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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到9年之前的国际政经变化格局，美国人闹出的次级债风波，其作为后来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的先兆在那年的夏天已清晰显露，并成为该年度几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之一。人们开始担心20世纪30年代以1929年华尔街股灾为背景的政治动荡再次上演。事实证明，本世纪国际政治经济最为剧烈动荡不安的年代正是从2007年开始的。
2007年年初，乔治·W·布什总统增加了驻伊美军数量之后，并未能为美国扭转形势，也未弄明白当美国撤回增派的军队，伊拉克会发生什么情况。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在慕尼黑的演讲中不同寻常地愤怒指责美国“几乎毫无节制地使用武力……使世界陷入了冲突的深渊”。油价高起和国内经济的繁荣发展，让俄罗斯增强了自信，并想告诉全世界：自己正在重新崛起。
到了8月，次债危机爆发并不断发展，间接导致美元进一步贬值，这对全球政治经济的重要影响，当时并未被多数人意识到。
当年11月，中石油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这一事实非常具有象征性，被认为是中国正在崛起的标志，冲击着人们的判断。
而美国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所面临的压力，正不断增加。
2008年11月10日，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发生4起连环爆炸，上百人伤亡。恐怖袭击已成为伊拉克人时常要面对的街头乱象。之前两个月，布什总统在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防大学发表演讲时宣布将从伊拉克撤军8000多人。根据这一决定，美国11月从伊拉克撤出约1000名军人，并打算在伊局势进一步改善后撤出更多部队。
伊拉克的灾难未了，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所造成的灾难，不亚于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人们开始感到危机的严重后果深不可测。乔治·W·布什总统11月15日在20国集团领导人华盛顿峰会上说，问题并非一夜形成，也不可能一夜解决。
8月，俄罗斯借格鲁吉亚总统向南奥等两地区发动军事进攻之机，与格鲁吉亚发生军事冲突，击退格军进攻，并宣布承认两地区独立。美俄关系因此严重恶化。分析人士说，由于战略视野受到重大牵制，战略资源受到重大损耗，美国已无法在高加索地区作出有力的回应。
美欧试图联手共同应对一些挑战，比如应对冰岛经济全线崩溃，应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冲击，应对伊朗核问题、阿富汗、伊拉克及反恐等问题，应对俄罗斯势力的恢复和增强。
对当时的美国新当选总统奥巴马来说，还未上台重大考验已经呈现。至于如何有效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对奥巴马的考验更为严峻。全球经济正在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严重的大动荡和大变局。
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严峻挑战，2009年1月，奥巴马入主白宫后启动了刺激美国经济的一系列庞大的开支计划，其中包括签署总额为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这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政府最庞大的开支计划，标志着奥巴马“新政”正式付诸实施。11月中旬，奥巴马到中国访问时一脸严肃地说，目前美中关系对我们集体的现在与未来是最重要的。
与此同时，全球主要中央银行通过多次降息并向市场注入巨额流动资金，以非常规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大规模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在各国应对危机措施的共同推动下，全球经济下半年呈现出好转的趋势。
以“金砖四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率先回暖，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快速上升，成为稳定世界经济的重要一极。9月16日四国首脑的首次聚会也自然引起举世关注。会议讨论的内容显示，“金砖四国”清醒地意识到在后危机时代，必须加快寻求发展的新模式。
在忽上忽下的国际原油价格让人们如同雾里看花的时候，黄金身价却一路猛攀高峰，金融大师罗杰斯甚至预言黄金价格将涨到每盎司2000美元。随着大量资金涌入，黄金期货市场陷入“狂欢”。
2010年尤其对于欧洲来说是经济最为不安的一年。特别是在欧盟经济体，债务危机的多米诺效应不仅加剧了单个国家的危机，甚至威胁到整个经济体的健康。
5月1日，法国总统萨科齐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电话会谈，表示将抓紧出台救助希腊计划，并表示将采取新措施，以强化欧元区的监管机制，对市场投机行为实施更为严厉的打击，并增加金融衍生产品的透明度。
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5月2日宣布希腊已经同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完成了有关救助机制的谈判，并就救助方案达成协议。同日，欧元集团主席、卢森堡首相容克召集欧元区16国财长在布鲁塞尔举行特别会议，原则同意启动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希腊机制。
因为紧缩政策，以及推迟退休年龄、减少各种福利、裁员、提高教育学费，欧洲人引以为傲的高福利正面临严重挑战，欧洲发生了接连不断的大罢工大游行。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欧洲深陷债务危机之际，率领阵容豪华的德国政商代表团到访中国并在北京收获了涉及航空、汽车等多个领域的大订单。中国人还向默克尔表示愿在充分考虑风险防控的前提下，继续投资于欧元区国债市场。
而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人民币升值成为了一个热点话题。美国人一边奋力提振他们摇摇欲坠的经济，一边向中国人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中国改革其货币，单方面认为是中国人故意保持人民币低汇率从而使美国经济复苏变得更加困难。6月19日，G20峰会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之前，中国央行宣布，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
2011年被称为“多事之秋”，全球经济在这一年中遭受重创。
受欧债危机蔓延影响，欧元区15个成员国主权评级、欧洲金融稳定工具（EFSF）评级、欧元区数十家金融机构评级以及欧盟评级，都被三大评级机构纳入负面观察名单。观察人士担心这将使得欧元区主权国家融资愈加艰难，欧元区经济增速亦明显放缓，存在重返衰退之虞。
3月11日，日本发生的强烈地震和地震引发的海啸，造成了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因为重灾区的许多工厂被毁，甚至引发全球制造业供应链中断，并波及美洲、欧洲和亚洲的众多厂商。
8月5日，标准普尔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从AAA下调至AA+，前景展望为负面。此举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大动荡。8月10日，市场传出法国将可能丧失AAA评级的消息后，全球资本市场继续大幅下滑，全球股票市场连续几天暴跌，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下滑，黄金价格暴涨，金融市场波动性指数出现大幅上扬。
11月4日，20国集团领导人第六次峰会通过旨在促进增长与就业的“戛纳行动计划”，还对欧元区的全面救助计划表示欢迎，并敦促尽快细化和落实该计划。
2012年既是大选年也是世界末日年。美俄法日韩等19个国家或地区都顺利经历了民主选举，其中有人连任，有人败选，也有人重返权力顶峰。成功连任的奥巴马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用来庆祝胜利。经济毫无起色、失业率居高不下等问题都在等着他去解决。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在就职典礼上，他强调：“未来几年将是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关键阶段。”这句话，反映出他内心承受的压力，更显示出他建设强盛俄罗斯的壮心。安倍晋三“梅开二度”，再次出任日本首相，但其修改日本和平宪法、加强日美同盟关系和放松银根等主张引起日本内外不少人士的质疑。对于奥朗德的当选，外界有评述说，作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的法国正在“向左转”，将给深陷危机的欧洲带来治理新理念，也将给世界带来重要影响，甚至有人担心地说，法国变了，欧洲会集体向左吗？
11月21日，虽然有许多人在静静等待，但世界并未到末日，可是中东战事连连，叙利亚内战持续21个月仍未平息，美国桑迪胡克小学年底遭遇枪手血洗，令人扼腕叹息。
国际政经格局之变在过去几年继续深化，中国和美国成为当之无愧的主角。中国顺利完成权力交接，开启了改革开放新历程，向世界宣示了更为明确的发展方向，进一步巩固了新兴崛起力量中心的地位。美国受困于多重内外因素，其全球战略步入“选择性介入”阶段。
中国和美国各自的变化和相互关系是世界多极化进程不断加深的最有力佐证。
乌克兰局势升级引发欧美与俄罗斯之间的双向制裁可能对全球经济产生负向溢出效应，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逐步退出可能引发部分新兴经济体国际金融风险升级，消费税等政策可能构成日本经济较大下行压力，欧洲经济通缩压力未见缓解，全球经济仍然面临较多不确定性，全球经济复苏增长分化的局面将继续延续。
2015年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中国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70周年，世界将在理念上超越过去很多东西，当今需要一个全球治理的具有包容性的世界，包括中国对待与日本的关系，也有这样的理念上的超越。变化了的复兴中的中国，是美国的一个问题。中国对美国的影响能否减少一些消极因素变得更加正面，这是观察未来国际政经走势的一个重要视角。而当今中国的一举一动，都是国际政治中的重要信号。
2008年金融危机在美国发生之后，我们该如何看历史，看现实，看未来，看中国，看世界？
中国正式加入WTO至今已有15年，回想入世之前艰难、曲折而漫长的申请和谈判历程，再比较今日中国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发起、主导、筹建亚投行的主动与从容姿态，令人大为感叹。
全世界都明确意识到，中国复兴的趋势已无可阻挡，中国要求调整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愿望也难以遏制。中国人自己设计了亚投行的游戏规则，欧洲列强争相加入——这是世界政经格局发生大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怎样解读其中蕴含的丰富历史变革信息？如果说入世15年后中国创建亚投行是一大盛举，那么入世对于中国复兴为何具有如此巨大的意义？
在讨论历史问题的时候，历史学家们习惯于将历史分成若干时期来观察和研究，总要找出标志性的事件作为划分不同历史时期的分水岭，比如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1911年中国的辛亥革命等。这样做是可以接受的。但真正的革命很可能是一个过程或一个历史时段。这个历史时段可以很长，比如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如此来看，亚投行的成立一方面可以作为一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彰显出中国作为大国开启了主动影响或推动世界格局塑造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它也是一段历史累积而成的结果。真正的革命往往是静悄悄发生的。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中国经历了高速经济增长。正是这种综合实力一步步的累积壮大，才在今天结出了亚投行创立的果实。
十多年以前中国加入WTO，同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它对中国产生的巨大影响，首先反映在经济上。加入WTO后，中国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中的很多障碍随之被清除，中国因此获得了很多经济上的好处。值得一提的是，入世前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每年都要经过审议再延长，而每次审议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演变为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入世则解决了一年一审问题。其次反映在制度上。中国加入WTO，成为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完整成员，能在客观上促使中国调整国内成百上千条与国际惯例不相适应的法律规章，这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最后反映在观念上。入世强化了中国的自由贸易理念，进而使得市场化改革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不可逆转。中国成为世界贸易体系大家庭中的一员，对于提升中国的软实力也很有帮助。
在强调中国加入WTO、中国GDP超过日本或亚投行成立这类标志性历史事件的深远意义时，也要防止走极端，也就是说，不能过度夸大其影响。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金融秩序对于当今国际政经格局的影响正在发生变化。
按照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宇燕的观点，如果必须从单一维度来刻画世界经济格局，那么国际货币体系便是最佳视角。1944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核心是确立了“双挂钩”体制，即美元和黄金挂钩，一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同时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并根据与美元的比价确定各国货币的汇率。
张宇燕认为，更进一步讲，布雷顿森林体系使得美元等同于黄金。美元霸权由此得以制度化，并成为美国霸权三大支柱之一。其他两大支柱为军事和科技。这一依靠正式制度维系的美元霸权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难以为继，原因在于美国在30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期间大规模的资本输出和国内通胀加剧。境外美元数额庞大的同时，美元实际购买力下降，引发了对美元的信任危机，并直接表现为用美元兑换黄金。接下来美国不得不选择美元与黄金脱钩，让金价随行就市。结果便是黄金价格暴涨，世界开始进入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美国人常标榜美国联邦政府从未违约。从国债偿还的意义上看大致如此，但从违背美元与黄金固定比价承诺上看，美国则在全世界制造了一次巨大的违约。
时至今日，美元仍然是世界最主要的关键货币，其他货币影响力虽在上升，但仍难以望其项背。这也是人们把当今的国际货币体系称之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原因。曾经有人预测，随着美元与黄金的脱钩，世界对美元的需求会大幅减少，进而美元霸权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黄金升值美元贬值扰乱了大体有序的国际汇率机制，各国汇率风险的提升增加了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当今世界缺乏其他货币来替代美元，承担其在计价尺度、交易媒介和储备手段上的功能，对美元的需求反而增加了。美元作为世界主导货币，给美国带来了巨大收益。数以万亿计的美元在美国体外循环流通并常态化，这意味着美国能够以极低的成本享用着巨量的外部资源、产品和服务。世界的美元化，不仅让美国规避了汇率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还让美国可以影响甚至操纵高度美元化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更是为美国带来了一大笔广义铸币税。
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内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变数，非欧元区创立莫属。催生欧元的，除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如推动欧洲经济一体化、降低交易成本和规避利率风险之外，没有道明的主要原因是欧洲各国试图联合起来以欧元抗衡美元，争夺货币流通领域的控制权，分享国际铸币税，扩大自身货币的金融影响力。缺少财政一体化机制是欧元区的先天不足。几年前爆发、时至今日仍未消停的欧债危机，就是货币统一但财政分立的必然结果之一。欧元区财政一体化的滞后，不是因为设计者的无知或无能，而是因为政治可行性不足，毕竟财政主权的割让会直接牵扯到各国多方面的既得利益。欧洲需要一场危机来推动财政一体化进程，从这个角度看，欧洲债务危机来得正是时候。英国选择置身欧元区之外并不奇怪。英镑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一个非主导货币，尽管影响力与美元、欧元相比尚属弱小，但却大于英国经济规模的影响力。游离于欧元区，英国还可以独享英镑带来的铸币税。短期来看，欧美的货币博弈是零和。虽然目前美元仍占上风，但欧元对打破单一美元霸权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0世纪末有人说，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将呈现“两大一小”格局，也就是美元、欧元再加上小伙伴日元。当时人们这么思考是有道理的。美欧日在世纪之交是排在世界前三位的经济体，不仅贸易额排在前列，而且其货币金融的开放度及相关规章制度的健全度也处于较高水平。更为重要的是，当时日元、德国马克、法国法郎等，同美元一样，都是国际关键货币，国际货币的网络效应无疑会延续下去。张宇燕说，15年后的今天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果再讨论未来15年货币体系走势的话，“两大”恐怕不会改变，而“一小”则极可能由日元变为人民币，更准确地说是“华元”。华元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并超过日元，只是个时间问题。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格局，将是美元、欧元、华元三足鼎立。中国的经济规模、贸易、投资、开放度及货币跨境使用的增长势头，都在支持这样一种判断。华元的国际化速度应该比普遍认为的要快些。
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是中国多年来致力于实现的一个目标。此次金融危机让各国都看清了一个风险，即全球过度依赖美元，而且美国政策制定者首先考虑的是美国自身利益，常常置他国利益于不顾。多年前就有人主张货币非国家化，理由是一旦货币发行由国家垄断，货币权力就会被滥用；而当货币由私人自由发行时，市场的竞争性会迫使或诱使发行者自我约束，从而使货币充分发挥它该发挥的作用。其实这套理论在国际舞台上更适用，因为多种货币并存的局面构成了一个全球货币“市场”。然而问题在于，冷战结束后出现的全球进一步美元化的趋势，使全球货币体系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垄断市场，其危害性已经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暴露无遗。在一个垄断程度很高的市场中，哪怕是只增加一两个竞争者，市场的效率和稳定性就会得到显著改善。不难看出，市场竞争性的提升势必受到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既得利益者的阻挠。
目前，美国主导的TPP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已经达成，形成了环太平洋12个国家的自由贸易圈。但与之相比，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恐怕是未来中国将要面临的更大挑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张茉楠分析说，美国发起TTIP，很明显是与TPP一道构成美国在全球贸易体系的“两翼”，而“主体”则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北美自贸区。
张茉楠认为，从双方利益的角度看，美欧TTIP在推动相互服务贸易和投资发展方面的潜在空间较大，是着力点和重点领域。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服务贸易国家，欧盟是全球最大的服务贸易国家集团，美国自欧洲的服务贸易进口以及对欧洲出口均占其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40%，而美欧目前在服务贸易领域进一步开放的空间较大。
美国公司在欧盟的投资约为2万亿美元，而欧盟公司在美国的投资约为1.7万亿美元，两个地区互为最主要投资目的地。
从欧洲利益看，欧洲独立研究报告表明，协定所产生收益的80%，建立在降低监管负担和简化手续并使服务贸易和公共采购更加自由化的基础上。在自贸协定完全执行后，欧洲每年将从中获益1190亿欧元。欧盟对美国出口总体将增长28%。在行业方面，最大的贸易增长将是汽车行业，欧盟汽车出口到美国将增加149%，向其他地区出口将增加约42%，进口扩大43%。
从美国利益看，美国试图通过其主导的TPP发展以实现“重返亚太”的战略目标。如果能够促成TTIP的发展并形成美欧联合主导的局面，美国和欧盟针对亚洲的政策协调程度无疑会加强。美国借助TTIP推动TPP协定的脚步和进程会大大提速。美国正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区、TPP/TTIP等多重区域一体化安排，力图重构其主导的新的全球多边贸易体系。
当然，美欧双方分歧也比较大，要处理的谈判难题也不少：一是农产品补贴方面；二是高技术保护壁垒方面；三是剩余关税壁垒方面；四是“边境内”监管障碍。
显而易见，美欧区域一体化的安排一方面是为了促进相互的贸易与投资，但更重要的是欲主导全球贸易规则，甚至影响或构建新的多边贸易体系。
按照美欧TTIP协定，双方要求尽可能取消跨大西洋贸易领域工业品和农产品全部关税；进一步开放服务市场，加强在公共采购、政策制定领域的合作；在竞争、贸易便利化、劳工、环境等领域制定最新规则；确定共同的目标和策略，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并推动其在第三国市场和国际组织的实施；共同制定并实施联合策略，以解决中国、俄罗斯、日本、乌克兰等国的市场准入及其他贸易相关事宜。
然而，一旦TTIP谈判达成，将在更大程度上改变世界贸易规则、标准和格局，挑战新兴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间的准贸易联盟。美欧将在知识产权、劳工标准等方面制定新的规则，这对想进入美欧市场的企业来说无疑提高了“门槛”。
此外，由于自贸区具有对内开放、对外限制的特征，因此在美欧之间贸易壁垒降低的同时，对区外经济体则构成更高的壁垒，会产生贸易转移的后果。这也意味着中国对美出口将面临欧盟的竞争压力，对欧盟出口将面临来自美国的竞争压力。
鉴于此，中国必须尽早制定积极的应对策略，一方面，须以更大勇气迎接国际贸易自由化的挑战，加快改革开放的进程，更主动积极地参与制定新一轮国际经济特别是贸易投资规则，从双边、多边两个方面加快构建中国版本的自贸区网络。同时也要借自贸区谈判为契机，通过更高标准的国际贸易规则，倒逼市场化改革。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新的增长预期，以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占据更主动的位置。
另一方面，TPP和TTIP会让中国更加倚重“一带一路”，并加快推进“一带一路”战略，重建经济大循环，充分挖掘“一带一路”区域国家经济互补性，进而构建更完整的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促成亚欧经济一体化和利益共同体。
作为世界秩序调整的核心内容之一，国际贸易条约体系不断出现新的变化或产生新的规则体系。TPP更大的意义在于这是全球贸易规则演变的开始，TPP不仅将规定取消或降低商品的关税，还将涵盖安全标准、技术贸易壁垒、动植物卫生检疫、竞争政策、知识产权、政府采购、争端解决，以及有关劳工和环境保护的规定，这意味着全球贸易规则的升级。
当前，国际贸易“规则之争”已超越“市场之争”，正在成为新一轮全球化博弈角力点。一方面，全球贸易增长更为缓慢。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全球贸易增长预测，2014年和2015年全球贸易额增长预期分别为3.1%和4%，远远低于2008年金融危机前10年平均贸易年增长率6.7%的水平。另一方面，全球贸易秩序也处于前所未有的新调整时期。新一代国际贸易规则演进趋势将是以区域贸易规则创建为基础，辅以规范某一领域的诸边贸易规则的发展，通过货物贸易、投资、服务贸易规则的融合后逐渐形成新的多边贸易规则，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会更加激烈和隐蔽，从自由贸易转向规则贸易。
新规则体系强调货物贸易、投资和服务规则的整合。在投资领域，强化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在服务贸易领域，采用负面清单方式，建立全面的、高标准的服务贸易自由化。目前正在谈判的最重要的多边协议是诸（多）边服务业协议（PSA）、第二部信息技术协定（ITA2）、政府采购协定（GPA），以及环境商品协议（EGA），也将为双边和多边贸易谈判提供重要动力。
在全球服务业产值中，美、欧、日占2/3以上，具有绝对至上的大市场和话语权。诸（多）边服务业协议（PSA）未来的谈判内容主要包括金融、快递、传播、电信、电子商务、运输、观光、物联网、移动通信网络、互联网等所有服务业领域；TPP、TTIP、PSA等都涉及国家、经济体间的公平竞争、数码贸易、物联网、环境、能源等领域的服务业问题，因此，服务贸易协定可以被视为美国重构全球贸易规则的核心。
第二部信息技术协定（ITA2）致力于减少或消除在多类先进的信息技术产品上的关税，包括了80个国家。第一部信息技术协定于1997年开始生效，这项新协议旨在扩大产品覆盖范围，进而实现囊括全球97%IT产品的目标。中国承诺扩展贸易壁垒自由化的IT产品范围。然而，由于中国和韩国不能在关于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技术和产品的重要关税细目上达成共识，第二部信息技术协定谈判没有达成。只有等到在一些高价值关税细目上的争议解决，才有可能合作并完成谈判。
此外，政府采购协定（GPA）取消对政府采购的限制，既有利于政府更高效地配置资源，也会减少在竞标政府合同中的腐败风险。根据2001年加入WTO的文件，中国同意“尽快”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中国已经就政府采购协定的加入问题进行了多年的谈判；尽管中国最近提出扩大国际规则对省级政府的约束范围，但仍未能让其他政府采购协定成员国满意，因此谈判还在继续。
环境商品协议（EGA）旨在消除对一系列有助于减轻污染等恶劣环境作用的商品征收关税。这项倡议于2014年提出，如今包括了中国、美国、欧盟以及其他14个国家。环境商品协议的谈判代表目前正在制定可用于关税改革的商品清单，其后将探讨关税逐步废除的时间跨度和可能免于自由化承诺的有限例外。环境商品协议潜在的工作量非常巨大，因为第二阶段谈判的目标是将改革扩大到关税自由化以外的领域，呼吁减少非关税壁垒和倡导环境保护相关的服务。环境商品领域的世界贸易估值为1万亿美元，作为贸易大国的中国将面临较大挑战。
面对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规则优势”，中国并未排除未来参与TPP的可能性，除了当前中国与澳大利亚等签订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国近几年来也积极推动东盟“10+3”（东盟十国+中日韩）、中日韩、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FTAPP（亚太自贸区谈判）、“一带一路”等区域合作的发展。
另一方面，从长远来看，TPP以及PSA、GPA等一系列区域贸易协定和全球新规则的出现也符合中国自身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的大方向。中国必须加快构筑全球自贸区网络建设，积极适应美国等提出的新规则的挑战，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领域，适当提高自由化标准，倒逼中国市场壁垒打破，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开放型竞争带动中国价值链和产业链的全面升级。从这个意义上讲，每次重大的外部冲击，长期来看对中国的发展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当今世界秩序的格局是西方地缘政治秩序在世界各区域的延伸。冷战结束之后，在经济和政治等层面虽然总体战略格局的变化不大，但各区域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尽管美国一直是各区域秩序的有机部分，但现存秩序已经无法适应各区域的政治经济变化。
全球政经格局正在发生的最深刻变化，当数从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而形成的一极世界，向全球分化、多区域化的世界转变。
环顾当今世界，区域化矛盾突出。达沃斯会议所属的世界经济论坛2015年1月15日发布年度全球风险报告指出，从乌克兰危机导致欧洲与俄罗斯间对立，到东亚局势紧张，再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崛起等，地缘政治风险正迅猛扩大。世界经济论坛高级经济学家玛格丽特·德兹尼克·哈诺斯指出：“距离冷战结束已经过去25年了，国家间的紧张再度高涨。”玛格丽特认为，在各种全球化矛盾日益明显，以及中国等新兴大国崛起致使全球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国家间的可信度受损。“国家间冲突”的风险在今后10年内发生的可能性最高，这也可能成为全球蒙受重大损失的原因。
持续的政治动荡，令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地缘战略竞争正不断加剧。而历史上每一次地缘战略竞争加剧的背后，都包含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在当前美国试图塑造国际秩序，但似乎已力不从心，国际权力分化重组的背景下，一个明显的趋势是，权力和影响力的剥离越来越明显，权力的分散导致了国际治理难度的增加，导致地缘战略竞争加剧，冲突激化。
在本次全球危机的冲击下，美式全球化体系出现了从全球体系到区域体系分化不断加强的趋势。美国对外政策为此所作的调整引发了一连串地缘竞争激化并持续发酵的后果。
在东亚，美国“重返亚太”，将东亚地区的安全局势复杂化。美国主导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打乱了东亚一体化。在东欧，乌克兰自古就有“地缘政治中心”之称，至今它依旧是俄罗斯和美欧争夺势力范围的焦点。2014年的克里米亚公投使得一直隐匿于后的俄美欧等“幕后大佬”走向了台前。美国“相对撤出中东”以及中东“强人政治的倒台”，导致了中东恐怖主义势力的蔓延。
随着原有的单极世界秩序逐步解体，全球开始向多极世界转型，新兴的“区域强国”试图挑战没落的“全球霸主”。在此背景下，一些地区强国有意加强区域整合，以便在全球竞争中获得有利地位。比如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在竞选总统期间曾提出建立“地中海联盟”，希望以此成为联结欧洲和非洲的枢纽。
一些区域性组织也在积极发声，试图争取“权力真空”时期的主导权。比如海湾合作委员会在中东的话语权不断增长，尤其在2011年阿拉伯地区政治变局之后；在东亚，地区主义增长，拉美一体化甚至带有了排美色彩，就连一向被视为落后的非洲都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区域一体化进程。
在亚太地区，随着这一地区在世界格局中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地区内的力量结构也发生了一些新变化。伴随着地区内国家之间利益关系的调整，地区出现了一些不稳定与不确定因素，其安全形势与未来发展已成为国际社会备受关注的焦点，区域合作也在地区政治安全因素的影响下，出现了阵营化和碎片化的趋势。亚太地区政治安全形势的变化，正值亚洲区域一体化进程快速发展之时。在冷战结束后不到20年的时间里，亚洲先后实现了东盟的扩大以及建立了10+1、10+3、10+6等多种合作机制，亚洲国家之间初步建立起了日益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如在地区政治方面，2005年开始成立并正式运转的东亚峰会，标志着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的一体化进程得到进一步的夯实，而2008年《东盟宪章》的生效更是为东盟共同体的建设提供了法律依据。在经济领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于2010年正式全面启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东盟由中国以南和印度以东的十个国家组成。东盟是世界上四大主要贸易集团之一，拥有6亿人口，2012年GDP总量超过印度，达到中国的30%。东盟是新兴市场中增长最快的地区，预计到2017年GDP将达到3万亿美元以上（或超过印度21个百分点）。东盟的人均GDP将从2012年的3600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5800美元，增幅超过50%。东盟人口密度最高的成员国印度尼西亚，预计将于2025年赶超法国和英国成为全球第八大经济体。
2015年，东盟计划成立东盟经济共同体（AEC），这是东盟组织转型的下一步。2010年，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的建立降低了关税的壁垒，其作用在于增进区域间的贸易。而即将成立的东盟经济共同体的目标则是促进商品、服务、投资、资本和熟练劳动力等五项重要经济驱动力在区域内自由流动，从而提高整个东盟地区的竞争力。
尽管东盟的宗旨是“同一愿景，同一身份，同一群体”，但各成员国却处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新加坡和文莱是较为富裕的国家，人口较少且趋于老龄化。“东盟四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和马来西亚属于中等收入的国家，长期以来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这四个国家属于低收入国家，且以往一直是中央计划型经济。2012年，东盟四国人口占东盟总人口的70%，GDP占80%以上，是东盟的重要代表，为了缩小差距，促进经济对等增长，“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方案”于2010年10月开始实施。该方案为交通、信息通信和能源这三个领域基础设施的联动进行了规划，设计了更倾向于区域内部的市场化、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内容。据估计，要在2020年之前完成这些联动的建设，同时完善东盟四国的基础设施，至少要在道路、铁路和能源领域投入5000亿美元。
由于GDP、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的多样性，东盟一体化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机遇。低收入国家代表了亚洲的最新投资前沿，东盟四国则是在日本早期发展模式之后新型工业化和新兴消费型国家的代表。东盟总体经济规模相当可观，这是由于其庞大的适龄劳动人口，而不是其高额的人均收入。东盟位于中国和印度之间，是亚洲区域性核心，同时也是全球最具有活力的经济体，东盟的地位正在崛起。
与欧盟不同，东盟并没有自己的货币组织、统一货币和中央银行之类的管理机构。自1967年8月8日成立以来，它的运行是基于各方的共识，是非正式性的。东盟制度上的非紧密性也是它的优势，它为东盟与中国、欧盟和美国等合作提供了中立平台。事实上，东盟已经与另一些亚太国家（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印度、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签署了独立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AT）。当前，东盟已经拓展为“东盟+6”。美国一直实行“亚洲轴心”政策，并试图与亚洲国家形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而欧盟则一直寻求与单个东南亚国家签署FTA协定。
东盟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人口红利、城市化建设和结构性改革。
首先，东盟作为新兴社会可以在人口红利上持续获益15年以上，其他亚洲国家比如中国、日本和韩国却要面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其次，东南亚地区的城市居住人口比例在2010年为47%（2.64亿人），预计会在2025年增长到55%（3.51亿人）。随着城市里中等收入人群的增长，消费市场会出现巨大的商机，这更是房地产开发、能源供给、公共交通和供水系统等基础设施发展的机遇。
最后，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和经济共同体（AEC）提出了贸易和经济结构改革。根据东盟自由贸易区统计，2010年东盟四国、新加坡和文莱的进口平均关税已降至0，2012年低收入国家平均关税是1.69%。经济共同体会带来第二次经济改革，主旨是提高竞争力、促进互联互通。
东盟在维持区域的和平稳定方面做得很好，并且稳扎稳打地成为了世界经济增长的支柱和引擎。
《世界是平的》一书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写到，21世纪全球化的最大特点就是当今世界正越来越“平坦”，世界各部分均互通互联，政治和经济壁垒不断降低，几乎任何事情，都可在新技术平台上于瞬间布告于全世界。按照他的观点，我们正生活在3.0版全球化时代，世界是平坦的。
过去两个世纪，产业发展建立在化石燃料之上，在21世纪的新经济中，企业发展将建立在数据之上，并将因此大幅度提高生产率。在需求端，消费者对IT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增加将导致“消费数字化”现象。在供给端，需要通过提供高报酬的工作促进内容产业和软件行业的发展。
以亚洲为例，这是全球社交网络增长最快的地区。截至2014年1月，中国社交媒体的活跃用户数量超过6亿，居全球首位，是美国的两倍多。2013年，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Facebook用户数量均居全球前7位。2013年上半年，亚洲每月增加约1000万名Facebook用户。2014年3月，印尼大约有5000万名Facebook的活跃用户，占印尼总人口的20%，数量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
智能手机作为连接互联网的移动设备，可能是当今世界最重大的创新，尤其是对柬埔寨、缅甸、越南和印度等固定电话设施有限的亚洲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发展中国家，移动电话的普及程度远远超过银行和其他金融服务，因此移动支付系统将为这些国家带来诸多益处。手机也在改变着亚洲上亿农村人口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