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3年7月22日上午7点左右，当时已拥有4亿用户的移动社交应用微信，发生了自上线以来最大规模的技术故障。在5个小时的修复过程中，许多用户因无法使用微信而焦虑。在其后的两天里，该事件成为社会舆论的热点：新浪微博中有关“微信故障”的讨论达到百万条；百度搜索中有关“微信故障”的新闻达到数千篇。“失去，才知珍贵”，正是像微信这样一批人们已经离不开的移动互联网应用，让我们体会到了移动互联网的强大威力。

这种力量的影响，首当其冲地体现在智能手机上空前丰富的各类移动应用，它们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截至2014年6月，苹果和谷歌的移动应用商店中的应用数量都达到了120万个，其中苹果应用商店的下载次数达到750亿次，这些应用涵盖了信息、娱乐、教育、社交及健康等与生活相关的方方面面。一项针对中国28个城市白领日均使用智能手机时间的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城市的白领每天至少花费3小时在手机上，北京白领使用时间最高达到6.72小时。“移动改变生活”已经不再是一句人人熟知的口号，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社会现象。

作为经济领域的长期观察者及研究者，我们很自然地对这一社会现象的经济学意义产生了思考。我们看到，自2008年3G牌照颁发以来，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在3G和4G移动通信基础设施上的投入已累计超过万亿元，而带来的产出呢？如果我们只看到“移动改变生活”这一面，我们会发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只是替代存量经济的消费经济而已。从用户行为上看，我们在优酷上看一部电影，可能就会少去一次电影院；多发一条微信，可能就少打一个电话；在QQ音乐听了一首歌，可能就少买一张CD；在天猫买一件衣服，可能就少去一次百货商店；在手机上看新闻，报亭可能就少卖了一份报纸。从经济现象上看，微信一再创造用户数奇迹的同时，电信运营商的语音和短信收入却不断下滑，中国移动的语音业务收入2013年第一次出现了季度负增长，短信和彩信业务收入连续三年下降，且降幅不断扩大；天猫双十一在不断刷新交易记录的同时，线下的百货商店却受到强烈冲击，2012年5月29日，上海淮海路地标性百货公司——上海第一百货淮海店关门停业。但如果认为移动的力量仅仅体现在改变生活上，那么无疑是给这一革命性创新的社会价值打了极大的折扣。

幸运的是，在更广泛和更深入地考察了众多生机勃勃、层出不穷的移动互联网创新实践项目后，我们发现，移动的力量不仅仅在于改变人们的生活，它还将深刻地改变甚至改造人类社会的生产力。

正如电力、发动机、电话、计算机、桌面互联网等这些永垂青史的科技创新一样，移动互联网注定在生活和生产两个方面都将极大地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

在本书中，我们研讨了一系列典型的移动互联网应用案例，较为系统地揭示了移动互联网在生产应用中的巨大潜力。例如，中国上海生物电子标识有限公司的奶牛电子胶囊项目，让奶牛吞入一颗含有低功耗传感器以及近场通信模块的瘤胃式电子胶囊，就可以随时随地跟踪监测奶牛的排卵期，并通过无线网络传输至监测端，从而捕捉到稍纵即逝的奶牛授精机会，降低奶牛的空怀率，提高奶牛单产量。再比如，中国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与GE合作实施的飞机部件状态监测项目，在飞机重要部件安装传感器和无线通信模块，可以远程诊断飞机的潜在故障。2012年9月，该项目成功发现并报告了一起飞机发动机风扇叶片故障，避免了一次昂贵的飞机故障停场检修，甚至可以说，避免了一场空难。这些鲜活的案例就像一片片拼图，最终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移动改变生产”的美好蓝图。

移动互联网在生产中的应用是有其机理的。首先，劳动者在终端技术、软件技术及网络技术的共同武装下，工作效率将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其次，移动互联网随时随地、万物皆可连接的特性创造了桌面互联网时代不具备的生产条件，劳动者基于这些新的条件可以利用以前不能利用的时间，做以前不能做的事；再次，机器的智能化、网络化将实现整个社会生产资本的智能化、网络化，随着越来越多的机器和设备加入移动互联网，跨越整个网络的协同效应将最终实现；最后，生产控制过程将受益于前两个要素智能化后所产生的大数据，使得关于生产控制的智能决策成为可能。智能决策是设备与系统以及知识相互汇集的顶点，如果最终实现的话，将历史性地提高潜在生产率，同时降低成本，其影响规模将堪比工业革命和桌面互联网革命。

我们断言，提高整个人类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将是移动互联网推动社会进步发展所奏响的最强音，是“移动的力量”的最高体现。回顾历次科技革命，无论是蒸汽机、发电机还是信息技术与桌面互联网的发明和应用，都曾带来人类历史上的生产力飞跃。最近的一次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来自信息技术和桌面互联网的广泛应用。自1996年开始的近10年间，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速与之前25年相比提高了将近两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一项有关研究中提到，信息技术产品及其普及在这一加速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信息可以减少短期的不确定性，从而显著减少了生产某一数量产品所需要的实际资源。

当然，如果从2007年1月9日乔布斯发布第一代iPhone算起，移动互联网在全球已经发展了近7个年头，我们至今尚未有经济上有效的数据来证明它普遍地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那么，如何理解这一现实呢？其实，类似的疑问在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出现。美国经济学界曾经流行过一个“信息技术悖论”：为什么信息技术革命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经开始，而劳动生产率从1996年才开始显著提升？我们认为，信息技术革命从开始到能够显著提升劳动生产率，需要经历一个实实在在的落地和普及的过程。考察1996年前后，桌面互联网行业发生了四起标志性事件：①浏览器公司Netscape上市；②微软Windows 95大获成功；③Web超过Telnet成为最主流的互联网应用；④互联网主机数爆发式增长。这四件大事的共同意义在于，1996年桌面互联网才真正具备了社会普及的关键条件。根据斯坦福大学经济史学家保罗·戴维1989年的著述，重大创新往往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能普及到显著提高小时产出率的程度。美国第13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在《动荡的年代》中也提到，在托马斯·爱迪生于1882年实现点亮下曼哈顿区的壮举后，又用了大约40年时间，才让半数的美国工厂用上电力。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确信，随着移动互联网在生产中的应用范围和深度不断拓展，其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将会无可置疑地展现出来。

“移动改变生产”这一命题对于今天的中国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急需寻找新的增长驱动力。影响经济增长率的变量主要有劳动力、资本以及技术进步率。从劳动力来看，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2011年中国劳动人口占比为74.42%，同比微降0.1个百分点，结束了之前多年上升的趋势。另外，根据有关机构估算，农村可转移的富余青壮劳动力已从1990年的1.3亿下降到目前的0.3亿。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中国人口红利正走向衰竭。同时，投资对经济拉动的边际效应正在递减。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思危先生的计算：“在1992—2001年时，大概是平均一块钱的投资转化为五六毛的收入，现在只有2毛多。”中国的下一波经济增长必然由技术进步带动。

另一方面，中国在“移动改变生产”这一领域已经具备了赶超发达国家的基础条件。首先，中国的移动网络基础设施在全球并不落后，3G和4G移动宽带网络已经实现广泛的国土覆盖；其次，根据尼尔森的数据，2013年中国智能手机的普及率已经超越美国；最后，中国移动互联网应用的创新和普及早已与发达国家同步，截至2013年底，微信已在全球拥有6亿用户，成为全球拥有用户数量最多的移动互联网应用，而去年开始如火如荼发展的互联网金融更是超越了美国。

纵观全球，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工厂”的中国，其经济为移动互联网提供了最广阔的发展空间，致力于此的中国产业界人士和投资人无疑是非常幸福的。作为观察者、研究者和布道者，我们愿以此书为促进移动生产力在中国乃至全球的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移动生产力”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在完成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参阅了大量来自互联网的公开资料，限于篇幅，无法一一列举，在此向资料原作者一并表示敬意，如有不妥之处，恳请发邮件至dyf@phei.com.cn联系我们。

编著者
2014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