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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外包发展概况 |
经过“十一五”、“十二五”近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实现了黄金十年的跨越，奠定了我国服务外包的大国地位。目前成为仅次于印度的服务外包大国，市场份额在30%左右。随着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行“互联网+”战略，服务外包产业作为高技术、高附加值、高创新性的新兴产业仍将受到国家高度重视，仍将在未来保持高速发展。
根据商务部的统计，2015年我国企业签订服务外包合同金额1309.3亿美元，执行金额966.9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22.1%和18.9%。其中，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金额872.9亿美元，执行金额646.4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21.5%和15.6%；在岸服务外包合同金额436.4亿美元，执行金额320.6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23.3%和26.1%（见图1）。
图1 近五年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情况统计
预计2016年中国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金额将突破千亿美元，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
目前国内服务外包交付模式分为在岸交付与离岸交付两大类，2015年的两种交付模式的比例如表1所示。
表1 2015年中国服务外包交付模式构成表
从历史数据看，在岸外包在整个服务外包的比重越来越大，成为市场新的增长点。
服务外包类型分为三类：信息技术外包（ITO）、业务流程外包（BPO）、知识流程外包（KPO），其2015年的构成如表2所示。
表2 2015年中国服务外包服务类型构成表
离岸外包的发包地区可划分为美国、欧盟、中国香港、日本和其他地区，2015年构成如表3所示。
表3 2015年中国服务外包服务发包地区构成表
从表3中的数据可以看出，日本发包的业务以及其代表外包业务形态BPO在我国服务外包产业的比重下降较快，这是受日元持续贬值和中日政治大环境的影响，以及我国企业承接日本市场业务意愿不高等因素的影响。
2015年，我国服务外包企业已经达到3.37万家（2014年为2.81万家，同比增长70.6%），从业人员2015年年底为734.7万人，其中大学以上学历471.67万人，同比分别增长79.3%和37.1%，成为一个大量吸收劳动力的产业。
我国服务外包企业新获得开发能力成熟度模型集成（CMMI）、信息安全管理（ISO27001/BS7799）等13项国际认证1491个，同比增长7.3%。截至2015年年底，我国企业累计获得国际认证8774个，企业的专业服务能力日益提高。
从产业周期来看，服务外包产业正处在从成长期向成熟期过渡阶段，产业发展速度虽然正在放缓，但速度仍然比较高（2015年合同执行金额增长为18.9%），产业变革还是比较激烈，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目前，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还是产业集中度不高。在国际上，世界级服务外包企业门槛产值在50亿美元，印度排名前三的服务外包企业全部高过这个门槛。排第一位的塔塔咨询，2015年产值已经达到150亿美元，排名第三的INFOSYS产值达到了50亿美元，从业人员11万人。目前我国的服务外包领军企业的产值均在5亿～10亿美元之间，前十大企业占产业总产值的比例不超过10%，与世界级企业还存在较大差距，这种状况对产业管理水平、人均产值以及产业核心竞争力都有较大影响。
目前，国内具有实力的服务外包领军企业主要包括：文思海辉技术有限公司、江苏省通信服务有限公司、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有限公司、中软国际有限公司、武汉佰钧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浪潮集团有限公司、大连华信计算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亚信科技公司、上海微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等等。
图2显示了国内逐步成型的服务外包产业生态圈。
图2 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生态图
首先是由于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和产业发展已经对服务外包提出了新的要求，拉动了新的需求；其次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依赖投资出口向依靠消费服务转移，从东部转型升级到西部大开发，金融行业、医疗行业、城镇化建设、政府采购都在释放服务外包市场空间和潜力。相对来说，离岸外包所依赖的全球经济，这两年在持续放缓，再加上成本更低竞争对手的加入，离岸外包未来的增长并不乐观。这已经反映到了数据上，2015年在岸外包同比增长26.1%，足足比离岸外包的增长15.4%高了10个百分点。
2015年相对来说主要发包市场格局相对稳定，美国、欧盟、中国香港和日本的服务外包执行额合计占我国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的61.6%，尤其是受日元持续贬值和中日政治大环境的影响，我国企业承接日本市场业务意愿不高，日本对我国发包呈下降趋势。
除这四个主要发包地区以外，其他地区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受到国家战略计划的影响，“一带一路”市场的重要性显著提高。2015年，我国承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外包执行金额121.5亿美元，同比增长23.4%。其中，承接东南亚国家的服务外包合同金额89.9亿美元，执行金额63.2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30.6%和17.3%；承接西亚北非国家的服务外包合同金额43.5亿美元，执行金额25.2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13%和61.5%。“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我国发包占我国离岸外包的18.8%，市场重要性显著提高。
离岸服务外包的结构日益优化，KPO所占比例进一步上升。在外包的结构统计中，我们发现KPO同比增长率是最高的，2015年达到了36.8%。与KPO相关的医药和生物技术研发、动漫及网游设计研发、工业设计和工程设计等外包业务快速发展，带动服务外包业务结构稳步优化，也表明中国的服务外包向外包价值链的高端攀升。
“互联网+”战略和行动计划在2015年正式实施，促使服务外包与垂直产业的融合加深。基于互联网和现代信息技术专业化生产组织方式正得到广泛应用，进一步加深了服务外包与信息服务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业、能源业、金融业、卫生健康业等垂直行业的深度融合。2015年，信息服务业、制造业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分别为315.6亿美元和177.3亿美元，分别占全行业的48.8%和27.4%。服务外包模式广泛应用，既提高了国内企业的专业服务能力，又促进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升了整体生产效率，实现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国际著名资讯公司Gartner认为众包平台正在中国崛起，将改革中国的IT服务市场，成为IT服务商寻求能够应对重要项目资源挑战的新方法。众包平台可以打破人力资源限制瓶颈、降低项目成本、推动创新。事实上，2015年涌现出了很多众包平台，如“解放号”、“猪八戒网”、“威客网”、“庖丁技术”、“快码”等，2016年将无疑成为服务外包的热点。值得关注的就是中软国际的“解放号”众包平台，基于中软国际多年服务外包经验，发展比较快。
当前，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智能制造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蓬勃发展，一方面，这些技术推动传统和新兴产业不断升级，加深应用，拓展了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市场空间和规模；另一方面，这些技术也在改变着服务外包开发、交付、服务的面貌，众包平台的出现，正是这种冲击的后果。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口老龄化趋势加深，劳动力供应开始趋于紧张，服务外包人力成本开始不断增长。此外，服务外包产业内部也面临着人才需求结构性问题，高端人才尤其是懂互联网的人才极度缺乏，复合型人才也面临匮乏的境地，人才培训体系对于服务外包的支持还缺少力度。
“政策是服务外包产业的生命线，服务外包的条件与制造业外包不同，限制服务外包发展不是技术和市场需求，而是能够将服务外包中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体现在合约之中，并被有效执行的能力。这涉及合同订立和执行的宏观制度环境，包括监管模式、法律环境、知识保护等问题”（摘自《服务外包产业内涵与分类》）。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政策在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正是由于国家政策对于服务外包的强力支持，才使得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取得了今天的成就。政策可分为国家宏观政策与地方政策。
国家从2006年颁布的主要服务外包支持文件和优惠政策如表4所示。
表4 国家宏观服务外包支持文件和优惠政策一览表
以上文件并未涵盖所有国家出台的政策，而是选择了一些典型的、重要的文件，包括财税、金融、人力资源、产业规划、产业政策、支持产权等全方位的支持政策。还有一些重要的国家政策不是直接与服务外包相关，但也会对服务外包造成重大影响，例如，《国务院关于印发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国发〔2000〕18号）以及《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等。
“十三五”期间，外包政策与相关专项工程持续推动我国服务外包产业进一步发展，使我国在由服务外包大国迈向服务外包强国进程中走得更好、更快、更稳，真正打造出具有国际竞争力强大的产业，并发展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相对来说，我国外包政策是以国家宏观政策为主导的，地方政策是对中央政策的落实、深化与细化，这并不意味着地方政策就可以无所作为，在吃透中央政策的基础上，地方政策其实有着相当大的创新和本土化空间。我们选取了三个典型的城市——南京、北京与深圳进行介绍。
南京是个内地城市，发展服务外包并不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优势，但最近几年成为服务外包发展最快的城市，在2014年的21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综合评价中位列第一，合同执行额也位列各城市之首，南京的政策经验也引起了其他城市的重视。
2011年，南京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速推进南京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随后，南京市商务局会同市相关部门先后出台了《服务外包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服务外包人才培养基地认定办法》、《服务外包人才培训机构认定办法》、《服务外包园区认定及综合考核评价办法》等，形成了较为全面的产业政策促进体系，市级财政每年拿出3000万元左右用于服务外包专项扶持。同时，积极组织企业申报中央及省级财政服务外包专项资金扶持。
目前，南京市深入研究南京市服务外包发展所需的促进手段和政策措施，在市财政、金融办的支持下尝试设立南京服务外包企业融资担保平台，开展利用知识产权、股权贸易合同和期权等具有服务外包特色的产品质押贷款，破解服务外包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北京的服务外包政策的一个重点是中关村软件示范园区。2011年，财政部等四部门正式批复的《中关村现代服务业试点方案》给北京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中关村软件园集聚了文思海辉、博彦科技、软通动力、新思软件等服务外包企业总部和全球研发中心，发展服务外包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优势。
北京还制定了《北京市服务外包发展配套资金管理办法（暂行）实施细则》、《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商务委关于促进本市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等本地化政策。
不过相对来说，北京除了海淀区之外，其他地区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潜力并未完全发挥出来。北京市制定的服务外包政策只是在亦步亦趋地承接中央宏观政策，本地不够系统，创新不足，近两年政策更新也不够快，发展相对迟滞。
在2014年的21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综合评价中，杭州市的得分高达31.03分，是最高分，其外包政策得到了高度评价，对我们的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
杭州的服务外包地方政策是体系最为全面的，更新也比较快，包括：《关于促进创新型企业融资担保的试行办法》、《杭州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的实施意见》、《杭州市服务外包公共服务平台专项资金使用办法》、《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财政局市外经贸局关于杭州市服务外包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杭州市服务外包知识产权保护若干规定》、《关于对服务外包培训机构进行认定的通知》、《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杭州市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市政府关于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实施意见》等，其中知识产权方面的政策在全国是比较领先的。杭州比较重视文化产品和金融服务的服务外包。
此次评价是按照国务院批准的《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综合评价办法》，商务部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21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开展综合评价工作，此次综合评价共涉及58项指标数据，超过平均得分的共有8个城市，分别为南京、上海、广州、苏州、杭州、无锡、深圳、北京。其中，南京、上海、广州、苏州在综合得分上有较为明显的优势，形成了第一梯队。这次评价是对各地区服务外包成果的一次检验，也为国家和各地方服务外包发展提供了依据。
2015年商务部开始实施“服务外包竞争力提升”工程，即“55311”工程。该项工程主要内容是扶持5家国际竞争优势突出、行业带动力显著的服务外包龙头企业，培育50家集成服务水平高、核心竞争力强的大型企业，支持300家“专、精、特、新”的中小型企业，同时重点支持100个主导产业突出、创新能力强、体制机制先行先试的服务外包产业园区，支持100家专业资质好、教学水平高的服务外包人才培养机构。
自从2006年启动千百十工程以来，中国服务外包产业进入了高速增长的态势，每年合同执行额同比增长都在30%左右，甚至超过40%，例如，2012年同比增长就高达 41.16%，2013年为35%，2014为23.14%。进入2015年，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服务外包的同比增长速度也降为18.9%，已经低于20%。这意味着国家和地方的服务外包政策也要做相应调整，从重速度向重质量转变。
2015年9月24日~25日，由商务部、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和杭州市商务委共同承办的第七届中国国际服务外包交易博览会，在全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杭州举行，此次大会以“互联网+数字化驱动商业价值”为主题，举行了全球服务外包行业论坛、行业专题研讨会及系列商务活动，评选出有关奖项，为服务外包产业的共享交流，打造中国服务外包形象起到了重要作用。
2014年，南京市服务外包执行额达114.5亿美元，在全国城市中排名第一，同比增长32.3%，2015年也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如今服务外包产业已经成为南京的支柱产业之一，在动漫、生物医药、金融等服务外包领域都有亮点。南京既非北、上、广一线城市，又非沿海城市，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与南京自身的努力分不开，对于地方发展软件服务外包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在2015年3月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7月4日，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印发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在这中间，6月16日，国务院又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互联网+”和“双创”政策对服务外包业的冲击与影响是广泛而又深入的。一方面，释放了传统产业大量服务外包需求；另一方面，促进了服务外包产业的创新，进一步加深了服务外包与信息服务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业、能源业、金融业、卫生健康业等垂直行业的深度融合。
（本稿件由中国软件行业协会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