害绝不会躲在酒桶后。这位新犹太人决心与充当受害者的历史决裂，将命运的主导权牢牢握在自己手里。多亏了雅维茨，对新犹太人的文学讨论从欧洲移到巴勒斯坦，从流散地移到蓬勃发展的伊休夫。

除了雅维茨，对伊休夫产生深远影响的作家还有很多，另一位闻名伊休夫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作家是撒母耳·约瑟夫（沙伊）·恰奇克斯，他是库克拉比家的常客。和许多新伊休夫成员一样，他对流散地的犹太教传统怒不可遏；但和许多人一样，他一生深爱着犹太经典，不愿意放弃这笔宝贵的财富。在恰奇克斯看来，库克拉比指明了一条将两者结合起来的道路，在认识库克后不久，他创作了短篇小说《弃妇》（ Agunot ），讲述了一群因丈夫拒绝宗教离婚而囚禁在不幸婚姻中的女人。他用新取的笔名沙伊·阿格农发表了这一作品。 ^[14] 1966年，他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以色列人。

在雅维茨笔下，“接地气”的拓荒者在新家园的泥尘中过得很舒坦，但亲身经历这种生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有点莽撞的年轻人带着丰富的理想来到巴勒斯坦，但他们没有任何农业技能。他们建立社会主义农业定居点的乌托邦理想几乎立刻就破灭了，不得不想尽办法寻找一切可得的经济资助。

和几十年后以色列建国后的情况一样，伊休夫所需的大部分资助来自流散地犹太人，其中最著名的慈善家是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男爵。男爵捐出大量财产用于购买定居者所需的一切，包括房屋、设备和牲畜等，人们很快称他为“那位捐助者”。截至世纪之交，他捐助的资金总额达到600万美元，按现在的价值计算相当于1.5亿美元。

罗斯柴尔德还被称为“莫沙夫教父” ，他派欧洲农业专家到巴勒斯坦帮助新移民，并在那里购买总面积达到200平方英里的土地，在这些土地上建立了约40个村庄。从最北部的梅图拉（Metulla）到南部的马兹凯雷特巴特亚（Mazkeret Batya，即以革伦[Ekron]）都有罗斯柴尔德资助的社区。此外，里雄莱锡安、罗什平纳（Rosh Pina）、奇科隆雅科夫（Zichron Yaakov）等这类如今重要的城镇也得到他的资助。因此，他的资助对象不仅包括各种形式的农业社区（莫沙夫和基布兹），还包括城镇。仅1880—1895年间，在他的资助下就建立了30多个这类社区。截至1937年，巴勒斯坦大约有160个村庄，罗斯柴尔德资助了其中三分之一（参见地图2）。

犹太人购买土地虽然合法，但引起了奥斯曼帝国和当地阿拉伯人的警惕，他们知道犹太人想在巴勒斯坦获得立足之地，奥斯曼帝国开始限制犹太人活动。早在比卢成员到达巴勒斯坦前，当地土耳其官员就宣布禁止敖德萨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这个政策显然是针对比卢成员，因为该组织位于敖德萨）。1856年，奥斯曼帝国通过了允许外国人在帝国内购买土地的法律，但1881年奥斯曼政府开始禁止犹太人和基督徒购买土地，这条禁令一直持续到帝国解体。同年，奥斯曼政府还宣布，允许犹太人移民奥斯曼帝国，但巴勒斯坦除外。

这些禁令没能阻止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购买土地，“中央政府对外国人购买土地的立场很模糊，态度还不断变化；法律法规在表述上也不清晰，能够作出不同的解读；奥斯曼帝国各级行政体系非常腐败，普遍收受贿赂”。也就是说，犹太人仍然可以通过合法手段购买土地。 ^[15] 伊休夫充分利用了这些机会，旧伊休夫的犹太人精通阿拉伯语，对奥斯曼文化和政府也了如指掌。通过这些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者能够巧妙地利用奥斯曼腐败的官僚体系。连赫茨尔也不能免俗，他就不得不通过贿赂获得面见苏丹的机会。

没有罗斯柴尔德的资助，伊休夫这些新团体可能根本无法生存下来，但罗斯柴尔德和拓荒先驱们经常发生矛盾，年轻的移民者充满理想主义热情，他们认为使用罗斯柴尔德的财富影响到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实现。从罗斯柴尔德的角度看，许多劳动者似乎感觉这些资助是他们应得的，这让他很失望。当他派当地管理者监督这些人时，年轻的移民就更无法接受了，他们认为自己好不容易逃离了资产阶级的剥削，这些人的魔爪现在又伸到他们的新家园。

几十年后，以色列和流散地资助者们也存在这样的矛盾，特别是在以色列外交政策和宗教多元性问题上，流散地犹太人（特别是美国犹太人）最善意的行为有时也让以色列人非常反感，认为“富裕的流散地犹太人胡乱干预”。

第一次阿利亚总共将两三万犹太人带到巴勒斯坦，但其中60%—90%的人几年后又选择了离开。对于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年轻移民来说，来到先祖之地后的生活既振奋人心，又令人沮丧，他们带着宏伟的计划来到这儿，结果得靠别人的资助过日子。来之前，很多移民想象这里是沐浴着阳光的宁静之处，但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反差太大，当他们踏上这片土地，看到脏乱的雅法港散发着恶臭，拥挤的人群中不时有人随地吐痰，他们第一次明白，新家园的生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许多人选择了离开，留下来的人也发现他们的梦想和能力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与此同时，欧洲的情况也让他们很失望，特别是1903年乌干达方案被提出来后，他们不禁问自己，如果欧洲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不在乎巴勒斯坦，甚至准备放弃这片土地，那他们在此辛苦劳动的意义何在？

虽然充满自我怀疑，但早期拓荒者远比自己想象的要成功。他们没有明确意识到，正是他们的努力为将来的移民铺好了道路，为社区的建立打下了基础，未来这些地方都将成为以色列的村庄和城市。可能最重要的是，他们是最早将赫茨尔的愿景转变为现实的人。

在基希涅夫集体迫害及乌干达方案提出和否决后不久，第二次阿利亚（1904—1914）开始。在此期间，有大约4万犹太人来到以色列地，他们大多来自东欧。这次移民潮对巴勒斯坦正在蓬勃发展的犹太社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在加利利湖以南建立了第一个基布兹德加尼亚， ^[16] 建立了第一个犹太自卫组织，还在雅法郊区建立了日后的特拉维夫。这批移民将成为以色列好几代人的榜样。这一时期，许多伊休夫领导人还将成为建国早期重要的政界和军界人物。

同先前的移民一样，这些先驱的生活也很困难，他们也充满怀疑。同第一次阿利亚一样，第二次阿利亚期间，人们也在文学作品中生动描述了他们所经历的困难。

这一时期最伟大的希伯来语作家之一是约瑟夫·哈伊姆·布伦纳。他出生在乌克兰小镇一个贫困的犹太家庭，曾在波切普（Pochep）的犹太经学院学习。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其他人一样，他对世俗文化深感兴趣，特别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作品。但战争中断了他的学术发展道路，1901—1904年他在沙皇军队中服役，日俄战争爆发后逃到伦敦，在那一直生活到1908年。伦敦的生活也没有给他安定感，1909年他移民巴勒斯坦。在这里，他引领了新一波现代希伯来语文学，成为伊休夫著名知识分子之一。

布伦纳富有激情，但思想复杂。他矛盾的心态很能代表随后几十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特点：他积极参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但同时是个没完没了的悲观主义者。他致力于在巴勒斯坦创立新的希伯来文化，有时又觉得他自己虽然怀抱理想，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所作所为没有一点理想主义色彩。他说，流散只是被转移到以色列地而已。 ^[17]

在很多方面，他是“饱受折磨的希伯来文学的世俗的圣人” ^[18] 。布伦纳是欧洲宗教世界的产物，却又被启蒙运动深深吸引。他这种人正是库克拉比苦苦寻找的，库克拉比试图让这类人接受他的新宗教观。

但和伊休夫早期作家与思想家一样，虽然内心充满了痛苦的挣扎，但布伦纳并没有成为库克拉比的信徒，他“像一位没有情感的苦行者，对犹太人面临的困境和所处时代的精神危机拥有非常透彻的洞察，这使他不可能倒向库克拉比对他及其同代人的反叛和渴望所持有的神秘的神正论见解。”他这样评论库克拉比：“有时，在库克拉比关于咆哮而沸腾的民族灵魂的某些话语中，人们能感受到他像是一个被暴风雨卷起波澜的水洼。”

这就是当时犹太复国主义所处的时代，一群充满激情的灵魂迫切希望犹太民族得到重生，他们痛苦地站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是传统的旧世界，另一个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新世界。决心创造新社会的理想主义者在巴勒斯坦撞上了残酷的现实，旧伊休夫和新伊休夫同在，探索者和建设者并存。这是美好而动荡的时代，既拥有巨大的可能性，也潜伏着许多危险。

犹太复国主义将要建立的国家对这类张力也会有很多反映。

布伦纳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有时非常悲观，在1911年一篇名为《精神病》（ Atzabim ）的短篇小说中，他明确表达了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未来的担忧，主角对叙事者讲述了他到巴勒斯坦的经历，思考这到底有没有意义。主人公最早从乌克兰来到纽约，在一家缝扣子的血汗工厂工作，为了追求美好的未来，他坐船来到巴勒斯坦，但他发现这里的生活依旧辛苦，唯一的区别是以前缝扣子，现在摘橘子。此前，锡安是个美丽的梦想，现在看来，这只是不理智的冲动，是“犹太人精神病”发作的症状。

并非只有布伦纳一人担心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前景。作为第二次阿利亚的移民，大卫·本－古里安（后来成为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感到第一次阿利亚的移民已经向现实妥协。他说：“第一次阿利亚的先驱成为投机倒把者，他们利用民族的希望和年轻人的理想赚钱，将流散地的偶像带到了即将得以重建的圣殿，这些‘偶像崇拜’是对建国理想的玷污。” ^[19] 本－古里安这话说得有些重，也不尽客观，但它体现了犹太人深刻的自我审视和自我批判，伊休夫和后来的以色列国也善于这种自我审视和自我批判。

布伦纳虽然思想复杂，但他可能是第二次阿利亚中最大的文化偶像，他的作品仍被奉为经典，提出了不少直到今天以色列人还在努力解决的问题。如果他活得更久些，一定能取得更大成就，但在1921年的雅法暴乱中，他被阿拉伯暴徒杀害。

第二次阿利亚留下了两笔对犹太国影响深远的遗产：一是现代希伯来语的复活与全面使用，二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标志性制度基布兹的诞生。

基布兹运动主要靠犹太国民基金从奥斯曼帝国购买的土地而蓬勃发展起来，它带有强烈的社会主义理想，强调集体责任和A.D.戈登提出的在土地上劳动的观念。从俄国带来的集体主义原则成为早期移民为以色列国家精神做出的最伟大的贡献。在基布兹，平等被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所有的东西都由集体成员共同分享与承担，包括食物、利润和守护领土的责任。在基布兹的集体主义原则面前，连核心家庭也变得次要了；孩子由集体而不是由父母抚养，他们睡在基布兹的儿童之家而不是父母家。

这种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丰富的集体生活体现了先驱带来的社会和经济理念。晚上，所有基布兹成员会聚集在餐厅，讨论公共事务和基布兹思想。大多数基布兹明显是世俗的，其成员相信，通过体力劳动，他们能够成为比亚利克、戈登等许多人在几十年前描绘过的新犹太人。

当然，基布兹也为这种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付出了代价。基布兹运动早期受到俄国革命的启发和影响，但后来由于斯大林的行为，共产主义形象不再那么完美，面对这些问题，基布兹内部出现分歧。许多夫妻由于政治观点相左而分开，许多家庭因此破裂，而受害者是无辜的孩子。

早期基布兹运动还出现了另一个连后来以色列社会也无法逃避的问题：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冲突。很多革命运动会面临这个冲突，犹太复国主义也不例外。在以色列民间，最能体现这种冲突的是拉亥尔·布劳斯坦·塞拉，她的笔名是“女诗人拉亥尔”（Rachel HaMishoreret）。

大家都称她拉亥尔，她年轻时移民巴勒斯坦。1919年，29岁的拉亥尔来到德加尼亚的基布兹，抵达后不久就患上肺结核，可能是此前在俄国旅行时感染上的病毒。考虑到其他成员的健康，基布兹强迫她离开。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她四处漂泊，生活拮据，1931年病逝于疗养院。虽然早早离开了人世，但直到今天，她的诗歌还在以色列学校中传颂，成为民族文化的瑰宝。她在诗歌中表达了自己对基布兹生活的怀念和被集体匆匆抛弃的痛苦。 ^[20] 她最著名的诗歌《也许》表达了她对基布兹的眷恋之情，将近一个世纪后，这首诗还经常被以色列人诵读：

也许从来不是如此。

也许

我从来没有很早醒来就下地

额角汗津津地去劳作。

也从来没有在收获季节

那漫长、灼热的日子

站在装满稼禾的货车顶上，

放开喉咙高歌一曲。

也从来没有洗澡净身

在加利利湖那平静

湛蓝的湖水中。

啊，我的加利利湖啊，

你是否真在那里？还是我在做梦？ ^[21]

那些献身集体事业的人就不能从集体中获取一些回报？集体就那么重要？难道新犹太人对保护个人——哪怕这样做会危及集体——就没有一点责任？

拉亥尔的诗歌让人同时注意到这种理想主义激情的丰厚和危险。尽管如此，作为一种先驱性建国精神的体现，基布兹运动在20世纪30年代还是迅速发展。集体主义理念和国家理念逐渐融为一体，密不可分，“1934年，一个年轻拓荒者离开基布兹只是背叛了朋友和组织，但1937—1939年，他这样做会觉得自己还背叛了国家” ^[22] 。

虽然发展势头很好，但实际上伊休夫只有一小部分加入基布兹，即便在基布兹运动的顶峰时期，1947年基布兹人口也只占到伊休夫人口总数的7%。虽然人数不多，但该运动对后来以色列社会的影响非常大。 许多以色列领导人都来自基布兹，没有生活在基布兹的人也认为基布兹代表着这个国家开拓进取的精神。许多基布兹有意建在危险的边境地区，后来在以色列的长期战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基布兹中也因此形成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20世纪60年代，生活在基布兹的以色列人只占全国人口的4%，但有15%的议员来自基布兹。在六日战争中，“基布兹成员的伤亡率接近全国平均伤亡率的五倍，将近五分之一的阵亡士兵来自基布兹，将近三分之一的阵亡军官是基布兹成员” ^[23] 。如果以色列在建国后几十年存在一个制造爱国主义精神的“工厂”，那么这个工厂非基布兹莫属。

很多新移民对于创造犹太模式的社会主义理想社会充满热情，但也有人非常怀念欧洲的城市生活。少部分人住进已有的阿拉伯城市，但那里的居民区中东特色过于强烈，和他们已经习惯的欧洲生活完全不同。面对这个问题，约60位谦逊的专业人士决定在雅法北部建立第一个“犹太郊区”。不同于古老的港口城市雅法，他们希望建造“一个‘干净、漂亮和健康的地方’。如果从欧洲的隔都跑出来再住进中东的隔都，那似乎不对劲，简直有点‘反犹太复国主义’了” ^[24] 。

1909年，特拉维夫诞生。“特拉维夫”是赫茨尔乌托邦小说《新故土》的希伯来语翻译。 ^[25] 对这个几十年后将成为世界级城市的郊区，人们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把它建成“农庄，而是……一座城市，效仿了许多他们熟悉的欧洲城市。有人想把它建成巴勒斯坦的敖德萨，还有人想把它建成地中海边的维也纳” 。人们希望特拉维夫成为犹太复国主义高雅文化的沃土，比亚利克和当时许多著名的作家都选择在这里安家。复活希伯来语的计划也在这里奏效，“到1930年，市政学校中有超过1.3万名儿童能说希伯来语” 。

特拉维夫最终成了“第一座说希伯来语的城市”，现在听起来平淡无奇。但任何地方的任何一座城市能够成为“说希伯来语的城市”，其实都是有时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革命的副产品，也是第二次阿利亚中充满理想主义热情的移民的功劳。本－耶胡达的成功在于：

得到了具有钢铁意志的犹太复国主义移民的支持，特别是第二次阿利亚期间的移民。客观地说，让这些平时说意第绪语或俄语的犹太人在家里和田野中使用希伯来语，对他们来说苦不堪言，他们本能地想在劳动之余好好放松。但就像面对巴勒斯坦生活中其他困难一样，他们勇敢地接受了这一挑战。大多数投身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农民和工人已经完全接受了本－耶胡达的观点：除了汗水和鲜血，一个民族同样需要自己的语言。 ^[26]

文学在伊休夫也得到发展。这里涌现出知识阶层、出版行业和如饥似渴的读者，在这个地区堪称前所未有。特拉维夫（连同其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文学精英）很快变为“第二个莱比锡”，莱比锡是欧洲的希伯来语出版中心。 ^[27] 复兴希伯来语不再是一小部分受革命激情鼓舞的理想主义者的事业。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和巴勒斯坦希伯来语教师联盟创始人梅纳赫姆·乌什金评论说：

儿童在乡村学校能学到多少基本语法知识……能学到多少历史和科学知识并不重要。但他们必须学会这些：成为强壮、健康的村民，热爱周围环境，热爱体力活，以及最重要的是成为全身心热爱希伯来语和犹太民族的村民。 ^[28]

伊休夫在文化上的追求远远不止于希伯来语和特拉维夫。在1897年的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兹维·赫尔曼·沙皮拉敦促在巴勒斯坦建立一所大学，让教育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重中之重。1903年伊休夫成立教师协会，这明确表明教育将在伊休夫和后来的犹太国中发挥核心作用。

几十年后，以色列将诞生许多诺贝尔奖得主，并获得“创业国度”的美称，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几千年来犹太人对教育的强调，而犹太复国主义革命从一开始就倚重教育。

头两次阿利亚中的理想主义者和普通移民给伊休夫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虽然很多人最终离开了巴勒斯坦，而留下来的人生活困苦，但正是这些留下来的人建立了最早的犹太定居点，发起了基布兹运动，复活了希伯来语，建成了第一座说希伯来语的城市特拉维夫，后来还成立了用“新”语言表演节目的剧院，出版了各种书籍。

这些是为实现赫茨尔和阿哈德·哈姆的梦想而迈出的第一步。虽然通往建国的道路还很漫长，但犹太人已经开始建造基础设施，这最终会创造出赫茨尔急切渴望建立的那个国家。这第一步还让人想起阿哈德·哈姆关于巴勒斯坦应该成为犹太人的文化中心的信念，因为除了建造基础设施和为政治主权奠定基础，犹太人几千年来第一次可以看到、听到和感受到什么是犹太社会。它意味着有自己的语言、文学和独特的生活方式。

自古罗马人流放犹太人以来，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帮助下，犹太人第一次隐隐约约看到了一个重生的犹太民族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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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ani A. Faris， “Israel Zangwill's Challenge to Zionism，”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 Vol.4， No.3 （Spring 1975）， p.81.

[2] Howard M. Sachar， A History of Israel : From the Rise of Zionism to Our Tim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9）， p.23.

[3] Anita Shapira， trans. Anthony Berris， Israel : A History （Waltham， MA: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2）， p.28.

[4] Benny Morris， 1948: The First Arab-Israeli War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6.

[5] David Fromkin， A Peace to End All Peace : The Fall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New York: Henry Holt， 2009）， p.36.

[6] 每次移民潮叫一次“阿利亚”（ aliyah ，复数为 aliyot ），希伯来语字面意思是“上升者”。因为犹太宗教经典中总是把去以色列地表达为“上升”去以色列地。

[7] 比卢 （Bilu） 是希伯来语中“雅各之家，让我们上行”的简写。希伯来语为 “beit ya'akov lechu ve-nelcha ”。（以赛亚书2：5）

[8] Yehudah Mirsky， Rav Kook : Mystic in a Time of Revolu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59.

[9] Sachar， A History of Israel ， p.82.

[10] Yaffah Berlovitz， Inventing a Land ， Inventing a People （Tel Aviv: Hotza'at HaKibbutz HaMeuchad， 1996）， p.55[In Hebrew].

[11] Theodor Herzl， trans. I. M. Lask， The Jewish State （Tel Aviv: M. Newman Publishing House， 1954）， p.134.

[12] Mirsky， Rav Kook ， p.54.

[13] Berlovitz， Inventing a Land ， pp.18—19.

[14] Mirsky， Rav Kook ， p.66.

[15] Ruth Kark， “Changing Patterns of Landownership in Nineteenth-Century Palestine: The European Influence，”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 Vol.10， No.4 （1984）， pp.357—384.

[16] 不同于许多传统拉比，库克拉比有时会来到完全世俗化的社区为那些被当地阿拉伯人谋杀的犹太人主持葬礼。库克曾和其他人在海法附近的梅哈维亚（Merhavia）为两位犹太人主持葬礼，其中一名死者是来自德加尼亚的摩西·巴尔斯基，他在为朋友撒母耳·达扬拿药时遇害。为了纪念他，撒母耳给他第一个孩子（也是最早出生在德加尼亚基布兹的孩子之一）取名为摩西·达扬。（Yehudah Mirsky， Rav Kook: Mystic in a Time of Revolu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p.84.）

[17] Nurit Govrin， Roots and Tops : The Imprint of the First Aliyah in Hebrew Literature （Tel Aviv: Papyrus and Tel Aviv University， 1981）， p.43[In Hebrew].

[18] Mirsky， Rav Kook ， p.68.

[19] Shapira， trans. Berris， Israel : A History ， p.46.

[20] Tali Asher， “The Growing Silence of the Poetess Rachel，” in Ruth Kark， Margarit Shilo， and Galit Hasan-Rokem， eds.， Jewish Women in Pre-State Israel : Life History ， Politics ， and Culture （Waltham， MA: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08）， p.245.

[21] Rachel Bluwstein， “Perhaps，” Palestine-Israel Journal ， Vol.3， Nos.3 and 4 （1996）， http://www.pij.org/details.php?id=536[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22] S. Ilan Troen， Imagining Zion : Dreams ， Designs ， and Realities in a Century of Jewish Settlement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Kindle Edition， Locations 1358—1361.

[23] Tom Segev， 1967: Israel ， the War ， and the Year That Trans formed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Henry Holt， 2007）， p.442.

[24] Troen， Imagining Zion ， Location 1541.

[25] “特尔”（ tel ）指的是很多代人在同一个地方生活和不断修建房屋留下的山丘。随着时间推移，人们生活过的地方会形成一个土堆，通过对土堆不同文化层的发掘，考古学家可以发现每代人生活的特点。在这个词语中，“特尔”代表的是历史。“阿维夫”（ aviv ）在希伯来语中是春天的意思。“特尔”和“阿维夫”合在一起（连读后成了“特拉维夫”），就捕捉到了赫茨尔书名中“新故土”（ Altneuland ）的那层意思。

[26] Sachar， A History of Israel ， p.83.

[27] Troen， Imagining Zion ， Location 1609.

[28] Martin Gilbert， Israel : A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8）， p.24. kqElUEQiKGldwIsUbZyMX2Bqcfd+qSF9SHgId9zwwC5SrbhEwshn5etuT/PStT4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