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研究机会与意愿的匮乏,对西方而言,中国建筑长期以来都是一个陌生的课题。直至20世纪,大部分欧洲人对于中国建筑的接触仍然是间接且流于表面的:他们见到的有时是一些准确度有限的形象,尤其是中国出产的瓷器、漆器与丝织品上呈现的图像;有时则是旅行家们静态的图文描述。然而,建筑营造毕竟无法像丝绸、家具和瓷瓶那样外传,要想了解它,就必须实地观察,走近这些建筑,并且还要懂得如何观察和理解它们。
西方人对于中国建筑营造的兴趣产生得相对晚近些,而且往往被一些无知的误解所缠绕。在这一领域,西方最早的认识大约可以上溯到中世纪旅行家、商人、军人和使节们游记中的记载。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无疑是13世纪末期马可•波罗的作品,但他并非那个时代唯一涉足这一领域的人物,在他的足迹前后,至少还有多位阿拉伯旅行家和欧洲宗教人士与密使曾经描述过中国的建筑。至于首批较为详细的、图文并茂的记录,则出自17世纪逐渐增多的在华传教士。在耶稣会士们的众多著作中,涉及中国建筑的代表性作品有李明( Louis le Comte )于1896年出版的《中国近事报道》( Nouveau mémoire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 ),杜赫德( Jean-Baptiste Du Halde )于1735年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 Description de l ’ Empire de la Chine ),以及著名的《耶稣会士中国书信集》(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和钱德明( Jean Joseph Marie Amiot )主编的《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的见闻录》( Mémoires concernant les Chinois )。这些作品获得了广泛的阅读与传播,并在欧洲对中国建筑的各种描述中被反复引用和转写,直到19世纪末期。
从西方来到中国的第一位职业建筑师是威廉•钱伯斯( William Chambers ,1723—1796)。在他的事业初期,他曾数次来到广州,并在回到英国后发表了关于中国建筑与园林艺术的著作和版画,时至今日他的作品依然备受推崇。此外,他还参考在中国的所见,亲自设计建造了一系列作品。在他的推动下,自18世纪30年代起,已在英国引起关注的中国风格的园林与点景小品,如凉亭、桥梁和宝塔,在整个欧洲风靡一时。他的著作也在这一领域长久占据着重要地位,如他于1757年在伦敦发表的《中国房屋设计》( Designs of Chinese Buildings ),被翻译成法语等多种欧洲语言版本。在1776年,巴黎的出版商乔治•路易•勒鲁热( George-Louis Le Rouge )甚至剽窃了钱伯斯的作品,在客观上促进了这部作品的传播。
相比之下,这部题为《论中国建筑》( Essai sur l'architecture chinoise )的手稿则可以说是一部独一无二的作品。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版画与摄影部的馆藏中,直到接受数字化并发布在GALLICA数据库上之前,长久以来它一直鲜为人知。这部作品由多位供职于北京宫廷的耶稣会士创作于18世纪后期,可能是应亨利•贝尔坦(Henri Bertin,1729—1792)的要求而编绘的。这位亲华的法国国务大臣同时是一位中国文玩的收藏家。该作品分上下两册,有丰富的彩图,文字部分用法语写成,详尽而系统地描绘了一个由中国建筑构成的缤纷的世界。《论中国建筑》不仅介绍了完成态的建筑,还面面俱到地讲述了建筑中的陈设、帷幄、帘幕和地毯。它甚至还涉及了工具、建材、结构拼装与大木构施工技术;所有种类建筑的地盘和立面、内檐装修,生动地表现了中国人在建筑领域的高超技巧与精雕细琢。这些令人赏心悦目的彩图是关于乾隆年间中国建筑与室内设计情况的第一手资料,也是探究那个时代的欧洲最优秀的中国通们理解中国建筑方式的第一手资料。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便在中国,这部作品也可算得上无出其右。
译者李纬文通过其在法国数年的学习,有机会接触并研究关于这一领域的所有历史文献。他对这部独特的作品有着浓厚的兴趣,并有幸成为将其翻译成中文出版并介绍给中国大众的第一人。他在中国古代建筑与法国文学两方面都有细致入微的理解,惟其如此,他才能以其全部所学所感,高水平地完成这项工作。我相信,这部作品的面世将会引发世界各地所有对中国建筑感兴趣的人们的研究热情。
Antoine GOURNAY(顾乃安)
法国巴黎索邦大学考古艺术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