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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旧秩序正在分崩离析并渐渐形成多极化格局，新秩序将在多极博弈之中产生。
俄罗斯最近在中东地区进行的直接军事干预，不仅加剧了该地区的动荡局势，也加剧了第二次世界大战70多年后国际秩序的分崩离析，加剧了居于战后秩序核心位置的美国其强大实力的削弱。过去10多年里，美国的国际政策变化不定，经常不能很好地运用它的实力，仍然力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全世界。现任总统奥巴马的外交政策比较现实，但在紧要关头常常不愿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弱化了美国力量的威慑效果，让人怀疑美国是否还能继续充当世界霸主。至于欧洲，它早已放弃了强权政治，倾向于缔造一个日趋完善、和平的联盟。经济不景气和政治困顿，让欧洲人没有太多时间思考世界其他地区的问题。
世界现行秩序的强大挑战者正在登上舞台
长期来看，全球财富和权力正在东移，转向亚洲，转向中国。在过去40年取得了惊人成就的这个国家，需要打造与其规模相符的经济影响力。
俄罗斯试图在欧洲再次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重获其当年重要的世界角色的地位。伊朗利用了中东的动荡局势扩张自己的实力，尽管国际协议可能对遏制伊朗核计划起到一定作用，但是，未来呢，谁能预料这个国家又将有什么举动？
中国、俄罗斯、伊朗这三个国家正在成为地区内有影响力的国家，而美国的力量还能分散在全球范围多久？无人能够准确回答这个问题。
联合国这个全球性机构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上已经让人们感到日益艰难，而国际合作从未像今天这样重要。
真正影响世界未来格局的将会是什么力量？
金砖五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安全领域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并威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所制定的世界经济秩序、政治秩序和安全秩序。伊斯兰国家的复兴有待于伊斯兰世界内部各种力量的调整，这将成为世界的长期问题，但伊斯兰力量也对改变现有世界秩序提出了要求。
多极化，这就是战后70年的世界。各种力量共同决定着本世纪世界走向的好与坏。
世界将走向多极化。在20世纪70年代初，基辛格最早认识到多极世界的出现。从那时到现在的40多年，基辛格目睹了世界多极化的进程，而这个进程证明了他的观察和逻辑。基辛格认为，美国不太喜欢历史上欧洲那样的多极化（19世纪），也不喜欢今天的世界多极化。美国不喜欢当年的欧洲人使用均势和大国协调的办法管理多极化。可是，基辛格认为，管理多极化的世界，欧洲人曾经成功的大国协调方法是管用的。所以，他要说服美国新的政治外交精英如何面对世界秩序的变化，以及如何适应一个变化了的世界局面。基辛格谈到中美关系时，他的观点不是像中国有些媒体评论上说的那样，中美迟早要摊牌。他认为中美两国要双边协调，搞新的大国关系，中美两国的协调要放在全球大国协调中。
大国协调应该是21世纪的多边主义的核心。目前，许多多边主义进程都存在着问题，且不少已经失败，或者一败再败。但是，多边主义不可少，只有多边主义才能带来利益冲突的协调和比较长期、稳妥地解决棘手的世界问题的方案。
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高级顾问、著名军事专家徐光裕少将在分析这一趋势时曾说：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同时，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崛起，其中有三支力量非常重要，而这三支力量对待国家崛起这个大课题的不同看法和不同处理方式或将决定未来的世界格局走势。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几个比较发达的强国是第一波崛起的，因为工业革命从它们先开始，通过抢夺殖民地和资源确定了地位，最终通过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确定了世界秩序，并延续到今天。第二波崛起的国家是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它们在政治、经济、安全领域的话语权越来越多，对国际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等各方面都带来了冲击。首先受到冲击的是第一波崛起的国家，它们认为第二波崛起的国家威胁到其地位，最大的问题就是可能会冲击其所制定的世界经济秩序、政治秩序和安全秩序。于是第一波崛起国家和第二波崛起国家就会发生摩擦。关键是还有第三波崛起的国家，以伊斯兰国家为代表的这部分力量。这些国家数量相当大，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近几百年以来，主要由于第一波崛起的西方强国的殖民政策和资源掠夺，其工业技术发展缓慢，另外受到地缘政治及教派冲突等各种因素影响，它们目前尚处于一种世界能源供应国地位，虽然很有钱，但比较单一，不像第一波和第二波崛起国家那样有比较全面的发展。然而这些国家并不满足于现状，它们要复兴和崛起，在复兴之前，伊斯兰世界内部还需要一番整肃，需要进行各种力量的调整，这将是个长期的问题，它们在付出一定的代价后才能回头反思这个问题。以伊斯兰世界国家为代表的第三波崛起力量，要在政治、经济、安全上崛起，要和第一波、第二波国家平起平坐，形成一个真正的多极平衡的世界，这是它们的目标；在崛起的过程中，它们会和第一波崛起国家发生一些冲突；相对而言，它们与第二波崛起国家的冲突要稍微好一点，因为第一波国家对它们的压力和干预太大了，原来的秩序是第一波国家制定的，所以这是二者之间的主要矛盾。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也属于第三波崛起的国家。
第一波国家和第二波国家之间主要是竞争关系，其核心问题是第一波国家担心第二波国家取代其位置，改变世界秩序，因此对待第二波崛起的国家，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多采取的是遏制方针，于是出现了一系列摩擦冲突，这里包括安全问题、经济问题、人民币地位问题等，这都是一种表现。第三波国家和第二波国家的矛盾不是十分突出，原因就是双方都受到第一波国家的压力，而且在崛起过程中相互间有较大的合作空间，此外第二波国家对第三波国家不是一种遏制和干预的力量。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有较大活动空间。“一带一路”战略是提升中国与第三波崛起的伊斯兰国家之间关系非常重要的一个催化剂，通过这个战略可以为整个中亚、西亚、北非等伊斯兰地区的发展和崛起提供助力，同时实现互联互通，互利共赢。
21世纪是崛起的世纪。未来世界走向的好与坏，就其本质上来讲决定于三波崛起国家之间如何调节相互关系的问题。多极化很有可能是这一问题的最后解决方法。积极推动多国崛起，使整个世界逐渐以多极化取代单极化，国际秩序的公平、世界格局的稳定，以及和平发展等才会有根本保证。
亚洲经济的加速崛起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变化之一。中国、印度、东盟等亚洲新兴经济体正在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维护世界经济稳定日益重要的力量。亚洲经济崛起将重构区域合作发展格局，具有划时代的全球意义，亚洲正在对全球所产生的影响表明，21世纪将是亚洲世纪。
在缓解全球金融危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方面，经济快速稳定增长的亚洲尤其是中国、印度、东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世界经济体系重构及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方面，亚洲的生产总值、外国直接投资和贸易在全球所占的份额均明显上升，与欧、美三足鼎立的世界经济新格局几近形成。由于不断出现的产业转移新趋势，亚洲正在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和动力，这有利于世界经济的繁荣与稳定。亚洲区域经济的一体化正在进入新的发展历程，这将形成该区域多元化发展与合作共赢的经济发展新格局。
亚洲正在成为国际经济的中心并在国际政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为何会出现这种巨大转变？
转变首先发生在经济领域。这是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工业化进程以及包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在内的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但在过去一段时期，亚洲在重塑世界秩序、改变全球走向方面所发挥的影响与其经济的体量并不相称。虽然其有待于建立有政治影响力的制度和实践的能力，人们却已坚定地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亚洲尤其是中国对全球事务的影响力将不断增长。
但非常难以回避的一个重要现实是，当地区冲突早已取代了国家间冲突，在东亚或西太平洋地区或南海地区，在中东或伊斯兰地区，以及在欧洲的俄乌边界地区等，是否有必要从解决地区冲突的角度，分析和提出解决世界秩序问题的制度建议？
其实任何地区冲突的背后，都有国家。今天的世界，存在着三个中心。局部战争、冲突和仇恨的中心在中东和北非。那里的政治强人被赶下台，旧的平衡被打破，新的平衡一直未能建立起来。这个地区成为世界上各种矛盾集中表现的地方：世界大国在这里角逐，地区大国在这里争雄，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冲突在这里延续，什叶派和逊尼派的教派仇杀在这里愈演愈烈，库尔德人问题等民族矛盾在这里爆发。中东、北非作为全球动荡的中心，现在还看不到尽头。全世界大量的外交资源在这里被耗费。
金融危机的中心在欧洲。2008年金融危机首先在美国爆发，后来又因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而愈演愈烈，危机的中心转移到欧洲。前不久我们看到的希腊危机就是其表现。
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在亚洲，特别是在东亚。过去数十年间，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经济增速是全球经济平均增速的2～3倍。
将上述三个中心联系起来看，可以得出怎样的结论？亚洲是全球经济增长中心，这就意味着：第一，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要以破坏东亚作为全球经济增长中心地位作为自己的政策。因为亚洲的经济增长全世界都需要。第二，没有一个亚洲国家要以破坏东亚全球经济增长中心的地位作为自己的方针，因为它们就在这个地区。第三，亚洲所面临的机遇依然存在，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依然存在。
2014年12月，在首尔举行的世界政治论坛上，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说：欧洲没有边界冲突，亚洲有；欧洲有安全机制欧安会，亚洲没有。因此他的结论是，亚洲比欧洲危险。中国学者问他，如何解释乌克兰打起来了，而亚洲却没有打起来？对方无言以对。把世界上三个中心联系起来看，就会懂得亚洲总体形势是好的。正像中国领导人所说，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总体局面没有变，亚洲人所面临的发展机遇依然存在。
为什么去年在中日关系那么紧张的背景下，最后达成了四点共识？中国外交界人士有两条结论：第一条，双方都不愿意关系坏下去，所以才达成妥协。第二条，可能最困难的时候过去了。大家都珍惜东亚这一全球经济增长中心的地位。
亚洲正处在新起点上，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赵忠秀认为，从全球发展格局看，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实际上是对1990年以来经济全球化的一种修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亚洲的发展仍然充满活力，全世界都在寻找发展模式上的变革，世界经济在调整中继续有所增长，而亚洲对于这一增长贡献了超过50%的份额。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整个世界经济发展中的结构调整，亚洲作为增长的一极或重要引擎，应该发挥更大作用。
如果从全球视角来看亚洲，那么，亚洲正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本次金融危机发生至今已有5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金融危机，目前这一过程还未结束，旧有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头，必须有一种新的发展，必须要有建设与创新，亚洲要在其中担当更重要的角色。
此外，中国作为区域大国，随着自身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以及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处在新的起点上。
如果亚洲寻求共同发展，这实际上意味着还是要寻找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意味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以打破过去那种长期建立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盘剥基础上的旧的国际经济秩序。这虽然是个老话题，但本次金融危机却似乎反而加剧了旧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严重不公的状况。现在，欧洲已无暇他顾，美国却仍显得咄咄逼人。美国这种较为严酷的并且仍多少带有冷战思维的发展方式，应该被彻底摈弃。
备受世界关注的博鳌亚洲论坛，现在已是一个交流思想的地方，也是一个可以借它来打造文化的软实力或软影响力的地方。博鳌亚洲论坛正试图从思想上影响亚洲的决策者或政商领袖，因为他们毕竟是世界的领导者。
从世界经济增长的前景看，亚洲都需要不断增强话语权，但亚洲增强话语权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赵忠秀认为，进入现代科技文明的时代，对于技术和知识的垄断封锁已经非常困难，因此，隐含的市场竞争非常激烈。所以，增强话语权的必要条件首先来自于我们自身能力的建设与提高，其中最关键的还是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其次，对于亚洲而言，亚洲人口规模巨大，因此拥有广阔的市场，是亚洲的天然优势。亚洲即便不能成为新技术的创造者，也应该积极成为新技术的使用者，从而获得持续的发展。
由此来看，亚洲显然具有后发优势，亚洲一体化的过程将导致市场更加扁平化，新技术将得以很快普及。亚洲应该继续普及教育，让更多的人能够更便利地接触到新知识、新技术，使得发展能够真正持续下去。
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新兴经济体是否应该挑战既有的国际经济准则，扮演世界范围内的积极主导力量？也许，说挑战还为时尚早，只有先融入进去，才能逐渐扩大自身影响，而发展好自己，则力量对比就会逐渐发生变化。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曾经的财富分布与人口分布，是相均衡的。随着工业革命，西方世界迅速发展，财富的分布与人口的分布发生急剧的不均衡，少数人群拥有了大部分财富。现在，财富的分布与人口的分布，又开始向均衡的方向发展。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知识扩散和技术进步的过程。因此，虽然我们不能急于求成，但国际经济旧有秩序发生变化的趋势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应避免再犯大的错误，以至于丧失掉新的发展机会。
我们看到，国际上有很多发展中国家丧失了数十年的发展机会，因此，要开放，要与世界合作。因为封闭、不善于吸收人类文明发展成果和国际先进经验，一意孤行，肯定要吃苦头。
在全球经济秩序处于断裂和重构的微妙时期，亚洲经济走向一体化的最大障碍是什么？提升亚洲经济话语权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最大的障碍主要来自于历史的包袱。历史上，整个亚洲偏弱偏散。亚洲的地理区块是割裂的，亚洲的文化是多元的。次区域内部有很大相似性，次区域之间却有很大差异性，这使得亚洲一体化进程非常艰难。自工业革命以来，亚洲一直处于劣势、后进的状态。
现在，亚洲有了一个内生发展的环境，但仍须时日。未来，世界经济的重心会移向亚洲，亚洲却未必见得会成为中心。世界经济将不断呈现多极发展的态势。
因此，必须看到这一点，令亚洲的发展更醒目。亚洲要提升自己的话语权，就要克服内部的种种差异所造成的障碍。
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观察，亚洲目前仍处在边缘地位，并非中心，亚洲正在逐渐成为世界发展的重要一极，分量越来越重，世界应该正确认识亚洲，与亚洲共同发展，分享亚洲发展带来的机会，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秩序需要因亚洲而调整。
世界政经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历史变革，这种变革既发生在传统领域、也发生在新领域，既有全球性的，也有地区性和国家内部的，既在实体层面上发生，也在精神层面上产生。全球各国都需要很好地认识这些变化的由来，以及人类将向何处去？
在中国，许多人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国家已成为世界之变的最主要动因之一，对国际事务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中国正有意识地参与到国际体系重塑中来，并力图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当奥巴马总统说“如果我们不去制定规则，中国人就会去制定”时，这反而刺激了中国人去探索、去了解这些“规则”到底是什么？它们对中国有什么影响？中国又当如何应对？
中国资深外交家傅莹说，现存的、美国声称领导的“世界秩序”之所以存在，不是无缘无故的，也不是没有取得过重要成就，但它目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同时，中国的问题是中国在现存世界秩序中的位置是什么？未来应是什么？
中国当然在很多方面都是现存秩序的组成部分，比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中国也是改革的推动者和新机制的参与者，比如G20和气候变化。中国也在积极创建国际体系新的延伸，比如倡议“一带一路”和亚投行。
但是，在所谓的“世界秩序”中，在某些方面对中国采取了排斥态度，在有的方面甚至隐隐地把中国视为潜在假想敌，比如作为其安全支柱的军事同盟体系。如何处置这些问题是中国探讨未来秩序时必须思考和面对的。
基辛格博士在《世界秩序》一书中涉及中美关系的阐述时写道：“美国和中国都是世界秩序不可或缺的支柱。”基辛格博士也善意提醒中国：“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在现代探寻新的世界秩序的努力中如何定位自己。”
傅莹也认为，中国确实需要思考，并且需要尽快地想明白，我们希望的未来世界秩序应该是怎样的？它与现存的世界秩序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需要告诉世界，中国将在未来世界秩序的塑造中扮演什么角色？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
孟子有句名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中国目前还不能说已经完全实现了“达”，但是，当世界进入对全球秩序的新思考之际，中国人是时候本着共赢、包容以及和平的精神，加强与世界互动，携手共同努力。
基辛格曾提出，美国必须摆脱战略僵化，展开新一轮的战略调整。其核心内涵包括：确定其优先目标，回答新的问题，寻找新的动力；重新评估美国式世界秩序的适应性，更新军事实力，重建国家优势；把道义制高点与战略要素结合，研究其他深层次的战略因素，特别是充分研究对手的战略目标和资源配置；重塑世界秩序，在不放弃美国价值观基本内涵的前提下，使美国的世界秩序观较少利己性和威胁性，继续保持美国主导世界秩序的权力和合法性。但问题是，美国的价值观如何适应当今新的世界秩序观？面对中国，美国如何继续主导世界秩序？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各国都很关注战后世界秩序的转型问题。重构世界秩序的条件正逐渐成熟。
但各国对战后世界秩序具有不同的认识。在经济秩序方面，中美俄等国各行其是，通过增加新机制、新规则引导世界经济秩序发生变化。中国在构建世界新秩序方面存在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基辛格认为，中国的世界秩序观距离西方的价值观最远。但历史上中国的秩序观并不挑战西方的价值观。中国的价值观是非进攻性的，即使万里长城也是防御性的。中国人追求的是文化主导的心理优势。中国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都是逐步将它们“华夏化”。中国并不输出制度，而是吸引别国前来学习其制度。中国本身就是某种世界秩序，或者是更大的世界秩序的一部分。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不断融入而不是挑战现有世界秩序，在世界秩序观上与各国的共同点在不断增加，而不是减少。中国作为一个主要大国，在21世纪世界体系中将发挥史无前例的作用。中国当前是世界经济秩序变化的主要推动力，中国主张对现有世界秩序进行必要的改革，但这种改革并不是要把美国主导的现有世界秩序推倒重来，而是希望为其提供一种补充和修正的可能性——用开放包容性去消解现有世界秩序的强制性，以渐进民主和平的方式推动世界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政治哲学是从理念出发，习惯于提出总原则和引导问题进程。比如中国新领导层所强调的“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这一主张深刻体现着中国人的传统精神，也符合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愿望。
虽然基辛格的《世界秩序》在国际政治学界产生很大影响，但在世界秩序观上，美国和中国之间至今依然很不相同。这也是今天中美之间在很多方面发生冲突的根源。
西方人相信世界秩序建立在硬实力之上，软实力或道德说教需要以硬实力为基础才能得以传播和扩散。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即为传统所称“天下观”。这种“天下观”过去强调的是礼义廉耻，现在倡导的是世界大同，是和谐、和平。在哲学层面，这表达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今中国已经是国际社会的重要部分，已经加入了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几乎所有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组织，并在其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随着中国的复兴及其在世界秩序中所扮演角色日益重要，中国的世界秩序观更加举世瞩目。许多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认为，源自中国传统天下观的中国的世界秩序观所认同的世界秩序的主体必然是联合国。中国将联合国看作是平等国家的联合体，应当体现民主原则和包容性，并认为具有不同内部体制的国家，应当在世界秩序里具有平等的权利。
中国正在倡导的“一带一路”，也是中国传统天下观的体现，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目的应是与各国相向而行，探索国际合作及全球治理的新模式。正如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庞中英所说，世界各国都面临着中国复兴的问题，中国需要向全世界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的复兴将给世界带来什么？“一带一路”已经部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而复兴中的中国，随着硬实力的不断增强，毫无疑问也必须要求新的世界秩序更多适应自己的世界秩序观。
基辛格在他的《世界秩序》一书中也认为，不承认西方秩序并不具有普遍性，将不可避免地造成灾难性后果；西方国家应当学会尊重非西方国家的文化传统，这是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关键。
中美世界秩序观并非不可调和，应在中国及其他各国的共同努力下，为实现互利共赢而趋于一致。
福山在他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一书中讲道，中国的历史不幸在20世纪被中断了，由于政治因素，中国历史也没能被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也没得到充分了解。中国和西方的交往史也是基于对中国政治体系和其遗产的误解。
福山在书中特别提到，许多知道20世纪前中国历史的西方人，只知道清朝，但那并不是一个百分之百货真价实的中国王朝。西方是在那个王朝渐趋堕落的时候遭遇中国，所以西方对传统中国的认识停留在那个特定的、不幸的时期。因而，重新回顾历史很重要。
正如福山所说，在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中国首次大一统，中国不仅建立了国家，还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在公元前3世纪，中国已经存在了一种非常稳定的所谓的现代性制度。而欧洲国家，比如说法国、俄国，它们一直到18世纪才实现这一点。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要比欧洲先进1000多年。
但在接下来的2000多年里，中国政治体制形成了路径依赖。虽然没有正式的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法律制度，但在很多层面上，儒家的意识形态成为了正式的法律的替代品。这样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效果是，问责成为了一种维护政治秩序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