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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信息网络规范主要由技术规范和法律规范两部分构成，而在信息网络法律规范中，又包含着技术性法律规范和网络社区法律规范两种。由于其适用对象和调整方式的不同，其效力层次也明显存在着差异。
诸如IP传输协议、域名体系等规则，都属于信息网络技术规范的范畴，它们直接反映了业内专家对科学规律的认识和选择，是当代科技成果的结晶，它调整的是信息网络构建行为。这种网络基础关系，是以行业的共识与自律为基础的。尽管它也调整信息网络主体之间的关系，却并不属于法的范畴。因为它既不需要国家制定或认可，也不需要国家强制力予以实施。也就是说，违反该标准者不需要直接承担法律责任。信息网络技术规范是指引网络构建行为的普遍准则，就其适用范围看，它具有广泛性，绝大多数网络构建行为，都在其调整范围内。从其价值取向来看，它具有中立性，并不直接反映某一利益集团的主张。它严格地应用于网络连接、传输、语言标示等方面，而不涉及信息网络行为的内容。虽然各国，特别是某些技术大国，都想以各种方式对信息网络技术规范进行影响，以争取占领网络制高点。但是，这并不对信息网络技术规范的性质产生根本影响。因为任何阶层和团体，都可以对中立性工具的信息网络技术规范免费、平等地使用。所不同的是，掌握了信息网络技术标准制定权的阶层或团体，将在利用信息网络进行商业化竞争方面更具优势。
信息网络技术规范直接规定网络构建者与网络技术规律之间的关系，处于信息网络规范的基础层，是其他规范运行的平台。从其效力层次看，似乎由于其缺乏强制性，而低于法律规范。但实际上，由于其强大影响力和技术排斥力的存在，以及其适用力的普遍性和无损耗（无折扣）性，使得信息网络技术规范比通常的法律规范更易于实施。产业界流行着这样的说法，“得标准者，得天下”，就是这个意思。因为被普遍遵守的技术标准，在事实上已经具有了难以抗拒的能量。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信息技术规范极其重要，甚至对法律规范有着关键性的制约作用。但对该类规范的制定和修改，毕竟是科技工作者的任务。法律工作者认识其特点，只是为了了解信息网络法所依托的底层基础，以利于更好地制定适应科技规律的法律规范。法律工作者不应该也不可能去越位行事。环顾信息网络法的自身任务，其研究重点仍然在于信息网络法律规范，即技术性法律规范和信息网络社区法律规范方面。
信息网络法律规范，是针对网络应用行为的法律规范，主要调整那些因信息网络应用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诸如电子商务交易、电子政务管理、网络社群活动等，都包括在内。而技术规范则以网络构建行为作为其对象，主要调整信息网络行为主体与网络技术规律之间的关系。
信息网络法律规范又包括技术性法律规范和网络社区法律规范两种。二者都具有法的属性，属于强制性规范。与技术规范相比较，它们都以国家意志为要素，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以国家的管辖地域为效力范围。因而，从全球范围来看，各国的信息网络法律规范之间，就很可能缺乏统一性和中立性。
第一，关于技术性法律规范。所谓的技术性法律规范，就是以技术指标内容，经由国家机关制定，旨在解决技术问题的规范。通常，它们需要以具体的技术手段为其实施方案。譬如，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制定的“电子认证技术标准”、“电子加密安全标准”等，都属于此类。表面上看，这些规范解决的是技术问题，但其法律属性是不容忽视的。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具备法的外观属性，而且由于它们在信息网络规范体系中处于枢纽地位，对信息网络的发展具有直接的调整作用，集中体现了立法者的价值取向。对于信息网络这种高科技设施中所产生的许多问题，必须通过技术性法律规范才能取得对症下药的效果，进而使体现立法者主观价值的信息网络社区法律规范真正付诸实施。正因为如此，技术性法律规范，也就必然成为信息时代立法者关注的焦点。
虽然，技术性法律规范以技术手段为基本支撑，但就其效力来源而言，仍与其他（非网络）法律没有区别。它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并以国家的地域管辖强制力为依托。所不同的是，其实施往往对技术手段的依赖性更强。通常而言，由于它涉及的范围较为狭窄，常以法规或规章的形式出现，在法律体系中的效力层次低于基本法律。
第二，关于信息网络社区法律规范。这类规范都是在信息网络广泛应用之后才出现的，它针对信息网络应用中产生的社会关系，其具体形态千变万化，数字化的产生、服务、消费等活动，都可能包含在其中，诸如有关网络银行的规定、网络广告条例等，都属于这类规范。它是其他（非信息网络）法律部门向信息网络领域扩展的结果，因而，其效力层次和范围与相关的法律部门是等同的，譬如网络银行规范，就属于银行法范畴。从部门法来看，信息网络社区法律规范应分别归属于其他（非信息网络）相应的法律部门，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无论是从其立法程序，还是从执法部门等方面，都与其所属的法律部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其价值取向也往往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