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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十三五”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入发展，世界政治、经济、安全格局仍处于深度调整期，增长模式、产业结构、能源版图、治理格局、地缘博弈出现新变化。我国与世界经济的互动关系深刻变化，世界需要适应一个越来越强大的中国，中国也需要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世界。“十三五”时期，要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更好把握新机遇、妥善地应对新挑战，主动营造有利于我国发展和崛起的外部环境，维护和实现自身发展利益。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复苏艰难曲折，如图1-1所示。“十三五”时期，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主要经济体走势继续分化，低增长和有效需求不足或将成为新常态，复苏增长状况较“十二五”时期难有明显改观。我国出口面临的外需市场环境依然偏紧，促进出口和经济增长的难度仍然较大。
图1-1 全球经济复苏艰难曲折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积极推进包括重振制造业、加强金融监管、促进科技创新等在内的结构性改革，同时实施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总体来看，这些政策措施取得了积极效果，消费者和企业信心得到提振，房地产和汽车两大支柱产业渐趋恢复，失业率逐步降低（如图1-2所示），经济呈温和复苏态势。2011—2014年，美国经济分别增长1.6%、2.2%、1.5%、2.4%。
图1-2 美国和欧元区失业率对比（%）
资料来源：CEIC数据库
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移民政策较为宽松，劳动力供给较为充裕，加之页岩气革命压低能源价格，前期大量投入和积累有可能催生新的科技革命，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十三五”时期美国经济增长来自供给端的支撑有望增强，预计保持温和复苏的可能性较大。未来，美国经济增长也面临不少制约：一是基准利率提高和由此引致的美元升值将抑制投资和出口增长；二是持续削减财政赤字将压制公共需求增长；三是企业和居民杠杆率降低影响私人需求增长。综合考虑，“十三五”时期美国经济年均增速有望达到2.2%左右，高于欧元区和日本。美国有望在全球产业和科技发展上继续发挥引领作用，但在需求上对全球增长的贡献难有大幅提升。
欧元区经济遭受国际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双重打击，复苏进程曲折缓慢。2011—2014年，欧元区经济分别增长1.6%、-0.8%、-0.3%、0.9%。这是欧元区内部体制僵化、福利虚高、监管缺失等结构性问题的外在表现。欧元区也试图推进经济结构改革，出台了《欧洲2020战略》等计划，但目前整体进展不大，只是个别重债国在外部压力下实施了一些具体改革，如削减财政赤字等。
从整体看，目前从技术上讲欧元区经济已走出了衰退，消费者和企业信心得到恢复，如果外部不出现大的危机或动荡，“十三五”时期欧元区经济还是有望以一个较低的速度维持增长的。制约因素主要来自政策和体制两个方面。从政策上看，为防止陷入通缩，欧元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仍在加码（如图1-3所示），未来终将面临退出问题，加之财政赤字削减，经济增长存在不确定性。从体制上看，欧元区或欧盟始终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在推进结构性改革、缓解区域发展差距上难以形成合力，在解决各类结构性问题上难有重大突破。此外，叙利亚难民危机、恐怖袭击等也增加了欧元区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综合考虑，“十三五”时期欧元区经济年均增速将维持在1%左右，各经济体走势将继续分化。
图1-3 美国和欧元区货币供应对比（%）
资料来源：CEIC数据库
日本经济高度依赖外需，在国际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受到严重冲击，加之大地震、海啸、核泄漏发生，经济复苏进程不稳。2011—2014年日本经济分别增长-0.5%、1.7%、1.6%、-0.1%。2013年，日本实施了被称为“安倍经济学”的极度宽松经济刺激政策，就目前情况看，这些政策措施在提振增长、缓解通缩上取得了一些效果（如图1-4所示），但效果呈递减趋势。
从趋势上看，“安倍经济学”中财政货币政策效果将逐步衰减，日本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超过200%，也不足以支撑大规模刺激政策的持续实施，日本经济内生动力能否增强关键取决于结构性改革的进展和效果。就目前情况看，日本已调高了消费税，正在推进包括
建立经济特区、吸引外国技术人才资金、减轻企业在资本开支和研发方面的税负、推进行业整合、重启核电站、促进企业对农业的参与等改革措施，还通过加入TPP倒逼国内改革。日本的各种结构改革彼此间相互联系，整体推进难度大而综合效果存在不确定性，加之人口老龄化等长期性制约因素依然存在，一旦增长和通胀不能同步实现，经济前景将更加黯淡。综合考虑，“十三五”时期日本经济年均增速为1.5%左右。
国际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率先实现回升复苏，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份额越来越大。2011—2014年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分别增长6.2%、5.2%、5.0%、4.6%，显著高于发达国家。但由于观念理念、体制机制、管理模式等因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结构调整滞后，加之外需不振、资本流出增多，2013年以来增长速度明显放缓。
图1-4 日本通货膨胀情况（%）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潜力巨大，能源资源储量丰富，劳动力供给充足，近年来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和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预计在“十三五”时期仍将保持较快增长。但也要看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结构性问题突出，将受到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调整、国际资本流动、大宗商品价格震荡、外需市场容量变化等多种因素制约。这也就决定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虽能实现较快增长，但无论是处理好促进增长和维持通胀稳定的关系，还是妥善应对外部风险和推进经济结构改革，都需付出艰苦努力。综合考虑，“十三五”时期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年均增速有望保持在5.0%左右，显著快于发达国家，世界经济格局将继续呈“南升北降”的态势。
世界经济增长动力难以恢复到危机前。一方面，金融危机没有改变经济全球化继续发展和科技不断进步的大趋势，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依然存在。“十三五”开局距离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近8年时间，各种系统性风险在这个阶段基本得到充分释放，再爆发大的动荡或危机的可能性不大。发达国家提出“再工业化”和经济再平衡，回归重视发展实体经济，而新兴经济体着力扩大内需，推动几十亿人口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这些有利于世界经济继续保持复苏。但另一方面，无论是发达国家解决“高失业、高赤字、高债务”问题，还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解决自身结构性问题，都难以一蹴而就。2014年以来，一些经济体特别是俄罗斯、巴西等资源出口国，受国际大宗产品价格走低等影响，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下滑甚至是负增长；2015年10月，欧元区失业率仍高达10.8%。因此，“十三五”时期，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仍难以达到危机前的水平，继续维持3%左右低增长的可能性比较大。
“十三五”时期，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入发展，全球产业布局深刻调整，科技进步和产业发展孕育新突破，一些新特征、新趋势将渐趋明朗。对于我国而言，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促进自身发展仍面临有利外部条件，但在产业与科技发展上也面临“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严峻形势，趋利避害、发展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成为一项重大课题。
资本的逐利性和科技的不断进步决定了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不会逆转。“十三五”时期，经济全球化在形式、动力、模式等方面将出现一些新特征新趋势。
一是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继续低增长。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及地区调整负债消费模式，企业和个人杠杆率降低，经济增长未能有力带动进口需求增长，国际贸易与全球增长的相关性降低。2002—2007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4.7%，全球贸易量年均增长7.7%；2011—2014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降至3.6%，而全球贸易量年均增长4.1%，下降幅度更大。“十三五”时期，即使世界经济继续温和复苏，全球贸易量也难以快速增长。近年来，跨国直接投资进入了低谷，2012—2014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分别为1.33万亿美元、1.37万亿美元、1.26万亿美元，大体相当于2009年的水平，未来预计难以回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二是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格局“南升北降”。从结构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中的地位持续提升，2010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占全球比重为51%，首次超过发达国家，到2014年比重已达59%（如图1-5所示）。未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继续鼓励扩大出口，进口需求持续增加，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将不断提升，同时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等领域大量吸引外部投资，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将持续增长。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中的地位将相对下降。
图1-5 全球跨国直接投资逐步陷入低潮（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
三是区域经济合作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新动力。截至2015年10月，向世贸组织通报并仍然有效的区域贸易安排一共有277个，70%左右是近10年出现的，仅2012年之后通报的就有64个，占总数的23.1%。世贸组织的159个成员中，除蒙古外都参与了一个或多个区域贸易安排。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取得重大突破的难度还不小，在这种情况下，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以自由贸易协定为主的区域贸易安排不断涌现，将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新动力。
四是全球产业布局和竞争关系深刻调整。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重振制造业取得了积极进展。2000—2008年，美国制造业生产累计增长4.8%，远低于同期18.1%的GDP累计增幅；2009—2014年累计增长达15.9%，远高于同期10.6%的GDP累计增幅。在一定意义上讲，发达国家产业发展出现了些许“退步”，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加速发展新兴产业，产业发展不断“进步”，双方“交叉点”增多将加剧有关领域的贸易摩擦。同时，发展中国家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彼此间在传统制造业领域的竞争强化。2012年，东盟利用外资达1254.6亿美元，取代我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外资目的地。随着软硬件条件的改善，东南亚等地的劳动密集产业将快速发展，与我国的竞争可能加剧。
国际金融危机后，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加大在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领域的技术研发投入和推动产业化进程，同时继续推进信息技术发展，注重促进信息技术和新能源、生物技术等的融合，力图抢占未来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的战略制高点。这种融合对全球产业发展的影响已初现端倪，新能源、3D打印、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推动产业的组织方式深刻变化，为全球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力。2012年，麦肯锡预测了12项最有可能成为2020年主导产业的新兴技术，其中有6项与信息技术有密切关系，分别为移动互联网、智能软件、物联网、云计算、新一代机器人和3D打印。
信息技术的推广和渗透将催生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提升人类生产生活的效率。2013年，全球个人电脑产量下降10%，而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产量则分别增长42.3%和50.6%，预计未来移动信息处理设备制造业仍将较快发展。随着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在传统行业推广应用，物联网、互联网金融、移动理财、移动医疗、移动教育等新业态将迅速发展，成为传统业态的重要补充。麦肯锡等预测，2020年全球移动医疗、移动教育的产值将分别达到490亿和700亿美元，是2012年的40倍和15倍。3D打印、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将进一步推动个性化生产方式发展，更多产品的生产将交由3D打印机和智能机器人完成，而人类则主要从事产品的设计工作，这将进一步激发人类的创新潜力。信息技术和服务业的融合，将促进服务外包在全球范围内加速发展。
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基因诊断与修复、新材料等新兴技术产业也将快速发展。光电转化等可再生能源技术是彻底解决全球能源问题的关键，基因技术一旦取得重大突破，则有望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智力和身体素质，这些新兴技术和产业的发展前景非常广阔。但就目前情况看，有关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和产业化进程还尚待时日，信息技术不断向人类生产生活的各领域、各环节渗透，仍是“十三五”时期全球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的主旋律。
在一定意义上讲，第三次产业革命已初见端倪。但整体看，新兴产业取代传统产业、新兴生产方式取代传统生产方式将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十三五”时期全球产业升级仍是“进行时”。从目前情况看，传统产业的技术基础已非常成熟，而一些新兴技术还处于发展初期，尚不足以支持新兴产业快速替代传统产业，并提供全面的商品和服务。例如，在全球能源消费总量中，传统化石能源比重仍高达80.6%，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仅占8.2%。同时，在全球范围内，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与新兴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并存，产业转型升级之路既会比较漫长，也将比较复杂。特别是各国竞相进入新兴技术和产业领域，导致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一些领域甚至已出现产能过剩的迹象，相关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也不时出现，新兴产业最终成长为主导产业还尚需时日。
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治理体系出现重大变化，发达国家已难以单独主导全球治理，发展中国家地位显著提升。“十三五”时期，全球治理体系仍将处于深度变革重组期，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都在一些领域试图推动构建新的体系或规则，新旧体系和规则将相互融合、相互影响，整体上全球治理体系将向更加多元、公平方向发展，其中也充满变数。这有利于我国在国际事务协调解决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同时也对我国依托实力积极而有所作为提出了更高要求。
多年来，全球治理体系形成了“金字塔”式结构。处于塔尖的是联合国，负责协调各国关系和重大国际事务。处于金字塔中部的是负责协调安全、贸易、经济、金融、大国关系等的国际组织和平台，包括联合国安理会、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峰会等。处于底部的是一些负责具体全球性问题协调的国际组织，比如，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等。
总体看，这个组织体系不会在“十三五”时期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在一些领域，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都在试图构建一套与现行体系相平行的体系。比如，发达国家就试图在WTO之外构建一套新的、对发达国家更加有利的经贸规则体系，这点下文将有详细说明。又如，2014年7月15日，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库正式宣告成立，金砖国家之间的金融合作迈出实质性步伐；2015年12月25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一套具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部分功能，由发展中国家主导的新体系已初具雏形。同时，一些区域性组织，如APEC峰会等，在区域性事务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对全球治理体系形成了有益补充。
究其原因，首先，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科技产业发展出现了新动向，全球产业分工趋向扁平化，产业链和价值链不断延长，跨国公司对投资便利化、贸易便利化、服务便利化的要求越来越强，这客观上要求相关规则标准进行变革。其次，发达国家不愿让渡全球治理主导权，例如，金砖五国在世界银行中的投票权加在一起只有13%，而美国一家就占15%；金砖五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总共不过11%，而美国一家就拥有17%，且英、法两国各自拥有的投票权也都大于任何一个金砖国家，同时发达国家还试图通过建立于己有利的新体系来维护自己的主导权、获取更多经济全球化利益、提振国内经济增长。再次，发展中国家一方面需要通过融入经济全球化来实现自身发展，另一方面需要得到与不断增长的实力相应的国际地位，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另辟蹊径构建一套平行体系，也就成为了重要选择。
在可预见的未来，全球治理体系将朝更加多元、公平、合理方向调整，发展中国家地位的上升是一个基本趋势，但其中也充满了变数。
规则制定已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博弈全球治理的重要领域。美国大力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二者的共同特点是高标准、广覆盖，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为基础全面扩大市场准入，将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竞争中立等新议题纳入谈判。TPP的12个成员国GDP和贸易占全球40%左右，TTIP即美欧的GDP、贸易占全球50%、30%左右。目前，TPP协定已经签署，TTIP协定预计也将在不久的将来签署，这将形成地跨两洋的超大自由贸易区，其涉及的劳工、环保、知识产权等条款将成为一定意义上的国际新“标杆”，牵引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经贸规则标准提高。此外，美国正在力推服务贸易协定（TISA）谈判，也具有高标准、广覆盖的特点。
虽然TPP、TTIP、TISA客观上顺应了国际产业分工发展趋势，是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包括我国在内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保护、劳工权利、知识产权等方面还难以达到高标准，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门槛被显著提高。同时，TPP和TTIP具有排他性，域外国家还将遭受贸易转移损失。比如，TPP要求成员国分阶段实现货物贸易自由化，将会消除18 000多项产品的关税，包括汽车整车、机器装备、家用电器、电子产品、纺织成衣、加工食品、化学品等工业品，以及酪梨、大米、小麦、牛肉、猪肉等农产品，对成员国将带来较大的贸易刺激作用。这将使我国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企业更多地向越南等地转移产能，从而影响我国出口和经济增长。
一段时间以来，多边贸易体制下的贸易规则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基石，在各类自贸协定中，关税减让和非关税壁垒消除也往往是最核心的谈判内容。就目前情况看，这一状况正在悄然发生变化。相对于以往的自贸协定，TPP和TTIP更加注重实现投资自由化和消除边境后壁垒；同时，各经济体加快推进彼此间的投资协定谈判，投资自由化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对外经济战略的重要内容。这些反映了全球产业分工格局调整趋势，即随着产业链的延长，跨国公司已不再满足于进入一个经济体投资，而更加注重追求在这个经济体内有效配置资源，也只有这样才能继续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由于经济全球化还将继续深入发展，这种趋势很可能在“十三五”时期加强。因此，“十三五”时期，投资规则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有望上升，而贸易规则将相对下降，前者有可能逐步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新基石。
“十三五”时期，国际能源版图将继续深刻变化，受供求关系变化影响，全球能源资源价格还将持续处于低位。我国能源资源进口量不断攀升，对马六甲海峡等重要通道的依赖程度非常大，国际能源版图变化有利于拓宽我国能源资源进口渠道，增加我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回旋余地；同时，能源资源价格处于低位，也将提升我国作为重要需求方的话语权，对我国也是有利的，但其对国内相关产业发展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
美国在页岩气、页岩油勘探开采技术方面已取得重大突破，页岩气、页岩油等油气资源产量持续较快增长，2012年超过俄罗斯成为全球第一大天然气生产国。美国能源部预测，2020年美国总体能源自给率将达到93.5%，较2010年提高约10个百分点。美国在全球能源供应版图中的地位上升，加之部分能源资源富集的发展中国家加大能源产品出口力度，全球能源资源流向和主要能源通道的重要性出现新变化。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随着自身能源供给的增长，来自中东地区原油进口将下降，使得一部分中东的油气资源流向欧洲市场，从而挤压了俄罗斯的市场份额。受此影响，苏伊士运河、博斯普鲁斯海峡、曼德海峡等中东油气输往欧美通道的重要性将有所下降。国际能源署预测，2035年经这三地的原油贸易量占全球贸易总量分别为11%、2%和11%，较2010年下降3个、2个、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等中东油气输往亚洲通道的重要性将有所上升。国际能源署预测，2035年经这两地的原油贸易量占全球贸易总量比重分别为50%和45%，较2010年提高8个和13个百分点。
“十三五”时期，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将继续快速发展，对能源资源的需求仍将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在全球能源消费量中的比重提升。国际能源署预测，2011—2020年，非OECD国家能源消费量年均增速达2.5%，显著高于OECD国家的0.23%；2020年非OECD国家占全球能源消费的比重将达到62.9%，较2010年上升5.4个百分点。
从区域看，亚洲地区将成为能源消费增长最快的区域。国际能源署预测，2011—2020年，亚洲非OECD国家的能源消费量年均增速将达3.2%，明显高于非洲、拉美和东欧国家。其中，我国将在亚洲地区能源消费中占据一半以上的份额，供需缺口日益扩大，可能在21世纪20年代成为全球第一大石油进口国。印度能源消费量也将呈现迅速上升趋势，其中对煤炭的消费量增长十分迅速，可能在21世纪20年代成为全球最大的煤炭进口国。
2014年四季度，原油、铁矿石等大宗能矿产品价格出现快速下降，至2015年年末已跌至10年前的水平。据IMF统计，2015年11月，全球能源类产品价格指数为81.1（2005＝100），大体相当于2004年同期水平，如图1-6所示。从需求看，“十三五”时期，全球经济复苏态势难有明显改观，全球能源资源需求将比较疲弱。从供给看，美国页岩气革命增加了全球化石能源的供给，加之全球范围内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发展迅速，全球能源供应应当能够满足需求。综合供求两方面因素看，“十三五”时期全球能源供求关系偏松，能源价格上涨的基本面支撑不足，还将继续在低位徘徊。
图1-6 全球能源类产品价格指数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国际金融爆发以来，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深刻调整，局部冲突和动荡不断，预计这一态势在“十三五”时期难有根本改变，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博弈将成为地缘政治格局调整的主轴，我国发展面临的地缘环境更加复杂，主动塑造于我有利的外部环境的难度和紧迫性都在上升。
“十三五”时期，世界多极化发展仍是大势所趋，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力量对比继续“此消彼长”。伴随着综合实力的快速上升，新兴大国不可避免地与守成大国在诸多领域出现矛盾和摩擦，彼此间地缘政治关系难以固化，二者的博弈竞争合作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地缘政治格局调整的主轴。
作为新兴大国，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世界的互动关系深刻变化。未来一段时期，我国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对外投资和进口对其他国家带动作用增强，在市场资源、国际事务、治理规则上，由对外依赖、积极参与、被动接受，逐步转向相互依存、主动引导、双向互动，对国际环境的影响力、塑造力将不断提升，维护和实现自身发展利益的能力增强。俄罗斯、巴西、印度等新兴大国市场广阔、资源丰富，对谋求与自身实力相称国际地位的意愿增强，在地缘政治格局演变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以美国为代表的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的快速崛起及其对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还不适应，心态也比较复杂，既有合作借重之需，又有分化抑制之图。一方面，随着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守成大国不得不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更加关注新兴大国的立场，在市场和资源上更加注重对新兴大国的借重与合作。另一方面，守成大国不愿放弃对地缘政治格局和全球治理体系的主导地位，不但采取诸如TPP、TTIP、TISA等手段压缩新兴大国经济发展空间，而且进一步强化彼此间安全政治盟友关系，牵制新兴大国崛起。
在亚太地区，以我国、俄罗斯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和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守成大国都有重要经济和地缘利益。美国积极推进以“保持存在”和“重新强化领导地位”为核心的亚太战略，加快“重返亚太”，频繁插手我国南海事务，不断强化与军事盟友的合作关系，联合军演规模越来越大，同时放任日本在政治右倾化上越走越远，默许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力图不断压缩新兴大国的发展空间。受此影响，这一地区的政治安全形势更趋复杂化，加之存在领土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朝核问题也未解决，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在这一地区进行激烈博弈竞争难以避免。加上TPP的签署和扩容导致亚太生产网络出现深刻变化，“十三五”时期亚太地区地缘和经济格局相互影响，恐将难以定型。
在中东地区，一些国家增长下滑、失业增加、通胀上升、收入下降，与本已存在的领土、民族、宗教矛盾相互交织，导致“伊斯兰国”等极端原教旨组织不断“做大”，派别冲突和恐怖主义袭击此起彼伏；加之美国、欧盟、北约、俄罗斯虽似“反恐同盟”，实则各有各的“算盘”，明争暗斗难以消除，未来一段时期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冲突将呈多发、高发态势。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等国内武装冲突仍在持续，巴以冲突时断时续，约旦等的宗教民族矛盾还在发酵，伊朗核问题谈判虽取得进展但仍是不少地缘问题的“风暴眼”。就目前情况看，中东地区地缘冲突已“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大批难民涌入欧盟国家，给这些国家经济复苏带来不小负担和负面影响，也考验着欧盟的内部协调机制。
此外，在东欧地区，围绕乌克兰加入北约及东部归属问题，俄罗斯与欧盟、美国继续博弈，这一地区短期内还难以恢复平静，阿富汗等国家局势恢复平静和实现正常发展也需要经过复杂而漫长的过程。
“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与条件将发生深刻变化。一方面，我国发展依然面临诸多机遇，包括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入发展、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发展中国家群体力量不断增强、国际力量对比逐步趋向平衡等，但同时也面临外需放缓、竞争加剧、规则提高、保护主义抬头、地缘博弈复杂化等风险和挑战。另一方面，我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深刻调整变化，世界需要适应一个越来越强大的中国，我国也需要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世界，我国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还将继续上升，塑造外部环境能力不断增强。因此，有必要准确把握我国与外部互动关系变化，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主动营造和维护于我国有利的发展环境，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维护和实现我国的发展利益。
完善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加强内陆沿边地区口岸和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各有侧重的对外开放基地；促进沿海地区全面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和竞争，培育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基地和经济区；提高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发展水平。加快走出去步伐，构建和发达国家主导的产业分工体系相平行的新体系，改变嵌入既有分工体系的不利现状，建立健全海外利益保护体系。加快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国际竞争新优势，提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促进外贸转型升级，提高利用外资综合效益。建设好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外资管理模式，扩大服务业外商投资准入，改革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深化外贸管理体制改革。
秉持亲、诚、惠、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完善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以企业为主体，实行市场化运作，推进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多领域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国际大通道建设，共同建设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加强能源资源合作，提高就地加工转化率。共建境外产业集聚区，推动建立当地产业体系，广泛开展教育、科技、文化、旅游、卫生、环保等领域合作，造福当地民众。加强同国际金融机构合作，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建设，发挥丝路基金作用，吸引国际资金共建开放多元共赢的金融合作平台。
全面落实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普惠性措施，设立新兴产业创业创新平台，在新一代移动通信、集成电路、大数据、先进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方面赶超先进，引领未来产业发展。加快科技体制改革，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鼓励企业设立研发机构，牵头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联盟。加大政府对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社会公益技术、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的投入，健全公共科技服务平台，完善科技重大专项实施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重视科普工作和科学精神建设。深入实施人才发展规划，统筹重大人才工程。
把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主要着力点，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完善消费政策、培育消费热点、净化消费环境，扩大养老、健康、旅游、文化等服务消费，促进信息消费。把投资作为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优化投资结构，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农业、重大水利、中西部铁路、节能环保、社会事业等领域投资力度。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优先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经济率先转型升级。
按照十八大以来党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在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和促进可持续发展上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市场决定价格机制。加快改革财税体制，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机制。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继续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
用好二十国集团平台，提升我国在国际场合创设和引导议题的能力，通过峰会表达我国对全球经济治理的主张。继续支持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深化与发达经济体的经贸合作，扩大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统筹区域次区域合作。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和国际经贸规则新变化，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多边贸易体制、区域自由贸易和投资协定、新议题新规则等各项谈判。以周边为基础加快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深化和升级已签协议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加快正在进行的自由贸易区谈判。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全面参与全球性问题治理，增强我国在国际经贸规则和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1]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 人民出版社，2012.
[2]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R]. 2013.
[3]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R]. 2014.
[4]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R]. 2015.
[5] 政府工作报告[R]. 人民出版社，2015.
[6] 政府工作报告[R]. 人民出版社，2016.
[7] World Bank.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R]. 2015.
[8]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R]. 2016.
[9]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3[R]. 2016.
[10] WTO. World Trade Report 2013[R]. 2016.
[11] United Nations. World Economy Situation and Prospects[R].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