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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代的战争规模远超春秋，战争形态已高度接近于近代战争。陈恩林先生在《先秦军事制度研究》一书中指出，“春秋时的战争大多在数日之内即决定胜负，战争的胜败往往取决于一次性冲锋。即使比较持久的围城战，也只或三日、或五日”，“投入的兵力也不过数万”，而到了战国，在普遍兵役制开始实行之后，“交战双方的参战的兵力之众，历时之长，都是前所未闻的”，动员几十万军队，打上几个月，甚至几年都是常规操作，比如赵国就曾出动二十万大军进攻中山国，“五年乃归”。
在纵横家口中，秦国“虎贲之士百余万”，楚国“带甲百万”，齐赵燕“带甲数十万”，魏国杂七杂八加起来有七十万，韩国“卒三十万”，尽管这些数字存在着相当大的夸张成分，但如果把后勤人员等纳入统计口径，不单纯计算“战兵”的话，考虑到普遍兵役制的实行，如《先秦军事制度研究》所说，“纵横家这些话也是有根据的，与事实也不会相差太远”。而秦军之强，也和秦国实行普遍兵役制的力度最大密切相关，长平之战时，秦国甚至将征兵年龄下探到了十五岁。
在战争形态上，杨宽先生在《战国史》中说，战国时期“大规模的步骑兵野战和包围战已代替了整齐的冲击战”。宋襄公代表的那种春秋贵族式战争被以杀伤对方有生力量的歼灭战所代替，也就是《孟子·离娄下》中的“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而长平之战的主角白起正是战国式战争的最佳代言人。
战国时代的第一个强权是魏国。公元前408年，魏军在吴起的率领下，尽收秦国的河西之地，确立了战国第一强国的地位，吴起训练的精锐重装步兵——“魏武卒”成为当时宇内第一强兵。
尽管魏国此时的军事实力远胜于秦国，但战略野心堪比一战时的德国，在各条战线上均招惹强敌，成为众矢之的，战事纷繁，国力日减，在前354年的桂陵之战和前341年的马陵之战中相继惨败于齐国，大将庞涓兵败身亡，标志着魏国丧失了第一强权的地位，并且直接坠落至二流国家，一直到亡国之刻都未曾恢复元气。
在魏国丢掉战国霸主的同一时期，秦国凭借商鞅变法国力大增，成为最大的赢家，不仅在前330年尽数收复了河西地区，还占领了魏国黄河以西的全部领土。但在此刻，秦国还远不是后世的“强秦”“暴秦”，综合国力和齐楚两国处于同一水平线上，这三者堪称此时的战国三强。
秦国的后续崛起伴随着齐楚两国的相继衰落，而且几乎处于同一时间线上。先说齐国，齐国在齐湣王时代甚至隐隐有战国第一强国的威势，但同样犯了当年魏国穷兵黩武、四处树敌的战略错误，秦燕赵魏韩五国合纵攻齐，不可一世的齐湣王在逃亡途中被杀。尽管孤胆英雄田单横空出世，齐国奇迹般地复国，但也彻底退出了和秦国争夺战国霸主的竞赛，从此心灰意冷地“光荣孤立”，直至亡国。
再看楚国。灭掉越国之后，楚国无疑是战国七雄中人口最多、土地最广的超级强国，但举世无双的军事潜力却始终没有转化为战场上的真实军力，被秦国一点点地削弱和消耗。在前312年的丹阳之战中惨败于秦国之后，楚怀王冲冠一怒，举倾国之兵发动蓝田之战，一度打到了离咸阳只有百里之遥的蓝田。根据郭沫若的《诅楚文考释》，秦国战局不顺到甚至需要秦王祭天祈神的地步。要不是韩魏联军此时突然在楚国背后捅了关键一刀，逼迫楚国紧急从对秦前线退兵，蓝田之战的结局犹未可知，一旦秦军在咸阳家门口战败，战国的最终结局就很难说了。
蓝田之战后，楚国对秦国基本只有招架之力，丧失了进攻的战略主动权，前279—前278年，在秦昭襄王时代著名的“将相铁三角”——魏冉、司马错和白起的通力合作之下，楚军主力在鄢郢之战中惨败，甚至丢掉了国都郢都，令绝望的屈原投江自尽。
齐楚两强的相继败落最终成就了秦国，由此，秦国彻底确立了虎狼之秦的超强地位，并一直保持到秦王扫六合的赛末点。
历史已成定局了吗？不，还有一个最后的变数，就是突然崛起的赵国。顺便说一句，受制于地理位置和国力，韩燕两国在战国时代从来就是陪跑者。
在秦国拿齐楚两国开刀的同时，赵武灵王在前307年启动了“胡服骑射”大变革，仅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便将毫无亮点的赵国变成了生机勃勃的新兴强权。钮先钟先生在《中国历史中的决定性会战》一书中说，“幸有赵国崛起，始能对秦国产生制衡作用，使其兴起不至于一帆风顺，并延长战国时代达数十年之久”。
也正因为如此，赵国就成为秦国统一道路上必须拔掉的最后障碍，而这一终极冲突的到来并不取决于赵国主观上是否想与秦国为敌，秦赵终究必有一战。
用现在的流行理论来说就是，秦国与赵国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就像伯罗奔尼撒战争前的雅典之于斯巴达，一战前的德意志帝国之于大英帝国，这种挑战往往以战争告终。
当然，司马迁显然对“必有一战”有不同意见，他在《史记》中对“贪图”上党之地的赵王和平原君赵胜颇为不屑，认为平阳君赵豹拒绝接收上党、避开秦国的建议才是老成谋国之计，“王悔不听赵豹之计，故有长平之祸焉”。
不过，正如林聪舜先生在《赵国接收上党导致长平惨败之说的检讨》一文中所说，长平之战是赵国“不可能逃避的战略决战”，“接收上党，会使战略决战的时间提前，但占据上党有利地形，胜算提高不少。不争取上党，使上党战略要地落入强秦之手，赵虽得到喘息时间，却终将面对秦的鲸吞蚕食，更无力对抗”。
甚至可以这么理解，不仅秦赵必有一战，甚至对于退无可退的赵国而言，最佳战略选择就是在长平打上一仗，如果秦国对长平势在必得，那么赵国也只有不惜以举国之力进行决战。
赵国的确是“退无可退”，韩国的上党郡对赵国的存亡关系重大，上党地区地势较高，居高临下，可俯瞰四周，《中国军事通史·战国军事史》说，“秦据上党，则攻赵之路畅通，近可威胁太行山东侧的赵都邯郸，远可挥兵北上，控制吕梁山与太行山上的险径要塞，截断赵与代郡、雁门郡、云中郡等北部地区的联系”。事实上，日后秦国的灭赵之路，正是取道上党。
否则，赵国坐视上党丢失，也就和《战国策》批判魏国的那句名言无异了，“以地事秦，譬如抱薪而救火也，薪不尽而火不止”。
毕竟，多一块战略要地，就多一分地利；多一群上党军民，就多一分军力。
晚打不如早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