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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重大网络事件的新特点与新趋势研究

红麦舆情通过对2013年舆情案例的分析和梳理发现,在舆情危机应对“招式”方面,各地政府机构和企业得失并存。在日常的舆情搜集与官民互动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开始“试水”电视问政和微博问政,尝试通过微博、电视进行官民互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而在一些突发事件的危机应对上,地方政府部门的表现则做得缺少智慧。说到底,仍然保留着“鸵鸟政策”、“土皇帝思维”和“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一些地方官员不但没有看到网络舆情的积极作用,反而仍将网络舆情视为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这便导致在负面舆情出现时,官员信息不完全公开,问责不到位等情况。其实,从2013年的诸多案例中都不难看出,大多数情况下,充分听取网民的意见,对事件的快速解决有益无害。因此,各级地方政府官员应当转变思维,如果行政机关做错了,被人民指出来了,应该认真虚心改正,这样,人民也会谅解。如果不改正,还仗势欺人,将错就错,最后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从目前来看,无论是面对正面还是负面舆情,多数政府部门难以把控、举措失当,往往采取“躲”的方式来回避媒体,规避责任。事件被曝光后,第一时间发声的往往是新闻媒体和网民,官方则迟迟不见回应,即使有,也是惜字如金、闪烁其词,以时间换取空间,或者干脆对舆论的质疑置之不理;发布会通常找几家熟悉的媒体,念完通稿即告结束,根本不给记者提问的机会。即使接受采访,也只是接受新华社、中新社等机构“国字号”媒体的采访,之后便开始找几家公关公司专门帮忙发稿,尽量减少事件的负面词汇出现,意图用时间来冲淡公众对事件的关注程度。即使是迫于舆论的压力,不得不出面表态或对当事官员做出处理,给人的感觉也只是在应付,通常是风头一过,一切便恢复如初。如此应对之策,只是换汤不换药,其处理结果也只是治标不治本。

此外,应对舆情还需有始有终。2013年关注过的多起案例至今仍未得到圆满解决:《新快报》刘虎案至今没有官方结论、广东省原科技厅厅长李兴华落马之后处理情况、山东大连遭举报行政执法局局长蔡先勃问题开展调查情况至今未通报,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执行院长胡娟“落马”已半年有余,但对于刚刚年过40的女院长胡娟履历的猜测以及教授职称评定仍饱受质疑。不过,2013年已有不少政府机关重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并开始积极探索网上问政的新方式。总之,应对网络舆情离不开网络,而网络问政则是提升舆情应对能力、与时俱进的关键一步,应当充分重视。伴随着我国互联网转型发展不断加快,我国社会舆情也呈现出一些新特点与新趋势。

一.网络谣言的治理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谣言在信息不透明的背景下不断滋生蔓延,网络谣言的传播速度已经超越了以往任何媒体时代。为了粉碎和抵制网上虚假信息的传播与扩散,为了净化网络环境,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专门出台《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网络谣言转发超过500次,就构成诽谤罪,这些将促进网络舆论生态治理和社会和谐稳定。

2013年,全国公安机关开展的打击网络谣言专项行动取得初步效果,秦火火造谣事件、陕西神木“财政亏空”谣言事件、中石化“非洲牛郎门”名誉权纠纷案等一大批网络谣言传播者得到应有的惩处,起到了给人以警示的作用。

网络谣言泛滥被人人喊打,我们同样不能忽视刚露头的“官谣”。其中,2013年3月20日,广东佛山一货车被治超执法车拦停,司机称遭执法者殴打,但佛山交通部门打人者声称“绝对文明执法”。在得知执法者打人场景被货车上装的视频装置录下后,佛山治超办才处理相关责任人并以“因调查不足匆忙回应,以至于事实存在出入”为由道歉。另外,5月22日,一条名为“项城一官员高调现身郑州娱乐场所”的微博被疯狂转载。网上曝出“郑州夜店打字幕欢迎项城田局长”,项城市相关部门回应称,项城市田姓局长、副局长有六七位,但这些局长21日都没有到郑州出差。当地还回应称,可能是一场恶作剧。28日,当地称经过调查,事件主角为项城市工商局副局长田洪志,当事人被免职。这两起先否后肯,遇事撒谎的方式,其根源是急于想撇清自身污点的某些单位或个人,出于保护官员或单位声誉而明目张胆地发布“官谣”,以此逃避上级部门和社会舆论的问责。网民认为,“官谣”的危害性有其历史根源、组织根源、社会根源和官场根源,而且往往得不到任何处理,其恶劣影响远远超过个人谣言。

此外,谣言的背后有时也存在官民之间的话语权博弈。例如,2013年8月,安徽砀山一网民,将当地一起10死5伤的特大交通事故说成“16死”,被当地警方以“造谣”的名义处以行政拘留,引发网友强烈质疑,最终当地公安也承认处罚不妥。9月,更是发生了“张家川初中生发帖案”,甘肃省张家川县一名16岁初中生杨某因为质疑当地KTV的一起死亡事件,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在公众强烈要求下,发帖少年被释放。这些处理不当的方式,使政府在应对网络谣言方面处于被动地位。

谣言的生成、传播有其自身规律和方式,绝非“谣言止于智者”那么简单,不可任其自生自灭。网络舆论针对谣言的“攻坚战”未来还会继续,以“发布平台”、“区域微博群”为主体的传播或将成为规范互联网、统筹新时期网络传播的规范新动作。当然,动用行政权力和司法力量对一些不致威胁社会安全的谣言进行干预还需谨慎。

网络谣言的产生是有背景的,治理网络谣言虽然是必要,但须找到其产生原因。

二.微博发展正迈入衰退期

2013年,政府机构开通官方微博实时发布所属领域的热点信息,成为大众了解该领域发展的新渠道。同时,微博成为2013年负面舆情事件曝光的重要平台。据红麦舆情统计,在2013年的腐败案例中,有14例腐败案件都是被微博曝光传播的,仅次于论坛,微博的力量在不断被放大的同时,也在不断改变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微博粉丝量已经成为衡量微博活跃度的象征。微博是表达自己观点的平台,也是对外开放式传递信息的平台,逐渐成为网民接触新信息的重要来源。

微博看似微小,却能量无穷。现在很多政府机构和企业在出现负面舆情时,往往第一时间通过微博发声,与网民互动,深得赞许。例如,2013年10月广东高州中风老人取存款猝死一事,引发广东高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对该社“9·27”事件的高度关注,该社通过微博发布公开道歉信,表示对事件的发生“感到非常痛心,对广大公众表示深深的歉意。”网民认为“希望改变银行的垄断地位”和“希望银行业服务秩序得到整顿”的分别占比12.78%;有10.93%的网民认为“取缔不合理收费项目”;“让其回归商业属性”占比9.81%;认为“加强对银行监管和问责力度”占比11.66%;“金融立法应让消费者参与”占比11.09%;“银行要提高服务意识”占比11.66%;“消费者要提高维权意识”占比8.92%;其他为10.37%。由此可以看出,微博还能帮助分析网民倾向性观点,帮助相关机构做出正确的判断。

微博作为新兴自媒体,在短短5年时间内不断发展,现正步入衰退期。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2013年,微博发展出现明显转折,微博用户规模和使用率均出现大幅下降,部分微博舆情热度出现增幅回落状态,但微博的功能仍然在不断放大,政务微博部分仍然处在增长状态。至于微博发展并不乐观的缘由:一是社交网络营销信息泛滥,商业化并不理想,盈利模式有限;二是来自于竞争对手的冲击导致微博用户量下降。其他新兴自媒体的出现,无论是对微信,还是对传统媒体都是一种挑战,而且这种挑战将持续。

三.微信成为舆情监测新领域

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公众接受信息的模式发生了根本改变。“再小的个体,也有自己的品牌”,微信作为信息分流的工具。从目前发展的势头来看,在生活中山无处不在。微信具备QQ聊天的功能,带动了手机软件系统的升级,并逐渐被国内外民众所接受,美国《纽约时报》评价为“正积极尝试扭转中国本土互联网产品无法推向世界的命运”,这也预示着微信的全球战略全面启动。

从目前的研究形势来看,媒体公众账号扩大传播成为主流;其次是企业借助微生活平台迅速积累庞大用户群体;再次是政府。据媒体公开报道显示,2013年,全国各地大致有超过3000家各级党政部门开通微信。

微信公众平台现已成为政府机构和企业新型传递信息平台之一。据红麦舆情发布的《2013年政务微信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10月31日,腾讯微信平台已开通的公众账号超200万个,公众账号日均注册量为8000个,其中经认证的公众账号超过5万个,这些表明微信的潜在影响力不容忽视。现在一些企业还推出自己的微信营销、微信赞助、微信培训等服务,也间接地推进了企业品牌和政府形象推广的业务。

现在舆情发展已经向微信监测领域转变,微信监测已成为互联网舆情监测领域的必然对象,重点监测有利信息以帮助政府和企业愈发重要。目前,搜狗搜索引擎在微信搜索方面的初步尝试已获成功,成为舆情监测主导媒介。同时,红麦软件成功抢滩微信监测平台,成为业内标杆。

此外,微信作为一个新生物,还处于半封闭系统状态,没有关注,就很难将信息传递给受众,网民观点的下沉隐藏了微信平台的媒体属性,不利于政府摸准民意。微信的封闭特性带来了微信平台舆情监控的技术难度,这也反映出对微信平台舆情监控的重要性。

最后,期待舆情监测技术未来在微信监测领域发挥更多的应有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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