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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弹性城市的研究进展
来源于生态学的弹性城市概念（Davic和Welsh，2004），强调的是城市对于全球气候变化影响下极端事件的迅速恢复和抵抗。但实际上弹性城市不仅包括城市系统能够调整自己，应对各种消极的不确定性和突然袭击的能力，还包括能将那些积极的机遇有效转化为资本的能力（Berkes等，2003）。其研究的内容涉及以下最重要的四个主题：（1）城市新陈代谢流研究，分析生产、供给和消费链之间的相互联系；（2）城市管治研究，探索提高社会学习、适应以及自组织能力的途径；（3）社会动态研究，分析社会秩序、社会系统功能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4）建成环境研究，分析城市形态的组成部分之间的空间关系和相互作用，并探讨建成环境与社会动态之间的联系（Resilience Alliance，2007）。对弹性城市研究也集中于如下几个方面：
Polese（2010）认为弹性城市的经济弹性主要有两种形态：（1）a-弹性，城市在危机中保存自己的能力，例如新奥尔良面对Katrina 飓风，长崎遭遇原子弹袭击，德国城市在“二战”后的毁灭，城市尽管衰落，但并未消亡；（2）b-弹性，城市在面临冲击时，通过调整发展状态，应对出现的挑战。波士顿和芝加哥实现成功转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曼彻斯特的衰落。值得注意的是，弹性城市重视自给能力的建设，城市需要稳定而可靠的产品和服务供应，包括食物、燃料、水和其他日常生活物品和服务，大城市的自给自足应该尽量在当地或邻域内实现。
作为复杂生态系统的城市，具有多层的结构与功能，因此其不同结构功能之间的生态反馈关系将是很难发现的。其组织结构的调整是围绕着生态均衡这一目标而进行的，而均衡的含义指的是驱动系统和保持系统稳定的基本作用力（Ndubisi，2002：224）。目前在生态弹性的实际操作中，对城市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分析成为其核心工作。脆弱性分析即是分析、认知环境风险、自然灾害和未来的不确定性的类型、强度、规模和空间分布（Jabareen，2013）。政府可调控资源是弹性政策实施的物质基础和主要内容。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主导作用，政府可以通过对不同地区差异化生态脆弱性系统辨别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财政与税收安排、土地和水资源分配、生态环境规制、基础设施和社会设施建设等，充分发挥城市规划的引导、调控、规范和拉动作用，促进城市发展向相对最优的规划方案情景逼近。尤其是远景规划中对各种政策性因素的描述，则是实现弹性发展思路的保证体系（盛科荣，王海，2006）。
根据适应性循环，研究城市系统的生命周期，以及跨尺度生态系统（城市内部生态系统、作为生态系统及区域或者全球生态系统之中的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探求驱动城市系统跨越阈值的关键因素（Ernstson和Sander，2010），是城市生态弹性研究的另一个主题（蔡建明，郭华，2012）。城市系统中，慢变量才是系统跨越阈值的关键力量（Zeeman，1977）。对于城市系统而言，快变量的增长只体现短期的繁荣，只有慢变量的增长才代表社会的发展、城市竞争力的增强。影响城市发展的诸多慢变量，包括科技力量（城市革新）、城市化以及气候变化是影响城市系统的关键因素。以新奥尔良为例，飓风（Katrina）造成1500 人死亡、数以万计的人无家可归以及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生态灾难，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诸多慢变量的长期作用，如海平面上升、湿地面积减少以及防洪系统的年久失修等（Ernstson和Sander，2010）。
脆弱性与弹性紧密相关，是指社会群体或者个体因为环境变化所遭受的压力，而造成谋生的困难以及保障的降低。而社会弹性可提高个体或者群体的抗压能力，宽泛地讲，弹性是脆弱性的反义词（Berkes，2007）。研究全球变化或城市环境改变下的特定群体及个体的弹性应对是城市社会弹性的热点问题（Turner，2010）。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弹性更多地是在社区层次上定义而非个体层次，涉及社会和团体的社会资本（Adger，2000）。拥有较多社会资本的群体，弹性能力强（蔡建明，郭华，2012）。
新型城市化目标导向下，国内对弹性城市化的研究方兴未艾。如廖桂蓉（2009）认为弹性城市化强调的是长期维持农村流动劳动力在家乡社区的经济与社会联系，保存乡村经济与社会对他们的最终社会保障作用，使农村流动劳动力根据经济状况保持在城乡两地的流动状况，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在城市遭遇赤贫化。弹性城市化的基本内容包括：（1）根据可以达到的社会保障程度，有限制、有序地实现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永久性迁移；（2）根据市场需求有组织地引导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经济部门的流动；（3）根据市场变化完善农村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往复流动机制与政策；（4）根据社会需求和劳动力市场强化农村基础教育与职业技能教育，大力提升农村劳动力的素质；（5）根据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实际问题提供配套服务与支持体系；（6）根据农村人口的实际需要积极推进乡村建设，容留未能进入城市经济部门的农村人口；（7）巩固和完善以乡村土地为基础的生计保障机制，稳定和完善现行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严格限制农村土地流失，禁止土地作为生产要素进入市场，有效保障农户耕地使用权；（8）长期保障农村流动人口（农民工）的土地使用权益，长期保留外出务工农民的口粮田，使其享有与当地农民同样的权益，允许外出务工农民自愿安排耕地使用，但不得变更耕地使用性质；（9）为农村流动人口建立城乡之间可对接的专门社会保障项目，以降低农村劳动力在流动过程中的风险，并保障其在城乡两地的权益；（10）改善农村流动劳动者在城市的就业、生活与权益保障状况，重点加强对他们的就业服务、技能培训和困难救助（廖桂蓉，2009）。
弹性基础设施系统，特别是水、电、医疗卫生等公益性服务部门，对于减少极端事件（地震、洪灾以及恐怖主义事件）的社会影响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蔡建明，郭华，2012）。基础设施系统若能经受住极端事件冲击，就可以避免因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将极端事件对城市产生的“多米诺骨牌”危害效应降低到最小（McDaniels，2008）。基础设施的弹性可以通过坚固性和快速性进行测度。坚固性代表一定水平压力下，系统没有退化和丧失功能的能力；而快速性则代表系统为减少损失及避免未来功能紊乱，在最短时间内满足当务之需的能力（Alberti，1999）。因此，对城市基础设施弹性的提升，一方面通过法律规范来约束基础设施的坚固性；另一方面，通过物联网、遥感等设施的建设，改善基础设施对于极端事件的应对能力。
弹性的城市管治包括对城市空间、人口等方面的控制。如对建设用地的控制，对区内的水源地、对城市空间功能组织具有重要影响的建设用地、公益性基础设施用地的规划必须保持其刚性；而对于发展权在市场主体，并且对交通条件和专业技术协作要求不严格，对城市结构没有重大影响力，对周围用地和环境没有安全威胁的居住用地、一类工业用地、非污染无危险的仓储用地等商业性用地的区位选择，用途管制规则就要体现出相应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城市的管治除了在空间结构方面设置弹性（增量拓展与存量挖掘）之外，还通过超前的空间规模预测、划定“弹性”用地、以“当量人口”配置“一步到位”的基础设施规划等手段增强空间弹性。在“外向”弹性规划阶段，城市管理者通过宏观的预测方法确定人口规模，并选用最高的人均建设用地指标，争取最大的发展空间，确定弹性上限。过程弹性规划，将规划在时间维度上进行分解，通过动态调整具体规划行动，主动呼应外在环境，从而使城市空间在发展过程中获得弹性的规划技术（刘堃等，2012）。
综合上述弹性城市的相关研究，国内外对弹性城市的研究侧重于概念、生态、规划实践等方面，缺乏对于经济、社会、生态、工程的集成弹性研究，尤其欠缺对弹性城市中城市新陈代谢系统的综合测度。此外，有关弹性城市的研究基本处于概念阐述阶段，其实证研究基本上还处于空白；对城市新陈代谢理论和实践应用的研究将是弹性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