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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研究背景

中国大陆地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工业的战略措施,通过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农业部门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资本积累。这一过程中造成中国大陆地区城乡发展水平不平衡,需解决的“三农”问题较多。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观点以及各发达国家已经历的经济发展历史经验,农业处于弱势地位,在一定阶段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原材料、资本积累和劳动力(Schultz和Strauss,2008)。但当一国经济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特别是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各发达国家政府均对农业采取保护措施并出台一系列的农业支持政策,以稳定农业生产(Anderson等,2014;Lindert, 1991)。2003年,中国大陆地区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2004年,中央政府废除“农业税”,实行种粮直补、购买大型农机具补贴、良种补贴等。但整体补贴力度及政策的多样性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均已顺利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Honma和Hayami,2007)。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均属于人多地少的经济体,在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上与中国大陆地区类同。同时,二战后,这三个经济体国民经济发展路径具有一定相似性,均经历了战后恢复、以农养工和以工养农的阶段。这其中,农业支持政策为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工业化顺利完成和农业的现代化转型起到了重要的保障和推动作用。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大陆地区虽然由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事件减缓了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但1978年改革开放后,国民经济和农业发展路径与上述三个经济体极为相似。中国大陆地区农业支持政策起步和发展相对较晚,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支持政策演变的共性规律对中国大陆地区的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工业化进程中,农业竞争优势逐渐下降。工业化结束后,其农业竞争力较弱,各经济体食物自给率很低。在主要农产品自给率不断下降的过程中,却保持了作为口粮的大米自给率稳定在较高水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粮食安全隐患(Boestel等,2013)。拥有庞大人口的中国大陆地区,保障粮食安全不仅是农业,更是国家战略层面的核心目标之一。我国现阶段农业支持水平增速较快,已接近WTO约束的上限水平,且主要农产品国内市场价格和国际市场价格已出现倒挂。因此,如何判断合理的农业支持水平,在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的同时避免对农业过度支持,进而导致农业竞争力下降并危及粮食安全,是中国大陆地区急需解决的问题。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农业支持政策演变过程中的教训为中国大陆地区提前敲响了警钟。 UQO+rzErf6QUeZkXGiA7UVlDHEH0BYFYj5eniXbSmkdaFsXlQuez+8igHp2olx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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