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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视角，即一个经济体取得的现实成就的最核心指标——劳动生产率，来观察本次移动互联网向生产层级扩散的逻辑。
劳动生产率水平最终决定着社会的平均生活水平，也是区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决定性因素。目前广泛使用的测算和预测劳动生产率的方法称为“多要素生产率”。简单地说，多要素生产率是指产出增长中不能归结为劳动和资本的投入变化的部分。从理论上说，多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来自技术效率的改进及其背后的新观念。这里提及的“技术”一词更广义地说是创新的应用。多要素生产率还反映着人员和货物运输速度的提高，通信能力的进步，能源、材料和服务的利用效率的改善，经济的规模化，生产组织方式的改进等；还有越来越重要的机器人的使用，它们可以在维持产量的情况下大幅精简所需的人工投入。创新的应用是小时产出率提高的重要来源，是生产率进步的关键因素，它反映着新的观念创意能否被快速实施并纳入生产过程。
根据总劳动小时的估计值、调整后的劳动力质量（如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资本贡献的大小以及创新的应用程度（即多要素生产率），我们可以通过多要素分析来预测商业产量和小时产出率。资本支出的水平和构成以及创新的应用，从统计上证明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是十分缓慢的：在工业革命之前，西方经济体中的人均收入水平花了800年才实现了翻番。在1870—1970年，美国非农产业的小时产出率的年均增速为2.2%，这是衡量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指标。由于知识的积累几乎是不可逆转的，我们应该能看到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持续提高。事实上，自1889年（有年度数据的最早年份）以来的任何15年间，小时产出率的年均增速从未超过3.2%，也从未低于1.1%（见图1-5）。
图1-5 美国非农产业实际小时产出率
（资料来源：J. W. Kendrick, “Productivity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1961); U.S.Department of Labor）
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的技术革命，在前后150年时间里，人均收入水平增长了13倍。
创新是劳动生产率的发动机，是小时产出率提高的关键因素。例如，能够降低废料率和废品率，从而减少物料投入的制造技术，也是降低单位产品成本、提升单位小时产出率的潜在重要来源。在20世纪50年代前，从铸铁锭中可以锻造出来的钢材产量平均不到原重量的75%，铸铁锭在进入转炉炼钢前必须削割，但随着连续铸造技术的进步，这种物料削割造成的浪费大大减少。
产品运输速度和效率的提升也在拉动GDP的增长。抵达飞机装配厂的铝材的价值显然高于炼铝厂仓库的铝材。19世纪70年代，得克萨斯州农场的牲畜价格与堪萨斯州西部铁路末端的价格差，随着铁路取代昂贵的长途驱赶牲畜的运输方式而快速缩小。在横跨美国的铁路开通后，东西海岸之间货物运输的时间从6个月缩短到6天，每吨每英里货物运输所需要的人工投入同样大幅下降，这也显著促进了价格的降低和附加值的提升。
除产品的生产和运输外，商业服务的杰出创新成果也为产出做出了重要贡献。信息传输的加快促进了市场套利活动，提升了相对价格机制的准确性，进而有助于把稀缺的储蓄资金用于最有效率的技术开发与应用。随着实用电报技术的引进（1844年），尤其是跨大西洋电缆的铺设（1866年），决定产品生产和最终运输目的地信息的获取成本和时间大大减少，人们的生活水平也由此得到了相当大的提升。
如图1-6所示，美国劳动生产率在1950—1968年的年均增长率为2.9%，反映了应用大量技术成果的效果，它们在20世纪30年代的压抑环境中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根本就无用武之地。显然，这些新观念的库存此后逐步消化，劳动生产率增速在1969—1995年显著下降。不过此后10年又获得了新动力，互联网泡沫时期网络在信息技术中的作用凸显，新观念和新应用的出现频率加速到“二战”刚结束时的高水平。当然，后来的2008年金融危机又影响了许多（但绝非全部）创新的推广应用。
图1-6 美国劳动生产率增进的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
信息和桌面互联网革命，带来了人类历史上第二次生产力飞跃。自1996年开始的近10年间，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速达到了之前25年平均值的将近两倍。美联储在一项有关的研究中提到，信息技术产品及其普及在1995—2006年的劳动生产率加速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信息可以减少短期的不确定性，从而显著减少了生产某一数量的产品所需要的实际资源。在信息获取技术最新的一波革命前，20世纪的大多数短期商业决策都受到信息传输的内在延迟所造成的不确定性的拖累。由于无法及时了解顾客的需要以及存货的实时规模和位置，企业通常需要相当多的能源、物料和人力储备才能保证有效运转。由于决策是根据数日乃至数周前的信息制定的，生产计划必须要求准备足够多的存货量，才能适应市场需求的不可避免的意外反应并防止误判。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存货量的决策经常需要对每个项目进行费时费力的计算。在管理层有足够的信息调整产量前，存货往往已堆积了数周。
如今，公司总裁掌握着存货、应收款和应付款的实时记录，能够对新出现的失衡迅速做出反应。很显然，近年来实时信息的大量增加使企业管理层能够大幅削减安全存货量和计划内的冗员数量。这意味着经济活动需要的物品和人力减少了，而这些富余存货和冗员在一两代人以前，还被认为是维持生产的必要保险措施，但最终大多不能产生真正有价值的结果。
这些进步突出了信息技术的本质：拓展我们的知识，减少短期的不确定性。其结果是，与各种产业活动有关的风险溢价出现了永久性的下降，并节省了用以维持信息系统的资本的数量。简单地说，信息技术使整个经济的小时产出率得以提升，部分原因是减少了用于防范未知和意外事件的工作量。
劳动生产率进步大多数是渐进式的，需要一定时间让新观念渗透到试错过程中，经受市场的考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全国的生产技术水平。
那么，如果说是信息革命推动了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为什么信息技术革命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经开始，而劳动生产率从1996年才开始显著提升呢？
根据斯坦福大学经济史学家保罗·戴维在1989年的著述，重大创新往往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能普及到显著提高小时产出率的程度。美国第13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在其著作《动荡的年代》一书中也提到，在托马斯·爱迪生于1882年实现点亮下曼哈顿区的壮举后，又用了大约40年时间，才让半数的美国工厂用上电力。直到整整一代多层厂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取代之前，电力都没有充分表现出相对于蒸汽动力的巨大优势。保罗·戴维生动地解释了造成这一拖延的原因：当时最好的工厂建筑的设计不利于采用新的电力技术，它们利用所谓的群组驱动方式来运转，精心布置的滑轮和轴柄把动力从中央动力源（蒸汽机或者水力涡轮机）输送到遍布工厂的各台机器。为避免能源的浪费和中断，共用的驱动轴柄的长度必须有所限制。因此，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让工厂垂直分布，每一层有一根或更多轴柄，每根都能带动一组机器。
直接用大型电动机替代现有的驱动轴柄，即使可行，也不能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企业主们认识到，电力的革命潜力要求更多的激进变革：中心动力源、驱动群组乃至专门为其设计的工厂建筑都将过时。由于电力可以给每台生产机器配备专门的小型发动机，占地巨大的平房式厂房成为潮流。在这些厂房中，机器可以来回摆放重组，以实现最高效率，最为便捷地运送物料。然而，放弃已有的城区厂房，搬迁到空间更大的郊外是个资本高度密集的缓慢过程。保罗·戴维解释说，这就是美国企业的电力化过程需要数十年的原因。不过，配备了电动机的数百万英亩平房式厂房最终遍布美国中西部的工业区，小时产出率也开始加速提高。
信息技术革命从开始到能够显著提升劳动生产率，也需要经历一个实实在在落地的过程，而美国劳动生产率在1996年开始重回高增长，是因为1996年前后发生了四起标志性事件：
（1）美国浏览器公司Netscape成功上市；
（2）微软旗下Windows 95 大获成功；
（3）Web超过Telnet成为最主流的互联网应用；
（4）互联网主机数进入爆发式增长。如图1-7所示。
这些事件绝不是巧合，它们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是一种因果关系。一方面，网络浏览器和Windows操作系统降低了计算机使用门槛，使之在教育科研机构、公司工厂、家庭逐步普及；另一方面，互联网大大提高了信息沟通的效率，最终使得劳动生产率连续十年保持快速增长。
图1-7 1969—1999年全球互联网主机数目变化图
（资料来源：东方证券）
2005年后，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5年平均值从3.1%回到了1.6%，即回到了互联网革命前的水平（见图1-6）。这是否意味着互联网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故事已经结束？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这只是传统桌面互联网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暂告一段落，而新的移动互联网对劳动生产率潜在的巨大提升作用尚未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