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法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国别投资风险评估

内容提要：中法关于第三方市场合作联合声明的签订，为进一步密切中法经贸合作和技术合作，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进更加紧密持久新时代，增添了新的内涵和着力方向。面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发展新环境，中法加快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有利于提振各自国内经济，深化经贸产业合作，提升中法国际地位。本章针对境外投资可能会遇到的东道国市场风险，选用3类共10项指标，从政治风险、市场环境、法律法规三个方面对东道国投资风险进行测度。综合来看，“一带一路”战略沿线、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三个区域的投资综合风险大致依次上升，2014年10个综合风险较低的国家中有9个为“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国家。未来，中法联合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过程中应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为先导，这不仅有利于降低第三方市场合作模式发展初期风险，还有利于促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实现沿线资源整合和产业对接，进而达到“双边合作、三方共赢、多边受益”的目的。

近年来，我国装备制造业持续快速发展，产业规模、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2015年6月，李克强总理在访问法国期间，中法就结合双方优势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达成共识，并发表了《中法关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联合声明》。为进一步密切中法经贸合作和技术合作，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进更加紧密持久新时代，增添了新的内涵和着力方向。

一、中法经贸合作进展

法国是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中法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伴随政治互信持续加强，双边经贸合作领域不断拓宽，贸易和投资发展成绩显著。

（一）中法双边经贸合作持续深化

从贸易来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法进出口货物贸易进入快速增长阶段，总额由76.5亿美元攀升至550.2亿美元，年均增速达15%（见表5-1），尤其是2003—2007年更是保持了年均23.57%的高速增长。尽管双边贸易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在2009年、2012年和2013年出现了三次负增长，但是总体仍保持了稳定发展的态势。

2014年，中国为法国第八大出口市场和第七大进口来源地，双边贸易额为550.2亿美元，增长10.43%。其中，法国对中国出口213.2亿美元，占法国出口总额的3.7%，提高0.3个百分点，运输设备、机电产品、化工产品是法国对中国出口的三大主要产品；法国自中国进口336.9亿美元，占法国进口总额的5.0%，提高0.2个百分点，主要产品包括机电产品、纺织品及原料，以及家具、玩具、杂项制品。

从投资来看，法国是欧盟在中国的第四大投资来源国，在华投资大部分为生产性企业，主要集中在能源、汽车、航空、化工、通信、医药、食品等领域。截至2015年4月，法国在华投资项目4852个，实际投资金额140.3亿美元。同时，随着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中国对法国的直接投资也取得较大进展，投资形式日益多元，包括企业并购、建立地区性总部、建设研发中心等。截至2014年年底，中国对法国非金融类累计直接投资已达47.7亿美元。

（二）中法第三方市场合作意义重大

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世界经济进入增长模式转变和增长动力转换的发展新常态，各国围绕市场、资源、科技、人才等方面的竞争更加激烈。面临新的发展环境，中法积极倡导并推动第三方市场合作，旨在通过产能的全球合作推动产业链的绿色化、高效化，协调发达国家优势与发展中国家发展需求，以双边合作带动三方共赢。

2015年4月，中国国家领导人李克强总理在中国装备走出去和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座谈会上指出，中国与发达国家合作开拓第三方市场是“各得其所、互利共赢的好事”。5月底，李克强总理在中巴工商峰会致辞时再次表示“中国企业愿与发达国家企业一起，在拉美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6月份，中法两国发表的关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联合声明中明确提出，鼓励和支持两国企业在第三方市场开展或加强合作，重点推动基础设施，以及能源、民用航空器、交通、农业、卫生、应对气候变化、金融和保险行业等领域发展。这对中法两国应对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发展新形势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有利于提振各自国内经济。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进入大调整、大变革和大转型的时代，持续低速增长和有效需求不足是后危机时代的重要特征。2014年法国经济仅实现0.4%的增长，远低于危机前3%以上的增速，且国内投资萎缩仍在加剧。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阶段，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由高速转向中高速，三期叠加等方面的严峻形势对经济发展提出了新挑战。拓展发展空间、挖掘发展潜力是中法两国共同面对的发展问题，合作开发第三方市场更是中法两国未来合作的潜力领域，将为各自国内经济增添新的活力。

二是有利于深化经贸产业合作。近年来，中法两国在深化传统合作领域的同时，积极推进农业、金融、医疗卫生、海洋等新兴领域合作，取得了互利共赢的成果。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竞争力的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合作竞争，领域也从能源资源密集型行业逐步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拓展，与法国在产业链条和利益链条上形成了新的互补优势和潜在领域，为双方联合研发、联合投资、联合生产、联合开发第三方市场奠定了基础。当前，世界各国正致力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国际技术与产业竞争日趋激烈，2013年法国政府推出《新工业法国》战略，2015年中国公布了《中国制造2025》总体方案，中法两国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将有利于结合“三个市场三种资源”，在世界经济发展呈多极分化的新形势下，拓展深化经贸科技合作新领域。

三是有利于提升中法国际地位。长期以来，中法两国坚持互尊互信、平等相待、开放包容、互利共赢，形成了坚强的战略伙伴关系，其中经贸领域的广泛深入合作对增强政治互信、增进中法友谊功不可没。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政治格局和治理秩序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明显提升，中法两国在亚非和南美等地区开展合作，可以增强与这些地区国家经济产业联系、扩大利益契合点，有利于进一步巩固中法与亚非和南美国家的友好关系，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提升中法两国的国际地位和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国际影响力。

二、对外投资的风险形式

根据现有文献资料和对外投资实践，企业进行境外投资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特别是东道国市场的风险，如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文化风险、法律风险和企业并购风险等。这些风险因素伴随企业境外投资的整个过程，直接影响着企业的投资效益。

一是政治风险。政治风险是指东道国政府在商业运作中非预期地改变游戏规则，进而损害投资者利益或权益的可能性。政治风险具有政府行为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经济风险、文化风险、法律风险等其他风险因素，是对外投资面临的最大、最不可预期的风险。政治风险主要包括东道国政体政权风险、政治意识形态风险、政策干预风险和官僚主义风险四个方面。其对境外投资企业的影响可能是经营成本的上升、营业收入的降低、经济活动的限制甚至资产损失和经营终结。

二是经济风险。经济风险是指企业在东道国进行经济活动时，东道国宏观经济波动、经济政策调整等因素导致投资的未来收益不确定，即东道国经济发展形势给企业海外经营带来的风险。通常情况下，东道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越好，境外投资企业直接投资的风险就越小；相反，如果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态势较差，则境外投资企业面临的风险就会相应增大。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有很多，常用的主要有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外贸易额等。

三是其他风险。对外投资风险存在于东道国市场的各个方面，不同的投资形式和投资领域面临着不同的风险因素，除政治和经济外，通常还包括文化、法律、宗教等多个方面。其中，文化风险指不同的文化背景影响着人们的消费模式、消费偏好、生活价值观和工作努力程度等，给企业境外投资收益带来不确定性；法律风险则指境外投资企业因经营活动不符合东道国法律规定或者东道国法律体系发生重大变化，给企业投资带来损失。

三、重点国家投资风险测算

（一）指标体系和重点地区

中法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虽然可以增加投资主体、整合多边优势、分散投资风险，但其根本性质仍属于企业的境外投资行为。综合考虑对外投资风险因素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章选用3类共10项指标，从政治风险、市场环境、法律法规方面对东道国进行评价，指标取值越高表明相应的市场环境越好，投资风险越低，反之则说明投资风险较大。其具体评估指标体系见表5-2。其中，经济实力类指标包括GDP、人均GDP和贸易占比，分别衡量东道国综合经济水平、收入和消费能力、经济开放程度；要素供给包括劳动力数量、金融市场发展指数和研发人员占比，分别用来反映东道国市场劳动力、资本、技术三大主要生产要素供给能力；营商环境包括政治稳定性指数、营商便利指数、投资者保护指数和知识产权保护指数。

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和中法在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中法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潜在市场主要集中在广阔的发展中国家，重点包括“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国家、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具体来说，“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包括64个国家，其中东南亚地区11个国家，南亚地区8个国家，中亚地区5个国家，西亚地区18个国家，中东欧地区20个国家，以及蒙古和埃及。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包括32个国家，其中中美地区7个国家，南美地区12个国家，海岛国家12个，以及墨西哥。撒哈拉以南非洲包括46个国家，其中东部非洲7个国家，西部非洲16个国家，中部非洲10个国家，南部非洲13个国家。

这些国家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拥有丰富的要素和劳动力资源，处于农业生产阶段和工业化初期，与中国优势产能和法国先进技术构成较为完整的潜在产业链条，便于建立产业合作关系。

（二）数据处理及测算结果

为保证指标数据口径统一，测算结果准确可靠，本章使用世界银行经济发展数据库、政治发展数据库和世界经济论坛营商环境数据库。时期跨度为2006—2014年。原始数据包括142个国家、10个指标、9年，共12 788条数据。

在数据分析之前，首先采用离差标准化方法对数据进行无量纲标准化处理。离差标准化是线性变换，处理后的数据取值范围在[0, 1]区间，公式为x’=(x-minX)/(maxX-minX)。为使整理后的数据更为直观，本章将在[0, 10]区间对数据进行离差标准化，计算公式为：

x’=10(x-minX)/(maxX-minX)

此外，原始数据中还包含部分空缺值：如果个别年份缺失，则使用平均值代替；如果全部年份无数据，则记为0。

将处理后的数据按照一级指标分类进行分类汇总，可分别得到各国经济实力、要素供给、营商环境得分，理论取值范围分别为[0, 30]、[0, 30]和[0, 30]。

1．经济实力分析

总体来看，2006—2014年117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占全部考察对象的82.4%。增幅居前10位的国家（见表5-3）中，有6个“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国家、3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以及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尼加拉瓜。其中，越南在所有国家中经济实力提升最为显著，2006—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由663.72亿美元大幅上升至1862.05亿美元，年均增速高达13.76%；人均GDP由796.67美元上升至2052.29美元，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了中低收入国家行列。

从2014年全部国家经济实力分布（见图5-1）来看，在理论取值区间[0, 30]上，得分高于15的仅有新加坡1个国家；得分低于10的区间里集中了137个国家，占总数的96.5%；有40个国家经济实力得分集中在[0, 2]区间，60个国家经济实力得分集中在[2, 4]区间，说明“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国家、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综合经济实力仍处于相对较低水平。

具体来看，“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国家经济实力平均得分为4.83，新加坡、卡塔尔、阿联酋、俄罗斯和印度居前5位（见表5-4），综合得分在9.83～17.07之间。其中，新加坡在全部国家中开放程度最高，但是人均GDP水平中等且GDP总量较低；卡塔尔人均GDP水平在全部国家中最高，但是开放程度和GDP总量均较低；阿联酋人均GDP和开放程度均处于中等水平，但是经济总量较低；俄罗斯和印度GDP总量较高，但是人均GDP和开放程度较低，特别是印度。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经济实力平均得分为3.39，巴西、墨西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智利、委内瑞拉5个国家经济实力较强（见表5-5），综合得分在4.17～11.26之间。其中，巴西在全部142个国家中GDP总量最高，2014年为23 461.18亿美元，是世界第7大经济体，美洲第2大经济体，经济结构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工业和农牧业均较为发达，核电、通信、电子、飞机制造、军工等已跨入世界先进行列；墨西哥综合经济实力位居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第2位，虽然GDP总量不及巴西，但由于与美国和加拿大签订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开放程度相对较高，与美国双边贸易占墨西哥外贸总额的70%，美国资本占墨西哥吸引外资总额的65%以上。此外，国土面积仅5128平方公里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在拉美地区综合经济实力居第3位，其经济以能源开发和加工业为主，能源产品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左右，能源出口约占出口总额的80%，是加勒比地区重要的石油输出国。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经济实力平均得分为2.37，赤道几内亚、莱索托、塞舌尔、斯威士兰和博茨瓦纳5个国家经济实力相对较高（见表5-6），综合得分在4.23～6.48之间。其中，GDP总量最大的是博茨瓦纳，最小的是塞舌尔；人均GDP水平最高的是赤道几内亚，最低的是莱索托；开放程度最高的是莱索托，最低的是博茨瓦纳。同时，这些国家中有4个位于南部非洲且开放程度明显高于经济总量和人均GDP水平，主要是因为南部非洲矿产资源丰富，农牧渔业发达，钻石、金、铂等多种矿产开采和输出，以及农产品出口居世界重要地位。

2．要素供给分析

总体来看，2006—2014年96个国家的要素供给能力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占全部考察对象的67.6%。增幅居前10位的国家（见表5-7）中，有6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和4个“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国家。其中，居前3位的柬埔寨、危地马拉、菲律宾，其要素供给能力的提升主要归功于金融市场发展较快，尤其是柬埔寨经过7年筹备，2012年股票市场开始正式交易，标志着柬埔寨金融市场改革取得重大阶段性成绩。

从2014年全部国家要素供给能力分布情况（见图5-2）来看，在理论取值区间[0, 30]上，得分超过15的有新加坡、以色列和印度3个国家；得分低于10的区间集中了134个国家，占总数的94.4%；有34个国家要素供给能力得分集中在[0, 2]区间，42个国家要素供给能力得分集中在[4, 6]区间。考虑到原始数据中部分国家指标缺失导致[0, 2]区间国家数量增加的因素，全部国家要素供给能力分布较经济实力分布更接近于正态分布，但是平均值为4.70同样也表明这些国家的要素供给能力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具体来看，“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国家要素供给能力平均得分为6.09，新加坡、以色列、印度、爱沙尼亚、马来西亚的要素供给能力居前5位（见表5-8），综合得分在11.24～20.03之间，同时这些国家也是全部142个国家排名中居前5位的国家。其中，新加坡的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和研发人员占比两项指标在全部国家中最高，但是人口数量较少，导致劳动力供给能力有限；以色列与新加坡类似，金融和研发能力均较强，但劳动力资源相对稀缺；印度的劳动力数量在全部142个国家中居第1位，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处于中上等，但是研发人员占比较低。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要素供给能力平均得分为4.04，巴西、智利、巴拿马、墨西哥、巴巴多斯5个国家要素供给能力较高（见表5-9），综合得分在6.71～9.04之间。这5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均明显高于劳动力数量和研发人员占比。其中，智力和巴拿马金融市场得分相对较高，分别为7.39和7.26；巴巴多斯金融市场得分为6.71；巴西和墨西哥则分别为5.81和5.38。相比之下，这5国劳动力数量和研发人员占比得分较低，其中劳动力数量和研发人员占比得分最高的巴西仅分别为2.17和1.07。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要素供给能力平均得分为3.23，南非、肯尼亚、毛里求斯、尼日利亚、纳米比亚5个国家要素供给能力相对较高（见表5-10），综合得分在6.18～9.73之间。其中，南非是142个国家要素供给能力排名前10位中唯一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从这5个国家的3项二级指标得分情况来看，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十分类似，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也均明显高于劳动力数量和研发人员占比。其中，南非金融市场得分最高，为8.72；肯尼亚和毛里求斯金融市场得分分别为7.10和7.00；纳米比亚和尼日利亚得分分别为6.17和5.14。尼日利亚在5国劳动力数量得分中最高，为1.04；南非在5国研发人员占比得分中最高，为0.63。

3．营商环境分析

总体来看，2006—2014年95个国家的营商环境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占全部考察对象的66.9%。增幅居前10位的国家（见表5-11）中，有8个“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国家。其中，阿尔巴尼亚、塔吉克斯坦营商环境的改善，主要得益于对投资者保护程度的提高；马其顿营商环境的改善则主要来自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增强。前10位中，唯一的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是圭亚那，唯一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是布隆迪，两国营商环境改善分别得益于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增强和对投资者保护程度的提高。

从2014年全部国家要素供给能力分布（见图5-3）来看，在理论取值区间[0, 40]，得分超过30的有6个国家，得分在10～30的有112个国家，得分低于10的有24个国家，大致呈略有左偏的正态分布。这说明全部142个国家营商环境分布较为合理，多数国家集中在中等水平。

具体来看，“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平均得分为19.77，新加坡、马来西亚、阿联酋、爱沙尼亚、卡塔尔居前5位（见表5-12），综合得分在29.55～39.71之间，其中新加坡除政治稳定性指标之外，其他三项指标均为满分，具有十分优越的营商环境。分指标来看，政治稳定性相对较低的是马来西亚，得分为7.55；卡塔尔在法律法规方面的营商便利性和对投资者保护水平相对较低，这两项得分分别为7.39和3.42；爱沙尼亚的知识产权保护是弱项，得分仅为7.33。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要素供给能力平均得分为17.54，智利、巴拿马、乌拉圭、哥伦比亚、牙买加5个国家营商环境较好（见表 5-13），综合得分在23.34～26.92之间。分指标来看：哥伦比亚政治稳定性最低，得分为3.99；乌拉圭政治稳定性最高，得分为9.15。乌拉圭法律法规方面的营商便利性最低，得分为5.69；哥伦比亚法律法规方面的营商便利性最高，得分为8.24。乌拉圭对投资者保护程度最低，得分为4.34；哥伦比亚对投资者保护程度最高，得分为8.68。哥伦比亚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最低，得分为3.44；巴拿马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最高，得分为6.07。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营商环境平均得分为13.88，毛里求斯、南非、卢旺达、博茨瓦纳、纳米比亚5个国家营商环境较好（见表 5-14），综合得分在24.30～30.74之间。其中，毛里求斯和南非分别位居142个国家营商环境排名的第4位和第5位。从这5个国家的4项二级指标得分情况来看，政治稳定性、法律法规方面的营商便利性、投资者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得分最高的分别是博茨瓦纳、毛里求斯、南非、南非，得分最低的分别是卢旺达、纳米比亚、纳米比亚、博茨瓦纳。

四、综合风险评价及对策建议

（一）综合风险分析

为更加清晰地评价各国风险，需对各国经济实力、要素供给和营商环境3个一级指标进行加权加总。由于本章侧重于投资前风险评估，经济实力和要素供给两项指标虽然直接影响企业投资效益，但其重要程度相对来说仍低于营商环境，故三项指标权重分别设定为0.3，0.3，0.4。综合风险得分越高代表投资风险越小，反之则投资风险越大。根据各国综合风险得分情况（见本章附录），可将142个国家划分为低等风险、中等风险和高等风险三组，对应的综合风险得分值域分别为[27，10]，(10，5]，(5，0]，各包括59个国家、60个国家和23个国家。

总体来看，2014年新加坡、马来西亚、卡塔尔、以色列、阿联酋、爱沙尼亚、捷克、南非、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10个国家综合风险较低，其中包括9个“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国家和1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巴勒斯坦、中非、南苏丹、阿富汗、刚果（金）、尼日尔、伊拉克、几内亚比绍、厄立特里亚、科摩罗10个国家综合风险较高，其中包括3个“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国家和7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2006—2014年间，142个国家中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塔吉克斯坦、圭亚那、格鲁吉亚、柬埔寨、斯里兰卡、菲律宾、印尼、亚美尼亚10个国家综合风险下降最大，其中包括9个“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国家和1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马里、叙利亚、布基纳法索、科威特、乌克兰、毛里塔尼亚、埃及、贝宁、以色列、马达加斯加10个国家综合风险呈上升趋势，其中包括5个“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国家和5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1．“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国家综合风险

2014年，“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处于低等风险、中等风险、高等风险的国家分别有39个、17个和8个（见表5-15）。其中，新加坡、马来西亚、卡塔尔、以色列、阿联酋、爱沙尼亚、捷克、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立陶宛10国综合风险水平较低；但以色列和斯洛文尼亚两国由于要素供给下降，风险略有所上升。

2．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综合风险

2014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处于低等风险、中等风险、高等风险的国家分别有12个、18个和2个（见表5-16）。其中，智利、巴西、墨西哥、巴拿马、特立尼达和多巴哥5国综合风险水平较低，而委内瑞拉和海地两国综合风险较高。

3．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综合风险

2014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处于低等风险、中等风险、高等风险的国家分别有8个、25个和13个（见表5-17）。其中，南非、毛里求斯、博茨瓦纳、卢旺达、纳米比亚5国综合风险水平较低，而中非、南苏丹、刚果（金）、尼日尔、几内亚比绍5个国家综合风险较大。

（二）对策建议

风险评估结果显示，“一带一路”战略沿线、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三个区域的投资综合风险大致依次上升。未来，中法在联合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过程中，应加快开拓“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国家市场，这不仅有利于降低第三方市场合作模式发展初期风险，还有利于促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实现沿线资源整合和产业对接，进而达到“双边合作、三方共赢、多边受益”的目的。对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应坚持稳步发展的原则，充分结合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资源要素优势和靠近北美市场优势，协助第三方国家发展经济并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则应从长期发展着眼，在条件较好的国家进行先期产业布局，为将来中法在世界范围内配置产业链埋下伏笔。

对于防范第三方市场风险，中法两国还应注重加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完善投资保护机制，共同推动与第三方市场国家签订投资保护协议。二是加强对企业海外投资的引导，注重提高企业的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三是充分发挥两国行业协会的作用，共同为企业的海外投资提供信息服务，降低信息不对称给企业所带来的风险。四是继续加强中法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协作，倡导贸易投资自由化，推动建立“互补、互利、开放、包容”的世界经济秩序。

附录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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