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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首先就现有文献中农业支持政策研究中的逻辑线索进行梳理，随后将研究东亚整体和各典型经济体个体农业支持政策演变的主要文献进行回顾，以明晰现有研究对本书研究问题的回答。
2.3.1 农业支持政策演变研究逻辑线索
在研究农业支持政策演变时，学者们多以工业化阶段划分为主要依据（Anderson, 1987; O'brien and De La Escosura, 1992; Bowler, 2014）。在工业化初期、中期和后期不同阶段农业支持政策内容、支持水平和效果不尽相同。由此，本部分将工业化的基本概念和工业化划分方法进行回顾，并归纳本书对此问题研究的逻辑线索。
工业化起源于西欧，快速发展在北美，因此，对于工业化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来自西方国家，逐渐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但工业化截至目前仍未有统一的定义（贾百俊等，2011），国外很多知名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对工业化进行了定义。近年来，我国学者运用西方经济学中的工业化理论，结合我国经济特点和工业化发展的实际情况，就工业化定义、阶段测算方法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综合这些文献，对工业化具有代表性的定义如下。
在西欧工业化的初始时期，德国经济史学家吕贝尔特（1983）将工业化定义为以机器代替手工操作的劳动过程。张培刚将工业化定义为国民经济中一系列重要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在工业化过程中，高效率的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渐上升，而低效率的农业比重则相应降低。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1989）将工业化定义为原材料来源和资源从农业生产活动向非农业生产活动转移的过程。
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1989）将工业化定义为国民经济中制造业份额不断上升和农业份额不断下降的过程。伊特维尔（1992）则定义工业化为国民收入中制造业和第二产业比重升高，就业劳动力比例增加的过程。
杨小凯（2003）从新古典发展经济学的角度认为，工业化是分工和专业化组织成长的过程。个体专业化程度提升、商业结构多样化、劳动力市场发展和贸易依存度提升都是工业化过程中的现象。
综上，虽然不同学者对工业化的定义不同，但是基本都阐述出工业化是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经济体的人均GDP和人均收入不断上涨，产业结构、劳动力就业结构、城镇化率不断改变。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削弱，而非农产业的比重则逐步升高。
工业化的指标评价体系反映了一经济体的工业化程度，根据工业化定义，不同学者从人均GDP、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镇化率等多种角度对工业化阶段进行分类，并提出其测算方法。
钱纳里（1989）等人通过对已完成工业化的典型国家工业化进程中人均GDP变化比较，认为一国国民经济水平和人均GDP随着工业化进程逐渐提高。他将工业化分为六个阶段，以人均GDP水平为标准进行划分，如表2.1所示。
其中，钱纳里最初按1964年美元提出的工业化阶段划分标准根据贾百俊（2011）的折算和世界银行美元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最终计算为2014年的美元标准。根据该划分标准，工业化过程被分为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工业化初级阶段、工业化中级阶段、工业化高级阶段，发达经济初级阶段和发达经济高级阶段。在使用人均GDP为指标对工业化水平进行测算时，钱纳里的六段分类方法被广泛采用。
表2.1 钱纳里工业化阶段划分标准
单位：美元
资料来源：根据钱纳里（1989）、贾百俊（2011）、世界银行等数据整理得出。
库兹涅茨（1989）通过实证研究，归纳总结了工业化国家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的变化规律。如表2.2所示，他将工业化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在初期阶段，国民经济中农业比重大于工业比重。在工业化中期，农业比重减少至20%以下，而工业比重大于服务业比重。在工业化后期，农业比重继续减少至10%以下，工业比重仍然大于服务业且达到最高值，此时该国工业化进程结束。此后，农业和工业的比重在国民经济中缓慢下降，而服务业的比重则逐渐升高。
表2.2 库兹涅茨的产业结构指标
钱纳里（1989）则进一步从实证的角度将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的变化和人均GDP指标进行比较，以研究其变化规律。如表2.3所示，在前工业化阶段，国民经济中第一产业的比重远高于第二和第三产业。在工业化初期，农业下降至约40%，第二产业比重明显上升但仍低于第一产业，第三产业比重增长速度缓慢。工业化中期时，第一产业比重降到20%以下，第二产业上升且高于第三产业，占有最大比重。进入工业化后期时，第一产业比重降到10%以下，第二产业比重达到最高值。
表2.3 钱纳里产业结构指标
单位：美元
库兹涅茨和钱纳里对于工业化阶段中产业结构变化规律的研究结果极为相似，均描述了农业比重持续下降，工业迅速增加并达到最高值时工业化完成的过程。钱纳里则以人均GDP为线索，描述了产业结构变化过程中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
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科林·克拉克和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分别就工业化过程中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进行了研究。
早在1691年，配第就观察到了英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财富生产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的过程。工业比农业的利润率更高，因此劳动力也从农业向工业转移。克拉克则从实证分析的角度验证了配第的观点。基于对20个国家的统计分析，克拉克归纳了工业化过程中的就业结构变化，如表2.4所示。随着人均GDP增长，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其中，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增长速度最快。与产业结构变化类似，当第二产业就业比重超过第一产业且达到最高值时，工业化进程结束。劳动力从生产效率较低的农业部门向生产效率较高的工业部门转移。
表2.4 配第–克拉克就业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庞元正（2001），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新词典。2014年数值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整理。
钱纳里（1989）在对工业化的研究中也涉及了就业结构变化。如表2.5所示，基于实证研究，钱纳里统计了人均GDP增长过程中三次产业就业结构的变化规律。与配第-克拉克的研究结果略有不同，钱纳里发现在工业化进程的初期和中期，劳动力从生产效率较低的农业部门向生产效率较高的工业部门转移。当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后，第三产业的生产效率逐渐上升并超过第二产业，因此，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服务业转移。
最终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就业比重最高。
表2.5 钱纳里就业结构变化
比较配第–克拉克和钱纳里对就业结构的分析，两者的基本观点相同，均阐述了农业部门就业比重下降、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就业比重上升的变化。工业化中后期工业部门劳动力就业比重最高还是服务业就业比重最高的争论主要源于两者对工业化阶段划分标准的区别。此外，两者基于实证研究的经济体在时间序列上相差较远，数据存在差距。尽管如此，两种典型的分析均对工业化后期的就业结构变化做出了描述，即工业部门就业达到最高值后其比重逐渐下降，服务业的就业比重持续上升。
城镇化率是一经济体中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对工业化的研究中，钱纳里（1989）归纳总结了城镇化率的变化。他认为，城镇化和工业化是相辅相成的。工业化促使了城镇化进程，而城镇化又反过来进一步通过集聚效应推进工业化进程。如表2.6所示，在工业化开始时，一经济体的城镇化率只有10%，而工业化完成时，城镇化率高达80%，并在后工业社会进一步提高。城镇化率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民经济中农业比重下降，非农产业比重上升的产业结构调整。通过城镇化率可以对工业化阶段进行判断。
表2.6 工业化进程中的城镇化率变化
工业结构同样可以反映工业化进程的阶段。根据霍夫曼（1931）、张培刚（1949）和科迪（1990）的研究发现，工业发展过程中资本品的使用比重，制造业的产值比重均可以用于测量工业化进程。
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在《工业化的阶段和类型》一书中提出霍夫曼比例。该比例是消费资料工业与生产资料工业的比值。数值越大，表明工业结构中消费资料工业的比重越大，工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阶段越低。数值越低，说明工业结构中资本品的工业越发达，工业结构和产业结构阶段越高。如表2.7所示，可以根据霍夫曼比例的数值来判断工业化进程所处的阶段。
表2.7 霍夫曼比例
我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1949）认为，根据消费品生产和资本品生产的关系，将工业化划分为三个阶段，如表2.8所示。在工业化初期，消费品工业占优势。在工业化中期，资本品工业占优势。而到了工业化后期，消费品工业和资本品工业基本平衡，资本品工业略微占据优势地位。
表2.8 张培刚的工业化阶段划分
约翰·科迪（1990）将工业中的制造业比重单独进行测量，认为在由采掘业、自来水、电力、蒸汽、热水、煤气等行业组成的工业中，制造业所占的比重能够直接反映出一国的工业化水平。科迪计算了制造业增加值在总商品生产部门增加值中的比重。后者则包括了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矿业、制造业、电力、建筑业等物质生产部门，基本等同于第一和第二产业之和。其实证研究表明，当制造业增加值在总商品生产部门增加值中比重小于20%时，该国尚未进入工业化阶段。当该指标在20%～40%时，该国进入工业化进程。指标在40%～60%时，该国进入半工业化状态，而当该数值达到60%时，该国工业化进程完成。具体阶段划分如表2.9所示。
表2.9 科迪工业结构指标
除上述方法外，一些组织和学者还提出了其他对工业化阶段进行划分的方法。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联合国的工业阶段划分方法、Rostow理论和国内学者陈佳贵的综合加法合成法。
联合国的工业化阶段划分基于工业净产值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将工业化分为农业经济阶段、工业初兴阶段和工业加速阶段（Gereffi和Wyman，2014）。如表2.10所示，当该比重小于20% 时，该国处于农业经济阶段。当该数值在20%～40%时，该国处于工业初兴阶段。而当数值大于40% 时，该国处于工业加速阶段。
表2.10 联合国工业阶段划分方法
世界银行则选取了上述学者的主要指标来衡量一经济体的工业化进程，包括人均收入、产业结构、城镇化率三个指标。
Rostow（1990）将投资回报率和国民经济增长中的主导部门作为两个重要指标，将工业化划分为六个阶段。他从投资回报率角度来解释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的转移，并以国民收入中来自不同产业部门的比重和经济发展中快速增长的主导部门为依据来划分工业化阶段。
国内学者单玉丽（2009）归纳了世界范围内常用的工业化指标体系，认为农业增加值和工业化率也是衡量工业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当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下降到15%以下时一经济体进入工业化。工业化率为工业增加值占全部生产总值的比重。当工业化率为20%～40%时该经济体处于工业化初期，40%～60%时为工业化中期，60%以上为工业化后期。
国内知名学者陈佳贵（2006）综合了钱纳里、配第、霍夫曼等工业化阶段划分的主要方法，提出了综合加法合成法。如表2.11所示，该方法综合考虑人均GDP、产业结构、制造业比重、城镇化率、就业结构等指标，综合测评一经济体的工业化水平。
表2.11 工业化不同阶段的标志值
注：A代表第一产业；I代表第二产业；S代表第三产业。
资料来源：陈佳贵（2006）。
与工业化定义一样，对于工业化阶段划分目前学术界也尚未有统一的方法。在针对工业化阶段划分的研究中，钱纳里和库兹涅茨的方法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可操作性，被广泛使用。人均GDP、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镇化率是被普遍引用的测量指标。工业化率、罗斯托、霍夫曼、张培刚等人的方法有一定的实用性，但基本局限于分析工业化初期和中期阶段。
然而，以上各种方法均局限于一个或少数几个指标的测算。工业化是国民经济转型，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复杂过程。仅使用一两个指标对工业化阶段进行判断具有一定的片面性（Lin，2010）。同时，上述方法均基于对发达国家经济体工业化进程的经验测算，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以出口导向型的东亚地区经济体在使用上述指标时具有一定的不适用性（Sugiyama，2013）。陈佳贵的方法综合了各主流方法的核心指标，但指标间尚缺乏有机联系。
为此，本书在研究农业支持政策的演变过程中，采用工业化阶段划分指标作为政策演变的逻辑线索，而不采用工业化前期、中期和后期的按阶段划分逻辑线索。直接使用人均GDP、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镇化率等指标，可以更为连续地探讨工业化进程与农业支持政策演变间的关系，同时也规避了工业化阶段划分方法不同造成的东亚典型经济体工业化阶段划分不一致的风险。在指标选取中，基于东亚地区人多地少的基本情况，农业劳动力占比和城镇化率两个指标的重要性有所提升，而人均GDP、产业结构等指标的比重则降至次要位置。
2.3.2 东亚地区农业支持政策演变的研究
本部分分别将国内外文献中对东亚整体、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地区农业支持政策演变的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
在针对东亚地区农业支持政策演变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就这些经济体演变过程中的共性进行探讨。Boestel等（2013）、Ebrey和Walthall（2013）、Kay（2002）等众多学者认为，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战后均经历了战后恢复、出口带动型的经济高速增长、农业结构调整、农业逐渐衰败的过程，其发展历程具有共性。其中，日本发展较早，中国台湾地区的发展和韩国基本同步但略早于韩国。这三个经济体在农业支持和工业化的关系变化上具有相似性（Gereffi和Wyman，2014）。
在东亚地区农业支持政策演变共性的研究中，多探讨农业保护政策的负面效用（Masina, 2012; Amin et al., 2013），这与东亚地区农业整体竞争力弱，难以应对WTO成立后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不无关系。而从东亚典型经济体自身发展来看，农业支持政策对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在工业化进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Hayami, 2011）。在农业支持政策的演变前期多以促进农业生产为主，而到后期则多以增加农户收入为主要目标。在农业支持的核心农产品研究方面，姜长云等（2014）将日本和韩国谷物自给率在快速工业化进程中不断下降的原因进行剖析，认为农业的比较优势、消费者饮食习惯、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本币升值及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农业政策的选择等因素是其下降的主要原因。中国大陆地区与日韩的发展路径相似，需对未来出现类似日韩的谷物自给率下降给予高度警示。
秦富（2003）、马晓春（2010）、李先德和宗义湘（2012）分别就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巴西等国的农业支持政策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农业支持在这些国家均对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与美国、欧盟相比，日本、韩国的支持政策在后期效果有限，未能增加或维持本国农业的竞争力，使得日韩两国农业逐渐衰落，食品自给率不断下降。
由于中国大陆地区农业支持较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较晚，在探讨东亚地区农业支持共性的研究中，鲜有文献将中国大陆地区的政策演变特点一并纳入研究。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大陆地区在东亚地区具有较强的后发优势，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前期发展为中国大陆地区提供了珍贵的参考样本。
东亚地区日本现代经济转型和农业支持起步最早，因此在东亚各经济体中，对日本农业支持研究的文献最多。与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地区不同，日本农业支持政策演变最早可追溯至明治维新时期（木村真悟，2013）。虽然日本1961年才正式开展农业支持（Kawano，1969），但为描述农业支持与工业化进程此消彼长的关系，经济史的学者仍将研究向前拓展至明治维新时期。
对日本农业支持发展历史的阶段划分，Shogenji（2008）、晖峻众三（2011）、李先德（2012）、Allen（2013）等众多学者以日本不同阶段的农业基本法为标志：1961年的《农业基本法》是日本农业支持开始的标志；1973年修订的《农业基本法》，也称日本新《农业基本法》，是日本支持政策促进农业结构转型的标志；而1999年的《食品、农业、农村基本法》则是支持政策向发展绿色农业、可持续农业的标志。
在日本农业支持水平方面，李先德和宗义湘（2012）、Mulgan（2012）、Dore （2013）、董捷（2013）等学者均借助OECD的测算数据，对1986年后日本农业支持水平的变化特点进行分析，认为日本的农业支持政策对其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过度的农业支持已使日本近年来农业竞争力大幅下降（Godo, 2012; Honma和Hayami,2007），特别是1995年WTO成立后，日本食物自给率迅速下跌（Sugiyama,2013），日本农业已基本衰败（张河函和郭晴，2014）。
在韩国农业支持政策演变的研究中，国内外学者从政策阶段划分、政策内容、演变线索、支持水平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张河函和郭晴（2014）将韩国二战后的农业支持政策分为五个阶段，分别为1945年至1960年的产业化前期，1961年至1976年的迅速增长期，1977年至1988年的平稳增长期，1989年至1999年的结构调整期和1999年至今的绿色农业期。这其中，农业政策的关注点从恢复农业生产，实现粮食自给自足，发展至开放农业，提高竞争力，到发展绿色农业，注重生态保护。其中，1970年韩国农业支持正式开始。
马晓春和李先德（2010）总结并分析了韩国粮食补贴政策的演变和效果，他们认为，在韩国工业化初期，购销倒挂的粮食补贴政策、化肥、农药和农业机械补贴政策为提高农业生产率、保证粮食安全和食物自给率、解决农村劳动力外流造成的农业劳动力短缺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高水平的粮食补贴造成了政府财政负担过重、农产品化肥和农药残留等问题。目前韩国的粮食补贴政策已由市场价格支持向直接支付转变，且更倾向于环境友好型的农业生产政策补贴，值得中国借鉴。施标等（2013）着重分析了韩国战后农业支持政策中土地制度和农业科技方面支持政策的演变，认为韩国农业的发展以技术进步为导向，辅之以土地政策和其他农业政策的演变。康佳楠和马晓强（2014）则针对韩国农业支持政策中与农村发展的支持政策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他们认为，新村运动、农业结构调整、新农计划、国民年金、医疗保险等政策促进了韩国农村的发展，为提高农户收入和农业生产力提供了有力保障。
金恩斌（2011）认为韩国农业支持政策的变化以政府财力为主要线索。在工业化前，政府没有财力对农业进行支持。而随着工业化进程，政府收入逐渐改善和积累，对农业的补贴和支持力度逐渐加强，确保了韩国的粮食安全。近年来，韩国农业向环境友好型转变，更加依赖政府的财政支持。亲环境型农业政策是韩国21世纪以来极具特色和代表性的农业支持政策。
OECD（2008a）具体测算了1986年至2007年韩国的农业支持水平。通过数据分析，认为韩国的农业支持政策对农民增收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起到了积极作用。报告同时指出当前韩国农业支持政策的主要问题，包括：大米支持水平过高、农户收入增长渠道单一、家庭农场规模偏小、环境保护政策尚需加强、食品安全需进一步提高等。
Boestel等（2013）在比较研究了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工业化进程中农业结构变化后，认为韩国的农业支持政策更具有政府主导性。在韩国工业化进程中，农业部门单纯的为工业部门提供资本、劳动力和原材料，手工小作坊式的工业没有在韩国农村大面积出现。因此，韩国的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现代化转型是以政府政策为主导的自上而下过程，其工业化进程和农业现代化进程较其他国家都更为迅速。虽然韩国在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起步阶段较中国台湾地区晚，但结束比中国台湾地区更早。
由于OECD未对中国台湾地区农业支持水平进行测评，因此中国台湾地区农业支持政策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其内容演变方面。Yager（1988）认为中国台湾地区农业支持正式起始于1972年。Chive （1990）认为，与韩国相比较，中国台湾地区的农业支持起步并不晚。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均得益于与日本相比的后发优势。施虹（1997）认为中国台湾地区的农业支持对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赵玉榕（1999）则认为中国台湾地区的农业支持力度过高，不利于农业竞争力的提高。特别在WTO规则约束下，相对弱势的中国台湾地区农业将进一步衰落。近年来，Chang等（2005）、Jian （2011）、Lin （2012）、Wang等（2010）、薛莉等（2012）等学者更多探讨中国台湾地区在新世纪绿色农业的政策支持，就发展休闲农业、提高农业科技和从业人员知识水平、新型农业经营模式等进行分析。
曾玉荣（2009a）、单玉丽（2010）则从国民经济发展的角度对中国台湾地区农业支持政策进行系统分析，认为在支持政策前期政策效果明显，但伴随工业化进程深入，支持政策效果对主要粮食作物的生产促进作用有限。单玉丽和刘克辉（2009）、曾玉荣（2009b）、吴长波（2012）等学者均认为，现阶段中国台湾地区农业支持政策对农民增收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但主要体现在蔬菜、水果、花卉、食品加工等领域。中国台湾地区主要粮食作物国际竞争力较弱，食品自给率较低，农业支持政策作用有限。
对中国大陆地区农业支持政策的系统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并在中国大陆地区2001年加入WTO后成为热点研究课题。众多学者就中国大陆地区农业支持政策的必要性、政策内容、支持水平、国内外比较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Perkins（2013）系统回顾了我国1368年至1968年的农业政策，认为长期以来，农业政策对我国农业生产具有直接影响，且与政治制度的变化关联较小。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匹配的农业政策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科迪（1990）和Lin（1992）分别从中国大陆地区工业与农业关系、制度对农村发展的角度阐述了农业支持的必要性。朱希刚（1992）则明确提出，中国大陆地区的农业支持需由对消费者支持向生产者支持转变。随后，秦富和张莉琴（2003）则对构建中国大陆地区农业支持体系进行了阐述。宗义湘（2006）、Chen （2010）也分别对中国大陆地区农业支持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证。
在农业支持政策内容方面，程国强（2011）分析了中国大陆地区农业支持的结构和特征，认为中国大陆地区农业支持所覆盖的范围和力度还需进一步增加。Deng等（2010）、Huang等（2011）、Long等（2012）等学者则分别就专业合作社、补贴与农产品贸易扭曲、农业生产现代化转型等方面的支持政策进行了分析。
中国进行对农业支持政策的测算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乌拉圭回合谈判开始之后，为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而进行。1987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和澳大利亚农业经济局合作对中国大陆地区农业政策进行研究。结论表明，中国大陆地区农业政策偏向保护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种研究表明，中国大陆地区的农业政策不利于农业生产者。朱希刚等（1996）对我国农业补贴水平进行了测算，认为中国大陆地区的农业支持水平较低，有较大增长空间。程国强（2011）认为，2003年后，中国大陆地区农业支持水平增速较快，但受到政策财力制约，仍不具备全面、大规模支持农业的能力。须运用有限资源，保障主要农产品供给，促进农民增收。倪洪兴（2013）则借用OECD的测评方法，对中国大陆地区的农业支持水平进行研究。认为中国大陆地区农业支持增速很快，近年已接近OECD的平均水平和WTO限额，需对农业支持结构进行调整。然而，Tian等（2002）则认为，OECD的测评方法高估了中国大陆地区的支持水平。他认为，中国大陆地区农村经济仍具有浓郁的半自给性特点。农产品品种间和地区间的商品化程度不同。以粮食为例，国营粮食企业和国营粮食外贸公司垄断市场，导致高额的政府财政补贴、库存粮食质量恶化、国有政策性银行积累坏账等。寻租行为导致中国大陆地区农业支持政策未取得预期效果。张莉琴（2001）在其博士论文中考虑了农户自给性消费的计算处理办法，印证了OECD测算方法高估了中国大陆地区农业支持水平的论点。
为应对WTO《农业协定》，卢锋（2001）、柯炳生等（2002）、Qian（2003）、倪洪兴等（2013）在不同时期对中国大陆地区农业支持的工具选择进行分析。这些学者认为，按WTO农业支持的分类方法，中国大陆地区在前期需对农业进行全方面支持，而到中后期时，须逐步减少“黄箱”支持，加大“绿箱”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