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之战前,赵国已是战国第二强国。但赵国综合国力的最大弱点并不是军事实力,军力反而是秦赵实力差距最小的一个方面,赵国最大的弱点就是农业及粮产量。
在农业上,赵国的先天禀赋极为普通,被《史记·货殖列传》定义为“地薄人众”,这就是基本国情。赵国特别适合农耕的土地不多,境内的河套平原当时还未充分开发,主要粮产区是华北平原,也就是所谓的“冀州”,但冀州的田地状况被《禹贡》评分为第五等的“中中”,被认为含有盐分而土地疏松,而秦国所在的雍州的评分则为“上上”,因此将赵国农地形容为“贫瘠”也不为过;在“地薄人众”的基本国情下,赵国经济政策也不像秦国等国那样极度“重农”,很少有商鞅那样奖励农耕的措施出台,连赵武灵王的变法都未涉及农业。赵国经济政策甚至可以定位为某种“重商主义”,比如邯郸就是战国时代著名的商业都会,也是当时著名的冶铁中心(这一特点倒是一直延续到今日的邯郸钢铁集团);在以上两种因素的影响下,赵国的民风甚至有些轻视农业,民众更喜欢从事工商业,《盐铁论》说赵地“民淫好末,侈靡而不务本。田畴不修”,《史记·货殖列传》说赵地民俗“仰机利而食”,这些都对赵国农业的发展造成了很消极的影响。
也许有人会说,赵国虽然农业不行,但工商业发达,难道不可以买粮吗?在承平年代当然可以,但在战时,赵国即使有钱也无粮可买,长平之战时,“赵无以食,请粟于齐,而齐不听”,即是明证。
可以说,农业不发达导致的缺粮问题始终是长平之战期间萦绕在赵国头上的悬空利剑。从这一点而言,赵国很难有独力进行持久战的可能性,要么得到列国的粮食援助,要么就打速决战。
而秦国呢?商鞅变法后,秦国的基本国策就是“耕战立国”,重农抑商,对农业的重视远强于赵国。长平之战前,秦国已坐拥关中平原、成都平原(灭蜀)、河东河内(攻伐韩魏)、江汉平原(伐楚)四大产粮区,尤其是关中,堪称几代王朝的“基本经济区”,不过,由于此时“郑国渠”还未修建,关中也还没富强到可以凭一地之力支撑秦国扩张。河东河内的意义主要在于,让秦国在长平之战中,不必总是处于从关中漫长补给线调粮的窘境,可以就近获得粮食和人力补给,部分抵消了赵国在家门口作战的补给线优势。
很多人喜欢强调巴蜀在长平之战中的“粮仓”地位,司马错在攻巴蜀前那句“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似乎也是一个印证,而电视剧《大秦帝国》里甚至有李冰从蜀地向长平前线运送军粮的桥段。但实际上,尽管在前316年,司马错已率秦军拿下巴蜀,当前260年长平之战爆发时,秦国经营巴蜀已超过50年,但问题是,长平之战时李冰不仅大概率没有修建好让成都平原变天府之国的都江堰,甚至很可能连蜀郡太守一职都还未上任。按照史书的说法,李冰很可能是前256年左右才赴任蜀郡(史学界有一定争议),这就是在长平之战后了。
当然,即使成都平原在长平之战前还未得到都江堰的加持,也已经是比较重要的产粮区。如果秦赵决战晚打5—10年,等都江堰开始运转发挥效用,那么秦赵业已显著的后勤差距还将进一步拉大,考虑到这一点的话,我们更可以说,在经济上,前260年的长平之战已经是赵国决战秦国的最后时间点了。
毕竟,在实际的长平之战中,尽管赵国极为缺粮,但秦国因为连年劳师远征的缘故,经济情况特别是军粮供给也远称不上充裕,只是在赵国的惨淡映衬之下才显得相对过得去。因此在长平之战中,秦国对速战有着与赵国类似的诉求,其理性选择也不是靠国力耗死赵国(如此秦国也会元气大伤,影响攻略其他五国),而是诱使赵军走出壁垒打速决战。
但如果是都江堰时代的秦赵之战呢?恐怕战略主动权就完完全全到了秦国手中,战局可快可慢,随意,慢慢打也可以轻松耗死赵国。
在古代战争中,后勤实力自然是个重要,甚至极其重要,但往往容易被忽略的因素,比如缺粮就决定了赵国很难在长平打一场廉颇式的持久战,但是,一旦启动了决战,最直接、最关键的决定因素还是双方军力的对比,比拼的是训练程度、战术素养和装备水平等硬实力。因此,后勤实力的差距至少不是赵国在长平之战中战败的最关键原因。
古代战争,无论战场外有多少幕后动因,终究还是沙场上一刀一枪拼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